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超越性邏輯

李頌

（南京師范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

自盧梭對資本主義現代社會表達不滿以來，西方現代化經歷了無窮的拷問。尤其是生態危機發生之后，人們不斷地給弊病不斷的西方現代化開出種種藥方，以謀求對西方現代化完成超越。概括起來，超越西方現代化的理論無非有三種基本模式：一是回到前現代，二是進入后現代，三是對現代化進行生態改良。然而，這三種模式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無法破解人與自然關系的現行矛盾。我國審時度勢，站在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高度提出要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超越了對現代化的三大拷問，破解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困境，充分彰顯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普遍性和世界意義。

一、對人類文明回到前現代的質疑

現代化作為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和大變革，自誕生以來就成為哲學討論的主題。自康德對現代化問題進行分析后，其批判代表著現代性的開始，自此，黑格爾、馬克思、海德格爾等也對現代性進行論述。在這些討論中，為什么人們一邊放手現代化，又一邊放手去批判現代化？尤其是全球生態危機爆發后，現代化的弊端暴露無遺，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批判。在現代化和反現代化的批判當中，有一部分反現代化主義者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咎為“現代化惹的禍”，認為只有徹底放棄現代化，才能實現真正文明。他們堅稱現代文明是在污染自然：“對諸神的反叛……這個充滿機械的行為所及之處，在全球散播了貪婪的疫病，隨之以塵漫、丑惡與殘暴?！盵1］印度反現代思想家甘地就曾宣稱反對現代化本身，認為“只有在西方將現代文明徹底拋棄之后”，“人類的福祉才會到來”[2］。

在這場反現代化浪潮中，部分反現代化主義者傾心于拋棄現代化，返回到現代化之前的文明狀態，即退回到人與自然保持最初和諧的農耕文明，過一種田園牧歌式生活，達到人與自然的天然和諧。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出現一股“復古”風，主張降低對現代性技術的依賴，代之以參加農村公社或其他形式的公有組織。泰戈爾像很多反現代化主義者一樣，贊揚鄉村而痛斥城市，向往鄉村牧歌風及自然的和諧。日耳曼和東歐的反現代化思想家將中古時代視為一個絕對“整全”的時期，認為其是一個有機體般存在，是建立在共有價值上的真正社區與鄉誼時代。在返回前現代化思潮中，“大地女神崇拜”“生態泛靈論”等幾乎都持有一種“生物中心性”的共同觀念，從利奧波德的“無人分離”的術語推至最終結論，這些神秘生態學主張“回歸更新世”來與第一自然融為一體，讓自然自主地延續。其中，部分西方國家認為現代化建設應該回歸農耕文明。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明，仍保留成千上萬的傳統農村，億萬農民在繼續從事著精耕細作的小型集約化農業，因此，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有得天獨厚的文化傳統和優勢回歸到農耕文明。

為什么要回歸前現代？在馬克斯·韋伯看來，前現代是尚未祛魅的時代。正因為尚未祛魅，人與自然關系是交融而非對立性存在。在前現代，自然是世界的本原，是一個擁有生命、理性和德性的本體存在，處在宇宙的最高處，為世界萬物的存在提供最終根據。自然不僅規定著人的存在，也為宇宙萬物立法。而人是自然的分有，不能僭越自然宇宙為人類安排好的必然秩序，唯有順應才能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確切位置。由此，古希臘哲人、中國先哲以自然宇宙為背景來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無論是西方的“神”還是東方的“道”，無不表達了人對自然的推崇、敬畏和感恩。人以仰天、頌天的統一姿勢敬畏地繁衍生息，所形成的人與自然關系，也是最直觀、樸素、簡單的和諧狀態，呈現出一幅萬物有靈論的神話圖景：清明的精神、確定的道德、人與自然最初的和諧等。這種平和、淳樸、有機與近現代西方工業文明的攻擊性、造作和機械性形成鮮明對比。

但是人與自然關系回歸的可能性也同樣面臨著一系列需要回答的問題。這份最初的和諧雖然未引發人與自然間沖突矛盾，但這種和諧本質上是敬畏自然、順從自然，是一種不平等的主奴關系。人是被自然“安排”好了的人，人類所有的生產生活都無法擺脫自然所賦予的命運安排，必須順從自然。而這種順從和尊崇常常帶有無奈、無助以及裹挾的味道，“自然界起初作為一種異己的、有無限威力和不可克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像畜生一樣懾服于自然”[3］。人被自然所束縛，受限于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人對自然的認識并不完備，更不具備現代人已經習以為常的應對自然劇變的技術手段，手工勞作方式讓勞動變成沉重的負擔，更談不上現代意義的改造。尤其是面對自然的沖擊，人無法對各種自然現象作出科學解釋，更無力改變，而自然經常以洪水、干旱及食物匱乏等方式把人類逼到死亡的邊緣。由此，無論是古希臘人提出的“合乎自然而生活”，還是中國古人提出的“聽天命”，本質上都是人與自然的不和諧，是對立。換言之，在前現代，人與自然之間這種田園牧歌式和諧不過是一種幻象。

二、對人類文明走向后現代的質疑

既然退回前現代不行，那超越現代，直接進入“怎么都行”的后現代是否行得通？在反現代化思潮中，有一部分人認為資本主義自身無法克服生態災難，要解決問題，必須放棄現代性及其發展規范，直接進入后現代。什么是后現代？后現代談論“現代性之死”，認為“上帝掌管一切”、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等現代性一切著名的質疑都應受到質疑[4］，堅稱如今我們都屬于“后現代”。進而言之，后現代反對中心性、真理性，質疑、批判甚至否定西方現代化的理性、規則和制度等，反對人類終極理想。尼采作為批判現代性的先行者打開了后現代的大門，認為返回前現代于事無補。他鋒芒直指“現代人”與“現代精神”本身，認為現代喪失了人類“借以展望未來和依靠現實的之上力量來闡釋過去”的“生命穿透力”，他懷疑現代性是否還有能力獨立自主地創造其自身的準則，“因為我們對現代性已無可奈何”[5］。在德里達、利奧塔、?？碌群蟋F代主義者看來，追求真理是追求權力，諸如理性、整體、財富創造以及人的解放等傳統哲學基本范疇，都屬于“元話語”和“宏大敘事”，沒有存在意義，必須消解。費耶阿本德主張“怎么都行”的多元主義方法論，在他看來所有的規則都有其限度，“沒有任何一個規則不曾在這個時候或那個時候被違反過，無論它多么可信，在邏輯上和一般哲學上有多么充分的理由”[6］。

“怎么都行”的多元主義方法論折射到生態當中，深層生態學的無政府主義、地方主義是代表性思想。深層生態學特別注重形式多樣性，偏愛非一致性、非理性主義。在后現代看來，理性、秩序、權威等西方現代性的核心思想割裂了人與自然關系內在一致性，導致現代性陷入“非正義”“虛無主義”的雙重困境。德國哲學家特奧多·W.阿多諾認為生態危機根源主要是理性危機，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同一性思維壓制了人和自然之間偶然的、感覺的和特殊的東西，只有摒棄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完成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到生態中心主義的價值轉變，才可以解決生態問題。?？峦瑯臃磳σ辉宰憷硇?，認為現代社會通過規訓控制自然，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途徑歸結于生態價值觀的變革和個人生活方式的轉變。蒲魯東、克魯泡特金等均反對任何國家和政府主張實行“互助制”社會，實行認識論上的無政府主義，探求一種意義更廣泛的“自然設計”。E.F.舒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中開篇第一句話即“我們這一代最致命的一個錯誤就是，相信‘生產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事情并沒有沿其應該走的道路前進，這實為人類的劣根性使然”[7］。E.F.舒馬赫指出，現代人以為自己擁有無限主宰以及征服自然的外在力量，營造出生產問題早已經解決的幻覺。尤其是炫目科技加深了人類的幻覺，西方工業集中化和大型化生產技術天生暴力、損害生態。很明顯，這項對抗大自然的暴力行為必然不可避免地導致人類之間的暴力，造成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對立。而要改變這些暴力行為，E.F.舒馬赫認為必須克服對大規模的迷信，放棄工業經濟，發展小而美的“中間技術”，進而言之，小而美才是通往幸福生活之路。

不難發現，后現代拒斥現代性，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對現代性的回應和解構，這對于消泯人類中心主義的存在基礎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誠然，正如一枚硬幣有兩面一樣，后現代所主張的無政府主義、地方主義均失之偏頗。默里·布克金反對過分關注技術的規模和尺度，諸如“大的”“小的”或“中等的”等術語，都只是表象而不是他們的本質。過于關注這些表象就會忽視技術的社會基質，尤其是它與自由的理想和社會結構的關系。后現代反對所謂權威及“經院哲學”方法論，棄用理性規范，即反對終極目標，缺乏統一性，活在當下缺乏未來指引。但理性作為現代化的核心，仍然包含著規范。在馬克斯·韋伯看來，理性的合理化是敘述現代性的必要條件。黑格爾直接將理性視為世界的根據，“現存于自然界的現實理性……是自然界的永恒和諧，即自然界的內在本質和規律”[8］。此外，這種反對規范，堅持“怎么都行”必然導致“怎么都不行”的困境，使生存變得盲目。后現代堅持不確定性，主張每個人都在創造自己的現實存在，給世人一種印象，只要“人”愿意，不管客觀條件多么迫切地需要規則，人照樣可以對這些規則置之不顧。沒有終極理想，缺乏評判標準，各種偏見、奇想、混亂等非理性因素不僅割裂了事物整體性，還會導致無序發展，人與自然關系也會不可避免地陷入混沌狀態，人類向什么方向去努力又懸而未決。

三、對人類文明繼續行走在西方現代化道路上的質疑

通過上述分析，無論是前現代還是后現代，本質上都是對現代化的拋棄，未從根本上破解人類文明發展困境。哈貝馬斯、吉登斯等均明確否認了現在已經進入后現代的說法，肯定當今時代仍處于“現代性”范疇。在《現代性——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中，哈貝馬斯批判了反現代性傾向，并斷言現代性乃是“一項未竟的事業”“未完成的構想”[9］，其潛力還未得到最大釋放。任何阻止、逆轉現代化進程的企圖都是徒勞的，現代性依舊是人們研究當代人類基礎性、根本性和全局性問題的相對有效的哲學范式[10］。吉登斯既反對后現代主義對現代化的全面否定，也反對哈貝馬斯等人對現代化的固守，在對現代化作出制度性分析的基礎上，吉登斯作出了現今世界屬于“高級現代化”或“晚期”現代性時期的判斷[11］。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哈貝馬斯等人支持繼續走在現代化道路上，但并非繼續走在西方現代化道路上?！百Y本邏輯”主導下的西方現代化雖然創造出日益豐富的物質產品，極大地滿足了人類需求，但與此同時也帶了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發展，如“全球八大公害事件”就是真實寫照。歸根到底，在西方現代化視野中，人與自然根本對立，“大寫的人”取代被上帝束縛的“小寫的人”，人成為自然界至高無上的存在和自然萬物的尺度。尤其是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現代人誤把控制、征服和占有自然視為人之為人的本質，對自然界表現出無所畏懼并胡作非為。艾愷用“擅理性、役自然”概括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本質特性。小約翰·柯布認為，西方現代性的局限在于它完全委身于一種過時的形而上學，這是一種人與自然二元論的、還原主義的哲學，一種機械世界觀[12］，遮蔽和遺忘了自然對人生存和發展的本原性意義，導致了越來越嚴重的生態失衡，使人類文明陷入空前的困境。

面對資本主義“根本無法解決的危機”，人類文明如何實現接力？社會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經歷了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之爭后，部分西方國家開始注重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平衡發展，掀起環境保護運動熱潮，以期破解生態危機難題。與人們慣于將科技當作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相比，西方環境保護運動對環境問題則保持科技樂觀主義，認為借助科學知識和先進技術能增強地球的承載能力，使科技本身實現綠色轉型和變革，進而使社會的新陳代謝重新嵌入自然的新陳代謝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淺綠”思想，其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現實條件下，通過調整經濟社會政策、革新科學技術緩解現實生態環境難題。以胡伯為代表的學者秉承“科技萬能論”，主張沿著“發現問題、尋求技術方案、解決問題”的思路，追求生態可持續發展。西方發達國家憑借雄厚資本和先進科技等明顯優勢，建立龐大的環保產業限制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程度，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將資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高污染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對外轉嫁環境公害，推動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展生態重建。

環境保護運動是西方社會對生態問題的回應，用綠色科技修復環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態環境壓力。但遺憾的是，這種對現代性發展危機的粉飾和修正是一種相對保守的綠色變革理論，只是試圖利用綠色科技對傳統的工業文明進行修正，西方現代化征服自然的本質沒有改變，依舊是行走在工業文明的現代性道路上?！耙晃锝狄晃铩钡臋C械式思維仍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明顯有治標不治本之嫌，屬于有限“綠化”范疇。深層生態主義者把淺層生態運動視為一種改良主義的環境運動。這種試圖減輕人類對環境沖擊的努力最終會導致人們尋求用技術方法來解決倫理、社會、政治問題，其本質是行進在現代化上，不考慮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不推翻西方現代化世界觀，不僅回避生態失衡的深刻社會基礎，而且阻礙人致力于一種能夠帶來社會實質性變化的實踐[13］。加之，綠色科技處置不當也會帶來生態代價的外部化，如廢水、廢物等凈化設施的生產建設導致的二次消耗和污染，注定無法在全球實踐。

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超越性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得知，以上三種方案都不盡如人意，都無法保證人類文明行進在正確的道路上，因而探索人類文明的新道路再次擺在了人類面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念，一種關于人、自然、社會和諧共生共榮共在之道的新構想呈現在全世界面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14］。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15］；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并將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16］。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主張人類要繼續發展現代化，要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美麗和綠色現代化發展模式，歸旨于不斷提高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但是這種提高不是以犧牲自然為代價，而是在保護自然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自然，即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動力發展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本質區別，“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反對人與自然二元分裂，主張人與自然是一個整體，是生命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統一。在這個整體中，以和諧促進共生、以共生消解對立，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和共榮，協同發展與進化?？梢哉f，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是一種更加綠色的、更具生態可持續性的現代化，實現了對前面三種發展模式的超越，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

首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實現了對退回到前現代思潮的超越。在批判現代性所蘊含的人與自然二元對立過程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批判了前現代人與自然的主奴關系。前現代思潮無限夸大了自然的先在性，其所主張的自然在上、人在下的不平等主奴發展模式脫離了人和人類歷史，使人成為服務自然存在目的的工具，結果就是人長期被自然限制約束，“田園牧歌”“伊甸園”式圖景是封閉狀態下的自我發展，毫無效率可言。而“效率”恰是現代化極其重要的價值標準。此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還表達了對前現代低下生產力和沉重勞動負擔的批判?，F代化是由不發達的狀態向發達狀態轉變的過程，其中生產力發展是其核心指征，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源泉，沒有生產力創造下物質財富的極大涌流和日益豐富，就談不上現代化[17］，工業文明戰勝農業文明就是極好的例證。囿于低水平的生產力，手工勞作等形式加重了人的勞動負擔，勞動變成一種沉重負擔。且“舊日良辰”或“騎馬趕車”的生活是對客觀現實的避讓，壓抑了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對合理物質的欲求，由此，理想化的“伊甸園”并非真正的和諧。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實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真正的和諧。與前現代化“原始綠色”發展模式相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致力于緩解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內在矛盾，堅持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生態文明之路，“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18］，將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有機結合，指明實現發展和環境保護協同共生的新路徑，成為推動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原則。而且，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不以犧牲人的發展換取環境發展，始終凸顯人的發展需求，尊重、彰顯和實現人的價值，將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納入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發展生態經濟，以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在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中實現“物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辯證統一。由此，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實現了對前現代的超越。

其次，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也實現了對后現代的超越。如果說前現代是物質匱乏社會，那么后現代已是物質豐裕社會，但這種豐裕是建立在多元主義方法論基礎上的，依靠多中心主義去解決發展問題在實踐上舉步維艱，各種消費主義、異質文化暢行加大了環境資源保護發展壓力，逐漸暴露了后現代發展困境。哈貝馬斯將現代性看作一套源于理性的價值系統或社會模式設計，而后現代性最大的危險在于缺乏發展的規范和標準，以虛無主義支配的無意義去抗拒現實意義，用失范取代規范，用其他事物的差異性來界定自身，其本質是一種碎片化發展模式。后現代主義者反對終極理想，在他們看來上帝死了，一切價值都可以重新評估，一切價值都可以被打倒，結果導致人類無價值追求陷入茫然之中，導致人類對走向美好明天失去信心。尤其是“怎么都行”的思維模式，雖顛覆了現代性權威，卻未建立新的標準和規范，導致后現代懸浮于悖論狀態或“什么都行”或“一切都是也都不是”的無標準狀態之中。后現代的失范導致善惡無度，“怎么都行”意味著保護自然可以，不保護自然也可以，看似“怎么都行”結果導致“怎么都不行”，還是無法破解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矛盾。

人類文明發展不能分裂為碎片，而是要建構生命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共同前進方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主張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在這個發展的共同體中，首先宣示了我們不能拋棄現代化，因為現代化是人類必由之路?，F代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妥善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當今人類面臨著人與自然關系的總體性困境與危機，而造成這個危機的現代文明本質上是一種“遺忘存在”“存在無憂”的文明[19］。和諧內在規定著人對自然的道德責任，但道德責任的履行往往需要外在制度和道德規范約束，否則難以持久維持。要實現這個目標，發展就要有統一規范和理想目標，不能走碎片化發展道路。環境美好是人類共同的生活需求，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價值宗旨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按照馬克思主義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關系，人類在同自然的互動中生產、生活、發展。這里的自然是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后的使生命存在的生態和諧性[20］。人靠自然界生存生活，必須尊重生態法則和自然規律，否則必然遭受自然的懲罰。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盵21］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本原則，為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再次，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實現了對西方綠色發展的超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不是對西方現代化的技術修補，而是要完成人類文明的轉型，進入生態文明。生態危機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涉及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人與自然關系失衡是造成資本主義現代性危機的根源。但無論是“淺綠”抑或是“深綠”，它們的理論共性都是在不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前提下，單純通過變革生態價值觀破解生態危機難題，忽視了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能量交換分析、忽視了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決定性影響，其實質起到了為資本推卸當前全球生態治理應負責任和義務提供理論依據的作用，具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22］?；蛟S激進主義者還沒有真正意識到生態危機的本質并不是生態價值觀的危機，而是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生產方式以及資本所支配的全球權力關系。當今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競爭，更是一種社會競爭，在“增長還是死亡”的心態引導下，市場無序發展，過分推崇科技，忽視了發展的最初目的，就會造成本末倒置，西方環境保護運動就是個例證。這種“有限綠色”發展模式仍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試圖緩解生態危機，環境主義的“和諧”以新技術發展為核心，僅停留在對西方現代化的技術修補層面，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人與自然對立矛盾，還會引發全球生態非正義。

生態問題是全球性的，是人類共同面對的一個現實難題。西方環境保護運動雖提高了本國的綠色發展水平，但其作為區域性的環保運動追求的是自身利益，在給本區域帶來生態環境改善的同時卻把生態環境問題轉嫁給發展中國家。這種以鄰為壑的不負責任的行為加劇了發展的不平等性，使得“共同利益”淪落為一種特殊的“普遍利益”，反而會加劇全球生態危機。發達國家意圖坐享科技“紅利”，在這些技術中，“一切行為和計劃的計算性”絕對目的理性得到集中體現，用于控制自然、發動戰爭以及種族繁衍[23］。就像學者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所說的那樣，控制自然是為了控制人，“如果控制自然的觀念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是通過這些手段，即通過具有優越的技術能力——一些人企圖統治和控制他人”[24］。這種控制往往捆綁著國家利益，導致全球環境的非正義性。默里·布克金認為環境失衡難題是根植于一個等級制的、階級性的和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制度，它已經將人對人的支配擴展成一種“人類”注定要支配“自然”的意識形態[25］。在《重塑社會：通向綠色未來》中，他明確提出必須糾正人類社會的階級控制模式和人類對自然的支配控制。而要破解這個難題不可能通過技術主義的、改良主義的和單一議題性的環境運動來解決，他在《自由生態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中表達了自然與人類通過人與人重新和諧而實現的重新和諧。

現代化是否具有永續性，實現生態化和現代化的統一是關鍵[26］?？茖W發展的成果已經突破了現代的邊界，更加呼吁對世界本質的反思。與西方環保運動的“環保政治秀”根本不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不僅注重人與自然的平等和諧，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公平正義性。在發展觀念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始終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把環境“質量”置于優先地位，正確處理技術進步、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它實現了對綠色革命的超越，因而其代表先進生產力，屬于保護自然環境的綠色生產力，能夠帶領人類創造文明新形態[27］。在綠色技術的運用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沒有離開甚至回避經濟社會變革或重構的“綠化”，對綠色科技進行系統規劃和設計，發揮綠色科技在實現生態化和現代化相通相融中的作用。在方法論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堅持按照系統工程方法開展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徹底、全面、系統的生態改革，提出“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這與近代以來西方形而上學為主導地位的方法論根本不同。

最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凝聚著一個發展中大國著眼長遠發展的責任和擔當，更開辟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當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全球資本主義正在走向自我毀滅，對其修修補補無法真正破解生態困境，必須尋找一種替代方案。而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新趨勢，是新的替代方案。從文明本質而言，文明是使人脫離野蠻、愚昧狀態，采用善的方式確保人成為一個文明存在物。但無論是前現代化、后現代化還是生態改良現代化，都沒有真實且充分彰顯人類文明的本質規定性，未從根本上解決人與自然的內在矛盾。人類文明何去何從？面對西方現代化對人類文明的削弱，作為建設性后現代哲學的奠基者之一，美國小約翰·柯布在剖析現代性流弊的基礎上，最早在國際上提出“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他認為，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包含了人與人的關系，樹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理念，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引領作用。有機馬克思主義者菲利普·克萊頓認為資本主義面臨著它無法解決的危機，在當今世界，中國最有可能引領其他國家走向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與舊文明膜拜財富、競爭，或僅僅采用轉變價值觀、革新綠色技術等方式延續舊的秩序不同，中國堅定不移地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開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種文明形態既不是前現代的農業文明，也不是現代的工業文明，更不是“怎么都行”的后現代文明，而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的共有共享成果，給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指明了新的前進方向。

在人與自然關系確認方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堅持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將人與自然的共同福祉置于首位，優先考慮個體和共同體的共榮與幸福，推崇合作，將全球人類社會納入更大的生命共同體中。為防止人與自然在雙重的意義上被簡單化或浪漫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以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為視角，反對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對人與自然關系進行價值排序。我國秉承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理念，在總結和反思西方現代性危機基礎上，立足唯物史觀的生態視野，堅持“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哲學思維，將人類的發展與自然的存在協同[28］。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深刻揭示人與自然的整體性，將人與自然有機融入生命共同體的理論范式，注重從系統性、整體性、結構性的維度認識和把握人與自然關系[29］，從認識論層面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思維，重塑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認知范式。同時，這種共同體理念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納入現代化視野，指明了保護和發展協同共進的新路徑，開辟觀照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新理論視野，拓展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的認知與實踐視域，表現出一種在哲學層面上的優越感。

毋庸贅言，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并不是某個地區、民族或國家的事，而成為人類的共同命運。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30］。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我國走出個人原子主義，打破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模式，主張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秉持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交往理念，實現合理交往[31］?！耙换í毞挪皇谴骸?，地球是全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家園，珍愛和呵護地球是人類的唯一選擇[32］。面對全球生態危機的蔓延，我國把人類和地球的共同福祉放在首位，主動承擔生態環境治理義務，堅持走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道路，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向國際社會鄭重作出“雙碳”承諾，將現代化的發展成果與世界共享。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為如何走出現代性人類文明困境提供了普遍性理論認知及實踐對策，促進了人類文明范式的整體性生態轉型，深化和發展了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