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本史研究主體性與學脈傳承的再思考
——重溫鄒有恒先生關于外國史研究的來信

宋成有

(北京大學 歷史系, 北京 100871)

進入21世紀,中國日本史研究進入新階段。中青年學者競相嶄露頭角,成為新一代日本史教學科研的主力軍;相關系列研究或專著、譯著、資料集接連出版,學術論文成倍增加,總的發展勢頭良好。隨著眾多日本古代史的學子自日本學成回國,一批外語能力強,熟悉日本史研究資料,治學功底扎實的博士生,成為日本史教學科研的生力軍。近年來,我國日本史研究領域的近現代史較強,古代史偏弱的格局悄然變化,與國內外培養的日本古代史博士嶄露頭角不無關系。與此同時,也出現日本學者的研究方法、選題視角、史觀等被“直譯化”,乃至 “問屋化”等傾向性問題。因此,有必要關注中國日本史研究的主體性,即中國日本史研究獨有的治學視角、特色和格局等問題。換言之,解決好中國日本史研究主體性問題,必然有助于發展中國特色日本史研究體系。留學歸來后的學子既有長處,也有短板,需要逐步適應本國的學術環境,探索并形成自己新的治學風格和格局。不難想象,日本學成歸來的“洋博士”同國內培養的“土博士”相互學習,彼此取長補短,實現歷史唯物論、實證研究方法,同研究資料與語言優勢的互補,勢必將逐步提升中國日本史研究的檔次,擴大國際學術影響?？傊?面對21世紀中國日本史研究的新局面,應該重視主體性問題。拙文回憶鄒有恒先生當年的倡議,也多半與此相關。十分期待在2023年度的中國日本史年會上,得到與會同仁的指教,彼此展開討論。

這次中國日本史年會在長春召開,令人感慨萬端。此前在會議主席臺上總能看到的老友周頌倫教授、學兄湯重南先生,居然在三年疫情的收尾階段先后離世,原定在二次會的咖啡屋里討論的學術傳承問題也無從談起。每念及于此,不免悲從中來。撰述此文,既因念老友的念想,也因日本史學會會長換屆,新任會長韓東育教授所在的東北師范大學主辦年會,令人油然想起畢生在東北師大從事日本史教學科研的鄒有恒先生(1912—2005)。鄒先生與吳廷璆先生(1910—2003)、周一良先生(1913—2001)在學術上彼此輝映,為新中國日本史學界公認的奠基三老,德高望重,飲譽海內外。奠基三老的歷史唯物論的理論立場、嚴謹求實創新的治學精神與視野開闊、不斷拓展學術路徑的學術傳統,已成為21世紀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學術傳承的基本內容。老友周頌倫教授寫過《鄒有恒先生學問人生評傳》,以及與楊孝臣教授一起寫過《修身見于世 獨善之間謀兼善——記鄒有恒先生》等長文,對拙文亦不乏重要的參考價值。

鄒先生出身家境殷實的銀號之家,先于奉天(今沈陽)讀省立中小學,學業基礎扎實。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夕,中日矛盾激化?；诳谷請髧?他擔任省立第三高中學生會主席,加入反帝同盟讀書會,參與反帝大同盟游行, 竟遭學校當局開除。隨即,國民黨第三憲兵團又發出緝捕令,沈陽高等法院送來傳票。無奈之下,在暫避天津商法學院之后,1932年東渡日本。至1942年,旅日10年,從預科、本科到研究生,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書長達9年。其間,鄒先生拒領來自日本庚子賠款的獎學金,自費就讀東大的大學院。1942年回國后,拒任偽滿洲國的偽職,甘愿做車行店員或居家讀書賦閑,愛國情懷與知識人的風骨,不言自明。1945年東北光復,鄒先生入職于東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任講授世界史、日本史的副教授。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鄒先生返回長春任教。1951年,任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創立國內第一家日本史研究室,建成藏書10余萬冊的日文資料室,1978年出任日本研究所所長。在為東北師大日本史教學科研盡心竭力的同時,取得了大量的日本史研究學術成果。鄒先生是新中國東北地區日本史研究的開拓者,弟子伊文成、楊孝臣、張聲振、任鴻章、郎維成教授等在日本史研究領域均有建樹。

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鄒先生多次提出建立中國特色外國史研究,呼吁突破“日本史學的影響”,創建中國日本史研究體系等地區國別史研究的宏大目標,影響深遠。在這里,主要依據鄒先生關于外國史,包括日本史研究的兩封來信,就中國日本史研究主體性和學脈傳承等問題,談幾點看法,敬請指正。

一、“黃山來信”及其他

1986年 9月,東北師大主辦的《外國問題研究》發表鄒先生的短文,即《對外國研究的幾點意見——鄒有恒教授給“黃山會議”的信》。鄒先生“因病不能親臨會議”,為了彌補失掉“學習機會”的“遺憾”(1)鄒有恒:《對外國研究的幾點意見——鄒有恒教授給“黃山會議”的信》,《外國問題研究》1986年第4期。,致信會議,圍繞中國的外國史研究問題,提出若干看法。

歸納起來看,鄒先生在信中的主要意見是:

(一)要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問題

鄒先生說:“我國的外國史研究,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近現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著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的問題。過去是不能講資本主義國家有什么好的東西,而近幾年來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又出現多講優點,不顧消極面的傾向,這里雖然有研究者的問題,但最主要的是過去的方針、路線上的和人為的禁忌還在起作用,不能準確地把資本主義國家的近現代化的經驗教訓介紹進來”,結果是“不僅對我國的近現代化有害,而且蒙蔽了我們自己,使我們的群眾對外國的經濟發展無知,也養成了我們某些領導人的高傲自大,或者產生了自卑和崇洋的思想”。(2)鄒有恒:《對外國研究的幾點意見——鄒有恒教授給“黃山會議”的信》,《外國問題研究》1986年第4期。傾向性問題因時而異,但從來不曾缺席發展的過程。鄒先生認為改革開放初期,國內急于縮小與世界發展的差距、實現四個現代化,高度關注引進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經營理念,積極評價歐美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出現鄒先生指出的從“過去是不能講資本主義國家有什么好的東西”,轉而出現“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又出現多講優點,不顧消極面的傾向”。在這里,鄒先生話雖不多,但切中時弊。

(二)強調外國史研究應實事求是,把握一般性和特殊性

鄒先生首先提出有別于國內流行的明治維新“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說”或“革命與改革說”的新看法,發表了獨到的明治維新觀。他說,“由于明治維新的形成有兩個主要的因素,一是資本主義的(革命性的),二是封建的(反革命性的),這兩者的茍合產生了明治維新,從而在經濟上促進了以后日本的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在政治上產生了軍國主義天皇制”。(3)鄒有恒:《對外國研究的幾點意見——鄒有恒教授給“黃山會議”的信》,《外國問題研究》1986年第4期?！案锩浴迸c“反革命性”的 “茍合”而產生明治維新,可謂意味深長。

其次,鄒先生深刻分析了近代日本走上與英法美等國不同發展道路的原因所在。他認為,正因為“革命性”的因素與“反革命性”因素相互作用,彼此“相輔相成,使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進而走上軍事法西斯的道路?！?4)鄒有恒:《對外國研究的幾點意見——鄒有恒教授給“黃山會議”的信》,《外國問題研究》1986年第4期。他認為,上述兩種因素的“茍合”,正是日本“沒有走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走上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法西斯道路的關鍵所在”。寥寥數語,點明近代日本國家發展道路歷史失誤的根本原因。

據此,鄒先生歸納出中國研究外國史的兩點結論:其一,要沖破蘇聯史學界的影響,即片面強調明治維新的“革命”的一面, “尤其是發展資本主義的一面”。他強調“我國的日本史研究者,今天大多數是資產階級革命說的主張者,所產生的影響有很大的消極作用”。其二,強調中國“研究外國歷史必須實事求是”,“看到其一般性”,也要“把握其特殊性”。(5)鄒有恒:《對外國研究的幾點意見——鄒有恒教授給“黃山會議”的信》,《外國問題研究》1986年第4期。眾所周知,明治維新“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說”由北大周一良先生率先提出,“革命與改革說”則是南開吳廷璆先生提出的新看法。鄒先生對“不徹底的資產階級說”的批評,屬于學術爭鳴的平常事。改革開放初期,提倡解放思想,學術界風氣端正,能夠彼此直抒胸臆地展開學藝切磋,即使會上拍拍桌子,會下依然親近如初。鄒先生的“黃山來信”,正是當時學術界風清氣正的典型事例。實際上,學術爭鳴并未影響三位老先生之間的感情與交往。自1980年中國日本史學會成立以來,吳先生任會長,鄒先生與周先生等任副會長,三位老先生率先垂范,精誠合作,樹立起學會坦誠相見,同求學術真諦的良好風氣與傳統。

基于旅日求學多年的親身體會,在《黃山來信》中,鄒先生特別強調近代日本教育中的特殊性問題。他認為,“在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的學校教育有其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的科學教育的一面,但主要是軍國主義教育,以培養天皇制的忠良臣民和賢妻良母為目的的,真正的社會所需要的人材是在工作中由各部門單位自己培養的”。這種 “在實踐中培養” 專門人才的傳統,“在日本戰前如此,戰后也是這樣。我們研究外國歷史必須實事求是,才能看到其一般性的,也能把握其特殊性的方面?！?6)鄒有恒:《對外國研究的幾點意見——鄒有恒教授給“黃山會議”的信》,《外國問題研究》1986年第4期。在這里,鄒先生強調了中國研究外國史的原則立場,即既要實事求是,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

(三)外國史研究要結合中國的實際

在“黃山來信”中,鄒先生說,“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研究外國,尤其研究日本經濟發展的人多起來了,寫的文章也不少。但是,真正能為我們借鑒的卻不太多,其原因之一是只研究對方,而不結合自己”。他指出,最近國際上的石油降價和美元貶值,是影響世界經濟中的兩件大事。然而,國內的相應報道不斷介紹其動態,只講在國外有什么影響,而未言及對中國的影響。他舉例說,“我們每年都有上千萬噸的石油出口”,由于油價從每桶二十～三十多美元降到每桶十美元左右,“我們石油外匯收入一下子降下來一半以上”。與此同時,大量進口日本彩電和高級轎車等,“使外匯存底從一百六十億美元一下子減到一百億美元?！泵鎸γＨ粺o知于外國,造成“我們在引進外國技術、設備和其他外貿上由于盲目和無知,不知道要吃多少虧,上多少當”等問題,他指出解決問題的主要路徑,在于“我們有責任結合中國實際,減少這種盲目性”。他強調,“在美國、日本,研究經濟的,以及社會科學的,大都結合本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現實問題,而我國搞社會科學的,從理論上研究的較多,談現實問題的人卻很少,這和我們國家多年來封鎖現實材料和統計材料有關。這種傾向近來已大有好轉,但還很不夠”。他祝愿大會“能實事求是和緊密結合現實,多從具體實際出發,就一定會有好的成果”。(7)鄒有恒:《對外國研究的幾點意見——鄒有恒教授給“黃山會議”的信》,《外國問題研究》1986年第4期。

鄒先生的上述看法,不獨見于“黃山來信”。實際上,1979年3月在成都舉行的全國歷史學規劃會議和1983年3月在長沙舉行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鄒先生就史學理論、外國史研究等問題,也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針砭時弊的直言,體現了一位老學者的愛國之情及對現實的人文關懷。他指出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問題,呼吁外國史研究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包S山來信”文字不多,且過去了近40年,不難感受到當時學術界的思想躍動。在學術上,能夠就通說提出批評意見;在現實問題上,也能評析學者研究與某些領導人的不足。然至當下,在學術界較難聽到真誠、深刻的批評意見。相反,自視甚高、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或者閃爍其詞、三緘其口的現象卻司空見慣。廉價的點贊比比皆是,甚至主張 “就是要相互吹捧”,集體陶醉。兩者比較,恐怕并非進步,也非中國日本史研究之福。

二、《世界歷史》的來信摘編與建立中國特色日本史研究體系的倡議

1987年3月,《世界歷史》在“史家論壇”專欄刊登鄒先生的另一篇文章,題為《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這篇文章由時任《世界歷史》副主編的湯重南研究員依據鄒先生的兩封信摘編而成。其中之一即前述“黃山來信”,另一封信則語焉不詳。若湯先生健在,一個電話足以搞清楚的問題,如今就只能存疑。在這里,與“黃山來信”相同的內容不再贅述,主要就鄒先生來信的新內容,對鄒先生發展學術研究的獨特貢獻,做以下歸納:

(一)開宗明義,提出“搞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的倡議。鄒先生說:“我以為當前我國的外國史研究要想打開局面,在國際史壇上取得更多的發言權,一定要搞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欲如此,就要實事求是和緊密結合現實地進行研究?！?8)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簡言之,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欲“打開局面”、取得發言權,就要搞出 “中國特點”,要“走自己的路子”。在三位老先生中,鄒先生在打開研究新局、突出中國特色、取得話語權以及“兩實”的研究立場等方面,不僅倡議提出最早,而且多次在不同場合加以強調,影響廣泛,貢獻最大。

(二)針對我國日本史研究存在的問題,強調突破蘇聯或日本史學界的影響,明確提倡建立有中國特點的日本史研究。鄒先生尖銳指出“我們的日本史研究,近年來已有消沉的趨勢”,認為原因是高等院校中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即“由于許多研究人員帶研究生,工作重,再加上紛紛搞人物傳之類的編著,既缺乏深入研究又缺乏通盤考慮,如果更不客氣地說,成品是‘急就章’式的多,為求通過評職稱,趕寫的東西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指出“更重要的是缺乏有雄心壯志的氣派”。因此,強調“我以為當前日本史研究要想打開局面,需要建立有中國特點的日本史研究,否則難以沖破蘇聯史學界或日本史學界觀點的影響,當然也很難在日本、歐美的日本史研究陣地上取得發言權”。(9)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

在鄒先生看來,“建立有中國特點的日本研究”,是打開局面的必由之路。為此,必須沖破蘇聯或日本史學界的影響,取得在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在這里,鄒先生不僅首次提出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宏大目標,還首次明確提出中國日本史研究“突破日本史學界影響”的問題。隨著時間的過去,蘇聯史學界對中國的影響已逐漸消亡,但不能不看到,日本學術界的影響卻越來越強。范圍所及,不僅包括日本史,甚至日本學者的中國通史譯作,也在國內得到相當的熱捧,在互聯網上炒得熱火朝天。目睹此情此景,不僅令人感慨近40年前鄒先生的目光獨到,感慨何謂高瞻遠矚。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尤其展示了鄒先生對我國日本史研究的獨特貢獻。筆者相信,在21世紀我國的日本史研究發展過程中,將愈加展現其倡議的理論意義與學術價值。

至于如何展示日本史研究的中國特色,鄒先生也提出一系列主張。他說,“所謂有中國特點的研究”,其一,是要突出中國自古以來對日本的影響。他舉例說,“從水稻和冶鐵傳入日本的繩文末—彌生初開始,中國的文物制度,宗教、思想、法制,以至于社會風習,諸如衣食住行,都對日本有極大影響。這些東西在日本有的被生吞活剝地接受下來,有的則與日本原有東西結合,形成日本的獨特的東西,如日本的神道設教之類。在日本歷史研究者看來,已經是日本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日本文化發展的結果。而我們可以說,在日本古代中世沒有中國的這些影響(還有朝鮮的影響)”,就沒有今天的日本古代史,甚至于沒有今天這樣的日本社會生活樣式。

其二,是要突出中日關系的互動。他認為,“至于近現代,中國一直是被侵略和掠奪的對象,日本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到軍事法西斯和總崩潰,都離不開中國和日本間的政治、經濟、軍事關系。所以搞有中國特點的日本史研究,無論古代或近現代,都應當把中日關系,中國的影響作用作為一個重要因素”。(10)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近40年來,我國學者關于中國的影響如何在日本生根、發芽和生長,以及中日關系的論著已經大量出版或發表,體現了日本史研究中的中國特色。

其三,鄒先生認為,“我們要搞中國特點的日本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其前提是實事求是。不管是誰的主張,只要是合理的,有根據的就應當肯定,而不是盲目地跟著什么人,什么學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和總結出自己的看法,夸張一點說,要建立自己的體系,創中國的日本史學派,這些都應當是長遠目標。要有一個較大的隊伍,進行系統的研究”。(11)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在這里,鄒先生點明治外國史的前提與途徑,即一是對合理的主張,“有根據的就應當肯定”;二是“不盲目地跟著什么人、什么學派跑”;三是強調研究者個人“要有自己的研究和總結自己的看法”,整個中國日本史學界“要建立自己的體系,創中國的日本史學派”。上述倡議,是鄒先生對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又一獨特貢獻。實際上,學術交流的意義就在于提供各種不同的觀點或新史料,通過彼此切磋而使學術研究進入新境界,達到創新的目的。如果只是重復日本學者的觀點,雖然會得到某些贊許,卻無助于研究的深入,也抑制了中國研究者的創新能力。換言之,一味地“直譯化”或“問屋化”,僅存在短期的功利效應,肯定是不能持久的。

值得注意的是,鄒先生以近現代中日關系和明治維新為例,闡明建立中國特色日本史研究體系的路徑。鄒先生認為,“由于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形成發展是和對外侵略和掠奪(尤其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分不開的,因此這也是日本近代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史學界雖然也講侵略,但從我們立場來看,有許多重要的關鍵性的問題,都是輕描淡寫,我們既要講其對中國侵略掠奪對日本近現代史所起的作用,也要講其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這就會有中國自己的特點?！贝送?他特別強調通過對明治維新“兩重性”研究,來創建中國的日本史學派,即“明治維新不只是日本資本主義化的開端,也是日本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天皇制的開端,以它的兩重性為基礎是研究日本的近現代史的一把鑰匙,進行系統地研究,可以創出我們自己的研究道路,或者說創建中國的日本史學派”。(12)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

此外,鄒先生并以“田中奏折”真偽為例,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實事求是。他說,“搞歷史問題,如果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寫的如何深入也不能說服人,有時本來是有理的事也弄成不明不白。例如中日關系史上最大的一個公案《田中奏折》的真偽問題就是如此”。(13)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他認為, “按日本方面對于文件所提出的一系列錯誤和矛盾,大都是文件的硬傷,哪一點都是奏章所不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他認為,對王家禎、蔡智戡的回憶錄 “只要認真地對照研究一下”,“就可以一眼看出兩者之間有許多互相矛盾之點,甚至有些無法解釋之處”。據此,他認為奏折并非首相田中寫給天皇的上奏文。與此同時,鄒先生也指出,“至于《奏折》中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個論點及其內容,本是豐臣秀吉侵朝戰爭以來,所有日本對外侵略擴張者共同的野心妄想,是整個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政策和手段的高度概括。這句話不管出自誰的手筆,都是大陸政策的核心,都是日本侵略主義者的擴張藍圖的高度總結”。(14)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他特別指出,田中是“帝國主義頭面人物,是大陸政策的策劃者和執行者。在他的一生的言行中都可以找到《奏折》的根據,但是這和奏折這個文件是否是他本人的上奏文仍然是兩回事。我認為講究實事求是,在于查明事實的真象”。(15)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堅持實事求是,即堅持歷史研究的正途,以事實取得國際交流的話語權,這應該是中國的日本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指路標。

三、主體性與學脈傳承:建立中國日本史研究體系的兩個核心問題

通過重溫上述鄒先生兩封信,展望21世紀中國的日本史教學科研,可以看出,“黃山來信”側重于外國史研究;后一封信側重于建立中國的日本史研究體系問題。盡管議論的中心有所不同,但均為中國學者的堂堂之論,建立中國特色日本史研究體系的旗幟鮮明。由此,筆者感到有如下兩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即:

(一)關于中國日本史研究的主體性問題

(1)對世界史、日本史研究主體性的理解。一般認為,主體性即研究者的自主意識、自悟自省和主觀能動性的集中體現。用諸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即站在中國看日本,以中國學者的觀點觀察、思考日本,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日本史研究體系。新中國成立后,三老關于主體性的論斷至今仍不失其意義。鄒先生、周先生的論述一如前述,用吳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人類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它的歷史自然應該是全面的,即使我國人寫的世界史,也不宜因與本國史分工而將中國部分完全略去不提。抽出了中國,顯然不能對世界史有全面的認識”。(16)吳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光明日報》1961年4月9日,第2版。時代在變化,真知灼見卻從未因此而黯然失色,問題在于后學是否去研讀三老的著作,去感悟他們的倡議與論述。數典忘祖,當為治學大忌。

(2)體現中國日本史研究主體性的前提,在于擺脫蘇聯的影響,打破“西歐中心論”。三位老先生無不為此而殫精竭慮。毋庸諱言,即使是三老,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50年代,也無法自立于“對蘇一邊倒”的潮流之外,保持純學術的主體性。1960年中蘇兩黨關系緊張,為擺脫蘇聯教材對我國大專院校教學的束縛提供了機會。根據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會議的決定,由周一良先生、吳于廑先生牽頭,以超越蘇聯科學院編的《世界通史》為目標,著手編寫中國版的《世界通史》(通稱“周編”《世界通史》)。吳廷璆先生對此給予有力支持,1961年4月,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論文《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強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重新評價和總結人類的歷史”;主張 “建立一個新的科學體系”;倡導“世界史是要把人類社會作為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進行具體研究”。他認為 “這樣的體系,既闡明了世界歷史的一致性和多樣性”,也“鮮明地揭露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各國人民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從根本上打破了資產階級歐洲中心論的世界史體系,保證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17)吳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光明日報》1961年4月9—10日,第2版。

1962年,“周編”《世界通史》的上古、中古和近代部分四卷及配套的《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由中國學者集體撰著的世界通史,全國各高校普遍采用。周先生后來回憶說:“這部書雖然沒有完全擺脫蘇聯教材的影響,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論觀點,增加了亞非拉部分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內容,許多觀點采取了一般流行的說法,材料比較新鮮,一般說來,比蘇聯教材更適合中國學生?！?18)周一良:《哈佛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三杰”》,《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選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6頁。鄒先生評論說:“我國自解放以來接受了蘇聯史學界的明治維新性質為未完成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說,往往片面地強調了‘革命’的一面,尤其是發展資本主義的一面,而批判或扼殺日本講座派的維新政權的專制主義性質的另一方面?！?19)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兩位老先生視角不同,但所說各有其道理,即“擺脫”并非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代學者的持續努力。同樣,破除“西歐中心論”也是任重道遠。無可諱言,在三位老一代學者中,旅日時間最長的鄒先生最早明確提出沖破“日本的影響”問題,強調“建立有中國特點的日本史研究”。(20)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在今天看來,尤其難能可貴。

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日本史研究體系,取得國際發言權,鄒先生倡導“實事求是”“聯系現實” 等“二實”的治學態度。周先生和吳先生強調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立場。周先生說,“今天外國史學界流行著不少學派和觀點,出版了不少著作……依我看來,方法和途徑可以多種多樣,最后用來解釋歷史的觀點,還是兩家: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我們的態度是,在人類歷史發展以及涉及理論性問題的根本解釋上,應當堅持歷史唯物論?！?21)周一良:《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喬默、江溶編:《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30—31頁。吳先生強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重新評價和總結人類的歷史”,主張“根據未立不破的精神,必須先建立一個新的體系”。(22)吳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光明日報》1961年4月9日,第2版。

與此同時,三位老先生并不排斥國外學者的研究,包括借鑒日本學者所取得的學術成果以及史學理論的新成果。鄒先生認為,“我們既要講其對中國侵略掠奪對日本近現代史所起的作用,也要講其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這就會有中國自己的特點”。(23)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這就是要求我們既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的罪行,也要看到日本在中華民族覺醒并贏得抗戰等過程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周先生認為,“但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只要是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研究成果,都應該學習、吸收,為我所用。只有吸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才能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24)周一良:《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喬默、江溶編:《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第31頁。同樣,他還說,“我們在學術上要放眼世界,不能閉關自守,盲目自大,不能再滿足于過去那樣夸夸其談,只談規律、意義等抽象的大問題,而不去腳踏實地從具體問題具體史料搞起。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菲薄,看見人家五花八門的學說觀點,就目迷心眩,丟掉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道理”;要堅持歷史學習與研究的 “正確的道路”。(25)周一良:《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喬默、江溶編:《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第31頁。吳先生認為應該“廣泛吸收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與之進行對話,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要“采取辯證態度,吸收一切有價值的成果,促進自身理論的完善和發展”。(26)吳廷璆:《〈日本近代化研究〉前言》,《日本史通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44頁。

以世界史、西洋史、亞洲史、日本史及古代中外交通史見長的三位老先生教書育人,取得教學科研的大量成果。其中,鄒先生翻譯《古事記》(1979)及學長遠山茂樹的《日本近現代史》第一卷(1983),發表多篇有見地、有分量的文章。周先生出版包括日本古代史在內的《亞洲各國古代史》(1958),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中日文化關系史論》(1990),還與鄧懿先生合譯美國學者霍爾的《日本:從史前到現代》(1997)、獨譯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記》(1998),發表多篇有影響的學術論文,合編為五卷本《周一良集》(1998)與十卷本的《周一良全集》(2016)。吳先生主編《日本史》(1994)為國內首部百萬字的日本通史著作,主編《日本近代化研究》(1997),南開文庫版的《日本史通論》(2019)等論著,發表影響廣泛的學術論文多篇。限于篇幅,三老的學術貢獻不再贅述。

(二)由此想開去的幾個問題

其一,建立中國特色的日本史研究體系還在路上,鄒先生的倡議仍具強烈的現實意義。隨著中日學術交流的深入展開,中國學者開始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國外,中國特色的日本史研究體系蔚然成形。例如,1988—1990年日本六興出版社的13卷本《東亞視野中的日本歷史》問世,包括:沈仁安的《倭國與東亞》,王金林的《奈良文化與唐文化》,張玉祥的《織豐政權和東亞》,任鴻章的《近世日本和日中貿易》,王家驊的《日中儒學的比較》,呂萬和的《明治維新與中國》,周啟乾的《明治的經濟發展與中國》,馬家駿、湯重南的《日中近代化的比較》,俞辛焞的《孫文的革命運動與日本》,萬峰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亡》,易顯石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中國東北》,武安隆、熊達云的《中國人的日本研究史》等。這些著作展示了中國學者的學術風格和研究水平,贏得日本進步學者的高度評價。進入21世紀,周一良先生(2001)、吳廷璆先生(2003)、鄒有恒先生(2005)等新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先后仙逝,但他們開創的事業仍在繼續。日本近代化與近代日本人中國觀等專題史系列成果、日本侵華最高決策密檔資料集、日本通史、日本斷代史等著作持續出版。然而,類似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之研究》(2006)那樣,得到日本、韓國學術界一致好評的成果為數不多。從整體上看,國內研究質量還有待繼續提高。

其二,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學脈傳承。在三位先生仙逝已二十有年的今天,何以還要通過重溫鄒先生的來信,長憶其學術倡議與風采?一言以蔽之,目的在于學脈傳承。進入21世紀,學脈傳承愈加顯得迫切。近年來各種因素作用,鄒先生當年期待的“沖破”日本史學的影響的倡議也愈加展示其現實意義。在這里,回顧三老的留學成才經歷,或許會得到某種啟迪。鄒先生在東京帝國大學從預科、本科到研究生,前后留學9年。吳先生在京都帝國大學本科畢業,周先生在幼時即接觸日語,并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但他們均為建立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尤其是建立日本史研究體系而傾心奉獻,并留下巨大業績。其中,留學時間最久的鄒先生還特別提出沖破“日本史學界的影響”,呼吁中國學人不要盲目追隨、重復日本學者的觀點,要有“雄心壯志”(27)鄒有恒:《實事求是,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點的外國史研究道路》,《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建立中國日本史研究體系。周先生30年前,面對“中國對日本的研究已落后于日本對中國的研究”的現實,從資料、分工、語言、翻譯等幾個方面,強調打牢基礎,培養人才,并對中國的日本史研究發展前景充滿信心。周先生認為,“不少日本的研究學者的特點是孤立地研究一個問題,而我們研究一個問題則可以聯系到當時的社會、文化。這種研究方法是日本的研究學者不習慣的。中國學者的特點是凡事問一個為什么,研究一個具體問題,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28)劉迪:《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訪著名史學家周一良先生》,《日本學刊》1992年第3期?；谏鲜鲅芯糠椒ㄉ系牟町?周先生認為,“如果我們能運用辯證法,就可以達到日本的史學者達不到的水平”。(29)劉迪:《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訪著名史學家周一良先生》,《日本學刊》1992年第3期?？梢?兼取廣采國內外各種學派積極成果,走中國人的學術之路、建立中國學者的學術體系、爭取國際話語權等,是三老治學共同的不懈追求。

那么,在日本史研究方面,三老何以能以對等的平常心看待近代以來領先于中國的日本學者的業績?這個問題頗值得深思。概言之,三老自幼深受國學熏陶,文化定力深藏于心,植根既深自然不會隨風飄搖;深厚且廣博的學術造詣以及對日本學者治學短長的深入了解,構成內心文化與學術的自信;同時也與伴隨著他們成長的家國情懷、風骨與經世濟民的抱負密切相關。對他們來說,中國學者治學的主體性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上述三老言傳身教的學脈傳統,值得我輩與年輕學子銘記在心,繼承并光大。

其三,在21世紀,中國學者研究日本史的目的何在?簡而言之,就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打破黑格爾以來西方學者解釋東亞歷史的強勢且不乏偏失的格局,把握近代以來走在中國前面的日本東洋史學的雙重性格,構筑中國學者對東亞歷史的認知體系,為繼續推進中國日本史研究體系而不懈努力。至于具體的研究對象,則因人而異,但客觀、真實、深入、細致地認知與把握這個與我國恩怨交織兩千年的鄰國,不斷探討日本民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日本民族性格、深層文化的獨特性和基本特點等,依然不乏魅力。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三位老先生樹立的日本史治學之道,將在發揮學者各自專長研究的過程中,創造新業績,推進有中國學術特色的日本歷史研究體系建設穩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