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時期鈴木文治工會思想的演變

陳安楠

(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0)

工人運動是無產階級斗爭的一種重要手段,工會思想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部分。作為當前日本工會組織源頭的友愛會,其創建者鈴木文治的工會思想在大正民主運動時期呈現出明顯的“低—高—低”走向:由大正初期盡量避免與政府產生矛盾的生產協調主義,中經1919年前后圍繞團結權的取得與政府形成對立,再到大正后期向“現實化”即保守化的轉向。目前國內學界關于戰前日本工會的研究多集中在片山潛等共產主義者領導的工會,對鈴木文治及其創建的友愛會著墨不多。(1)劉國瑞:《片山潛與近代日本工人運動》,《黃石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伊文成:《日本近代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和挫折淺析》,《外國問題研究》1985年第1期;伊文成:《略論日本近代工人運動的發展及其特點》,《史學月刊》1988年第6期。日本學界從勞動運動史、社會思想史、社會運動史等角度(2)塩田莊兵衛:「戦前わが國の労働組合:総同盟の分裂、評議會の創立をめぐって」、『社會政策學會年報』第5巻、1957年;松尾尊兊:『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6年;三谷太一郎:「大正社會主義者の『政治観』——『政治の否定』から『政治の対抗』へ」、『年報政治學』第19巻、1968年;隅谷三喜男:『日本労働運動史』、東京:有信堂、1966年;池田信:『日本社會政策思想史論』、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78年;吉田千代:『評伝 鈴木文治』、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1988年;金子良事:「1920年富士瓦斯紡績押上工場爭議の分析——『団結権』獲得を巡る攻防の光と影」、『経営史學』2007年第3期。,關注鈴木文治在友愛會建立前后的基督教思想或社會政策思想特征,但對其思想演變關注不足。鑒于此,本文以《友愛新報》《勞動及產業》和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新聞剪報數據庫(3)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lib.kobe-u.ac.jp/sinbun。等報紙雜志史料,梳理鈴木文治的思想特征及其演變脈絡,為認識大正時期日本工會運動及社會運動的思想演變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鈴木文治工會思想的提出和展開

1885年,鈴木文治出生于日本宮城縣栗原郡金成村,從事釀酒業的鈴木家在19世紀末迅速衰落,全家為挽救家業而投身宗教尋求精神寄托,鈴木文治也在十歲那年加入了附近的正教會。(4)中村勝範研究會文集委員會編:『鈴木文治研究ノート きずな別冊』、東京:慶応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中村勝範研究會、1966年、第6頁。在他考入山口高等學校后,結識了當時著名的基督教活動家本間俊平。本間所踐行的是將宗教精神與社會事業相結合的一種“實踐性宗教”,他的理念對鈴木文治的信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鈴木晚年也在自傳中坦陳:“這段年輕時的經歷,讓我無法成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5)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東京:一元社、1931年、第20頁。除此以外,進入大學后的鈴木文治也醉心于東京大學教授桑田熊藏開設的社會政策學課程。所謂社會政策學,是區別于社會主義的一種資產階級改良學說,桑田理論的重點在于“經濟和道德的調和”,其基本構想可以分為國家、慈善、個人三個層面。從國家的層面而言,“對貧民弱者的保護就是高尚的道德”(6)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184頁。,強調立法保障弱者利益;從慈善方面而言,強調的是一套類似于“經營家族主義”的勞資協調體系;從個人的層面而言,贊同勞動者組建團體,但“勞動者組成團體來謀求各種各樣的便宜必須以道德為前提”。(7)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192頁。奉行“實踐性宗教”的鈴木文治和桑田熊藏的理論之間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促使鈴木文治將理論運用于實踐中。

自1911年11月開始,鈴木文治在統一基督教會的會館惟一館內陸續組織了人事商談所、通俗演講會和勞動者俱樂部這三項常駐活動,最終于1912年8月1日夜,鈴木文治和15名勞動者同志,在惟一館正式宣告友愛會的成立。友愛會最初的綱領規定了它是一個修養救濟團體,并未展示出同日本政府和資本主義體制的對抗性,且在會則中展示了對知識分子以及開明派官僚的歡迎態度。鈴木在自傳中稱:“在幸德秋水事件的兩年后,想要組建這樣的組織實在是過于困難。暫時就先滿足于一個友誼、共濟和研究團體吧?！?8)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54頁。實際上,這并非只是由于對日本官憲壓力的避讓,更多的還是因為鈴木以基督教平等觀和社會政策學思想為基礎形成的一套關于工會的理論體系,其重點在于“生產主義調和論”和“勞動者人格論”。在這兩種思想的指導下,早期的友愛會也只能是“修養救濟”團體。

“生產主義調和論”語出隅谷三喜男。隅谷認為鈴木文治的“調和論”和1890年代片山潛所提倡的“調和論”有部分的相似,不過片山的理論強調分配,鈴木的理論則側重生產。根據“生產主義調和論”,鈴木文治將勞動者的素質和其社會地位、企業生產效率以及社會發展掛鉤。首先他認為勞動者素質水平的低下導致了其社會地位的低下:“如今日本的工人人數已經上了百萬大關,但是他們的大多數,卻還是智識品性比較低下的群眾?！毠ぁ@個名詞聽起來卑賤的原因不正是如此嗎?”(9)鈴木文治:「五五一九論」、『友愛新報』第5號、1913年、第1頁。其次,他認為勞動者素質的提升也會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增加總體受益:“假如勞動者的素質只有1分的話,勞動時長和資本投入就要湊夠剩下的9分;但如果勞動者的素質有9分的話,那么勞動者與資本家的投入只需要1分就能達到結果?！?10)鈴木文治:「五五一九論」、『友愛新報』第5號、1913年、第1頁。在對國家和社會的認識上,鈴木文治毫無疑問是 “社會有機體論”的支持者,認為“社會是人的集合,人就類似于社會的細胞”。(11)鈴木文治:「社會有機體論」、『友愛新報』第8號、1913年、第1頁。因此,勞動者素質的低下必然導致日本社會發展的緩慢,勞動者素質的提升必然會帶來日本國家水平的提升。

正是因此,鈴木文治極其重視友愛會在提升工人素質方面的作用。在機關志中,關于法律、衛生等與勞動者權益息息相關的科普文章幾乎每期都有選登,試圖緩慢而切實地開拓日本勞動者的眼界,提升他們的素質。除了在機關志上的潛移默化,鈴木文治更希望勞動者們能夠與高級知識分子進行近距離接觸,以此來提升勞動者的思想水平。在成功舉辦第一次通俗演講會后,鈴木文治如此展望道:“希望能通過這樣的演講會,讓勞動者創辦自己的組織,讓學問上的貴族(學者)和貧民(勞動者)之間能握手共進?！?12)一記者(鈴木文治):「第一回労働者講話會」、『六合雑誌』第32巻第2號、1912年、第102頁。友愛會改組為總同盟后,于1920年建立了東京勞動講習所,以學校的形式更進一步地為勞動者提供知識及素質提升的場所。除此以外,1917年在野坂鐵(參三)的提議下,建立了以研究勞動運動和促進工人與學生之間交流為目的的勞學會,鈴木文治也參與了其中。

“勞動者人格論”是鈴木文治的另一個主要思想。它是鈴木文治在社會輿論的夾縫中為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做出的嘗試,其最根本的依據是“勞動者是人子,資本家也是人子”(13)鈴木文治:「資本と労働の調和」、『友愛新報』第2號、1912年、第1頁。這樣的基督教平等觀。他提出:“今日是四民平等的時代,不論是資本家還是勞動者,都只是工作上的分工,在人格上他們其實是平等的?！?14)鈴木文治:『日本の労働問題』、東京:海外植民學校出版部、1919年、第50頁。針對不同的社會層面,鈴木文治也有不同的看法。在企業層面而言,鈴木文治將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看作對勞動者人格的尊重,他向當時的中小企業主們提出質疑:“各位難道就做到了一個資本家該做的一切了嗎?工廠的設備如何?救護的設施如何?養老保障如何?”(15)鈴木文治:「五五一九論」、『友愛新報』第5號、1913年、第1頁。對于國家層面而言,鈴木文治認為頒行并完善《工廠法》就是對勞動者人格最大的尊重,并認為《工廠法》 的“制定和實施都如此艱難(指制定后推遲5年施行),可以說原本的精神已經蕩然無存了”。(16)鈴木文治:「労働者の立場より工場法を評す」、『労働及産業』第58號、1916年、第3頁。對此,鈴木文治運用法學專業知識,對《工廠法》進行逐條分析和批判。尤其是對于夜間勞動和童工相關的法條(17)“有以下各種情況的不適用于前一條(指完全禁止未成年和婦女進行夜間勞動):因為有臨時的理由需要進行加班的;必須要徹夜生產的某些特產業;有理由需要晝夜連續工作并配備兩組以上工人進行輪換作業的?！眳⒁娾從疚闹?『工場法釈義』、東京:友愛會本部、1916年、第30頁。,認為“這根本不是對幼者弱者的保護,不如說這是將虐待通過法律的形式給予承認”(18)鈴木文治:『工場法釈義』、第32頁。, “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看,不得不承認本法律完全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來制定和實施的”。(19)鈴木文治:「労働者の立場より工場法を評す」、『労働及産業』第58號、1916年、第3頁。對勞動者提供人權保障并非僅停留在思想層面,自友愛會建立之初,就陸續設置了法務部、救濟部、職業介紹部等部門,為勞動者們提供法律咨詢、職業介紹以及友愛會員內部的社會保險等,在企業和日本政府都無法或不愿給予關注的領域,盡可能地為勞動者提供幫助。

“生產主義調和論”和“勞動者人格論”構成了鈴木文治早期工會思想的兩大支柱。其中“勞動者人格論”提出了給予勞動者最低限度的保障是什么,是為“救濟”;而“生產主義調和論”則提出了勞動者們想要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該怎么做,是為“修養”。然而這二者內部蘊含的協調傾向還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生產主義調和論”,鈴木文治在嘗試將勞動者素質與企業、社會和國家緊密相連時,在實質上就蘊含著對日本天皇制國家體系的服從:“只要能夠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變得比以前更好的話,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也能為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20)鈴木文治:「社會有機體論」、『友愛新報』第8號、1913年、第1頁?！皠趧诱呷烁裾摗币餐瑯?在呼吁加強對勞動者保護的同時,并未對日本資本主義體制的主導地位提出任何挑戰或質疑,更進一步地,還試圖向資本家們“推銷”這種對“人格”的尊重將轉化為勞動者的回報: “請先尊重我們的人格吧,那樣的話我們心中自然會涌現士為知己者死那樣的感情?！?21)鈴木文治:「労働者より資本家へ」、『友愛新報』第28號、1914年、第1頁。這樣的協調主義傾向的形成誠然有“大逆事件”的影響,但鈴木文治本人的思想知識構成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此,在此后大正時代社會思想的旋渦中,鈴木文治雖然也呈現出激進的一面,但協調主義傾向卻仍舊存在。

二、民本思想下圍繞團結權而激進化

在以“生產主義調和論”和“勞動者人格論”為骨架的鈴木文治的工會思想的指導下,友愛會自1912年建立開始就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至1916年10月,友愛會員總數已達21 892人。(22)「友愛會會員數統計(大正五年十月)」、『労働及産業』第64號、1916年、第37頁。盡管鈴木文治為緩解美國排日情緒兩次渡美,在日本官方處取得了一定的信任,但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讓日本政府改變了對友愛會等工人組織的態度。作為渡美介紹人的澀澤榮一也向鈴木文治警告道:“群眾通過多數人的暴力不講道理地強行實現自己意志和富人或者權貴暗地里使用手段滿足自己的私欲,這兩種行為的罪惡不分輕重?！?23)平澤計七:「五周年記念大會の記」、『労働及産業』第69號、1917年、第17頁。而對于政府和資本家關于“煽動罷工”的指責,鈴木文治予以否認,并稱:“現在的勞動者認為自己和資本家是對等關系,但資本家卻并不尊重勞動者的自由意志,而是依然將他們看作奴隸一樣,實行專制支配,這是專制思想和立憲思想的沖突”(24)鈴木文治:「如何にして罷工を減すべきか」、『大阪毎日新聞』1917年2月22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2-084)。,是“基于民本主義的政治運動給予了勞動者強烈的刺激”。(25)「同盟罷業の新傾向—労働者の自覚と社會の一転期—その予防と解決 鈴木友愛會長は語る」、『読売新聞』1917年8月28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2-109)。然而鈴木文治并不贊同這樣激烈的手段,尤其是斗爭的結果往往不利于工人。他不得不不斷重申“我們主張資本和勞動力的調和,而非反抗和背離”(26)鈴木文治:「資本家諸士に告ぐ」、『労働及産業』第70號、1917年、第2頁。的勞資協調立場。在1918年初甚至向全體成員發布“謹慎行動”的布告:“無須多言本會的宗旨并非將勞動者團結起來以對資本家造成破壞,而始終是通過調和與合作,用合理的手段謀求勞動者地位的改善?！?27)鈴木文治:「會員諸君に告ぐ」、『労働及産業』第78號、1918年、第21頁。

不過這樣的退縮和遮掩隨著“米騷動”的展開而消失。鈴木文治在自傳中熱烈地歌頌“米騷動”的意義:“(米騷動)向民眾傳達了名為‘力量’的福音,給予了勞動階級‘當多數人團結起來天下就沒有無法完成之事’這樣的自信。也就是說米騷動一掃勞動者們的自卑心,給予了他們強烈的自信和自尊?！?28)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164頁。雖然從數據上看“米騷動”后日本的工人運動數量有所下滑,但勞動者之間的團結度卻是先前不曾擁有的。而在“米騷動”期間,跨工廠甚至跨地域的罷工潮,讓鈴木以及日本的勞動者們認識到了團結的偉力,友愛會也逐漸承擔起了將工人們團結起來的責任,于1919年改組為大日本勞動總同盟友愛會。這樣的局面并不是日本政府希望看到的,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公開化,其表現就是國際勞工組織(ILO)的代表問題以及勞資協調會的設立。

國際勞工組織(ILO)的設立源自巴黎和會。早在1916年鈴木就向美國工會的負責人提出,想要出席戰后舉辦的萬國勞動者會議(29)鈴木文治:『日本の労働問題』、第226頁。,1918年鈴木文治也以非正式成員的身份隨使節團前往巴黎。巴黎和會上確立了國際勞動九原則,并決議組建國際勞工組織。這讓鈴木認識到:“日本的勞動運動已不再是小島國的勞動運動了,而是世界勞動運動?！?30)「巴里の國際労働會議から帰った鈴木氏の報告演説」、『大阪毎日新聞』1919年8月4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國際労働問題(1-106)。然而日本政府對此次會議的消極態度讓鈴木文治深感失望,他尖銳地批判道: “在整個世界都像白晝一樣的時候,日本卻酣睡于極東之地,這完全是回到了閉關鎖國的狀態,將日本隔絕于世界之外”(31)鈴木文治:「労働運動と國際関係」、『労働及産業』第89號、1919年、第3頁。;“如果全世界都像條約所說的那樣進步的話,日本就會被孤立起來。日本政府是對世界大勢盲目了嗎?”(32)「巴里の國際労働會議から帰った鈴木氏の報告演説」、『大阪毎日新聞』1919年8月4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國際労働問題(1-106)。

歸國后,圍繞著下半年即將召開的國際勞動代表人選問題,鈴木文治和日本政府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擴大。由于友愛會的巨大體量和鈴木文治本人的威望,日本社會大多認為鈴木文治會將勞動者代表的名額收入囊中。但日本政府卻以“日本沒有工會組織”(33)「労働會議に出席する労働者の代表、內務省は官選の方針;労働者は選挙を主張」、『河北新報』1919年5月11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國際労働問題(1-048)。這樣的理由,試圖欽定代表。此舉遭到以友愛會為首的各勞動團體的反對后,又嘗試通過擴大官營工廠投票權的方式來操縱代表選舉。以至于在最后的會議上,鈴木文治因“不屑于出席這種無法選舉真正代表勞動者意志的人的會議”(34)「嵐の如き怒號と攻撃の矢と 農商務省の労働協議會第一日」、『大阪毎日新聞』1919年9月16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國際労働問題(2-090)。憤而退席。年底國際勞動會議正式召開時,鈴木文治委托美國勞動同盟會會長龔帕斯(Samuel Gompers 1850—1924)向會議組委會提交了關于日本政府操縱勞動者代表選舉的提案。這讓鈴木成了日本政客和御用文人爭相攻擊的目標,認為他是“將國辱暴露給外國”的“非愛國者”,鈴木文治反駁道,“只有如同此次批判政府錯誤行為那樣,在大會上展示日本勞動者的聲音,才能增加勞動者乃至國民對于政府的信任”(35)吉田千代:『評伝 鈴木文治』、第196頁。,并提出世界勞動運動的使命就是“打破官僚主義、資本主義等一切少數專制制度,謀求民本主義的確立”。(36)鈴木文治:「官僚主義か民本主義か」、『労働及産業』第99號、1919年、第3—4頁。

除了直接對鈴木文治本人進行打壓以外,日本政府也在嘗試削弱友愛會的影響力。在政府的授意下,以澀澤榮一為組織者,創辦了“資本勞動問題協調會”,簡稱“協調會”。目標是“在勞動者和資本家中間嚴守中立,設立的本意一方面在于當資本家有不當態度時給予社會制裁,另一方面也謀求勞動者精神上的提升,在勞動者們輕舉妄動的時候至少促進雙方的互相理解”。(37)「同盟罷業を解決の為に生れ出ん協調會:資本家と労働者の談合 発起人渋沢男の談」、『東京日日新聞』1919年7月24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8-023)為保證其順利成立,澀澤榮一曾邀請鈴木文治加入,作為交換他將在國際勞動代表選出問題上為鈴木發聲。但鈴木文治果斷地表示了拒絕,并針對協調會撰文,指出所謂的協調必須使參與協調的雙方實力對等,他認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單獨的勞動者不過是孤立無援的弱者,而沒有獲得永久團結權的勞動者是無法保衛自己已有的生活的”。(38)鈴木文治:「労働協調會を評す」、『労働及産業』第97號、1919年、第3頁。然而協調會的資金來源存疑,并且和內務省警保局有著密切的聯系,更不支持工人們行使自己的團結權,實際上是“(日本政府)通過溫情主義、救濟主義組建的用來取代其他工會作用的組織”。(39)鈴木文治: 「労働協調會を評す」、『労働及産業』第97號、1919年、第8頁。

這一系列的事件都表明,鈴木文治及友愛會和日本政府之間圍繞著團結權的對立已經越發尖銳。為表示對政府保守主義的不滿,1920年,友愛會以“‘大’字帶有濃厚的帝國主義色彩”為由,改稱“日本勞動總同盟友愛會”,顯示自己對日本政界的反抗心;同年機關志就由《勞動及產業》改名為《勞動》,以示不再將日本的產業發展凌駕于勞動運動之上。同時摒棄了曾經宣揚過的“溫情主義”,認為“在現代的工業制度下,雇主和雇員根本沒有相互熟悉培養感情的時間,雖然(溫情主義)不至于完全沒有效果,但絕對是被過分夸大了”。(40)鈴木文治:「労働問題の將來」、『國民新聞』1920年4月19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14-124)。同時“溫情主義”一詞往往帶有強者對弱者的憐憫意味,“溫情主義”的采用就代表著資本家和勞動者力量的不平衡,這和追求團結權的確立是背道而馳的。

但實際上,鈴木文治及友愛會態度上的轉變并不徹底。圍繞著團結權友愛會與日本政府形成的對立,實質上是日本自上而下的專制行政體系與自下而上自發組建的民主團體之間的對立,在思想上而言就是“專制主義與立憲思想”的沖突。換言之,此時的鈴木文治并非反對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只是反對日本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封建性,也正是因此,圍繞團結權問題,鈴木文治與日本政府形成的尖銳矛盾并非不可調和。當后續大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沖擊下日本政府逐漸承認工人的團結權,甚至更進一步打算給予勞動者選舉權的時候,鈴木文治及友愛會的態度又將回歸保守,重新在日本資本主義體制內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三、“無布論爭”中的鈴木文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由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和大正時期政治風氣的開放,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迎來又一個新的高峰。1921年神戶川崎·三菱大爭議失敗后,讓日本的工人運動愈發激進化,無政府工團主義在日本工人運動中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無政府工團主義在路線上否定已有的工會組織通過議會或者其他途徑謀求勞動條件改善等行動,認為這屬于“改良主義”,主張通過怠工或者總罷工,一舉完成社會革命。(41)隅谷三喜男:『日本の社會思想―近代化とキリスト教―』、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第120頁。

鈴木文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此時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們在團結權問題上圍繞著鈴木與友愛會,與日本政府進行斗爭。因此當他得知一些青年人在總同盟內部宣揚這種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時候并不以為意,而是抱著“平常日本料理吃多了偶爾嘗嘗法國菜也不錯”(42)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285頁。的樂觀心態。在政治方面,鈴木作為堅定的普選支持者,卻受到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否認工會組織更進一步地參與議會政治。他認為日本的議會只是“煽動性的政治家以當選為目的,并非真正地關心勞動者的福祉……最終不過是陷入同有產階級的妥協”。他同時反對將工人團體政黨化,他認為勞動運動當以產業運動為主,政治運動為輔,提出政治運動“應僅限于勞動團體或和勞動團體利益相關時,對政府或議會采取政治行動,絕非直接將工人團體政治化”。(43)鈴木文治:「議會と労働者」、『國民新聞』1920年8月1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15-034)?？偼藘炔恳月樯煤团飿蛐』榇淼姆雌者x派,逐漸勝過了以賀川豐彥為代表的普選派,在1920年后,總同盟內部關于普選運動的熱度驟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無政府工團主義與鈴木文治的工會思想之間的矛盾不斷暴露。

從斗爭目的上而言,鈴木文治自建立友愛會以來,一直將勞動條件的改善作為其工會活動的主要目的;而從斗爭手段而言,鈴木文治對于怠工或罷工的態度始終是比較謹慎的,并且傾向于通過工人運動將資本家逼迫到談判環節來解決勞動爭議。這與無政府工團主義所主張的目的與手段幾乎完全相悖。這些理念上的矛盾在現實中的表現就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們開展了一系列針對鈴木文治等知識分子領導者的排斥運動。他們對鈴木文治等知識分子領導層“懦弱”的斗爭手段表示強烈不滿,稱“勞動者一直是慘敗的一方,那些稱慘敗為勝利、鈍化勞動者的階級意識的人是誰?由量變到質變逐漸讓勞動者拒絕階級斗爭的是誰?圖謀自己地位和生活安定的又是誰?”(44)隅谷三喜男:『日本労働運動史』、第122頁。批評鈴木文治等人“自認為是指導者,而非勞動者的伙伴,他們的心底只有自己的利益和名譽”。(45)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編:『日本労働年鑑(大正拾壹年)』、東京:同人社書店、1922年、第40頁。大杉榮也站出來贊成這樣的說法,他認為“知識分子只不過是將自己的理想強加給還未形成獨立理想的勞動者而已”。(46)大杉栄:『正義を求める心:大杉栄論集』、東京:アルス、1921年、第238頁。1921年爆發的足尾銅礦勞動爭議,在總同盟的代表麻生久與日本政府代表萱場軍藏的調解下,以勞資雙方均做出讓步告終。但在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們看來,這種調解是不可接受的,“勞動組合主義就是在和這樣的制度(指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筆者注)妥協”。(47)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編:『日本労働年鑑(大正拾壹年)』、第38頁。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們在包括總同盟在內的日本各工會組織的內部,掀起了一場排斥知識分子領導者的運動?？偼酥?即便如麻生久、棚橋小虎等受到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領導者,也被迫離開總同盟,鈴木文治則辭任會長,只保留了名譽會長的頭銜。

在工會組織形式上,鈴木文治延續了自1919年來的一貫主張,堅持“少數人的英雄主義行為無法帶來勝利,必須要由能夠和資本主義體制對抗的工會組織”(48)隅谷三喜男:『日本の社會思想―近代化とキリスト教―』、第120頁。的方針,一直在嘗試將日本各工會團結起來,組建一個強大的橫跨企業、地域、產業的日本總工會。與之相對的,無政府主義者們倡導“自由聯合論”,認為“在強調各組合的相對的獨立與自由的同時,也強調各組合內個人的獨立與自由”(49)大杉栄:「労働運動の理想主義の現実主義」、『大杉栄集』、第394頁,轉引自劉岳兵:《日本近現代思想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第241頁。,并組建了數個工會聯合組織與總同盟相抗衡。在對抗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被總同盟引為盟友。以自英國歸國的原總同盟干部野坂參三為代表,日本的共產主義者與勞動運動的聯系不斷深化。這些倡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者們同樣支持建立統一且強大的工會組織,雙方在對抗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聯合論”上逐漸取得一致,合作程度也不斷加深。1921年日本政府取締日本共產黨之時,警察甚至以懷疑收取某國(蘇俄)宣傳資金為由,對鈴木文治以下的各友愛會干部都進行了傳訊調查。(50)「労働総同盟幹部 厳重な取調」、『東京朝日新聞』1921年10月8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者保護(3-059)。

總同盟與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矛盾在1922年9月舉辦的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大會上徹底爆發。會上總同盟系工會與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沖突,最后在警察的干涉下解散了此次會議。此后不久舉辦的大正十一年總同盟大會上,總同盟進一步強化了與無政府工團主義分子決裂的意志,稱“我等認為東京、大阪等地的勞動組合同盟和他們理論上存在共鳴的諸工會所贊同的自由組合論會導致勞動者階級戰斗力的分散,無法與本總同盟主張的戰斗力集中原則相容;本次大會旨在表明本同盟堅守戰斗力集中原則,因此在以上的諸工會和我等主張上達成一致之前,不會再參與總聯合的交涉”。(51)古賀進:『最近日本の労働運動』、東京:聚芳閣、1924年、第88頁。此后無政府工團主義在總同盟內部的影響逐漸減弱,1923年大杉榮在關東大地震中被憲兵隊虐殺,更是讓日本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走向衰落。

在“無布論爭”中,鈴木文治的工會思想與無政府工團主義之間存在諸多矛盾,這些矛盾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在實際的勞動運動中展現了出來,并帶給總同盟極大的打擊,也讓日本的工人運動陷入各工會之間的內耗之中。最終,鈴木文治及總同盟選擇了同樣贊同建立集中體制工會組織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們作為盟友。但這次合作并不意味著鈴木文治認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念,思想上的矛盾仍舊存在。然而此時鈴木文治因此前受到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對知識分子排斥運動的影響而辭任會長,實際上并無掌控總同盟的權力,因此共產主義在總同盟內部得到了廣泛傳播,為鈴木文治重新掌管總同盟后工會的兩次分裂埋下了伏筆。

四、“現實主義”策略與總同盟的分裂

1920年代初期愈演愈烈的社會運動讓日本政府感到了一定的壓力,尤其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對于日本的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的挑戰。而震后日本政府對社會運動釋放出的緩和態度卻又給鈴木文治以新的希望。災后不久,在鈴木文治的帶領下,總同盟便設立了罹災救援委員會并廣泛開展救災工作,展現了工會組織的力量,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正視。更進一步的,為緩解災后愈發緊張的社會氛圍,一部分進步的官僚和資本家承認了工會組織的存在,認為“工會組織即使沒有完備的工會法也能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同時宣布“國際勞動會議代表的選定,應當遵循(巴黎)和平條約的條款,尊重各工會組織的推薦”(52)上井喜彥:「第一次大戦後の労働政策——一九二六年労資関係法をめぐって」、『社會政策學會年報』1979年第23巻。,在實質上承認了總同盟在日本勞動界的地位,也承認了日本勞動者的團結權,自1917年以來鈴木文治與日本政府對立的根本矛盾就此消失。再加上普選運動的逐步推進,以及總同盟龐大的會員基數所代表的其在政治化后的巨大潛力,讓鈴木文治看到了通過融入日本議會體制,進一步推動工人運動的希望。

在地震后總同盟內部的人事震蕩中,鈴木文治得以名譽會長的身份重新掌握實際權力,開始逐步淡化共產主義的影響。鈴木文治將1920年代初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對工人運動中知識分子領導層的批評擴大化,認為先前日本的勞動運動已經完全不是在為勞動者的切身利益而斗爭,而是為了讓自身信奉的理論得到實現而斗爭(53)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28頁。,以此來減弱組織中以共產主義為代表的各理論派的影響。關東大地震的慘狀更是讓他堅信日本工人運動必須“行動勝于言辭、實踐勝于議論、現實勝于理想”。(54)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44頁。因此鈴木文治根據當時日本政府和資本家的妥協情況,認為勞動者沒有必要進行絕望的抗爭,某種程度上利用資本家和政府也是賢明的斗爭方式。(55)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27頁。于是鈴木文治結合山川均的“方向轉換”,在總同盟大正十三年年度大會上發表了總同盟自己的“方向轉換”宣言,根據日本政府的妥協態度、普選運動的進度等,認為“現在已經到達了我國工會運動由少數人的運動向大眾運動轉變的時機,必須一改之前對改良主義的消極態度,轉而積極地利用它”。在手段方面,提出通過推動普選和工人團體的政治化,在資產階級議會制的框架下推動工會的發展,即:“我們自然毫不期待通過資產階級議會實現勞動階級的解放,然而可以通過在普選實施后有效地行使選舉權來獲得政治上部分的利益、促進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覺醒、又或者在國際勞動會議上慎重考慮對策,來謀劃我國工會組織的發展?！?56)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22頁。

但是此時總同盟內部的思想并未統一,以共產主義者和部分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為代表的左派,與以鈴木文治“現實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右派并存。1924年起,雙方的矛盾就不斷加深,至1925年,圍繞日本政府修訂《治安維持法》一事,該矛盾被徹底激化。左派以“該法律是對勞動運動的壓迫”為由,舉行了激烈的抗議運動;而右派則希望能夠通過選舉完成對法律的修改。(57)隅谷三喜男:『日本労働運動史』、第128頁。最終當年的總同盟年度大會上,左派瘋狂地攻擊赤松克麿領導的總同盟政治部(以推動普選為主要活動內容),徹底擾亂會場秩序;右派則在會后要求將山本懸藏、渡邊政之輔、杉浦啟一、辻井民之助、中村義明和鍋山貞親這六位共產黨員自總同盟中除名。至5月16日,總同盟將左派的數個工會開除,這些被開除的工會迅即便于24日自行組建了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這也就是總同盟的第一次分裂。

對于此次分裂,評議會一方認為總同盟的領導們“不給會員以公開討論交流意見的機會,只是以一小部分最高干部的意見為標準(典型的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思想)要求會員服從”。(58)協調會大阪支所:『最近労働組合運動史:協調會大阪支所創設五週年記念』、大阪:協調會大阪支所、1927年、第96頁。稱呼總同盟中的少數領導者為“勞動運動官僚”或者“墮落干部”,提出要糾正總同盟中的這種官僚主義傾向。與此相對的,總同盟方面則認為評議會的干部們在先前“同時隸屬于日本共產黨又參加總同盟,在總同盟內部建立小團體來謀求更高的地位”。鈴木文治更是毫不留情地將這次分裂定義為“革命的夢游病人,或者說披著革命理論外衣卻對權力貪得無厭的家伙們進行的擾亂活動”。(59)松沢弘陽:『日本社會主義の思想』、東京:筑摩書房、1973年、第247頁。雖然鈴本的言論在盡力淡化此次分裂中雙方的理念分歧,試圖將評議會等人認定為爭奪權力的野心家,但實際上鈴木文治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他的“現實主義”與左派的革命理論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在此后的無產政黨運動中也得到了明確的體現。

分裂后的總同盟似乎完成了思想上的純化,日本政府也于1925年5月公布了《改正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現實主義”倡導的議會手段終于集齊了最后一塊拼圖。法案公布后不久,鈴木文治就旗幟鮮明地反對評議會等左派團體提出的建立全國單一無產政黨的提案,認為“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也存在著明確的對立”。(60)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61頁。因此,雖然1925年8月總同盟便參加了日本農民組合主導的第一屆無產政黨組織委員會,但最終以“此次農民勞動黨的建黨,借建黨之名,行我團體無法容忍之共產主義之企圖”(61)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67頁。的理由退出。次年3月在排除了評議會的影響后,總同盟與其他六個右派勞動團體合作,建立了勞動農民黨。然而又因對于是否接納評議會等非右派無產團體仍舊存在爭議,總同盟又于10月退出該黨。

接連兩次組黨失敗的鈴木文治,選擇與安部磯雄、吉野作造、堀江歸一等人合作,于1926年11月4日發布了關于組建新政黨的聲明書,決定于12月5日組建社會民眾黨。但在11月23日,時任總同盟政治部長的麻生久突然發表了建立新政黨的聲明,并于12月9日建立日本勞農黨?？偼瞬坏靡褜β樯眉跋嚓P人員進行了除名處分,而這又進一步導致了關東合同勞動組合和關東紡織勞動組合近7000名會員退出總同盟,造成了總同盟的第二次分裂。

對于總同盟的第二次分裂,鈴木文治認為既有思想上的因素也有組織上的因素。從思想上而言,鈴木認為麻生久等人自共產主義傳入后就深受影響,不論是第一次分裂還是在后續的無產政黨運動中,都對評議會等左派無產團體抱有一定的好感。而從組織上而言,麻生久領導下的礦工工會自加入總同盟之日起就地位超然,麻生久在總同盟內部也像是一個“外樣大名”。(62)鈴木文治:「総同盟の分裂と社會民衆黨の結成(一)」、『時事新報』1926年12月8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議會政黨および選挙(29-184)。因此鈴木并不像第一次分裂面對評議會時那樣抱有強烈的反感,在鈴木文治看來,日本的工人沒有政治活動的經驗,在一次普選的實際操作都沒有經歷過的時候,日本的無產政黨卻開始黨同伐異,結果只能是越來越糟糕。(63)鈴木文治:「総同盟の分裂と社會民衆黨の結成(四)」、『時事新報』1926年12月11日、神戸大學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議會政黨および選挙(29-184)。所以對于這一次的分裂,鈴木文治抱有的更多是遺憾:“無產運動的前途本就漫長,我無疑堅信著還有與諸君共同提攜進步的時候,但我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我終生難忘的遺憾?！?64)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71頁。

綜上可以看出,鈴木文治選擇“現實主義”并走向保守化,既是對以共產主義為代表的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下總同盟“左”傾化的反撥,也是日本政府承認工人團結權并推動普選運動的必然結果。在鈴木文治看來,“我國的資本主義并未經由自由主義階段,而是直接軍國主義化且帶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對無產階級的自由運動多有壓制”(65)隅谷三喜男:『日本労働運動史』、第128頁。,因此他否認通過工會運動進行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反而主張采用“現實”的議會手段是更為合理的訴求。并且鈴木文治雖然認為“資本主義終將消亡”,但他似乎更加看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極意義的論述,即“資本主義有著重大的弊害,但是不能忘了它最重要的優點,即將生產過程組織化、集中化、統一化來達到提升產業效率”。(66)鈴木文治:「労働問題と其の運動」、『講演No.1』、東京:東京講演會、1926年、第30頁。此外關東大地震時大杉榮被憲兵隊虐殺致死,鈴木文治的好友,曾經友愛會的重要領導者平澤計七也被龜戶警察局批捕殺害,這一系列的慘案也讓鈴木文治感嘆“若是他們能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話,就不至于落入如此悲慘的境地了吧”。(67)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44頁。這種日本政府高壓下的無奈,或許也是促使鈴木轉向“現實主義”,推動普選和無產政黨組建的原因之一。

余 論

大正時期鈴木文治的工會思想清晰地呈現出由協調到激進,再由激進到保守的變化曲線。協調是因鈴木文治在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及接受的社會政策學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以“生產主義調和論”和“勞動者人格論”為代表的協調主義思想,在大正前期指導友愛會的活動;激進則是在大正民主的風潮中,接受了民本主義等政治思想的影響,并將其移植到工會運動的理論中,在大正中期圍繞工人的團結權與日本政府形成對立;保守則是在大正中后期,確保了工人的團結權后,以普選和組建無產政黨為目標,執行議會路線的“現實主義”政策。最終在1925年與鈴木一同建黨的人物里,安部磯雄是統一基督教會的領袖,鈴木文治正是在該教會的會館內建立的友愛會;吉野作造是民本思想的倡導者,也是鈴木文治在東京大學的同鄉前輩;堀江歸一是著名的經濟學者,也是友愛會最初建立時便施以援手的評議員之一。經歷了十數年勞動運動的風雨后,鈴木文治似乎回到了最初的起點,最終通過組建無產政黨的形式,將工人運動與工會組織融入了戰前日本的國家體制中。

鈴木文治的工會思想與其他在大正民主時期大放異彩的社會主義思想相比,的確顯得保守而又暗淡,乍一看似乎就如大杉榮所言:“鈴木文治無法算是理論家?！?68)大杉栄:『正義を求める心:大杉栄論集』、第287頁。但鈴木文治工會思想的轉變過程,恰恰反映了日本大部分的工人運動與工會組織,在大正時期由協調到對抗,直至最終自發性地融入日本國家體制的過程。即使脫離大正這段時間來看,鈴木文治的工會思想也對戰后日本工會組織施加著持續性的影響。尤其是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工會斗爭的總體路線,由“政治斗爭主義”和“經濟斗爭主義”,轉變為強調制度內行動的“企業工會主義”和“政治的交換”。(69)程多聞:《工會路線變動與戰后日本勞資關系轉型》,《日本研究》2017年第2期。這一轉變所體現出的“現實主義”傾向,無疑可以看作是戰前鈴木文治工會思想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