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的機遇挑戰及推進策略

馬 龍，李軼倫，陳奕博

（1.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2.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外語學院，北京 100029）

一、引 言

現代化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多個領域發展的綜合體現，是各國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議題。 各國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模式和步驟存在差異，我們不能忽視這些多樣性。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成果。 作為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它既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又關注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既立足時代又引領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迅速成為世界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關鍵詞［1］21。

從國際傳播的角度審視中國式現代化，有助于我們了解世界各國對中國道路和發展模式的理解和接受情況，有利于從整體視角定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創新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是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文化資源，考察國際社會對其認知狀況也是考察中國主張、中國理念、中國方案在國際社會的傳播力，有助于我國探索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更優方案［2］。

本文以“中國式現代化”為關鍵詞，考察國際社會對它的認知與理解，分析在全球社會與文化變局的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傳播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基于這一分析，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為下一步的國際傳播提供指導。 通過深入研究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可以進一步加強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提高其他國家對中國發展道路的理解和接受度，促進新時代中國形象與中華文化在國際舞臺上的傳播和交流。

二、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與理解

世界各國普遍將“現代化”作為發展目標。 “現代化”一詞的接受程度高、具有傳播共性，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出現構建了全球共通的意義空間，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議題，中國可以與世界各國交流治理經驗，進行文明互鑒。 在解讀中國式現代化理念時，各國從自身獲益、與中國的合作方式及交往路徑等角度出發，思考該理念對中國、對其本國以及對全球的影響，不同國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存在較大差異。 本研究從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認識、對與中國合作的認識以及對中國所追求的現代性的認識三個方面解讀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理念的認知狀況。

（一）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只有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1］17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華民族經過百年奮斗浴火重生，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尤其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成效令世人矚目，為穩定世界經濟注入信心和力量。 中國式現代化所扎根的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經驗層面，國際社會可以普遍接受中國現代化的成績，而問題在于其如何理解成績背后的機制。

在新全球秩序下，對中國式現代化及其發展模式的理解需要根據不同對象來加以區別分析。 姬德強認為，“西方社會的主流認知更愿意將現代中國納入其現代性框架，并從自身的現代性危機與矛盾經驗中解讀中國問題”［3］。 中國的發展模式在西方學者中引發廣泛關注，Shambaug 在2014 年出版的《中國走向全球：局部性權力》中將蓬勃發展的中國定義為“局部性的權力”［4］，其在2020 年的新作《中國與世界》中則認為中國是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5］。 Shambaug 對中國發展的有兩層預設：首先是中國的經濟改革時間恰逢英美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時期，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巧合”，而通過擁抱西方資本主義，中國抓住了歷史機遇，在全球市場上舉重若輕并有能力對既有秩序發起挑戰。 其次是中國的發展存在內部結構性問題［6］。 例如，中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引起了西方學界的廣泛關注，西方學者聚焦中國資本能否通過數字化戰略挑戰西方資本主義全球秩序，數字經濟能否幫助中國更好地應對全球經濟危機，而中國的數字經濟中又蘊含了哪些結構性危機等諸多問題。

誠然，上述理解敏銳地指出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在理論分析和實踐指導上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然而，認為中國的發展與現代化必然會遭受西方一樣的結構性危機，一方面是無法全面理解中國走向現代化歷程背后的復雜歷史與實踐邏輯，正如史安斌等學者所指出的，這種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片面解讀切斷了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工業化積淀、群眾路線的政治基礎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文化發展模式與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發展之間的承接性關系，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特有的整合性國家調節機制，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模式為突破西方所主導的世界秩序所帶來的解放性意義［7］。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多從單一現代性的角度認可中國的現代化發展。 中國的發展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廣大非洲國家，將中國的成功視為自己國家未來發展的希望。 非洲國家同樣經歷了外國殖民統治，這種共同的歷史經歷增強了非洲國家與中國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感，并增強了借鑒中國發展模式的合理性。 在非洲大陸，中國發展模式得到了廣泛認可，而其傳統合作伙伴——歐美各國的地位卻逐年下降。 自非洲各國獨立以來，前殖民列強向非洲推廣的發展模式從未使非洲擺脫貧困落后的惡性循環［8］。 非洲學者Ndubisi 則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加劇了非洲社會內部矛盾的惡化，而中國的發展模式有助于實現非洲社會的積極平穩過渡［9］。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 ”［10］中國式現代化總結了社會性質、文化淵源和發展環境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探索實現現代化道路的經驗教訓，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一次生動體現。 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道路由于其社會生產力水平、民族歷史、文化習俗和社會階級結構的差異，必然呈現出個性和多樣性，這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廣大非洲國家領導人紛紛表示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與西方強勢家長模式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給予非洲各國根據自身狀況進行選擇的自由，并平等地相信各國有能力根據不同的社會需求作出合理的發展判斷。 因此，許多非洲領導人希望從中國的發展模式中獲得啟發，實現自身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通過在非洲的實證調查，《全球中國的幽靈》提出：“在贊比亞，盡管中國并沒有興趣、意圖和能力挑戰或取代既有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中國國有企業基于獨特的資本積累邏輯、生產組織和管理理念，為當地提供了更為靈活的協商空間，從而為當地有效參與和另類選擇提供了政治、政策和知識空間。 ”［11］

然而，在分析非西方國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時不能忽視兩個問題：一是在后殖民主義影響下，發展中國家很難跳脫西方現代性來理解中國現代化成績背后的復雜歷史和實踐邏輯；二是不能忽略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文明或文化層面上地域性知識隔離。

（二）對“與中國合作”的認識

在尋求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始終秉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并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這一立場既為中國的民族復興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也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帶來了光明前景。 通過長期的合作實踐，許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和平共存合作模式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并高度認可中國的合作原則。

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嚴海蓉和沙伯力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描摹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發展的行動主義者的形象［12］，并證明了在與他國合作中，中國所提出的發展方案有別于西方資本主義的。 如果說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最顯著的特征是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分離，那么中國的經濟發展方案則在尊重生產者自主權的基礎上，促進了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結合。

上述觀點在丹·席勒對中國互聯網經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闡釋［13］。 在數字經濟合作領域，中國作為行動主義者的積極形象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中國在互聯網建設中積極引入如微軟、高通等大型外國科技公司，以協議控制、證券投資等多種方法準許外國資本獲利，成為蘋果等跨國公司最大海外市場，給予外資在中國互聯網市場透明、充分的市場自主權和準入權；另一方面，在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背景下，中國通過聚合互聯網和國內市場，完善數據全流通體系，加強新型生態系統假設，形成全球經濟新增長點。

在長期的合作實踐中，眾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式合作原則也高度認可。 以塞內加爾前總統Abdoulaye Wade 的觀點為例，他明確指出歐洲的投資者和非政府機構在與非洲進行合作時，存在明顯的殖民色彩，缺乏效率并帶有恩惠主義的傲慢態度，而中國的合作模式更符合非洲國家的需求。 中國與非洲的合作不僅遵循市場規律，更旨在推動非洲經濟的發展。 中非合作論壇（FOCAC）作為中國政府與非洲各國對話的有效平臺，根據各國具體情況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包括部分債務減免、增加對非洲援助、設立經濟特區（ZES）、推動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發展等。 在FOCAC 的推動下，中非的多邊合作有效推動了非洲社會的發展，也使中國成為非洲各國最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

長期以來，非洲各國一直面臨債務問題，不斷上升的負債率使許多非洲國家陷入經濟的惡性循環。為解決非洲債務問題，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結構調整方案（PAS）和重債窮國債務減免倡議（IPPTE）。 然而，這些方案未能幫助非洲國家擺脫債務困境，反而導致許多國家經濟崩潰。 因此，非洲國家轉向中國尋求解決債務問題的途徑。

“中國的軟實力在非洲增強，以鞏固中非友誼為名，增加中國的利益”。正如學者Bénazéraf 所觀察到的，西方國家在對非洲國家實施債務結構調整方案時并未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推動的自由改革，這與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功形成了鮮明對比［14］。 考慮到非洲國家的經濟狀況和現實需求，中國提供的債務方案更加務實，解決了非洲國家融資難的現實問題。 在非洲國家領導人眼中，與中國的合作為其他國家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并且可以避免西方國家施加的各種附加條件和家長式、說教式的債務政策。

然而，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西方國家開始宣揚中國對非洲的“債務陷阱”，這掩飾了中國基于非洲實際情況和提升非洲自主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合作原則，也忽視了非洲國家在解決債務問題上的積極性。 當前，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府層面，非洲國家普遍認識到西方國家的言辭陷阱，它們認為中國所倡導的“平等互利、注重實效、長期合作、共同發展”的南南合作原則和不干涉合作政策更符合非洲國家的實際經濟和社會狀況。 它們積極運用債務談判來爭取更多的權益，將債務問題轉化為推動發展的籌碼，這體現了非洲國家的主觀能動性。

此外，國際社會充分觀察到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和全球軍事安全行動中也扮演了愈發重要的角色。西方國家特別關注到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廣泛參與維和行動并在國際組織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利時學者De Swielande 認為此項戰略既有益于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聲望也具有極強的地緣戰略性［15］。 法國學者Rouiai指出，中國作為聯合國第二大維和攤款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第一大出兵國，既展現了中國的外交實力，又轉變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有助于塑造中國是世界和平建設者的形象［16］。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與中國的合作也對地區和平與安全產生了有效的促進作用。 長期以來，非洲大陸一直飽受戰亂之苦，和平問題一直是影響其發展的主要障礙。 非洲國家對中國不干涉非洲國家內部事務、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有著清晰的認識，并長期歡迎中國在沖突調解和建立和平與安全方面發揮作用。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在非洲很少將和平與發展密切聯系起來，常常采取教訓或制裁的方式來推動和平與安全，而非洲國家認識到這是導致地區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國通過發展促進和平、通過和平保障發展的合作理念更加實際和高效。 非洲國家主張非洲問題由非洲人民通過非洲方式解決，這使得非洲人民看到了不同于前殖民國家長期干預政策的平等、公正和包容。中國于2022 年正式提出的“非洲之角和平發展構想”是中國在安全領域發揮更重要作用的一次嘗試，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偉大實踐。 該倡議得到了地區國家的積極響應，不僅為非洲國家與世界大國開展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也為全世界各國和平發展與合作提供了中國方案。

（三）對“中國所追求的現代性”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1］22-23然而，國際社會對于中國式現代化內涵的理解較為片面。 具體表現在過度關注經濟領域，片面解讀外交領域，在文明和生態角度的認知相對不足［17］。

首先，在經濟領域，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超越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和兩極分化的現代化。 國際社會感嘆于中國的發展速度并高度關注優質高效和公平分配這一中國式發展優勢。 國外學界長期以來對“共同富?！边@一主題表現出濃厚興趣，研究成果呈現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這為“共同富?！痹趪H傳播中形成了有利的輿論環境。 比利時智庫Bruegel 關注“為什么在當下再次提及共同富?！薄爸袊哪繕耸鞘裁础薄盀閷崿F共同富裕，中國將采取哪些政策”等問題［18］。 這些問題概括了當前國際學者關注的共同富裕的主要問題，他們既認識到共同富裕理念對中國的重要性，也對中國為實現共同富裕將采取哪些具體政策措施表示關切。 然而，受制于政治立場和政策傾向，西方學者對其本國持有的現代化理念尚未進行深入反思［19］。 對于貧富差距較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共同富裕是一個引起共鳴的理念，它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也為其他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可借鑒和推廣的現代化建設目標。

其次，在外交層面，中國式現代化強調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超越對外擴張和掠奪的現代化。 然而，國際社會未充分理解中國的現代化是和平發展道路下的現代化，各國對中國外交理念的解讀深受國際形勢的影響。 近年來，受到新冠疫情、中美戰略博弈、俄烏戰爭等事件的沖擊，全球格局日益復雜。 中國作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重要角色備受各國關注。 在美國日益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背景下，歐洲學者特別關注到上合組織和亞投行的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法國學者Rouiai在其對中國軟實力的研究中指出，上合組織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意義遠超其經濟和政治意義，既增強了中國對出口對象國的影響力，又讓世界多邊主義更強大［16］。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呈現出共識和分歧交織的復雜態勢。例如，在應對新冠疫情期間，非洲主流媒體對中國在全球抗疫中的貢獻表示認可，并贊賞中非合作抗疫的舉措。 馬達加斯加《新聞報》以“赫拉克勒斯的英雄行動”來描述中國在10 天內完成兩所大型醫院的建設［20］。 阿爾及利亞《曙光報》發文表明在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時，正是因為看到中國上下齊心抗擊疫情的決心、信心以及成效，阿爾及利亞才堅定地選擇了加入“一帶一路”倡議［21］。 盧旺達《今日基加利》贊揚中國在抗擊疫情中“毫不含糊地承擔起了國際責任”［22］。然而，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2020 年，捷克帕拉茨基大學進行了一項有關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的調查研究，結論是“在新冠疫情期間，歐洲人對中國看法變差了”。 法國國際關系研究院（IFRI）在分析法國的相關數據后發現，法國社會更關注中國的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認為新冠疫情、人權問題和科技發展是導致法國人對中國形象負面認知的主要因素［23］。 西方的負面言論也會影響與之合作密切的非洲國家，例如“中國病毒論”在非洲國家的認知擴散。此外，部分西方國家忽視中國多次堅定地表達堅持和平的理念和決心，對中國軍事現代化進行片面解讀。 例如，德國之聲在介紹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時，意圖渲染、宣揚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再次，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以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超越了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和文明沖突隔閡的現代化。 周亭等指出，國際社會普遍肯定了中國在經濟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忽視了中國文明發展的思維慣性，導致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分離開來的認知現狀［17］。 在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中，重視經濟而輕視文化的局限性尤為明顯。 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強與非洲國家在教育、科技和文化領域的合作，然而，中非之間文化交流仍存在較大差距。 當談及與中國的科技文化交流時，非洲學者更加關注中國在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喀麥隆議會大廈、喀麥隆國家體育館、剛果國家廣播中心、非盟會議中心和非洲疾控中心總部等標志性文化建筑的建設。 這些建筑物代表著非洲人民的驕傲，但也反映出非洲國家和人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內涵理解不足。 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傳播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連接與互動并未有效建立起來。南非學者譚哲理曾指出，如果只關注貿易、工業化和人力資源開發，那么這些硬實力構成的一切將被削弱，無法建立可行和可持續的軟實力和公共外交，以提高中非合作的持續發展能力。在中非合作中，僅依托孔子學院作為一種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平臺其作用有限。 中國文化是中國在中非合作中依賴政府框架做法的深層原因［24］。

最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所強調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 ”［1］49-50在日益嚴峻的氣候問題和能源危機的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明確提出了生態保護的科學內涵、生成邏輯和實現途徑，還將生態良好作為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有機構成，同時從宏觀角度探討了文明與自然的關系。 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的綠色發展理念順應當今世界各國高度關注環境問題的時代潮流，成為國際社會理解中國并與中國合作發展的重要方面。 然而，目前在主流國家媒體的報道中，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綠色發展理念卻呈現出空白狀態。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面對的時代機遇

在國際傳播中，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宣傳和推廣，需要探究如何有效地傳達其核心價值觀和原則，并結合具體的戰略方法，靈活應對各種國際環境和情境。 這樣的認識和行動有助于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更多的認可和理解，進一步鞏固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同時，對于中國自身而言，深入了解和應對國際傳播中的機遇和挑戰，能夠更好地把握自身的發展方向，實現國家現代化目標。 因此，加強對國際傳播中時代機遇的認知和戰略規劃，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推進和國際傳播的成功具有重要意義。

（一）發展中國家相似的歷史遭遇和共同的歷史使命

在經歷了長期的殖民歷史后，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西方國家壟斷現代化闡釋權的背景下，更多采用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范式進行探索。 這種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做法往往導致與其本土環境的不適應，使這些地區和國家陷入長期停滯和社會政治動蕩的困境。 此外，西方國家忽視各國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強行將自身的政治制度和價值理念強加給他國，試圖進行“民主改造”和推動所謂的“顏色革命”，結果導致地區動蕩、沖突和人道災難。 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其自身的保護和調適意識日益增強，不斷深入思考自身的發展模式，并開始從如何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來協調大國關系、開展國際合作。

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化是不可回避的歷史命題，也是必然要經歷的發展過程和階段。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相似的歷史經驗，共同經歷了殖民統治，這加強了它們與中國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感，也增加了它們學習和觀察中國式現代化探索的意愿。 這些國家渴望尋找適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路徑，并從中國的經驗中汲取啟示，這反映了它們對于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的渴望。 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關注和學習，為這些國家提供了一種可供參考的發展模式，有助于它們更好地應對自身的發展挑戰，實現社會經濟的進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標。

（二）發展中國家對破解發展難題的渴望

從歷史的長期視角來看，西方國家率先展開現代化進程，由現代化所帶來的生產力水平提升掩蓋了西方現代化理論存在的潛在問題和隱患［2］。 西方國家現代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強化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和錯覺，也使得其現代化話語體系趨向封閉和排他。 此外，被西方國家壟斷的現代化話語體系建立了一套維護西方利益的國際秩序。 這導致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在探索本國現代化道路時，如果遵循西方現代化模式，最終只能陷入發展停滯的惡性循環，無法真正邁入現代化，成為西方現代化理論試錯實驗的犧牲品。

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更要立足本國發展現狀。 發展中國家有權利和能力根據自身國情自主探索獨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只有立足于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才能準確地認識和把握現代化的發展規律。 如果盲目移植他國的現代化理論，往往會偏離現代化的初衷，無法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這正是那些廣泛模仿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現狀。長期以來，這些國家一直陷于發展停滯和社會政治動蕩的困境中。 而發展中國家迫切希望加快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拓展和創新證明了堅持獨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可行性，也為廣大發展中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生動樣本。

（三）發展中國家龐大的年輕人口規模和平臺媒體的迅猛發展

當前，數字傳播技術和平臺經濟模式的廣泛應用推動了新媒體傳播形式的迅猛發展。 原本作為基層的草根受眾——在傳統的單向傳播制度下被動接受信息的群體，如今成為資訊和輿論生產與傳播的重要主體［25］。其中，發展中國家人口規模龐大的年輕人群體扮演著新聞輿論傳播的關鍵角色。此外，原本處于全球新聞輿論場邊緣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機構也嶄露頭角，成為全球傳播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如卡塔爾半島電視臺、今日俄羅斯（RT）和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等媒體機構在近年來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作為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傳播領域的新興力量，它們推動了不同地區和文化群體內部權力的重新組織，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中，我們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新時代傳播的背景。

（四）從精英群體到民眾層面對西方發展模式的集體反思

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許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開始對西方發展模式進行深入反思，這是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碰撞和摩擦密不可分的。 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地區，西非近年來一直處于動蕩之中。 法國作為該地區的前殖民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將該地區視為其傳統勢力范圍。 然而，近十年來，當地反對法國勢力的呼聲日益高漲。 2023 年3 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訪問非洲期間與剛果（金）總統齊塞克迪在新聞發布會上進行了激烈的言辭交鋒，這更加凸顯了西非國家的“反法”情緒不斷增強。 在歷史層面，法國長期以來奉行“例外主義”，在文明等級觀念的包裝下，拒絕承認西非文明的價值。 在政治經濟結構層面，法國在后殖民時期對西非國家進行了軍事干預，導致該地區不穩定，并在不平等的權利關系下推行了貨幣金融體系和貿易政策。 這種做法不僅沒有促進西非國家的自主發展，反而使它們陷入了經濟困境。 英法等國一直試圖擺脫非洲殖民者的形象，但它們傲慢的態度和帶有殖民時代印記的對非政策遭到非洲國家人民的詬病。 這引發了從精英群體到民眾層面對西方發展模式的集體反思，這些非洲國家迫切需要在超越西方現代化范式的想象中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社會生活形態。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面臨的多重任務與挑戰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它前所未有地面臨著各種可預見和難以預測的風險、艱難險阻甚至重大挑戰。 隨著國際形勢的深刻復雜變化和外部風險挑戰的不斷出現，中國國家形象變得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和立體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對中國的認知狀況也呈現出共識與分歧交織的復雜局面。 因此，對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傳播中面臨的任務和挑戰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變得尤為重要。

（一）傳播力度不均衡，傳播重點內容供給不足

在傳播渠道方面，中國通過顯著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基本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國際傳播格局。 中央媒體如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在非洲基本實現了全覆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中，存在傳播力度不均衡的現象。 在一些發達地區，中國的聲音相對較強大，而在一些落后地區，如中非和西非地區，傳播力量相對較弱。 舉例來說，尼日利亞作為西非最大的國家，目前很難聽到中國的聲音。 與西方主流媒體相比，中國的主流媒體，如新華社，在非洲的影響力雖然較大，但仍受到一定限制。 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民間互動渠道，加上語言和文化障礙等因素，在西方國家如美國、法國等的輿論中對中國的負面言論往往被放大，導致當地民眾對中國模式和中國形象存在誤解［26］。 從傳播角度來看，實施精準化、差異化的傳播策略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的目標。 例如，非洲大陸擁有50 多個國家，每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色，因此國際傳播應該精準劃分不同類型的國家，并對每個國家的不同群體進行有針對性的傳播。

此外，在傳播內容的構建方面也存在不平衡的現象。目前，經濟仍然是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的主要內容，而中國式現代化所涉及和平發展、綠色生態和文化文明等方面的內容尚未得到充分表達。文化“軟實力”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已經超越了僅限于武術、孔子學院等渠道的范疇。 通過電視劇譯制、圖書翻譯等方式積極推廣中國文化應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的重要內容。 中國電視劇被譯為多種外語已經受到各國觀眾的歡迎。 然而，在國際主流媒體的涉華報道中，中國式現代化所涉及的文化內容仍處于邊緣位置，這表明中外文化交流仍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在非洲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關于“年輕人最應該學習的國際語言是哪一門”的問題，71%的受訪者認為是英語，只有2%認為是中文［27］。 這表明中文在非洲的傳播空間并不大，同時也凸顯了中國形象在國際傳播中過于強調經濟而忽視文化交流的問題。此外，中非民眾對對方文化認知有限，國際傳播中民心相通理念在中非關系中的應用潛力未被激發。 因此，如何系統地向世界傳播并解讀中國文化及其與中國發展之間的關系，構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中國式現代化理念，是一個亟待研究的重要問題。

（二）各國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量，對中國形象進行的主動建構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中，我們需關注在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理念如何發揮影響力，如何在各國社會文化的動態空間中擴展和黏合，從而在新的環境中生成新的“文化雜糅”或“第三文化”。 此外，傳統的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理論常將主導性文化領域視為邊緣，并進行再認知和再分析，這種取向關注的是主導文化主體最關心的問題，而無法看到非主導文化領域本身的結構性問題和文化權力性質問題，從而誤判了“他者”的狀況。 史安斌強調在國際傳播中需特別防止這一錯誤傾向，應遵循去本質主義思路，將現代化作為普遍議題，并充分考慮傳播對象國的主體能動性，分析其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如何對中國形象進行主動建構［28］。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民族國家在國際傳播中可以發揮自身的主體性，但在西方現代政治以及全球化的影響下，民族國家的主體性是存在局限的。 姬德強認為：首先，對于眾多發展中國家，殖民主義遺產會從內部解構其獨立與主權，并使其依附于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其次，在全球化進程中，經濟一體化挑戰了作為治理主體的國家和超國家組織的地位；此外，民族國家的主權合法性也遭受來自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的諸多挑戰［4］。

因此，在國際傳播中，理解他國對中國形象的認識需要考慮多方因素：既要考慮到其作為民族國家的主觀能動性，也要考慮到其復雜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既要考慮到作為核心文化主體的民族特性，也要考慮到主體民族與領土疆域內外的族群群體關系。 例如，受到文化差異和殖民歷史的影響，非洲各國具有強烈的自我保護和適應意識。 在近百年的獨立發展歷程中，非洲不斷思考自身發展模式，在當下國際合作的大變局中，非洲最主要訴求是維護自身利益。 根據李洪峰的觀點，出于國家利益和非洲整體利益的考量，非洲國家不斷圍繞自身需求構建中國形象。 新冠疫情期間非洲底層民眾生活受到嚴重打擊，引發了對病毒源頭的爭論，導致“中國病毒論”在非洲蔓延。 這背后既有西方國家的大肆煽動，也表明了非洲民眾對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擔憂。 非洲晴雨表在2019 年至2020 年的調查結論指出，非洲人樂于看到與其自身緊迫需求相契合的外國參與，無論是來自美國還是中國。 盡管非洲視中國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在不穩定因素增加的新全球背景下，大部分非洲媒體處于客觀描述而不站隊的狀態。 非洲外交的務實性、非洲自身的主動性和自發性，以及其暫時無法超越西方來理解中國的現實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中需要考慮的重要變量。

（三）西方國家對中國快速發展的防備和遏制心理愈發強烈

在分析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時，我們可以觀察到各國對涉華議題的關注程度和對中國的態度存在刻板印象和認知差異。 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仍未消退，逆全球化思潮逐漸抬頭，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明顯增加，全球經濟復蘇缺乏動力，烏克蘭危機持續升級，世界局勢錯綜復雜。 我國發展正處于戰略機遇與風險并存、不確定因素增多的階段，需要應對更為嚴峻和復雜的風險挑戰和矛盾問題。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其所臆想的“中國威脅論”的旗幟，在政治上全方位對我國實施圍追堵截，在經濟上濫用制裁手段，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在國際傳播層面，西方國家對中國快速發展進行污名化，其對華話語中的不信任和不友好態度尤為突出。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上，我們必須冷靜觀察國際形勢的深刻演變，充分意識到西方話語和行為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仍然可觀這一事實。 我們需要主動防范和化解外部風險挑戰，冷靜而有效地應對，有步驟地擺脫西方意識形態對中國模式和形象建構的限制。

五、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的策略建議

在通過分析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和構建進程，深入探究中國形象在國際傳播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后，本研究旨在提出下一步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工作的策略建議。 如何構建自主敘事體系，有步驟地、系統地向國際社會解讀中國發展之路，構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中國式現代化形象，這是我們講好中國式現代化故事亟須回應的重要議題。

（一）加強構建和傳播自主敘事體系

在國際傳播中，歐美國家擁有渠道壟斷資源，并具備話語權和定義權的先發優勢。 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傳播需要加強構建自主敘事體系。 在敘事體系的構建中，應實現敘事內容的多層次化和敘事對象的明晰化。 面對西方敘事框架試圖建構的“刻板印象”，中國的自主敘事創新需要引入“再框架化”的思維［28］。 具體而言就是，可以從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價值和議題入手，例如關于對富裕生活和良好生態環境的向往，我們可以在敘事供給端重點講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脫貧攻堅的故事，講述綠色生態發展的故事，講述普通中國人奮發圖強的故事。 這將有效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層次，增強與傳播對象國家的文化互通性，凸顯中國式現代化為全球提供全新現代化和發展道路選擇的根本屬性。 此外，在國際傳播中應具備鮮明的受眾意識，以精準傳播的理念，運用傳播對象國家受眾可以理解和愿意接受的敘事邏輯來講述中國故事。 這樣可以減少在敘事過程中的文化隔閡，最大程度地實現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共情效應［29］。

在國際傳播的渠道方面，需要自主構建敘事平臺。 在歐美聲量較大的媒體平臺上，中國的聲音往往難以被廣泛傳播。 因此，建設更加透明、公開、公正的傳播渠道對于提升中國的敘事效果至關重要。這不僅需要更多地利用現有的社交平臺，采用更生動的鏡頭語言和現場感來講述多樣化的內容，還需要努力打造“能夠講述出來、能夠被聽到、能夠傳播開來”的數字平臺［28］。

（二）重視傳播對象國在中國式現代化傳播中的作用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中，需要特別重視對傳播對象國家的文化、思維習慣和價值體系的了解。例如，在面向非洲的傳播中，為了掌握話語體系的構建，需深入了解非洲文化的共性和特性。在中非文化交流中，運用一定跨文化交際技巧，提升對方的接受效果［30］。Hanauer 等指出，中非關系需要注重民眾層面的互信和互動［31］。 因此，應開辟更多中非民間對話渠道，講述中非友誼故事，加強中非文化互通的宣傳，建立多層次的中非共同話語網絡。

此外，中國形象的國際傳播長期以來集中在主流媒體報道中。 然而，在全球化時代，移動社交媒體的普及使基層草根民眾成為資訊和輿論生產與傳播的積極主體，而青年群體在民間話語中具有關鍵作用。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中，需注重利用青年喜聞樂見的形式探索國際傳播新路徑。 例如，《人民中國》用五年時間，以一篇報道為基礎，擴展出名為《血與心》的中篇漫畫，在中日兩國上線后吸引了上千萬粉絲的“追番”。

（三）立足各國對現代化的共同追求，講好中國式現代化故事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中，我們應該立足于各國對現代化的共同追求，講好中國式現代化故事。 這需要我們通過文明互鑒來打破西方文明的話語壟斷，并找到自身文化與目標國家文化的共同點。 在文化傳播中，我們需要走進傳播對象國的文化語境，了解其歷史、文化和哲學，以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32］。

此外，我們需要培養一支具備良好語言文字功底、文案策劃能力，具有國際視野和思想深度的復合型人才隊伍，以提升中國故事的傳播效果。 為了講好中國故事，我們還需要樹立共建共享的現代化價值觀，并鼓勵其他發展中國家探索適合其自身實際的創新發展道路。 以浙江省作為共同富裕示范區的經驗為例，可以通過具體事例講述當地經濟產業升級和企業投資的故事，向世界闡釋中國為縮小收入差距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中要注意加強涉華輿情跟蹤，促進中外媒體交流，提高外國媒體對中國話語的引用率。

此外，我們還應全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加強對發展生態文明、文化發展等方面的闡釋。 生態文明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國際傳播中應該充分表達其意義和實踐。 同樣，文化發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方面，我們需要加強對文化發展的闡釋和宣傳。

總之，講好中國式現代化故事需要我們充分利用文明互鑒，培養復合型人才，建立共建共享的現代化價值觀，傳播具體經驗和故事，加強國際交流，同時全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特別是生態文明和文化發展方面。 通過這些努力，我們可以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增進世界對中國的理解和認知。

六、總結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在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適合自己的現代化發展方式，它既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又有開放包容的全球視野。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為中國自身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方向，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借鑒和啟示。 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傳播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然而，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傳播中也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如傳播力度不足、傳播對象國對中國形象的片面建構、西方國家的防備和遏制等。 這些困難和挑戰要求我們在國際傳播中采取更加積極主動、靈活多樣、開放包容的策略，以增強中國式現代化的傳播效果和影響力。

本文從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與理解、 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面對的時代機遇、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面對的多重任務與挑戰、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的策略建議四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和探討，旨在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