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入徽的底層記憶與地方書寫

王玉坤

（安徽工業大學，安徽馬鞍山， 243002）

太平軍與清軍在徽州反復爭戰十余年，幾與金陵戰事相始終，戰火所及，創痛巨深，地方隨之由繁盛走向衰落。 近年太平天國運動的徽州研究漸成趨勢，研究視域不再局限于整體戰爭創傷的延展，而開始顧及社會群體內部的差異，涉及商人、士紳、宗族、團練及官府等諸多要素，論析戰爭前后徽州社會的興衰遞嬗，以此呈現太平天國戰爭運動的地方縮影。①參見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601—622 頁；唐力行：《“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動亂與徽州宗族記憶系統的重建——以徽州績溪縣宅坦村為個案的研究》，《史林》2007 年第2 期；馮劍輝：《曾國藩“縱兵大掠”徽州考辨——兼論徽州咸同兵燹》，《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2 期；鄭小春：《太平天國時期的徽州團練》，《安徽史學》2010 年第3 期；梅立喬：《兵禍與文化傳承——以晚清徽州為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第2 期；舒滿君：《太平天國時期徽州的捐輸運作與戰局演變》，《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4 期；袁為鵬，龔達：《從徽商賬本看太平天國戰爭前后徽州地區的貨幣使用》，《江海學刊》2023 第1 期。相形之下，作為這場戰爭最廣泛的參與群體——普通民眾，其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情感體驗與身體記憶雖屢被論及，②王振忠依據著名徽商余之芹生平履歷勾勒出太平天國以還的徽州社會實態（《上?；丈逃嘀鄣纳郊捌鋾r代：近代徽州重要史料〈經歷志略〉研究》，《安徽史學》2013 年第2 期），張小坡利用家譜傳記描繪了一位徽州農民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的傳奇經歷（《太平天國前后一位徽州小農的個人生命史》，《徽州社會科學》2019 年第8 期），戴昇藉助大量文人筆記、年譜，呈現了士紳個人經歷及一般民眾的避難日常生活（《徽難疏略：太平天國時期徽州的地方記憶與民間書寫》，《地方文化研究》2017 年第6 期），余曉東等透過周懋泰所遺詩歌揭示了戰爭背景下徽州民眾的生活狀況及文人心理 （《清代詩人周懋泰詩歌中的太平天國運動——以避“寇”詩為中心》，《滁州學院學報》2017 年第3 期）。 這些研究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參考。然而并未得到充分的反映，至于放置于近代徽州地域史的脈絡中去考察，仍有不小的發掘空間。 有鑒于此，本文擬從太平軍入徽前后地方社會的復雜反應入手，勾勒出戰爭陰影下的眾生樣貌，以期全景式呈現兵燹對徽州歷史走向的影響。 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教。

一、地方動亂的成因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后，在長江流域左突右進，而地處要沖的皖南隨之成為太平軍與清軍長期鏖戰所在。 面對重兵壓境，承平日久的徽州，因天險地利易勢，兵匪交相為患，官與民日漸疏離，地方社會隨之陷入多事之秋。

（一）大軍壓境

在太平軍挺進皖南地界之前，戰亂之于徽人似乎遙不可及。 單從地形來說，此處“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阨”，①道光《徽州府志》卷1《輿地志·形勝》，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坐擁一個較為封閉的地理單元，“其險阻四塞幾類蜀之劍閣矣，而僻居一隅，用武者莫之顧，中世以來兵燹鮮焉”。②《方氏家譜·序》，明萬歷二十二年（1592）刻本。有清以來，徽州除“康熙初年，三藩之亂時有閩寇，底定二百余年不見兵戈”。③光緒《婺源縣志》卷17《兵防志·兵事》，清光緒九年（1883）年刻本。長此以往，“人士習于承平日久，不知兵革之事，聞賊蹤日近，皆愕眙不知所為”。④黃崇惺：《鳳山筆記》卷上，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上編《事略》，1924 年油印本。突如其來的戰亂引發巨大心理恐慌，其慌亂之情形，猶如明清易代之際顧炎武所言：“夫徽在萬山間，繚延崄峻，較之平原廣野，防御宜易。 然當宣、睦、衢、饒、池陽之中，界聯三省，山寇竊發，數百為群。 士人聚族而居，不習兵革，一聞小警，挈家逃避，近邑者避城郭，遠邑者避山谷，所遭焚掠，亦甚慘矣。 ”⑤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二）·鳳寧徽備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1026—1027 頁。

與歷代徽州兵事相比，太平軍來勢之猛，持續時間之長，前所未有。 據不完全統計，自咸豐四年（1854）太平軍兵臨祁門，至同治三年（1864）由歙縣、績溪遁走，徽州下轄六縣前后遭攻占合計達66次，其中績溪、黟縣各15 次，婺源和祁門各11 次，休寧10 次，歙縣4 次。 在太平軍頻繁的襲擾之下，徽人引以為傲的天險屏障形同虛設。 且不說歷經明清兩代的持續開發，“商民修嶺以通往來，棧者夷矣，而天險一失，山川之形便，適足以奪其所恃也”，⑥夏燮著，歐陽躍峰點校：《粵氛紀事》卷9《皖南逾嶺》，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256 頁。給農民起義軍留下可乘之機。 單就是浩浩蕩蕩的太平軍隊伍中“多楚粵之人，深箐巨嶂，上下如履平川”，⑦黃崇惺：《鳳山筆記》卷下，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上編《事略》，1924 年油印本。在層巒疊嶂的徽州，“出此入彼，避實沖虛，馴至兵分力弱，無所不備，無所不寡”，⑧夏燮著，歐陽躍峰點校：《粵氛紀事》卷9《皖南逾嶺》，第224 頁。令清軍防不勝防。 尤其是咸豐十年（1860）以后，作為太平軍東圖浙江的孔道，“徽州境外，三面皆有賊蹤來往，處處可入”，⑨黃崇惺：《鳳山筆記》卷下,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上編《事略》，1924 年油印本。整個徽州皆籠罩在戰爭陰云之下。

盡管清廷不斷加固徽州防御力量，但其獨特的聚落結構又令布防者疲于應付。 親歷兵燹的南陵人劉鎮鐈在向曾國藩條陳皖南善后事宜時談道：“皖南情形與他省迥異，江西、江北多平原曠野，勢宜謹守城營，兵法云平地守城是也。 ……。 皖南則不然，山勢羅列如城，堪輿家所謂羅城也。 ……高甍大廈，鱗次櫛比，千家萬家，群居聚處，村落之盛，勢媲郡縣。 故賊數十萬眾，至隨地安下窩巢，綽有余裕，不必得城池可以久駐。 蓋我皖南富庶，不在城池，而在鄉村，徒守城池，賊來鄉村，慘遭蹂躪，一城空存?！雹饷駠赌狭昕h志》卷41《藝文志·文（二）·同治三年皖南肅清上曾滌生相國議善后條陳》，1924年鉛印本。換言之，只要太平軍能夠深入徽州鄉村，便可就地取材，以戰養戰，拖住清軍。這是普通百姓所始料未及的，也是徽州受禍劇烈的根由之一。

（二）兵匪滋擾

面對太平軍咄咄逼人之勢，徽州地方官府緊急備戰，在四鄉籌辦團練。 只因操之過急，招募的鄉勇參差不齊，與作戰要求相距甚遠。 當時活躍在府城和歙縣的義練團，乃是由績溪人吳定州網羅一批花會賭徒改編而成，毫無戰術素養可言。 曾有人賦詩揶揄道：“城頭鼓角聲不齊，城下啞啞烏夜啼。 天明四顧無賊跡，塞巷填街說功績。 山環水繞途紛義，賊去賊來如到家。 梳肌剔髓供魚肉，不弄干戈弄絲竹”。?鮑宗軾：《新安吟·防堵樂》，許承堯：《歙事閑譚》，合肥：黃山書社，2001 年，第291 頁。由于軍紀松散，這些人在兵匪之間隨意切換，“不守要隘，而駐祁、黟之市鎮，終日四處，奸淫擄掠，無所不至”。?王茂蔭撰，張新旭等點校：《王侍郎奏議》卷7《省稿2·論徽州續捐局擾害折》，第110 頁。

戰時徽州本土兵力單薄，主要仰仗客籍兵勇作戰。 據不完全統計，先后有來自浙江的臺勇、江南大營的川勇，以及曾國藩帶入的湘勇，其他諸如貴州勇、江北勇、果毅軍等也曾穿梭于此。 這些兵勇魚龍混雜，不受地方節制，例如“臺勇類多海盜，烏合鳥散，來去自如，專以剽奪為事者也”。①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31 頁。又如江北勇實系“江北輿臺孫大、高三等，推石埭薙發匠丁三余為首，自稱防勇，為害閭閻，官不能禁”。②余本愚：《雜兵謠》，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中編《詩歌》，1924 年油印本。他們打著就地籌餉的幌子，瘋狂羅掘民財，害民甚于保民。 當時一位來自休寧的黃姓地主悲憤道：“官兵之初至也，盈街滿巷，打門覓館，甚至破門登屋而入；既打館也，衣物銀錢，見即竊去，拆門壞壁，攪擾異常；及至扎營，鍋、碗、缸、椅凳、谷簞、柴火，盡數搬去，……而搬去之物，撤營之日，或官兵放火一焚，或土匪轟然一搶，各家之物，被官軍搬去者，十不獲一矣。 然居家應用之物，不能不辦，豈知此番兵去，彼番又來，居家之物，屢添屢搶，（咸豐）六、七、八、九，四年之間，我五城遭官兵之害者，已民不聊生矣。 ”③王二：《關于〈咸豐十年庚申大亂記〉》，《歷史研究》1957 年第3 期。

與兵禍交織在一起的還有匪患。自太平軍逼近皖江，徽州境內“狼煙逐萬霙，狐鼠恣縱橫”。④黃德華：《瑣尾吟》，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史研究室編：《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21 頁。咸豐四年（1854）初太平軍奇襲祁門時，“黟西土匪紛起”，⑤同治《黟縣三志》卷12《雜志·兵事》，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而績溪“此時小村坊多遭土匪之劫，大村坊則免，以人多眾也”。⑥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乙丙日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3 輯，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7 年，第73 頁。時任休寧縣令唐寶昌坦承，“休境迭遭蹂躪，皆由花燈蠱招集土匪，勾通逆黨所致”，⑦馬昌華：《皖著太平天國資料摭錄——《旭齋雜抄》，《安徽史學》1985 年第2 期。因而他嚴飭各鄉竭力彈壓土匪。 但動亂的時局不斷“造匪”的同時，還讓匪徒們有恃無恐，甚至打著太平軍的旗號，渾水摸魚。 如咸豐六年（1856）石達開率部自江西開赴婺源，“八月二十三，賊由南鄉太白司竄高砂等處，樂（樂平）匪乘機劫掠中云、盤山、許村、港頭，各村莊集民勇格殺土匪”。⑧光緒《婺源縣志》卷17《兵防二·兵事》，清光緒九年（1883）年刻本。這些土匪猶如跗骨之蛆，讓百姓避之不及。

（三）官民疏離

自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順江而下，連拔安慶、蕪湖諸要塞，皖屬“沿江郡縣官，或鄉居，或舟宿，十九棄城不顧”，⑨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27 頁。大小官吏丑態百出，“其甚者如廬州知府胡元偉、六安知州宋培之、銅陵知縣孫潤、舒城知縣鈕復疇屈身降賊，辱如奴隸而不忍一死”。⑩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6《祁門知縣唐治傳》，《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7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166 頁下。這些“父母官”將守土之責盡皆拋諸腦后，置民眾于水火而不顧，引發社會劇烈動蕩。 赴徽避難的蘇州人貝青喬嘗言：“民間遂藐無王法，或從逆诪張，或乘亂恫嚇，良懦亦畏禍蓄發。 而偽官之設，漸至編籍抽丁，計田索賦，賊勢日以內陷，而徽嶺以外，幾不在普天率土中矣。 ”?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31 頁。

事實上，徽州本土早已暗流涌動。 咸豐四年（1854）秋，吳定州所部越境建德縣縱火，“居民銜之，遂赴皖邀賊渡江，再由（東流縣）張家灘入嶺，追破花會勇于嶺東三十里外。 祁、黟震動”。?夏燮著，歐陽躍峰點校：《粵氛紀事》卷9《皖南逾嶺》，第230 頁。爾后又有徽州鄉勇在被派往石埭協防時“恃功驕恣”，?曹藍田：《璞山存稿》卷9《乙卯難行紀略》，《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4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325 頁上。橫行霸道。 及至次年春，不堪其擾的鄉民再次邀來太平軍進剿徽勇。是役，徽郡六縣陷其五，僅績溪茍存。在太平軍摧枯拉朽的攻勢下，徽州知府達秀偕安徽學政督辦團練大臣沈祖懋等大小官員悉皆逃遁，惟歙縣縣令廉驥元自縊公堂。 府城失陷后，“四鄉警怖，百十里阛阓遷閉一空”。?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40 頁。即便未遭戰火波及的績溪，“不特城內搬空，即附近村鄉亦如無人之境”，而縣令田寶琛“私行逃遁，城內空虛，越十數日回署”。①汪光澤：《有關太平軍在徽州活動的一些史料——摘錄自〈介夫年譜〉》，《安徽史學通訊》1957 年第1 期。此番官府表現，令其威嚴掃地，也應驗了明清之際徽人趙吉士的憂慮：“凡所以衛吾民者，法至密也。 顧兵強，往往恣睢以為暴。及其積馳而媮也，懦怯畏葸，乃更逾于民。 是故聞警則望風而逃，委民以為寇餌；寇退則反咎民之不能固圉，乘寇之余氛而流其毒。 ”遭此一劫，官民離心離德。

盡管安全保障毫無著落，官府卻要民眾在團練上盡心盡力。 依照朝廷規定，“每團按戶選勇，按村出資”。②同治《祁門縣志》卷36《雜志·記兵》，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表面上看，“各村之錢，各村用，各鄉之錢，各鄉用”，關鍵是“所最不易者，團練總得人耳?！魴喽俜瞧淙?，則小民未困于賊，而先困于團練矣”。③趙蓮城：《豹隱堂集》不分卷《論團練》，《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23 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46 頁。當然，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那些被官府倚重的局董們，“一面勒掯，恐喝土人以取錢，讬其名為‘助響’……一面執涂人、市人及恇弱瘦怯之書生為鄉勇”，結果招募而來的鄉勇“日取清錢三百，既而賊來則皆潰”。④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乙丙日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3 輯，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7 年，第53—54 頁上。更有那等劣紳混跡局內，專事攀緣附仰，“早將捐款各私藏，或置田疇或入嚢。哪管生民受涂炭，只知貪得若豺狼”。⑤佚名：《新安難民詞》，王振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第33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184 頁。久而久之，徽州出現了“官吏不和于上，紳民不和于下，而望其齊心團練，同心殺賊，勢必不能”的亂象，最終落得“餉無所出，捐無可集，紳富袖手，士民騰謗”。⑥楊沂孫：《觀濠居士文集》卷上《李、陳兩觀察事》，《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359、366 頁。

二、戰時民眾的抉擇

曠日持久的太平天國戰爭，在徽州基層社會引發極端混亂，如何求生成為擺在廣大士民面前的一個棘手難題。 面對大門口的“陌生人”，無論抗爭，還是合作，抑或逃亡，徽州民眾都要及時作出抉擇。

（一）抗爭者

在地方讀書人看來，太平軍帶來的不僅有刀槍棍棒，還有極具煽動性的“歪理邪說”，這是對“文公闕里，東南鄒魯”莫大的褻瀆。 他們斥責太平天國“廢五倫，而男曰兄弟，女曰姊妹，宣講泰西邪教，動稱天父天兄，權能廣大，智力高強。 毀塔如元魏，焚《詩》《書》如暴秦，侮圣則孔子木主受笞，慢神則平夷土谷諸神祠”，⑦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51 頁。罔顧倫理綱常，實乃離經叛道之徒，不屑與之為伍。 婺源庠生酆聲拒受“偽職”，忿而“罵賊”，遭亂軍砍殺。⑧光緒《婺源縣志》卷21《人物志五·忠節一》，清光緒九年（1883）年刻本。黟縣諸生胡浚聽聞“賊以計劫文士”，身赴敵營叱罵，被太平軍視為“狂疾”屏退，后復怒闖軍營被殺。⑨程鴻詔：《有恒心齋文集》卷8《胡吳汪俞附諸死事傳》，《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7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235 頁。歙縣附貢生仰元頗受太平軍仰慕，“使為治文書”，被執不屈，赴死前囑咐家人，“汝輩須繼吾志，不可茍活以玷吾。 厥后，其子士昉被執，罵賊殉節于邑東門外。 孫女定轉，年十七，懼污投井，妻子及子婦相繼死者十余人”。⑩民國《歙縣志》卷7《人物志·忠節》，1937 年鉛印本。

不惟士人義憤填膺，一些服膺朱子理學的俊彥豪杰，“或矢志同仇，荷戈赴義；或臨危授命，盡室捐軀”。?同治《黟縣三志》卷6 中《人物志·忠節》，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歙縣義士程文谷“性機警，有俠氣”，當“庚申秋，郡城再陷，鄉團漸散，文谷猶堵御村口。太平軍已分路入村，兄弟侄妻子被擄，憤益甚，持刀殺賊數人。 復返至大安橋，敵眾紛擁，矛戟交加，死之”。?民國《歙縣志》卷7《人物志·忠節》，1937 年鉛印本。黟縣商人舒彩芬，跟隨鄉團“偕眾防御，每以身先，里中恃以無恐。繼復率眾移家底嶺，扼險據守，排列滾木石寨，相拒十余旬，斃賊甚多，致遭賊憤”，面對太平軍四面圍攻，他只身負母攀援逃避，因“行遲為賊所及，遂同遇害”。①《（績溪）華陽舒氏統宗譜》卷17《具稟徽州府學附生舒安仁稟》，清同治九年（1870）敘倫堂木活字本?？兿酥苷谆吧辛x俠，負勇略”，及至“洪楊亂作，即糾合同志周國棟、耿金柱等設同志局于虹溪橋，身充練長，選驍勇子弟，日夜訓練。 以人面石為一鄉避亂地，督率練勇扼險守御，一鄉倚如長城。 每遇賊至，必迎擊，無一敗創，并時出為官軍聲援”。②《（績溪）周氏敘倫堂族譜正宗》卷17《兆基公傳》，1912 年木活字本。

當太平軍狂熱的宗教政策與徽人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激烈碰撞，彼此對抗亦在所難免。 地處歙南三陽坑的洪氏族人，村居要沖，“迤浙訴番，取逕于此，鷹伺鶩集，戰爭無時”，聚居于此的梅溪洪氏族人為捍衛鄉梓，遂“爰自丁壯，下及婦孺，執戈衛墟”，闔族三百余人捐軀赴難。③程秉釗：《梅溪洪氏節烈雙褒錄序》，王經一編著：《王茂蔭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61 頁。又扼守祁門西鄉險要之新安嶺的金谿金氏，在敵人進犯而徽屬練勇“拔營而潛去之”時，“金谿居人獨倡率同族各持器械赴嶺守險，以為之御，且徧樹旗幟，時擊金鼓，歷數晝夜皆然。 其口糧則由合族祀眾給發，以故賊知團防之謹，不敢侵也，倏為之遠徙焉”。④《（祁門）金氏統宗譜》卷1《團防紀略》，清光緒三年（1877）木活字本。與之相似的，來自祁門的沙堤葉氏、韓楚二溪汪氏以及為曾國藩行轅服務的桃源洪氏，也在保衛桑梓中不遑多讓，借用祁門縣令周溶的話說：“祁以地處沖要，被禍尤酷。 此十年中，士紳之籌餉練團，義民之同仇敵愾，以及愚夫愚婦，或從容殉節，或節烈捐生，其足泣鬼神而光志乘者，不知凡幾。 ”⑤同治《祁門縣志》卷首《序·重修祁門縣志序》，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二）合作者

太平軍擾徽前，鄉間的衛道士們不厭其煩地向村民灌輸“何代無盜賊，此賊兇且頑。 擢發罪難數，言之摧心肝。 人所異禽獸，尊卑差等明。 賊皆呼兄弟，五倫全棄捐。 ……民貨皆賊貨，民田皆其田。誅求猛如虎，蝗過無稍捐”⑥黃德華：《瑣尾吟》，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史研究室編：《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13—314 頁。的恐怖言論，冀望百姓們能夠奮起反抗。但事與愿違，在刀槍棍棒面前，普羅大眾本能的反應是求得一線生機。

咸豐五年（1855）春，太平軍首度攻陷徽州府城，只因紀律嚴明，給民眾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咸豐六年九月七里亭之戰，村人皆隔岸觀戰，婦女亦有聚觀者”。⑦黃崇惺：《鳳山筆記》卷下,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上編《事略》，1924 年油印本。盡管如此，一旦有風吹草動，神經緊繃的鄉民仍然不敢掉以輕心，紛紛主動向太平軍示好。 一眾來自績溪嶺北的村民，在某文人的帶領下趕往郡城向太平軍獻禮，“送以蜜棗、大棗一筩，曰‘早早一統’，筷子、燈籠雞九十五只，曰‘快登九五之尊’，筩笱十三枝，曰‘一統十三省’，其人素聞明時兩京十三省，而又忘兩京，故云云也”，當時夾雜在送禮隊伍中還有附近旌德及歙縣的居民。 事實上，戰前不少績溪人已同太平軍頻繁互動。在績溪鄉下避難的汪士鐸發現，距其塾館不遠的“上莊民有蓄發，借名與賊通市者甚眾，人皆知之，彼亦不畏人也”。 甚至他還聽聞，七都有位在揚州經營墨譜的商人，年屆五旬，太平軍讓他充當信使，并許之重酬，此人欣然應允，并以難民身份躲過官兵的盤查。⑧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乙丙日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3 輯，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7 年，第59、67、93 頁。

徽州其他幾縣亦不乏追隨者。 咸豐四年（1854）七月下旬，在祁門西鄉忠信里人李國成的帶領下，駐扎在建德境內的太平軍大舉向櫸根嶺進發，只因不敵徽勇及西鄉民團夾擊乃退。⑨同治《祁門縣志》卷36《雜志·記兵》，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而關于黟縣商人通敵之事早已傳得滿城風雨，“黟人平日素賈于省城，賊據省城（安慶），而黟人之賈如故，且與賊甚習”，所以太平軍能兵不血刃拿下黟縣。⑩楊沂孫：《觀濠居士文集》卷上《書黟人饋獻引寇事》，《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372 頁下。在恐怖如森的環境中，人人自危，社會道義的約束顯得蒼白無力，一如歙人許承堯所言：“悲夫！ 賊據徽久，繼以疾疫，吾家吾族同燼，于是遺民寥寥，半隱忍從賊。 府君獨憤之，瀕死者數矣。 ”?安徽省博物院編：《許承堯未刊稿整理研究》，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7 年，第42 頁。

耐人尋味的是，后來太平軍紀律渙散，但鄉民們眼見李世賢所部“賊安民后，有主兵、客兵之別。 客兵縱殺掠，主兵輒庇護”，①許承堯著，汪聰、徐步云點注：《疑庵詩》乙卷《過祁門吊曾文正公駐兵遺址因追述咸同間事六首》，合肥：黃山書社，1990 年，第37 頁。依舊有不乏歸順納降者。 據績溪在城紳士胡晉柱反映，“有等無知之徒，阿附賊黨，十一都橫睦高美德，九都何家田圩何煥，此尤孽之著者”。 令其始料未及的是，次年族弟胡晉陞“自蕪湖與賊同來，到績之日，即令該賊住于豐芑堂，并在堂內安置騾馬”，公然進駐宗祠。②汪光澤：《有關太平軍在徽州活動的一些史料——摘錄自〈介夫年譜〉》，《安徽史學通訊》1957 年第1 期。躲在深山避難的胡傳（胡適之父）親眼目睹，“鄉間匪類爭投賊，賊招人充鄉官……余川人汪茂吉于賊酋梁姓者昵，倚賊勢，屢借端以逼索官人財粟，小康之家無能免者”。③胡傳：《鈍夫年譜》，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447 頁。隨著戰事的推移，歸附者隊伍不再局限于黎民百姓，“時粵寇方熾，邑（績溪）中衣冠巨姓往往降賊，短狐長鯨，抅亂未有已”。④《（績溪）遵義胡氏宗譜》卷12《文藝一·梅花百詠自序》，1935 年鉛印本。

（三）逃亡者

太平天國后期，徽州成為其東圖江浙之管道，其用兵之多、往來之密，為當地歷世所罕見。 在與清軍的反復拉鋸戰中，太平軍為搶占先機，對徽用兵的方針變得簡單粗暴。 這前后大相徑庭的表現，令徽民苦不堪言，除了逃亡，別無他選。

據《新安柯氏宗譜》記載：“洪楊軍初踞江浙時，尚不甚騷擾閭閻，因湘勇外逼，黨羽內訌，軍心無主，乃四出竄擾”。⑤《新安柯氏宗譜》卷26《雜記》，1925 年刊本。對于這種微妙的轉變節點，有位黟縣文人清晰記得，咸豐五年（1855）“以前之賊，假仁假義，不殺百姓，不燒民房，只殺官兵劫庫而已”，與民秋毫無犯，“以后之賊無信無義，放火、殺人、打擄三者當先”。⑥佚名：《徽難全志》，《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史研究室編：《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96 頁。另據親歷者黃崇惺追述，當咸豐庚申年（1860）九月李世賢所部攻陷徽郡后，命人到附近“各鄉村皆出偽示安民，遣人獻銀米蔬菜，謂之‘進貢’，約不復擄掠人”之際，“會偽忠王李秀成自蕪湖來援，眾號十萬，自箬嶺入，而出黃泥關。 所過焚掠益甚，凡進貢之村落亦不能免。而侍逆之黨散居鄉村者，亦并受其屠掠”。這驟然間的反轉，令徽民猝不及防，“深山窮谷之中幾于無處不被其擾，其焚掠之慘，脅迫之苦，較他郡為尤烈”。⑦黃崇惺：《鳳山筆記》卷上,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上編《事略》，1924 年油印本。

比殺戮更讓人不安的是，連年征戰對徽州的農業生產與商品貿易產生猛烈沖擊，物資極度匱乏，在民間引發巨大的恐慌。 在庚申之亂期間，“至是徽、歙境內遍地皆賊，無路可通糧”，⑧胡傳：《鈍夫年譜》，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450 頁。幾乎將難民逼上絕路。 據績溪仁里村老人程秉江回憶，“當太平軍來仁里，有一二百村民攜老偕幼逃往對面山春塢里，因糧食斷絕，誤食山中青桐子中毒身亡，甚為慘烈。 其時，仁里十室九空，死的死去，逃的逃生”。⑨績溪縣瀛洲鄉仁里村民委員會編：《千年仁里》，績溪：皖南海峰印刷包裝有限公司印，2009 年，第233 頁。由于朝不保夕，民眾“或經險歷遠以避亂者有之，或如草飲以資生者有之，甚至饑餓之極，即將賊匪所殺之人刳其肉以為食者亦無不有之”。⑩《（績溪）錦谷程氏宗譜》卷2《重建惇庸堂宗祠記》，清光緒三十年（1904）惇庸堂木活字本。當戰爭的血腥殘酷暴露無遺，又進一步加劇社會恐慌，遷避風潮愈演愈烈。

三、避難途中的遭遇

在咸同兵燹猛烈的沖擊下，徽州廣大士民紛紛踏上流亡之路，但受家庭背景、社會身份及與官府關系的影響，個體對于戰爭的敏感程度則有強弱之別，這也就決定了其逃難的時機、路線及遭遇。

與本土民眾的后知后覺相比，在這場大逃亡中率先行動起來的非徽商與游宦群體莫屬。 在他們眼中，徽州“雖間遭兵革，而世家大族竄匿山谷者，猶能保其先世之所藏。 非若金陵南北，土地平衍，一經離亂，公私掃地，其勢然也”，①《（歙縣）昌溪太湖支吳氏族譜》不分卷《新安昌溪吳氏太湖支譜序》，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木活字本。返鄉避難理所當然。 寄籍江寧的歙縣士子鄭由熙，“迨至癸丑粵寇犯金陵，急盡室歸黃山，伏處十年”。②鄭由熙：《晚學齋詩二集》“敘言”，《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0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29 頁下。服賈金陵的績溪人馮經甫以為，“績溪人比他處人不同，世治則出而貿易，世亂則歸家，家各有田，多者數十畝，少亦數畝，風俗儉樸，力耕可以自給。 寇至則避于深山，退則返，不過數日。 地不當孔道，寇不留行也。 衣物無值錢者，賊所不取”。③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乙丙日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3 輯，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7 年，第23 頁。故此，“當粵賊東下，徽人賈于四方盡挈資以歸，……自（咸豐五年）五月以后，以至十二月，徽郡皆無寇警，而遠方游宦與夫寓公之地而來者，皆視徽為樂土。 ”④黃崇惺：《鳳山筆記》卷上,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上編《事略》，1924 年油印本。乃至徽州周遭府縣的民眾，“人皆信為古無兵災，避亂者遷如歸市焉”。⑤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28 頁。及至曾國藩移師祁門，“祁以大營所在，四方倚為安，避難者源源至”。⑥同治《祁門縣志》卷14《食貨志·卹政局》，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面對洶涌的遷徙潮，徽州本土社會精英們也提前謀劃落腳地點，以期從容避難。 在歙縣的北岸村，“乾隆年間村里有一赫赫有名的茶商，是村里有名的景隆號，道光年間出重資建造了吳氏宗祠，這一家族人丁盛旺，自洪楊之亂發生后，找個深山向陽的四季如春的所在——吳家山，做了幢36間房屋的大屋子，為了年長的老人和婦女能坐上轎子去豆腐垯的山灣處，還修建了百步街，有臺階可上，一大家族人雖擠了點，倒是個避難的好場所”。⑦歙縣《北岸村志》編委員會編：《北岸村志》，2015 年（內部發行），第55 頁。黟縣艾溪村的大紳商余國謹，出任漁亭鎮團練公局董事，因洞悉局勢，“一聞發匪將來，舉家遠徙。 先將老祖母，時年八十歲左右，乘輿而行。 次則少婦幼兒，每人交洋兩元，錢二百文，炒米一包，布套雨傘一把，小包袱一個，除派人保護外，壯年者后行”，每當余家“老幼行后，而歙縣、休寧之逃難者，接踵而至”。⑧余之芹：《經歷志略》，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04 頁。

由于上述家庭準備充分，脫險時尚有余力護全家財。 前述那位休寧地主出門前特意寫下《避亂須要》，他認為“避亂須舍得物事，如賊來急，雇人夫不多，則先將人撤開，次及契據，有余力，再搬物；常見先將物事搬出，及賊到，人不及避，有物無人，有何益哉！ ”再者就是“離亂之世以譜牒契件為要，須要三五副底子，一副用二層錫盒或皮漆藏內，外用錫皮裹好封密；再用化松香四圍澆成一塊，有松香澆，即低濕亦不受水也，擇高阜埋藏；一副挑隨身邊；再而二三副與兄弟叔侄輩攜帶，方可保無虞。 其譜牒契件，用薄綿紙，小字抄下，大約大者埋藏，小者攜帶；或兩副大者，一副埋藏，一副隨帶”，在所有契據中又要屬“租簿最關緊要，蓋佃戶名目，非租簿不能知也”，⑨王二：《關于“咸豐十年庚申大亂記”》，《歷史研究》1957 年第3 期。其見解可謂獨到。

相形之下，出身寒微的士人，家貲不足，且身無長技，只得東躲西藏。 據休寧塾師馬旭齋追憶，在探知咸豐七年（1857）五月太平軍自浮梁窺伺休寧后，全家避亂佃公坑，“一月之內，兵聲紛紛，難安之至，田禾不能耘，山草不能耨，工不能作書不能攻，困守家中，凄然待斃。 并且浮梁不能通商，米價滕貴，洋錢以毛光辨別，將及捧金而亡”。⑩馬昌華：《皖著太平天國資料摭錄——二、《旭齋雜抄》》，《安徽史學》1985 年第2 期。來自同邑的汪鐘淑一家靠著親友接濟，“大兒昌鉽，同媳詹氏寄居古黟范姓，予同內人、次兒昌镈、三兒安吉、三女還珠另避山中，遇賊得脫。 嗣覓長兒，始遷得屏山避地，兒更代籌薪水，奈寇踞不退，難以久支，其能得免為流民乎”，?汪鐘淑：《避亂詞五首》，休寧29 都1 圖黃氏文書（未編號），安徽師范大學皖南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藏?；袒滩豢山K日。 而歙人許學詩家族由其父許恭壽帶入深山避難，“數年間，自先曾大父以下，手殮十二人之尸，皆被棺衾，哭至于無淚，惟眶陷而已。 所攜貲物盡，則犯百險而求之，時僅吾母吾叔父，及學詩與一妹存”。?安徽省博物院編：《許承堯未刊稿整理研究》，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7 年，第42 頁。

至于底層的窮苦百姓，出門無依無靠，對于外出逃難猶豫不決。 在不少鄉民看來，太平軍數次過境徽州，于民無犯，只要避其鋒芒，便能保全周身。 由此“咸豐十年賊陷之后，居人狃于前事，皆不肯遠徙，謂賊皆必不久住。 賊入山焚掠，猶以為官軍所為”。 及至眾人發覺太平軍用兵迥異于前，數十萬大軍靡集徽州，“向之憚于遷徙者，今且無地可遷，無物可載”。①黃崇惺：《鳳山筆記》卷上,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上編《事略》，1924 年油印本。在兇相畢露的太平軍面前，百姓們慌不擇路，“投親友，搭飯食，暫避災星。 男子們，沒奈何，自擔行李；女人們，背兒女，扶杖隨行。老人們，不能行，桌圈當轎；小孩子，只得用，貯簍挑人。 那山中，屋宇小，家住數十；到夜間，打地鋪，手足難伸。 更苦的，蓋茅棚，山窩里??；風來吹，雨來打，衣濕淋淋”。②佚名：《徽州義民歌》，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下編《雜記》,1924 年油印本。加之“賊踞徽城，久不能克，紫陽烏聊之巔，豐川箬水之源，樵斤漁棍所不能往者，寇能往。 徽人多豪商大賈，中人擁資鉅萬，無論大戶，故賊之欲得而甘心也，較他郡尤甚”。③鄭由熙：《晚學齋文集》卷1《節孝汪母宋孺人傳》，《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0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135 頁。

客觀上說，由于對大戰缺乏應有的警惕性，在咸豐庚申（1860）大逃亡中，大抵每個徽民都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而績溪士人曹向辰所撰七言詩《流民篇》可謂是最佳注腳，茲引錄于下：

歲屆庚申徽寧失，死里逃生真靡術。沒者沒矣尚何言，幸而茍全十股一。動謂賊據難久長，攜家挈眷躲山莊。 到得深山搜始遍，廼知近避計不良。 踰關至卡脫虎口，僥倖妻孥相奔走。 吃餐用現總難糊，起棵藁嚢嗟莫有。思量某處若而人，與吾夙昔為至親。料他不作薄情輩，少少亦借數十緡。 誰知費盡攀躋力，進門相見不相識。 地生人生樣樣生，兩眼烏珠真漆黑。 靧卻面皮做賴皮，長跪而請救權時。些須不敷往返用，太息倀倀再何之！隨行包裹常作伴，舊衣舊被值幾貫。 濟了朝餐沒夕餐，無錢難硬英雄漢。 廢物賣完賣到人，童兒幼婦活換銀。 初逃數數七八口，畢竟難逃剩只身。 幾度思歸歸不得，省識鄉閭踞毛賊。 黃金用盡究無顏，未學吹簫也乞食。 蒙袂輯履苦莫支，殘喘一線瀕于危。東顧無家西無路，風炙雨淋悲不悲。自慚薄命若螻蟻，當初畏死今要死。 指點累累餓殍堆，半屬昔年富家子。 噫吁嘻哀哉痛哉！ 搔首蒼茫問幾回。 好生之天生不好，難民難極橫罹災。④曹向辰：《流民篇》，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中編《詩歌》，1924 年油印本。

方此大亂未休，瘟疫踵至，整個“庚申之亂，徽人之見賊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1861）五月，賊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雹蔹S崇惺：《鳳山筆記》卷下,胡在渭輯：《徽難哀音》上編《事略》，1924 年油印本。及至是年底，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雪席卷徽州。當時外出覓食的胡傳發現，“大雪降，深八尺，并草根樹皮不能得。 日見餓殍在溝壑，明日視之，則肉已盡，只余骨。蓋已夜為饑民取而食之矣”。⑥胡傳：《鈍夫年譜》，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450 頁。然而禍不單行，“同治紀元，壬戌（1862）正月也，天氣異凍，毒侵作疫，饑寒交加，人民疊遭難劫，竟至十人九病，十室九空，其生者野草充饑，遭其死者赤身就土處”。⑦休寧《戴氏荊墩家譜》不分卷《錄譜意略》，1944 年鈔本。

萬般無奈之下，不少徽民遠走他鄉。 眾多原生家庭支離破碎，“竟有婦女愿隨人走，不計一文錢而聽人選擇者，貿易帶至蘄、黃等處，人多娶之”，⑧鄧文濱著，眉睫編校：《鄧文濱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70 頁。嚴重動搖傳統的宗族基礎。 例如績溪柯氏一脈：“洪楊以前，闔族丁口約七百有奇。自經浩劫，流亡轉徙，耗損甚多。同治元年科丁修理祠宇，壯丁僅一百十三名，益以婦孺共約二百，竟減去七分之五，創深痛鉅，迄今六七十載，雖稍蕃息，然元氣固難恢復矣。 ”⑨《新安柯氏宗譜》卷26《雜記》，1925 年刊本。這也一個家族的故事，也是十九世紀中葉徽州大逃亡的真實寫照。

四、亂后徽州的轉向

自同治三年（1853）夏湘軍規復南京的消息傳到徽州鄉下，無數在外逃難的民眾紛紛踏上返鄉之路。 歷盡艱辛抵家的難民，雖獲得喘息之機，卻要面對鄉居環境惡化、宗族組織衰退及社會經濟凋敝的現實，不禁陷入進退維谷之地。

（一）聚落環境惡化

歸依家園、安居樂業，是徽州返鄉難民的迫切需要。 只不過，“賊退民歸，斧甑俱空，四鄰悄然”，①《（黟縣）屏山朱氏重修宗譜》卷8《補遺匯呈癸亥殉難狀》，1920 年鉛印本。昔日徽州“千年之冢，不動一杯；千丁之族，未嘗散處”②趙吉士著，周曉光、劉道勝點校：《寄園寄所寄》卷11《故老雜記》，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第872 頁。的圖景早已面目全非。 源出休寧黃石洪氏的飛山洪氏，自元初“遷歙居邑城之上路街，入籍東隅。 厥后子孫繁衍，與何、許、畢、項立會社曰‘新城’，共稱望族”。 及至清中葉，“其時上路街同族猶繁，乃就邑城江氏祠左之祖宅建為祠宇，始克明禮祀焉。 迨咸豐間，發匪軍構難，兵禍之慘，亙古所無，山與城之間共同殃及，祖祠居宅，盡付劫灰，上路街同族劫后更無噍類，而我山居之五派宗支，亦僅有孑遺耳”。③《（歙縣）飛山洪氏宗譜》卷首《飛山洪氏宗譜序》，1931 年木活字本。黟人余之芹清晰記得：“先嚴為漁（亭）鎮公局董事，時與統領交接，……而我村借以保全，只被焚去明代古屋一所，然臨近上圩、溪灘二村，全遭焚毀，現無居人”。④余之芹：《經歷志略》，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05 頁。

不少村落僥幸走出戰火，但因戰事頻仍而滿目瘡痍。 以歙縣西溪南吳氏為例，“自經太平軍役，十室九空”，根據20 世紀30 年代族長吳裕祜的調查，其“老屋祠、大宗祠、永錫祠僅存墻圈；二門祠，完整，崇文小學設此；三門祠，亦存墻圈；四門祠，缺頭門；散胙廳，完整。 廟宇存者：仁義寺游廊、僧舍尚存，余俱傾圮；關帝廟，完整；忠烈廟，完整。 社宇存者：仁德社，完整；古銀杏，存在；丙村社，若不速修，勢將傾批”。在過往的生活中，這些公共建筑不僅是鄉民從事集體活動的物質載體，還是維系眾人血緣關系和宗教信仰的紐帶，其破壞殆盡足以撼動整個社區的根基。其中，僅因吳氏“住宅存者十分之一”，就給外來者留下空隙，導致“客籍在溪南者占十分之七八”，⑤胡傳：《鈍夫年譜》，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450—451 頁。大大稀釋了吳姓在當地的人口優勢。

實際上，戰后皖南主政者大力招撫流亡，安置客民遷入徽州，不僅未能扭轉地方經濟衰退的困局，反而因無序開發，引發生態環境退化。 一如同治《祁門縣志》所云：“近來棚民為害，開墾四山，雨集砂卸，山下隴畝半為石田，而溪澗亦漸壅塞，日磧日增，米艘不達，豈唯一邑之害？ 合郡生靈行將坐困能忽慮焉。 ”⑥同治《祁門縣志》卷12《水利志·溪河》，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隨著時間的推移，徽州主客籍之間的嫌隙日益滋長。 據1917 年績溪人程宗潮返鄉調查反映，“本鄉客工近日漸多，大率為江西人、開化人、安慶人、歙南人。 因本鄉工人甚少，乘隙而入，近更有從事于墾荒者。 在平時頗受其補助之益，然遇饑饉，則不免有恃強逞暴、掠奪遠避之禍”。⑦績溪縣瀛洲鄉仁里村民委員會編：《千年仁里》，第237 頁。直到解放前，“由于封建地主的挑撥，主客籍之間的糾紛成為本區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⑧胡兆量：《徽州專區經濟地理調查報告》，《教學與研究（北京）》1955 年第2 期。

（二）宗族勢力式微

宗族作為徽州最普遍的基層社會組織，其興衰隆替攸關整個地方社會的穩定大局。 然而，為戰亂所重創的大小宗族，重建之路道阻且長。 以績溪南關許氏為例，“自二十九世惠字輩以下，歿于兵難者十居其九”，各房派系失聯者高達70 余支，像遷居市北派“經咸同兵難，居故址者已無人矣，雖有子孫散居四鄉，實零落堪傷”，⑨《績溪縣南關惇敘堂（許氏）宗譜》卷1《譜例》，清光緒十五年（1889）木活字本。其時欲“敬宗收族”，勢比登天。 垂垂老矣的休寧隆阜人戴光梁在抄錄完殘譜時寄語后人：“噫嘻！ 賊擾十年，財竭民困，逃逝散失，流難他域，以致族黨人丁薄稀。 嗟乎！ 曩昔之盛，今日之衰，信夫滄桑易變，興衰有常，是泰極而至否也。 然氣運循環，否極必可轉泰，儕雖不及見，后昆自欺昌大，故而錄言，以達后世”，⑩《（休寧）戴氏荊墩家譜》不分卷《錄譜意略》，1944 年鈔本。無限悲愴躍然紙上。 世居黟縣二都白干村的栢川尤氏，祠毀譜佚，闔族“僅留（祠堂）門枋基地一片”。 戰后遷居江西的族紳尤連章，念及族人“各遷其地”，深感余生亢宗無望，只能冀?！叭蘸笞訉O昌盛，復行創造可也”。①《（黟縣）栢川尤氏支譜》不分卷《祠堂圖》，清同治五年（1866）木活字本。

隨著宗族組織整體衰退，其社會控制能力出現變形乃至扭曲。 戰后黟縣鶴山李氏在清理祠會時發現，“吾族之中冬至祀會始于康熙乙亥之歲，共二十股，一應祭祀悉有成規，歷數十傳世世相繼，日增月盛，無怠無荒，可謂美善已備。 迨咸豐之際頻逢危難，人心離散，所有簿據、祭器等物，遭寇遺失，零星散落，兼司理者相繼殂謝，以致各款乖張掣肘”。②《（黟縣）鶴山李氏宗譜》卷末《添祥公冬至會序·其二》，1917 年木活字本。無獨有偶，前述績溪南關許氏族內也出現了不少僭越族規之事，“至兵燹后，族中繼立往往糊涂妄繼，有拋親繼疏、志在繼產，有跨祧遠房為兼祧，有一繼兩家為兼祧”，抑或配合女殤，“兵難年時，人家男女死于非命，為父母者痛念不忘，致兵后往往以殤丁選配殤女，入祠享祀，遂寢成風俗。 在山鄉衰替、宗族不懂事務，任其施為”。③《績溪縣南關惇敘堂（許氏）宗譜》卷10《宗祠規約》，清光緒十五年（1889）木活字本。

由于族產式微，許多宗族根本無力開展集體活動。 據歙縣新館鮑氏宗祠管理者稱：“吾族自咸豐間遭粵匪蹂躪，繼以水災，居廬大半為墟，人亦僅存什一。零落之況，古所罕有。時著存堂、春和堂兩祠宇，榱桷半圮，器物蕩然，春、秋祀事無以為禮。 ”④《歙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卷3《祠規序》，清光緒元年（1875）木活字本。上引績溪南關許氏，族內原設有特祭胙、斯文胙、老人胙，經費皆由祠產負擔。 挨至戰亂結束，“宗祠產業大半荒失，所得熟田，以祭祀為重，余則不能復古”。⑤《績溪縣南關惇敘堂（許氏）宗譜》卷10《宗祠規約》。加之宗族精英相繼凋零，“凡屬先正典型，非遺佚即殘缺，數十年來，因循茍且，未嘗修輯”，⑥《（績溪）坦川越國汪氏宗譜》卷24《祠規》，1925 年木活字本。所謂宗族教化也只得聽之任之。 凡此種種，不禁有人悲嘆道：“族運大衰，人丁寥落，且均失恒產，各為衣食走四方，其分支在他省。離亂之余，不通問訊，欲敦本睦族如昔日者，不可復得矣。然必待建宗祠，置祭產，而后可以聚宗人，敦族誼，幾不知在于何時？ ”⑦《新安戴氏支譜》卷首《重刊支譜序》，清光緒七年（1881）木活字本。

（三）鄉村經濟凋敝

在戰爭尚未結束前，有些難民不避鋒鏑，“逃回里中”，可映入眼簾的是“尸橫遍野，穢氣難聞，大廈焚，器物毀，死傷擄去之人，不可勝數，地方情景，實為不堪”。⑧王經一編著：《王茂蔭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232 頁。眾多返鄉者一貧如洗，根本無力復工復產，“田園多致荒蕪，生齒凋零，資財空匱”，⑨《（婺源）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卷首《韓溪程氏重修梅山公支譜序》，清宣統元年（1909）木活字本。生計彌艱。 對此，婺源詞源王氏一族有切膚之痛：“此數年內，寇婺邑者不下數十次，我村惟咸豐十年、十一年遭劫最甚，燒毀民房六七十堂，被殺被擄者亦百人以外，頻年以來人無生業，而團練經費如厘金、家頭、畝角等項，曾見迭出，有增無減，真覺民不聊生也。 ”⑩《（婺源）詞源王氏宗譜》卷1《辛酉紀事》，清光緒元年（1875）木活字本。

伴隨清末內憂外患不斷加深，徽商經營環境受到洋商擠壓，地方經濟復蘇前景一片黯淡。 據載，光緒十九年（1893）春，甫任全臺營務處總巡的胡傳急疏皖南道觀察袁爽秋，請求后者能對家鄉凋敝之勢給予關切。他在信中指出，“皖南四府一州，曩遭粵寇蹂躪，為時最久，受禍最酷。其民死于兵役饑餓者十有八九，存者無幾；其田原山澤之荒廢，不待問矣。 難平之后，休養生息未三十年，人口未甚蕃庶，土地未盡開墾，而沿江上下千數百里，夾岸列郡數十，每年秋登，惟皖南谷價最賤”。 在外人看來，“徽、寧、廣多山，產茶利厚；池、太濱江，圩田易種而屢熟；土曠人少，農有余粟”，實際上“皖南各處，戶鮮蓋藏；民貧甚，往往不能完納賦稅”，究其根由，“亂后茶稅加重二十余倍于原額，商久困，茶價年減一年；春夏采茶得值，除償工力而外，所余無幾，以供煙賭，固不足也。 秋禾未熟，責債者已候于門；谷既登，不急賣、不賤賣，不得也”。 歸根到底來說，“天地山川自然之利，悉以供煙賭之費，甕飧已難自給；催科者至，唯有逃避耳。 此皖南逋賦之所以多也”。?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卷2《上皖南道袁爽秋觀察》，《臺灣文獻叢刊》第71 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第140—141 頁。

在胡傳看來，從土地拋荒到谷賤傷農，再從茶稅盤剝到煙毒肆虐，種種繁難交織在一起，業已成為皖南戰后重建的瓶頸。頗為遺憾的是，此后數年間徽州仍未擺脫上述困境，卻又迎來“近十數年來，故家耆老，相繼淪謝，商務外移，棄賈歸者，力不任耒耜，戶庭食窶”的局面，①黃質：《叢談：濱虹雜著·敘村居（續）》，《國粹學報》1908 年第43 期。注定其社會振興舉步維艱。

五、結 語

縱觀整個太平天國時期的江南一帶，像徽州這般飽受戰火蹂躪的區域并不鮮見，個中離亂書寫亦不足為奇。 但若將之置于地域史的脈絡之下，借助徽州底層記憶的多元書寫來審視這場戰爭，重現那些曾被官方話語無視與隱匿的真情實感，或能發現民眾對于太平軍的態度反復無常。 它不僅受交戰各方勢力的影響，也與個人利益訴求和地方傳統、經濟狀況及社會環境密切相關，是多重因素交互影響的復雜呈現，存在前后沖突、階層分化的表征。 客觀把握太平軍與民眾的動態關系，既有助于加深對大戰背后暴力、失序與逃亡的理解，也有利于把握太平天國運動在地方的政治走向，從而為推進太平天國研究這類史學“老問題”持續走向深入提供新思路。②崔岷，馬維熙：《“底層眼光”下的戰爭書寫——以梅爾清〈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為中心》，《史學月刊》2022 年第3 期。

本文力圖全景式展現戰亂下徽州各群體的諸面相，不惟在反映太平天國運動興衰遞嬗的地方縮影，更在于勾勒出“小地方”的“大歷史”。 以長時段為坐標，太平天國戰爭給徽州帶來創傷可謂史無前例，“徽居深山，歷代寇亂之最著者，唐則有劇盜洪貞、蘇寇方清與黃巢，宋則有睦寇方臘，江東盜張琪，元則有蘄黃賊，明則有倭寇，然間被禍最殘酷者，殆莫遜清咸同間粵寇洪楊之難苦矣”。③胡在渭輯：《徽難哀音》“序”，1924 年油印本。之所以會如此嚴重，在湘軍將領彭玉麟看來，“徽人多于維揚業鹽，家資富饒，姬妾艷麗，自宋以來，未遭兵燹，所蓄書畫古玩甲天下。此次初恃黃山白岳，守險避亂，以為安樂窩也。幾年余，為土匪指引，悉為賊得，死亡流離，慘甚他省。 天道循環，噫可悟矣”。④彭玉麟，梁紹輝等點校：《彭玉麟集》下冊《從征草·悲徽州》，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第22 頁。其說雖失之偏頗，但徽商及其家族的敗落卻無可爭辯，而這直接撼動了徽州社會賴以維系的根基。 后來有人歸結道，徽州尚未走出咸同兵燹之陰影，“而甲午、庚子諸役又相繼以起，內政未修，外患日亟，議者遂欲變而新之，天下靡靡，無所適可”，元氣大傷的徽商后裔實難再與時代爭鋒。 逮至“辛亥遽變，國體乃更，舉鄉之一切政教而空之”，⑤《績溪廟子山王氏譜》卷末四《目乙一·后序》，1935 年鉛印本?；罩萆舷聺u與時代脫節，坐失近代化轉型之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