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主播的“數字化身”：媒介可供性視域下AI虛擬主播對新聞業的重塑與掣肘

文/ 丁紅菊 張雷昊

2020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指出，用好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革命成果，加強新技術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應用。 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傳統的新聞業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人工智能技術重構了傳統的新聞生產流程，AIGC （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虛擬主播等新技術的出現進一步推動傳統媒體轉型發展與深度融合。

2018年11月，新華社推出全球首個AI虛擬主播“新小浩”，開啟了傳統媒體打造自身AI虛擬主播的熱潮。 此后日常新聞播報、重大節日晚會、綜藝節目現場等都可以看見AI虛擬主播的身影，AI虛擬主播家族不斷壯大。 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AI虛擬主播的形象更為生動、智能。 2022年11月，ChatGPT3.0的橫空出世，代表人工智能已由感知智能時代開始向認知智能時代轉變。 它具有自主行動，能夠像人一樣思考， 可以全面輔助或替代人類完成部分工作，甚至開始逐漸學習、感受、體會人的情感傾向。①依托于ChatGPT的機器學習，AI虛擬主播也進入到了新的發展階段，過去的AI虛擬主播播報內容、播放形象都依賴于人工前期搜集整理與后期生成，而ChatGPT基于預訓練算法模型和微調算法模型便具備了根據用戶的提問去搜集數據，并將其轉化為新內容的能力，為AI虛擬主播的發展補上了內容生產上的不足，AI虛擬主播的技術魅力正在逐漸展現。

綜上可見，AI虛擬主播已成為新聞業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其與生俱來的技術屬性帶來了發展的無限可能，技術手段的精確、量化可以達到工具理性、技術理性的最大化，但其背后也蘊含著對于價值理性的淡漠。 愈發真實的AI虛擬主播勢必也會帶來真實與虛擬界限的混淆，技術黑箱的背后也隱藏著倫理風險， 當性價比更高的AI虛擬主播出現，那些賴以為生的真人主播又將何去何從？ 基于此，本文將在媒介可供性的框架之下，從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以及移動可供性三個維度深度剖析AI虛擬主播對傳媒業的影響，并探討AI虛擬主播的技術應用與倫理風險。

一、文獻綜述和理論基礎

（一）文獻綜述

當前，作為新鮮事物的AI虛擬主播逐漸進入公眾與學界的視野，但學界對于AI虛擬主播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技術與實踐層面。 從技術層面出發，有學者探尋AI虛擬主播背后的技術邏輯，比如郝昌提出AI虛擬主播形成的呈現是依托于動作捕捉技術+3D建模來最終生成的。②此外，更多學者在技術的基礎上分析AI虛擬主播的演進趨勢，如劉瀠檑、莫梅鋒提出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AI主播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0階段作為“機器他者”的機械身體、2.0階段作為“心理投射”的數字化身、3.0階段作為“超級他者”的智能具身。③如今，面對日益成熟的AI虛擬主播技術，越來越多學者注意到其實踐功能。 如李仁虎、毛偉提出AI合成主播的智能化、定制化生產在打造融媒體矩陣、進行重大事件報道中的突出作用。④朱丹青提出AI合成主播是人工智能技術給新聞生產領域帶來重構和優化，具體體現在內容制作、信息編排和敘事風格上。⑤易艷剛認為AI合成主播更像是一個新奇的“媒介技術玩具”，其技術本身的新穎性大于功能上的有用性。⑥此外，作為新技術的AI虛擬主播，其誕生、發展與應用也都會隱藏著一定的技術與倫理風險， 如孔令強認為，AI虛擬主播作為人類播音員的“分身”，以對人類的模仿為基礎，可能會帶來內容和形式的創新性不足等問題。 同時，“AI合成主播”將更多的新聞生產與傳播環節推入了“黑箱”，其真實度、可信度、透明度將更加難以判斷。⑦

誠然，目前學界已然關注到AI虛擬主播的發展歷程、實踐功能及引發的諸多問題，并結合具體案例提出了對應的解決措施，但現有研究缺乏從理論層面出發的研究，理論層面的系統分析較少，且對于技術與實際應用之間的可供性缺乏演繹邏輯的分析，難以形象呈現出AI虛擬主播的技術優勢和發展前景。 因此，本文從媒介可供性的角度對AI虛擬主播進行分析，既具有理論價值，又具有現實意義。

（二）理論基礎

“可供性” 是由美國著名生態心理學家吉布森開創的一個心理學概念， 關涉到心理學中的知覺、認知、行為等心理活動規律。 之后隨著學者們研究的不斷深入，可供性的概念逐漸被引入到其他學科領域之中。 潘忠黨基于國內新媒體研究的現狀，引入了“媒介可供性”的概念，新媒體可供性的理論框架囊括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動可供性三個層面的可供性要素， 每個層面的可供性要素均可具體化為若干種可供力。⑧此后，學者在媒介可供性的框架下進行了不同對象的研究，如喻國明、趙睿，基于媒體可供性框架來解讀我國“四全媒體”建設實踐與未來發展的可能進路。⑨而對于可供性理論內部框架的界定，景義新、沈靜對于過去媒介可供性框架下的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動可供性進行了重新的梳理與詮釋，認為對其的運用不能局限于固定的框架之中。⑩由此，本文借助媒介可供性理論來對AI虛擬主播的技術邏輯與現實運用進行分析。

二、重塑：媒介可供性視角下AI虛擬主播的技術演繹

（一）生產可供性：新聞生產流程優化，內容形式更近“人情”

1．流程優化：新聞生產及時迅捷與新聞報道準確客觀

依托于人工智能、 大數據技術等多種先進技術，AI虛擬主播具有強大的信息數據收集、處理能力，極大地提升了新聞生產和傳播的效率，優化了新聞生產流程， 成為新聞媒體智能化轉型的重要推力。首先，AI虛擬主播能夠進行全時段的新聞播報，實現24小時不間斷、實時化的工作，并可在海量信息中快速挖掘出相關信息， 這無疑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其次，新聞制作的效率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只需輸入文本，AI虛擬主播便能在短時間內生成新聞播報音視頻產品，免去后期制作的各項成本，制播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例如，由新華社聯合搜狗公司推出的AI虛擬主播“新小微”，由AI驅動，3D技術呈現，可在1分鐘之內生成時長為1分鐘的視頻，保證新聞生產的時效性。

此外，AI虛擬主播能夠提升新聞的客觀準確性。 一方面，AI虛擬主播在進行新聞播報時，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 能夠更加客觀地呈現新聞內容，排除真人主播對新聞內容進行主觀解讀而影響新聞客觀性的可能。 另一方面，較之真人主播，AI虛擬主播具有更強的穩定性。 傳統真人主播可能受環境、身體和心情等各方面因素影響， 出現口誤或誤讀，而AI虛擬主播基于程序和算法進行新聞播報，不會被其他因素制約， 產出的新聞作品更加準確可控。并且，AI虛擬主播基于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等技術，通過快速分析和嚴密處理大量的新聞數據和信息，識別重要的趨勢和模式， 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 例如，AI虛擬主播可以通過分析氣象數據和歷史災害數據，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如地震、颶風、洪水等，進而減少可能產生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2．更近“人情”：多元需求滿足與人文關懷彰顯

在多種技術加持下，AI虛擬主播具有龐大的知識儲備量和多國語言能力，為新聞業帶來更多的創新和價值， 也助推新聞機構能夠更好地服務用戶。具體說來，通過從大量文本和數據中學習、提取知識，AI虛擬主播可以快速獲取和更新知識庫， 從而保持對最新事件和趨勢的了解，豐富知識儲備。 并且，AI虛擬主播可以自動翻譯和轉錄多種語言，使得新聞報道覆蓋多國、多文化，促進不同國家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理解。 例如，科大訊飛自主研發的全球首個多語種AI虛擬主播“小晴”，可以用中文、英文、日文等30余種（含外語及方言）語言播報新聞，滿足多國用戶的新聞需求。 此外，基于多維度的用戶畫像，AI虛擬主播可以實現個性化的“人格化”開發，為用戶提供千人千面的定制服務。?例如，央視新聞聯合微軟推出了互動融媒體產品《你的生活AI為你唱作》，系統可根據用戶上傳的各類照片，分析其主題、環境、人物等多種元素，生成寫意性歌詞，由康輝和微軟AI曉曉共同演唱，使得每名用戶可得到定制化個人專屬作品。?

在新聞報道中，AI虛擬主播技術的日益革新精進，在進一步拓寬新聞用戶面之際，亦能更好地滿足特殊的、小眾的用戶需求。 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上，央視新聞推出的AI手語主播，其所掌握的手語詞匯規范均來自《國家通用手語詞典》標準，經過長時間的智能學習，為聽障人士提供手語服務，使得他們能夠便捷地獲取比賽資訊，知悉賽況，感受賽情。 根據全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 中國聽障人士超2700萬，而AI手語主播實現了“用技術跨越聽覺障礙”，助推信息環境的無障礙化，幫助聽障人士更好地了解和參與社會活動， 促進社會融合與發展。于新聞媒體而言，AI手語主播亦是其“以人為本”理念的彰顯，使得新聞報道更具溫度、更添溫情。

（二）社交可供性：虛實交融提升互動體驗，情感智能拓深交往維度

1．虛實融合：人機交互下的實時互動與虛擬空間下的沉浸式體驗

AI虛擬主播與用戶群體的互動形態兼具真實性與虛擬性，是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交互的產物。?一方面， 借助先進技術手段，AI虛擬主播可與用戶進行實時互動。 傳統直播中，真人主播以直播或錄播的形式進行新聞播報，制播耗時長、成本投入大，與用戶的互動性不強，用戶體驗較差。 而AI虛擬主播的入場，其借助數據分析技術，可快速捕捉用戶信息并回復用戶評論，極大地提升了用戶的互動體驗。 例如，在全國兩會期間，多位AI虛擬主播現場報道代表委員的提案、議案，用戶積極參與談論，發表個人意見與建議，互動效果極佳。 同時，二者的互動方式亦豐富多元。 例如用戶可以通過彈幕發表個人觀點，AI虛擬主播再通過程序和算法， 自動識別與過濾彈幕，快速獲取用戶反饋和需求，實時做出回應。 并且，AI虛擬主播還可對彈幕內容進行情感分析和判斷，給予相應的情感回應。

另一方面，借助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等技術，AI虛擬主播可將用戶帶入到虛擬場景中，實現更深入的沉浸式體驗。 具體說來，用戶可以通過穿戴AR設備進入虛擬空間， 與AI虛擬主播進行“面對面”的溝通互動，從而深化人機交互的用戶體驗。 例如，在近年春節期間，有衛視將AI虛擬主播引入春節特別節目，用戶穿戴AR設備后便可進入虛擬春節情境，觀看新春節目，參與新春話題討論，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新聞報道中，AI虛擬主播可以通過三維建模、虛擬現實等技術，創造出高度逼真的三維場景和形象，搭建、還原“新聞現場”。 由此，每一位用戶都可以成為新聞事件的“目擊者”，一來賦予其身臨其境的在場感，獲得沉浸式的臨場體驗；二來也極大地提高了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2．情感智能：“虛擬偶像”的情感鏈接與場景化“陪伴者”的情感補償

通過融合真人主播的外在特征， 如加入一位“中之人”（泛指任何提供聲音來源的工作者），借助虛擬生命形象技術進行建模，能夠使AI虛擬主播擁有真人的面部輪廓、 身體形態和話語聲音等特征，從而達成對虛擬人物的具象化構建?。 例如，AI虛擬主播“新小浩”就是提取了真人主播邱浩的聲音、唇形、表情動作等特質，經由多項人工智能技術克隆合成。 此類技術性產物處處顯露著真人的痕跡，“合成”的兩端相牽著真人與數字，實現了虛擬性與具身性的直觀彌合?。 與此同時，由于真人主播往往在用戶心中頗有影響力，因此注入了真人主播特性的AI虛擬主播，憑借外觀、內在俱佳的“硬實力”，有望化身為“虛擬偶像”，與用戶產生新的情感連接。在此“虛擬偶像”面前，用戶更易卸下心防，吐露心聲，滿足自身的社交需求。 例如，央視推出的AI虛擬主持人“康曉輝”復刻了主持人康輝的外型和聲音，在《直播長江》安徽篇中用康輝的聲音說繞口令，向用戶推薦安徽美食和旅游景點，并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進行宣傳。 這種互動方式讓報道更加生動有趣，也提升了用戶對報道的參與感和黏性。 所以，打造“偶像化”的虛擬智能主播，可讓主播打破次元壁，成為一個寄托粉絲烏托邦理想的文化元宇宙。?

當前，AI虛擬主播已然突破了新聞播報的場景邊界，向更廣泛的領域延伸，逐步融入文旅、藝術、直播等多元場景。 例如，浙江廣播電視集團的“谷小雨”作為宋韻文化推廣人，向用戶講述南宋詩詞古文、茶道文化等；虛擬人“秦筱雅”作為藝術節秦腔推薦官， 通過自身形象帶給大眾關于秦腔的新認知；央視網“小C”計劃推出單曲MV，進行直播帶貨，與粉絲進行互動交流。 由此觀之，在不同的場景之下， 根據用戶需求和場景特征，AI虛擬主播可通過改變自身的外表、性別、人格等，打造具有特定風格的人設，融入用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群體性孤獨加深和情感陪伴需求愈發旺盛的現代社會，AI虛擬主播有望通過自身精準的情感計算與識別能力，化身場景化“陪伴者”，為用戶提供個性化的陪伴和交互服務， 對其進行情感反饋和情感補償，滿足用戶多樣需求和情感體驗。 故而，開發AI虛擬主播“陪伴者”的身份屬性，進行更主動、更智能的多模態輸出， 可實現與用戶的深度交互與情感交流，與用戶建立專屬的情感陪伴， 使之成為用戶信任的、依賴的、有影響力的智能主體?。

（三）移動可供性：精準定制新聞內容，多元兼容拓寬邊界

1．精準定制：算法個性推薦與雙向實時互動

在碎片化的移動互聯網時代，用戶更加需要的是以人為中心、以場景為單位的更及時、更精準的連接體驗。?隨著互聯網算法技術的發展，人們已經進入信息過載的時代，海量的信息每日以各種形式呈現在用戶面前。 對于用戶而言，信息消費的碎片化、淺層化使得他們無法及時、有效地從眾多的信息之中獲取自身感興趣的內容； 而對于信息發布者，如何有效且精準地推送信息到達目標用戶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根據大數據算法與音視頻生成技術制作出來的AI虛擬主播，為這一問題的有效解決拓展了新的途徑。 基于算法邏輯的信息內容推薦播報，可以實現用戶需求信息的精準定制。 在數字算法的基礎上，AI虛擬主播可以根據用戶的閱讀習慣和用戶當前所處的場景，提供個性化信息和推薦內容，例如根據用戶的位置、時間、興趣愛好等信息進行智能推薦，以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 在算法個性推薦的基礎上，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實時互動解答，可以滿足用戶對于實時報道信息的專業化解讀需求。 以往大眾化的傳播途徑以單向為主，主播與用戶之間缺乏有效的實時互動，而AI虛擬主播可以實現雙向的實時互動。 例如央視打造的虛擬主播“小V”， 當撒貝寧在真實演播室里主持青年科普節目時，小V則在它的虛擬直播間里同步主持節目，為B站里的用戶朋友們答疑解惑，實現了央視節目同線上用戶的實時互動。

2．多元兼容：時空壁壘消弭與功能邊界拓展

AI虛擬主播的出現，打破了過去新聞播報對時空的依賴。 僅需一臺電腦，AI虛擬主播便能即刻“上崗”，且其作業空間不再局限于演播室一隅，而能做到“跨場景播報”。 例如，在兩會報道中，AI虛擬主播能在演播室和多個不同的采訪現場之間自由移動、任意切換；進博會上，虛擬主播“申小雅”在四個展區之間來回穿梭，并實時采訪現場展商，拉近了用戶與會場之間的地理距離。 此外，AI虛擬主播能夠突破真人主播的身體限制，抵達真人主播較難觸及的地域。 例如在航天新聞領域，AI虛擬主播彰顯出極大的應用價值。 2021年，新華社數字記者、全球首位數字航天員“小諍”正式亮相，首創衛星新聞報道形態，打造8K全景視頻，帶領用戶游覽數字火星環境，實現了我國在航天新聞播報上的突破，報道空間“超地球”。

從新聞演播室到外景采訪，從地球空間到航天領域，AI虛擬主播正在超越人類耳聞目睹的生理局限，不斷延伸新聞播報的觸角。 特別是在一些突發性、危急性新聞事件中，AI虛擬主播可以挺身而出，保護真人主播免遭可能發生的風險。 比如當面臨存有安全隱患的暴力現場或可能引起嚴重不適的災難現場，AI虛擬主播能進入此類現場中完成新聞報道的使命，既能保證新聞報道的及時性、準確性，又能保障新聞工作者的生命安全與心理健康。?

如今，從國家級媒體到地方媒體平臺都紛紛推出自身的AI虛擬主播，如新華社的“新小微”、濟南廣電的AI虛擬主播“小沫兒”、昆山市融媒體中心的3D超寫實AI數字人主播“昆小融”等。AI虛擬主播自身的智能化、交互性、可視化等諸多特點，使得其功能并不局限于新聞業之中，當前AI虛擬主播也在綜藝節目、晚會錄制等諸多領域之中展現出獨特的優勢，其自身強大的兼容性使其功能邊界不斷得到拓展。 通過對AI虛擬主播技術的合理運用，未來也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三、掣肘：AI虛擬主播背后的倫理風險

（一） 誤判與欺騙： 虛實混淆下的情感與行為危機

在《對空言說》中，約翰·彼得斯曾言：“我們總是在人際傳播中追求擺脫身體，在中介化傳播中努力尋找身體。 ”借助深度合成技術，AI虛擬主播對真人主播的個人特征進行數據采集和3D建模，能在最大程度上“復制”還原真人主播的外表形象、聲音語氣和動作姿態等，并獲得性格和情感上的“再生”?，成為一具介乎真人原型和新興技術之間的中介化身體。 然而，正是這樣“超仿真化”的中介化身體，極易給用戶帶來真假主播混淆的視覺沖擊，使用戶誤將AI虛擬主播當作具有思想情感和主觀意識的真實存在，從而在與之交互中產生情感和行為上的誤判，錯付情感、誤付行動。 更有甚者，可能發生資金交易上的欺詐事件和隱私數據竊取風波。 具體而言，承接了真人主播的專業美譽度及形象好感度等優勢?,AI虛擬主播在與用戶的交往上更易討取其歡心、博取其信任。 如若被有心之人操縱，AI虛擬主播則可輕而易舉欺騙用戶情感，對用戶進行不當的行為指導，由此產生的后果又將歸咎于何者？

作為言說客體的人始終期待交往的另一面是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和智慧的人格載體，而AI合成主播卻無法實現這樣的人格期待。?在成為具有情感、思想和人格的獨立體上，以各項合成技術生成的AI虛擬主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其現有的仿真人情感交互能力仍由技術賦予并為人類所控制。而一個潛在的問題是， 用戶可能在與AI虛擬主播的交互中產生認知失調，進而產生情感失調和行為失調，最終致使“真假難辨”演化為“真假不辨”。 簡言之，深度合成技術落地帶來的超真實AI虛擬主播，易致真人主播和虛擬主播的邊界模糊， 使得用戶難以區分 “真身”與“化身”，而陷入認知困境，蒙受情感欺騙，讓“深度偽造”得以趁虛而入，將“眼見”塑作“真實”。

（二）替代與失序：“化身”沖擊下的職業與“靈韻”危機

本雅明提出“靈韻”的概念，他認為傳統藝術品之所以成為藝術，是因為其攜帶的“靈韻”，具有獨特性、距離感與神秘性的加持。 機械復制技術的出現使得傳統藝術品“靈韻”被打破，大眾化的生產復制將藝術品拉下神壇。 而如今，隨著AI虛擬主播的不斷發展，其通過對真人主播的全方位模仿，成為一具與真人主播近乎一致的“數字化身”，不僅會對真人主播的職業發展和身份認同帶來沖擊，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結構的平衡，同時也打破了口語傳播本身所具備的“靈韻”。 一方面，AI虛擬主播在新聞生成、播報等眾多基礎性工作上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人工智能技術大大提升了新聞內容生產的效率， 智能生成語音的高標準化與高精確度，對過去有著一定門檻的真人主播產生了職業上的沖擊。 另一方面，AI虛擬主播以其批量復制生產的語音播報易使口語傳播交流中“靈韻”的喪失。 實質上，AI虛擬主播是由一連串冰冷的代碼、 文字與圖像所構成的，雖然其可以按照事先設定好的程序與邏輯來進行語音播報，但仍缺乏真人主播所具備的情感上的感染力，機械生硬的聲音無法真正與受眾產生情感上的共鳴與交流，此外，真人主播的情緒情感和人格魅力也是AI虛擬主播無法完全替代和不可與之匹敵的。

（三）遮蔽與恐慌：技術黑箱下的真實與信任危機

AI虛擬主播自誕生起便具有科技感與新鮮感，其超仿真的外觀形象、極細致的肢體動作與充滿情感的互動交流給用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奇感與儀式感，但形式上的新奇使得其在內容的深度與真實性上往往有所欠缺。 AI虛擬主播本應通過對信息采集、信息加工與信息發布環節的優化實現對新聞生產流程的提效，但在現實生活中對于形式的追求反而導致對新聞信息內容的重視不足，對于儀式感的過分追求會對新聞的真實性有所損害。 此外，AI虛擬主播極具真實感的虛擬播報是建立在基于工具理性的算法邏輯之中，技術的不可見性使得新聞內容的產出脫離新聞工作者的控制，網絡上魚龍混雜的信息可能會從源頭上便對新聞內容的生產造成污染；同時，算法內部或多或少地隱藏著偏見與歧視，這些都會對最終生成的新聞內容真實性產生影響。

保羅萊文森提出，新媒介、新技術的發展總會經過“玩具—鏡子—藝術”三個階段，目前作為“玩具”的AI虛擬主播仍無法擺脫其作為一種“物”的命運， 用戶對其的消費往往建立在娛樂性的基礎之上，盡管其已經承擔了真人主播的部分功能，但其距離獲得用戶的真正信任仍相差甚遠。 AI合成主播帶給受眾的交往感知往往呈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分別是技術新奇感和技術恐慌感。?當用戶對于AI虛擬主播最初的新鮮感褪去后，面對與真人近乎無異的虛擬主播，不免會陷入“恐怖谷”效應之中。 過去用戶對于AI虛擬主播的信任一方面來源于其背后新聞生產機構和所模仿新聞主播的信任，另一方面則是對于未知技術的先天崇拜，在智能技術光環加持下的AI虛擬主播仿佛是真相與事實的化身。 但隨著用戶對于AI虛擬主播的持續關注與深入了解，當AI虛擬主播經歷了技術祛魅與“恐怖谷”效應之后，用戶對其的信任也隨之大打折扣。

結語

AI虛擬主播的入場， 為新聞行業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生機與無盡可能。 從媒介可供性的理論視角窺之，AI虛擬主播在助推新聞生產流程智能化、搭建虛擬沉浸式交互空間、 提供場景化陪伴與情感補償、破除新聞播報時空限制等方面具有諸多價值。 它于生產、社交和移動可供性三方面不斷拓展新聞播報的廣度與深度，助力新聞業能夠更好地滿足用戶需求，加深與用戶的情感交互。 然而，亦需警惕和審視AI虛擬主播在混淆虛實界限、 誘發真人主播職業危機、技術黑箱下損害新聞真實性等方面的倫理風險。 未來，隨著前沿技術的縱深發展，AI虛擬主播勢必迎來更為廣闊的前景， 有望實現AI形象再多元、 技術優勢再提升、 功能服務再拓展。 可期待它在人機耦合的基礎上，向著更加人性化、擁有更強自主意識的方向發展?，為新聞業和用戶再創驚喜。

注釋：

①喻國明、滕文強、郅慧:《ChatGPT 浪潮下媒介生態系統演化的再認知——基于自組織涌現范式的分析》,《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4期，第5-14頁。

②郝昌:《基于AI+動作捕捉技術的虛擬主播體感交互系統的設計與實現》,《廣播與電視技術》2019年第10期，第48-52頁。

③劉瀠檑、莫梅鋒:《從仿真到說服：電視AI主播的迭代創新與具身升級》,《當代電視》2021年第2期，第99-102頁。

④李仁虎、毛偉:《從“AI合成主播”和“媒體大腦” 看新華社融合創新發展》,《中國記者》2019年第8期，第36-39頁。

⑤朱丹青:《智媒時代下AI合成主播的發展探討》,《出版廣角》2020年第2期，第74-76頁。

⑥易艷剛:《作為“玩具”的AI合成主播》,《青年記者》2019年第3期，第112頁。

⑦孔令強:《模仿、 創新與新聞黑箱——對“AI合成主播”的技術反思》,《傳媒》2020年第17期，第47-49頁。

⑧潘忠黨、劉于思:《以何為“新”?“新媒體”話語中的權力陷阱與研究者的理論自省——潘忠黨教授訪談錄》,《新聞與傳播評論》2017年第1期，第2-19頁。

⑨喻國明、趙睿:《媒體可供性視角下“四全媒體” 產業格局與增長空間》,《學術界》2019年第7期，第37-44頁。

⑩景義新、沈靜:《新媒體可供性概念的引入與拓展》,《當代傳播》2019年第1期，第92-95頁。

??崔潔、童清艷:《解構與重構：“人格化”虛擬AI新聞主播再思考》,《電視研究》2022年第2期，第62-64頁。

??張帥:《人工智能主播的前景分析——基于新華社“AI合成主播”的思考》,《中國記者》2019年第5期，第80-83頁。

??王熙熙、 盧靜:《AI虛擬主播的呈現方式與群體互動形態研究》,《傳媒論壇》2023 年第19期，第61-63頁。

?潘賢群:《AI虛擬主播在媒體融合中的創新運用》,《中國報業》2023年第3期，第134-135頁。

?鄭子睿、孫昊:《AI主播的平臺實踐、技術演繹與倫理審視》,《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3年第9期，第75-78頁。

?喻國明:《未來媒介的進化邏輯:“人的連接”的迭代、重組與升維——從“場景時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來》,《新聞界》2021年第10期，第54-60頁。

?曹更安:《智媒體時代AI 合成主播在新聞報道中的應用探究》,《傳媒》2022 年第10 期，第50-52頁。

???高貴武、 趙行知:《進化與異化:AI合成主播的言說困境》,《新聞與傳播評論》2023第2期，第5-16頁。

?王歡妮、 劉芹妍:《數字孿生AI主播的 “進化”趨向與倫理反思——以央視虛擬主播“AI王冠”為例》,《視聽界》2023年第4期，第46-49+61頁。

?周信達:《從人工智能的應用嘗試看新聞業的未來趨勢——以AI合成主播為例》,《青年記者》2019年第9期，第7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