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事實核查技術在新聞業中的應用與局限
——以甄別假新聞為例

文/ 李雪晴

人工智能最早是由計算機科學理論奠基人圖靈提出的概念，其本質是對人的意識與思維及信息處理過程的模擬。 隨著技術不斷的迭代升級，人工智能技術也被頻繁應用于新聞傳播領域，給新聞傳播帶來了利弊交織的影響。

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真實性由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通過標準的新聞生產流程進行把關，隨著網絡媒體時代的到來，人工核查不能快速處理海量的信息內容。 加之新聞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專業媒介的把關者身份也日益發生了變化。 當今時代，接受與傳遞新聞的渠道很多，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發聲，借助抖音、微博等自媒體平臺發出大量信息。 不過，信息來源的復雜多樣使得其真實性無法獲得保證，加之民眾對真相的忽視以及民眾媒介素養的缺失，使得反轉新聞、虛假新聞等新聞失范現象頻頻發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為支撐的智能事實核查技術成為當前事實核查的主要手段和研究方向。①目前，主要的事實核查技術大多從報道的來源、信息內容以及社交情景等視角出發開展事實核查。

“智能化的新聞核查系統可以通過預測特定文本被蓄意偽造的概率，自動幫助用戶檢測和過濾潛在的虛假新聞， 并為職業新聞人核查事實提供輔助?！雹诘聦嵣?，從技術層面來講，目前所使用的軟件平臺還需要很大的提升。從新聞倫理層面看，同樣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假新聞的判斷范圍不明確等。

因此，在智媒時代，我們要從更宏觀的層面反思智能事實核查技術在甄別假新聞時存在的局限，并分析其面臨的主要問題，認清虛假新聞的新形式給智能事實核查技術帶來的新挑戰。 在技術性治理的框架下，只有利用好新技術、新標準，才能更好地放大真聲音，抵制假新聞。

一、新聞核查技術的應用

近年來， 智能事實核查已經成為計算機行業的前沿熱點， 在核查真假新聞方面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突破。 目前，主要的事實核查技術大多從報道的來源、 信息內容以及社交情景等視角出發開展事實核查。

（一）新聞來源的核查

新聞來源的核查包括對新聞內容的傳播者、發布地點、發布信息的網站、發布時間等信息內容進行對比核查。 網絡上傳播的假新聞大部分來自專業的造假機構，這些機構擁有很多較為穩定的傳播渠道。 因此，到目前為止較為有效的核查方式是對新聞的信息來源進行比對。

僅僅依靠新聞來源來判斷新聞的真假是不夠準確的。 因為這種判斷只是相對的，存在著一定的概率。 那些被篩選出來的大概率為假的信息，核查過后會為它們打上“可疑”標簽，從而降低這些假信息被用戶搜索到時的排列順序，或者將這類信息交給第三方事實核查機構，由他們再對這類信息進行人工核查。

（二）新聞內容的核查

新聞內容的核查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基于信息內容的核查和基于信息風格的核查。 前一種的核查方式的目的是檢測文本中關鍵信息的正確性。 后者通過分析文章的語言組織形式和敘事風格來推斷文章的真實性。

基于新聞內容的事實核查技術是在人工事實核查技術的基礎上形成的，它與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相結合，將帶有真假標記的新聞數據輸入到程序當中，通過分析詞語使用、連詞、句法、情感語言等指標，計算真假新聞之間的語言差異，從而對所給的信息進行真實性的判定。

（三）新聞社交情境的核查

基于社交情境的核查方法是關注信息發布者與信息接收者之間傳遞的信息、關注他們之間傳遞的社交信號以及這些社交信號所代表的含義。在這個過程中， 還會將傳播中的情境等輔助信息考慮在內，并根據用戶與內容、用戶與用戶溝通等上下文信息內容來篩選虛假新聞， 從而推斷出新聞的真實性。

二、假新聞演變的新特征

“有圖有真相” 是傳統媒體時期判斷真實新聞的主要依據。 但如今，隨著智能技術的進步，高超的PS技術已經讓我們無法用肉眼和常識來辨別一件事情的真偽。 智媒時代的假新聞在技術的推動下，內容和形式上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這給新聞核查工作帶來了更加復雜的挑戰。 “‘假新聞’一詞被柯林斯詞典評為2017年度詞匯。 ”③這一點可以表明，假新聞的出現已經不再是偶然現象，它已經普遍存在于我們生活中。

（一）以迷惑性博人眼球

智能技術的進步使受眾很難根據以往的經驗鑒別新聞的真假性。 深度偽造的視頻、音頻以及圖片等信息，使假新聞更加泛濫，這就導致其制作門檻越來越低，成本越來越低。 但是它們的偽裝程度很高，信息內容非常逼真，假新聞高度的隱蔽性和迷惑性，使我們無法單純依靠智能核查技術有效識別這些信息的真偽。 試想一下在新聞報道領域，如果不懷好意的人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將一個人的臉嫁接到另一個人的身上， 從而進行虛假新聞報道，那么對于受害人來說，這種可怕的現象將會導致很嚴重的社會后果。

（二）傳播速度更快、范圍更廣

當假新聞出現時，人們無法辨別真假，由此形成傳播。 尤其現處在信息爆炸的環境中，人們很少花時間去思考，當傳統媒體、新媒體甚至自媒體發布信息時， 人們并不會追查新聞的來源與可信度，也不會太在意其真假。 特別是一旦身邊的朋友都在關注這件事情，盡管它可能是假新聞，即使不關注這件事情的人，也是會有意無意會對這件事情進行了解。 “假新聞在社交媒體的傳播速度是真實新聞的6倍，且假新聞更容易得到轉發。 ”④由此可見，假新聞的傳播速度很快， 而且其所觸及的范圍也更廣，到達率也很高。

（三）僵尸網站和虛假賬戶大量涌現

為了抓住更多人的眼球， 獲得更多的人的關注，不少平臺都把注意力放到了僵尸網站和大量造假賬號上， 并利用這樣的方法來傳播虛假新聞信息。 “根據調查顯示，號稱UGC是自己核心競爭力之一的某旅游網，卻被曝出用戶點評和游記數據大量造假，且造假賬戶多為虛假賬戶?！雹輳倪@個案例可以看出，傳統意義上的水軍已經被虛擬人用戶所代替，它們不斷地為一些平臺提供虛假信息，通過這些虛擬賬戶向外界輸出假信息。當受眾面對信息洪流時，很難快速判斷出它們的真實性。 一旦對假信息做出回應，便會在不經意間推動了假信息的傳播。

三、智能事實核查技術的局限

智能事實核查技術本身也存在著局限性。 在實際應用中，目前我們所接觸到的軟件平臺在技術上還不完善，它們還處在研究與探索的過程中。 在新聞倫理層面，智能事實核查技術沒有給出明確的范圍來界定假新聞，也沒有公開算法的具體標準。 特別是當沒有人類的監督，或者這項技術正在處理大規模數據時， 智能事實核查工具的局限性更加明顯。 “面對計算機界關于技術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樂觀態度， 新聞學界應該從更為宏觀的社會層面上，反思純粹的技術手段解決假新聞這一社會現象的有效性。 ”我們所處的網絡媒體時代，假新聞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加之復雜的外部動因和難以捉摸的內部機制，如果僅僅希望通過新聞文本的檢測來改變網絡環境，這個想法有些過于樂觀。

（一）現有技術存在漏洞

自從人工智能技術自誕生以來，人們就從未停止過對它的評論。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對信息傳播過程產生著十分重要影響。 然而，我們現在所接觸的智能事實核查技術還剛剛起步，還需要深入研發。 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說假新聞的泛濫傳播與技術的不成熟和現有技術中存在的漏洞是有關系的。

由YouTube流出的“兒童邪典視頻”，利用算法推薦的漏洞，將兒童不應觀看的視頻內容（如暴力、色情、兇殺和虐待）標記為“兒童可看”。 由于該算法將其內容設定為兒童可觀看視頻，這樣的做法會對孩子的身心成長產生不利的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人工核查不能介入其中，那么技術很容易被視為傳播低俗內容和假新聞的工具。

（二）較難應對新形勢下復雜的新聞形態

在互聯網時代， 假新聞呈現出復雜多樣的形式，半真半假的信息也會被很多人所相信。 在表達方面，智能事實核查工具想要識別目標文本，檢測它的真實性，需要取決于之前輸入的文本的內容和代碼，檢驗與它是否匹配。 其算法核查技術是以線形文字為主。 而在網絡媒體時代，視覺化信息內容（尤其是抖音短視頻） 正在成為信息傳播過程中的黑馬。 在這樣的情形下，智能事實核查算法可以反映的情境也十分有限，難以核查視覺化信息內容的真偽。 因此，智能事實核查技術難以應對新形勢下出現的復雜的新聞形態。

（三）新聞倫理面臨挑戰

新技術的出現與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息交流的模式，同時它也向新聞倫理觀提出了一系列挑戰。 假新聞所引起的傳播倫理規范變得越來越復雜。 而智能事實核查技術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假新聞的界定問題。 同時，在沒有專業的把關人對所發布的內容信息進行篩選和把關時，就會很容易出現低俗內容被推薦給用戶的現象。 雖然監管部門已經開始施壓內容聚合平臺加大對低俗不良信息的過濾，但效果并不顯著。 諸如此類的新聞倫理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需要齊心協力加以重視并尋求解決辦法。

結語

在社交媒體時代，智能技術在新聞行業的引入為新聞工作者減輕了很多負擔與壓力，它可以快速大范圍處理新聞行業面臨的諸多問題。 在智能新聞核查領域，它能夠快速核查真假新聞，但是由于技術的缺陷以及假新聞形式的變換，使得在核查過程中還是會有一些假新聞。 從這個角度講，假新聞的擴散與智能事實核查技術的缺陷有著密切的關系。有相當多的假新聞借助算法的漏洞來逃避事實核查，出現在“推薦新聞”的版塊當中。 面對這樣的情況，各類媒體平臺應主動配合智能核查技術，通過AI系統， 快速便捷地對新聞的真實性進行判斷，從而杜絕假新聞產生。

注釋：：

①李希光、吳艷梅：《“后真相”時代的事實核查新聞： 發展與局限》，《全球傳媒學刊》2018年第2期，第52-75頁。

②陳昌鳳、師文：《智能化新聞核查技術：算法、邏輯與局限》，《新聞大學》2018年第6期，第42-49頁。

③陳力丹、 王敏：《2017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十個新鮮話題》，《當代傳播》2018年第1期，第9-14頁。

④郎晶華：《2018 假新聞特點及對策研究》，《新聞傳播》2019年第14期，第12-13頁。

⑤王楊：《智媒背景下的假新聞生產演化與治理思考》，《中國記者》2019年第3期，第8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