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道夫-羅賓斯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理論分析、實踐方式及啟示*

陳 嬌 班 婧 鄧 猛 張 瑤

前言

音樂治療作為一種以音樂為載體的臨床治療方式，近年來不斷發展并在特殊教育及臨床醫學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認識到音樂對改善精神、情緒與軀體健康的重要作用。亞里士多德曾高度肯定音樂治療的價值，認為音樂有情緒宣泄的作用；柏拉圖曾把音樂描述為“心靈的藥物”。古希臘神話中創造音樂的著名藝術之神阿波羅、雅典娜和狄俄尼索斯所傳承的諸多學說，皆相信音樂充滿神性，甚至賦予其“驅魔治病”的神秘作用[1]。在此基礎上，古代人們將音樂與巫術、醫術緊密地聯系起來，如一些巫師或法師在宗教性儀式中運用鼓、歌曲、舞蹈為人驅除疾病以達到安撫甚至治療的效果。此外，音樂還在醫學、魔法及宗教治療儀式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音樂治療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

隨著音樂治療的日益發展與成熟，音樂治療實踐者逐漸將其作為有效的康復與干預手段。音樂治療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其主要治療方法也在發展中不斷演變。第一階段為“被動聆聽”的音樂治療。在音樂治療理念誕生之初，醫生與護士是音樂治療實踐的主要人員。在這一階段，整個治療過程由治療師引導，主要方法為“簡單聆聽”，治療對象作為被動的聆聽者參與其中。第二階段為“主動參與”的音樂治療。在此階段，除醫生與護士外，更多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參與到音樂治療的臨床實踐中。他們更多采用參與式的方法，如演奏、歌唱、歌詞創作、舞蹈及結合美術創作等手段。該階段以過程為取向，重點強調治療對象親身參與各種音樂活動，所開展的各項音樂活動體現出“結構化”與“預設”的特征。第三階段為“即興演奏”的音樂治療。該階段通過在特定樂器上即興演奏音樂來達到治療目的。該階段同樣以音樂為取向，但與第二階段的“結構化”“預設”不同，更多地采取“自由”“非結構化”為主要特征的即興演奏方式來表達治療對象的情緒與情感。

即興演奏的治療方法在歐美國家十分普遍，甚至在有些歐洲國家，音樂治療的概念就等同于即興演奏式音樂治療[2]。即興演奏式音樂治療包括三種影響較大的流派，分別為：美國音樂家保羅·諾道夫（Paul Nordoff）和英國特殊教育家克萊夫·羅賓斯（Clive Robbins）創立的“創造性音樂治療”（Creative Music Therapy，CMT），英國音樂治療家朱麗葉·阿爾文（Juliette Alvin）創立的“自由即興演奏治療”，以及英國音樂治療家瑪麗·布萊斯特勒（Mary Priestley）發展的“精神分析音樂治療”。國際康復領域已廣泛應用“創造性音樂治療”并取得明顯效果。然而，國內對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理論分析與實踐探索極為缺乏。雖然已有學者嘗試對創造性音樂治療進行理論研究，但卻較少將創造性音樂治療的核心觀點與殘疾兒童康復進行聯結。全面梳理和探討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理論基礎、實施方法及流程，能夠為促進殘疾兒童全面發展，進而為我國康復學科的完善與發展提供借鑒。

1. 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理論分析

1.1 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內涵

創造性音樂治療，也稱諾道夫-羅賓斯音樂治療（Nordoff-Robbins Music Therapy，NRMT），由美國音樂家保羅·諾道夫及英國特殊教育家克萊夫·羅賓斯于1959 年至1976 年間創立并發展形成的一種即興創作的音樂治療方法，也是音樂治療界最有名、最舉足輕重的即興音樂治療流派之一[3]。其中，諾道夫主要進行鋼琴即興演奏，羅賓斯負責組織整個音樂活動，因此，音樂治療以兩位合作發起人的名字命名。創造性音樂治療創設之初就秉承為殘疾兒童服務的思想。1977 年諾道夫過世，隨后羅賓斯則與其妻子卡羅爾·羅賓斯（Carol Robbins）持續合作進行臨床治療，并于1990 年在紐約大學成立“諾道夫-羅賓斯音樂治療中心”（Nordoff-Robbins Center for Music Therapy）。該中心將“諾道夫-羅賓斯”的創造性音樂治療定義為：基于“每個人都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音樂能力”的理念，相信音樂能力可以通過即興演奏的音樂治療方式被有效地激發與喚醒，此過程有助于緩解人們在情緒、生理和認知等方面的障礙與困難。在創造性音樂治療中，治療師為治療對象提供的樂器具有一定的篩選標準：樂器的使用既不需要特殊的專業技能，又可以促進治療對象的自我表達。因此，在創造性音樂治療過程中治療對象所使用的樂器多為簡單的、無須學習訓練即可演奏的節奏性和旋律性打擊樂器，如鼓、三角鐵、木琴等，治療師則使用鋼琴或吉他參與演奏。從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實施形式來看，主要分為個體治療和團體治療。治療主要以歌唱與器樂活動為主，輔以其他樂器的敲擊或舞蹈動作。治療對象不需要音樂方面的學習與訓練的背景也能夠參與其中。

1.2 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理論基礎

“音樂兒童”（music child）是創造性音樂治療的核心理念，該理念受到“人智學理論”及“人本主義思想”的形塑?！叭酥菍W理論”及“人本主義思想”構成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理論基礎?！耙魳穬和崩砟顖孕牛簾o論兒童的能力和障礙程度如何，他們都具有音樂天賦，都具備對音樂做出反應的能力[4]。羅賓斯夫婦認為，音樂兒童必須開放地體驗自己、他人及周圍的世界，因為這些體驗能夠促進他們接受能力、認知能力和表達能力的發展。諾道夫和羅賓斯還使用了“條件兒童”（conditioned child）一詞，指一個人對世界的習得反應。他們認為通過即興創作的音樂可以繞過條件受限的兒童，從而獲得音樂兒童與生俱來的音樂性。在這種模式中，治療師通過各種各樣的音樂機會，支持和培養兒童以新的方式體驗世界，兒童會發展出超越局限的自我，激發個體發展出一個“新自我”，而“條件兒童”成為“舊自我”[5]。在該觀點中，當兒童某種音樂能力缺失時，其生理或心理的某些方面就會有缺失。為了改善或解決這些身心方面的問題，音樂治療師會選擇相對應的音樂技能對其進行干預。當兒童的音樂能力恢復并發展時，其生理或心理問題也就隨之緩解。

“人智學理論”及“人本主義思想”分別在創造性音樂治療的不同階段為其發展奠定理論基礎。人智學是研究有關人類智慧的學問，其創立者施泰納將人智學理解為一種合理化的神秘主義。人智學理論的主要假設認為，在可見的物質世界之外還存在著感覺之外的精神世界，但要通過發展人的潛在能力才能加以感知[6]。施泰納繼承了歌德的觀點，認為藝術和生命實踐是認知過程中的必要因素，因此人智學的理論和實踐密不可分[7]。人智學的理論精髓為諾道夫、羅賓斯帶來啟發，他們尊重每個接受治療的兒童的內在生命，并且堅信通過激發殘疾兒童的音樂能力可以激發那些潛在的能力。

隨后，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后期發展階段以“人本主義思想”為理論依據。其一，尊重兒童的主體性。人本主義代表人物羅杰斯認為，教育要以兒童為中心，以自我主動學習為特征，從而最終實現發揮兒童自主學習的教育目標[8]。與傳統音樂教育將固有的樂譜和旋律作為“范本”、強調音樂技能的掌握不同的是，創造性音樂治療將兒童置于最為重要的位置，旨在彰顯兒童自主性價值，注重兒童心靈和情感的自我體驗與表達。其二，激發兒童的音樂潛能。自身具有內在潛力和發展動力是個體的本能和天賦，教育的使命在于充分挖掘兒童的潛能，促進兒童自由積極地成長。其中，音樂是人類普遍的本能，是每個兒童所具有的天賦。對于創造性音樂治療實踐者而言，無論兒童的能力和障礙程度如何，他們都有對音樂做出反應的能力。諾道夫和羅賓斯重視兒童對愛、安全感、尊重、自我實現的需求。治療中，通過即興的音樂給兒童創設自由的氣氛和音樂環境，使兒童在樂器或歌曲上即興創作，或通過即興音樂與外界進行交流，對孩子來說都是一種自我實現。因此，音樂治療的首要任務在于喚醒兒童的音樂本能，激發兒童的音樂潛能，不斷引導兒童在音樂方面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

1.3 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特征

基于人智學理論與人本主義思想，創造性音樂治療自誕生起就強調從人的發展角度出發開展音樂治療。因此，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特征體現在音樂兒童、即興性、共同體三個維度上。首先，音樂兒童維度主要體現為音樂性與主體性兩個核心要素。在音樂性上，創造性音樂治療充分挖掘每個殘疾兒童的音樂天賦，治療師用音樂接觸兒童。在主體性上，創造性音樂治療尊重殘疾兒童自我主體性?！耙詢和癁橹行摹笔墙逃谋举|和核心，它將兒童視為真正主體，強調尊重主體、促進主體的自我引導與自我發展[9]。自主性、主動性構成了“自我”的基本要素，這也成為創造性音樂治療的核心理念。其次，即興性維度主要體現為即興互動與體驗表達兩個核心要素，引導兒童在即興創作與互動中不斷體驗和表達自我。治療師一方面事先即興創作音樂，另一方面在跟兒童的互動中即興創作音樂；面對治療師即興創作的音樂，兒童主動參與音樂創作、做出回應，并在與治療師的雙向互動中共同即興創作音樂。同時，治療師以多種方式對兒童的反應做出回應，兒童在參與即興音樂的創作過程中，深入地與音樂“對話”，二者在音樂的“對話”中不斷發展和成長。最后，共同體維度主要體現為治療師與協同治療師、治療師與治療對象的協同。治療師與協同治療師之間彼此信任、角色明確、相互協作、相互依賴，共同發揮團隊在音樂治療過程中的功能和價值；治療師與治療對象之間平等合作、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通過音樂互動建立多層次的互動關系，共同朝著治療目標邁進。在此過程中，每個成員都在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合作創新，從而構筑成穩固的治療共同體。

2.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實踐方式

2.1 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實踐原則

2.1.1 以“即興創作”為手段

創造性音樂治療是一種基于“即興”的非結構化方法，充分調動兒童的主觀能動性，使得兒童具備盡情表達自我、探索自我的無限可能性?！凹磁d”成為創造性音樂治療的“代名詞”，深刻體現出建構主義的思想印記。在建構主義者看來，每個人都是積極思想建構者和學習者[10]。學習者并非機械地接受知識，而是在與自身所在情境的交互過程中不斷創造知識。因此，應該為兒童提供體驗和表達的舞臺，讓兒童在即興中不斷發展自身的創造性天賦。羅賓斯明確指出，創造性音樂治療的核心問題就是即興創造的發生[11]，這與傳統音樂教育中的機械教學與反復模仿有著本質區別。具體而言，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即興創作”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治療師的即興創作。有即興創作能力的教師可以促進兒童創造性的發展。同樣，有即興創作能力的音樂治療師也能夠激發兒童即興創作的潛能。因此，即興創作思維與能力是治療師應具備的基本素養。治療師必須具備即興創作、即興演奏或演唱音樂作品的能力。在“創造性音樂治療”實施過程中，治療師使用的一部分音樂是事先即興創作的，另一部分音樂則是治療師根據殘疾兒童的表現和反應，在彼此的互動變化中創作而成的。即興創作的音樂或優美抒情，或刺激詭異，目的在于不斷激發兒童的興趣。治療師通過模仿殘疾兒童說話、唱歌或演奏樂器的節奏，或用完全不同于殘疾兒童即興演奏的音樂，去引導其改變音樂的速度、強弱、長短等，或在兒童演奏的某個音后面添加某個音、某一句或某一段。治療師不再照搬固有的教材內容，而是根據治療對象的真實體驗去創造相契合的音樂情境。這也從側面體現出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生成性、即時性和靈活性。

第二，治療對象的即興創作。人人都有創造性思維或創造性。創造性音樂治療的核心就是最大化釋放治療對象的即興創作能力。面對治療師即興的節奏和旋律，治療對象會自覺運用想象力與創造力，在音樂體驗中主動地參與音樂創作，在創作中不斷體驗自我、表達自我。即興創作中，兒童也被賦予了自主選擇者的角色身份。他們可以選擇長或短、強或弱、快或慢、有旋律或無旋律、單一或多種樂器等不同形式來作為表達自身情感的媒介，也可以選擇高音域或低音域的歌唱、有歌詞或無歌詞的呈現方式來作為回應音樂及治療師的符號。治療對象有時創作的音樂是在治療師即興演奏的引導下做出的回應，有時是有意無意、自發情況下的創作。另外，治療師還常常將兒童在治療中所發出來的哼唱聲、創造出來的聲響或音樂記譜，經補充、整理，以便在之后的治療中使用。

第三，治療師和治療對象的共同即興創作。在治療過程中，治療師和治療對象看似各自創作，實則相互融合，彼此交織，共同創作即興的音樂作品[12]。在這種動態開放的背景下，治療師和治療對象共同建構生成新的音樂元素，并為下次治療積累素材。

2.1.2 以 “共同體”治療模式為策略

在社會學的概念中，“共同體”被定義為“忠誠的關系和穩定的社會結構”[13]。共同體的構建有助于強化成員間的情感聯結，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最終促進成員的自我發展與解放?！肮餐w”建設是創造性音樂治療順利進行的重要前提，它為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實踐與發展提供重要的資源保障。共同體主要包括兩個層面。

第一，治療師與協同治療師的“共同體”。與其他音樂治療形式不同，諾道夫和羅賓斯在探索創造性音樂治療方法的過程中采用合作治療的模式，他們二人共同參與每一次音樂治療活動，共同創作許多音樂作品、書籍和文章，因此團隊合作無疑是創造性音樂治療的主要策略之一[14]。在該模式下，治療師以即興的鋼琴演奏吸引治療對象進入治療的音樂環境與體驗中，而協同治療師則直接協助治療對象回應即興的音樂或參與音樂活動。兩位治療師有彼此明確的角色界定，在治療過程中享受同等的地位。這種治療方式考慮團隊的整體性，充分發揮團隊中每個成員的個體功能和價值，使得團隊的整體功能超越團隊中個體功能的總和。當一個“共同體”進行團隊治療時，兩位治療師的能力和努力必須緊密地結合起來，以達到治療目標。兩位治療師之間是一種伙伴關系，共同分享與回應治療過程，每位治療師都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隊友的角色，并互相依賴。

第二，治療師與治療對象的“共同體”。創造性音樂治療十分重視治療師與治療對象的音樂關系。在個體治療中，治療師與治療對象是平等合作的關系，他們共同積極參與治療過程。這種關系是建立在共情、理解、信任和支持的基礎上，并且通過音樂互動實現的。在團體治療中，治療師與治療對象形成多層次、互動的治療關系。在互動中，治療師和治療對象共同營造出了“微型社會”的環境。在與治療師進行合作和溝通的集體環境中，治療對象的意識會更加專注，并不斷獲得激勵和有益的經驗。治療師與治療對象在彼此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回應對方，分享共同的感受，建立起穩固的信任關系，這也是推動音樂治療順利進行的關鍵要素[15]。

2.2 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實施流程

創造性音樂治療是在一定治療理念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較為穩定的音樂活動結構框架和活動流程。這一活動程序是一個循序漸進、相互作用、共同促進的過程，具體分為三個階段[16]。

2.2.1 第一階段：以音樂接觸兒童

音樂作為一種自我表達、交流和互動的手段，比其他媒介更容易被兒童接納。此階段，音樂是治療師與兒童建立關系的橋梁和紐帶[17]，整個治療過程以音樂為中心。治療師根據兒童的性格、情緒、愛好及對音樂的感知力來確定即興演奏的內容，以兒童可接受或能符合其情緒狀態的即興音樂“開場”，并為兒童的即興回應提供音樂、行動和情緒方面的支持。在接納與愉悅的氛圍中，兒童的信任感和歸屬感不斷提升，從而為之后的音樂治療夯實基礎。治療師要不斷積累儲備“音樂庫”，以保證能夠對兒童的需求做出臨機應變的反應。治療師通常在治療過程中采用反映（reflection）策略，即強調音樂的呈現必須與兒童所感覺到的或所做的一致。譬如，以即興音樂表現兒童的面部表情或肢體動作，以歌唱描述兒童的心情，以音樂模仿兒童所發出的任何聲音等。此外，音樂的速度與力度應保持中等，節奏則盡可能保持簡單，和聲建議使用調性音樂，避免緊張、急促的風格。

2.2.2 第二階段：喚起音樂的回應

此階段的主要目的是治療師喚起兒童對人聲或音樂創作的回應，為治療對象主動參與治療做準備。在實施環節，治療師通常使用兩種即興的方式喚起治療對象的回應。

第一，對人聲的回應。譬如，在彈奏鋼琴的同時，以歌唱的方式即興反映出兒童的情緒狀態，以旋律和歌詞即興唱出兒童正在做的事，以和聲伴奏即興模仿兒童的聲音或說出來的話。

第二，對樂器的回應。譬如，隨意敲擊打擊樂器，借此喚起兒童對樂器節奏的回應。治療師可以與兒童合奏或輪奏，以一個開放式的短句讓兒童填詞，如治療師邊擊鼓邊唱“XXX在哪里”，兒童即興唱出“XXX在這里”。在即興的過程中，作為音樂的參與者與互動者，兒童可以深入地與音樂“對話”，并在“對話”中不斷發展和成長。

2.2.3 第三階段：發展兒童的自我表達

第三階段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兒童的自我表達能力，使兒童以音樂的方式回應他人。當音樂的回應被喚起，兒童的自我表達就可以得到增進。譬如：當節奏模式被喚起，兒童就有選擇長或短、簡單或復雜、強或弱、快或慢、有旋律或無旋律、單一或更多樂器的機會；當人聲回應被喚起，兒童就可以選擇音階或跳躍式的旋律、高音域或低音域的歌唱、有歌詞或無歌詞的呈現方式，并決定自己的速度和力度；當認識了各種新樂器之后，兒童就可以選擇在不同樂段演奏不同樂器。在此過程中，兒童得到足夠多的自我決定和選擇的機會，使得他們在選擇和自我決定中學習，為自我表達提供了重要保障。

2.3 創造性音樂治療的實踐效果

創造性音樂治療在促進殘疾兒童發展方面的作用日漸凸顯，被廣泛地應用于特殊教育領域，逐漸成為國際社會應用最為廣泛的音樂治療方式，其實踐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提升語言能力，促進閱讀理解。創造性音樂治療對兒童的語言能力甚至更廣義的閱讀能力都產生著積極的影響。研究表明，治療過程中的音樂刺激能夠激發孤獨癥兒童生成功能性言語[18]。這與雷姆（Lim）對閱讀障礙兒童的實驗結果相一致[19]。除此之外，創造性音樂治療還能夠多方面提升兒童的閱讀理解能力。如海貝（Habib）等人曾記錄了12 名兒童在接受音樂治療后在閱讀理解能力的多個領域（如語音感知、單詞閱讀及聽覺注意）得到顯著改善[20]，這在弗洛格納（Flaugnacco）等人的研究中得以印證[21]。

第二，提高溝通技能，促進社會交往?？ㄅ硖兀–arpente）在2016 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4 名孤獨癥兒童通過13 周的音樂課程干預后，均在自我調節、互動參與、行為組織及主動溝通等方面有著不同程度的提高[22]。此外，創造性音樂治療還可以改善孤獨癥兒童的社交行為與共同注意力，最終促進兒童的社會交往能力[23，24]。

第三，改善情緒問題，發展社會情感。創造性音樂治療在促進特殊兒童社交、情感和動機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價值。通過對16 位情緒與行為障礙的學齡前兒童進行4 個月的干預，發現創造性音樂治療的過程能夠改善兒童的情緒表達，并將挫折感、憤怒和攻擊性等負面情緒轉化為創造力和自我超越[25]。此外，創造性音樂治療還在發展社會情感能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奧格（Zyga）等人的研究顯示，創造性音樂治療的綜合課程（包括唱歌、跳舞和戲?。┦沟弥橇φ系K兒童在眼神交流、輪流發言和合作學習、同伴參與、社交意識與情感理解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6]。

第四，減少問題行為，推動參與融合。將音樂干預與社交故事相結合的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孤獨癥兒童的挑戰性行為明顯減少，更適當的替代行為顯著增加[27，28]并得到了較好的泛化。創造性音樂治療過程還能很好地改善孤獨癥兒童的刻板行為，這對他們參與融合教育，適應主流環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9]。

3. 本土化建議

3.1 從“患者”走向“音樂兒童”：康復對象身份的再審視

“音樂兒童”理念的提出是人本主義思想的真實寫照，它彰顯了“每個兒童都有音樂潛能”的核心意蘊。與傳統康復治療將重點聚焦于治療對象已有的病理缺陷不同的是，創造性音樂治療更為關注兒童的內在潛能。每個治療對象都具備內在的音樂能力，都能對音樂做出反應，都能享受音樂，體驗音樂，并在音樂中發展自己的潛能。在音樂治療過程中，治療對象不是需要彌補自身缺陷的“病人”，而是在音樂中展現自己的“主角”。治療師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專業人員，而是能夠欣賞治療對象的“觀眾”和與治療對象一起“演出”的同伴。相較于傳統的治療康復方式，治療對象的身份在創造性音樂治療中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因此，基于創造性音樂治療中“音樂兒童”含義的詮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康復對象身份。治療師對康復對象身份的認知要完成從“患者”到“音樂兒童”的蛻變。通過對原有的康復對象身份進行“糾偏”，使其從治療過程中的“客位”回歸到“主位”上來。應撕去附著在康復對象身上“有病的”“有缺陷的”的消極標簽，充分尊重康復對象的主體性和主動性，積極挖掘康復對象的潛能，用“自主的”“潛能的”“發展的”視角重新建構康復對象身份。

3.2 從“命令式訓練”走向“支持性康復”：康復方式的再變革

所有的兒童都是主動的思想建構者和學習者，而非被動的接受者和復述者[30]。同樣，治療對象也并非被動接受治療的客體，而是主動創造、主動表達的主體。在治療過程中，治療師并非通過向兒童提要求、下指令等外部干預的手段來達到治愈治療對象的目的，而是為治療對象提供參與和體驗治療過程的機會，支持和引導治療對象借助即興樂器演奏和歌唱的方式，不斷喚起自己的內部動力。治療師的角色也從治療對象的“領導者”轉變為“追隨者”。在治療師的音樂“支持”之下，治療對象一直處于溫暖的、支持性的環境中，充分享有自我創造和自我表達的機會。在自我展示中，他們的身心得以全面發展。

基于此，治療師應走出行為主義范式指導下的機械康復“怪圈”，打破機械的“下指令—訓練—出效果”的康復閉環，基于兒童的最近發展區，為治療對象提供適宜的“康復支持”，給予治療對象充分的創造空間，引導治療對象在開放式的康復環境中不斷認識自我、發展自我、實現自我。

3.3 從“個人權威”走向“康復共生體”：康復主體關系的再討論

治療師與協同治療師以及治療師與治療對象的關系構成了創造性音樂治療中的關鍵要素，三者之間的共生關系也為創造性音樂治療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支持。治療師之間的共生關系在為治療對象創造了開放友好環境的同時，也為治療對象的音樂活動提供了積極的支持，治療對象的音樂表現則為治療師的支持提供靈感來源。在這種共生關系中，主體間是平等的、互動的、和諧的、發展的。

鑒于此，在對殘疾兒童的康復過程中，應從權威范式不斷向對話范式轉變，著力打造康復共生體。首先，應打破治療師的個人權威，轉變康復過程中治療師與治療對象之間的“命令—服從”關系，使康復主體由“治療師”向“治療師—治療對象”轉向。作為擁有相同地位的康復主體，治療師與治療對象之間“權威—依存”的治療關系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雙方合力打造的平等對話、互動參與的治療共生體。其次，治療師要打破“專業權威”，摒棄專業獨斷和專業霸權，注重與不同專業人員的對話與合作，不斷強化自身跨專業合作的意識和能力，從而逐漸凝聚成相互尊重、平等協作的專業共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