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新生活運動態度變遷探究

李升億

自20世紀90年代中華民國史研究在大陸學術界逐漸興起以來，有關新生活運動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梳理既有研究來看，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將新生活運動置于近代以來整體民族復興的大歷史中作整體研究①參見關志鋼：《新生活運動的研究》，海天出版社1999 年版。按：許多通史題材的論著也使用這一敘述范式。；二是從運動發起者的視角，研究新生活運動的發起、落實推進和成效評價②參見〔日〕深町英夫著/譯：《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版；關志鋼：《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2 期等。；三是聚焦地方個案，以社會史視角還原該運動的貫徹過程③參見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學苑出版社2006 年版；艾萍：《社會動員的缺憾：上海市新生活運動失敗原因初探》，《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5 期；王駿原：《1934 年—1937 年安徽省新生活運動》，《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6 期等。一些地方院校的碩博學位論文也以地方的新生活運動為考察對象，參見蔡佳敏：《四川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7）》，四川師范大學2020 年碩士學位論文；李雪：《甘肅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49）》，西北師范大學2015 年碩士學位論文。；四是考察新生活運動的專項工作④參見夏蓉：《婦女指導委員會與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趙曉陽：《宗教和政治的疊合互利：基督教與新生活運動》，《史林》2021 年第2 期；皇甫秋實：《新生活運動的“變奏”：浙江省禁吸卷煙運動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6 期等。。然而，長期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作為國民黨最大的對手、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看待和應對新生活運動的——至今尚未有專門的系統性研究。本文試圖以中國共產黨對待新生活運動的態度為考察對象，呈現變遷過程，豐富既有認識，得出若干啟示。

一、新生活運動的提出

中國自近代以來的社會劇變，使得時空觀念在國人思想中空前加強。在主詞之前冠之以“新”，突出其同前代的斷裂性，這一行為在近代中國歷史中屢見不鮮。1919年，名為《新生活》的周刊在北京大學創辦，胡適在發刊文中說：“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雹龠m之：《新生活》，《新生活》第1 期，1919 年8 月24 日。一段時期內，工讀主義、新村主義都曾被看作“新生活”。例如毛澤東曾評論工讀會：“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創造也，實不患無大表同情于吾人者?！雹诿珴蓶|：《學生之工作》（1919 年12 月1 日），《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年版，第455 頁。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說，標志著新生活運動的正式發起。九年后，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將其作為五項建設運動的總運動，是“社會建設的基本運動”③按：“五項建設運動”即三民主義文化建設、經濟建設、國防科學技術、地方自治與新生活運動。蔣中正：《中國之命運》，正中書局1943 年版，第143 頁。。直到1949年，新生活運動才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潰敗而無疾而終。盡管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說中正式提出“新生活運動”的概念，但在1934年2月12日，即該演說發表的前一周，蔣介石來到南昌行營，發表了“復興民族”的主題訓詞。他在總結部分指出：“我們要建設國家，復興民族，就要努力于‘教’‘養’‘衛’三件事”，“關于‘教’，要以‘禮義廉恥’為根本要義；關于‘養’，要注重‘衣、食、住、行’，四項基本生活的修養——（整齊，清潔，簡單，樸素）；關于‘衛’，要從‘嚴守紀律，服從命令！’”④《教養衛》（1934 年2 月12 日），《復興民族之要道》，盧山暑期訓練團印，1937 年6 月。在這里，新生活運動的基本范疇——禮義廉恥、衣食住行，基本都已提出了。

南昌行營最早設立于1930年，幾易更迭。⑤詳見張皓：《派系斗爭與國民黨政府運轉關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 年版，第293～303 頁。1933年6月，國民政府在重設南昌行營的大綱中規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事及監督、指揮匪區內各省黨政事務之便利起見，特設南昌行營?！雹薜诙v史檔案館編：《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466 頁。江西、福建、湖南、湖北都建立起了蘇區，因而蔣介石所謂的“匪”并非一般土匪，而是特指污名化中共的“赤匪”。1935年2月，南昌行營取消，也同蔣介石的戰略轉向“堵截紅軍長征和統一西南三省”⑦張皓：《派系斗爭與國民黨政府運轉關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 年版，第303 頁。有關。結合南昌行營定位，可以認為“復興民族”的主旨演講及其后的新生活運動，是以消滅共產黨為目標的。在1934年2月12日的訓詞中，蔣介石特別提到了江西的重要性：“現在我們國家的存亡，差不多完全要看我們江西做關鍵，如果江西能將土匪剿清，使社會安定，各種建設能夠真真實實做起來，那末，江西就可以做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一個基礎?！雹唷督甜B衛》（1934 年2 月12 日），《復興民族之要道》，盧山暑期訓練團印，1937 年6 月。這表明，新生活運動并不是超越意識形態的單純社會建設運動。

盡管在國民黨首腦們在公開場合都強調新生活運動改造社會風氣的目的，但仍舊無法抹殺其鮮明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1935 年，作為蔣介石一向得力的助手、運動的主要推行人之一的宋美齡在寫給美國《論壇雜志》的一文中談到了新生活運動的緣起，更為直接地指明了運動同“剿匪”的關系：“新生活運動的概念，是蔣委員長在剿匪期中所悉心考慮而成的，他以為用武力收復匪區，尚不能視為完成使命，必須在那些飽經蹂躪的殘破之區，繼之以社會的和經濟的復興工作才行”，“剿匪和新運工作，兩者都是掃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一切人類敗德的開創工作”。按宋美齡的說法，新生活運動的具體構想，緣起于蔣介石戡亂“匪區”，且“剿匪”工作和新運工作在性質上都是拯救墮落、濟世救民的。宋美齡還談到：“我們在江西，每收復匪區，第一步先遣派名為別動隊的青年軍官團，到那飽經蹂躪的地域，幫助復興工作，這些青年軍官曾在總司令部受過嚴格的訓練，訓練要目是教導他們應有的責任與新生活運動的目的?！雹偎蚊例g：《中國的新生活》（1935 年6 月），陳鵬仁主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言論選集》，臺灣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14 頁。由此可見，在“圍剿”共產黨的戰爭中，國民黨也力圖通過新生活運動，爭奪更多民眾的服膺，與共產黨爭奪群眾基礎。

二、中國共產黨對新生活運動的最初態度

1934年3月初，江西、浙江、江蘇、天津、河南等地都已響應新生活運動，表現為大學里舉辦講演、成立組織等。然而，受信息傳播和運動受眾影響，新生活運動發動伊始并未立即能和共產黨建立的蘇區發生聯系。據目前可見資料，最早見諸共產黨方面有關新生活運動的記載是1934年4月3日的《紅色中華》，該日的第4版②《紅色中華》第4 版一般為國際新聞及蘇區政府對國際形勢的評論?？l了題為《國民黨欺騙宣傳的新花樣 剝削群眾的所謂“新生活”運動》一文，文章開篇即對新生活運動定性：“最近國民黨在各大都市舉行了所謂‘新生活’運動。這個運動充分的表現出國民黨正在厲行他的法西斯蒂政策，正想更進一步的去奴役工農大眾，正在替他的主子帝國主義作欺騙宣傳，以蒙蔽民眾的反帝意識?！边@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最早接收到新生活運動的信息時，就直接判定其為國民黨法西斯主義政策的延續、派生物之一。一周后，即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的《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新進攻告民眾書》中也認為新生活運動是“法西斯蒂”“奴隸式的”。這份告民眾書中這樣寫道：“國民黨法西斯蒂在中世紀的‘文化統制’和‘新生活運動’之下，進行了‘學校剿匪’”，“法西斯蒂用奴隸式的‘新生活運動’來轉移你們的反帝斗爭，使你們在野蠻的‘禮義廉恥’與反動的孔孟學說束縛之下，做亡國順民與法西斯蒂犧牲品”。③《中共中央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新進攻告民眾書》（1934年4月10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頁。

從國民黨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政策延續性來看，新生活運動被冠之以“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義”的帽子，確實事出有因。1932年開始，國民黨政府主辦的《政治評論》開始發表《德意志法西斯主義與希特勒》④參見劉百閔：《德意志法西斯主義與希特勒》，《政治評論》1932 年第5 期，第16～23 頁。等文章，甚至直白指出：法西斯蒂是“最積極最勇敢最強烈的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來！”⑤冠山：《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社會主義月刊》1933 年第1 卷第7 期，第95～96 頁。而在1933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中國法西斯蒂的提綱》中，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明確下了判斷：“法西斯主義與國民黨是相互聯系著的?！雹蕖吨泄仓醒胄麄鞑筷P于中國法西斯蒂的提綱》（1933 年9 月1 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0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496 頁。

另外，從中共歷史進程來看，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中共中央在政策研判和決策上，不可能不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1933年12月，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全會通過《關于法西斯主義、戰爭危險與各國共產黨底任務決議案》，在談到中國問題時，特別指出美國、日本和英國的帝國主義，是國民黨“圍剿”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后臺。①參見《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全會論中國》（1933 年12 月），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328～330 頁。1934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就共產國際會議提綱進行討論，認為：“‘以禮義廉恥之提倡為復興民族之武器’及清潔整齊樸素等原則的‘新生活運動’之實際的意義：就是在帝國主義瘋狂的侵略面前散布失敗主義，企圖使廣大的群眾離開真實的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拯救中國的道路——武裝民眾民族戰爭的道路；而培養封建的復古的奴隸道德，替帝國主義的侵略者準備順從的殖民地奴隸?！雹凇吨泄仓醒腙P于共產國際第十三次全會提綱的決定》（1934年4月12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頁。被認為是共產國際的政策忠實執行者之一、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博古，也曾在蘇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演講上激烈地譴責：“國民黨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運動’來麻醉民眾?！律钸\動’的口號，是‘復興中國民族’，不是用民眾的武裝的抗日戰爭，而是用提倡禮義廉恥，走上復古的舊道路，提倡舊的奴隸順從的道德，使全國人民安穩的做奴隸?！雹矍匕顟棧骸稙橹鴮崿F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么和將做些什么？》（1934 年7 月8 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512～513 頁。蘇區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設立的初衷在于加強一般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準備，其存在期間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公開演講、對現實問題的學術討論三項學術研究活動”④參見何棠：《蘇區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綜述》，《西江月》2014 年第9 期。。博古的演講自然也將其作為中央總負責人對新生活運動的態度毫無保留地傳遞給一般群眾，他指出：“‘新生活運動’不是蔣介石所發起的，而是帝國主義所發起由蔣介石來進行的。日本帝國主義實際上才是‘新生活運動’的發起人與組織者?！雹萸匕顟棧骸稙橹鴮崿F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么和將做些什么？》（1934 年7 月8 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512～513 頁。

從共產國際作出判斷，到中共中央討論共產國際的提綱，前后大約四個多月的時間，而蔣介石以江西南昌作為大本營，其宣揚的衣食住行、禮義廉恥背后處處指向中共，加之對日態度曖昧消極，中共中央自然認為此時出臺的新生活運動，是“奴隸式的”“法西斯蒂式的”。事實上，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的目的當然不單單是愚民奴化或圍剿“赤匪”，確實應當同20世紀30年代的民族復興、國家建設等大背景相聯系，甚至同蔣介石本人的思想資源結合研究，但就當時的環境來看，中國共產黨出現如此的認識和判斷，自然是不難理解的。

三、從戳破謊言到加以利用

在提出“禮義廉恥”等人倫道德的層面，新生活運動被看作是精神運動，這一點是國共兩黨的共識。對共產黨而言，新生活運動中提出的“奴隸”道德和蔣介石的軍事進攻甚至具有同等地位。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就指出：“毫無問題的，蔣介石所謂‘精神建設’即是新生活運動所提出的奴隸道德，所謂‘物質建設’即是進攻紅軍用的堡壘馬路與交通的建筑?！雹蕖睹珴蓶|同志斥蔣介石荒唐無恥的賣國辯》，《紅色中華》1935 年11 月25 日。自然，中共中央也首先是從“精神污染”的角度防止“奴隸道德”，特別是在其抗日的宣傳和動員工作，核心目的就是要戳穿國民黨欺騙群眾的謊言。如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鄭州的黨組織就發出了《告鄭州革命群眾書》，啟發民智，指出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在于讓“大家不聲不響忍受饑餓死亡”，其性質“原是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方式”，號召工人、士兵、農民、學生一致團結起來，“揭穿國民黨‘新生活運動’的鬼臉”。①《中共鄭州市委為粉碎國民黨“新生活運動”的欺騙告鄭州革命群眾書》（1934 年4 月1 日），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市委、特委、縣委文件）1927—1934》，1986 年印行，第27～28 頁。

同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秘密指示各級黨委開展反帝反日運動。指示信中認為，由于國民黨復興民族、宣傳所謂實業建設計劃、農村復興等，“造成一部分群眾對于國民黨新的幻想”，必須“除了繼續努力揭穿國民黨一切武斷宣傳的欺騙外”，還“必須給廣大民眾一個共同的非常具體的、非常簡單明了的對日作戰行動綱領”。②《中共中央給各省委、縣委、市委的秘密指示信——關于開展反日反帝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1934 年4 月20 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362～363 頁。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制定這一政策的基本思路是一“破”一“立”：“破”即是揭穿包括新生活運動、民族復興運動在內的種種“武斷宣傳的欺騙”，繼續以共產黨的綱領目標啟迪群眾，繼續革命。這實能說明，中共中央確實十分注意在群眾工作中“新生活運動”“民族復興運動”所產生的影響，并將之納入其戰斗策略的層面予以考慮?！傲ⅰ奔词切麄髦泄菜贫ǖ摹吨袊嗣駥θ兆鲬鸬幕揪V領》。值得一提的是，在宣傳這份綱領時，中共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色彩已經相當濃厚了。以綱領的簽署舉隅，中央要求各地方在數量上要尋找“一切所謂名流學者、新聞記者，及其他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自由職業者”，同時在類型上“不要盡是色彩濃的，要盡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時是反動的只要他同意這個綱領的”③《中共中央給各省委、縣委、市委的秘密指示信——關于開展反日反帝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1934 年4 月20 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364 頁。，以求最廣泛的人來共同支持抗日。

由于新生活運動在國統區一度產生較大影響，共產黨在其白區工作中，尤其是組織工運活動中不可避免要與之打交道。共產黨又是如何處理這種情況的呢？從1936年中央對白區工運工作的指導中可見一斑。遵義會議后，李德和博古已不在中共核心領導決策層，中央工作由張聞天負總責，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提出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政策，對“左”傾路線有所糾正。毛澤東在會后更加明確指出：“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雹苊珴蓶|：《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 年12 月27 日），《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53 頁。這樣，中共勢必不能再對新生活運動如出臺伊始一般采取激進拒斥、全盤否定的態度，取而代之的是要糾正“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⑤盡管對于土地革命時期白區的工作情況，特別是北方局的工作存在爭議，但這并非本文主要討論的話題，且此處“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表述并不會產生歧義影響，故出于行文便捷考慮，本文繼續沿用這一說法。，使新生活運動轉化為能為工運所用的斗爭策略。在這種背景下，1936年春，劉少奇前往華北恢復白區工作。

4月，劉少奇在北方局機關刊物《火線》上發表《關于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指出：“國民黨在工人中進行的其他許多運動，如衛生運動、文化娛樂運動、民族掃墓運動、紀念節的運動，以至兒童節運動、植樹運動、法西斯的新生活運動等，我們都要利用來提出工人的要求，開展在工人群眾中的斗爭和工作。利用這些運動，一方面使國民黨與資本家更難反對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使我們更能取得公開的地位來領導工人的斗爭，更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爭得到勝利?！雹賱⑸倨妫骸蛾P于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1936 年4 月），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10 頁。這說明，此時劉少奇對待新生活運動的態度已然發生變化，要教導工人合理利用新生活運動，即根據新生活運動中提出的“清潔”“樸素”等要求，爭取所謂新生活的具體規定，以爭得工人的權益。劉少奇還就此舉例：“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運動要求開窗戶、設澡堂、發新衣等得到勝利，就是很好的經驗。因為他們不是采取關門主義的簡單的‘絕對反對’新生活運動的策略?！雹趧⑸倨妫骸蛾P于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1936 年4 月），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10 頁。

從指導思想來看，共產黨的目標是要徹底推翻反動資本家，但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合法斗爭的肯定：“在資產階級用來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一些東西是工人階級能夠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斗爭的”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390 頁。，此時共產黨的白區工作中合法斗爭十分突出。除遵循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外的目標需求外，利用新生活運動進行合法斗爭帶來的另一效益，是共產黨更夠在領導工運時更妥善地處理公開與秘密之間的關系，即采取折中“利用”的態度將秘密工作變相為公開工作。在不久后張聞天給劉少奇的一份信中，這層意思表達得更為直接明了：“不是爭取公開，而是利用公開，實際上就是利用合法的意思。一切可利用的公開組織，都應利用。一切合法的條文，可以利用的，也應盡量利用。如新生活運動中某些口號，在工人斗爭中也是可以利用的?！雹堋稄埪勌旖o劉少奇的信》（1936年8月9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頁。

不難發現，隨著時間到1936年，顯然從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到主持白區工作的劉少奇，都已對新生活運動的態度發生較為明顯的轉變：一改過去全盤否定的態度，加以利用，藉以為工人謀取權利。

四、國共合作中的“新生活”

全面抗戰開始后，新生活運動的目標更加聚焦到民族危機上。⑤有學者指出：抗戰開始后，“新生活運動的最終目的始終未變，即實現民族復興，實現國家獨立與平等。但是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卻因戰爭的影響發生了變化”。（趙秀寧：《抗戰時期的新生活運動研究》，《抗戰史料研究》2015 年第2 期。）但筆者認為，相較于新生活運動所謂的“民族復興”等目標，具體內容變化起到的影響更大，正是運動具體內容的轉變，賦予和承載了國共在除軍事政治外的另一些具體合作，體現了兩黨黨際關系的變化。1938年2月，蔣介石在紀念新生活運動四周年演講中說：“到今天來談新生活運動，還有比‘雪恥復仇’，更重要的嗎？”，推行運動，必須“一心一德，不屈不撓，奮斗到底，來求得抗戰的勝利”。⑥《新生活運動與抗戰——蔣委員長二月十九日晚八時廣播演講》，《新運導報》第13 期，1938 年3 月1 日。1940年2月，在新生活運動開展六周年紀念演說中，蔣介石提出下一年度的主要工作應為“厲行精神動員，策進戰時生活”，“協助兵役建設，尊敬受傷戰士”，“協助肅清煙毒，增進國民健康”，“促進國民經濟，增加戰時生產”⑦蔣中正：《新運工作在第七年度》，《新運導報》第25 期，1940 年3 月1 日。。國民黨的這些口號顯然較戰前的更切合實際，因而也贏得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進步力量支持。

“節約”是新生活運動一貫提倡的倫理道德。1936年，新運總會開展的季節工作即有：“（一）春季，種植運動；（二）夏季，衛生運動；（三）秋季，節約運動；（四）冬季，救濟運動?！雹馘X大鈞：《本會過去一年工作的回顧》，《新運導報》第2 期，1937 年2 月15 日。而“秋季節約運動”的內容則主要包括：“提倡早起早睡”的“惜時”，“提倡儲蓄及保險”的“節用”，“愛惜公物”的“愛物”，“提高一般人對于職業興趣”的“樂業”，總的來說趨于空泛。而全面抗戰爆發后，由新運總會牽頭負責的為抗戰獻金活動，則賦予了“節約”理念切實落地的可能。中共對籌措軍費支援抗戰，也表現出極大的支持。1938年7月，為籌集抗戰經費，由周恩來、郭沫若提議，國共兩黨聯合社會各界人士在武漢舉辦了“七七”周年獻金活動。新運總會正是這項活動的主要承辦者。盡管中共黨內經濟困難，但仍然從6月全黨黨員所繳黨費中撥出1000元捐獻，周恩來將其在軍委會政治部所領薪資、六名共產黨員身份的國民參政員（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將其當月參政薪資全部捐出。②《獻金洪潮彌漫武漢，中國共產黨熱烈獻金，勞動同胞慨捐血汗錢》，《新華日報》1938 年7 月10 日。

另一較為活躍的領域是婦女運動。全面抗戰爆發后，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婦女統一戰線組織，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提議。新運總會于1936年2月開始內設婦女指導委員會，由宋美齡擔任指導長。而中共自建黨之初即重視婦女運動，此時更希望“以統一戰線的策略去發動與組織各階層的婦女”③《婦女運動大綱》（1937 年9 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下），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766 頁。，實現“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④轉引自《毛澤東 周恩來 劉少奇 朱德論婦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45 頁。。1938年3月8日，中共向國民黨提議建立全國婦女統一戰線，倡議設立“全國婦女抗日救國聯合會”。而“宋美齡當時正想領導婦女界”⑤劉清揚：《回憶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訓練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85 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年版，第57 頁。，宋氏希望將婦女統一戰線掛靠在新運總會下，以其指導長的身份“自然入駐”。對此中共長江局曾有討論，在當時政治條件下，不可能由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直接組建新的婦女組織，只能采取舊瓶裝新酒的辦法，以“抗戰建國”重新解釋“新生活運動”，以進步人士充實其各層機構，使之為抗戰服務，是有可能的。⑥參見丁衛平：《中國婦女抗戰史研究 1937—194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 頁。

為消除各界人士的疑慮，宋美齡此時還特別解釋：“新生活運動的本身，不含政治作用，對于任何黨派活動，不感興趣，而且也不應該發生興趣?！雹呤Y宋美齡：《婦女談話會演講辭》，《婦女生活》第6 卷第3 期，1938 年6 月5 日。從歷史視角評判，一段時期內改組后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確實成為各界婦女工作的統一戰線，黨派之爭、政治見解的分歧較為淡化。據史良回憶：“國民黨里的人雖然和我們爭得很厲害，但宋美齡本人卻從不表示態度?！雹唷妒妨甲允觥?，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50 頁。這表明宋美齡個人在領導新生活運動中的婦女運動時，確實表現出極大的風度和容忍。但此時宋美齡的態度并不起到決定性作用，蔣介石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曾在日記里寫道：“何總長報告女共黨在重慶之集中所，一為兒童保育院，一為婦女指導委員會?！雹帷对谑Y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 年版，第195 頁。國民黨內對婦女運動中中共勢力的增長不無擔心。皖南事變后，國共合作瀕臨破裂的危險，國共關系一度降到抗戰以來的最低點。在此情況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容身都難，更遑論參與新生活運動了。

由此可見，全面抗戰的爆發，尤其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展，使得中國共產黨對新生活運動的態度進一步發生了變化。而這也同新生活運動的內涵和具體舉措在發生變遷有關。作為“復興民族”總運動的新生活運動在民族危機迫在眉睫之際，更迭了原來空洞的口號和舉措，一定意義上起到了筑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作用。這在立場和指向上和中國共產黨趨于一致。然而，國共兩黨畢竟有著根本分歧，這就注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新生活運動的支持和合作只能是一時的、短暫的。

五、結論

1949年，伴隨著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的節節敗退，新生活運動也不了了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書寫這一歷史運動時又沿承了運動發起之初的態度。史學家李新等人在撰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初稿）》時稱新生活運動為“新衙門”，“配合他的軍事圍攻來對人民進行蒙蔽和欺騙，同時還妄圖借此以排斥馬克思主義，抵制進步青年的革命”。①李新、彭明、孫思白、蔡尚思、陳旭麓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初稿）》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240 頁。但其實早在1935年，對新生活運動的失敗命運，方志敏在就義前的一番話發人深?。骸熬迷诔鞘猩顟T的人們，初跑進這樣的鄉村中來，一日都覺得難過下去的?！绻阋焸溥@些農民，為什么這樣不愛清潔衛生，不實行‘新生活運動’，那我可以告訴你，他們被人剝削，苦到飯都弄不到吃，那里還有余力來講清潔衛生；苦到幾乎不能生活，那里還能實行新生活?！雹诜街久簦骸段覐氖赂锩窢幍穆允觥罚?935 年3 月），《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 頁。不同于后來的表述，這一說法更為根本地點出了新生活運動失敗原因之所在。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30多年的中華民國史研究積累，學術界對新生活運動的態度更加客觀全面。簡要梳理新生活運動在大陸的15年歷程，可以發現的是：中國共產黨對新生活運動的態度始終同國共關系及革命大環境有關。國共關系層面不難理解，新生活運動雖然涉及社會面，但本質上是國民黨領導的，在中共眼中其就是作為國民黨的政策存在，且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圍剿”戰略當中的“七分政治”。因而國共內戰或反共高潮時，共產黨對運動不可能持友好態度；國共合作時，建設社會、支援戰爭的運動內容自然會贏得共產黨的好感和支持。革命大環境是另一重要因素。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共兩黨在政策選擇時，都面臨著來自內外兩個主體的壓力。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研判中國近代社會，認為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必須解決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時刻注意抓主要矛盾。在國民黨方面，北伐中親眼見到共產黨強大的社會組織動員力的蔣介石，內心始終對其存在忌憚，總體上一貫奉行“攘外必先安內”，除非來自日本方面的民族矛盾激化到最高級別——全面侵華的戰爭沖突，蔣介石和國民黨才會把政策重心放在解決民族矛盾上。因此這種革命大環境的變化也深深地影響著由新生活運動折射出的黨際關系，并直接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對新生活運動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