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決策層視角下的抗戰革命敘事?

趙 亮

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共決策層呈現出與其他政治力量不同的理解講述抗戰方式。把抗戰上升到革命問題，用“共產主義哲學方法”觀察中日民族階級矛盾變化，新民主主義理論走向成熟，對整個中國革命也形成了系統、獨特的敘事話語體系。

一、重返中共決策層抗戰論說現場與發現革命敘事

近來不少學者提倡重估中共抗戰史的宏觀研究價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研究迅速興起。若忽視中共決策層基本文獻，那可能愈加遠離歷史事實。在“統一戰線”背后或還有更具基礎性全局性問題待發現。在1939年與斯諾談話時，毛澤東強調“中國早已有實際上的統一戰線”①《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9 頁。。1945年周恩來也說“統一戰線”存在于“大革命、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只是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質”。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延安干部學院編：《延安時期黨的重要領導人著作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年版，第598 頁。如此看來，“統一戰線”與其說是根本政治問題，不如說是伴隨時代和形勢變化，始終存在于各社會階層和政治力量間的戰略策略問題。中共正從此意義上把自覺把握它稱作“法寶”。

還有“領導權”問題。1937年劉少奇指出，所謂革命領導權，就是誰成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領袖。這不僅是抓住抗日主力軍以取得抗戰勝利問題，也是進而“使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問題。③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234 頁。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進一步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主要的不是對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而是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雹佟睹珴蓶|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413 頁。

可見中共決策層認為全面抗戰本質上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問題。究竟如何理解抗戰與革命的關系，毛澤東在1940年強調“抗日與革命是一個東西”，“不是民族革命過去之后，再來一個民主革命階段”，而是兩者“都在抗戰過程中”。②《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9 頁。因此王稼祥在1943年說“正因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民族解放的斗爭中有了正確的道路，所以它便較容易的找到抗戰中的正確道路”③《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43 頁。。這都提示，中共決策層應是在全民族抗戰之初就把它上升到革命問題，只是越到后來探索越自覺。

只有首先把握中共決策層對英美問題的認識變化過程，才能更深刻理解它為何重視從革命角度進行抗戰的論說敘事，以及對領導普通民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強調。學界的研究如果從此角度重新認識全面抗戰過程，這或也可為把握抗戰與后來歷史發展的真實聯系提供更多線索。

二、中共決策層對全面抗戰的民族革命敘事

中共成立以后有關民族革命的話語體系主要是圍繞反對英美帝國主義構建的。英美等國對中國抗戰的態度發生了很多變化，中共決策層對它們與中國民族革命關系的認識則經歷了更加深刻的變化。

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提出，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民族矛盾，已經轉變為主要和日本的矛盾。對中國的前途而言，它要么淪為日本的“完全殖民地”，要么“抵抗侵略者并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叭绻麆e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像日本那樣行動”，那么當中國抗戰取得勝利，“帝國主義的主要問題也就得到解決了”。④《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8～399 頁。毛澤東認為，英美等國應當“積極援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因為日本的軍事行動“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⑤《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0 頁。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構成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毛澤東的話或有分化西方列強的考量，但也說明當時中共決策層對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不可避免的判斷，以及由此導致中國民族革命在主要任務和前途上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

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黨代表會議上進一步指出，“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⑥《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3 頁。。劉少奇也在會上說，大革命時期是“世界帝國主義聯合一致反對中國革命，而現在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已不一致了。英美法相當贊助中國抗日”⑦《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6 頁。。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初期，中共決策層仍堅持上述認識。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就說，應“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他們的援助”，要取得抗戰的勝利，“外援是不可少的”。⑧《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版，第1 頁。8月25日，他又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一文中針對英美等國強調，“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范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①《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版，第2 頁。。但與此同時，中共決策層對更進一步調整對英美態度也有必要準備。當年5月毛澤東對美國進步記者韋爾斯說，鑒于英國與日本在進行秘密談判的情況，應將英美政府與英美人民“區別開”。從人民角度指出中國與世界解放運動的“密切聯系”和光明前途。②《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03 頁。到了11月12日，從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已可明顯感到中共決策層對英美態度開始發生進一步變化。不像之前提交黨內討論學習的比較正式的文獻所述，毛澤東不再籠統概稱英美等國，而是突出其政府立場，強調“英、法、美等國政府為它們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國，還限于口頭上的同情”，沒有實際的援助。③《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88 頁。

從那以后，中共決策層對英美參加和支持對日作戰的估計愈加消極，更開始重新強調和公開提出英美在中國既有殖民利益的問題。1936年毛澤東向斯諾談到中國經濟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壓制時，沒有提到英美，卻明確地說：“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制?！雹堋睹珴蓶|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3 頁。1937年5月，劉少奇進而提出：“英美法等國改變了分裂中國的政策?！雹荨秳⑸倨孢x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3 頁。而到了1938年10月周恩來為《新華日報》寫的社論中，固然仍有爭取英美援助的表述，但耐人尋味的是在這樣一份國統區公開出版的報紙中，周恩來的分析開始明確與西方列強“在華利益是被日寇侵占著、摧毀著”相聯系。⑥崔奇主編：《周恩來政論選》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 年版，第220 頁。在此背景下，毛澤東在當年11月中央全會上再次提出“戰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指出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在帝國主義沒有武裝進攻的時候”，就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國內戰爭；而“在帝國主義舉行武裝進攻的時候”，就是“進行對外的民族戰爭，例如現在的抗日戰爭”。⑦《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43 頁。這與他1936年與斯諾談話內容形成鮮明對比。

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不僅通過寫文章或與英美進步記者談話，而且也在很多黨內場合提出轉變對英美與中國民族革命關系的認識，足見中共決策層對此問題的重視。但直到1938年10月武漢和廣州淪陷的事實發展，使中共決策層對于英美問題，不得不逐漸強化原有的革命視角的分析論說方式，強調其帝國主義本質，只把它們作為戰時和暫時的統戰對象。1938年10月之后，英美在對日作戰中扮演的角色又不斷發生新變化，中共決策層對相關問題的論說也有新進展，卻再未發生根本性轉變。這就預示了民族革命不會因為抗戰勝利而終結。

中共決策層對歐洲戰爭形勢的評述尤能說明此情況。1939年9月，毛澤東對《新華日報》記者說，英法等國對法西斯國家的侵略“一貫地執行了一種反動的政策，即所謂‘不干涉’政策”，“犧牲了半個中國給日本”，最終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無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爆發，是德意與英法“為了爭奪殖民地人民統治權的帝國主義大戰”。美國以中立名義暫不準備參加這個戰爭，其目的是待將來參戰以攫取“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地位”。歐戰一開，英美等國注意力會進一步集中到歐洲戰場，加速出賣中國利益。中國必須反對妥協、分裂和倒退的傾向，否則“就是亡國的前途”。⑧《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版，第24 頁。毛澤東這番談話固然有其特定歷史情境，但他提示注意英美等國對于歐洲和中國戰場的不同立場，以及由此帶給中國抗戰的復雜影響，特別是導致和加劇國民黨集團分裂和投降危險，這是正確的。中共決策層能夠保持這種獨立清醒認識，跟它堅持從革命高度認識抗戰密不可分。

1940年以后，鑒于英美與日本關系不斷趨于緊張和對立的新形勢，中共決策層對英美的態度作了一定程度調整。如在1940年12月25日，雖然當時正值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但毛澤東給黨內起草的一份指示中仍提出，“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必須將正在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與“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將過去采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①《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64 頁。但總體來看，直到1941年夏季前后，中共決策層始終未改變對歐戰性質的判斷，認為二戰形勢的發展“是帝國主義戰爭”向世界范圍的擴大，“我們是處在戰爭和革命的新時代”。②《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61 頁。不管英美等國“彼此之間在遠東問題上有何矛盾，不管它們對日寇的矛盾多么大”，“正是一致的趨向于引導中國走向投降”，要從這些“帝國主義列強方面來看”中國內部“投降危險的來源”。③周恩來：《中國抗戰的嚴重時機和目前任務》，《解放》1940 年（總）第108 期。實際上，我們也正要基于這種判斷來理解中共決策層對其自身與國民黨爭取英美外援不同立足點的區分，即要“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放棄”這些原則“依賴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國主義的集團”。④《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版，第4 頁。

到了1941年夏季以后，伴隨國際形勢的進一步變化，特別是美國開始為中國提供更多實質援助以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共決策層逐漸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提法，實際上提出二戰是反對東西方法西斯的戰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在當年7月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164 頁。和12月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1～252 頁。發出的兩份內部指示。英美參加對日作戰客觀上為中國抗戰提供了更多有利條件，及時指出并肯定這一點，有利于防止和克服中共黨內相關“左”的錯誤觀點。但這只是把英美視作戰時和暫時統戰對象的需要，是可以隨時和適時調整的靈活策略，絕不是說中共決策層由此改變了對英美本身的帝國主義本質認識。正因此，中共領導人強調“對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國以聯合為主”，但也要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們尊重中國人民的意見”。⑦《毛澤東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274 頁。毛澤東在1941年12月上述指示發出時就特別強調，抗戰勝利只是中國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而非基本實現。這仍然有意識地與他在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構成區別。而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慶祝中美中英間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定》則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獨立解放不實現，“中美中英間不平等條約之廢除還是一紙空文”⑧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18 頁。。到中共七大時，毛澤東更明確指出，英美等國作為“民主的資本主義比法西斯資本主義進步些，但它仍是壓迫殖民地，壓迫本國人民，仍然是帝國主義”，把日本趕跑了，“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這是一個新的變化”。⑨《毛澤東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87 頁。1947年中共中央基于此把解放戰爭稱作近代中國歷史上繼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之后的第四次“革命高潮”，指出這一形勢就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逐漸代替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情況之下形成的”。⑩《毛澤東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220 頁。

直到中國抗戰的最后階段，英美與日本仍存在議和的可能性，其代價則是中國的東北。①Hans J.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Routledge Curzon（London and New York）,2003,p.38.堅持從革命高度和馬克思主義方法認識中國抗戰，不僅讓中共決策層清醒認識到英美支援中國抗戰的“被動性”②《毛澤東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82 頁。，更讓它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時刻，更加深刻看待世界大國關系變動中的中國命運和民族革命意義。伴隨這種認識發展，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以后，民族革命的敘事方式在中共決策層的抗戰論說中不僅未被弱化，反而不斷加強。它使用革命話語揭示和強調英美始終利用、犧牲、交換或重新分配中國利益的帝國主義本質，為中共在有關中國抗戰進程和前途的立場闡釋中占據主動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輿論條件。

三、中共決策層對全面抗戰的民主革命敘事

抗戰全面爆發以前，中共決策層就認為必須使抗戰成為全面的抗戰，只有繼續堅持民主革命的重要步驟，才會有抗戰的勝利。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就說，如果“人民群眾能享有經濟、社會與政治的自由，那末他們的力量將能成百倍地增長，國家的真正力量將顯示出來”③《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05 頁。。他后來又以國民黨政府的抗戰為反例說，七七事變以來的抗戰“在地域上說是全面，在成分上說只是一面，還有廣大的群眾并沒有發動到抗戰中來，只是軍隊和政府來干而已”，這必然遭致失敗，加劇民族投降主義的危險。④《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62 頁。因而可以說“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⑤《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74 頁。。正如很多研究顯示，對于如何廣泛發動各界群眾和爭取民主自由，中共領導人在抗戰過程中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說。不過更深入地看，其關鍵是從一開始就凸顯了工農特別是農民的力量，亦即應采取有別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政策，但絕不是放棄從經濟關系上，同時還要從政治等其他方面，堅持和擴大對農民的解放。比如，當斯諾直問中共是否承認“必須首先實現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階級革命”時，毛澤東就回答說“必須將反帝運動進行到底”，這是中共從過去到現在“一貫的原則”。但抗戰絕不可能孤立地進行，“只有同時實現被壓迫農民的解放”，“抗日運動才能有效地開展”。至于如何解放農民，是否恢復過去的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要取決于抗日運動的發展”，但必須要減輕農民負擔。⑥《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10 頁。劉少奇之所以強調“所謂革命領導權，就是誰成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應當說也是體現這個思路。1937年5月，毛澤東針對農民和土地問題進一步指出，雖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卻“依然存在著，并沒有減少和消滅”。更重要的是，這并不是說階級矛盾可待抗戰結束以后再行解決。過去實行了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現在則應“對農民應減租減稅”⑦《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99 頁。，“用立法和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⑧《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60 頁。。

中共決策層起初設想通過國民政府的民主改革來實現對工農民主運動的領導。這是試圖在更集中強調農民運動的基礎上，批判地繼承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的經驗。1937年5月，毛澤東在接受韋爾斯采訪時說：“最主要的是（國共）兩黨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大綱的原則在實現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務”。①《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97 頁。于此前后，中共領導人又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須將現政府改造成為一個有人民代表參加的統一戰線的政府”，“必須包括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內”。②《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76 頁。毛澤東認為，國民黨政府對群眾運動有“怕”的一面，但也有“要”的一面。在此情形下，群眾運動的基本原則應當是“合法”與“統一”，“共產黨發起的運動和組織也要服從于這兩個原則”。③《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6 頁。中共應做好轉變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準備，“這種改變，主要是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需要重新學習”。④《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63 頁。

不過在1938年10月武漢和廣州淪陷以前，不能說中共決策層把領導工農運動特別是武裝農民群眾，放在如同1938年10月以后那樣首要的位置。正如前文所說，毛澤東等多次強調英美外援的重要性。他還強調正規戰的重要性，應“幫助政府與軍隊抗戰”，“僅靠游擊戰不能戰勝日寇”⑤《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5 頁。；周恩來也表達了類似觀點。⑥崔奇主編：《周恩來政論選》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 年版，第174 頁。這反映出，由于中日國力相差懸殊，日本侵華又經過了長期準備，中共決策層試圖將推動支持國民政府和軍隊抗戰放在優先位置，也正因此甚至曾對黨內提出，統一戰線內部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不是誰領導誰”。⑦《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3 頁。

但國民政府對民主改革的一再漠視和拒絕，以及正面戰場失敗形勢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上海和太原的陷落，促使中共決策層不僅愈加強調發動和武裝群眾的重要性，而且強化了獨立自主開展這一工作的思路。毛澤東反思說，抗戰全面爆發以來“全國工農基本群眾還沒有組織起來”，這“一方面由于國民黨的控制和壓迫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們自己的沒有工作或工作不足”。這是中共“在現時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最基本的弱點”。為此“一定要實現‘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他更進而將此問題重新上升到“統一戰線”領導權，指出形勢的發展已“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⑧《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92 頁。

根本性的思想轉變出現在武漢和廣州淪陷前后。中共決策層意識到，英美外援不可期，還迅速加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投降的危險。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批判把抗戰勝利希望“寄托于國民黨軍隊以及把人民的命運寄托于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合法運動等項錯誤思想”，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以“使全黨同志明確地知道并認真地負起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責任”。⑨《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19 頁。前文說中共決策層此時有關國際關系和帝國主義本質的論說，已經預示民族革命的任務不會因抗戰勝利而終結。從民主革命角度看也是如此。正是針對《論新階段》報告的背景和相關內容，毛澤東1947年回顧說，這種思想的轉變“不但保證了我黨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能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且保證了我黨在日本投降以后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戰爭時期，能夠順利地不受損失地轉變到用人民革命戰爭反對蔣介石戰爭的軌道上”①《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58 頁。。

從那以后，民主革命自然成為中共決策層對整個抗戰問題更加自覺的論說，也因而相比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系統總結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就變得更重要。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經驗和主張不僅未因抗戰而廢止，反被確認為中共領導抗戰走向勝利的根本道路。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就說，中國革命“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中共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42 頁。

很多研究認為，中共在抗戰中反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強調獨立自主原則，主要是解決與國民黨誰領導誰的問題。其實這只是中共決策層在上海和太原失陷前后集中討論過的問題?？傮w來看，中共領導人主要強調的不是如何領導國民黨，而是如何獲得對工農運動的領導權，只是從歷史節點來看，這種論說必然是在1938年10月以后的相關文獻中表現得愈加明顯。如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1986年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和1991年版的《毛澤東選集》在收錄這篇講話時，都特別加注說它“發展了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③《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95 頁；《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61 頁。。在這篇文獻中，毛澤東開始明確地說，抗日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新階段，而且是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動的一個新階段”④《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67 頁。。革命力量的階級來源很廣泛，但其中“根本的力量”“革命的骨干”，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中國革命之所以干了幾十年還沒有達到目的，一則由于“敵人的力量太強”，一則卻也由于“自己的力量太弱”。這種弱點表現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但是主要的是因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勞動群眾還沒有動員起來，所以表現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⑤《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62～564 頁。。中共從建立時起就非常重視工人運動，而對農民問題則經過了曲折的探索，不能說全黨在抗戰全面爆發時已就此問題完全統一思想。再聯系到這篇講話中對人口數量和占比的強調，應當說毛澤東主要是為強調發動和武裝農民群眾的重要性。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更明確說：“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⑥《毛澤東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05 頁。

對于如何發動農民群眾起來，中共決策層的思路也更加明確系統。減租減息是其中一項基本政策。但正如中共決策層反復強調的，這是從經濟關系上削弱封建主義，而不是根本消滅它。為此就必須更重視政治的民主革命，著力將農民群眾從封建主義的政治和社會關系中解放出來。在此過程中并不是說經濟關系沒有作用。只是在中共決策層看來，重要的不僅是把減租減息同時發展為群眾運動⑦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編：《毛澤東 周恩來 劉少奇 朱德 鄧小平 陳云論黨的群眾工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7頁。，更具革命意義的是促進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增長，特別是地主和富農資金流向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及其用資本主義方式對農業生產的經營，從而促進反封建主義的政治和文化變革。1940年12月，毛澤東談到土地政策時說，減息“不要減到超過社會經濟借貸關系所許可的程度”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7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703 頁。，應當說就有這種考慮。1942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也指出，“富農的生產方式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應“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一部分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土地的地主（所謂經營地主），其待遇與富農同”。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1975》，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309～310 頁。1944年毛澤東與斯坦因談話時進一步透露出一種構想，就是以減租減息作為中間一個重要步驟，在抗戰勝利形勢不斷發展和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就可能把“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轉移給耕種者”，這“將會鼓勵地主的資本投向工業”。減租減息雖還不是完全的土地革命，“但它實際上仍然是一次偉大的改革”，應從土地革命的意義上認識它。③《毛澤東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85 頁。

抗戰過程中，中共決策層不僅就中國革命的必經階段和前途達成共識，更明確指出現階段民主革命與中國和西方舊式民主革命的區別，在此基礎上形成系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伴隨這種認識發展，中共決策層不斷加強從民主革命的邏輯和角度，論說何為和如何“全面”抗戰，凸顯農民群眾在抗戰中的地位，并將有別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階級關系處理策略重新解釋和整合到革命敘事的概念范疇中。這不僅有力沖擊和豐富了中國社會對抗戰的理解和想象方式，更為中共和民眾以何種標準評價抗戰結局和走入中國革命高潮預備了解釋和思維利器。

四、余論

中共有關抗戰的思想和理論不是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就完備提出，而是在抗戰過程中逐步形成。這種理論探索不是單獨的過程，而始終由中共決策層對民族民主革命的認識發展來推動，并成為這種認識發展的表現。這個過程其實又是中共自身革命化的過程。這首先要求統一全黨思想，這個任務既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尚未完成的，又因抗戰帶來的各種思想問題而變得更加嚴峻。關鍵是以什么樣的思想統一全黨？1944年毛澤東同斯坦因說：“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我們現在的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而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我們就不能將共產主義哲學正確地運用于中國的實際?！雹堋睹珴蓶|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82 頁。這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以此過程及其理論成果統一全黨思想，無疑是場深刻的思想革命。

對抗戰的革命敘事為此思想革命提供了內容材料和話語支撐。中共的抗戰敘事變化與抗戰認識變化實際上是互動的過程。中共的思想革命是聯接和實現這種互動的紐帶和場域，它通過對革命理論實踐邏輯的中國抗戰式闡釋、中國抗戰的革命理論式敘事，以話語呈現思想和進行觀點交鋒，以敘事“型塑”思維和統一認識，使思想革命依托抗戰的革命敘事而發生，又進而推動抗戰的革命敘事體系轉變為實際的革命步驟。從此意義上看，政黨革命也是中共抗戰史敘事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