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二十大“多元”養老觀新探索
——基于農村養老視角

潘 文 全

(嶺南師范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湛江 52404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養老是古往今來的一個大問題。它也是中外面臨的共同問題,在19世紀70年代,德國就建立起了俾斯麥型的養老保險模式,它以社會保險為核心,雇員、雇主承擔主要費用,這個模式隨后成為現代養老制度的起源。同時養老也是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正在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8.7%,絕對數量達到2.64億,接近中度老齡化社會,而且未來的趨勢是少兒人口比重減小,老齡人口比重增加,養老問題會越加凸顯,農村養老問題形勢更加嚴峻。

這個問題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他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戰略規劃,“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優化孤寡老人服務,推動實現全體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具體落實為“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健全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籌資和待遇調整機制,推動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省級統籌”[1]。

“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的“多元”養老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新提法、新發展”,通過比較黨的二十大、黨的十九大、黨的十八大的相關表述可以得到確切的證明。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談到“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盡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2]。在更早的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成效顯著,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建立,新型社會救助體系基本形成?！薄案母锖屯晟破髽I和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薄捌髽I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持續提高?！盵3]

養老問題是老年問題的子問題之一,老年研究給養老問題提供了大的研究背景,特別是農村老年研究與本主題密切相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村老年家庭代際關系,學界從代際關系變遷[4]、家庭結構[5-6]、社會文化[7]等角度研究了時代變遷中代際關系的新變化。二是農村老年貧困問題,這個問題備受學術界關注[8-9],主要集中在制度[10-11]和社會關系[12]的視角研究貧困的發生機制。三是農村老年群體日常生活研究,體現在三個區域性的案例研究上:華中鄉村治理中心[13]、廣東江浙沿海區域[14]、四川[15]25等地。

一、農村養老困境的發生場域

農村養老是社會養老整體中最薄弱的環節,主要的原因是家庭養老傳統的淡化與制度養老的遙遠,讓農村養老處于兩種體系的中間地帶。整個社會在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鄉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傳統家庭原子化,沖淡了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此外,鄉村養老制度普及時間短,參與老人的比例低,制度保障體系薄弱。

(一)傳統養老模式漸行漸遠

傳統的村落如何形成?費孝通認為存在四個原因:一是小農經濟需要聚集在一起;二是水利需要合作;三是為了安全,人多便于保衛;四是在土地的繼承原則下,后代在一個地方繁衍起來[16]159-187。鄉村的現代化又從何時算起?目前學術界沒有形成共識,但都認可這個變化是一種始于20世紀上半葉的連續量變,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可以說到達了質變的臨界點。在現代化的大潮下,維持傳統鄉村功能正常運轉的習俗開始逐步淡化,人員流動、分離成為常態,家庭成員的空間延伸和時間上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肢解了傳統家庭系統,造成鄉村內部由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過渡,進而農村老人的傳統養老保障體系漸變。

倫理經濟和老人權威消逝。梁漱溟認為在傳統倫理社會中,經濟關系服從于倫理關系,重人情、輕財物,老人作為傳統長老權威,是家族經濟的最高掌控者,也是鄉土社會中真正的權威人物,他們集經濟、文化、政治于一身,整個家族就是他們堅實的養老保障[17]11。但是改革開放之后,農村經濟逐漸瓦解,家庭成員走向市場,農業生產圍繞著供需展開,傳統的倫理規則在市場經濟中全面潰退,市場交易中的“理性”原則逐漸主宰了家庭成員的生活,為了追求經濟收益,家庭成員大規模外出務工,肢解了家庭傳統生活;同時計劃生育導致的家庭小型化進一步消解了傳統倫理經濟的基礎,在這種背景下,老人權威漸次消逝,逐漸形成了農村老年弱勢場域。

老人面臨著經濟上的雙重考驗。從生產上而言,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斬斷了農村老人得到經濟資源的途徑,在倫理經濟中,老人作為社會權威,傳承農業經驗,分配勞動果實,具有社會地位。相對的,在現代生產方式中,老人的經驗知識的價值隨著年齡遞減,他們的體力和技能都不足以勝任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失去了獲得相應經濟資源的手段,逐步走向貧困。而且,家庭財富的非均衡性轉移進一步惡化了他們的處境,財富的非均衡轉移指老人在年輕時期積累的財富過多地轉移到子代手中而沒有得到補償,這種轉移是被動地通過子女的婚事而實現的。農村老人是傳統禮俗的堅定維護者,禮俗的內涵是上對得起天、對得起祖宗,人生的意義就是把自己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是他們奉行的信念,幫助孩子成家立業是自己的義務,因此承擔了這個過程中的所有開支。然而,這種價值觀主要存在于老人身上,對于年輕人而言,經濟理性沖淡了傳統的道德標準,使得農村傳統慈孝文化出現了斷裂,父輩依舊履行“慈”文化中的代際責任,但是子代“孝”文化中的義務卻被理性取代了,老人的過渡付出而沒有得到子代的反哺,進一步惡化了自己的處境,表現為一種代際剝削。

公共事務中的旁觀者。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一體兩面,農村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必然導致傳統生活方式的變遷。傳統鄉土社會是高度凝固化的社會,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人與人的關系也是固定的,與之相適應的是禮法傳承的前后一致,而老人成了最佳的人選,他們傳承禮俗、守望相助,因此傳統生活方式以老人為中心,他們全面參與并主導了社會事務。農村的現代化之后,知識取代了經驗,法律取代了禮俗,鄉村權威消解,長老治理轉變為政府治理、知識治理、技術治理,各種糾紛的解決主體轉變為法律、法庭,傳統公共事務處理場域消失,老人在鄉村社會中逐步被邊緣化,被排斥于公共事務之外。

經濟貧困給老人塑造了一種弱勢、貧困的形象,這種形象的確立既有外部話語的施加,也有內部形象的自我選擇。今天的鄉村逐步轉變為半熟人社會,人與人的關系原子化,導致內部凝聚力減弱,競爭性加強,在內部競爭中,首先落敗的就是老年群體,他們缺乏高效的勞動能力,而且疾病纏身,缺少外援,走向貧困被社會認定為自然且合理的事情,這是外部話語的力量。其次,老人也主觀認可了自己的弱者形象,不愿意改變,其原因是他們的農業生產經驗形成了一種“固化”的世界觀,土地、氣候是不能改變的,只能被動地適應,固有的生產經驗阻礙了老人適應現代化,他們恐懼新的生活方式。這樣農村老人的弱勢形象就逐步確立了,并且得到了合理的說明。

在現代化主導的鄉村中,老人在生產、生活上都失去了現實價值,他們從生理弱勢走到了經濟弱勢、地位弱勢,進而淪為形象弱勢的邊緣群體。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因素疊加生效,社會的因素、人為的因素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制度性因素。

(二)制度性養老薄弱

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是農村養老面臨的大背景,甚至老年人口比重比城市大;撫養比高于城市;老年人口養老金平均支出偏低,這是農村養老困境的另一方面。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鄉村已經進入中度老齡化且高齡化。鄉村60周歲及以上的老人數量為1.21億人,占鄉村總人口的23.81%,65歲及以上的數量為0.9億,占鄉村人口的17.71%,這兩個數值都超過了中度老齡化社會的閾值20%和14%;同時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了5.1和4.2個百分點。而且高齡化持續增高,鄉村80及以上的老人1 667萬人,占鄉村人口的3.27%,比全國水平的2.54%高出0.73個百分點;也比城市和鎮高出1.17和1.09個百分點,鄉村高齡老人占全國高齡老人的46.57%,比鄉村人口全國占比的36%高出10.66個百分點[18]。

鄉村的上述指標高于城市,帶來了兩個后果:一是撫養比高于鎮、城市、全國水平;二是平均養老金支出必然偏低。鄉村總撫養比為58.70(1)撫養比又稱撫養系數是指在人口當中,非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值。,比全國、城市、鎮的水平分別高出12.82、22.72、12.05[18],同時上面已經提到鄉村老人的人口比重高于全國、城市、鎮,那么鄉村的老年撫養比也更高。2009年國務院建立了覆蓋所有國民(特別是鄉村)的城鄉居民社會養老制度,旨在打破城鄉二元對立,到了2020年,全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支出總額3 355.1億,即使全部用于鄉村老人,人均2 765元,月均230元,相對的,城鎮職工養老支出為51 301.4億,按離退休人數計算人均4.02萬,月均3 350元[19],那么鄉村老人月均養老支出僅為城鎮的6.87%。

總之,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變遷過程。在傳統社會中,他們是資源、權威的擁有者,養老由倫理體系、家庭來保證,由于家國一體的社會組織架構,家庭既是制度性的保障,也是經濟性的保障。伴隨農村的現代化,家庭經濟功能外展,老人弱化了家庭經濟的掌控,家庭地位降低,權威被消解,同時現代養老制度缺位,形成了農村老人的養老困境。

二、習近平 “多元”養老觀的五重內涵

在社會通常意義中,養老僅僅指涉“經濟、健康”的含義,認為保障了老人的健康、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完成了養老的任務。這種觀點是狹隘的,人的屬性是一個多層次、相互交織的整體,包括情感層面、社會交往層面、經濟層面、健康層面等,只有在人的各個尺度上都實現養老的應有含義,才算是真正的老有所養。這也是習近平的“多元養老”觀的深刻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健全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籌資和待遇調整機制,推動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省級統籌?！盵1]即完善制度、改進工作,推動養老事業多元化、多樣化發展,讓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

(一)經濟性養老

“勞動是財富之父”,習近平多元養老觀的第一重含義是“勞動”。盡管社會養老常識一致認為老人不能也不應該再勞動,然而勞動能夠有效補償農村老人在經濟性保障上的弱勢,注意一定是匹配老人身體健康狀況的適當、適量勞動。前面已經提到,農村老人面臨家庭養老淡化、制度養老參與度低的困境,又缺乏知識、技能從事其它經濟活動,唯一可能的勞動只能是農業生產,在土地上獲得相應的經濟資源以自我保障,即“老人農業”,雖然這種方式收益微薄,但可能是他們唯一、必要的生存保障手段。如果他們不從事老人農業,這樣的生活將充滿代際沖突,隨著農村家庭結構變化,老人依舊堅持傳統的價值觀,但是子代卻接受了經濟理性的觀念,代際平等弱化了反哺,老人要求子代完全贍養不但被子代責難,而且面臨老人內部的群體壓力[20]。

“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土地不僅僅是生活的保障,更是精神上的希望,勞動被老人看成是自己的天職和終身使命,甚至是生活的全部,“如果說人們的土地就是他們人格整體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張”[21]26,能干、勤勞、知進退、獨立是很多老人在勞動中主動構建出來的精神形象,這些標簽逐漸成了老人群體內部共同的價值觀,如果某個老人堅持傳統的價值觀,反而會被其他老人恥笑。更進一步的,應該看到這些標簽也是經濟理性的衍生物,是市場經濟活動的生活方式匹配物。

隨著農村的市場化,不僅年輕人擁抱了經濟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老人,他們開始“理性”的家庭養老。如果說勞動是農村老人經濟性養老“開源”的一面,那么“分家析產”就是“節流”的另一面,也是老人在面對慈孝文化斷裂時所采用的理性防御性手段。持有傳統價值觀的老人履行了代際責任,負擔了子代成家的所有費用,但是子代弱化了孝的義務,奉行經濟理性,兩代人之間出現代際剝削的現象,老人在面對養老困境時,不得已開始了有計劃的撤退,主動與子代分家析產[22],為自己的晚年盡可能預留多的經濟資源。而且分家析產還能夠保障老人的生活樂趣,因為處于子代養老關系中的老年人只能夠維持基本生存,生活拮據沒有積蓄,與子代的沖突明顯,分家析產維持了老人自身的獨立性,減少了代際沖突,在社會關系上保持了獨立的交往空間。

(二)健康性養老

《老年健康藍皮書中國老年健康研究報告(2020～2021)》指出慢性病是影響老年人健康的首要因素,60歲及以上老人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患病率分別為58.3%、19.4%、10.5%;70歲及以上老人傷殘調整壽命年(2)傷殘調整壽命年是指從發病到死亡所損失的全部健康壽命年,包括因早死所致的壽命損失年和因疾病所致傷殘引起的健康壽命損失年兩部分。的構成中,心腦血管疾病(39.11%)、癌癥(15.4%)、慢性阻塞性肺病(10.48%)占前三位,隨年齡增長患病率繼續提升[23]。而且農村老人的情況更加嚴峻,他們在年輕時承擔了過量的體力勞動,由于經濟與醫療條件的限制沒有得到及時治療,身體被過度透支,大多數老人帶病生存。健康性養老應是多元養老的第二重涵義。

經濟因素仍然是農村老人健康養老的首要制約因素。老人能夠外出務工的時間越來越少,得到經濟資源的渠道越來越窄,可支配的收入也越來越少,前面已經提到農村老人養老收入月均230元,這意味著他們在健康消費中需要極力壓縮開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從2003年施行新農合制度,它確實為大部分老人提供了醫療支持,顯著提高了低齡老人的醫療服務,但對高齡老人的作用不明顯[24],老年人的困擾集中在慢性疾病,這些疾病的治療主要依賴于門診式的長期服藥,但是門診并不在新農合的保障范圍之內。經濟因素制約了老人的健康養老,他們把健康維持在最低需求上,能忍則忍,盡量減少支出。

因此解決農村健康性養老問題的關鍵是有效提高農村老人的經濟水平,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長期性的扶貧問題,但是也有一些“容易摘的果子”有明顯的效果。一是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疾病都屬于慢性代謝性疾病,通過在老人中加強健康飲食的科普宣傳,特別是在臨近老年的中年人中加強飲食健康普及,能夠有效規避這些疾病。二是新農合不保障門診費用是為了防止惡意騙保,建立慢性病門診特殊渠道能夠解決問題。三是在新農合中添加高性價比的定期體檢項目?？偟膩碚f,為了解決經濟因素制約健康養老的問題,把重心放在“防”上而不是“治”上將是除了扶貧之外一個有效策略,貧困人群治重于防的錯誤健康觀念是造成老年人不健康狀態的一個原因。

(三)情感性養老

習近平多元養老的第三重含義是情感性養老,農村老人在情感上面臨著情感遺棄。傳統養老的淡化與制度養老的薄弱是農村老人必須面臨的生存困境,子代的供養僅能維持基本生存,不可避免地發生養老事務的代際沖突。此外子代出于自身的需要,希望在父輩這里獲得更多的經濟資源,這種代際索取進一步激化了代際沖突。無論矛盾如何處理,都在無形之中加劇了子代贍養中的情感遺棄,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老人只能以一種湊合的心態,對子代的行為保持沉默,慢慢等待生命的盡頭,甚至有的老人在情感絕望之際走向了自殺[25]。因此情感性養老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維度。

恰當的情感性養老必然同當前老人的價值觀聯系。傳統中國人通過家庭生活來理解、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在他們看來,人生的意義在于傳宗接代,在祖蔭下實現人生終極目標?！斑^日子”這個術語是上述價值觀的日常表達,也被作為實現這種人生價值的手段,只有把日子過好了,才能獲得自己情感的寄托,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同時,應該看到經濟理性也逐漸被老人接受,在過日子的過程中表現為“生活理性”。在這兩種觀點的共同作用下,農村老人采取了積極的實踐策略,在生活理性上建構自己的理性親情養老。

理性親情養老意味著對子代繼續操心,但是相對于傳統而言,這是一種有節制的操心,表現為主動禪讓當家權以確立子代的自主角色,幫助子代參與社會村落競爭,尋求家族榮譽,以實現自己的傳統人生價值。子代成家立業、過上好日子,他們認為自己的人生就完滿了,在祖蔭中尋找到了心靈的慰藉。同時在理性的影響下,他們開始關注自己的現狀,對于子代的延續變得務實,只關心自己的任務,不再關心子代的任務,轉而把情感寄托轉移到了配偶上,更加積極地營造自己的晚年生活。

(四)社會禮儀性養老

隨著年齡的增長,老人并不是整體一次性地退出了社會舞臺,他們只是縮減了活動場域,在這有限的場域中進行著人際交往。恰當的人際關系應該是多元養老的涵義之一,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人際社交對于老人的健康、情感、自尊密切相關,而且在現行的養老觀念下,即使是孝順的子女也只關心老人的生活起居與身體健康,不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

在農村的現代化變遷中,老人被排斥在現代化的公共事務之外,他們只能把人際交往限定在傳統“禮”的實踐上。這就不得不涉及中國人際關系的本土化概念——人情,它是家庭結構的翻版與延伸,使得人際關系從家庭走向社會,只是沒有了血緣基礎,這就意味著人情關系是或然性的,從家庭走向社會即從仁到義再到禮。禮的施展依賴于一個公共生活空間,其構成要素有三:一是場所;二是活動主體;三是公共生活空間內部的相關約定,村落就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公共生活空間,老人是其中的一類主體,他們生于斯、長于斯,深知內部的各種約定和事務。公共空間的演變導致了其中禮的變化,在農村土地家庭承包之前,這個公共空間是“場”,它承擔生產與社會交往的雙重功能,村民白天在這里勞動;晚上在這里學習;它還是國家權威在基層的載體。到了分產到戶時,場被分解了,形成了更小空間的場,很多人家的場會相隔很遠,逐漸離散,人員也在逐步隔離,公共空間逐步壓縮。在當前,作為公共空間的場幾乎消失殆盡,鄉村呈現出高度的個體化與原子化,然而公共空間并不會消失,它們存留在農村的禮儀性活動之中。

禮是老人的社交。深受傳統影響的老人,雖然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經現代化了,但是對于禮儀習俗的遵守是一種內在的情感需求,更是他們有能力主動參與其中的為數不多的社交實踐,對于一些涉及傳統的禁忌與禮儀,比如葬禮和婚禮,能夠完整掌握這些禮儀的只有老人,老年男性作為禮俗的主要傳承者,理所當然地成了主角,老年女性則是幕后參與者,然而年輕人則一無所知。在這些傳統的禮俗中,老人顯示出了自身的價值,他們有能力開展這樣的活動,覺得自己被社會所需要,正義不僅僅指分配正義,還有“貢獻正義”,每個人都有機會貢獻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因為能力卑微就被當成無用的弱者。但是隨著農村的原子化,這種活動越來越少了,很少再有老人出頭露面的機會。這與鄉村的其它公共事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其它事務上,他們保持沉默,甚至退出,他們知道自己已經跟不上年輕人了,很難與他們達成意見的一致。

(五)公共服務的養老

雖然老人在傳統禮俗實踐上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但要看到這是一種無奈,因為他們在其它社會事務上越來越被排斥,落后的認知、有限的能力不能滿足高速發展的社會需求。但這只是一種以效率為準繩的辯護,養老是一種“保護”,不僅要讓老人能夠參與力所能及的社會事務,還要創造條件、降低門檻讓他們能夠參與其它社會活動,這樣的活動可以是勞動,更重要的是除勞動之外的社會活動,比如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是傳統禮俗養老的社會屬性的延伸,更是多元養老的發展性含義,它讓老人能夠參與到更多的社會性事務中來。

老人的認知與能力已經落后于時代,移動互聯網進一步惡化了這一狀況。移動互聯網時代,越來越多的社會日常事務轉移到了移動平臺上進行,它要求能夠熟練使用手機等各種移動終端,比如網購、手機支付、網絡預約看病、高鐵地鐵出行,甚至在疫情時代,疫情防控的各種手段都依賴于移動互聯網。然而這些社會管理方式都在排斥老人,老人不能熟練使用智能手機,害怕手機支付,不會網絡預約看病,也不會在自動終端購買車票,甚至在不能出示健康碼的情況下不能出門,他們已經完全被高科技“流放”。在鄉村情況更加嚴峻,一方面,當城市管理移動互聯網化之后,鄉村老人再也不敢進城了,相當于被囚禁在了鄉村,限制了出行;另一方面,鄉村老人可能連傳統手機都沒有,更別提熟練智能手機,導致他們不能享用現代化的公共服務,迫使他們只能進行封建社會式的養老。

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原因是互聯網是效率至上的產物,它不關注公平,但是基于公平、降低門檻,讓互聯網的福祉照顧到老人是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方面。針對這個問題,開發“銀發市場”將是一個有益的戰略,首先,市場運作的方式保證了效率,在銀發市場之前,資本優先流入黑發市場以追逐更豐厚的回報,但隨著人口老齡化,銀發市場規模逐步擴大,逐步吸引了資本的關注;其次,銀發市場有別于黑發市場,針對它開發出的產品和服務更適合老年人,這些產品有自己的特點:更低的門檻、更簡單的操作、更便宜的價格,而目前所有的互聯網產品和服務都是以年輕人為目標客戶開發的,排斥老人。如果銀發市場發展起來,目前公共服務的養老困境能夠得到有效解決。

三、結 語

農村養老是社會養老的子問題,它具有社會養老的共性,體現在健康性養老上,但通過與城市養老的比較,可以充分看出它的特殊性。一是城市老人擁有比較充足的養老金,完備的保障體制,而農村老人相反;城市老人退休后缺乏勞動條件、勞動工具,農村老人擁有土地農具、可以勞作,因此勞動適配于農村養老,既能緩解養老金的缺乏,又能彰顯生命的樂趣。二是隨著農村社會的現代化,年輕人家庭養老的觀念在淡化,但是老人卻秉持傳統的養老觀念,慈孝文化斷裂,情感性養老、社會禮儀性養老適合這個過渡階段,滿足了老人的傳統價值觀。三是由于農村的閉塞,相較于城市,農村老人更難以適應移動互聯網化的公共服務,發展銀發市場以提供公共服務性的養老將是一個有用之舉。

依據當前的出生率測算,我國人口的老齡化還在加速,甚至在未來三十年內,這個進程不會停止,養老問題將逐漸成為社會的核心問題,關注養老、關愛老人對于國家的穩定、社會的發展、個人的榮辱都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