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著作權觀念出現時間探析

劉 維 捷

(嶺南師范學院 法政學院, 廣東 湛江 524048)

著作權是指權利人對其智力成果擁有的專屬性權利,它包括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兩個方面。這在有著作權法的今天,人們對此都比較熟悉。而在漫長的中國古代,自然沒有現今這樣明晰的著作權觀念。但現代社會的著作權觀念不是突然憑空出現的,而是在長期的文化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對中國古代出現初步的類似于今天的著作權觀念進行探索時,就需要對自古以來每個時期的文人的作品觀進行分析與研究。

一、著作權意識萌發

眾所周知,春秋之前學在官府,無私人著述。戰國以后,王權瓦解,學術下移,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學術現象。但那時文人著書立說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宣揚自己的思想主張,貢獻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智慧和立身處世的人生指南,而不在乎個人的名譽和地位,所以也不介意在文章或著作上是否一定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如韓非子的《說難》《孤憤》傳到秦國,秦王讀了之后,大為震動,但并不知道此文是何人所為。以至于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1]2146的感嘆。此外,許多子書都是師生共同完成或者是其再傳弟子集體完成的,署名為某某“子”,也多半是出于對老師的尊敬,因而導致一些子書的作者常常名不副實。這也說明了此時的文人還沒有基本的署名意識。

從秦漢開始,文人開始有署名意識。呂不韋主持編寫《呂氏春秋》,書成之后,不僅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2]170。呂不韋之所以要這么做,主要是為了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地位。呂不韋是個商人,彼時商人的社會地位很低,容易給人唯利是圖、滿身銅臭和沒有文化的印象,常為他人所鄙視?！秴问洗呵铩返某晒幾汀耙蛔智Ы稹钡墓_承諾,表明他本人不但有思想才智,而且水平很高,字字珠璣,不可更改。明眼人當然能洞悉其中的奧秘,自然也沒有人敢去揭這個榜。

文章和書籍是給別人看的,不是為了孤芳自賞。如果自己嘔心瀝血寫作的東西能夠傳播出去,使更多的人看到并知道自己的大名,這對于青史留名意識濃厚的中國古代文人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紙的發明,相較于木簡、竹簡和布帛,方便了文章、書籍的繕寫,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圖書的流通,這也給一些渴求名滿天下的文人實現自己的夢想提供了有利條件。如西晉時期的左思,他年少時才華平平,又加之身材矮小,其貌不揚,為人所輕,就連他的父親也覺得他出息不大。左思為此立志一定要揚名于世,他以十年時間精思傅會寫成《三都賦》,自認為此賦完全可以與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媲美。但由于他人微位卑,《三都賦》并不為人所重。于是他先邀請著名文人張華來看,張華閱后贊之為“班張之流”。后又請皇甫謐看,皇甫謐也贊譽有加,還主動為之作序。有了這些名人的贊頌,“豪貴人家競相傳抄,一時洛陽紙貴”[3]74,左思因此名聲大震,成為西晉有名的文學家。而此時左思注重的是自己的名聲,眾人爭相傳抄,他不僅沒有覺得不妥,反而感到高興。同樣,南朝梁、陳時的徐陵文名滿天下,“其文頗變舊體,輯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盵4]521徐陵文章一出,就被人抄寫,流傳天下,以至家家戶戶都有他的大作。徐陵并不介意,更未言及由此能產生什么經濟利益。這些事情表明,此時的文人只有署名權意識,并沒有著作財產權意識。他們希望的是作品的廣為流傳,而不是保護與限制。社會上看重的也是作者的才華與作品,人們覺得傳抄、保存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違背任何道德和原則。所以唐朝時期姚思廉撰寫《陳書》時,也是把此事作為一件盛事記載下來。

二、著作權觀念發展

一些學者認為,著作權觀念是隨著雕版印刷技術而產生的。因為在這之前,文章和圖書靠手工抄寫,費時費力,即使能產生經濟效益,也不過是蠅頭小利,不會影響到作者的財產權。但雕版印刷技術出現后,文章和書籍可以大規模復制,更大的經濟利益的產生便成為可能。但思想觀念的產生并不一定與某種技術的出現同步,特別是生活在“竊書不算偷”的觀念廣泛流行的中國古代,文人更不會因為雕版印刷技術的出現,就馬上產生保護自己的著作而衍生的經濟利益的想法。更何況雕版印刷技術雖然出現在隋唐,但技術的完善是個漫長的過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其成本、效率和質量仍不如人意。唐末中書舍人柳玭在《柳氏家訓》序中說:“中和三年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于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官、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盵5]391已經到了唐朝末年,雕版印刷的質量還是這樣低劣,所以奚椿年先生說:“唐代封建統治者仍以手抄為主,且在中國書史上,這段時期還是抄書——亦即寫本書風行的時期?！盵6]126典型標志是整個唐代官方共組織了五次規模巨大的抄書活動,即從第一次武德五年(622年)到第五次文宗時的827—840年,這五次抄書都是皇帝命人組織統一抄寫的?；实蹮嶂猿瓡?民間向風而從,出現了許多以抄書為生的“傭書”。在敦煌出土的書中可以發現,唐代和五代的佛經,絕大部分都是手抄的。

上述史料說明,這時的雕版印刷技術并沒有得到官方認可,尤其是那些嚴肅的經書,讓它們由雕版印刷術印刷,官方是不放心的,否則朝廷也不會耗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來抄書。既然如此,雕版印刷雖然也在進行,但可能并沒有產生多少可觀的經濟效益,因而也不可能催生出文人的著作權保護意識。此時的文人仍然是以自己的作品流傳廣泛而引以自豪,而不是追求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旗亭畫壁”的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據《集異記》記載,唐玄宗開元年間,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人齊名。有次三人一起來到亭子旁的酒樓小聚,他們相約歌女吟唱誰的詩歌最多,誰就是最優秀的詩人,結果王昌齡拔得頭籌。

盛唐時詩人們追求的是自己作品的廣泛流傳,中唐時的文人也是如此。元稹給好友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作序,言及白居易詩作的影響時說:“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屬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于市肆之中也。) ……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盵7]930文中的“模勒”就是刊刻,“雞林”,即古代的新羅國,今天的朝鮮半島。從元稹的序文中得知,當年白居易和元稹的詩因清新易解,流傳甚廣。不僅被到處題寫,婦孺傳誦,而且人們拿他們二人的詩作去換取酒和茶。他們的詩作不僅在國內膾炙人口,而且傳至朝鮮半島,半島商人以此謀取巨額利益,甚至宰相還能辨認出其中的偽作,元、白作品在朝鮮為人熟知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仔細體會元稹的序文,字里行間洋溢著一種因自己的詩作廣為流傳而產生的興奮自豪之情,其間并沒有流露出半點因沒有獲得經濟收益而不快的意思。

晚唐時期,雕版印刷技術雖然質量還不高,但在民間已較為流行,這從大和九年(835年)東川節度馮宿奏請朝廷禁印日歷一事可以得到證明?！按蠛途拍晔露〕?東川節度使馮宿奏:‘準敕禁斷印日歷版?；茨衔鞔盎茨系?皆以板印歷日鬻于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歷,其印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碧莆淖陔S即批準了這份奏疏,“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日歷板?！盵8]163馮宿之所以要上奏朝廷禁止民間私印日歷,問題的本質是“有乖敬授之道”,即違背了由朝廷頒布歷法的原則,損害了朝廷的權威。根據《公羊傳》文公六年漢人何休的注,“禮,諸侯十二月受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盵9]71即從周代開始,天子于每年冬季把第二年的歷書和政令頒發給諸侯,這叫“告朔”。此后成為制度,歷書一直由中央政府頒布,顯示朝廷的權威?，F在中央政府主管部門還未發布第二年的新歷,個別地方政府卻搶先發布,這是典型的越權。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唐太宗馬上批準這份奏章,下令地方不得私自印刷歷書。因此有人說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版權的記錄。實際上這很難說是版權,更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著作權,因為它的實質是禁止地方政府僭越上下等級關系,確保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不受侵犯,就像后代中央政府明令有關國家的法令和會議文件只能由國家層面公布一樣。

至于人們常說的“潤筆”,也不能與今天的稿酬相提并論。如典故《隋書·鄭譯傳》所記載,鄭譯是隋朝的重臣,曾位至上柱國。但此人行為不檢,貪贓斂財,又疏于職守,且對母親不孝,因而被彈劾去職。但因為他早年隨文帝南征江東,有定策之功,所以隋文帝不久后又重新起用他,任命他為隆州刺史,而且批準他回京城治病,并在醴泉宮接見他,且設宴款待,同時“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隋文帝在宴會上深情地對左右說:“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 同時下令要內史令李德林馬上制作詔書。這時站在一旁的丞相高穎打趣地說:“筆干?！编嵶g回答說:“‘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盵10]296潤筆是指拿筆泡水這個動作,使用毛筆時通常會先用水泡一泡,把毛筆泡開泡軟,這樣毛筆就容易吸收墨汁,寫字時會感到比較圓潤。毛筆太干,便無法寫字。這雖是句玩笑話,但顯然也是話里有話。機敏過人的鄭譯馬上聽出了高丞相話語中的弦外之音,立即回答說:我出外做地方官,是憑著皇上的策令才回來的,現在還沒有得到一個錢,我拿什么去給他潤筆呢?風趣而又巧妙地化解了高丞相的戲謔之難,引得隋文帝也大笑不止。后代文人即以“潤筆”作為作文酬勞的代稱。顯然,這里的“潤筆”不是今天著作權意義上的稿費,而是感謝他人幫忙的一種酬勞。

唐代風行一時的文人通過為人撰寫壽文碑記而賺取潤筆費,也是如此。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為活人作壽文、為死者撰碑記。如李邕文才高妙,書法一流,特別擅長寫碑頌,又官至太守,所以許多人請他寫壽文碑記,“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11]222。韓愈是當時的文學巨匠,又官位顯赫,因此許多人爭相請他撰寫墓記碑銘,所給的報酬也異常豐厚,劉禹錫說他“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如他寫的《平淮西碑》,唐憲宗將這文章的一塊碑石賞賜給韓弘,韓弘就饋贈給韓愈五百匹絹。又如他寫的《王用碑》,王用的兒子饋贈韓愈一匹帶鞍的寶馬和一條白玉帶。據說元稹去世前請好友白居易為其撰寫墓志銘,所給酬勞約七十六萬金。柳公權既是著名書法家,又是朝廷高官,所以請他撰寫墓志銘的人也絡繹不絕,所給的潤筆費也多得使人咋舌。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得釆絹三百匹。 此外,顏真卿、歐陽詢、韋貫之、蕭俛等都因寫此類文章得錢不少。二是為皇帝、大臣、官府起草公文而領受賞賜。唐宋翰苑官草制除官公文,例奉潤筆物?！断嫔揭颁洝肪砩嫌涊d,翰林學士孫抃撰寫《進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讀后“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官舊玩密赍之?！盵12]236皇帝要秘書寫公文尚有恩賜,則臣下例有饋贈更不待言,北宋名臣寇準拜相時,楊億撰寫制書,寇準認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給作者“例外贈百金”。據《宋朝事實類苑》記載,宋太宗為獎勵宮廷詩人,設筆?？睢皾櫣P錢”,并“降詔刻石于舍人院”[13]15。

從上述事例我們可以明確幾點:一是受邀撰寫壽文碑記而獲錢財的都是當時的名人,或是書法大家,或是文壇巨擘,而他們又大多是朝廷高官。請這樣的人撰寫作壽文碑記,既可借此獲取美名,抬高身價,同時又具有收藏的歷史價值,所以人們爭相邀請,而李白、杜甫、李商隱等卻無人問津。二是所得的潤筆費完全超出了常規,根本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稿費,顯然帶有饋贈的性質。三是這類文章都局限在實用性的頌揚文字,人們給作者的酬勞,明顯帶有酬謝的意思,這與西漢陳皇后送百金請司馬相如作賦本質上是一樣的。四是文人制作任命公文,朝廷和當事人給予一些報酬,也主要意在酬謝。因此,上述事例,文人因作實用性文章所得潤筆費,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稿費。

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技術已經大幅提高,以前一般不讓雕版刻印的經書在后唐宰相馮道的建議下,得以雕版問世,這就是歷時二十三年完成的儒學《九經》。與此同時,后周顯德二年(955年)國子監祭酒尹拙等人刊刻的《經典釋文》也已問世。這兩書都是雕版印刷發明以來最早由政府主持刊刻的書籍,從而結束了手抄經書的局面。與此同時,私刻圖書也已興起,蜀國的和尚貫休更是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刻印了自己的詩集。北宋宋太宗先后命李昉等人編撰了綜合性類書《太平御覽》、小說性類書《太平廣記》和文學性類書《文苑英華》等。其后宋真宗又命王欽若、楊億等編撰歷史資料性的類書《冊府元龜》,甚至私人也在刻印相關的類書。由此所推動,北宋形成了四川成都、浙江杭州和福建建陽三大刻書中心,不僅有代表中央政府的國子監官刻,也有代表地方政府的公司庫刻書,還有書坊或書鋪的坊刻和私人刻的家刻,甚至寺院、道觀也在刻書,這標志著北宋已進入雕版印刷的全盛時代。

印刷技術的飛速進步,使得以印書謀利成為可能,盜印圖書之事不時發生。北宋思想家李覯在《皇佑續稿》序中說:“錄所著文曰〈退居類稿〉十二卷,后三年復出百余篇,不知阿誰盜去?？逃〖壬醪钪?且題〈外集〉,尤不韙……心常惡之?！盵14]358使李覯憤怒的是,一是盜刻的書差錯太多,二是把書名都更改了。如此質量低劣的盜印書流傳于世,自然會損害作者的名聲,李覯痛恨的也正是這一點。但李覯痛恨之余,并沒有想到要怎樣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保護,也沒有意識到盜印者謀利的問題。與之相比,蘇軾對待盜印書的態度就要激烈一些?！短K軾集》中記載:“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刋某拙文,欲毀其板,況欲更令人刊耶?”又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為一集。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盵15]47蘇軾也對別人隨意刊印自己的文章用以謀利感到很氣憤,直至想要毀壞其刻板。并且表示等有空閑時,自己重新編輯一冊。與李覯相比,面對自己的文章被盜印,蘇軾不僅想要采取極端手段毀板,徹底鏟除后患,而且注意到了盜印者以此謀取經濟利益的問題。同時表示自己要重新編輯,以正視聽,以免影響自己的聲譽,這顯然是一種進步。這兩件事表明,此時的著作者已經具有了初步的著作權意識,不再像唐代時別人翻印自己的作品不僅不氣惱,反而很高興,并引以為豪。但這種著作權意識并不清晰,關注的重點還是自己的聲譽是否受損。值得指出的是,北宋時期,政府雖然也頒布了諸如《印刷新令》以及圖書出版審查等相關法令,但主要是為了保護政府的專有出版權以及確保圖書內容的思想健康,而不是旨在對作者著作權的保護。此后16世紀英王亨利八世所創設的特許出版權制度與此頗為相似。

三、著作權觀念成型

雕版印刷相對于手工抄寫,當然是便利無比,但是一部書刻一次版,還是很費功夫的。故元朝王禎的《農書·造活字印書法》中記載:“雖有可傳之書,人皆憚其工費,不能印造傳播?！盵16]304但隨著北宋末年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后,書籍的印刷傳播速度又更進一大步,而印裝由原來的卷軸式改為冊葉制度下的蝴蝶裝式,也給圖書的流通傳播及閱讀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圖書印制的快捷和傳播的便利使得印書者有更大的利益可圖,因而盜印圖書的現象也比前代增多,這自然侵害了作者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因而作者的著作權意識也明顯增強,官府對版權的保護也有所加強。歷史文獻上記載的此類事件也明顯增多。

據《涑水記聞》記載,司馬光的《司馬溫公記聞》被人盜印,其曾孫司馬伋上告朝廷,“建州近日刊行《司馬溫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舊事,竊緣曾祖光平日論著無上件文字,妄借名字,售其私說?！薄俺⒓次ㄖ菔爻紝⒉缓祥_板文字并行毀棄?！盵17]210這件事發生在南宋孝宗時期,此事之所以引起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大概是因為司馬光是前朝宰相,他的記聞肯定涉及一些國家大事,而現在盜印者借司馬光之名,販賣其私貨,會造成人們對前期政治認識上的混亂,于封建統治不利,所以朝廷立即下令地方官員毀板。但此事在著作權保護上具有特別的意義,即奏告朝廷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作者的后人,說明當時人們已經有了清晰的著作權觀念。

大儒朱熹因為當時名聲大,遭遇盜印的書也最多。他編輯《伊洛淵源錄》即遭人盜印。他說:“編集未成而后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睅啄旰?他的《周易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殊不可讀?！庇谑撬柏秸堄诠?追索其板?！?淳熙四年(1177年),他的《四書或問》撰成,因為還未修改,不肯刊行示人。不料“時書肆有竊行者”,朱熹“亟請于縣官,追索其板”[18]。后來他的《論孟精義》,被浙江義烏書商翻印,他很氣憤,寫信給時任地方官的呂組謙,“試煩早為問故,為一言止之?！薄叭缙洳蝗?即有一狀?！盵19]朱熹對于盜印書的態度十分強硬,一是急請官府追索其板,二是不惜對簿公堂。他之所以有這樣激烈的反應,可能既是因為盜印書質量低劣“有誤觀覽”,損害自己的名聲,也可能是受其身為巨商的外祖父祝確的影響,意識到要保護自己的作品財產權利益。

應該說,此時朝廷的保護版權觀念和作者個人的著作觀念都已經具備了,并形成了一定的社會氛圍,所以稍后的史學家王偁(一作王稱)在刻印自己的著作《東都事略》時,第一次在目錄后刻上:“眉山程舍人宅刋行,己申上司,不許復版?！盵20]94再往后,朱熹的表侄祝穆著《新編四六必用方輿勝覽》,初刻于宋理宗嘉熙二年。二十余年后,其子祝洙將此書增補重訂,于宋度宗咸淳二年再次出版。這兩個版本都附有祝家向官府申請保護版權的狀子,以及兩浙轉運使、福建轉運使為此發布的予以保護的通告。宋原刻本的自序后有《兩浙轉運使錄白》:“兩浙轉運使錄白:據祝太傅干人吳吉狀,本宅現刊《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事文類聚》,凡數書,并系本宅貢士私自編輯,積歲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雕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紀勝》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合經使臺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給榜下衢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情,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 ”[21]160段昌武著《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書前印有淳祐八年1248年七月國子監的禁止翻版公文:“行在國子監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維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于此書,倘或他書肆嗜利翻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鋟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轉運使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臺旨……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版劈毀,斷罪施行……”[22]65

上述兩例史實在著作權保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是出版物上既印有作者申請保護的狀子,又有官府禁止盜印的告示。二是與前述《司馬溫公記聞》一樣,請求出版保護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已故作者的后人。理由是保護作品的完整性,維護作者的聲譽,并意識到了作者經濟利益的受損。三是下令實施保護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主管全國文化教育事業的中央政府機構國子監。四是公文中已將此盜印事件視為犯罪,因而要“追人毀版”。與之前相比,朝廷的版權保護措施更加有力,作者的著作權觀念更加清晰明確。

遺憾的是,南宋時期國家對于版權的保護大多還是臨時性的禁令通告,而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但作者的著作權觀念已經包括保護自己的署名權、作品的完整性,維護自己的學術聲譽,而且涉及了作品的財產權。所以,筆者認為,南宋時期的人們已經形成了類似于今天的著作權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