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被遺忘的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

李冬梅

(四川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國文學源遠流長,若從先秦時期產生的《詩經》算起,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然而國人自己撰寫中國文學史,實際上大概僅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即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期。這一時期,由于受到西方學科觀念的影響,以及國外學者撰寫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紛紛被翻譯傳入國內,中國學者也逐漸燃起自撰中國文學史的熱情。

關于中國文學史最早一批的國人撰寫者,學界多以竇警凡《歷朝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為先驅,且有“南黃北林”之稱。自竇、黃、林以后,中國文學史的撰寫,從寥寥著述,漸成蓬勃之勢。在中國文學史的草創期,即從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20年代中(1925年之前),還陸陸續續出版了一些中國文學史著作,如王夢曾《中國文學史》(1914)、曾毅《中國文學史》(1915)、朱希祖《中國文學史要略》(1916)、錢基厚《中國文學史綱》(1917)、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1918)、褚傳誥《文學蜜史》(1919)、凌獨見《新著國語文學史》(1923)、李振鏞《中國文學沿革概論》(1924)、汪劍余《中國文學史》(1925)等,董乃斌先生《論草創期的〈中國文學史〉》就總結說：“這個階段的文學史著作,其數量遠比不上下一個階段之多,以中國文學通史而言,大約二十四、五種,加上外國人寫的,則數量可以翻一倍,達到五十種光景。(參閱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黃山書社,1986年。黃文吉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6)”(1)董乃斌.論草創期的《中國文學史》[J].社會科學戰線,1997(5),第65頁?？梢娺@一時期的中國文學史撰著,雖然處于草創期,但是成果卻為可觀,凸顯了國人在中國文學史初生之時的創作熱情和社會需要。

不過從學者的著錄、統計和敘述來看,這一時期還有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文學史著作被學界遺忘或是忽略了,那就是龔道耕的《中國文學史略論》。龔道耕祖籍浙江紹興,自八世祖湘浦公就養來蜀而著籍成都。龔家世代書香門第,龔道耕出生于1876年,自幼聰慧,三歲即能默誦唐賢絕句,八歲出語輒驚人,被親友們譽為神童。十三歲補縣學員,十七歲中光緒癸巳科副榜貢生,二十六歲應庚子、辛丑并科鄉試中式舉人,援例授為內閣中書。不過龔道耕平生不喜仕進,無意為官,一生精力皆傾注于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直至1941年突發疾病逝世。

龔道耕學問淵博,于學無所不窺,“自蒼雅群經、諸子家言、乙部掌故,及當代典制、朝野軼聞,莫不浹熟穿穴,仰取俯拾,日有造述”,故“由是知名,父黨宿儒無不造門,三蜀學者咸知有成都龔君矣” 。(2)龐石帚.記龔向農先生[J].志學月刊,1942(6),第12頁。據其弟子徐仁甫《龔先生著述目錄》、龐俊《龔先生遺著目錄》以及筆者《龔向農先生遺著補目》的共同考證,龔道耕平生所著論著概有140余種,涉及經、史、子、集四部。在這些著作中,既有廣泛用于教學的通用型教材,如《經學通論》《中國文學史略論》;也有在專經研究中頗有建樹、獨具特色的學術專著,如《三禮述要》《孝經鄭氏注》;還有?？本珜?、重視考訂的《舊唐書札迻》《唐寫殘本〈尚書釋文〉考證》;更有在某些重要問題上發人所未發,具有精深見解的單篇學術論文,如《〈孝經鄭氏注〉非鄭小同作辨》《三家〈詩〉無〈南陔〉六篇名義說》等?？梢?龔道耕的學術成就是非常廣泛的,經學、史學、文學等領域,皆有深厚的造詣。

以文學領域為例,龔讀籀《先王父向農府君學行述略》嘗言龔道耕“為文規模八代,詩效溫李,有《八代文鈔》《嚴輯全文校補》《研六庼詩文初稿》《蛛隱廬文存》《丁未述征集》等”(3)龔讀籀.先王父向農府君學行述略[J].志學月刊,1942(6),第15頁。。不過可惜的是,這些體現龔道耕文學成就的著作現皆已散佚,今幸賴《中國文學史略論》得以管窺一斑。

《中國文學史略論》初撰于壬子之歲,即民國元年(1912)。此時恰逢劉師培任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文科主任,而龔道耕為學校講席,于是劉師培委托龔道耕來撰寫中國文學史。龔氏遂與劉氏商討體例,開始編纂,但未及成稿。至民國八年(1919),龔道耕再?！吨袊膶W史略論》,乃卒成之。如前所述,這一時期國人自撰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大概有二十四、五種,但不論從龔道耕所處的時代背景,還是現今的學術發展來看,龔道耕的《中國文學史略論》都有其獨到之處與獨特價值。只是非常遺憾,這部中國文學史著作,自1925年在成都刊刻后,除了成為本地各大中學校教材外,在學界似乎一直處于被遺忘的狀態,各種論述草創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都沒有提及龔道耕的《中國文學史略論》,學界也迄今無一篇專文對此著進行論述,以致于無人知曉龔道耕在《中國文學史略論》中的高論卓識與獨特之處,誠可謂滄海遺珠。

一、“文學”的釋義

“文學”這個概念,對于早期的中國文學史家來說,可以說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是,它在中國語境中不是一個舶來的外來語匯,而是土生土長的漢語詞匯,如孔子門生就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邢昺為之作疏,釋“文學”為“文章博學”,蓋泛指人的學問。但從文字含義以及學科屬性的角度來說,它又是陌生的,中國自古沒有文學這一學科,在傳統學術史中文學學科還是個空白,而與此同時隨著西方文學觀念、文藝思潮和學科意識的涌入,自古及今各種語境下“文學”的釋義更是有了多重含義。那么,在這種學術背景下,早期中國文學史的撰寫,往往會因為學科性質、學術界限的界定不甚清晰穩定,而出現敘述對象的不同。

如清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即1902年8月15日,《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頒布。此章程明確規定,經學、史學、諸子學等七個目類從屬于文學學科?？梢娢膶W學科初立之時,秉承的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學術觀念,以文章與學術為“文學”的對象,沿用的是自古相傳的大文學觀。緊隨其后,《奏定大學堂章程》頒布。此章程又將文學科內的經學、理學分立出來,不過仍然保留文學、史學兩科。這充分說明人們對于文學學科范圍、內容的認識,在西方學理和中國傳統學術思維之中,還存在著一定的搖擺和含糊。他們一方面既想遵從中國傳統的學術思維定式,一方面也想考慮外來所吸收的西方學理。而早期中國文學史的撰寫,恰恰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起步的。但由于這一時期的撰寫者,在文學觀上大多傾向于傳統的、古典的,因此他們對于文學性質的論述、文學內涵的界定、文學史料的運用、文學作品的評價等,就多依賴于傳統的學術和材料。

龔道耕談論文學、論述中國文學史,遵循的就是傳統的、古典的大文學觀,講求通識,主張“自成體系”,反對僅以詩歌、戲曲、小說為主的狹隘文學史觀。所撰《中國文學史略論·自序》云：“仲尼之門,考以四科,言氏習《禮》,卜子傳經,文學之稱,茲其虇蕍。劉勰著書,備論《文心》,而上溯經緯,旁羅子史,下逮諧讔雜筆,明文學之域至恢廓已。近世言文學者,或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干,而擯經、史、諸子,以為非類,原其恉趣,放據遠西。竊疑殊域譯言,胥由況擬,以吾所謂文學,移譯彼義,或不相中。亦猶身毒大秦,拼音之書,中夏亦曰文字,非依類象形,孳乳相益之義也?！?4)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57頁。在龔氏看來,文學之稱,由來已久,可以溯源于孔門四科之子游、子夏。而至劉勰《文心雕龍》,所論囊括經、史、子、集各部,誠可謂文學之輪廓也?？梢婟彽栏J為文學是反映在經、史、子、集四部的。龔氏接著又說：“中國政教,皆本六經,文學淵源,亦由是出。故劉勰《文心》,首以《宗經》為說。顏介《家訓》,亦謂文生于經?！辈⒁灰焕e：“六經冠冕,厥惟《尚書》,上起唐虞,下窮秦穆,典、謨、訓、誥、誓、命,古稱六體,后世詔命、策檄、奏議、書牘、紀傳、典志之文,皆具有之?！薄啊兑住坟灾?成于羲文,卦爻、《象》《彖》《系辭》《文言》,皆撰于孔子,為后世詁經說理之文所由昉。而《乾》《坤》之言,自名曰《文》,尤為千古文章之祖。全篇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宮商相葉,詞旨暢諧,極文章之妙?！薄敖泜餮浴对姟?莫先《堯典》。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生,后世騷賦歌詩,舉莫能出其規范?！缎新丁氛匚逖灾胝?《齊風》有七言之全句?！扼埂分T篇,兮字綴句,開《楚辭》之先?！逗嗁狻分T什,長短間用,創漢歌之始。黎夫人之答傅姆,則柏梁聯句之濫觴。魯奚斯之睎考父,則平原擬古之嚆矢。若夫論功頌德,刺過議失,或托物以寓興,或因事以抒情,詩格雖有變遷,詩旨未有不原風雅者也?！薄秲x禮》“其文體裁嚴整,后世典志之文,莫不稟以制式”?！吨芏Y》“論其文章,則固體大思精”,而《考工記》之“《嘉量之銘》《射侯之辭》及《輪輿》《梓人》諸篇,文辭尤為卓絕焉”?！抖Y記》“就其存者論之,如《檀弓》之敘事,《王制》之說制度以及《學記》《中庸》《大學》《三朝記》《坊記》諸篇,皆詞義并美者也”?！洞呵铩啡齻?“若論其文,則《左氏》富艷,為敘事文之規范,編年史之初祖,非《公》《穀》所能逮矣?！敝劣凇案浇浿畷?古稱傳記,皆孔子弟子門人所述,而子夏文學尤著。今《詩序》《喪服傳》,相傳皆以為子夏所作?！蛾P雎序》一篇,登于《文選》?！秵史鳌钒l明章句,為說經家之宗”。(5)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57-59頁。如此等等,可知龔道耕認為文學是淵源于六經的,六經是文學的母體,所以文學的表現范圍當然應該包括經學。因此,文學自經學肇始,盛于諸子,春秋戰國之際,實為文學之源泉。

正是基于這種文學觀,龔道耕批評“近世醉心歐化者,乃謂小說為文學正宗,且欲以白話文代文言”(6)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95頁。,指出“近世言文學者,或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干,而擯經、史、諸子,以為非類”(7)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57頁。。故其所著《中國文學史略論》以經、史、子、集四個部分涵蓋整個中國學術大勢、文化沿革、文學內涵,視野宏觀開闊,內容包容自然。從論述的體例來看,是書從上古三代至清,共設七個歷史時期,以時代先后為序,提綱挈領地論述每一個時期文學發展的整體面貌。而對于每一個時期文學史的論述,又是先論述這一時期學術的總體趨勢,然后再詳細論述其經學、史學、子學、文學諸方面的成就。著名學者蒙文通有言：“文化的變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領域,因此必須從經、史、文學各個方面來考察,而且常常還同經濟基礎的變化相聯系?！?8)蒙文通.治學雜語[M].蒙默.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書社,2015,第25頁?！巴ㄓ^達識,明其流變”是蒙文通先生研究史學史最重要的觀點。龔道耕論述中國文學史,從時代的學術大勢談起,再到述及經、史、子、集各個領域的發展狀況,這種注重通識的文學史觀可謂與蒙文通先生的觀點正好前后呼應。

二、“文學史”的取材

馮有蘭在《中國哲學史·緒論》中曾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9)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1頁。這是馮友蘭撰寫《中國哲學史》的思路,意思是“哲學”雖然是舶來的,但可以取材于傳統學問。早期中國文學史的創作思路與馮友蘭的思路大體上是一致的,因為作為文學的學問本身是源遠流長的,它不僅存在于當下,也存在于過去,它與中國傳統學術密切相聯,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延續。如撰寫《中國文學史》的黃人就說：“所以考文學之源流、種類、正變、沿革者,惟有文學家列傳(如文苑傳,而稍講考據、性理者,尚入別傳),及目錄(如藝文志類)、選本(如以時、地、流派選合者)、批評(如《文心雕龍》、《詩品》、詩話之類)而已?！?10)黃人.中國文學史[M].楊旭輝點校.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第3頁?？梢?中國文學史的撰寫,離不開傳統的史傳、目錄、選本和詩詞文話。正是依托于這些傳統學術,撰寫者們獲得了豐富滋養,遂有了中國文學史的創作思路和必備資材,從而使之成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特點的中國傳統目錄學,對于中國文學史的撰寫往往具有指引門徑的功能,正所謂“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11)鄭樵.通志二十略[M].王樹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1806頁。。所以,最初撰寫中國文學史的國人,不約而同要從中國傳統目錄學中去尋找線索,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以此來構建文學史的框架結構和主要內容。因為這些傳統目錄,不僅能夠提供文學史需要的基本索引資料,而且其敘錄文字還能夠提供學術的源流演變。不過這主要還是綱要性質的,是面上的概況敘述,還不是全面的、具體的、細節的文學史撰寫。

至于具體的文學史內容,早期撰寫者們則多取資于文苑傳兼及其他史傳資料?！段脑穫鳌?主要是專門記錄擅長詩賦文章之人的事跡,始創于范曄的《后漢書》。至此以后,史家著史,多循例而為,立《文苑傳》以明各朝各代之文士。如此一來,借助于歷朝歷代之《文苑傳》,文學史家們就可以掌握和描述這一時期文學的發展概貌。

文學自產生之日起,與其相聯的文學評論也隨之相伴而生,其形式即為詩詞文曲話及小說點評。這些專門針對文章、文人進行評論的詩詞文話、小說曲評,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內容豐富,如鐘廷瑛《全宋詩話序》僅就詩話而言：“詩話者,記本事,寓品評,賞名篇,標雋句。耆宿說法,時度金針,名流排調,亦征善謔?；蛴袇⒖脊蕦?辨正謬誤,皆攻詩者所不廢也?！币虼诉@些往往也會成為中國文學史早期撰寫者們特別重視的材料來源之一。

注重采用中國傳統學術資料,特別是傳統的目錄、史傳和詩詞文話,從中搜尋文學史的脈絡線索,這正是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撰寫的思路和方法。在《中國文學史略論》中,龔氏每敘述完某一時期的學術發展大勢后,就會從經、史、子、集四個角度分述此期的學術代表人物和著作。而這些學術代表人物和著作的史料,往往都出自正史的儒林傳、文苑傳或本傳,以及藝文志或經籍志。至于評論,則多引劉勰《文心雕龍》、高棅《唐詩品匯》等。如以“后漢魏晉”時期為例,龔氏在敘述東漢今古文經學發展脈絡及評價今古文優劣時,就引《后漢書·儒林傳》說：“觀《后漢書·儒林傳》所載,今文學家,大率名氏僅存,無他表見。而古文家,如桓、鄭、賈、馬及衛宏、張衡、崔瑗、盧植、蔡邕、服虔之徒,皆撰述閎通,文章爾雅,是其明證?！?12)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67-68頁。敘述魏晉經學,則引魚豢《魏略·儒宗傳序》,云：“值漢魏間,戎馬之余,經籍道息。正始中,詔議圜邱,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余人,與議者無幾。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學業沉隕如此?！?13)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68頁。敘述此期史學發展,說班固與馬嚴、杜撫等同撰《建武注記》,系引《后漢書·馬嚴傳》;列舉史學著作,則引《隋書·經籍志》。敘述東漢至西晉文章名家,又詳引《文心雕龍》之《時序》《才略》二篇。討論別集,系根據《后漢書·文苑傳》《續漢書·文士傳》《三國志·文士傳》《晉書·文苑傳》以及《隋書·經籍志》而立論。其他時期,取材亦大體一致,以史傳、目錄、詩文評等為主,探源溯流,詳細勾勒,以展現此期文學發展的進程。如此看來,龔道耕與早期的文學史家們創作中國文學史的思路和方法是基本相似的。他們多是借助于中國傳統學術,試圖從中尋找到文學史撰寫的范例和基本素材,然后按照自己的觀念和見解,用傳統的話語方式完成文學史的敘述。這樣寫作的優點就是資料翔實,引經據典,論述嚴謹,有理有據。

三、新見迭出的文學觀點

龔道耕長孫龔讀籀(師古)嘗言,“祖父早歲亦習詩文,文以八代為規范,詩學唐人溫庭筠、李商隱”(14)龔師古.先祖父龔向農先生生平簡述[J].成都志通訊,1986(4),第66頁。。又說其“教人不侈為夸語,不考征猥瑣以炫博,亦不暖姝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以自憙。故所著述,絕矜慎,以表襮得時譽為恥”(15)龔讀籀.先王父向農府君學行述略[J].志學月刊,1942(6),第15頁。。弟子姜亮夫也說龔道耕“論文不喜桐城義法,而主銜華佩實,其為儷語不失齊梁矩矱”(16)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G].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24頁。?？梢婟徥现螌W為文,注重嚴謹樸實,不做浮夸之論,也不人云亦云,而是自有判斷,故所著《中國文學史略論》中新見迭出,其高論卓識多為諸家所不及。

如論別集,龔氏認為雖然“《隋書·經籍志》謂別集之名,東京所創。然范曄《后漢書》,雖始立《文苑傳》,于諸傳中,只稱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猶無集名。魏文帝《與吳質書》始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撰其遺文,都為一集?！俏募?蓋自建安始?！端逯尽匪d別集,不獨荀況、宋玉及西漢人集,為后世編輯者追題,即后漢四十余家,亦未必原有集名也?！越ò仓?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孳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芟剪繁蕪,自詩、賦以下,各為條貫而編合之,謂之流別。于是因別集而有總集。別集猶出入經、子,總集則惟錄詩、賦、雜文。而魏文帝之《論文》,陸機之《文賦》,荀勖之《雜撰文章家集敘》,摯虞之《文章志》《流別論》,或臧否時才,或銓品前修,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評論文章之作,亦因以盛。集部之別于經、子、史而獨立,蓋自此權輿矣”(17)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71頁。。所論誠然。

如學界通常認為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焚書坑儒之策,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大災難,后世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但龔道耕卻不這么認為,他恰恰覺得秦朝對于中國文學之發展,有二事值得一提：“一則置博士官,掌通古今,為漢代設學官之始。其時《詩》《書》、百家語在民間者雖焚,而博士所職者自若,故羊子、黃疵皆著書傳世。疵又為秦歌《詩》,而叔孫通、伏生之徒,亦以制禮傳《書》顯于漢世?！薄耙粍t初作小篆、隸書。周宣王時,史籀改古文為大篆,文頗繁重。六國時,復多異形文字。李斯變為小篆,行同文之治,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以課學僮,而小學以興。同時,下杜人程邈增減篆體,作新字,以施于徒隸,謂之隸書。雖多變古文,失六書之義,而數千年沿用不廢?！?18)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63頁。從置博士官和統一文字的角度,龔氏認為這兩點對于中國文學來說,是有非常深遠的影響的,“正不獨瑯邪、會稽諸刻,仙真人之詩,擅文章之美而已”(19)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63頁。。

如論今古文經學之盛衰緣由,龔道耕認為：“蓋古文家重訓詁,識奇字,明典禮,習史籍,兼通群經,雅達廣覽,為世推重。今文博士,則局趣一經,墨守章句,為世積輕?！薄肮释醭湟阅苷f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何休言治古學貴文章者,謂博士為俗儒。是則今古文之盛衰,緣于文學之優劣,雖今文家有如何休者,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僅能存公羊一家之學而已。逮漢末而高密鄭玄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于諸經傳,并有注說,遂合古今文而一之?！?20)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67-68頁。寥寥數句,道出今古文經學之異,兼及盛衰之由,可謂道人所未道,發人所未發。故其外侄唐振?；貞浾f：“所著《中國文學史略論》,盛著于時,多為學校采作教本,多次重刊?！抑两裾洳匾徊?時加閱讀,深感敘事則條理分明,論議則精恰得當?！壬喂盼慕泴W,于經今學亦所深研,雖不喜其奇詭狂肆之說,然于二家不主重此輕彼,方能發為實事求是之論?！?21)唐振常.記一代經學大師龔向農先生[J].文史雜志,1990(4),第9頁。同理,論南學獨傳,北學幾絕,亦因文學之優劣而定。龔氏認為：“南朝士大夫,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于經業,雖以經儒著名如劉瓛、明山賓者,亦復兼通文史,不徒講說。北朝如劉獻之、徐遵明、李業興、劉軌思諸經學大師,皆屬樸學之士?！?22)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72頁。在龔氏看來,南學是以博綜文史、不專章句而傳行于后世,這與《隋書》所言“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23)魏徵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第1706頁。之意非常切合。

又如評論宋學,指出宋儒說經的優點在于“以義理為宗,以心得為貴,其所發明,誠有漢唐諸儒所不逮者”(24)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83頁。。同時又指出,宋儒說經“信心之過,至于蔑古,刪竄舊本,攻駁經文,亦非小失”(25)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83頁。,則為其不足也。蓋得其實。

再如針對章炳麟所說：“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而其術近工眇踔善?！?26)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88頁。龔道耕認為：清代文學雖然是以經學為最,但非要說經學之外,文章學術舉無足稱,這是非?；闹嚨?。清代文學,一言以蔽之,在于復古?！白栽?、明以來,士守科舉帖括之業,不通經術,不知古今,至明季而其弊益甚。說經者習講章而廢注疏,讀史者尊《綱目》而笑班、馬,語錄盛而文章多鄙倍之詞,心學昌而詩盡《擊壤》之集,下及公安、竟陵、李贄、金若采之流,以時文淺陋之見讀古書,以小說佻巧之文律經史,文學之業,幾于掃地?！?27)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88-89頁。在這種學術背景下,清代學者力矯其弊,以復古救之,而復古則以經學為干,其他學術文章遂因之以為變,這就是清代學術之所以獨異于前代的原因。龔道耕并進一步指出,清代學術過于前代而自成專門者,尚有數事,分別為小學、?？?、輯佚、目錄、金石。這些對于經史、諸子、文章之學最有關系,足可以表見清儒復古之精神者也。

以上種種,皆為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對于諸多問題的闡述,持論嚴謹平實,觀點匠心獨具,這在早期中國文學史的撰寫中可以說是別樹一幟、引人深思的。

四、與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之比較

大概同一時段,比龔道耕略小幾歲的蜀人謝無量(四川樂至人,1884-1964)也撰有一部《中國大文學史》。據彭華《謝無量年譜》所述,自1884年謝無量在四川樂至出生,至1918年謝無量在上海撰成、出版《中國大文學史》,實際上這三十多年謝無量在蜀中生活的時間并不長,四歲即隨父母入皖,定居于蕪湖,期間僅1910-1913年任存古學堂校長和四川國學院院副時才居留于蜀。而正是這短短的三四年間,謝無量不僅寫出了著名的《蜀學原始論》,而且與龔道耕因緣于劉師培,似乎也有了時間和人物的交集。1912年,劉師培任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文科主任,以中國文學史委托時任學校講席的龔道耕。龔道耕遂與之商討體例,開始撰寫,經過七年至1919年而成書。同年9月,劉師培接任謝無量任四川國學院附屬國學學校(即更名后的存古學堂)校長,又與謝無量同任四川國學院院副,并共同發起成立“四川國學會”。劉謝二人共事頗多,相交頻繁,學術上互有交流,因此經與劉師培商榷條例的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謝氏或許有所耳聞。不過由于龔道耕長年深居蜀地,高論卓識傳播不廣,以致于鮮少有人知其獨特者。

在中國文學史撰寫的草創期,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是一部比較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作。謝柏梁先生評價謝無量的特點在于“文學與哲學的互通,中學與西學的相融,傳統的‘小學’與現代的文學觀念的結合”(28)謝柏梁.三千載輝煌 跨世紀修史——論19世紀末葉以來中國文學史的修撰[J].長江學術,2021(3),第11頁。,故其《中國大文學史》自1918年初版以后,多次再版重印,被認為是“一部內容由寬而泛向純而專過渡的重要文學史”(29)王友勝.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得失論[J].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學報,2010(1),第91頁。,傳播非常廣。全書凡五編,除第一編《緒論》外,第二至第五編“分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由五帝至秦為上古,由漢至隋為中古,由唐至明為近古,清一代為近世。每期各分章節,先述其時勢,次及文人出處,制作優劣,附載名篇,以資取法焉”(30)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M].林昭整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22,第35頁。。大體是以時代先后為序,圍繞每一時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或常見流派來論述,重點以傳統詩文為主,不過其內容也涵蓋經學、文字學、諸子哲學、史學以及理學等。視野開闊,內容豐富,這或許就是謝無量為什么名其書為“大文學史”的緣故吧?王文濡為此書作《序》說：“瀏覽全史,文苑儒林,代有其人;燕書郢說,人有其著。而文字之孳乳、體格之區別、宗派之流衍,雖散見于各家著述中,而獨無一系統之書為之析其源流,明其體用,揭其分合沿革之前因后果”,而謝無量卻“提綱挈領,舉要治繁,品酌事例之條,明白頭訖之序,覆名實而樹標準,薄補苴而重完全。百家于是退聽,六藝因而大明”。(31)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M].林昭整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22,第1頁。這一品評其實用在龔道耕的《中國文學史略論》上也是非常切合的。

首先,就文學的表現范圍來說,龔道耕與謝無量一樣,采用的都是大文學史觀,所論述的文學史內容,既有文章、詩歌、詞曲、小說,也有經學、史學、諸子學,而且是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的排序加以論述的。這種大文學史觀是符合中國傳統學術思維定式和中國文學史早期撰寫的學術發展實際的。

其次,從撰寫的體例來看,龔道耕也是以朝代為序,將整個中國文學史分為上古三代、秦漢、后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附遼金)、清七個時期,每期先總體概述其學術發展大貌,再從經、史、子、集四個部分進而分述,提綱挈領,重點突出,言簡意賅,自成體系。這就將散見于中國傳統學術如目錄、史傳和詩詞文話中的文學史資料探源溯流、匯而總之、分而述之,如此則“文字之孳乳、體格之區別、宗派之流衍”,就能“析其源流,明其體用,揭其分合沿革之前因后果”。

再者,從作者的論述來看,龔道耕其人博學淵淵,通鑒別裁,經史子集,四部皆通,其學嚴謹樸實,不侈夸語,不炫怪論,匠心獨造,故所著《中國文學史略論》不僅新見迭出,卓識頗多,如論秦世焚書坑儒之事、今古文經學盛衰緣由等,而且其所評論也能切中要點,符合事實,如以宋元明清文章為例,龔道耕說：“北宋古文,雖皆以唐代為規范,亦復自成一家。南宋以還,則語錄盛而雜鄙俗之詞,策論興而多膚廓之語,即有作者,亦遠不逮北宋以前。至有明三百年,士人之精神,專注于場屋之業,割其余以為古文,雖號第一名家如震川,亦不免入時文境界,其更不能如宋元之盛,何足怪哉!若夫駢儷之文,晚唐號為四六,朝廷命令詔冊,及縉紳間箋書祝疏,皆所施用。宋世別為一體,率以屬對精,用事切為工,而氣格卑靡,又好全用經史成句,至以三四偶句為一聯。沿及明代,遂有竟成時文兩比者?！?32)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85頁?！扒宕擇壩恼?皆欲于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又以達意明事為主,縱橫開闔,同于散體,與前代四六襞積饤饾以屬對用事為工者絕殊。加以澤于經術,邃于小學,故其文典雅麗則,蔚為正宗,非宋以后所能及也?！?33)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M].李冬梅.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第93頁。諸如此類,龔道耕以精煉的文字,準確地勾勒出這一時期文體發展的重點、走勢與特點。

不過與謝無量“附載名篇,以資取法”做法不同的是,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并非選取作品來構架敘述,而是通過列舉名錄,簡明評述,以勾勒文學史的整體概貌。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曾說：“文學史的著作者決不可假定讀者手頭案上總堆著無數名家的專集或總集。這個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學史家也往往不肯多舉例;單說某人的某一篇詩是如何如何;所以這種文學史上只看見許多人名、詩題、書名,正同舊式朝代史上堆著無數人名年號一樣?！?34)胡適.白話文學史[M].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14,第8頁。胡適所言,自有其道理,附載名篇佳作的確能夠給讀者提供可靠的原始資料、豐富的歷史場景和生動的藝術細節,但作為大學講義和教科書的《中國文學史略論》,畢竟是用于教學的講義,其功用主要是作為教師講課的教材和學生學習的階梯,因此龔道耕用簡潔明了的語言,完整地勾勒出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線索和大體框架,有詳細的史實敘述,有清晰的觀點評論,這就足以展現出《中國文學史略論》是一部嚴謹精巧、心得獨具、非常有價值的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唐振?！队浺淮泴W大師龔向農先生》就說：“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博大精深,四部之學,無所不窺,……正由于學無所不窺,所以能成其大?！吨袊膶W史略論》,盛著于時,多為學校采作教本,多次重刊?！抑两裾洳匾徊?時加閱讀,深感敘事則條理分明,論議則精恰得當,尤以論今古文之爭,分析今古二家治學之術有五異,實為精當?！?35)唐振常.記一代經學大師龔向農先生[J].文史雜志,1990(4),第9頁。

但就是這樣一部有思想、有內容、有特色、有價值的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在現今學者的著錄、統計和敘述中卻難以找到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的身影,更不用說有專門的整理和研究了。這不僅對于“于學為大儒,于行為大師”的一代蜀學大家龔道耕來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而且對于早期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來說也是一份大大的缺失。因此,若回顧、評價早期中國文學史的創作,龔道耕《中國文學史略論》勢必要引起學者足夠的重視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