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來中國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及其區域差異

林港特，龔建周，陳康林 ，陳曉越，邱 霓

（廣州大學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區域間人口流動限制放寬［1］。人口大規模從內地流向沿海、從鄉村流向城鎮［2］，造成區域間人口數量和內部結構的明顯差異。然而，在新發展階段，中國人口長期保持低速增長態勢，預計于2027年后轉向負增長［3］。同時，老齡人口比重也持續擴大，中國將于2035年進入超老齡化社會［4］。長期以來，中國具有鮮明的城鄉二元結構［5］，人文地理要素的城鄉區域差異明顯，在人口結構方面尤為突出。因此，城鄉之間表現出的人口問題及其區域差異，對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

人口結構亦稱人口構成，是指把總人口依據不同標準區分為各個組成部分，大致可劃分為3大類人口結構，即人口的自然結構、地域結構與社會結構。其中，城鄉人口屬于人口結構中的地域構成，其數量特征，則為城鄉人口數量結構特征；而其年齡結構、撫養結構等則分別屬于城鄉地域結構下的自然構成和社會構成［6］，為區別于數量結構，本文將其定義為人口內部結構特征。人口結構的時空格局及其演變特征是人文地理學研究的熱點和核心內容之一［7－8］，能夠有效地反映區域人口問題的時空異質性特征。從研究角度來看，學者對于中國人口結構時空格局演變特征的研究呈現出由“全國”到“城鎮／鄉村”的擴展。由于起步較早，學者以整個中國為研究區域，基于不同等級的行政區劃或邊界，圍繞人口數量［3，9－10］、人口分布［11－13］、人口老齡化［14－16］及其他人口內部結構要素等方面［17－18］，主要采用人口要素變化率［14］、人口潛力模型［19］、基尼系數［13］、Moran'Ⅰ指數［11］等，對其時間變化特征及趨勢預測、空間格局演變、空間自相關性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在全國人口問題研究基礎上，學者基于中國城鎮／鄉村的角度，主要從人口數量結構或內部結構，對人口問題進行了一定的研究?，F階段的主要研究主題有：①城鄉人口流動與人口城市（城鎮）化問題。王桂新［20］、韓增林等［21］和Zhou等［22］探討了中國城市（城鎮）化中的主要問題，認為中國城鎮化偏離了城鄉協調發展規律，在人口半城鎮化下，“城市病”“農村病”及不穩定的“社會病”并存發生。②城市人口收縮問題。劉振等［23］、Guo等［24］和宮攀等［25］從人口的視角，對近20年來中國收縮型城市時空演變格局進行了分析，發現中國人口收縮型城市具有空間集聚效應，也關注到東北地區嚴重的人口收縮問題；③鄉村人口空心化問題。劉彥隨等［26］、王良健等［27］、Zhang等［28］和劉濤等［29］圍繞中國鄉村人口空心化的演化特征展開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2000—2020年中國鄉村人口流失現象加劇，人口空心化問題嚴峻。④人口老齡化的城鄉倒置問題。許昕等［30］、張偉等［31］、劉成坤［32］通過分析城鄉人口老齡化時空差異，揭示出2000—2019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城鄉倒置現象，并呈加劇擴散的特征，東部地區鄉村人口老齡化明顯高于城鎮，而東北地區在近年則相反。

上述已有研究較為系統地綜述了中國城鎮與鄉村地區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為中國城鄉人口結構演變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仍須在以下兩個方面繼續加強：一方面，人口數量與內部結構變動關系的探討不足，而且受限于城鄉人口結構數據的可獲取性，較少涉及近30年來全國人口數量與結構特征演變的綜合分析；另一方面，缺少基于城鄉的視角探討人口數量和內部結構的演變特征。在鮮明的城鄉二元背景下，如果僅從整個中國或城鄉二者其一的角度去分析人口問題，則難以全面闡明人口時空變動的城鄉耦合機制，將阻礙對中國人口結構變化不同視角的認識，難以有效地反映出中國人口結構特征變化的內在聯系，以及人口問題的城鄉區域差異特征。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著力促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因此，現階段更應重點關注城鄉人口結構的演變特征及其反映的人口問題的區域差異，從而客觀揭示社會發展面臨的復雜問題。

本文基于1990—2020年的4次全國城鄉人口普查數據（省級），綜合運用地理信息系統空間分析方法，著重分析中國城鄉人口結構的時空變化特征及其區域差異，闡明城鄉人口問題的異質性，揭示中國人口問題在城鄉關系上的內在聯系，為制定更有針對性、合理性的人口政策提供參考，從而促進區域資源協調配置和城鄉融合發展。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利用的城鎮與鄉村人口數據來源于1990、2000、2010和2020年4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省級），在各時期全國人口普查不包括港澳臺地區。此外，重慶直轄市于1997年才從四川省分離并完成組建，考慮到兩地經濟發展差異較大，在人口總量分析中，本文都將重慶直轄市與四川省進行分離。然而，在人口內部結構分析中，由于普查數據不完整，則在1990年將重慶直轄市與四川省進行空間上的合并。綜上，本文的研究區域具體包括中國大陸地區的21個省份，5個自治區、3個直轄市、以及四川省和重慶市，其中，四川省和重慶市則根據研究需要進行調整。以此，根據國家自然資源部地圖技術審查中心標準地圖服務網站提供的2019年中國省級行政區劃標準地圖GS（2019）1825號，運用ArcGIS軟件，建立中國各省份城鄉人口數量與年齡結構數據庫，并對該空間數據進行相應的分析與探討。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綜合運用人口重心模型、人口標準差橢圓、等值區域法和堆積柱形圖空間可視化等方法，分析城鄉人口問題差異。其中，人口重心模型主要刻畫人口空間分布格局及變化；人口標準差橢圓側重于描述人口的空間集散程度；等值區域法、堆積柱形圖空間可視化則分別用于探討人口老齡化、人口撫養負擔的空間分異特征。

1.2.1 人口重心模型

人口重心模型是刻畫人口格局演變特征的重要方法，具體包括重心的分布位置、移動范圍、方向和軌跡、移動速度等特征值。人口重心的分布位置可以反映出人口分布的中心區位和總趨勢，對一定時期內人口重心分布變動范圍的研究則能夠揭示出人口分布總趨勢的穩定狀況。同時，進一步分析人口重心移動的方向和軌跡，則可以表現出人口分布總趨勢下人口數量變化在空間上的差異［33－34］。人口重心模型的計算公式為［33－34］

式中，n為研究區內研究單元個數；X、Y分別表示研究區人口重心的經度和緯度；Xi、Yi、Pi分別表示i研究單元人口重心的經度、緯度和人口數量。假設研究區t、t＋1年份的人口重心分別為Pt（Xt，Yt）和Pt＋1（Xt＋1，Yt＋1），則其人口重心移動距離模型的計算公式為［33－34］

式中，D為人口重心的移動距離，其年均值為移動速度。對人口重心移動速度進行對比分析，則能夠有效地反映出人口變化的相對劇烈程度。

1.2.2 人口標準差橢圓

人口標準差橢圓是揭示人口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化的一種有效方法，主要用于探討人口空間分布的方向性、集散特征等。具體而言，人口標準差橢圓的方位角表明了人口分布的主趨勢方向，其變動范圍反映了人口分布格局變化的穩定程度。此外，人口標準差橢圓覆蓋面積的變化，說明了人口在空間分布中的總體離散特征，基于此，對橢圓長短半軸增減變化的分析，則能夠進一步揭示出人口在主次趨勢方向上向心集聚或離心擴散的程度［35－36］。人口標準差橢圓主要參數的計算公式有［35－36］：

方位角：

x軸標準差：

y軸標準差：

式（3）～式（6）中，θ為橢圓方位角，表示正北方向順時針旋轉到橢圓長軸所形成的夾角；σx、σy分別表示沿x軸和y軸的標準差，即橢圓的長半軸與短半軸長度；S是標準差橢圓的覆蓋面積；Xi、Yi分別表示i研究單元人口重心分布的經度和緯度；Wi為權重，表示i研究單元的人口數量；分別表示i研究單元與研究區之間人口重心的坐標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重心和標準離差橢圓分析中，都需要將研究區內各省級研究單元視為離散點。由于各省級行政單位的行政中心相對幾何重心更接近人口空間分布重心，因此，本文選取各省級行政單位的行政中心坐標作為人口重心分布的經緯坐標，以此進行空間分析。

1.2.3 等值區域法

等值區域法是將各研究單元的某一地理要素以不同色階的面狀形式呈現在地圖上的等級結構，該等級結構需要有適宜的分類間距，以清晰地表達各等級的屬性特征，并能夠更好地發現該地理要素的空間分布規律［37］。依據已有研究對人口老齡化的衡量標準，本文把人口老齡化程度調整劃分為6級（表1），并對應人口老齡化發展的5個階段，表示為5類老齡化地區，最終形成中國城鎮與鄉村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圖系，以辨析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差異［38－40］。

表1 人口老齡化程度分級Table 1 Grading of population aging

2 城鄉人口數量結構變化及區域差異

2.1 中國城鄉人口數量增減變化

1990年，中國城鎮人口總量小于鄉村地區，而在近30年間，城鎮人口持續上升，而鄉村保持下降，在2010年左右，城鎮人口總量超過鄉村，2020年城鎮人口總量接近9億，約為鄉村的1.8倍，如圖1（a）所示，中國人口總數在近30年來持續增長，而鄉村地區則表現出日益嚴重的人口流失問題。此外，雖然各階段中國城鎮人口的增量都大于鄉村人口的減量，但是城鎮人口的年均上升速率一直處于減慢趨勢，而鄉村人口的年均下降速率則加快，如圖1（b）所示，我國現階段處于人口低速增長階段。

圖1 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總量（a）與年均變化率（b）Fig.1 Population and the change rate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近30年來，中國各區域主要表現為“城增鄉減”的特征，而城鎮的增幅區域差異明顯。根據中國地理區劃的4大經濟分區方法，把全國劃分為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4大地區，并將不同分區下各省級行政單位的城鎮與鄉村人口的變化幅度進行組合，生成各象限圖的人口要素點，以分析1990—2020年區域城鄉人口增減變化的時空演變差異，見圖2。

圖2 1990－2020年中國各地區城鄉人口變化幅度象限圖Fig.2 Quadrant chart for population and the change rate difference from urban and rural from 1990 to 2020

由圖2可知，2000—2020年人口要素點主要分布于第四象限，表明中國大多數省級行政區呈現“城增鄉減”的變化特征。從時間變化來看，2000—2020年各區域人口要素點整體往右下方向移動，表明城鎮人口增幅下降，而鄉村人口降幅增大。具體到區域差異方面：①東部地區、東北地區的人口要素點變化趨勢較為類似，30年間總體呈現持續向右下移動的特征，橫軸（城鎮人口變化）方向上，東部地區城鎮人口增幅下降最為明顯，東北地區則長期處于城鎮人口增長的較低水平，黑龍江省甚至出現人口負增長狀況?？v軸（鄉村人口變化）方向上，兩區域鄉村人口保持負增長，但東部地區較為穩定，而東北地區趨勢加強；②西部地區人口要素點變化最為復雜，說明該地區內部城鄉人口變化的空間差異較大。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區在2010—2020年期間，其城鎮人口增幅處于各區域的較高水平；③中部地區人口要素點在30年間總體呈現波動下移的變化趨勢，在橫軸上表現為城鎮人口增幅先升后降的轉變特征。從縱軸來看，其鄉村人口降幅持續增大。

上述分析表明，各省鄉村地區總體面臨著人口流失加劇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仍未得到根本突破［41］，鄉村地區仍存在較大的人口推力。此外，區域城鎮人口變化與其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存在較大差異。東北地區等先興漸衰的區域，在經歷城鎮人口高速增長后，進入人口緩慢變化階段。然而，發展空間較大的西部、中部區域正處于城鎮人口相對快速變化階段，其內部各子區域的變化速度存在較為復雜的差異變動。

2.2 中國城鄉人口空間分布及變化

2.2.1 城鄉人口重心分析

近30年來，全國人口重心總體變化較小，但城鎮地區的人口重心變化較明顯，向西南移動了204 km（圖3）。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重心主要位于河南省南部（圖3），最大移動經度距離為54.57′，最大移動緯度距離為1°40′，移動距離較短（表2），此外，其始終位于中國幾何重心（103°50′E，36°0′N）的東南方向，且接近全國總人口重心分布位置（圖3）。這表明近30年來中國城鄉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未發生明顯變化，人口再分配活躍程度較低，仍保持東多西少，南多北少的人口分布態勢。但是，鄉村人口分布格局的變化強度要相對小于城鎮地區，且與城鎮人口重心分布位置相比，各時期全國鄉村人口重心都位于總人口重心的西側（圖3），說明相對于城鎮人口集聚于東部沿海的狀況，中國鄉村人口東西分布較為均勻。

圖3 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重心轉移路徑Fig.3 The transfer path of urban-rural population centers of gravity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表2 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重心移動方向與速度Table 2 The movement direction and speed of urban-rural population centers of gravity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城鄉人口重心的移動主要受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影響，其中，城鄉經濟差異較大的東部與中部地區，鄉村人口流失更為劇烈，城鎮人口則往發展較為迅速的地區流動。人口重心的移動反映了空間上各省級行政單位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人口占比）的相對變化。從城鎮人口重心變化來看，近30年來，城鎮人口重心總體向西南移動，其中，1990—2000年的移動速度最大，高達12 km／年，其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使得以傳統工業結構為主的北方部分地區（特別是東北地區）經濟地位下降，而位于改革開放前沿的沿海沿江省級行政區則經濟地位迅速上升，在經濟影響的推拉力作用下，人口向快速發展的東部或中部區域的城鎮發生流動與回流［42］。2000—2020年，城鎮人口重心持續南移，但逐漸向西偏轉，這主要與國家采取“中部崛起”戰略，促進中部內陸地區進一步發展有關［43］。在鄉村人口重心變化方面，1990—2010年，鄉村人口重心往西北方向移動，這與城鎮人口重心總體南移的方向相反，主要因為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城鄉二元差異顯著，東部、中部鄉村人口相繼大量進城［44－45］，使得其所占比重下降，而西部省份（特別是西北地區），鄉村人口變化在該階段則相對穩定。2010—2020年全國鄉村人口重心轉而向西南方向移動至最南端，主要是受東北等地區鄉村人口流失加劇的影響［46］。

2.2.2 城鄉人口標準差橢圓分析

以正北方向為0°，順時針旋轉到橢圓長軸所形成的夾角為橢圓方位角。由表3和圖4可知，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標準差橢圓的方位角在19.15°～30.26°之間，說明近30年中國城鄉人口分布的主導方向都為東北－西南走向。此外，近30年來城鄉人口標準差橢圓基本覆蓋京、津、冀、晉、陜、魯、豫、鄂、皖、蘇、滬、黔、贛、川、渝等省級行政區，但城鎮地區覆蓋面較鄉村偏東北側。這進一步說明，近30年來中國城鄉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相對穩定性，以及城鎮人口東西差異較鄉村地區明顯的特征。

圖4 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標準差橢圓空間分布變化Fig.4 Chang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of urban-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from1990 to 2020

表3 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標準差橢圓參數Table 3 Parameters of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of urban-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近30年來，基于人口標準差橢圓分析表明城鄉人口的集散變化具有相似性，總體表現為人口由東北方向向心收縮，而在西北－東南方向發生擴散。具體對人口標準差橢圓特征的城鄉差異進行分析，可以發現：①1990—2020年，中國城鎮人口標準差橢圓覆蓋面積從2 739 733 km2持續縮小至2 496 028 km2，說明城鎮人口在總體穩定的基礎上呈集聚的趨勢。從長短半軸變化來看，長半軸由1 150.1 km持續縮短至1 023.2 km，縮短了11.3%，表明城鎮人口主要由東北－西南方向向心集聚。短半軸則在2000年前減小，2000年后轉而增加，總共增長了2.41%，表明城鎮人口在西北－東南方向呈一定的擴散趨勢。②相反地，近30年來鄉村人口標準差橢圓的覆蓋面積則由2 264 078 km2逐漸增大至2 616 312 km2，表明鄉村人口在總體穩定的基礎上呈分散的趨勢。在長短半軸變化方面，鄉村人口的長半軸呈先增長后縮短的變化特征，由1990年的987.0 km增長至2010年的1 025.3 km，轉而縮短至2020年的1 017.5 km，共計增長了3.09%，表明鄉村人口在東北－西南方向上呈先擴散后集聚的狀況。短半軸則由1990年的730.2 km持續增加至2020年的818.5 km，增長了12.09%，說明鄉村人口在西北－東南走向上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擴散趨勢。由此可見，結合人口重心軌跡分析，城鄉人口總體在西北－東南的方向發生擴散。這側面反映出，在強調區域經濟協調均衡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中國東西經濟發展差距有所縮?。?7］。

3 城鄉人口內部結構變化及區域差異

3.1 城鄉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及變化

中國城鄉人口老齡化時空演變特征具有區域差異，其人口問題既存在共性，又有其特殊性。由圖5和圖6可知：①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老齡化擴張方向總體表現為“東部－＜中部、東北＞－西部”的由沿海向內陸的擴張特征，城鄉層面上則表現為鄉村地區較城鎮更早進入老齡化階段。31個省級行政單位中有17個省份鄉村地區在2000年處于老齡化階段，而城鎮在同時期僅有7個省份。②近30年來，除西藏自治區外，城鄉基本都處于人口老齡化深入發展階段。此外，全國鄉村地區（新疆除外）人口老齡化程度總體要大于城鎮，其在2020年的平均水平約為城鎮的1.5倍，中國鄉村地區面臨著更為嚴峻的人口老齡化挑戰。③從城鎮老齡化分布格局來看，東部浙江省以北的省級行政區及東北地區城鎮人口老齡化程度都相對較高，而青藏地區則相對較低。④鄉村人口老齡化的分布格局則相對較為穩定，總體存在兩大高值區和一大低值區，其中，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組成沿海高值區，四川省和重慶市組成內陸高值區，而青藏地區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則形成鄉村人口老齡化低值區。

圖5 1990—2020年中國城鎮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profiles of urban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人口老齡化程度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就省際差異而言，一般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具有更高的人口老齡化水平，其主要原因是該地區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發展水平較高、社會化養老方式興起［48］，使得人口平均壽命高。但也有類似于東北地區，由于勞動人口流失而造成的高老齡化水平［31］。然而，城鄉層面的老齡化水平差異則出現“倒置”現象，表現為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鄉村地區面臨著較高的人口老齡化水平，這主要是鄉村勞動年齡人口流失嚴重，存在大量留守老人［30］。

3.2 城鄉人口老少撫養比區域差異及變化

1990—2020年各省撫養比總體呈現先降后升的趨勢，但近年來城鄉老少撫養比雙增，且老年撫養比上升較快。撫養比是衡量人口年齡結構問題的重要指標，人口總撫養比指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的非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非勞動年齡人口分為少兒人口（0～14歲）與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則對應形成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由圖7可見，人口撫養比的時空演變特征區域差異明顯，主要表現為：①從城鄉差異來看，總體上，各時期中國各省級行政區鄉村人口總撫養比都要大于城鎮，其平均值約高出城鎮地區15.53個百分點。其中，鄉村少兒撫養比在30年間都較高，而老年撫養比則在2010年后，逐漸明顯高于城鎮地區。②老少撫養比的相對大小方面，中國城鄉少兒撫養比總體都要大于老年撫養比，但在2020年，東北地區、京津滬3大直轄市都出現了城鄉老年撫養比大于少兒撫養比的現象。老少撫養比的變化主要受區域發展階段的影響。中國為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地區仍處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因此，生育率在前期相對較高，此外，1981—1991年的“嬰兒潮”產生著影響［49］，因此，該階段大多數地區的少兒人口數會大于老年人口數。育齡人口流失問題突出的東北地區［50］，以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3大直轄市，由于生育觀念的轉變，新生人口出生率明顯下降［51］，而該區域又面臨著嚴重的老齡化問題。③撫養比時間演變方面，城鄉總撫養比在30年間其主要呈先降后升的“U型”變化趨勢，各省份的人口總撫養比由1990年的50.86%，下降至2010年的34.28%，轉而回升至2020年的45.98%，總體下降了4.88%。少兒撫養比則主要以2010年為節點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而老年撫養比則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且老年撫養比的上升要快于少兒撫養比的回升。

圖7 1990—2020年中國城鄉人口老少撫養比空間分布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profiles of child-age and elderly dependency rate of urban-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綜上所述，中國城鄉人口撫養壓力總體變化較小。近年來，中國面臨著城鄉老少撫養比增大的雙重壓力。從城鄉撫養結構來看，表現出由“高少兒、低老年”的撫養結構，向“中少兒、中老年”轉變的特征，由于少兒撫養比被視為是對未來生產力的投資，而老年撫養比則是純粹的撫養［52］，因此，該人口撫養結構的演化呈現惡化的趨勢。

4 結論與啟示

基于1990—2020年4次全國城鄉人口普查數據（省級），對中國城鄉人口結構的時空演變特征及區域差異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中國人口總量增速減緩，總體呈現“城鎮人口增速減慢、而鄉村人口減速加快”的特征，現階段處于人口低速增長時期。此外，鄉村地區面臨著日益嚴重的人口流失問題，東北地區已顯現出人口負增長的態勢。

（2）中國城鄉人口主要沿“東北－西南”方向分布，人口東多西少、南多北少的不平衡格局未發生明顯變化，城鎮人口仍集聚于東部沿海地區，而鄉村人口相對均勻分布。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發生變化，表現為城鎮人口規模南北差異擴大，而城鎮與鄉村人口在東西方向出現一定的擴散。

（3）人口內部結構方面，中國城鄉人口老齡化處于加劇階段。鄉村地區則具有起步早，程度深的特點，其面臨著更為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此外，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具有與鄉村類似的特點，但二者的原因存在差異，鄉村是由于勞動力流失，存在大量留守老年人口，而上海市和北京市等地區，則由于社會化養老體系較為完善，人口預期壽命較長。

（4）總體上，中國城鄉少兒撫養比大于老年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呈現“先下降后回升”的趨勢。另外，老齡化的深化導致老年撫養比持續上升，且其上升速度明顯大于少兒撫養比回升的速度，使得撫養結構呈現“高少兒、低老年”向“中少兒、中老年”的轉變趨勢，側面反映出中國人口撫養結構正趨于惡化。其中，鄉村地區則面臨著更沉重的人口撫養負擔。

中國城鄉人口結構問題多樣，區域差異也較為明顯，對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管理產生消極的影響。一方面，人口作為人力資本，是區域發展的重要推力。人口流失、人口空間分布不平衡等問題勢必會造成城鄉區域間、區域內部社會經濟差距的擴大，不利于區域協調發展的持續推進。另一方面，目前，城鄉人口內部結構問題凸顯，且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夠完善，加劇了不穩定的“社會病”。此外，鄉村地區面臨著“留守人群規模較大”“社會撫養負擔加重”等社會問題，阻礙新時期鄉村振興的推進。為了促進各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基于本研究結果，有如下啟示：

（1）應加快轉變東北等地區經濟發展模式，優化以重工業為主的單一化、同質化的傳統產業結構，同時，發揮西南、西北地區的優勢資源，形成旅游、新能源等發展新動力，并完善中部與東部地區之間的產業聯系。鄉村地區應發展新型農業，進行差異化產業轉型升級，以推動各區域、城鄉地區間的優勢互補與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在減少對人口資本依賴的同時，促進人口流失地區對人口吸引力的提升。

（2）針對人口流失、老齡化、高撫養比等人口問題在時空上的異質性，實施差異化社會管理，加強對鄉村地區、京津滬、東北等深度人口老齡化地區的政策支持、社會養老設施保障，同時，建立人口結構轉變的監測機制，及時根據人口轉變及其產生的問題調整人口發展策略。

（3）需積極開展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暢通各要素在城鄉間的流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53］。

受限于城鄉年齡人口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的研究尺度僅為省域，人口問題的空間尺度效應可能會對城鄉人口規律的分析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科學問題。此外，本文對于造成城鄉人口問題差異的原因缺乏相關定量分析，未來可借助地理探測器、相關因子分析等方法進行耦合關系研究，并量化分析其驅動機制。

致謝：于博瀚同學幫助收集與核查人口、經濟歷年數據，在excel辦公軟件協助進行數據整理與數據探查工作。在此，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