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海明威 外一篇

每走過一個城市，我時常會想，人們到一個城市是來尋找什么？除財富、夢想之外，應該還有點什么，就是那么一點點有別于其他城市的多余的東西。那應該是一種為某些特別敏感的心靈準備的東西，用城市的味道，或城市的靈性，或城市的靈魂這樣的現成詞句，勉強可以套用。但我總覺得，我們往往用一些抽象的詞語，將我們并不太說得清的東西，籠而統之地裝進去，似乎有點不太負責任。

那天，我在巴黎地鐵六號線巴斯德站等車的時候，在通常貼滿廣告的墻壁上看到了蘭波的一首小詩，類似的小詩，有時在地鐵車廂里也能讀到，高高地貼在廣告牌上方約兩張A4紙那么大的地方。詩的后半段是這樣寫的：

六月那些美妙的夜晚，

椴樹散發著馨人的香氣，

空氣時而如此的溫柔，

讓人禁不住合上了眼瞼。

原諒我，翻譯成中文已失去了大半的味道。但這正是我在那個夏日的傍晚，站在拉丁區幾條小街與布蘭維爾街交會而成的街心廣場時，所感覺到的。那其實只是街道交錯時留下的一小塊三角地，稱之為廣場是大大言過其實了。三角地上只有一個碎石砌成的橢圓形的花壇，也并沒有什么花，只是長滿了矮灌木?；▔吷先齼煽脴?，形成濃蔭，樹下兩張漆成綠色的長椅，上面坐著幾個年輕人。兩盞同樣漆成綠色的路燈柱和花壇另一邊豎著的供行人飲水的人工噴泉——也是綠色的，就是這小廣場上唯一的點綴。真的沒有多余的東西，與穿過短短的布蘭維爾街幾分鐘即可到達的孔特斯卡普廣場的喧鬧相比，這里要安靜許多。路燈還沒有點亮，夏日晚上9點半，太陽落下去了，只在不遠處先賢祠的圓形穹頂和圣艾蒂安杜蒙教堂哥特式尖頂上留下一抹粉紅色的余暉，但天并沒黑。

我想只在這一刻，我找到了這個城市有別于其他地方的那么點多余的東西。我在樹下略站了一會兒，長椅上幾個年輕人的說話聲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海明威在他自殺前寫的一本半隨筆半自傳的小書《巴黎是一個節日》里說過，他常走布蘭維爾街。這條街窄而短，有兩家小飯店和一家名叫“凱旋劇院”的小戲院，戲院門口站滿了等待入場的人。不知怎么，想到巴黎讓我感到的那么點多余的東西，不由得就想到這個人。他作品中那種時而攪到我們器官最深處的東西，讓我意識到他早年選擇在這里生活，應該多少與我剛才的想法有一點相通的地方。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帶著新婚妻子哈德莉抵達巴黎，1月9日就在孔特斯卡普廣場邊的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街74號四樓的兩間小屋住下，開始了他的作家生涯。當時新大陸的文化青年紛紛來到舊大陸尋找靈感，巴黎是他們的首選?？梢娺@個城市果真有那么點多余的東西，讓那些靠心靈吃飯的人，可以在生理生存空間之外，另有一些憑依之處。

74號至今猶在，窄長的樓門漆成醒目的天藍色。門左上方有一塊石牌，作為海明威曾在此旅居的記錄。二樓的一個窗口掛著招牌：“海明威旅行社”，恐怕實際業務與海明威無半點關聯。74號邊上是一家服裝店，店名就取了海明威的那本書名“巴黎是一個節日”。傍晚我到的時候，店還開著，顯然是面向游客的那種，居然還賣中國旗袍。我是從塞納河邊沿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街一路上到這里的，海明威常順著這條路下到塞納河堤岸邊的舊書攤，這是從74號出發距塞納河最近的一條路，是條坡路，從下到上由寬變窄。它使我想到是什么東西促使一個人選擇做異鄉人？逃離扯不斷的東西，接近不相干的東西，抓住那轉瞬即逝的“疏離”，有什么美妙我說不清，只是一種“逃”。異鄉人就是一種“逃”。

孔特斯卡普廣場上的露天咖啡座已經坐滿了人。所謂廣場實際只是個街心花園，一座小小的石頭噴泉，被鐵柵欄圈著的花壇圍在中心，再外圍是青石鋪成的路面，五個街口，一家挨一家的咖啡館和小食店將廣場圈住。我在廣場上轉了一會兒，朝德斯卡爾街走去。海明威在這條街39號公寓的頂層租了間閣樓，用來寫作。德斯卡爾街和穆夫塔爾街在廣場上交會連成一條長街，過去是這片貧民區的軸心，如今已全部辟為商業兼旅游街，咖啡館、冰淇淋店、煎餅鋪、土耳其羊肉夾饃店、中餐館、雜貨鋪、旅游小商品店，一家接一家，排滿了小街的兩面。穆夫塔爾街上還有一家名為“木劍”的小電影院，專放藝術與探索類電影，門臉很小，不經意走過了都看不見。海明威時代，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初，這里每天早上都有牧羊人趕著羊群經過。住在擁擠的小樓里的房客，會拿著杯子下樓，拉住一頭羊擠上一杯奶，再放幾個生丁在牧羊人的手里。這是海明威每天早上打開74號四樓的窗戶即可看到的景象。早上，他從74號出來，兜里揣幾個小橘子和烤栗子，徑直來到39號，一口氣上到七層閣樓間，從這高地頂樓的窗口，他能望見整個街區的屋頂。舊巴黎的窮文人多半在這種叫“女仆宿舍”的頂層閣樓間完成他們的大作，歐式老城的屋頂都是密密麻麻連成一片的，那是壁爐煙囪的海洋。下雨時，天空、屋頂、雨簾，一色灰，足以讓詩人聽到血管里的淚流聲。

逃到哪里放得下這顆心

晚春經寧數日，偷得一個下午去雨花臺。行至后山景區，見楊邦義剖心處，四周春色濃濃，萬籟俱寂，人蹤罕至，似乎只有花香草熏徘徊不去，猶憶故人。風雨合謀已將石碑洗刷成灰黑一塊，斑駁不清的石面映出了時間追逼中的掙扎和無奈。有幾人還記得楊邦義和他那顆心？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建康府通判楊邦義在城破主逃之際，誓不降金，被金兀術剖腹掏心，罹難于雨花臺東崗，逝時44歲。乾隆年間為楊邦義那顆心追加過一塊碑，其后就沒人立碑了，再無文人為悲憤了九百年的鐵心孤魂題詩作賦。

能為那顆心吟詩賦詞的聰明腦瓜不是在投考托福就是在苦念雅思，一千年的移根，兩百年的斷脈，曾經那樣執著的枝葉，終于棄樹而去。以今人之見，這位江西吉水人是地道的“歷史傻瓜”，“寧為趙氏鬼，不做他邦臣”為的是哪般？還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尤其在舍生取義而義已不存之時。

“人活一世為了什么”是個老掉牙的問題，如今已鮮有人提及了?；钪找媾c享受并列，意義之類就顯得多余，快樂幾乎掃清了所有的人生目標?！靶惺呷狻边@個詞過去一直與無意義的人生并提，活一輩子不過一塊肉，從細胞之生到細胞之死，有長達一百年的，也有短至幾小時的，若從蛋白質的角度看，長短也沒有意義。

于是意義就漸漸從人生菜盤上消失了，既然那盤里不過是一塊肉，生死之間就只是腐爛的過程和對保鮮的追逐。虛無的人生仿佛是通向頹廢的單行道，上無意義下無逃路，墮落便成了唯一的出口，那簡直就像偷了一把鑰匙打開獄門，狂奔出去卻發現門外是一望無邊的荒漠。生之宏大和隨之承載的榮華富貴究竟有沒有邊界？在生與死之間到底有什么他人難以參悟的東西只留給了“歷史傻瓜”？

養尊處優的人生要到某個關口，才能體味活著的意義不是知道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為什么而死，這個分岔口為腐爛和保鮮賦予了其本不具有的意義。在知道為什么而活和知道為什么而死的人之間有一條界河，歷史在這界河兩邊穿梭著，宛如縫綴著人類的傷口，那針線一次次失落于只知為什么而活的人之手，又被看清為什么而死的人力挽狂瀾。我是在溝通界河兩邊的獨木橋上，看到那些只知道為什么而活的人將滿腹才情變成雕蟲小技，以及那些知道為什么而死的人將雕蟲小技化作偉大的宣言。那是將一滴血變成鮮花，將蛋白質變成歷史的一個創口，讓腐爛和保鮮劃清界限，讓一粒細胞超脫朝生夕死，讓人對屠場、斷頭臺、沙場、審判法庭瞬間失去恐懼，讓逃跑、背叛、妥協、偷生、謊言失卻偽裝的魔術。

這時候，一扇連接白晝和黑夜的門打開了，你看見那充滿寒氣、沒有路的路上走著“歷史傻瓜”的長長隊列，那些在血光四濺的歷史審判臺上出生入死的“傻瓜”踽踽而行，千呼萬喚不回頭，那長長的隊列通向常人難以企及的路口，只有走進這道歷史夾縫的人才能窺見死的意義。你追過去，以為可以問到答案，他們站在界河那邊擺著手說，死是沒有答案的，每個人都只能自己找到路口。那是人格與歷史在一個交叉點的碰撞，那是天崩地裂前比他人先感到了逃脫的無意義而去追逐落地前一秒的玻璃球，那是屈原式的投江、岳飛式的赴湯蹈火、辛棄疾式的絕望、文天祥式的視死如歸、史可法式的城亡與亡、林則徐式的引火燒身、楊靖宇式的肝腦涂地！

“你要來會我們嗎？”界河那邊嗡嗡地飄過來這句話。

“我是不是還不夠傻？”

人群里風一般卷起一陣聲音：

“你要什么？”

是啊，我忘了在生與死之間還有廣闊的地帶，時間的長度會更細地追討活著的意義。在“為什么而生”和“為什么而死”之間，還有“你是什么”和“你要什么”的分野，而活著的意義不是知道“你是什么”而是知道“你要什么”。我在20年前碰到過兩個人，那次萍水相逢讓我看到“你要什么”悄悄地決定了“你是什么”。20世紀90年代初，一位駐聯合國外交官的夫人帶來一個女孩——浙江來的某大學數學系研究生，我們3個人一起去巴黎最大的百貨商店。在電梯里，我問女孩：“數學碩士的頭腦有什么打算？”她很干脆：“留下來?！薄澳呐掠肋h離開數字去餐館洗碗？”我追問。她點頭并把目光投向外交官夫人。此時我們已經走出電梯，眼前是琳瑯滿目的商品，外交官夫人指著滿堂財富反問我：“這還用問嗎？”

在“歷史傻瓜”與“歷史聰明人”之間，只隔著一樣東西，那就是活著的意義。然而那樣的歷史夾縫卻不是人人可以鉆入，有幾人能看到活著的意義不是知道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為什么而死？又有幾人能看到生之偉大的邊界在哪里？站到那條邊界上的人，才寧愿讓人挖出胸膛里的那顆心，才會生出“身必死國家之難”的傻瓜念頭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非分之想。

那天站在石碑前的我，瞬間穿越，見到了最后一刻揣著那顆心的楊邦義，問他：“你為什么不逃？”他反問我：“逃到哪里放得下這顆心？”

（方寸摘選自《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邊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