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思想在托尼·莫里森小說中的書寫與傳播

尹 元

(山西傳媒學院 人文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美國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在莫里森一生的創作中,她始終關注黑人種族和黑人女性,運用新奴隸敘述、聲音和魔幻現實主義等手法,生動細膩地刻畫了美國的黑人生活,控訴了美國白人社會對黑人的種族壓迫。其故事情節之逼真、想象力之豐富,贏得了廣泛的贊譽。莫里森的小說主要取材于美國的黑人歷史、傳說故事以及現實生活。小說反映了美國黑人在白人主流社會中所遭的不幸,使讀者能夠透過黑人的不幸遭遇從文化、心理等方面深入思考其原因。小說從各個角度探討了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在黑白文化激烈碰撞的美國語境中,黑人群體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本文深入分析和探討莫里森小說中關于種族問題的共同體思考,以期為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提供借鑒。

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參與。我們應該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識,共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業?！盵1]7這一科學構想的提出,有助于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共同創造人類美好未來。同時,這一科學構想的提出為消除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和矛盾,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本文將從托尼·莫里森小說中挖掘共同體的主題元素,從跨文化的視域審視文學作品中共同體思想的表征與書寫,突破本土觀念、超越族群視野,站在共同體意識精神層面解讀小說內容。

一、《天堂》中的民族共同體想象

從字面意思來看,“天堂”常用來指遠離痛苦的理想之地,是一個溫暖、舒適并且有安全感的地方。小說以“天堂”命名本身就體現出作者對于美好生活的深層次訴求。而共同體有一個經典的定義即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筆者認為共同體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有生命的、有活力的、有精神層面契合的一個集體。而社會只是一種機械的、被動的聚合和人工制品[2]71。研究者也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個理想家園。身處其中的成員之間相互依存、彼此信任?？梢?天堂就是美好的向往,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一直以來,非裔美國人渴望卻又很難真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他們不斷地探索創建共同家園的可能性。各個階層的非裔美國人都試圖建立美國黑人的共同體。他們渴望擺脫強權的白人統治,創建獨立的社會群體組織。他們企圖擺脫壓迫和歧視,使每一位黑人都能享受自由和美好。莫里森小說《天堂》中的魯比鎮和女修道院也承載著作者對于理想共同體的思考。莫里森在小說中構建了一個遠離白人統治的黑人共同體:魯比鎮。魯比鎮的創造者是一群來自奴隸制完結后的黑人祖先。他們想要建立一個不受白人種族歧視的天堂,一個純正的黑人群體的烏托邦社區。為了保持種族的純正,他們與外界完全隔離。他們一方面想脫離白人的霸權統治,另一方面卻重新建立了男性對女性的霸權:為了躲避白人統治而效仿白人的統治,歧視和唾棄淺膚色人群。這種畸形的、專制的共同體注定是失敗的:共同體成員的固步自封形成了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他們的因循守舊形成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幻象。究其本質,這種失敗是因為魯比鎮的黑人統治者缺少“共同體意識”。他們過分強調黑人血統,因循守舊且一味排外,缺少開放、理解、包容。其成員之間并沒有身份認同,進而沒有情感歸依,所謂的“天堂”就是一個井然有序的假象。表面上,這是魯比鎮的問題,實際上是造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紛爭不斷、兩敗俱傷的深刻根源[3]121。建立真正的共同體需要共同體中的每一位成員增強“共同體意識”。這樣才能更容易做到和睦相處、和諧發展,才能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和幸福生活。而魯比鎮殘酷無情地拒絕黑人雙胞胎進入。理由竟然是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達到自立黑人的底線”[4]43。

與魯比鎮形成了對照,莫里森在小說中想象出另外一種共同體的模式:“遠離鄰居”的修道院。在這個女性烏托邦的場所里,莫里森安排了5位經歷了不同人生創傷的、不同膚色的女性:瑪維斯不慎將雙胞胎嬰兒放在車里使其窒息而死,她陷入深深的自責;格蕾絲無法忘懷那被槍殺的黑人男孩和親眼目睹的暴動;西尼卡因被母親拋棄從小被男性肆意騷擾,以割脈自殘獲取同情;帕拉斯遭性侵犯懷孕,而母親與其男友亂倫。修道院里的女人種菜圃、幫助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她們用自己的善良、熱心和理解,包容著那些在外面世界受到傷害的女人。對于受過創傷的女人來說,修道院像一個真正的天堂。她們可以褪去偽裝、卸下堅強、遠離塵囂,可以安全踏實地做自己。修道院里的女人互相傾訴、互相扶持、互相幫助,以情感上的相互慰藉戰勝現實中的不幸遭遇和創傷夢魘。與魯比鎮居高臨下的同胞情不一樣,修道院展現了一種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同胞情。在莫里森的其他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到這種建立在同胞情基礎之上的女性共同體,如《最藍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和克勞迪婭,《爵士樂》中的維奧萊特、菲利斯和艾麗斯,《柏油娃娃》中的瑪格麗特和昂迪等。這樣的共同體使黑人群體在艱難的處境能看到一絲光亮,是黑人群體生存的精神力量。盡管修道院起到了一定的撫慰作用,但是在莫里森眼中這并不是理想的共同體,也不是解決種族問題的理想途徑。修道院看似完美和諧,卻是建立在與世隔絕的基礎之上的,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最終被突襲毀于一旦。莫里森通過對比魯比鎮和修道院中人們的不同處境,反思民族主義者在想象共同體方面的得失,引導讀者重構新的共同體,啟發黑人同胞探索平等自由獨立之路[3]123。理想的共同體不是某種人群的獨享特權之地,而是一個開放包容、求同存異、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有機整體,是一個人人可以享有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間樂園。事實上,莫里森在其小說中多次探索了美國黑人的民族身份問題:如何保存黑人身上所承載的傳統文化的問題;黑人如何走出白人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的問題;黑白兩種文明如何融合。莫里森通過文學作品試圖說明,只有增強不同文化之間的認同和理解,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民族共同體意識,才有可能建立一個人類大同的“天堂”。

二、《最藍的眼睛》中情感共同體的斷裂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論述了共同體和社會的區別:共同體生活以情感為動機,主體通過記憶和良知感知到自己與他者相互關聯的狀態,并在本質意志上相互肯定;社會生活則以利益交換為動機,人們即使因為理性選擇而相互聯系,并未建立真正的內心鏈接[2]524。社會學家鮑曼認為,共同體不同于社會。它總是傳遞給人以美妙的感覺,因為共同體就像是一個溫暖和舒適的家[5]2。在共同體這個家中,人們彼此信任、相互依賴、互相幫助。由此可見,正是情感上的共鳴使得共同體區別于一般的“社會”等集體概念。因此,要想探討共同體必須從情感共同體著手。羅森·維恩最早提出了情感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情感共同體與家庭、社區等其他共同體一樣。共同體成員基于相近的利益而一致遵循同一種情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共同體所有成員應該如何正確地體驗、表達和評價情感都有約定俗成的規范。他認為不同的情感共同體之間也是互通的?！叭藗兺ㄟ^調整他們在不同環境中的情感面貌和對甘苦福禍的判斷,能夠不斷地從一個共同體進入另一個共同體”[6]842。

《最藍的眼睛》之所以獲得好評,不僅僅在于其主題是控訴美國白人種族主義對黑人的歧視與壓迫,更重要的原因是小說通過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慘遭遇,揭示了白人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精神異化和奴役。白人主流社會通過種種渠道(大眾媒體、學校教育、教會)宣揚白人的文化和審美觀。主流文化對黑人的殖民影響造成了黑人價值取向的偏差。自身黑人性的喪失,導致黑人群體的內部瓦解,情感共同體難以形成?！蹲钏{的眼睛》中的暴力行為主要是來自黑人內部的暴力。家庭本應為最小的情感共同體單位。家庭中的成員本應該是彼此信任,彼此是對方的依賴與慰籍。家庭本該是一個相互取暖的集體。而小說主人公佩科拉的家庭充斥著暴力。酗酒后的喬利常常將無名的怒火和無法實現的欲望發泄在布里德洛夫太太和兩個孩子身上。年幼的佩科拉經常目睹父母爭吵、打架的場景。在這種家庭暴力下,佩科拉變得沉默膽怯,并且對自己的存在產生了懷疑。但是,當了解了喬利的特殊經歷后也就不難理解他的暴力行為了。喬利還未出生,他的父親就離家出走了,出生后4天就被母親拋棄在鐵道邊的垃圾堆里。喬利一生短暫而快樂的情感寄托來自于吉米姨婆和好友布魯。他兩次嘗試尋父之旅都無果而終。吉米姨母去世后,喬利偷嘗禁果卻被兩個白人撞見,并且被迫在他們的槍口和直視下繼續做愛。這次經歷使得喬利的尊嚴一掃而光。他在黑人的世界找不到情感上的依賴,沒有歸屬感,在白人的世界遭到厭惡和鄙視,甚至沒有存在感,由此開始走上了自我貶低、自暴自棄、甘于墮落的道路。共同體成員積極的、正面的情感體驗有助于形成其對于所在共同體的信任、依賴和自覺維護。這種情感力量會促成共同體的建立或者鞏固已形成的共同體。反之,共同體成員消極的、負面的情感體驗會削弱其內心的精神力量,產生冷漠無情、自暴自棄的心態,有可能加速共同體的分崩離析。從小佩科拉的家庭中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黑人的情感共同體被白人主流社會從政治上、經濟上進而上升到心理上一點點地瓦解;而情感共同體的瓦解所導致的責任感缺乏、倫理道德喪失被代代傳承,最終悲劇落在了小佩科拉身上。在這場悲劇中,白人的暴力是隱形的,是通過造成黑人情感共同體的內部分裂,進而一步步瓦解黑人群體的自信心和自我價值感,最終實現對黑人的操控。

莫里森曾強調,“認同祖先,認同集體,黑人們個體可在精神上獲得圓滿和勝利?！笨梢?對于黑人群體而言,要想擺脫精神生存的窘境,必須建立彼此信任的情感共同體。共同體內的成員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共同的信仰追求。黑人群體以情感共同體為單位自信地融入美國現代社會,而不是以分裂的個體卑微地附屬于白人主流社會。對于白人而言,小說旨在倡導多元文明的共同發展,以“和而不同、互學互鑒”的思路對待多元文明之間的差異與共性。

從創作的內容來看,莫里森作品關注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種族和文化問題。小說凸顯了本民族的特色,同時又能超越時空、超越民族和文化的疆界呈現出人類的共同價值,可以在跨國傳播中互為關照和互為闡釋。他們不約而同地回答了同一個問題: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源于什么?那就是堅守民族文化之本,創建民族精神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獲得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產生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文學的世界性是指力圖解答或回應全人類最關心的共通問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里森以其過人的全球視野,創作出了具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普世價值主題的作品。那么,其作品在世界范圍內的認同和接受程度如何?在中國知網以“共同體”和“小說”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從2012—2022年,共檢索出136篇文章。研究者從命運共同體、民族共同體、情感共同體、鄉村共同體、生態共同體、共同體書寫、共同體形塑、共同體建構等角度對中外不同文學作品進行了分析。但其中,對莫里森小說中的共同體的研究論文僅有兩篇。以2023年2月1日的實時數據為例,在亞馬遜、當當網和京東電商購物平臺以“托尼·莫里森”為關鍵詞檢索,結果顯示,有10部小說對應中文版在售,分別是《天堂》《爵士樂》《家》《最藍的眼睛》《所羅門之歌》《秀拉》《寵兒》《孩子的憤怒》《愛》《柏油娃娃》。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要想贏得國際社會理解和認同,可以利用和發揮文學作品,特別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品的感召力。從調查結果來看,應該從兩方面入手:一是翻譯好“中國故事”,注重比較文學和譯介研究,以培養國外受眾所需的擺渡者。翻譯出的作品既要契合西方受眾期待的審美意識,順應受眾心理效應和語言習慣,同時要確保文本自身的文學性和民族性。二是解讀好“國外故事”。相互理解是建立不同民族或不同國家思想文化之間信任的重要橋梁。如果我們能借用國外的故事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沒有文化和語言的障礙,國外受眾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學評論者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解讀英美文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該理念國際傳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