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普拉默與歐洲圖書館學的西傳

周亞

瑪麗·普拉默（Mary W.Plummer，1856-1916，以下簡稱“普拉默”）是美國圖書館史上杰出的圖書館學教育家，為公共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工作、圖書館學教育等領域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同時，她與20世紀中國圖書館事業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韋棣華女士曾就學于普拉默任院長的普拉特學院（Pratt Institute，又譯為普瑞特藝術學院）圖書館學院，而沈祖榮先生入讀紐約公共圖書館學校時，普拉默是時任校長。普拉默曾多次游歷歐洲，在圖書館學課程中較早地引入歐洲圖書館學知識，促進了美國與歐洲的圖書館學知識交流，對于考察國際圖書館學知識交流史、推進比較圖書館學研究都具有典型的學術史意義。普拉默的圖書館學貢獻已為我國學者所注意，例如，鄭永田從圖書館學教育、小型圖書館經營、兒童圖書館工作等方面討論了其圖書館學思想，如重視圖書館學原理和理論[1]；周亞考察了1899年普拉默與安妮·摩爾（Anne C.Moore,1871-1961）在普拉特學院開展的兒童圖書館員教育理論與實踐探索[2]。不過，現有研究極少談及普拉默與歐洲圖書館界的交流。從國外研究來看，雖然Robert A.Karlowich、Nasser Sharify[3]、Barbara B.Brand[4]等學者曾述及普拉默的游歐經歷，但多是一筆帶過，或者如Mary NilesMaack[5]側重于女性主義而非圖書館學專業視角的分析，并未深入討論其教育實踐及思想與歐洲經歷之間的關系。

由此，本文采用歷史研究法，借助于普拉默在《教友派通訊》（Friends' Intelligencer and Journal）、《國家》（The Nation）等報刊發表的歐洲游記等相關史料，考述了其1890年、1894年兩次游歐經歷尤其是對歐洲圖書館的參觀、考察與思考，以及普拉特學院1896年建立的第二年項目，并分析在此過程中歐洲圖書館學對于普拉特學院與美國圖書館學教育的影響及其學術史意義。不同于以往研究中較多關注美國作為圖書館學知識“輸出方”對于他國的影響，本研究則采用新的研究視角，從“輸入方”的角度考察他國和其他地區圖書館事業對于美國的影響。將“輸出方”與“輸入方”雙向的研究視角結合起來，有助于更為全面地揭示國際圖書館學的知識交流史。

1 普拉默生平與1890年首次游歐

1.1 生平與著作

普拉默于1856年3月8日生于印第安納州里士滿的一個教友派家庭，家境優渥，其父為藥商。她先是就學于里士滿的教友派公誼學校，后于1881-1882年以特別生的身份入讀馬薩諸塞州著名的私立文理學院韋爾斯利學院，不過并未獲得學位；1882-1886年間在芝加哥擔任教師，并兼事詩歌閱讀與創作[3]。優越的家庭條件和良好的教育使普拉默掌握了西班牙語、德語、意大利語和法語等多種外語，為其后來游歐打下了語言基礎。

1887年1月5日，普拉默進入麥維爾·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創辦的哥倫比亞學院圖書館經營學院，成為世界上首屆圖書館學專業的學生之一，11月-12月曾短暫擔任圖書館學院編目課講師。學習期間，普拉默作為學生代表參加1887年9月的ALA千島湖年會，并在會上作了題為《一位學生眼中的哥倫比亞學院圖書館經營學院》（The Columbia College 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from a Student's Standpoint）[6]的發言，提出將講座分為技術型與激勵型兩類等建議，較早地表現出對于圖書館學教育的深刻理解；1888年3月，從哥倫比亞學院畢業，并于4月任圣路易斯公共圖書館編目員，1890年4月辭職[7]；1890-1911年間，擔任普拉特學院圖書館培訓班負責人、圖書館館長與圖書館學院院長，這是19世紀美國建立的第二所圖書館學校；1911-1915年間，任紐約公共圖書館學校首任校長；1916年9月21日因病逝世[8]。

普拉默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美國圖書館事業的重要領導者，積極參與美國圖書館協會、紐約圖書館俱樂部、紐約圖書館協會、全美教育協會等專業組織的活動并擔任協會主席、副主席等職務，1915-1916年任美國圖書館協會第二位女性主席，1903-1910年間任ALA圖書館培訓委員會主席[3]，領導制定了圖書館學院、暑期學校、培訓班等各類圖書館學教育機構的標準，是圖書館學教育標準化、規范化的早期探索者。有《小型圖書館指要》（Hints to Small Libraries）（1894）、《詩集》（Verses）（1896）、《圖書館學教育》（Training for Librarianship）（1907）、《閱讀的七種樂趣》（The Seven Joys of Reading）（1910）等專業論著或詩文傳世。

1.2 作為“游客”的普拉默

在任職普拉特學院之前，普拉默有過一次為期3個月的歐洲度假。1890年5月，普拉默辭去圣路易斯公共圖書館編目員的工作，乘船前赴意大利羅馬，5月31日抵達。關于普拉默此次游歐，《圖書館雜志》（Library Journal）曾有簡短報道，并稱“她將會及時回來參加ALA年會”[9]。根據其發表在《教友派通訊》的旅行游記可知，普拉默此次游覽了英國的切斯特、倫敦、格拉斯哥、愛丁堡、阿博茨福德，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德國的科隆、波恩、賓根、德累斯頓、美因茲、法蘭克福、紐倫堡、慕尼黑，意大利的羅馬、維羅納、威尼斯、佛羅倫薩，瑞士的日內瓦，法國的巴黎、加來等地。她饒有興致地參觀各地的教堂、皇家宮殿、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名人故居等歷史文化建筑，欣賞萊茵河和塞納河畔的沿途風光，夜宿阿爾卑斯山觀看勃朗峰的日出，流連于歐洲各國的自然風光、名勝古跡、風土人情。從其行程可以看出，普拉默此次歐洲之行雖然有參觀圖書館的安排，但更多是旅游度假式的，其《教友派通訊》的系列游記中也較少記述與圖書館有關的內容，可以視為其職業生涯中的一段休憩期。在最后一篇游記中，作為作家的普拉默以文學化的語言對此次歐洲旅行作了這樣的總結：

這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雖然也曾有過疲憊，不過，漸漸地，這些疲勞的記憶都消退了，只有那些旅途中美麗的、宏偉的、有趣的事物得以永留；威尼斯的貢都拉，德累斯頓、佛羅倫薩和羅馬的美術館，紐倫堡古色古香的房子，阿爾卑斯白雪皚皚的山峰，巴黎艷麗的街道，倫敦眾多有趣的景點，威斯特摩蘭山區以及蘇格蘭的天氣，所有這些都使我們相信，或許未來某個時候會再來看看它們[10]。

9月普拉默從歐洲返回紐約后，參加了9月8日至11日舉行的ALA年會，此后，被聘為普拉特學院圖書館助理館長，正式開啟其長達25年的圖書館學教育事業的序幕。

1.3 普拉特學院圖書館培訓班

普拉特學院是一所位于紐約布魯克林的私立藝術學院，1887年由美國企業家查爾斯·普拉特（Charles Pratt,1830-1891）捐資建立，1888年學院圖書館正式開館[11]11。1890年10月，自歐返美的普拉默受館長瑪格麗特·希利（Margaret Healy，生卒年不詳）之聘，主持開設圖書館經營培訓班（library training class），此前6月該館已開辦編目培訓班（cataloguing class）。培訓班講授的主要內容為普拉特學院圖書館的工作方法，教師均為圖書館員工，每人講授其工作內容。編目班以ALA編目條例為權威教材，卡特編目條例作為參考。圖書館經營班以“系統的順序”（systematic order）學習圖書館業務流程，包括采訪、登到、分類、排架、書庫盤點、裝訂、閱覽室工作、統計、咨詢臺工作、參考工作等。學制為一年，共兩個學期，每個學期3個月，講授與實踐操作交替進行，表現優秀的學生還會有一個名為學徒期的第三學期，不授予學位或文憑，但可為表現突出、適合圖書館工作的學生推薦職位[12-13]。

這種以圖書館實用技術方法為主的課程設計，體現出普拉默深受杜威圖書館學教育模式的影響。時人甚至將普拉特學院等圖書館學校與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的關系稱之為“高中之于大學”（high school to college）[14]。即便是在普拉特學院的簡介中也略顯“謙卑”地寫道，它并非是要作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的“競爭對手”（competitor），而只是希望能夠滿足培養公共圖書館助理或小型圖書館館員的不同需要，如果學生希望進一步深造或有更好的發展，則會竭力鼓勵其在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接受進一步的教育[15]。從這時普拉特學院圖書館培訓班的教學內容與教材等方面來看，普拉默的首次歐洲之行并未對培訓班教學產生明顯影響。

2 1894-1895年普拉默第二次歐洲之行

2.1 作為“觀察家”和“學習者”的普拉默

1894年秋季至1895年夏季間，普拉默二次旅歐，足跡涉及比利時、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瑞士等國，實現了四年前“再來看看”的心愿。相較于1890年夏季的首次歐洲旅行，普拉特四年之后的第二次歐洲之行，不僅時間上更長，而且帶有更強的圖書館考察與學習交流性質。如果說第一次游歐的普拉默的身份更多是一名“游客”（tourist）[16]——甚至還隨身攜帶著旅行指南，那么，二次游歐的她則是更多是以“圖書館員”和歐洲圖書館事業的“觀察家”的身份。這次旅行也留下了更多的文字記錄。游歐期間，普拉默在美國的《國家》《教友派通訊》《普拉特學院月刊》（Pratt Institute Monthly）等報刊上發表了《第二次游歐》（A Second Visit To Europe）、《一些歐洲大陸的圖書館》（Some Continental Libraries）等游記或通信，記載了參觀歐洲圖書館的經歷及其觀察與行思。此外，她還不定期地和普拉特學院的同事們通過書信交流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所有這些，都表現出她此次訪歐作為“觀察家”的一面。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普拉默此次歐洲之行的大致軌跡，并從中觀察歐洲圖書館制度、圖書館學教育與學術研究實踐給普拉默的思想帶來的變化。

1894年8月，普拉默從紐約法拉盛乘坐“比利時號”客輪出發，最終客輪駛過斯海爾德河，抵達比利時港口城市安特衛普。旅途中風光優美，尤其看到是荷蘭沿岸的鄉村田園景象——“極小的村莊或農舍，好像剛剛建好或刷過漆一樣，綠樹青草，就像每天都清洗，男人耕作，女人擠奶，孩子們沿著路堤奔跑觀看輪船”[17]，讓來自于現代工業城市紐約的普拉默感到新奇而愉悅，雖然這并非她首次游歐。這種新奇感在她后來參觀歐洲各國圖書館時得以延續。安特衛普也因此成為普拉默此次歐洲之行的首個游覽地，其大教堂、美術館、1894年世博會展館、歐洲著名畫家和收藏家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的畫作等都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過，普拉默在安特衛普參觀過的“最有意思的地方”[17]（the most interesting place visited）還是普朗坦博物館。這一博物館是為紀念在安特衛普長期經營的法國印刷商、出版商克里斯托費爾普朗坦（Christoffel Plantijn，約1520-1589）而建，原為普朗坦家族的住所和印刷辦公室，在歐洲出版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博物館里陳列著200多年前普朗坦印刷廠使用過的舊式手工印刷機、各式各樣的字模、帶有校對員改動痕跡的印刷品校樣、出版的古書等物品，使普拉默感覺仿佛“回到了過去”（nearer to the past）[17]。雖然普拉默在安特衛普停留的時間很短，但是普朗坦博物館卻開啟了她的歐洲書籍與圖書館文化之旅，為“她為期一年的海外生活開了個好頭”（Her year abroad opens well）[18]。

根據其旅行游記記載，普拉默在抵達安特衛普的第三天，便乘坐早班火車去了德國科隆[17]。此次普拉默在德國主要游覽了拜羅伊特、紐倫堡等地，其中在歷史文化名城紐倫堡停留時間最長（10天），行程包括參觀紐倫堡日耳曼博物館、那不勒斯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龐貝古城等博物館與文化古跡，拜謁德國藏書家利巴爾德·皮爾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的墓地等活動。普拉默此次游歐的另一個主要國家是意大利，包括維羅納、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那不勒斯等地，其中在佛羅倫薩居留的時間最長。1894年10月25日，佛羅倫薩地方報紙《國家報》（La Nazione）還專門報道了普拉默游歐的消息，并稱她為“美國最杰出的圖書館員”[19]之一。這一報道指出了普拉默此行的兩大目的，一是作為歐洲圖書館事業的觀察家，考察其圖書館制度和發展情況；二是作為歐洲圖書館學的“學習者”，了解其圖書館學術與圖書館學教育，尤其是印刷史、古文書學等歐洲學者更為擅長的知識領域。

2.2 以他者和比較的眼光觀察歐洲圖書館

考察歐洲圖書館事業是普拉默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普拉默此行遍訪意大利、德國、法國、英國等國的圖書館，但她最為稱道的無疑是意大利的圖書館事業。她參觀過的意大利圖書館至少包括如下所列：（1）國立威尼斯圖書館。為意大利官辦圖書館（Government libraries），建筑宏偉莊嚴，充滿歷史感，有嚴格的借閱規定。（2）奎里尼宮圖書館。為面向公眾開放的私人圖書館，在藏書的組織管理上并不完善，無統計工作，正在參考ALA的圖書館目錄范例建立完備的目錄體系。（3）威尼斯圣拉扎羅島亞美尼亞修道院圖書館。該修道院是亞美尼亞文獻的收藏、印刷、出版與傳播中心，對于保存亞美尼亞人的歷史與文化具有極高的重要性。其圖書館不僅收藏有大量歷史手稿和古書，而且還有數臺印刷機，用于印刷亞美尼亞語文獻以及翻譯為其他語種的文獻，被普拉默稱之為亞美尼亞人“在歐洲的宣傳基地”[20]。（4）羅馬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圖書館。圖書館位于羅馬學院，根據1878年圖書館法由69家修道院圖書館合并而成。藏書超過15萬冊，其中基督教圖書有5萬多冊，不乏大量珍稀文獻，其館藏珍品有意大利詩人、“人文主義之父”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的《十四行詩》、1470年在威尼斯印刷的塔西佗著作等。該館的一個重要特色是中文和日文圖書，還與美國等國家交換政府出版物，并保存意大利出版圖書的呈繳本。（5）梵蒂岡圖書館。它收藏了大量法律、檔案、羅馬教皇藏書等文獻，曾為主教的私人圖書館，在普拉默參觀時已面向全世界的學者開放，不過當時對于女性讀者仍有限制[21]。（6）佛羅倫薩國立中央圖書館。該館是意大利官辦圖書館系統中藏書量最大、最重要的一個，行使國家圖書館的職能，擁有包括四十三萬五千冊圖書、一萬八千冊手稿在內的館藏，被普拉默稱之為“全體教員中的院長”（dean of the entire faculty）[22]。它收藏了大量的珍貴古籍，如十四世紀帶有但丁批注的《神曲》手稿、佛羅倫薩首部印刷的書籍、意大利印刷的首部插圖版書籍等。（7）馬魯切利安圖書館。該圖書館由意大利修道院院長、目錄學家、藏書家弗朗西斯科·馬魯切利安（Francesco Marucelli，1625-1703）創辦。雖然普拉默聲稱馬魯切利安的館藏“比這里的大多數圖書館更加現代”[22]，但它仍然有很多稀有版本、價值昂貴的書籍藝術品，包括100冊完整呈現藝術發展史的版畫專藏，還有一冊專門的搖籃本書目。（8）維尤索圖書館。該圖書館雖然收費——這一點在普拉默看來是“唯一落后于我們家鄉圖書館的地方”[23]，但它的開放時間較長，閱覽室從早8點到晚10點，流通部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采用開架式。（9）里卡迪圖書館。特色在于意大利人的手稿、歷史與文學收藏，為意大利但丁研究會的總部及藏書所在地，有豐富的但丁研究書籍，主要面向學者。（10）老楞佐圖書館。建筑由米開朗琪羅設計，藏有大量手稿和早期印刷書，如塔西佗著作抄本、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法典》最古老的抄本等。（11）熱那亞大學圖書館。屬于官辦圖書館系統，和意大利不少圖書館一樣，該館同樣建立在原有的耶穌會藏書基礎之上。（12）熱那亞市立圖書館。又稱貝里奧圖書館，開館時間長，從早上9點到晚上10點，僅在某些節日和暑假期間有所縮減。在普拉默看來，它是意大利同類圖書館中最好的之一，甚至“比很多官辦圖書館都要好”[23]。（13）米蘭布雷拉圖書館。該館曾開設圖書館學校，不過在1895年因經費問題停辦，讓慕名而去的普拉默大為失望[23]。它屬于官辦圖書館系統，館藏以歷史學、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為主，擁有意大利最為豐富的社會科學與政治經濟學藏書。

他者的眼光和圖書館員的職業身份，讓普拉默總是特別留意歐洲圖書館與美國的不同之處并品評其優劣。以下方面讓她尤為注意：

其一，統一的國家圖書館體系與管理體制。其中又以意大利為代表。1870年意大利完成統一前后，先后在1869年、1885年頒布圖書館法令，建立起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政府機構圖書館等組成的官辦圖書館系統。其中，國立中央圖書館（Central national library）有兩所，包括1876年在羅馬新建的國立圖書館與原有的佛羅倫薩圖書館，被賦予保存呈繳本等國家圖書館的職能。所有官辦圖書館歸教育部主管，采用一致的業務組織方法和管理制度，圖書館工作人員由考試聘用，納入政府公務人員，可在不同圖書館之間調動。雖然這種統一的管理體制“帶有常見的將圖書館困于一個系統而不考慮個體特質的官僚政治的問題”[24]，然而，卻令來自美國的普拉默耳目一新，并在文章中多次稱贊其是“極好的有序的系統”（admirably ordered system）[25]。

其二，古舊珍藏與歷史建筑。她在為《國家》雜志的文章中寫道，美國的城鎮圖書館館長在向人介紹本館時，一般會談及其業務體系、流通數字、正在開展的工作等，然而，“在這里（注：德國）則會向人展示書架上可能陳列的任何珍藏（treasures）”[26]。這一點道出了兩者各自的優勢，即美國圖書館長于內部的組織管理方法，而歐洲圖書館則長于其厚重的珍稀文獻館藏與歷史積淀。與歷史文獻收藏相適應的是歐洲圖書館建筑的歷史感。歐洲許多圖書館的館舍是原來的修道院，如德國紐倫堡公共圖書館，或如梵蒂岡圖書館，曾經就是主教的私人圖書館，后面向學者開放。宗教建筑內莊嚴與精美的裝飾可以讓身處其中的讀者“發思古之憂情”，如普拉默所稱，可以激起人們關于中世紀的“很多想象”[26]。

其三，學術性濃厚而“公共性”不足。普拉默在到訪的圖書館中尤其留意其“公共性”的一面，不過，卻時常感到錯愕。例如，德國拜羅伊特的圖書館每周僅開放兩小時，每年借書人數僅在200人左右，在普拉默參觀之日僅有兩名讀者；紐倫堡公共圖書館每周開放三天，每年借書人數僅在400人左右。又如意大利國立威尼斯圖書館和奎里尼宮圖書館都要求美國人持有領事簽章的擔保書方能借書，這讓普拉默感到極為“失望”[27]，即便是其他城市的意大利人，也要求提供官員擔保書。有限的開放時間、對于讀者借閱權限不合理的等級劃分、較少的到館讀者等，都體現出普拉默所參訪的歐洲圖書館在“公共性”上的缺失。無論是德國還是意大利政府主辦的官辦圖書館系統，其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大學教授、師生和其他研究人員，而這些讀者多是為查閱古籍、手稿、檔案等特藏文獻或法典、百科全書、政府公文等學術參考資料，而非普通大眾自我教育的通俗讀物。這一點在普拉默對圖書館讀者群體的觀察中不斷得到印證，因而她在造訪米蘭布雷拉圖書館后不禁感慨圖書館作為一種“高級教育機構”（higher institution of learning）[23]的觀念并沒有在意大利獲得廣泛認同，而且官辦圖書館似乎也無力“將其現有職責拋在一旁，承擔起免費流通圖書館的工作”[23]。

其四，讀者服務的人性化。普拉默的個人體驗表明，當擁有了借閱權限后，歐洲圖書館的服務則又會展現出其細致、周到的人性化一面。國立威尼斯圖書館閱覽室的侍者（attendant）統一著裝，隨時留意讀者的需求，例如，在讀者暫時離開時幫助把書放到指定的書箱里，并為其保留座位。在普拉默看來，“在圖書館開放時間，除了侍候讀者或更高級別的圖書館官員，他們大多數似乎沒有其他工作要做”[27]。又如，德國圖書館在還書方式上極為方便和靈活，游客可以通過郵遞員、賓館門房等歸還圖書，顯示出“對于人性的信任”（confidence in human nature），這讓她不禁對美國很多圖書館的“鐵律”[26]產生了懷疑?！肮残浴钡娜笔c讀者服務的人性化看似矛盾，但又有其內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即當時德國、意大利等國的圖書館服務理念更為強調為學者與學術研究服務，甚至帶有一絲“貴族氣”，這就可以理解為何一方面設置門檻和劃分等級，一方面又對擁有使用權的讀者“關懷備至”。

2.3 “學者型館員”：歐洲的圖書館學教育與學術

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的修道院圖書館、大學圖書館等學術圖書館的發展，建立在豐富的歷史文獻遺產基礎之上，形成了具有較強學術性的古典目錄學、古文獻與古文書學的知識傳統與學術成果。這也塑造出了與美國迥異的圖書館任職要求與圖書館學教育，其中又以意大利和德國為代表。意大利圖書館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套圖書館人員分類與考試制度。它將官辦圖書館中的人員分為五大類，每一類又分為兩到三個等級。除特殊情況外，每一職位的聘用均需通過考試。例如，第一類人員包括圖書館長官（prefect）、館長和手稿部的主管。圖書館長官和館長的考試內容包括：完成一篇圖書館經營或普通目錄學方面的專題論文；字典式編目規則相關問題；目錄學研究問題；十三至十四世紀手稿文本（意大利語和拉丁語）的轉錄并解釋；將古典意大利語文本的篇章翻譯為法語版本；將德語或英語文獻翻譯為意大利語版本；古代與現代不同時期、不同語言、不同主題的印本書的登錄、編目與分類；圖書館規章制度與圖書館法律等。這些考試內容涉及目錄學、古籍與手稿等特藏文獻編目、古文書學、古典語言與文學、圖書館經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帶有鮮明的學術性與文化性，體現出歐洲圖書館的歷史文化底色。正如普拉默所說，通過這樣的考試制度選拔出的圖書館長及其助理的候選人“必須是學者”（must be scholars），方能管理“（歐洲）這些偉大圖書館書架上的館藏”[25]。

為了滿足圖書館對于“學者型館員”（learned librarians）的需要，19世紀末的歐洲圖書館學教育機構開設了帶有濃郁歷史色彩和人文學術特征的專業課程。意大利米蘭布雷拉圖書館學校的課程由國立布雷登斯圖書館館長朱塞佩·富馬加利（Giuseppe Fumagalli，1863-1939）教授主持設計，包括印刷術發明前的書籍、印刷術發明后的書籍、書籍制作的技藝、書業史、圖書的選擇與管理等內容[23]。又如德國哥廷根大學。1886年10月，齊亞茨科（Karl Franz Otto Dziatzko,1842-1903）受聘為哥廷根大學圖書館館長、教授，在該校開設目錄學、圖書史、圖書館管理方面的講座課程與研討班，傳習搖籃本等古籍的編目、手稿的閱讀等學問，成為德國大學設立的首個圖書館學教席[28-29]。不同于美國一些杰出圖書館人對目錄學教學能否產生重要成果的懷疑態度，普拉默極為稱贊齊亞茨科的目錄學及相關學術領域的教學，認為這雖然不一定能夠在短期培養出“完美的圖書館員”（perfected librarian），但是通過這樣的教育，學生能夠了解“目錄學的基礎知識”和未來進一步學習研究的指引，“他們的興趣和志氣也在此過程中被喚醒”，以利于未來從事“選定領域的工作”。同時，普拉默認為，這類課程在歐洲要比美國更容易獲得成功，因為前者有規模龐大的歷史館藏，以及數量更多的“學者型館員”來擔任教師[26]?？梢哉f，她在這里對于美歐圖書館學差異的判斷是十分準確的。

3 1896年普拉特學院第二年項目

3.1 項目的建立

普拉默在歐洲的圖書館考察與學習，以他者的眼光來看待歐洲的圖書館事業與圖書館學發展，使其對于美歐圖書館在管理體制、規章制度、工作方法、館藏資源等方面的差異有了更直觀的感受，尤其是圖書館工作的學術性與文化特質。在此過程中，她看到了大量珍貴的歐洲古書、手稿和特藏文獻，增強了對圖書史、印刷史、搖籃本、古文書學、圖書館史、目錄學等圖書館學術的興趣，并增進了在相關領域的知識修養。在1894-1895年為《國家》雜志撰寫的文章中，普拉默多次提出類似的發問——“在（意大利）這一極好的有序的系統中，是否有一些東西可以應用到我們自己的（圖書館）之中”[25]，顯示出她對于學習借鑒歐洲圖書館制度與圖書館學知識的專業熱情，并在后來成為歐洲圖書館學知識輸入美國的“中間人”。她的兩次歐洲之行尤其是第二次游歐，塑造的圖書館觀念與國際視野，習得的圖書館學目錄學知識，對于普拉默后來的圖書館職業生涯產生了深刻影響。例如，她為普拉特圖書館新館所作的規劃設計帶有鮮明的文藝復興風格[30]，新館中兒童圖書館的創設及普拉默的兒童圖書館服務思想都帶滲透著“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特征[4]。除圖書館管理實踐之外，這種歐洲影響的印記又集中反映在她所執掌的圖書館學教學中。

1895年7月，歐洲休假歸來的普拉默被任命為圖書館館長兼圖書館學院院長（librarian and director），以接替因走入婚姻而辭職的原館長瑪格麗特·希利女士[31]。為了進一步適應美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普拉默將原有的圖書館培訓班重組為圖書館學院。這次重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增設了專注于“歷史課程”（historical course）[32]的第二年項目（second-year course），以滿足那些“希望能夠從事更高級別圖書館工作的人的需要”[15]。

1896年6月1日，普拉特學院圖書館新館正式啟用。根據該校1895-1896學年至1897-1898學年的學校概況手冊顯示，在新館落成和啟用前后，圖書館員工規模從20人（1895年）迅速躍升至37人（1897年），這為擴大圖書館學教學規模提供了物理場所與師資保障。1896年9月21日，普拉特學院圖書館學院秋季學期開學，舉行第二年項目的入學考試，考試內容包括文學、歷史、法語、德語、拉丁語、時事與圖書館經營知識；9月28日，第二年項目正式開始授課，學制為9個月，共3個學期，次年6月18日結課。第二年項目與原有的第一年項目（first-year course）相互獨立，學生可以選擇只學習第一年項目，或者只學習第二年項目，或者兩年均學習，也不只招收普拉特學院的學生。修完所需課程，完成畢業論文、目錄編纂或其他同等任務的學生可被普拉特學院授予畢業證書[11]114-116。

3.2 課程設置與任課教師

該項目的主要培養方向是面向大型參考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或是圖書館中偏重歷史方面的工作[33]。相較于第一年項目的圖書館業務流程與實用方法，第二年項目具有更強的學術性和理論深度，標志著普拉特學院的圖書館學教育“發展到了另一個階段”（a development of another phase）[34]。該項目的課程主要分為圖書館經營（library economy）、編目（cataloguing）、文學與語言（literature and language）、講座與考試（lectures and examinations）等四大類，其師資力量除了普拉特學院圖書館員工，還來自于紐約公共圖書館等紐約地區的多家圖書館、出版社與教育機構。除圖書館經營課程關注一般的圖書館管理問題與圖書館史外，其他三類課程的主要科目及任課教師情況如下[11]114-116,[35]。

（1）編目類。高級編目與目錄學。內容包括搖籃本、早期美國文獻、手稿等古書與特藏文獻的編目等問題。該課程受到紐約公共圖書館館長約翰·比林斯（John S.Billings,1838-1913）和雷諾克斯圖書館館長威爾伯福斯·埃姆斯（Wilberforce Eames, 1855-1937）的大力支持。前兩個學期，每周兩天在雷諾克斯圖書館資深館員阿基利先生（Signor I.Achilli，生卒年不詳）的指導下，學習搖籃本編目、手稿文本的轉錄等，了解此類工作所需的書目與其他參考書；第三個學期，每周兩天在雷諾克斯圖書館、一天在阿斯特圖書館，進行編目實踐[36]。雷諾克斯圖書館有大量來源于歐洲的西文古籍珍藏，包括搖籃本等早期印本書，最知名的如古騰堡圣經，此外如莎士比亞、彌爾頓等文學大家的藏書亦多精品，不啻為一個西方書籍史與印刷史博物館，為古籍與手稿等特藏文獻的編目實踐提供了極大便利。學生對于該課程的學習有極大熱情，認為“要比普通的編目工作有趣多了”（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n ordinary cataloguing）[37]。

（2）文學與語言類。一是古代與現代歐洲大陸文學（不包括小說），由普拉默本人主講；二是意大利語。旨在使學生能夠閱讀意大利出版的圖書館學著作。歐洲語言在普拉默的圖書館學教育實踐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原來的一年制圖書館培訓班中，便有德語等語言與文學方面的課程，普拉特學院圖書館還印制有《德語圖書簡報》《法語圖書簡報》等出版物。1896年開設第二年項目后，普拉默更是專門聘請了泰奧菲洛·孔巴（Teofilo E.Comba,1851-1921）擔任意大利語任課教師[11]8-9。第一學期學習意大利語，打下語言基礎，學年剩余時間讓學生翻譯意大利的圖書館學文獻，包括朱塞佩·奧蒂諾（Giuseppe Ottino,1841-1898）的《目錄學》、托馬斯·加爾（Tommaso Gar,1808-1871）的《目錄學讀本》、意大利官辦圖書館規章制度等[36]。

（3）講座類。包括：①圖書與印刷史講座。該課程由德·文恩印刷公司西奧多·德·文恩（Theodore Low De Vinne,1828-1914）、弗蘭克·霍普金斯（Frank E.Hopkins,1863-1933）講授。德·文恩是19世紀后期與20世紀初期美國知名的印刷商，并長于印刷史與印刷術的研究，有《印刷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1876）等著作行世?；羝战鹚故堑隆の亩饔∷S的書籍設計師，與普拉默與有著良好的私人關系，普拉默的《詩集》便是由霍普金斯在德·文恩印刷公司刊印[38]；②書籍裝幀的歷史與知名的裝幀師。該課程由書籍裝幀師伊芙琳·諾德霍夫女士（Evelyn Hunter Nordhoff,1865-1898）講授，授課地點在圖書館展廳及其個人工作室[39]。與普拉默一樣，諾德霍夫女士也有游歐經歷，曾師承于英國書籍裝幀師和藝術家湯姆斯·科布登-桑德森（T.J.Cobden-Sanderson,1840-1922），是美國首位女性書籍裝幀師，并創辦了諾德霍夫裝幀所（Nordhoff Bindery），致力于向美國女性教授書籍裝幀的技藝；③雕刻（engraving）與早期復制技藝。由普拉特學院博物館部副主任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J.Frederick Hopkins，生卒年不詳）講授。博物館部主要負責學院各課程教學所需要的說明材料的獲取、分類與展陳，其中包括很多雕刻品[30]。博物館主體館藏就位于圖書館三樓，便于參與圖書館學院的日常教學工作；④拉丁語古文書學。1898-1899 學年，第二年項目還增設了每周兩次的拉丁語古文書學講座課，由哥倫比亞大學古典學教授、長于拉丁銘文研究的詹姆斯·埃格伯特（James C.Egbert,Jr,1859-1948）在哥大校園授課[32,40]。

此外，圖書館學院還邀請其他院系或校外專家為學生開設講座，1896-1897學年受邀的就有普拉特學院建筑學講師文森特·格里菲斯（Vincent C.Griffith，1866-1921）、科學技術系主任查爾斯·理查茲（Charles R.Richards,1865-1936）、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館長歐內 斯 特·理 查森（Ernest C.Richardson,1860-1939）、哥倫比亞大學參考館員查爾斯·尼爾森（Charles A.Nelson,1839-1933）、紐約免費流通圖書館館長鮑士偉（Arthur E.Bostwick,1860-1942）等人[36]。第二年項目的課程及任課教師后來雖稍有變動，如圖書館學家畢曉普（W.W.Bishop,1871-1955）曾短暫地擔任古文書學講座課教師，但總的來說保持了以上基本架構。從第二年項目的課程與師資來看，歷史類與文獻目錄學類科目是其教學重點，注重對于古文獻尤其是歐洲古書相關的印刷、出版、裝幀、編目等知識的學習與研究，通過意大利語等語言的學習及時關注歐洲圖書館學、目錄學的歷史與動向。顯然，這與普拉默1890年和1894年兩次游歐尤其是第二次考察學習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3.3 學生培養

第二年項目并非每年開設，而是“當有足夠的申請人數可以組成一個班時”“時不時地開設”[33]。通過查考1896-1911年間普拉特學院簡介與圖書館年報，該項目在普拉默負責下共招收了4屆，分別為：1896-1897學年，首屆學生共有3名；1898-1899學年，第二屆學生4名，其中兩位是有工作經歷的圖書館員；1899-1900學年，第三屆學生3名；1903-1904學年，第四屆學生5名。在普拉特學院印制的1906-1907學年學校簡介材料中，已經沒有圖書館學院第二年項目的介紹，標志著這一項目的停辦。雖然招生次數和學生人數都較少，但第二年項目學生們的表現讓任課教師們極為滿意，普拉默在圖書館年報中也不吝給出“極其出色的工作”[36]、“學習非常優秀”[32]等贊美之詞。

這四屆學生的畢業論文選題包括《搖籃本編目》《州圖書館委員會》《流動圖書館》（1897屆）、《現有的古文書學學校與課程》《意大利修道院圖書館的征用》《過去十年重要的手稿發現》《過去二十年間流入美國的歐洲藏書》（1899屆）、《美國的私有印刷廠》《長島印刷史》（1900屆）、《16世紀的印刷》《愛因斯爾＜搖籃本書目＞的翻譯》《拉丁手稿的編目》（1904屆）等研究。在撰寫畢業論文之外，學生還完成了目錄編纂或翻譯圖書館學文獻等其他畢業要求的任務，包括編纂搖籃本編目參考書目、15世紀印刷書目錄、15世紀與16世紀圣經參考書書目、普拉特免費圖書館所藏16世紀圖書目錄、手稿復本索引、印刷商標志索引、馬里昂出版社書目、意大利目錄學術語及其定義與縮寫列表等書目或索引，翻譯意大利富馬加利、德國齊亞茨科、奧地利愛德華·雷爾（Eduard Reyer,1849-1914）等歐洲學者的著作等專業文獻。從學生培養環節來看，也反映出第二年項目濃厚的“歷史”特色與歐洲印記，尤其是搖籃本等早期印刷書與手稿的編目等教學內容。

4 討論與結語

1901年7月6日，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館長、ALA圖書館培訓委員會委員歐內斯特·理查森在ALA年會上宣讀了普拉特學院、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德雷克塞爾等三所圖書館學校的考察報告。其中，他對于普拉特學院的圖書館學教育表示了高度贊賞：“普拉默女士在其第二年項目上的優秀典范絕不能為我們所忽視。在她的搖籃本與古文書學的教學中，她在努力追求著對圖書館職業來說真正重要的東西并且正在實現它，至少是以一種有趣且并非不現實的方式堅守著理想（holding out an ideal）?！盵41]在他看來，搖籃本、古文書學、印刷史等學術領域是圖書館學和圖書館職業“真正重要的東西”。饒有意思的是，理查森在報告中說道，他更希望紐約州立圖書館學?；蛞晾Z伊大學圖書館學院開設此類歷史課程，同時將科學性的內容如各類古書（而不僅僅是搖籃本）的編目納入研究生課程，而普拉特學院或德雷克塞爾學院等學校只需將主要精力放在圖書館技術人才的培養上。結合當時美國圖書館學教育以技術性訓練為主的整體情況來分析，則可以理解理查森的深意，他并非是真的反對普拉默在圖書史和目錄學方面的專業教育（恰恰相反，他認為普拉特的這一嘗試“正在做一項對于美國圖書館利益極為重要的工作”[41]），而是對當時圖書館學教育狀況不滿的一種表達和對被其寄予厚望的教育機構的失望——本應由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這一圖書館學的“大學”承擔的學術責任，卻被普拉特學院這所“高中”占了先機。

普拉特學院圖書館學院初創之時帶有明顯的技術教育模式的特征，普拉默在1898年也曾言該校課程與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按篌w一致”[42]。不過，作為杜威的得意弟子，普拉默并沒有讓普拉特成為第二個哥大圖書館經營學院或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這源于二人對待古典圖書館學術特別是歐洲圖書館學知識的不同態度。杜威在設計哥大圖書館學課程體系時，對1874年德國圖書館學家弗雷德里?！ち_爾曼（Friedrich Rullman,1816-1909）提出的圖書館學教學體系進行了徹底的現代化改造，去除了文學史、印刷史、圖書史等古典知識，確立了以圖書館經營管理為中心的現代圖書館學知識體系[43]。在哥大圖書館經營學院的課程體系中，“只有當有必要用于解釋或使人接受現代（圖書館）方法時，課程才會涉及古舊的（antiquarian）或歷史的內容”[44]49。換言之，極少的歷史知識僅是輔助性的，并不成為其主體內容，因為圖書館經營學院的目標是“完全實用性的”（entirely practical）[44]49。即便是目錄學講座，也帶有較強的實用目的——“教給圖書館員如何明智地回答他最有可能被問及的特定學科的問題”[44]91，在討論一般性的目錄類型與功能等基礎知識外，主要由各個學科領域的專家介紹各類重要的目錄，至于目錄學史、圖書史、古文獻研究等典籍文化層面的知識內容則并非其重點。

杜威是一位天生的改革家，而普拉默則更像是一位圖書館學的“復古派”代表——但這并不是要抹煞她在兒童圖書館學教育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創新。普拉默在韋爾斯利學院接受了西方古典教育，她在圖書館員之外同時也是一位詩人、作家，對于人文學術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敬畏。她通過赴歐考察圖書館制度、學習交流，在普拉特學院第二年項目中開設圖書與印刷史、裝幀史、古文書學、歐洲文學與語言等課程（這些恰恰是杜威所舍棄的），從歐洲找回了圖書館學的古典知識傳統。然而，“復古”并不一定意味著歷史的退步，在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技術與實用主導的圖書館時代，這種復古未嘗不是一種開新。

綜上，普拉默學院圖書館學院第二年項目的建立是普拉默兩次游歐尤其是第二次歐洲之行影響的集中體現和重要成果。如理查森所說，這得益于普拉默“堅守著理想”并努力打造出“優秀典范”，反映出她和杜威對于古典圖書館學術的不同態度。如果僅從人數和存續時間來看，第二年項目在普拉特學院的圖書館學教育工作中并不處于主體地位，例如首屆3名學生僅占該學年招生總數（25人）的12%。不過，第二年項目在學科史和學術史上的更大意義在于，它引入歐洲圖書館學在古典學術上的優勢和歷史人文氣質，“稀釋”了19世紀末美國圖書館學教育的實用主義色彩，體現出普拉默對于努力提高圖書館學學術性的追求，促進了歐洲圖書館學知識在美國的傳播。在此過程中，美國成為圖書館學知識的“輸入方”，與19世紀末及此后作為“輸出方”的美國圖書館學知識成果在歐洲的傳播一道，構成了“輸入”與“輸出”雙向互動的國際圖書館學知識交流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