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駱駝祥子》研究綜述

牛佳欣

內容摘要：《駱駝祥子》自1936年開始在《宇宙風》上連載迄今，始終是學界關注的對象。通過對新世紀以來的《駱駝祥子》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分析后不難發現，這部小說的語言特色、修辭方法、敘事風格、人物形象分析、故事的悲劇性研究等仍然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但從小說的經典化、譯介研究、民間立場、女性主義、城鄉視野等層面研究《駱駝祥子》，使《駱駝祥子》研究呈現出多面開花的特點。

關鍵詞：老舍 《駱駝祥子》 研究綜述

作為老舍創作中的不朽杰作，《駱駝祥子》自1936年9月16日在《宇宙風》第25期上開始連載，到現在已經86年了。小說對祥子、虎妞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祥子的悲劇人生、小說鮮明的“京味”特色等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駱駝祥子》的研究仍然是老舍研究的“重鎮”。僅就中國知網上的搜索統計，《駱駝祥子》的研究文章大約1600多篇。本文擬對《駱駝祥子》新世紀以來近二十年的研究文章進行梳理，以呈現新世紀以來《駱駝祥子》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一.語言特色、修辭方法與敘事風格

《駱駝祥子》鮮明的語言特色、修辭手法與敘事風格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進入新世紀以來，仍然有一批文章聚焦于這方面的探究。

馬爾華指出，老舍在對人物進行描寫時總是根據人物的身份、性格、心理和所處情景選擇合適的動詞，在選擇動詞時總是選擇相關詞語的反常搭配，他突破固有的搭配習慣，取得尋常詞語藝術化的效果。創作中采用詞語轉類用法，將其他性質的詞語用作動詞，從而增強了詞語的動態性和形象性[1]。陳獻勇指出，在老舍的作品中，漢語的歐化現象比較嚴重，這可能和他早期在英國倫敦大學任教的經歷有關。京味的語言風格和歐化漢語的交叉運用，形成了老舍小說中奇崛的語言景觀[2]。

梁華指出，比喻這一種大眾化的修辭方法在老舍筆下被用的出神入化，老舍在喻體選擇方面多采用取實為喻，例如“高媽說的話好像留聲片機，是轉著圈說的”；取動物為喻，例如“她好像圈在屋里的一只蜜蜂”；以及濃郁的“中國味兒”和“京味兒”的喻體，例如“他好像一個別人抽著轉的陀螺”。在《駱駝祥子》中老舍通常使用實物作為比喻，并將其轉化為簡潔明了的語言形式[3]。謝建娘指出，老舍是個體驗派的現實主義作家，具有鄉土情節，這導致了老舍的比喻中含有動物化的傾向，在修辭表述的語言上面，具有口語化、民俗化的特征[4]。

壽鳳玲認為《駱駝祥子》敘述了祥子買車和追求愛情的三起三落，體現出老舍思想中的悲觀意識和宿命感，進一步體現出了老舍在思考改造國民性方面已經到達了“人性”的高度[5]。鄧新東指出，老舍汲取了晚清以來的譴責小說中的戲謔、嘲諷的寫作風格，以及五四以后大規模的鬧劇式的荒誕場景，形成了《駱駝祥子》獨特的啟蒙與謔仿話語的二重協奏，獨具審美機杼[6]。李琳以《駱駝祥子》為例說明老舍往往在文學創作中滲透一種狂歡精神，這種狂歡精神的滲透影響到了老舍對于小說情節的安排。在《駱駝祥子》中，老舍營造了一次次宏大的“嘉年華式”的狂歡節。這種令人恐怖的狂歡節揭示了人性的黑暗同時耶揭示了國民的鈍感，但也滲透了溫情[7]。

二.人物形象分析

《駱駝祥子》中角色眾多，歷來研究者們對于人物形象的研究分為三大類別，分別是祥子、虎妞和其他群像人物。

對祥子的人物形象分析存在兩種相反的觀點。一方面是對祥子性格的全盤否定。如詹虎試圖破解男性中心主義的話語權，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分析導致祥子墮落的性格成因。他指出在祥子、虎妞、小福子、夏太太、白面口袋四個人錯綜復雜的情欲關系網當中，一種男權社會中所特有的心理圖式，即引誘者有罪而自己無罪，這從側面體現出了祥子性格中的殘缺與人性的卑污[8]。另一方面則處處肯定祥子身上的優良品質，將祥子的悲劇人生歸結為社會原因。白志堅指出，在祥子身上可以看得到老舍對生命、社會的思考。白志堅認為，祥子是一個聰明能干，人格獨立的車夫，只不過是現實社會的重重打擊使得能干的祥子無無力地滑向了墮落[9]。

歷來學者們對虎妞的形象研究大多集中在虎妞對祥子悲劇命運的負面作用，但近年來對于虎妞的形象大有平反的趨勢。倪娜認為，虎妞殘缺、畸形的人生經歷造成了虎妞心中愛的缺失與對愛的誤解?！芭畠骸鄙矸莸幕㈡さ貌坏侥赣H的愛，“女人”身份的虎妞不知道什么叫愛，“妻子”身份的虎妞沒有得到丈夫的愛。種種因素的疊加導致了無意中對祥子的傷害并造成了自己的命運悲劇[10]。逄增玉甚至認為，傳統主流話語對于虎妞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就算沒有虎妞對于祥子的引誘，作為社會底層人士的祥子一樣會遭受到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勢力的壓榨，沒有虎妞對祥子進行引誘同樣會有其他的女人對祥子進行身體上的破壞，只不過在小說當中這個人恰好是虎妞[11]。陳祝容認為虎妞和小福子作為《駱駝祥子》中兩位女性形象，在不同審美形態上產生了強烈對比：丑陋與俊俏，粗野俗氣與善良溫柔，一個不惜手段成全自己，一個不惜犧牲自己為了別人。但即使是性格迥然不同的兩個女性角色，她們最終的命運卻都是死亡，加速了祥子的墮落，進一步體現出了當時的女性的艱難處境[12]。

在群像人物方面，陳奔認為，《駱駝祥子》中老舍刻畫了三組人物形象，第一組是壓迫剝削階級——劉四虎妞和孫偵探等人，揭示了舊社會中黑暗勢力的龐大，第二組是被壓迫階級——祥子、小福子等人，體現了舊北平底層人民的苦難，第三組是對勞苦人民的同情者——曹先生等人。這三組人物構成了祥子生活的客觀環境，在三股勢力的周旋之下，作為普通百姓的祥子失去了立足之地，造就了祥子的一步步墮落[13]。

三.對小說中的悲劇性的探究

唐克龍通過分析《駱駝祥子》的兩個主人公祥子和虎妞的身份認同焦慮，指出祥子在最后雖然認識到了個人主義的的危險，但是在特殊的社會背景中無力做出改變，虎妞在男權社會中希望找到自己的合法生存地位，但最終結果是一種無望的掙扎。祥子和虎妞的“承認”焦慮，直接導致了悲劇的產生[14]。唐玲艷以祥子特殊身份的轉換：破產農民—市民—流氓無產者為線索，采用身份認同的理論研究祥子想擺脫農民的身份進入市民階層失敗，最終成為流氓無產者的悲劇[15]。魏家文認為，祥子以源于鄉土中國的生活經驗對抗資本主義城市文明的理性， 把象征著資本主義奴役的洋車看作是對于自己獨立和自由的最終目標和終極救贖。他所選擇的傳統生活方式與現實資本主義環境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使祥子陷入了生存悖論[16]。楊季中和張正認為，祥子的人生悲劇之所以動人心魄，就在于悲劇的發生是通過日常生活中的金錢與性，如蠶作繭一般，慢慢地把一個美好的靈魂纏繞至死[17]。

張麗軍突破傳統的悲劇意識和悲劇視角，從“身體”的角度入手，探究了祥子墮落的真正原因。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入手，分析了祥子身體的生理體驗和性欲沖動，來探究其悲劇形成的心理動因和根本原因，是對祥子悲劇命運的另一種解讀[18]。谷世倉從祥子的精神矛盾和生活軌跡的交纏入手，在社會病態與精神畸變的交互夾攻中完成了祥子精神史的書寫[19]。

魏家文和葉文敏指出祥子生活在一個漠視個人價值的文化場域當中，不論是他周圍的客觀現實環境還是他自身，都無時無刻地不在受到傳統文化地影響，從而導致了祥子在社會掙扎生存地艱難境地和最終地悲劇性故事走向[20]。江臘生認為，歷來對于老舍《駱駝祥子》的研究都是預先設定了一個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框架，比如城鄉寓言、政治寓言、人性寓言。而預設一個壓迫與被壓迫的二元對立框架其危險性在于造成了社會結構上的對立，這種對立中隱含著一種價值層面的高低之分[21]。

四.小說經典化與譯介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來，對《駱駝祥子》的經典化以及跨文化的翻譯傳播的研究也成為學界深化研究的表現。

宋劍華認為，《駱駝祥子》從1936年連載到1939年初版到最終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經典文本經歷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先是經過大規模的刪改，然后在刪改本基礎上大量印刷;同時經過戲劇影視化的再度改變，向普通大眾群體推廣普及;接著又以連環畫形式去培養小讀者，并在中學課堂上強制闡釋培養青春記憶[22]?？琢钤茝摹恶橊勏樽印烦霭媸泛徒邮苁返慕嵌?，考察這部著作被傳播、修改和接受的過程，揭示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命運與地位[23]。方習文從《駱駝祥子》結尾與評價、修改與版本以及改編與背景三個方面揭示了《駱駝祥子》的傳播、接受和研究的過程[24]。陳思廣對于1939年由人間書屋初版以后的幾十年間，對于《駱駝祥子》的盜印做了梳理并評價了這些版本的文學意涵[25]。

在譯介方面，孟慶澍指出，《駱駝祥子》是經過伊文·金的翻譯并且經美國著名的讀書俱樂部“每月一書俱樂部”（Book-of-theMonth Club）列為“八月之選”（The Book-of-theMonth Club Selection For August）而在海外打開名氣。同時孟慶澍指出，《駱駝祥子》的走紅和伊文·金對結局的修改有很大的關系[26]。謝淼指出，最早將《駱駝祥子》翻譯至海外的是日本翻譯家竹中伸。竹中伸的日譯本于1944年在日本新潮社出版，并由周作人作序。而美國譯者伊文·金翻譯的英譯本隨后陸續被瑞典、法國、捷克、波蘭、匈牙利、前蘇聯、朝鮮、德國等 國翻譯出版，其中，捷克、法國和德國的譯本均直接由伊文·金的英譯本轉譯[27]。

孫會軍對比了伊文·金、珍·詹姆斯、施筱菁、葛浩文英譯本產生的背景及各自特點，然后從譯文的完整性、可讀性和忠實性三個方面考察四個譯本的優劣得失[28]。李越對比了King、Jean James、施曉菁、Goldblatt四位的英譯本，指出《駱駝祥子》的英譯確立了老舍在國際文壇的地位。四譯本風格各異，表明譯者風格是原文作者寫作風格與譯者翻譯特點結合的產物[29]。陳誼指出，就整體而言，施筱菁的譯本無論從語言風格的傳遞，還是藝術境界的再現方面，都能體現原作的特點[30]。

五.民間視角、女性主義視角與城鄉視野

進入21世紀，一些研究者試圖從新的視野激活《駱駝祥子》研究。陳思和認為在象征意義上，《駱駝祥子》有一個無形的結構，即一個人的墮落之路。盡管老舍對市民階層本身缺陷的批判同樣犀利而生動，但他還是站在市民的立場上對市民進行啟蒙，不可能在精神上給予更高的提升。這在更高的層面上來說，也是一種民間視角下的一種啟蒙悲劇[31]。謝昭新從《駱駝祥子》的民間時空聯結、民間藝術技巧和民間情懷表達方面對小說進行了分析，指出《駱駝祥子》的敘事藝術中“說”中有“寫”，“寫”中有“說”，二者交相運用，形成了《駱駝祥子》獨特的民間審美意蘊[32]。王光東認為，在《駱駝祥子》中，可以看到“民間”與啟蒙、與作家的社會責任承擔有著深切的內在聯系，正是這種聯系構成了那些從民間立場寫作的中國現當代作家的精神動力，民間意識的現代性價值也正在這里[33]。李玲指出，老舍從來不曾放棄對社會的思想啟蒙，這主要體現在老舍對群體與個人關系的深刻把握，使得老舍在思想深度上遠遠高于一般的人道主義者[34]。

新世紀以來的研究中，研究者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了老舍《駱駝祥子》中所體現出的老舍固有的男性中心主義立場。李玲指出，傳統研究和《駱駝祥子》文本當中所體現出的，對于虎妞的指責以及對于祥子悲劇命運的同情，恰恰體現出了中國現代小說中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將主動型女性加以妖魔化描寫，拒絕同情主動型女性的生命困境，把試圖跳出封建傳統對于女性命運的枷鎖的女性塑造為天理不容、作惡多端的惡女人，并將作品中男性角色的悲劇性命運歸結于女性。這種寫法從精神上背叛了解放婦女的現代文化觀念，從性別意識領域暴露出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不足的缺陷[35]。朱震認為，老舍用潑婦的形象來描寫傳統女性人格的變異，從倫理意識的角度來展示這些潑婦的命運，以此抨擊傳統倫理意識對人性的扭曲和壓抑，但這正好體現出作者潛在的男權意識[36]。

邵寧寧將《駱駝祥子》看作是一個農民進城的故事，他從分析祥子從進城農民到城市游民的身份轉換指出，祥子的遭遇及精神危機固然是特定的社會和具體的歷史時期的產物，但更進一步來說，這些問題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進城務工的農民所必然會面臨的普遍問題。更具有現代性意義[37]。金菊花將老舍的《駱駝祥子》和韓國作家蔡萬植的《濁流》進行比較并指出，兩部小說都是講述了城市中小市民的生存境遇，表現出小市民的人生命運[38]。李麗認為，通過《駱駝祥子》和《無名的裘德》的對比研究可以發現，老舍和哈代分別將鄉土性作為一種情懷和情感寄托在小說中的主人公身上[39]。

總體而言，近二十年以來，有關《駱駝祥子》小說的研究呈現出一種全面開花，研究范圍較廣，研究力度較深等特點。但也不難發現，一些研究仍然拘囿于前人的研究之中而沒有形成某種突破，這也給當下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期待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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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系寶雞文理學院創新科研項目“老舍小說創作中的‘民間’敘事研究”（項目編號：YJSCX22YB25）的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寶雞文理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