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風險治理視域下聯合國大會的軟法建構功能及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踐*

江 河, 黃慧瀾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法學院,武漢 430073)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一方面,非公平發展使主權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進一步擴大,全球風險使傳統的治理方式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全球風險治理因此成為國際法研究的重要視域;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推動了新興治理主體的興起,20世紀國際社會的組織化使國際組織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國家之間的傳統國際硬法難以有效應對全球風險和人類的生存危機,而多元主體參與的、具有靈活性的國際軟法,逐漸發展為全球風險治理的重要維度。國際組織為國際軟法的建構提供了主體性基礎和價值淵源,國際組織及其決策行為也有利于各國強化其軟實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實踐是推動全球化多向度互動以實現積極和平與公平發展的中國方案,它構成了中國國際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國政治與國際法治是全球治理的兩大要素,發揮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軟法創制的引領作用,將有利于中國軟實力的提升,進而使負責任的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形成良性互動。

一、 單向度全球化與國際軟法的興起

自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促進了人類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國際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塑造了各國之間的復合與相互依賴,國際政治與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西方國家主導的、單向度的全球化,給全球治理機制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不僅單個國家無法應對全球性風險,傳統的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法也難以有效規制單向度全球化導致的新風險。在此背景下,國家中心主義的治理模式遭到了挑戰,國際社會必然呼喚新型治理模式的出現。傳統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國際法的價值體系無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挑戰,進而造成了國際法的實效性困境。

(一) 全球安全風險與全球治理模式的轉變

作為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全球化極大地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的深度融合,使各國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愈發密切。然而,由于國際市場的盲目性和跨國規制的權力真空,商品、服務、資本和自然人的四大自由流動也導致了全球化的危機和風險。經濟全球化的負外部性大大增加了社會風險的來源,不平衡的發展不僅激化了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也使得主權國家之間的矛盾、摩擦與沖突不斷,進而導致民族和宗教沖突、恐怖主義和戰爭風險持續蔓延。與此同時,科學技術進步誘發的化學污染、基因安全、核輻射、信息安全等風險也越來越難以預測和控制,難以彌合的數字鴻溝更是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①。全球化不但催生了新的風險,而且復雜的全球系統也擴大了風險的廣泛性和傳導性,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引發的核安全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演化成的全球金融風暴,均無一例外地說明,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風險的失控都將輻射到國際層面,甚至引發全球性風險。全球化、區域化和地方化的三重互動在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中形成了“全球風險社會”,國家安全與區域安全、全球安全交織在一起,風險在擴散過程中展現出了具有社會意義的“回旋鏢效應”②,任何主權國家都難以置身于全球公共安全危機之外。

在全球風險社會中,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取代以軍事安全為代表的傳統安全,成為人類生存的主要威脅。國家的首要職能是為其公民提供“安全”這項公共產品,而在非傳統安全問題面前,以國家治理為核心的公共領域治理顯現出其局限性。傳統的安全威脅主要表現為國家之間的戰爭,制造、識別與應對危機的主體是國家[1]。與此相對應,傳統的治理體系表現為以國家為中心的范式,即國家是基本的治理主體,主權國家間的協商、談判與合作主要圍繞國家利益進行。然而,在冷戰結束后,盡管戰爭等傳統威脅仍然存在,但非傳統威脅明顯增加,跨國性、全球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超出了國家治理的范圍,國家治理出現了真空地帶,僅僅依靠單個國家的力量無法有效應對。歷史表明,國家僅以自身利益為中心而將風險轉嫁到其他國家,或在其他國家面臨危機時袖手旁觀,勢必會導致更嚴重的公共安全風險,最終損害其自身利益。單個國家治理能力有限,國家利益本位的治理觀與全球風險有效規制相悖,這都導致國家中心治理機制與全球風險治理之間出現了不和諧性和不適配性。

單向度全球化和隨之而來的人類共同生存危機塑造了國際安全共同體,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有效應對非傳統安全的挑戰。全球性安全風險的治理越來越需要超越民族國家的國際組織來協調行動,此時國際組織在治理能力上的優勢性和治理目標上的公共性使其成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這些新興的多元行為體推動了國際軟法的興起。在全球風險社會的背景下,國家中心治理機制缺乏應有的實效性,全球風險治理困難重重,這也導致大量的風險最終轉化為現實的危機。就其本質而言,各國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國際社會的非公平發展及與其相關聯的國際法價值困境。

(二) 非公平發展與國際法的價值危機

當今的全球化,實質上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非公平的單向度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綜合實力和國際話語權主導了國際規則的創設,從而使國際經濟秩序最大限度為其利益服務。冷戰結束后,服務貿易協定、知識產權和國際投資相關的貿易協定進一步強化了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使不公平的國際規則延續到當今的全球化之中。在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市場規則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日益被邊緣化,無法通過公平參與全球市場競爭以充分發展自身的經濟,甚至在“強者勝”的全球性競爭中成為受害者。經濟全球化并沒有消除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歷時延續下來的“中心—外圍”結構仍然存在,處在“中心”的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優勢改善了生產和經濟結構,并將過時的產業和技術轉移到“外圍”,不僅加深了“外圍”國家對其技術的依賴,更阻礙了“外圍”國家改變落后的經濟結構的進程。在不公正的市場規則和資本盲目擴張的雙重壓力下,發展中國家承擔了大部分經濟全球化的負外部性③,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進一步擴大,這說明世界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局面不僅沒有在全球化進程中改變,反而愈演愈烈。

非公平發展的背后是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下文簡稱為WTO)規則所追求的效率價值,這種價值與國家主權原則所代表的平等價值相沖突。國家主權原則是現代國際法最重要的一項基本原則,其“平等”意味著各國在國際法權利和義務上應然的形式平等,而非各國之間的實質平等。但是,國際社會的分權式結構和國家主權的雙重屬性意味著④,實力強大的國家將通過國際話語權和國際規則的實施影響實證法規則,亦即國家的綜合國力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一國在國際法上的話語權,進而影響其政治和法律地位。WTO法律規則構成了當今全球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證國際貿易市場的自由化,即確保商品、資本、服務和自然人的四大流動自由。貿易自由化的最終目的是保障經濟效率,因此從根本上來看,WTO規則更多地體現了效率價值。WTO的效率價值體現為商品之間的形式平等,它在客觀上導致了各國之間發展的實質不平等,而各國間的發展差距又在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的互動中轉變為政治之話語權與法律之權利義務的懸殊。當全球化規則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進一步擴大時,兩者間的經濟不平等必然影響政治上的平等。換言之,單向度全球化追求的效率價值與國家主權的政治平等或實質平等價值在實踐中形成了嚴重對立。

正義價值始終貫穿于人類文明,新功能主義的“外溢”效應與歐洲一體化的進程說明⑤,國際正義的形成必將推動實質平等的實現。然而在單向度的全球化中,效率被異化為國際法的首要價值,這也導致無法通過實質正義實現各國間的公平發展。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合作之于全球非傳統安全的局限性、國際經濟秩序中的非公平發展以及國際法的價值危機,都在事實上導致了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圍內的盛行。因此,當對經濟效率的追求嚴重影響到實質平等的實現之時,全球風險的治理與人類共同利益的保護便要求國際法的價值向民主方向變革,效率價值也應對政治平等開放,并在國際法律秩序中轉化為相應的法律權利。

(三) 逆全球化浪潮與國際硬法的實效性困境

追求“平等競爭”的全球化實際上擴大了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等,資本主義擴張的剝削本質必將引起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反噬。在單向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社會的非公平發展和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分別構成了逆全球化的外在與內在動因。一方面,同一全球化規則之下的利益分配失衡將會引起一國國內的政治回應,由于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和國際正義的缺失,經濟全球化的受害者往往沿著民族主義的路徑重構國家主義[2],民粹主義由此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內部盛行。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將自身利益作為外交實踐的根本準則,唯本國利益論的外交實踐和狹隘的國家主義思想使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較為乏力。在這種國家主義的驅使下,當美國等西方國家無法在全球化中將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保持長久的競爭優勢時,它們的目光便會轉向地方化和區域化,力圖通過區域共同體繼續實現其利益最大化。在全球化、區域化和地方化的三重互動中,民粹主義與區域一體化的雙重壓力最終促成了逆全球化浪潮,貿易保護主義、政治單邊主義和民族極端主義接踵而至。

由于國際社會中強制制裁的缺失,國際法的實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是否得到國際法主體尤其是主權國家的遵守。然而,逆全球化浪潮和國家利益驅使下的外交實踐使國家制定和遵守國際法的意愿降低,進而削弱了國際法的實效性。逆全球化趨勢下,外交目標、發展水平和國際話語權的巨大差異使各國的協商難以達成一致,部分大國往往缺乏國際合作精神和國際責任感,這都使得國際合作和集體行動困難重重。在此情形下,國際會議和國際談判缺乏現實動力,締結新的國際條約舉步維艱。即便條約成功締結,也可能出現因難以通過一國國內的批準程序而無法對該國生效的現象,而國家通過條約的保留來避免“硬承諾”的情況也不在少數[3]。不僅國際條約的締結步履艱難,國際習慣法的形成也常常受到阻礙,“復合相互依賴”并沒有消除國際社會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沖突與隔閡,這將影響到“通例”(general practice)和“法律確信”(opinio juris)的形成[4]。在國際法的實施方面,當一國難以通過國際法的遵守最大限度地獲利時,狹隘的國家利益觀便會促使其通過條約的任意退出或惡意解釋來規避相應的國際義務,致使條約宗旨和目的難以實現。傳統的國際硬法固然具有法律效力,但當一些國家不嚴格遵守或拒絕遵守國際法時,國際法的效力和權威便受到削弱[5]。國際法生成的緩慢和實施的困難,均反映了逆全球化浪潮下傳統國際硬法的實效性困境。然而,全球性風險的擴散并不會因此而變得緩慢,經濟活動負外部性的規制、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有效應對和人類共同利益的保護,都迫切需要國際法的積極回應。

國際社會的一體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從人類社會一體化的歷史來看,自然狀態下的公共安全困境孕育了國家和國際組織,社會關系的組織化則為國內法和國際法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由于生產力的低下,早期的人類社會處于一種“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對公共安全的需求促使自然人通過社會契約論建立了國家。在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下,19世紀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正向地推動了國際行政聯盟的興起⑥,從而為全球專業性國際組織的發展奠定了歷史基礎;在20世紀,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爭奪和惡性市場競爭最終導致了災難性的兩次世界大戰,分別反向地促成了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兩大主導性國際組織的建立。在全球政治性國際組織和專門性國際組織的互動中,國際社會組織化的趨勢日益增強。國家的主體性的實踐曾通過國際組織的能動性塑造了國際法本體及其價值,在全球化時代,國際法主體及其價值的多元化必將使國際法的外延日益拓展。在此背景下,《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憲章》)發展為國際社會最重要的造法性公約,而聯合國體系則在政治和法律的實踐性互動中推動了國際軟法的建構。沿著主體論的主導作用,國家治理機制的失效和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中的活躍構成了國際軟法的主體基礎,非公平發展背后的價值困境則推動國際法價值的民主性變革,對實質平等之追求奠定了國際軟法的價值基礎。由此,作為國際社會對逆全球化浪潮下硬法實效性困境的回應,國際軟法在全球風險治理中迅速興起。

二、 聯合國大會的軟法建構功能

自然人是國內法的天賦主體,法律人格的擬制是其實現主體性和價值追求的途徑。個人的社會性和政治訴求在國際層面的拓展使國家發展出派生性的國際法主體——國際組織。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各國政治和法律文化的多元都使國際社會無法形成同質的正義共識,具有派生性和超國家性的國際組織事實上成為了國家價值博弈的重要載體,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因此追求不同的基本價值。在全球化、區域化和地方化以及經濟、政治和法律的雙維互動中,廣義的聯合國體系通過地理上的區域機構和功能上的專門機構主導了國際社會的組織化進程及其價值實踐。而作為全體會員國的代表機構,聯合國大會通過主權國家的意志協調體現了組織行動的政治合法性,它與專門機構的合作機制也實現了各國政治和功能合作的互動。國際組織的主體性及其價值淵源揭示了聯合國大會軟法建構的基本原理和實踐路徑,大會決策中的主權平等原則也塑造了其軟法的實質價值和內在合法性。

(一) 國際組織的主體性及其價值意涵

自然人是天賦的法律主體,也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組建聯盟是其社會性的體現,結社是現代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各種法律人格的擬制都是人類實現其主體性和價值追求的重要手段。自然人追求的基本價值將導致新的法律主體的出現,而新的政治共同體的出現也會反過來在空間上追求其代表的基本價值[6]。在國際社會,國家是國際政治的基本政治單元和國際法的天賦主體。在較長的歷史階段,個人的社會性和政治性只能通過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擴展到國際社會,并通過國際會議制度的常態化和制度化促成國際組織的誕生。在早期的國際社會中,作為天賦的法律主體,國家享有包括發動戰爭在內的一切權利,此時國家間的“自然狀態”導致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隨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失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了避免戰爭的再次爆發,國際社會先后建立了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作為新的國際法主體,兩大政治性國際組織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際社會的和平。戰后《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生效促進了國際貿易自由化,布雷頓森林體系和聯合國專門機構都促進了國際經濟合作。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塑造了國家間的復合相互依賴,并推動了國際社會的組織化,各種政治性和專業性組織在事實上具有其章程所規定或隱含的內在決策權力和外在行動能力。冷戰結束后,新自由主義的外交實踐確立了以WTO為核心的國際貿易法律秩序,日益憲政化的WTO發展為“經濟聯合國”,單向度全球化使WTO獨立于廣義的聯合國體系,這也為當今WTO的體制和價值危機埋下了歷史伏筆。

主權國家既是國際法的主體也是國際政治的主體,隨著國際交往的頻繁化,國家在國際關系中逐漸將其政治身份轉化為國際法律人格,并不斷強化其法律主體性。通過國際會議,國家的外交博弈在政治與法律的互動中孕育了派生性的國際法主體——國際組織,而國際會議則構成了國際組織合法性淵源和政治動力[7]。20世紀下半葉,全球化的趨勢、國家間的復合相互依賴狀態和多邊主義的興起都促進了國際組織數量和職能的擴張,其法律人格也不斷被確認和強化。在1949年聯合國求償案中,國際法院在咨詢意見中明確指出“為了實現《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宗旨和原則,國際法律人格是不可或缺的”⑦,隨后1986年的《關于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或國際組織相互間的條約法公約》則以成文法的形式確立了國際組織的法律人格。當國際組織被確立為國際法主體后,其法律主體性便通過組織章程和決策機制不斷強化,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組織的主體性抽象地體現于其基本宗旨,并在國際實踐中表達為具體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國際組織的組織章程構成了其價值淵源,決策機制則成為國家強化其政治主體性的重要途徑。章程制定和機構決策中的政治博弈實為國家意志之協調,它構成國際法的正當性淵源,這為分析國際組織軟法創制的價值理念和合法性淵源提供了理論視角。

在國際法的語境下,作為國家實現其價值的聯盟,國際組織可以視為國與國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而根據戴維·米勒多元視角的正義論⑧,不同的國際組織也對應著不同的正義原則,或者說追求不同的正義內涵。工具性聯盟WTO追求的正義原則表現為應得原則,即WTO成員方根據其在國際市場的貢獻收獲相應的收益。聯合國是政治性的國際組織,與之相對應的正義原則應是平等原則,即聯合國應當通過平等價值促進其宗旨的實現。國際政治為國際組織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大國政治和小國政治的外交博弈在政治性組織中的作用尤為明顯。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是聯合國兩大核心機構,兩者的職責和決策機制分別代表了小國政治和大國政治的外交實踐。在組織的理性系統、自然系統和開放系統三個視角下⑨,作為執行機構的安理會是旨在追求安全秩序的理性系統,聯合國大會則體現了自然狀態下會員國之間的天賦權利,其意志協調和國際組織的派生性使聯合國成為開放性較強的系統。作為全體代表機構,大會使聯合國能夠向“外界”吸收合法性和民主性資源,為其政治運作和法律實踐提供了價值淵源和行動理念。國際組織是成員國主體性和價值追求的國際化、客觀化和機制化載體,當這種過程與民主的大多數決策制度相結合時,國際組織的政治主體性及其法律人格便得以強化[7]。因此就性質和功能而言,聯合國大會既是聯合國吸收民主資源的重要機構,也是其實現政治主體性和基本宗旨的重要途徑,它在會員國的自然權利和共同價值的基礎上實現了聯合國的軟法建構功能。

(二) 聯合國大會的價值追求及其軟法創制中的實質平等

在逆全球化浪潮下,軟法之所以能夠為國際社會所遵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關切到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并囊括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和國際法的基本價值?！稇椪隆肥乾F代國際法的基石,其中關于聯合國宗旨和大會職權的表述,構成了聯合國大會軟法創制的價值淵源?！稇椪隆返?條前三款是國際法的基本價值的權威表達,其中“尊重人民平等權利”“促成國際合作”“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措辭,都蘊含著公平發展和實質平等的價值追求。與此相對應,《憲章》第13條相應地規定了聯合國大會的職權,即大會作成建議的目的,在于“促成政治上之國際合作”“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及衛生各部門之國際合作”“助成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實現”,亦即在平等合作的基礎上實現全體人類的全面發展。聯合國大會創制軟法,必須符合組織基本宗旨所蘊含的價值和《憲章》規定的法定職權,而兩者蘊含的實質平等和程序正義,使大會創制的軟法能夠發揮其道德影響力,從而被國際社會的大多數國家接受和遵守。例如,1948年聯合國大會全體一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其中對“人權及基本自由”系統且詳盡的解釋和對宗旨的延續和重申,都說明了該宣言所具有的道德屬性,其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承認和遵循?？傊?《憲章》的基本宗旨和聯合國大會職權的目標追求所具有的正義性,構成了聯合國大會軟法創制的道義性支撐,并為其實效的強化奠定了正當性基礎。

聯合國大會是聯合國的全體代表機構,一國一票制和多數通過制是其決策制度的核心,兩者在代表上的廣泛性和國家意志的民主性方面共同構成了聯合國大會決議的政治基礎。聯合國大會表決制度的基礎是一國一票制,與加權投票制相比,一國一票且分量相等更多地體現了國家主權的平等。在聯合國大會的決策中,這意味著國家意志來源的廣泛性和決策權的形式平等性,它也是價值層面上實質平等和程序正義的體現?！稇椪隆返?8條第2項進而規定了大會的多數表決制,這使聯合國大會具有典型的政治特性。小國占據聯合國大會乃至世界范圍內國家的大多數,從這個意義上說,其多數通過的表決機制使表決結果既能代表小國的意志,也能夠規制單邊主義和霸權政治。因此,如果說安理會更多地體現了大國的控制力,那么聯合國大會則有利于小國追求其政治上的平等,亦即國家主權的實質平等,這種政治特性使聯合國大會成為小國強化其政治主體性和主權權利平等屬性的重要機制。在聯合國成立初期,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大會的政治訴求促成了聯合國體系中國際發展法的形成與發展⑩,這種主體性訴求本質上是對公平發展和民主意義上實質平等的追求。在單向度的全球化中,當小國與大國之間的發展鴻溝影響到其政治或法律上的主權平等時,聯合國大會便成為小國強化其政治主體性和追求實質平等的組織基礎,其創制的國際軟法因此具備正義的價值取向。

協商性和民主性是軟法創制過程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其實質平等的體現。在國際軟法的語境下,協商性是指在創制過程中國際法主體意志的充分且平等的表達,而民主性則指作為協商結果的軟法實際上體現了參與者的意志,其中前者為后者提供了保證,后者的成立與否決定了實質平等能否實現。傳統國際法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使其更多地代表了大國的意志,而在國際軟法的創制中,參與主體的多樣性、制定過程的開放性和商談的合意性使大國與小國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平等地體現,從而實現實質平等。開放性的機制和程序造就了國際軟法生成的重要路徑,即相關利益主體在充分表達各自的訴求后,通過多方博弈形成基于其合意的軟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大會表達其建立更加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訴求,最終推動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行動綱領》等決議的通過。國際軟法創制的協商性和民主性說明國際軟法能夠體現大國與小國的實質平等,而聯合國大會的表決機制有利于該特性的實現。聯合國大會由其全體會員國代表組成,并且具有廣泛的職能,使其在國際軟法創制中能夠對各種利益群體和訴求開放,從而有利于協商性的實現。聯合國大會的一國一票制在形式上保證了在國際軟法制定中參與主體的平等性,其多數通過制則確保了其決議中多數國家意志的表達,體現了大國與小國的實質平等,這也是民主性的本質要求。以決策制度為中介,國際軟法的協商性與民主性和聯合國大會的價值取向形成了互動,它們共同塑造了大會決議的正當性,而這種正當性從本質上來說淵源于自然法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平等。

(三) 聯合國大會的國家意志協調與軟效力

在現存的國際法律秩序中,《憲章》是最為重要的造法性公約,以其基本宗旨為基礎,會員國之間的意志協調為聯合國大會的軟法建構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國際組織的產生及其決議源于主權國家意志的協調,這種意志協調首先體現在其章程或主要宗旨中,并通過隱含權力發展了組織內國際軟法的創制能力。國際組織擁有的造法權力首先基于組織章程明確賦予的權力,且組織決議的法律效力也應由憲章作出相應規定[8]。就聯合國大會而言,《憲章》第10至14條賦予了其針對會員國作出“建議(recommendation)”的職權,其中涉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國際合作、促進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實現、促進國際法的編纂與發展等各個方面,這些條款構成了大會國際軟法創制權力的直接合法性淵源。相對于安理會而言,大會的決議沒有強制的法律約束力,這實為國際軟法的根本特征。因此,《憲章》中明示的聯合國大會的建議權及其決議效力,為聯合國的軟法建構確立了實質淵源和基本程序。

盡管《憲章》沒有規定大會決議的法律拘束力,但從聯合國會員國實施相關決議的實踐來看,聯合國大會決議事實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聯合國大會本質上是制度化和功能化的國際會議,可以作為多邊國際條約締結的外交大會而存在,大會決策過程中的國家意志表達構成其軟法創制的間接合法性淵源。聯合國大會決議在許多情況下會影響國家實踐的意圖或立法意向,在逆全球化浪潮影響條約締結進程的情況下,它既可以是多邊條約制定的替代辦法,也可以成為多邊條約制定進程的一部分[9]。相較于國際硬法,沒有法律拘束力的聯合國大會決議具有接受國付出的“主權成本小”等特點[10],在國際條約締結受阻的情況下部分規則可能以國際軟法的形式存在。例如,在衛星活動的國際造法方面,國際社會對于“信息傳播自由”和“事先同意”爭議頗多,難以在短期內達成一項公約[11]。在此背景下,聯合國大會于1982年最終通過了《各國利用人造地球衛星進行國際直接電視廣播所應遵守的原則》,以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決議形式為衛星直接電視廣播活動提供了指南。此外,聯合國大會決議實施的靈活性允許成員方對其規則熟悉后逐步采取措施,這使得其能夠成為其他多邊條約的基礎。例如,聯合國大會1970年通過的《關于各國管轄范圍內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則的宣言》最終被納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由第十八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各國探索和利用外層空間活動的法律原則宣言》為嗣后1967年的《關于各國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及其他天體在內外層空間活動的原則條約》所吸收。

國際習慣由“通例”和“法律確信”兩大要素構成,在兩者缺乏證成互動的情況下,各自會成為重要的國際軟法,為潛在的國際習慣提供實質淵源。一般認為,通例要成為國際習慣必須具備時間持續性、行為連續性和行為一致性的條件,而“法律確信”指國家承認通例所形成的規則具有法律拘束力并受其約束[12]。作為“世界論壇”,聯合國大會為各國政府的國家意志協調提供了平臺,在大會決議過程中的投票行為是國家意愿的表達。國家投贊成票的行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該國對決議規則的承認,而由全體一致或多數票通過則表示了較明確的法律確信,特別是當決議涉及人類共同利益和符合《憲章》宗旨時,其具有的道德性也加強了決議的實效。此時,盡管缺乏長時間、連續性和一致性的國家實踐,但表達了共識的聯合國大會決議,將通過其道義性和政治影響力引導著各國的通例和法律確信,從而發揮國際軟法的作用。例如,聯合國大會在1960年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成為了非殖民化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并被后續決議多次援引,這種反復援引實際上反映了國家共同行為的實踐情況,也說明各國對同一觀點和意見的認可,使其中的規則能夠逐漸取得其法律地位[13]。在“1965年將查戈斯群島從毛里求斯分離的法律后果案”的咨詢意見中,國際法院援引了“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詢意見,指出聯大決議可以提供法律確信的證據,具有規范價值;而1960年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雖然從形式上看是一項決議,但從內容和表決情況來看,它構成了對習慣國際法的宣示。

在國際社會日益組織化的時代,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既可以構成潛在國際條約的實質淵源,也可以推動國際習慣和一般法律原則的形成和發展。在這些正式的法律淵源被確立為硬法之前,聯合國大會決議往往以國際軟法的方式存在并發揮不同的作用。在聯合國的組織體系中,大會是全體代表機構,會員國的廣泛性說明大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人類的民主與正義,這使其決議具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這種法律效果淵源于聯合國大會決議形成過程中各國意志協調的合法性,并受大會決議價值追求的影響。聯合國大會的一國一票多數通過制使其決議表現為大部分甚至全體會員國共同達成的協議,而參與決策是國家表達其主體性及政治訴求的重要方式,其本質上是國家意志的表達,因此大會決議可以作為國際習慣法形成的有力證據或推動國際條約的締結。當聯合國大會決議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或大會決策過程更符合實質平等和民主價值時,其法律效果將更容易為國際社會所承認。聯合國大會軟法創制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分析在理論上揭示了中國參與聯合國大會創制軟法的實踐邏輯,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聯合國大會的軟法建構,既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意志表達,也是增強聯合國大會決議內在道德性從而增強其法律實效的有效路徑。

三、 聯合國大會軟法建構之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

在單向度全球化和全球風險社會的背景下,經濟全球化、國家主權的雙重屬性和國際法的雙重法理共同塑造了全球治理的內涵和外延。經濟全球化的負外部性和逆全球化浪潮,都使得國際法的實效性遭到削弱,而國際政治特別是大國政治的博弈則日益激烈。在國際關系中,國際法治和大國政治構成了全球治理的兩大要素。面臨全球治理的時代性挑戰,中國提出了能有效促進國際法治和大國政治互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它構成了中國外交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理念也有利于中國推動聯合國實現其軟法建構功能。

(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軟法化的內在邏輯

國家是國際法的天賦主體,然而從終極意義上說,自然人才是法律的天賦主體,國家只是自然人或國家的公民實現其天賦主體性的政治共同體。在早期國際社會,自然人因缺乏國際交往而無法成為國際法主體,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深和國際社會一體化的發展,商品、服務、資本、自然人的四大自由流動推動了國際市民社會的形成,國家邊界也因此逐漸失去其傳統意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國際層面的延伸促進了人類主體性的萌芽。在一國國內層面,個人的政治主體性日益強化,基本人權的法律保護也不斷完善,這種效應擴展到國際社會就表現為國際法的人本化趨勢。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主體性和人類的主體間性不斷顯現,自然人和國家間的實質平等價值逐漸凸顯。隨著人類主體性的萌芽,多元主體參與的國際軟法創制是對全球風險治理中國家治理機制失靈的回應。在國際軟法創制的實踐中,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個人和發展中國家等多元主體參與度逐漸提高,被傳統硬法所忽略的主體性因此得以增強。創制主體的多元化使國際軟法中利益訴求具有多元性和廣泛性,特別是當代表公共利益的非政府組織和追求實質平等的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時,國際軟法的利益取向將更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诖?更貼近民眾層面的決策及其所追求的人類共同利益構成了國際軟法的民主性淵源,國際軟法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類主體性和國際正義的表達,這不僅揭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國際軟法的互動邏輯,也預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軟法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以人類主體性為出發點,國際軟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相同的主體淵源,人類主體性之表達與人類共同利益之維護揭示了兩者的共同邏輯,使得兩者在全球治理中的同構成為可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誕生于“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14]的時代背景,客觀世界的一體化及人類相互依存的關系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社會基礎。從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到共同繁榮、開放包容,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沿著從形式秩序到實質平等的價值路徑塑造了人類的主體性,既關注個人和民族國家的發展利益與福祉,又超越了“小我”的利益需要而在人類整體的層面上整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換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個體和整體的“人”為出發點,代表了對人類主體地位和人類共同利益的確認和維護。在全球風險社會之中,對人類共同利益的關切,不僅是國際法的道德性淵源,也有利于促使國際軟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內在的趨同性,從而在互動中促進兩者的同構。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共同體理念本質上是一種主體觀念,這要求在其外交實踐中加強對人類主體性的建構和表達,而國際軟法正是人類主體性意識的載體,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軟法化將極大提高該理念的道義影響力,從而發揮其對人類主體性的建構作用。

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它與國際軟法在價值層面的互動促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國際軟法的和諧交融。法律的正當性源于民主意志的表達,而人們制定法律和推進法治的動機往往在于追求公平、正義等基本價值。在國際硬法的制定過程中,大國通過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主導了國際議題的設置權和國際法規則創設的話語權,國際法實證規則因而更多地體現了大國的意志,而小國的訴求往往被忽視。在這種國際法規則之下,小國處于國際政治和經濟運作的邊緣,價值層面的平等與公正無法實現,僅憑國際硬法顯然無法實現國際社會對于正義的追求。此時,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國際法價值的正義化提供了指引,而建立在共識、合意和自愿服從之上的軟法成為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小國追求公平發展和實質平等的載體。在全人類共同價值中,和平是基礎性價值,而發展與和平緊密相連,只有建立在公平發展之上的和平才是持久、穩定的積極和平。公平與正義是各國在國際關系領域永恒的追求,公平意味著摒棄了零和博弈的舊思維而致力于各國的互利共贏、共同繁榮,而正義作為終極價值體現在和平的正義化和發展的公平化之中。民主意味著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保障各國公平地參與國際事務,從而“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以增進人類的共同利益,自由則是國家主權獨立、世界和平發展和全社會權利得以實現的全面自由。從和平與發展的基礎前提,到公平與正義的不懈追求,再到民主與自由的崇高目標,全人類共同價值實現了從形式價值到實質價值的正義同構?？偠灾?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正義內涵,這使其能夠與國際軟法形成價值維度的共鳴,從而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軟法化成為可能。

沿著人類主體性的邏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國際軟法在主體與價值層面的同質性使兩者形成了內在的邏輯互動。在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國際軟法建構的過程中,人類主體性的表達和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融入使國際軟法強化了自身的正義性,因而使其更容易發揮法律效果,同時軟法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更能發揮其道德影響力?？梢哉f,人類主體性和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正義內涵促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國際軟法的雙向強化,而兩者的互動將促進和平的正義化和發展的公平化,并同時追求民主和自由,最終在國際法價值的正義變革中強化人類的主體性。國際組織是實現天賦法律主體政治訴求和價值追求的派生主體,它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國際軟法形成互動的橋梁,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軟法化指明了現實路徑,即通過國際組織的軟法建構功能,能夠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國際軟法理念上的互動和實踐中的同構。

(二) 聯合國大會的軟法建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軟法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外交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現有國際組織的利用能力是軟實力的具體表現[15],由于國際組織也是國際軟法創制的重要主體,軟實力的強化與國際軟法具有相同的主體基礎和價值理念。因此,參與國際組織的軟法建構,是中國強化自身軟實力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法實踐。在眾多國際組織中,聯合國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在聯合國的組織體系中,聯合國大會既是聯合國吸收民主資源、追求平等價值的政治媒質,也是大多數會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強化其主體性、表達其政治訴求的重要機制,其因此成為全球風險治理中國際軟法創制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在單向度全球化導致的發展鴻溝面前,謀求全人類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無疑是發展中國家政治訴求和主體性的外化,其外交實踐將有利于形塑發展中國家的主體地位。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實踐中,應促進國際社會的大多數即發展中國家法律主體性的強化,從而加強人類主體性在國際法上的表達。有鑒于此,中國應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聯合國大會決議進行融合使其軟法化,這不僅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政治主體性的法律化,還將通過大會的國際軟法創制能力強化聯合國的法律人格和行動能力,并由此在持久和平和積極安全的互動中建構人類的安全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聯合國宗旨內在的契合性,塑造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聯合國大會融入國際軟法的價值基礎?！稇椪隆返?條前三款揭示了國際法共時的價值體系和歷時的價值演進邏輯。其中,第1款的“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是消除戰爭層面上的消極和平,第2款意味著建立在“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覺原則為根據的友好關系”之上的普遍安全和積極和平,第3款對“全體人類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強調體現了實質平等和國際正義,它們的先后次序預示了國際法價值從和平到正義的演進路徑。與之相契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在對話協商基礎上建設持久和平,在共商共建中實現普遍安全,在合作共贏中促進共同繁榮,這體現了積極和平、公平發展與實質平等的正義內涵,預示著國際法價值的正義變革。聯合國以促進全人類共同發展為宗旨,而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全人類共同利益為導向,兩者在價值追求和最終目標上具有高度的同質性,這在價值層面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聯合國大會決議的融合和同構奠定了基礎。一方面,聯合國大會作出的決議應遵照《憲章》宗旨進行,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憲章》在價值上的同質性意味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嵌入更有利于該目標的實現,其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將為大會決議的實效提供道義性支撐;另一方面,聯合國具有普遍性和權威性,以聯合國大會決議宣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更能發揮其引領作用,從而推動儒家和諧的現代性轉向和國際法價值體系的正義同構。

自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后,聯合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價值理念和行動目標上的共鳴引起了聯合國的回應,聯合國逐漸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融入其行動中,而聯合國大會更是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其決議,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成為國際軟法的一部分。例如,2017年9月11日,第71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決議中提到要“本著合作共贏的精神”,并“在我們共同的人類基礎上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展現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先進性和生命力;2017年12月,第72屆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表決通過“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決議,提到“應研究和采取切實措施,以求達成防止外層空間軍備競賽協定,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納入聯合國有關國際安全的決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聯合國大會決議的融合,實際上也是中國理念與國際法體系銜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國際法價值的正義化提供了行動理念,并以負責任大國的外交實踐促進了國際社會的公平發展和共同繁榮。當聯合國大會決議為國際社會所遵循,或者進一步發展為國際法淵源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便踐行為“全球方案”,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軟實力因此得以強化。

(三) 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聯合國大會軟法建構的現實路徑

在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義復興的背景下,發展鴻溝和非傳統安全威脅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這些問題根源于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單向度全球化及其“規則”體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在制定全球化規則時片面地考慮了自身的全球利益,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利益排除在經濟全球化之外,而且不愿意承擔縮小貧富差距、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國際責任,甚至公然違反國際法,其強權政治和國際法治之間形成了嚴重對立。面對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呼聲大行其道,但全球化是人類發展不可避免的客觀趨勢,否定或逆轉全球化顯然不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化需要新的理念來加以指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應運而生。該理念旨在實現全球化的多向度互動,并通過中國負責任的大國政治推動國際法規則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依托于健全、有效的國際法機制,所以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逐漸嵌入國際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奠定國際法規范基礎,是中國與全人類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之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聯合國大會軟法建構在主體和價值上具有關聯性和同質性,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法建構指明了一條現實路徑,即通過引領聯合國大會創制軟法,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軟法化,最終在國際法價值體系的正義同構中實現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良性互動。

在全球風險社會的背景下,面對非公平發展和隨之而來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實踐應以“合作共贏、共同繁榮”的發展目標彌合發展鴻溝和實現共同發展,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話協商、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促進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的實現。隨著安全的內涵向非傳統安全發生外溢,和平與安全的議題逐漸泛化,聯合國大會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尤其是非傳統安全方面,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6]。這表現為,大會擁有作出建議“以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及衛生等部門之國際合作”的國際軟法創制權,這些領域構成了人類共同利益與非傳統安全的交匯點。因此,為了在根源上預防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滋生,中國應當積極參與聯合國大會關于發展問題的議程設置,將全人類共同價值融入其中,并在大會的辯論中不斷重申和闡釋利益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倡導各國同舟共濟、合作共贏,從而為推動共同發展、彌合發展鴻溝提供理念資源。中國還應積極參與大會及其聯系的專門機構在社會、文化、衛生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議程設置,并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和平等互利、可持續發展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注入其中,進而推動聯合國大會在這些領域作出具有軟法屬性的決議。在聯合國大會作出決議后,中國應積極踐行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符的大會決議,這些國際社會共同關切的決議更具有感召力和政治影響力,其作為國際軟法將有助于各國在這些領域達成共識、加強合作,并進一步發展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法規則。更為重要的是,這將促進國家社會逐步形成“合作共贏”的利益觀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從而解構單向度全球化中的非公平發展規則,有效應對并預防非傳統安全問題。

非公平發展的背后實際上是效率價值和平等價值之間的沖突,而站在人類立場上的人類共同體理念蘊含著豐富的正義內涵,中國應通過其與聯合國大會決議的融合,沿著《憲章》宗旨的國際法價值演進邏輯,以國際軟法的形式推動國際法價值的正義化。與新自由主義追求的市場效率和形式平等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致力于雙贏、多贏,其發展價值是公平、可持續的發展,背后蘊含著實質平等的正義價值。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應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而全面地參與廣泛領域的決議議程,爭取以平等協商、對話合作、廣泛參與的方式作出決議,并將公平發展的理念融入聯合國大會決議中,努力改變國際強權主導其創設的規則體系。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不僅增強了自身國際法規則的創設能力和國際話語權,而且強化了國際軟法形成過程和結果中小國的權利,進而在主體性和軟法的同構中推動大會決議的民主化。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強調發展的公平化消弭了效率與平等之間的沖突,增強了大會決議內在的道德屬性,使其具有更廣泛的感召力和影響力,這將使國際社會更加注重發展的機會和成果的公平性,進而采取相應的國家實踐。此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強調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中國還應通過其軟法化推動文明的交流與融合,從而增強各國間的政治互信,這將成為國際法的價值變革的感性基礎。當經濟上的公平發展得以實現時,經濟上的平等將會隨著民族文化的交融而逐漸向政治領域“溢出”,國際法的價值體系也將實現從和平到正義的變革。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聯合國大會決議的軟法同構中,中國應在人類主體性強化的邏輯下引領國際法的價值變革,以此實現中國負責任的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之間的良性互動,這也是中國國際軟實力得以強化的宏觀路線圖。首先,中國應發揮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人類主體性的建構功能,使聯合國大會決議更多地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隨著這些決議發揮其政治影響力或進一步發展為國際法規則,人類主體性便在國際法上得到表達和強化,并作為道德性淵源加強國際法的實效,進而有效緩解國際法的實效性困境。其次,中國應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國際法價值的正義化提供行動理念,不僅要促成聯合國大會決議的程序民主化和價值的正義化以推動國際法規則制定中的實質平等,也要通過聯合國大會決議促成國際社會的公平發展與積極和平,從而消解國際法的價值困境,實現國際法價值體系的正義重構。在以推動聯合國大會軟法建構的方式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法律化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從自然法意義上的國家權利和實質平等出發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還沿著國際軟實力強化的路徑參與到全球風險治理之中,使其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

四、 結 語

當前國際社會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全球治理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生成的時代背景。多元化主體共同治理、“合作共贏”的治理觀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成為破除全球治理困境、推動國際法價值正義轉向和治理模式變革的“燈塔”。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性問題加劇,逆全球化思潮持續蔓延,全球治理和國際法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和現實困境。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的爆發則交織疊加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全球秩序,也暴露出霸權性大國政治對國際法的沖擊,這對中國大國責任的承擔提出了新的挑戰。面臨新的時代難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軟法建構成為中國承擔大國責任、提升自身軟實力的重要路徑。因此,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聯合國大會創制軟法,中國將更好地發揮其負責任大國的引領作用,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國際軟法的同構中推動國際秩序民主化,最終實現全人類的共同發展。

注釋：

① 據國際電信聯盟的報告顯示,2022年,世界大約有66%的人口使用互聯網。其中,在歐州、獨立國家聯合體(CIS)和美洲國家,80%至90%的人口使用互聯網,阿拉伯國家和亞太國家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使用互聯網,而非洲國家的平均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僅占人口的40%。Se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Measuringdigitaldevelopment:FactsandFigures, 2022.

② “回旋鏢效應”是指在風險社會中,就算是豪門富戶也難逃風險的侵害,風險的制造者或受益者遲早都會和風險狹路相逢。參見[德]烏爾里?！へ惪说摹讹L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一書,張文杰、何博聞翻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頁。

③ 外部性又稱為“外部影響”,是指某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對社會上的其他人的福利造成了影響,但并沒有為此承擔后果。當一個生產者采取的行動使他人付出了代價而又未予他人以補償時,便產生了負外部性,或稱“外部不經濟”。參見高鴻業主編、教育部高教司組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第八版)》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19～420頁。

④ 在國內社會,國家是高高在上的權力共同體,因此國家主權對內具有最高權威性;在國際社會,國家是天賦的國際法主體,它類似于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然人,主權因此具有天賦權利的屬性,意味著各國之間是平等和獨立的。簡而言之,國家主權對內具有權力屬性,對外具有權利屬性。然而,由于國際社會權力的分散性,各國還對外擁有一定的權力或控制力。參見江河的《國際法的基本范疇與中國的實踐傳統》一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頁。

⑤ 在同質性的文化背景下,歐洲各國形成了對正義的共識,因此其經濟合作能“溢出”到政治領域,并最終促使了歐洲公民身份的確立,為民主與平等奠定了政治基礎。

⑥ 例如,1865年的國際電報聯盟、1874年郵政總聯盟、1875年的國際度量衡組織、1883年的國際保護工業產權聯盟和1886年的國際保護文化藝術作品聯盟等等。

⑦ Reparation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Advisory Opinion,I.C.J,p.8.

⑧ 在戴維·米勒看來,社會關系模式可以分為團結性社群(solidarity community)、工具性聯合(instrumental association)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團結性社群內部的正義原則是按需分配,每個人都被期望根據其能力為滿足別人的需要做出貢獻;工具性聯合對應的正義原則是應得分配,每個人的應得應當與其貢獻相等;公民身份聯合體對應的正義原則是平等,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自由和人身保護、政治參與等權利。參見[英]戴維·米勒著、應奇譯的《社會正義原則》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9頁。

⑨ 在組織的三維視角中,理性系統視角將組織定義為擁有相對具體目標追求的、高度正式化的集體;自然系統視角將組織視為受沖突或共識推進的、自尋生存的社會系統;開放系統視角將組織看作相互依賴的活動系統,它依賴于同外界的人員、資源和信息的交流。參見[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爾德·F·戴維斯著,高俊山所譯的《組織理論——理性、自然與開放系統的視角》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8頁。

⑩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促進了國際發展法的形成與發展。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各國開始認識到,經濟發展特別是不發達國家的發展,被視為“整個世界和平與公正的關鍵”,為此《聯合國憲章》鄭重申明“決心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類經濟及社會之進展”,并在第九章“國際經濟及社會”作出了較為詳盡的規定。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聯合國在發展領域的主要工作是提供技術和財政援助,并于1965年成立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聯合國,聯合國大會在其推動下于1961年通過了第一個“十年發展計劃”,并于1974年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行動綱領》和《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這些具有軟法性質的文件構成了聯合國國際發展法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見黃志雄的《WTO體制內的發展問題與國際發展法研究》一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