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喜宴》看女性在跨文化交際中的沖突與妥協

【摘要】電影《喜宴》在異國文化的背景下表現了許多沖突，包括文化之間的沖突、文化與個人的沖突，還有男女性別的沖突。但在這些沖突中，女性群體一直沒有得到關注。本文將從價值取向、傳統與現代、女性意識等視角解析不同女性角色在文化差異中的掙扎與困境下的妥協。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女性；沖突與妥協

【中圖分類號】J90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標號】2096-8264（2023）09-008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9.029

李安的早期電影都集中體現了中西兩種文化碰撞下對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思考，以及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和重新建構的生命體驗。在《喜宴》這部歷時兩年創作的劇本中，李安將故事背景放在移民浪潮之下，融合了同性戀、假結婚、喜宴等兼具傳統和現代的元素，以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為主題，使故事情節走向充滿戲劇效果。此時正值中國對外開放時期，與以往躲避戰亂、從事苦力和貿易的移民形式不同，在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影響下國際人口流動呈現出快速增長趨勢。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再次成為國際移民大潮的組成部分[1]。以往海外移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等國，隨著1965年美國移民政策的改變，掀起了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移民的浪潮。文中涉及的角色也反映了移民浪潮下華人社會構成的多樣性：從中國臺灣到美國合法定居的高偉同、在美國留學的毛妹、無法獲得永久居住權的顧威威，不同的社會形象都被包羅在美國文化大熔爐中。

關于《喜宴》這部影片的評論多從父子沖突、家庭沖突甚至同性戀等多個角度進行解讀，促使影片內涵走向深化。但在所有涉及的解釋中，卻很少有人分析劇中女性角色在跨文化交際中的困境。在跨文化交際的大背景下，片中的女性角色被建構在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傳統與現代、父權形象與自我訴求之中，李安通過三位身份各異的女性角色表現了她們在中西交際中的困境以及文化沖突下的反抗與妥協。

一、中西價值取向的沖突與妥協

受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中西方女性在對待問題的意識上存在著較大差別，霍夫斯泰德在文化維度理論中提出的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對中西方文化價值取向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區分。西方在經歷了啟蒙運動到文藝復興的發展之后，確立了以個體主義為價值導向的文化。個體主義主張個性解放，以個體本位為中心，更重視個人的主體性。這種文化崇尚的獨立不僅體現于思想，更落實在行動，鼓勵人們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實現個人利益。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人們崇尚自由、平等，強調變化和進步，認為個人利益至高無上，其宣揚的開放包容和人人平等的社會契約讓女性也有了展示自我的平臺。

影片中，此時中國的社會環境雖已開放，但觀念上的限制對女性依然有較大影響，這也是顧威威、毛妹選擇在美國生活、工作的原因。與美國冒險激進的社會環境不同，中國是農耕文明國家，受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和聚居的封閉地理環境影響，常以合作為基礎展開人際交往。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儒學倡導的“三綱五?！笔蔷S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其中“仁”是儒家最基本的社會倫理范疇，它包含了儒家強調的社會與家庭的倫理秩序，社會群體之間的共同利益，所以中國人的交際往往更注重集體利益。

價值取向差異是造成跨文化沖突的深層原因，同時在思維模式和交際準則上也多有體現。影片中所展現的高家小集體和海外華人大集體都遵循重視人情、尊重傳統的原則，因此影片中身處異國的華人女性在父權文化環境下也服從于集體主義，很多時候都是通過奉獻自我利益來獲得集體認同。

不同的價值取向影響著人們對待沖突和處理沖突的行為，李安并沒有利用西方女性來反襯華人女性的跨文化交際，而是安排具有中國特色的事件來體現她們與長輩相處以及實現自我利益時的思想沖突。雖然顧威威和毛妹在個體主義文化環境中生活，但對集體主義社群的依賴并沒有減弱，她們的決定依然受集體意識和社會責任的制約，影片折射的正是女性表達自我需求、追求獨立人格與遵循傳統之間的沖突。

二、傳統與現代的沖突與妥協

影片中，李安將顧威威這一角色設定為上海人，在紐約生活卻經濟困難，只能借租在高偉同（男主人公）的爛尾樓。上海和紐約都是中美十分重要的移民城市，在國內環境中上海是文明和先進的代表，但紐約更開放優渥的發展環境讓顧威威不愿離開。雖然1965年《移民法》改變了種族歧視和國際歧視的條款，但此時的紐約移民構成中華人并不占優勢，條款同時規定任何一個國家的移民不得超過兩萬，偷渡者一經移民局發現就會被遣送回國。失去了工作的顧威威只能躲在家里畫畫，即使這樣她也沒想過離開紐約。

影片中展現的她是一個獨立、堅強，但又肆意妄為的女孩。為了能夠拿到綠卡，她寧愿放棄自己的婚姻和幸福，試圖用假結婚的方式留下來，但都沒能得償所愿。此時高偉同在父母步步緊逼的情況下提出假結婚，她也就順勢答應了。作為新時代的女性，她在美國文化大熔爐中生活，難免帶有美式自由隨性的思考方式，所以才會用“我們可不在乎那些俗套”來搪塞婚禮。但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婚姻是一輩子一次的大事，它的隆重程度關乎主家的社會地位和面子大小，即使她不在乎，也無法干涉高家父母要操辦婚禮的決定。盡管她深受獨立、平等觀念的熏陶，但也不能罔顧傳統倫理道德的想法，只能在欺瞞和享受親情中拉扯自我。后來意外懷孕，為了前途想打掉孩子，卻被高家父母的親情和想抱孫子的愿望感化，最終選擇留下孩子。誠然，她并非被強迫地去進行一系列選擇，但通過分析人物的處境可知，她的選擇具有一定必然性。作為社會地位最低的家庭成員，假結婚的利益交換讓她幾乎沒有話語權；懷孕后高母利用女性的同理心對她進行勸說，讓她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風險規避，從而在傳統倫理的期盼下選擇了順應高家父母的想法。

喜宴的本意是想通過做戲的方式打消高家父母對兒子的逼迫，但事件不可控的走向讓這場荒謬、掩人耳目的喜劇注定是悲傷的基調，在觀眾看來大團圓的結局是兩種文化的妥協與融合，實則是以犧牲女性利益為代價的創傷悲劇。

毛妹也是在傳統家庭長大，接受現代教育的女性。她與顧威威相比家庭束縛更多，二人的社會地位也有明顯不同。她是高偉同在各種苛刻條件下篩選出來的相親對象，即使再優秀也無法對自己的婚姻做主。毛妹的性格不像顧威威那樣熱情明艷、敢愛敢恨，她身上更多是女性在父權文化下特有的謙遜和順從。雖然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戀愛對象，實際上也不敢忤逆父母安排的相親。除開中式父母傳統的思想觀念以外，距離問題、文化差異也是父母排斥涉外婚姻的主要原因，因為毛妹的男朋友是外國人，所以只能選擇隱瞞。她同樣深受現代化浪潮的洗禮，與顧威威一樣處在堅守傳統道德與已有新價值觀念的矛盾中。

女性意識的崛起伴隨著對傳統家長制家庭關系的背離，但顧威威和毛妹在傳統文化里長大，身處異國他鄉時，“報團取暖”仍是降低風險維護自身利益的最佳選擇。此外，她們到美國生活后依然要以女性身份面對異質文化中的性別歧視和種族偏見，在這個過程中就不得不尋求集體的庇護。由此，即使這兩個女性角色都有獨立選擇生活方式、愛情的勇氣，她們也許反叛，但最終都被包容在傳統文化之中。

而高媽媽是傳統父權文化下的女性化身，是典型的中國母親。她有著絕大部分中國女性的溫柔、賢惠，遵循夫為妻綱、以子為命的傳統，將延續高家香火視為自己最大的價值。影片中她將兒子的婚事視為頭等大事，愛屋及烏對假兒媳顧威威也是百般體貼。她慈愛、包容的態度彌補了顧威威在海外渴望的親情，讓她感受到了家的溫暖。直到假結婚的事情暴露，顧威威不想要孩子時，她說羨慕像威威這樣的女孩子，可以獨立追求理想并且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此時臺灣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思想上也深受美國文化沖擊，時代的發展讓顧威威走了一條她從未嘗試過的道路，但伴隨一生的文化基因并不允許她在涉及自身利益時向新思想妥協。

社會發展能夠直接反映女性的生存環境，21世紀前后的臺灣已經有了文化包容的態勢[2]。高媽媽生活的年代，生活重心一直圍繞著丈夫、兒子，自我價值的高低與家族里的男性息息相關。在兒子面前她是慈母，在顧威威面前她又變成了卑微的祈求者，為了保住孫子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尊嚴。她懂顧威威拼搏的想法，但作為老人放不下對子孫后代的期盼。她做不到完全的開明，不能接受顧威威打胎；但也無法罔顧年輕人的想法，只能從同為女性的角度出發用母愛和親情感化顧威威。在她看來，追求理想固然重要，但女人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情還是結婚生子、傳宗接代。顧威威、毛妹代表的是個體主義現代思想，高媽媽代表的則是集體主義傳統思想。在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碰撞下，前者與后者截然不同的生活體驗、思維方式讓她們以追求夢想、實現自我價值為奮斗目標，家庭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卻不會任由長輩包辦一切事情。但理想與現實發生沖突時，她們就失去了承擔風險的勇氣，選擇了回歸傳統。

究其緣由，還是因為在父權社會背景下，其派生的文化價值系統不能不以維護父權制為目的。顧威威和毛妹是集體主義社會女性在跨文化交際中的一個縮影，她們渴望自由和把握婚姻自主權，想要在傳統和現代之中尋求適宜女性新生存的平衡。即使沒有達到預期，仍是中國女性對于自我訴求的一個勇敢嘗試。傳統文化不僅涵蓋了她們的成長經歷，還承載了她們的文化認同，雖然她們都深受個體主義文化的熏陶，但始終沒有走出父權文化的限制。

三、父權與女權的沖突與妥協

父權制原是早期人類學專有名詞，意指氏族公社時期，人類社會由母系氏族公社轉向父系氏族公社時產生的以父權為中心的氏族組織與文化結構[3]。中國是典型父權制文化影響下的國家，與個體主義文化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和獨特性相比，集體主義文化強調集體環境、人際關系，更注重他人的評價。

縱觀女性意識發展歷史，西方女權主義在20世紀時已較為成熟，而有關爭取女性權益的社會主張在經歷法國出現、英美流行之后，才逐漸傳入中國。在傳統文化影響下，“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的觀念依舊束縛著女性；同樣“恥感文化”對精神價值的看重也讓人十分在意社會和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以及輿論對自身的影響。恥感是人們趨榮避辱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心理，是人的行為與個體的內在化群體意志發生沖突時內心產生的痛苦體驗[4]。在集體主義文化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會讓個體因為周圍人的行為而感到羞恥或自豪，而不僅僅出于他自身的行為，這也是中國人在交往時重視面子的原因。面子對于中國人來說，不僅是維護在他人眼中的美好形象，還是主流價值觀下社會地位的試金石。同樣群體的面子也需要個體維護，它的約束力不僅表現在利益方面，個體的目的、愿望、情緒更是在其之下。

受經濟實力、政治話語權、社會對女性生殖力需求等的制約，女性在交際時的恥感比男性更強烈。且女性在社會發展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依附于男性，除開自己的面子，她們還需要維護所在族群的集體面子。因此毛妹答應相親是為了維護自己在爸媽和別人眼中的面子。高媽媽勸說顧威威是為了保全高家在別人眼中的社會地位，遮掩兒子是同性戀的“丑聞”。顧威威留下孩子不僅是對當下處境的考慮，還為了維護高家名譽，挽回自己因為假結婚懷孕而丟失的自尊，女性的自我訴求就這樣被掩蓋在傳統的倫理話語之下。

盡管影片中女性角色在關注和影響上都弱于男性，但她們所展現出來的表達意愿和個人需求卻一直是社會發展中關注的問題。在這部以批判父權文化為導向的影片中，李安呈現的正是新時代女性在跨文化交際中的抗爭與迷茫，她們無法平衡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以及他們與當下需求的矛盾，以至在不知不覺中向傳統文化做出讓步。但無論是顧威威異國生存、以幸福為代價操控婚姻，還是毛妹不敢告訴父母的戀情，她們都誤把追求決策獨立和利益私化當作真正的女性權利，沒能得到解放心靈束縛的自由，以至于身陷傳統家庭的禁錮。女性在追求自我利益尋找自由的道路上必然會對以男性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環境產生沖擊，其中最主要的沖突就在于男女關系的不對等。在父權社會里的男性、家庭里的父親，都有著說一不二的權利，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屬品。女性革命是對在父權社會中嚴重扭曲的男女兩性關系的批判和糾正，但事物的發展往往很難避免其兩面性，因此如何處理新的矛盾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5]。正如顧威威和毛妹，她們急于擺脫父權文化，盲目認為離開家庭的束縛就能實現利益，讓自我需求與父權站在了對立面。在沒有實現充分的權力、能力、理性的前提下，女性對獨立和自由的探索都存在著迷茫和不安。父權文化由來已久，因此女性權益的實現也需要男性的支持。事實上，女權主義的發展也不能脫離社會環境和其他變化因素獨立存在，兩性在對待利益上的態度從來都不是尖銳的、失衡的，只有良性、和諧的權利關系才能真正促進女性意識的發展。

四、結語

李安在電影《喜宴》中呈現的兩個現代女性角色都表達了在情感上的主動權，反映了女性在不同文化價值觀下對實現自我需求的渴望。影片從跨文化交際的視角呈現了女性在不同價值取向下的生存狀態。她們在面對社會大環境和個人生存壓力時敢于同過去抗爭，在這個過程中表現了極大的勇氣。顧威威和毛妹是具有獨立意識的新女性，但因為復雜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因素，她們在為自身權益爭取的過程中難免會有走彎路的時候。因此如何避免與父權文化形成對立關系，保持獨立思考的理性、敢于表達自我，正是女性交際時需要注意的問題。對于高媽媽這類老一輩的傳統女性來說，她們在面對文化沖突時做出的改變和適應不僅是對家庭成員的包容，還是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下產生的文化認同的接納。

影片中對于女性意識沒有過多著墨，但展現出的男女沖突、文化沖突在交際中都有跡可循并值得參考。女性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應當完成身份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救贖，學會在不同的情境下完成不同文化身份的轉換，構建適合自己的多重文化認同。在提高能力的同時完成自我意識的覺醒，面對異質文化危機時能夠辨明優劣，從而建立正確的文化態度，避免在沉默中順從或以損害自己的利益為代價求取太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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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春花，劉俊娥.論恥感的道德價值——以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為例[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4）：94-98.

[5]居曉紅.《簡·愛》 ——女性自由平等的吶喊[J].宿州學院學報，2004，（05）：67-68.

作者簡介：

唐思瑤，女，重慶人，重慶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