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學界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研究綜述

【摘要】文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方面，與其他方面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近年來，國內學者圍繞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理論范式、理論批判、人文資源和現實路徑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總結這些成果和不足對探明未來研究方向和促進理論深化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D820?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09-0126-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9.041

基金項目：西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哲學新詮”（XZMYYJS2021014）。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黨的“十八大”提出以來，在不同學科和領域中引起了廣泛討論。文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學者特別是文化學者對此開展了理論探究?？傮w來看，國內學界以促進文化融合為目的導向，圍繞著理論范式、理論批判、人文資源和現實路徑四個方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進行理論探索，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這些成果進一步豐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內涵，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提供了重要啟示。本文在系統梳理這些學術成果的基礎上進行評價與展望，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學術期待。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理論范式

“理論范式”是人類文化共同體形成的理論依據和價值支撐，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理論路徑。蘇聯學者勃羅姆列伊早在民族學領域就提出了“歷史文化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人類文化，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其具體表現，則各具特點，極其豐富多彩?！盵1]

首先，“文化共同體”概念的提出在本質上有著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理論根基。一是文化和自由有著密切聯系，文化創造是人實現自由的現實途徑；二是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產生了“世界文化”的歷史現象，“隨著生產交往的世界化必然帶來文化的世界化，這是一種必然的附帶結果?！?①

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儒家“大同”思想是中國人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向往，“和文化”和“天下觀”孕育著以和為貴的人際交往理念。國內學者主要圍繞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理論范式的建構，此外也提出了其他理論范式，如“馬中融合”的理論范式和“科學文化”的理論范式。

（一）馬克思主義理論范式

第一，認為文化覆蓋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整體，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具有統攝作用；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理想目標是使人類由“物的依賴性”走向“自由個性”。馬克思主義文化觀認為，文化發展不是純粹的精神實踐，而是包含物質活動與社會活動的共同實踐。文化作為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反作用。

例如侯玉環認為，文化因素具有貫穿各實踐維度的“滲透力與感染力”，應以“文化理想”的影響力，輻射并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同構”。其次，馬克思提出了關于人的三種社會形態的著名劃分，揚棄異化走向自由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必由之路。侯玉環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體現了人類文化走向“自由個性”階段的文化自覺，是人類邁向“自由個性”的“現實文化塑造”。[2]

第二，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理論有助于破除針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質疑和挑戰。馬克思認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社會基本矛盾，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聯合國大會決議之后在國際上獲得了更多的支持，但仍面臨著諸多挑戰。

例如徐偉軒和吳海江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著文化“身份異質”的價值觀沖突和二元對立的“實體性思維方式”的挑戰，應該在跨文化實踐中運用“主觀能動性推動矛盾轉化”。從動力論的角度來看，這關涉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正當性和緊迫性”。[3]

第三，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邏輯是符號系統的異化及其揚棄。在人學本體論看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與文化符號的演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人類史在本質上就是文化符號的創造史。

例如鄧依晴和程廣云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史就是‘共同體’的符號系統的創造史”，經歷了一個從“人的依賴”階段的“圖騰符號”，到“物的依賴”階段的“抽象符號”，再到“自由個性”階段對“符號異化的揚棄”的階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須以各民族共同的實踐活動為基礎，才能生成共同的“文化符號系統”。[4]

（二）中華文化范式

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范式，學界還著眼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聯系，把中國儒家智慧融入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解構之中，例如“和文化”“大同思想”“天下觀”等。

第一，在思想聯系方面，認為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理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具有相通性，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重要的思想來源。與“和文化”的聯系上，金應忠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和文化”之間具有相通性，指出“和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屬“同一個文化理念層次”。[5]與“大同思想”的聯系上，孫聚友認為，儒家的大同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具有‘天下為公’的價值共識，貫穿著‘公平正義’的治理理念，蘊涵著‘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6]與“天下觀”的聯系上，王文涵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整體主義”思維和“天下主義”情懷在處理世界多元文化關系中的體現。[7]

第二，在傳承與創新方面，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比如在“和文化”方面，張埔華從政治、生態和愿景等方面分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和合”文化的繼承，在“國際交往準則”、“生態體系”建設和對未來“美好愿景”方面繼承了“和合”文化的價值理念，實現了創新性發展。[8]

第三，在時代價值方面，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重要借鑒意義。比如在儒家“天下觀”方面，郭瑞在對儒家“天下觀”進行概念分析和歷史演變的考察的基礎上，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在“新的環境”和“面對新的問題”的歷史條件下對儒家思想的創新性發展。在價值觀塑造方面具有重要時代價值，例如“為處理國際事務提供了參考和依據”“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與路徑”等。[9]

（三）“馬中融合”的理論范式

學界除了分別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內涵，還主張將二者相結合，形成了“馬中融合”的理論范式。

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諸多方面存在融通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二者理論契合的體現，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例如楊柳新和張夏蕊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馬克思主義“高度契合”，體現在：一是在對人的認識上具有“以共同體為本位的倫理基礎”；二是在各自代表著作的經典描述中都蘊含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雛形”；三是在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自身三個維度上，具有共同的理論視野。[10]

在二者相結合所體現的時代價值方面，施丹和溫波認為，二者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促進我國文化繁榮、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1]

（四）“科學文化”范式

李俠認為，具有較強的地域特色的不同文化范式之間的差異是長時間共存的，難以消除。因此，必須尋找一種在全球具有“最大公約數的文化范式”?！翱茖W文化”范式認為，由于人類不同群體的認知水平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在共同體內部也是分層的。通過“科學文化”能最大限度地把群體內部存在認知與發展差異的各部分整合起來，其價值在于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同文化相遇時產生的沖突與阻力，降低認同障礙。[12]

總之，國內學者在文化建構的理論范式方面的研究并未達成一致，這不免出現圍繞著“范式之爭”的新的學術分歧，范式之間的關系也需進一步厘清。其次，國內學界普遍從概念內涵、啟示意義等方面尋找理論聯系，然而具有較強地域特色的中華傳統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實現現代和國際的轉化，仍需細化研究。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理論批判

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理論范式是在對以往文化理論進行反思后形成的，學界從不同的理論視野展開對“文化進化論”和“文明沖突論”的批判并期望實現超越。

（一）“文化進化論”

“文化進化論”的提出源于近代自然科學對文化歷史研究的影響。一些學者企圖利用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框架研究文化，比如“文化進化論”的創始人泰勒。

泰勒把文化發展看作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由野蠻到文明的進化過程， 以西方文化作為唯一標準來評判其他文化的優劣。與此相對的是“文化相對主義”，反對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隨意植入文化歷史研究，主張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差異和強調文化選擇的自主性，走多元化發展道路，國內學者對二者的片面性展開了批判。

齊勇認為，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文化進步主義”是對“文化進化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超越?！拔幕M化主義”與 “文化相對主義”都是各執一端，“文化進化主義”所對應的是文化殖民主義和強權政治，而“文化相對主義”陷入異質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導致“文化保守主義”。馬克思通過整合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彌合了二者在“進步和現實、應然和實然”之間的精神分裂，提出了“文化進步主義”理論，這一理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創造了“必要前提”，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和邏輯”，實現了對二者的超越。[13]

（二）“文明沖突論”

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沖突論”，其主要觀點認為，美蘇冷戰結束后世界沖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差異。國內學者對其觀點的片面性和虛偽性進行了揭露，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文明互鑒”的原則是對“文明沖突論”的超越。

在片面性方面，認為其觀點本末倒置，夸大了不同文明間的差異和沖突。比如劉志剛認為，文化差異甚至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不能把文明沖突“過度放大”，忽視其作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原動力”的積極作用；西方的野蠻殖民和在物質方面的成就導致其產生“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慣性，把“非西方文明”邊緣化，認為自身文明具有唯一“合法性”，這種狹隘視角忽視了對以“和平與發展” 為核心的人類共同價值的追求。[14]

在虛偽性方面，認為把文明沖突作為沖突的根源的實質是掩飾西方大國的強權利益和維護其霸權地位。例如衛東和張立健認為，“文明沖突論”本質上是盛行于西方國家中的傳統爭霸理念的“遮羞布”，其價值在于為冷戰后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外交政策提供理論支撐，為攫取不正當利益提供“輿論掩護”，例如中東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背后的利益爭奪都體現了“文明沖突論”的虛偽性。[15]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人文資源

除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進行理論范式探索和文化批判，學界還從多方面挖掘人文資源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例如絲路文化、草原文化等方面。

在絲路文化方面，李萍認為，絲路文化是絲綢之路各沿線國家、各民族文化整合、創新與互通的產物，人類命運共同體來源于對“絲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16]

陳強把佛學家池田大作提出的“精神絲綢之路”的概念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和象征，利用古絲綢之路的“文化積淀”及其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源泉”，實現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鑒。[17]

在草原文化方面，王其格和黃金認為草原文化“多元復合特質和包容開放”的特征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提倡的多元價值觀相契合。草原文化的生態倫理、合作理念與人文精神等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不可或缺的“文化資本”。[18]

總而言之，當前學界在人文資源的挖掘方面所關注的重點都類似，具有較強的地域特色及典型性的人物形象的特點。采用個別化的研究方法，在思想內涵、啟示價值上把握它們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關聯，從特殊性方面敘述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借鑒意義。因此，學界還應注重對其進行價值提升，尋找中西文化的結合點，使其具備普遍的文化價值。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現實路徑

除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進行理論探索，學界也關注其實踐形態上的現實路徑。在跨文化傳播的載體、話語權、技術手段和傳播策略等方面提出建議，在文化活動、文化平臺和文化產業方面提出了具體措施，以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獲得國際認同。

（一）跨文化傳播機制

在載體方面，張霆認為，建立能較快形成積極印象的載體，能在較短時間有效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跨文化傳播與認同。

例如為國際社會提供安全保障、承辦世界互聯網大會等急切需要獲得有效供給的載體，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類易產生共識的載體等。[19]

在話語權方面，陳鑫認為，話語的主體、內容、平臺、方式等因素對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將產生重要影響，這方面的薄弱嚴重制約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傳播。因此，要不斷增強硬實力，夯實話語基礎；不斷提升軟實力，增強話語權力；不斷完善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20]

在技術手段方面，郗云峰在梳理國內外區塊鏈技術在傳播領域的應用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建立“絲路音樂超市區塊鏈平臺”和“絲路實話實說區塊鏈公共討論平臺”，利用區塊鏈技術實現“民心相通”。[21]

在傳播策略方面，劉連營認為，跨文化傳播應實現從“單向傳播到互動交流”的轉變，更符合文化交往的傳播策略。通過“語言框架和意義框架的重構”，實現認知的連續和詞匯的轉場，實現文化的交融和傳播。[22]

（二）具體措施

在文化活動方面，認為高校校園文化活動是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重要途徑之一。

例如高金萍以北京語言大學世界文化節活動為案例背景，在價值、客觀效果等方面對高校校園文化進行了分析。認為校園文化活動是以一種“柔性方式”，詮釋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更易于接受，比課堂教學更有利于中外學生在交往中增強對彼此文化的理解；校園文化活動應進一步延伸“活動范圍”，加強“線上線下互動”，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傳播。[23]

在文化平臺方面，認為孔子學院在美國的成功具有很強的示范作用，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獲得國際認同提供有利的“文化輿論環境”。

例如楊斌認為，孔子學院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理念的先行者和實踐者，必須進行明確的“文化定位”，確立起自身的“文化使命”，承擔起作為“和平發展理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宏偉構想的文化使者”的責任。[24]

在文化產業方面，認為文化產業的國際化發展有助于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

例如宋文婷和任鋒通過中韓兩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對比分析，認為韓國文化產業的國際化發展的成功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中國應加強“法律和政策的保駕護航”，建立“文化特色品牌”，優化“人才培養路徑”，把握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加快文化產業國際化發展的步伐。[25]

五、評價與展望

綜上而言，學界在文化建構方面較為系統地深化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基礎，為繼續深化研究奠定了前提。

首先，在研究中做到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既在理論層面上對文化理論進行建構與批判，又在實踐層面上探索現實路徑，促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建構的現實生成。

其次，通過對西方某些狹隘的文化理論進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掃除了理論障礙，積極謀求國際話語的主導權。最后，國內學者都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彰顯了中華文明古國的人文智慧與博大胸懷，展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價值，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路徑，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涵。但目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第一，理論和空間視野可進一步開闊，創新理論研究視角。

首先，當前學界主要把理論視野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對西方優秀文化成果的借鑒重視不足。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具有世界主義情懷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先進理論，理應具有開放包容的心態，應加強對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挖掘和探尋，促進文明的交流與互鑒。

其次，在空間視野上，學界關注國內的多，關注國外的少。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跨文化傳播中國際質疑始終存在，國內學術界把理論視野主要放在國內的政策解讀，缺乏對海外研究現狀的分析與對國際質疑的正面回應。

再次，在研究視角上，橫向理論比較多，縱向文明敘事的少。國內學者把研究重點放在橫向的理論比較上，揭示馬克思主義理論范式和中華文化范式相比于其他文化范式而言的超越性，過多地強調地方特色，對地方性與全球性之間的矛盾認識不足。

因此，可通過縱向文明敘事揭示人類文明演化的一般規律和整體趨勢，以此為突破口創新研究視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地方性與全球性的矛盾。

第二，學理基礎可進一步拓深，正確把握問題意識。

在研究內容上，國內學者進行宏大敘事的多，學理基礎探索的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把文明和諧共生作為理想目標加以追求，這是一項長期且系統的全球文化公共工程，在短期內無法完全實現。

當前學術界多從應然層面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建構進行理想描繪，缺乏在實然層面上對學理基礎進行論證。后者作為理論前提沒有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導致“共同體”流于抽象，對文化認同、文化融合、文化變遷的機制等問題缺乏微觀的、跨學科的研究，學理基礎仍相對薄弱。

其次，在問題意識方面，學界更多強調的是人類“命運與共”，對文化沖突的現實在理論上綜合把握不足。

因此，在無法避免文化沖突的前提下，如何深入具體地把握共存與沖突的辯證關系，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超越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就應成為核心的問題意識。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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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鑫，男，四川遂寧人，西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0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