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資產結構的影響

李光龍，譚茜

(安徽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轉變，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關乎企業發展的質量，如何優化資源配置成為學術界亟待研究的問題。企業的資產結構反映了企業資源配置狀況：合理的資產結構能夠使企業保持高質量的償債信用，使企業績效最大化[1]，提升企業價值[2]；不合理的資產結構，將導致企業業績下滑，甚至陷入財務困境[3]。因此，研究企業資產結構對企業生存與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從已有文獻來看，多數學者主要從微觀角度分析資產結構，鮮有文獻聚焦稅收政策與企業資產結構二者之間的關系。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基本手段，稅收政策可以引導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向，進而影響企業的資源配置狀況。

增值稅是我國第一大稅種，其收入規模占稅收收入的三分之一，對宏觀經濟有顯著的調控作用。增值稅的中性特征使增值稅具有促進公平競爭、實現經濟公平的功能。然而，當存在銷項稅額不足以抵扣進項稅額時，未抵扣的部分將作為留抵稅額轉到下一期進行抵扣。龐大的留抵稅額提高了企業經營資產的使用成本和經營風險，進而阻礙了企業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換代，給實體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帶來障礙。為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頒布《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2018年退還部分行業增值稅留抵稅額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70號)(以下簡稱“財稅〔2018〕70號文”)，要求對部分先進制造業、研發等現代服務業進行留抵退稅。根據《關于進一步加大增值稅期末留抵退稅政策實施力度的公告》(財稅〔2022〕14號)(以下簡稱“財稅〔2022〕14號文”)，留抵退稅政策進一步放寬，允許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制造業等行業申請增量存量留抵稅額的全部退還。大規模留抵退稅成效顯現：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預計全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實行大規模退稅將是主要措施，全年留抵退稅預計約1.5萬億元。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一方面能夠使企業得到退稅資金，向市場釋放了積極信號；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增值稅返還鏈條，降低企業經營資產的使用成本，加速資金周轉。那么，在增值稅的留抵退稅政策下，企業的資產配置將會如何變化？

現有文獻對留抵退稅政策實證研究較為薄弱，尚未發現考察留抵退稅對資產結構影響的文獻?；诖?，筆者以2018年增值稅留抵退稅試點這一外生政策作為準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模型，擬探究留抵退稅對企業資產結構的影響。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1)在研究視角上，基于留抵退稅政策這一新的角度，擬探究企業資產配置的可能變化，拓寬了資產結構的影響因素研究，同時又以企業資產配置效率為政策落腳點，豐富了增值稅留抵退稅的政策效果研究；(2)在研究方法上，以財稅〔2018〕70號文為準自然實驗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挖掘留抵退稅通過降低融資約束和促進主業投資來提升固定資產比率的證據，并進行多種穩健性檢驗；(3)在內容上，擬考察在不同產權性質、企業規模、生命周期情況下，留抵退稅政策對資產配置的影響差異，探究背后的成因。

二、文獻回顧

(一)企業資產結構相關研究

企業如何決定在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和無形資產上的支出比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財務決策。已有眾多文獻研究資本結構，如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社會責任和流動性沖擊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的影響[4-5]等。但是，學術界對企業資產結構的研究卻未引起相應的重視。從微觀層面看，學者從資產結構的效應角度進行研究，如資產結構的引致效應[6]，資產結構對企業的經濟撬動效應[7]，資產結構對企業并購[8]、企業流動性[9]、資本結構[10]、經營業績[11]和企業價值[12]的影響，少量文獻涉及資產結構的優化[13]。從宏觀層面看，現有文獻涉及區域金融生態環境[14]和地區產權制度、地區締約制度[15]、預期通貨膨脹[16]對資產結構的影響。

(二)增值稅留抵退稅相關研究

增值稅的留抵稅額是指當期銷項稅額小于進項稅額而導致的未抵扣的進項稅額。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發布起，我國一直實行增值稅的留抵不退政策制度。直到2018年，我國才逐步允許較大規模的留抵退稅。瀏覽文獻可知，留抵退稅問題并沒有得到學術界足夠的關注。目前，有關留抵退稅的文獻大多為理論分析和稅收實務，如留抵退稅的分布和影響[17]，留抵退稅制度的國際經驗借鑒[18-19]，留抵退稅的負擔機制[20]，留抵退稅權的證成與規則完善[21]等。鮮有學者用實證分析法探究留抵退稅對企業的影響，少數實證文獻分析了企業價值、創新研發、企業投資、企業金融化和債務融資成本等，如解洪濤等[22]使用2015年全國稅源調查數據發現，留抵稅額擠占了企業現金流量，并提高了企業融資成本。黃賢環等[23]使用了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一季度的A股上市公司數據檢驗了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金融化的抑制作用。部分學者以財稅〔2018〕70號文為準自然實驗研究留抵退稅政策，結果表明留抵退稅政策可以顯著激勵企業創新研發[24]，增加固定資產投資[25]、提升企業價值[26]并促進全要素生產率[27]的提高。

以上文獻未涉及留抵退稅政策如何影響企業資產配置的問題。實際上，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可以降低資本使用成本，對企業資產配置決策的影響不容小覷?；诶碚撆c實證相結合的檢驗方式，筆者擬研究增值稅留抵退稅與企業資產結構的因果聯系，并進一步討論其影響路徑和異質性，根據實證結果為完善留抵退稅政策提出建議。

三、理論分析與假設

(一)政策背景

長期以來，在我國增值稅制度中，留抵稅額不能退還。為解決企業資金被擠占的問題，自2011年開始，我國對29家集成電路企業實施留抵退稅政策，2016年對從事大型客機、大型客機發動機研制項目形成的留抵稅額予以退還。上述的增值稅留抵退稅只涉及部分企業或部分項目，改革范圍有限。2018年，財稅〔2018〕70號文出臺，大規模留抵退稅政策在我國試行，退稅行業覆蓋了18個先進制造業。2019年，《財政部 稅務總局 海關總署關于深化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 海關總署公告2019第39號)(以下簡稱“39號公告”)規定將增值稅留抵退稅范圍擴大至全行業，同時提高了退稅要求。同年，《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明確部分先進制造業增值稅期末留抵退稅政策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19年第84號)(以下簡稱“84號”公告)出臺，放松了對先進制造業的退稅門檻。2022年，《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大增值稅期末留抵退稅政策實施力度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第14號)(以下簡稱“14號公告”)出臺，我國進一步釋放了留抵退稅政策紅利，允許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制造業等部分行業在規定時間內申請退還增量與存量留抵稅額?！蛾P于擴大全額退還增值稅留抵稅額政策行業范圍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22年第21號)(以下簡稱“21號公告”)進一步擴大了14號公告所規定的行業范圍。2022年，國家多次出臺政策文件縮短退稅流程時間。與往年的退稅政策相比，2022年的政策具有退稅范圍更廣、退稅要求更低、退稅力度更強及退稅效率更高的特點。政策變化如表1所示。

表1 2018年后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主要歷史沿革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

首先，由于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廣、稅率單一且實行全環節課征，增值稅具有中性的特點。不論何種經濟組織形式，只要企業在最終的消費環節增值額相同，增值稅稅負就相同。多檔次的增值稅稅率、生產型的增值稅會造成重復課稅，扭曲微觀主體的行為[28]。與前者相似的是，留抵退稅也會影響資源配置。具體來說，當產生進項稅額而沒有足夠的銷項稅額時，企業就有一部分資金會“滯留”在政府，企業不僅由此失去了這筆款項帶來的時間價值，也面臨更高融資約束[26]183。對于高新技術企業與裝備制造等重資產行業或者初創企業，這種扭曲效應更加顯著，原因在于，這些行業前期固定資產投入大、生產周期長，若不能產生相同或更高的銷項稅額，那么政府中將有大量擠壓資金。從稅收的替代效應分析，增值稅留抵不退稅提高了固定資產的使用成本。為了減少企業現金流的壓力，提高資本收益率，企業可能選擇增加雇傭人數以代替資產投資，或者減少主業投資，增加金融資產配置。若不能留抵退稅，長期來看，企業的固定資產占比將減小，流動資產占比增加。如果企業實現了增值稅的留抵退稅政策，則會消除生產要素配置的非中性效應，降低固定資產的使用成本。通過信號傳遞機制，企業對實業經濟充滿信心，加大對主業的投資。

其次，根據權衡理論，確定資產結構的本質是對風險與收益的權衡，固定資產的變現能力弱但收益高。若對未來經濟發展持悲觀態度，企業更愿意提高預防性儲備，因而降低固定資產的持有水平。留抵退稅體現了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信號，提升了中國企業對未來發展向好的信心，降低了企業預防性資金的需要，從而會提高固定資產的持有比例。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1：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會激勵企業提高固定資產的比率。

在一般情況下，企業可以通過內部與外部兩種渠道進行融資。其中：內部融資來自內部融通的自有資金，具有風險低、成本低、自主性強等特點；外部融資可分為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主要通過向銀行金融機構或機構投資者籌資，具有高效性、高風險性和有償性等特點。由于企業內部管理者和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差異，外部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往往較為保守，他們需要高額的投資回報來彌補其信息成本，導致企業資金成本居高不下。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政策，留抵退稅政策不但體現了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決心，降低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不穩定性，也表明了政府對企業的扶持和擔保，給外部融資市場傳遞了積極的信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資金，降低外部融資門檻，為企業技術更新、擴大規模帶來資金支持。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2：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緩解了融資約束，從而推動企業提升固定資產比率。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財稅〔2018〕70號文為準自然實驗(1)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根據39號公告，2019年4月開始全行業試行增值稅增量留抵退稅制度，但39號公告的退稅門檻高、使用范圍窄及退稅額度小，如要求申請留抵退稅的納稅人自2019年4月稅款所屬期起，連續六個月增量留抵稅額均大于零，且第六個月增量留抵稅額不低于50萬。從實際執行情況看，符合條件的企業并不多。2019年6月，國家又放寬了部分先進制造業的退稅條件(參見84號公告)，這些行業與本文研究的試點行業范圍相同，因此保持了控制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區別。，考察增值稅留抵退稅對上市公司資產結構的影響。為保證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的操作可行性，筆者選取滬深兩市發行的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的季度數據，以2018年第三季度為政策實施季度。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剔除了原始數據中金融保險類、*ST、ST類上市公司和數據缺失的樣本，并對數據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最終得到31 128個樣本觀測值。本文的全部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資產結構。資產的管理一般指的是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的管理[29]。由于固定資產比例與流動資產比例具有反向關系，本文采用固定資產比率(fixed asset ratio，FAR)來衡量資產結構。

2.主要解釋變量

主要解釋變量為Treati×Postt。本文根據財稅〔2018〕70號文設置Treati為虛擬變量。若企業屬于該政策試點行業，則Treati為1，否則為0。設置Postt為虛擬變量。其中：i為不同企業；t為不同時間?？紤]到財稅〔2018〕70號文于2018年6月27日出臺并規定相關企業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完成退稅工作，2018年第二季度幾乎不受政策影響，因此以2018年第三季度作為改革點，2018年第三季度及之后Postt取1，否則取0。Treati×Postt表示留抵退稅實施的政策效應。

3.控制變量

本文參考雷新途等[14]105的研究，將資本密集度、經營現金實現水平、公司規模、營業收入增長率、資產負債率和凈資產收益率作為影響資產結構的控制變量并加入可能影響資產結構的控制變量股權集中度和人力資本密集度。在樣本期間，考慮到我國實施了許多減稅降費政策，為了排除減稅降費對企業資產偏好的影響，參考劉駿等[30]和劉行等[31]的做法，在回歸模型中加入了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具體定義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名稱及解釋

(三)模型設計

為檢驗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資產結構的影響，構造了以下雙重差分模型

A_structurei,t=β0+β1Treati×Postt+∑βnControls+μi+λt+εi,t

(1)

其中：A_structure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企業i在第t期的資產結構；β為常數項；Treati×Postt是重要解釋變量，其系數估計是雙重差分估計量，考察留抵退稅對資產結構的影響；Controls為控制變量的集合；μi和λt分別表示企業固定效應和季度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采用固定資產比率(FAR)來衡量資產結構。此外，回歸在企業層面進行了聚類穩健標準誤處理。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見，固定資產占比約為0.2，這與王紹鳳等[32]的數據基本一致。Treati的平均值約為0.51，表明處理組與對照組的數量相當。從財務特征來看，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長率最大值為331.1%，最小值為-82.1%；企業凈資產收益率最大值為12.7%，最小值為-24.2%，表明企業在成長速度與盈利能力方面具有較大差異。在公司治理方面，從股權集中度角度來看，企業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均值為33.56%，說明大部分企業存在內部人為控制的治理問題。從代理理論角度來看，可能會存在企業流動資產偏高而固定資產偏低的問題。其他變量結果與現有文獻基本一致。

表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結果

表4報告了回歸結果。由表4可見，列(1)為不加控制變量、僅控制雙向固定效應的基準回歸結果。政策效應(Treati×Postt)對固定資產比例的估計系數為正，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2)為加入控制變量，僅考慮企業固定效應的基準回歸結果，同樣，政策效應(Treati×Postt)對固定資產比例的估計系數為正，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3)為考慮控制變量與雙向固定效應的基準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留抵退稅政策提升了試點企業固定資產的比例，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初步驗證了H1。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三)平行趨勢檢驗

雖然上述基準分析識別了留抵退稅政策對資產結構的效應，但是運用雙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通過平行趨勢檢驗。鑒于此，筆者使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處理組和對照組資產結構差異隨時間變化的動態效果。理論上來說，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提升企業固定資產比率的影響發生在政策實施之后，因此，政策實施前對照組和實驗組的變動趨勢相同。圖1展示了政策動態趨勢，橫軸代表時間(政策實施時間即2018年第三季度，政策發生前一季度為估計基期)，豎虛線代表政策實施時間，縱軸代表交互項估計系數。如圖1所示，政策實施前，估計系數未顯著大于0，說明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固定資產比率在政策發布之前具有相同的發展趨勢，符合平行趨勢的假設。在政策實施當期及后期，估計系數為正，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固定資產比率的發展趨勢在政策點發生差異，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提高了實驗組固定資產比率。

圖1 平行趨勢檢驗

(四)穩健性檢驗

1.子樣本回歸

本文將樣本區間變更為2018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一季度，以避免其他因素對企業固定資產占比的影響，結果如表5的列(1)所示?？s短樣本得到的回歸結果與主檢驗依舊一致。

2.縮小樣本期

考慮到企業可能事先獲知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這一政策消息，并對相關行為事先作出改變。為了排除這種可能性，借鑒俞杰等[27]111的做法，剔除了政策實施前一季度，即2018年第二季度的數據進行檢驗。實證結果如表5的列(2)所示。結果顯示，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顯著提高了固定資產占比，這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說明回歸結果穩健。

3.替換樣本

為了排除早期試點政策的影響，借鑒吳怡俐等[26]190的做法，刪除了受《關于大型客機和新支線飛機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41號)影響的實驗組與對照組，重復模型(1)檢驗，結果如表5的列(3)所示。由表5可見，交互項系數依然顯著為正。

表5 穩健性檢驗

4.安慰劑檢驗

為檢驗基準回歸結果受遺漏變量、隨機因素影響的程度，筆者借鑒Ferrara等[33]的方法，通過安慰劑檢驗，判斷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提升企業固定資產占比的效應是否由其他因素所致。具體而言，隨機篩選500家公司作為實驗組，構造公司層面的隨機實驗，并按照模型(1)進行回歸，以此得到基準回歸估計系數的概率來判斷結論的可靠性。為了增強安慰劑的效力，將上述過程重復500次，最后繪制出Treati×Postt估計系數分布圖。若Treati×Postt估計系數分布在0附近，則說明設定模型中不存在遺漏變量。檢驗結果如圖2所示。由圖2可見，虛假的雙重差分的估計系數分布在0附近，圖2中右側的虛線為真實的系數值，隨機處理下大部分虛假估計系數都分布于其左側，表明企業固定資產的占比并未顯著受除了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因素外的其他因素影響。

圖2 安慰劑檢驗

(五)作用機制討論

通過前文理論分析可知，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可以有效地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和促進主業投資，企業的固定資產配置意愿隨之提高。為了進一步探究留抵退稅政策影響企業資產結構的間接路徑機制，引入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A_structurei,t=β0+β1Treati×Postt+∑βnControls+μi+λt+εi,t

(2)

Mediatori,t=β0+β1Treati×Postt+∑βnControls+μi+λt+εi,t

(3)

A_structurei,t=β0+β1Treati×Postt+β2Mediatori,t+∑βnControls+μi+λt+εi,t

(4)

如果模型(2)與模型(3)中政策效應(Treati×Postt)的回歸系數和模型(4)中介變量(Mediatori，t)回歸系數都顯著，說明存在中介效應。若模型(4)的政策效應(Treati×Postt)不顯著，說明直接效應不顯著，存在完全的中介效應；若顯著水平有所下降或數值有所降低，說明直接效應顯著，為部分中介效應。

融資約束為本文的中介變量(Mediatori，t)。企業受嚴重的外部融資約束后，出于預防動機會提高現金持有水平，表現出較強的現金積累傾向[14]103。相比于融資約束較高的公司，融資約束較低的公司會具有較低的現金持有水平。本文參考江龍等[34]的研究，用現金持有率來衡量融資約束，現金持有率為本季末貨幣資金與季末短期投資之和比上季末總資產。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一方面體現了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決心，給銀行等金融機構傳遞積極信號，產生較高的信用擔保，降低企業的融資約束，進而降低企業現金持有的預防性需求；另一方面，雖著力解決了留抵不退的問題，但只有發展實體的企業才能享受到該稅收優惠。因此，留抵退稅為主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又降低了主業投資的成本和風險?；诖?，當企業的融資約束降低后，企業更可能利用資金從事主業投資。

模型(2)至(4)用于檢驗“增值稅留抵退稅→融資約束→固定資產比率”這一路徑，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由列(1)可見，留抵退稅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固定資產比重，這與主檢驗一致。由列(2)可見，政策效應(Treati×Postt)的回歸系數為-0.005，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享受留抵退稅政策的企業顯著降低了現金持有率，這也印證了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約束觀點。由列(3)可見，融資約束(Mediator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數，說明企業的融資約束會抑制固定資產的占比；政策效應(Treati×Post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但是顯著性與列(1)相比有所下降，說明部分中介效應成立。由此可見，融資約束在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影響企業固定資產配置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H2成立。

表6 中介效應分析

六、進一步討論

為了考察留抵退稅政策效應的企業異質性表現，本節從企業所有制、企業規模、企業生命周期三方面來探討留抵退稅政策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影響。

(一)產權性質

財稅政策對不同性質企業的影響具有顯著差異，因此，筆者根據產權性質把公司劃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重新對上述數據樣本進行了回歸，以進一步觀察不同產權性質下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實施效果差異。具體回歸結果如表7的列(1)和列(2)所示。列(1)為對國有企業進行基準回歸的結果，結果顯示，變量Treati×Postt的系數并不顯著，說明留抵退稅政策對試點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占比沒有影響。由列(2)可見，變量Treati×Postt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留抵退稅政策顯著提高了試點的非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占比。結果不同的原因是：國有企業的資金相對有保障，因此國有企業受稅收負擔帶來的非中性影響較小，其資產結構尤其是固定資產的占比相對穩定；而對于非國有企業而言，其承受了較大的資源限制和融資限制，因此對稅收優惠政策更為敏感。

(二)企業規模

企業規模也會影響企業的資產結構。本文以總資產的對數來衡量企業的規模，并以企業規模的均值為標準，大于等于均值為大規模企業，小于均值則為小規模企業。對兩組數據分別進行回歸之后，結果如表7的列(3)和列(4)所示。由列(3)可見，Treati×Postt的系數為正，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顯著提高了大規模企業的固定資產比率。由列(4)可見，Treati×Postt的系數不顯著，說明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對小規模企業的固定資產配置決策干擾較小。究其原因，大規模企業的自有資金雄厚，能夠長期與銀行保持良好的信貸關系，融資約束力較低。收到退還的留抵稅額后，大規模企業更有可能利用資產的規模效應，擴大生產能力，增加企業的長期資產投資。而小規模企業面臨融資約束高的問題，更有可能增加流動資產的比例來降低風險。

表7 異質性分析：產權性質與企業規模視角

(三)企業生命周期

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在經營策略、資產結構、融資方式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參考黃宏斌等[35-36]的做法，本文采用現金流組合法，將企業劃分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2)成長期的經營現金凈流、投資現金凈流、籌資現金凈流為負、負、正或正、負、正；成熟期為正、負、負；其余為衰退期。，結果如表8所示。由表8的列(1)至列(3)的回歸結果可知，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成熟期企業的固定資產占比提高的影響更顯著，但是對成長期和衰退期企業的影響都不顯著。對于成熟期企業而言，其更傾向于選擇資金投入大、不確定性高、回報周期長但是未來收益高的長期投資資產[37]。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給企業帶來資金，因此成熟期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效應也更明顯。對于成長期企業而言，其在初期已經購入大量的固定資產，形成了大量的留抵稅額，政策實施后收益較多。即便如此，成長期企業也面臨行業地位不穩定和信貸缺乏的風險。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能夠減輕成長期企業的資金壓力，但企業傾向于提高流動資產以減少財務風險。衰退期企業由于財務狀況惡化，籌資困難，其首要目標是在市場上生存，對長期投資活動的意愿較低。

表8 異質性分析：企業生命周期視角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以2018年留抵退稅政策試點的A股上市公司為主要研究對象，對企業資產結構進行分析，探討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如何影響企業的資產配置。研究發現，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顯著提升了試點企業的固定資產占比，且這一結論在采用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等穩健性測試后依然成立。進一步分析發現，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降低了企業的融資約束，為主業投資帶來資金支持，提高了企業固定資產的比率。與此同時，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大規模企業和小規模企業，以及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業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影響。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緩解了企業資金約束，為企業能夠在更加寬松的條件下可以更加自由地作出投資決策創造有利條件，防止資源錯配，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

(二)政策建議

第一，適當降低對小微企業和初創企業的留抵退稅要求。根據本文的異質性分析，留抵退稅對小規模企業和成長期企業加大主業投資力度的影響很小，原因在于這類企業面臨較高的融資約束，尤其是初創企業前期投入大、收入少且資金周轉壓力較大，因此應該適當降低這類企業的留抵退稅的門檻。從退稅廣度來看，可以考慮將信用等級為M級的新辦納稅人納入留抵退稅范圍。根據納稅信用等級評定標準，A級納稅信用為年度評價指標得分90分以上的企業，B級為年度評價指標得分70分以上且不滿90分的企業，M級為在評價年度無生產經營業務收入且年度評價指標得分70分以上的新設企業。根據2020年全國納稅信用評價結果，B級與M級的企業總量占評價總用戶數的85%。若進一步將留抵退稅條件從A、B級放寬至M級，那么符合條件的企業數量可以增加一倍，降低了留抵退稅的門檻。從退稅深度來看，可以進一步擴大留抵退稅政策的行業范圍。目前，只有小微企業、先進制造業和批發業等七個行業允許申請增量與存量留抵稅額的全部退還，而未納入范圍的企業只能退還部分增量留抵稅款。因此，應將全額退還留抵稅額的政策逐步推廣至全行業。在實施留抵退稅政策的同時，還應配合其他稅收優惠，打出“政策組合拳”，為小微企業和初創企業發展保駕護航。

第二，進一步提高退稅效率，防范騙稅風險。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數據，截至2022年8月15日，全國稅務部門已查實騙取或違規取得留抵退稅企業 6 608 戶，挽回留抵退稅及其他稅款損失 108.2 億元。為了防范騙稅風險，同時保證退稅效率，有關部門應將風險控制在合理水平，可以將退稅審查制度分為風險識別和后續應對。在退稅之前，根據企業增值稅和其他稅種的納稅申報、公司狀態、支付歷史等，將納稅人評估為低風險、中風險和高風險。若為低風險，退稅申請將由系統自動審核；中高風險則由人工進行審核。退稅之后，應對納稅人進行動態監督，如發現降價銷售、長期未有銷售額等異常情況，應逐一取證查驗。對于取證坐實騙取留抵退稅的納稅人，稅務機關應以零容忍態度嚴厲懲罰，不僅要追繳騙取的留抵退稅款，還應對騙稅企業進行相應懲處。對于案件重大的騙稅案，應公開曝光企業，將納稅企業的納稅信用等級降為D級并取消其退稅資格。

第三，鼓勵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吸納更多就業。由前文分析可知，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可顯著提高企業的固定資產比率，推動企業更新機器設備，有利于企業優化產業結構和生產技術。但是，企業生產技術的改進主要是通過投資固定資產實現。因留抵退稅政策導致資本使用成本降低可能會造成企業用更多資本替代勞動(3)本文將表2中的勞動資本密集度作為被解釋變量，用模型(1)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勞動資本密集度有顯著的負效應。，由此對人力資本結構造成影響，導致企業對高學歷人群的需求增加，對低學歷人群的需求降低，從而對低學歷人群的就業水平造成沖擊。因此，在減輕企業稅負、激發企業活力的同時，還應鼓勵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吸納更多低學歷者就業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