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視角下中國跨省人口流動格局躍遷及驅動機制：1991-2020年

曾永明 鐘子康 劉厚蓮

關鍵詞 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特征；社會網絡分析；QAP回歸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為人口遷移創造了條件，人口流動趨勢更加明顯，流動人口規模從幾百萬不斷擴大，2020年總規模高達3. 76億人，每3人就有1人在流動。其中跨省流動規模達到1. 25億人，每3個流動人口中有1人在省外流動［1］。人口遷移流通過跨區域的地理空間結構重構，使人口流動空間特征網絡化。省際人口流動網絡不斷清晰且越發復雜，網絡特征在經濟發展、政策引導等多重因素影響下不斷演變，人口流動網絡不再是以往的“離土不離鄉”“沿海地區集中化”模式。近年來，人口機械增長已成為拉動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地區間“人口爭奪戰”愈演愈烈［2］，但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導致流動人口空間分布格局并不均衡，而這種不均衡格局又會進一步擴大地區間經濟差距［3］。面對新形勢，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指出要促進勞動力、人才跨地區順暢流動，建立分布合理、流動有序的人口流動模式。在此背景下，基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進一步改革開放引致的大規模人口流動開始，從長周期視角觀察省際人口流動網絡變化特征規律，研究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演變及其驅動機制，有助于認識人口流動空間分布的長期變化、識別人口流動網絡演變機制的早期和近期差異、解譯人口流動與區域均衡發展之間的邏輯關聯，對促進地區間經濟和人口均衡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1 文獻綜述

空間是人口學研究的重要維度之一，人口流動的空間屬性一直以來都是人口地理學、空間人口學等學科關注的重點［4］。學者們從多角度、多維度、多尺度對中國人口流動的空間屬性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口流動的空間分布及格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體人口流動空間分布沒有發生太大改變，呈現出“東密西疏”的空間格局［5］。隨著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實施，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動吸引力增強，流動人口開始回流［6-8］。二是人口流動的空間遷移規律及模式，中國人口流動重心不斷南移，遷移模式由“城鄉流動”或“內陸向沿海地區長距離遷移”開始向“城城流動”或“內遷、省內流動”轉變［9-10］。三是人口流動的驅動因素研究，中國早期人口流動主要由地區間經濟條件差距產生的“推拉”作用驅動，隨著地區經濟差距逐漸縮小，一些非經濟因素（如生活舒適度、居住環境、落戶條件等）對人口流動吸引力增強［11］。

隨著“流動空間”不斷被網絡關系滲透，網絡分析逐漸成為人口流動分析的關注重點之一。目前已有部分文獻借助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基于多源數據、多種尺度、多種可視化方式，識別人口流動網絡的拓撲結構特征，對中國人口流動網絡特征及時空演變態勢展開了研究，得到了較為相似的研究結論。中國人口流動網絡以京津冀、長三角、成渝、長江中游、珠三角五大城市群共同構成對角相接的“菱形”結構，這種網絡結構具有高度穩定性，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12-13］。人口流動網絡存在明顯的“集群效應”，呈現出由弱到強的“小世界”特性［14-15］。人口流動網絡東中西部受益不均衡，網絡空間格局與經濟格局相匹配，網絡權力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16-17］。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的影響機制由區域經濟條件差距形成的人口流動“勢能”主導，網絡演變原因經濟化［18-20］。

從文獻梳理來看，關于人口遷移網絡的研究仍存在拓展空間。既有文獻對于人口遷移流空間屬性的探討大多局限于人口流動的邊際總量（流入或流出總量），未能充分挖掘省際人口流動的空間相互關系。有的也僅是局限于重力模型、空間濾波模型與空間OD模型，實際還是線性模型框架，并不是基于更加貼合于人口遷移流空間結構形式的矩陣結構。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則為省際人口流動的空間相互關系提供了嶄新的研究思路，矩陣結構的網絡分析框架完美地契合了人口遷移流的空間結構形式，更好地反映出人口流動的空間特征。在網絡分析層面，大多數文獻僅停留于對人口流動網絡時空演變格局進行探討，對網絡演變機制研究過于片面，忽略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且鮮有文獻基于長周期視角探究人口流動網絡形成與演變的動因變化過程。人口流動網絡變遷與區域均衡發展之間存在內在關聯，掌握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的態勢，可以為制定更加合理的人口空間政策提供依據，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戰略有效實施。因此，對于探究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特征及其影響機制這一現實議題仍需不斷深入完善。

同時，既有文獻對中國人口流動網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六次及之前的全國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并未及時概括新時期以來中國人口流動網絡的新格局、新態勢、新動力。2020年開展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全面采用了電子化數據采集、自主填報、行政大數據比對核查等新措施，大大提高了數據可靠性，為新時期人口流動網絡研究提供了最新、最準確的數據支撐［21］。

基于上述分析，該研究擬利用最新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基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1991—2020年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網絡長期演變過程進行多期比較和態勢研究。同時，跳出傳統邊際分析框架，利用更加貼合于人口遷移流空間結構形式的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因果識別機制，對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的驅動機制進行多角度研究，以期為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參考。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該研究首先利用1991—2020年期間，人口普查數據中帶有空間交互特征的省際流動人口“流出地-流入地”數據（空間OD 流，Origin?Destination）搭建人口流動網絡脈絡，在此基礎之上，繪制省際網絡關聯圖和“比例弦圖”，并通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Scoial Network Analysis，簡稱SNA），研究人口流動網絡演變態勢及結構特征。其次，通過QAP分析法，分析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的原因及其影響機制。

2. 1 研究方法

2. 1. 1 人口流動網絡構建

從流的視角來看，空間OD流正是省際人口流動相互關系的空間表征，直觀地反映出“流出地-流入地”之間流動人口的空間關系。以“流出地-流入地”間的流動人口規模為矩陣格值，構建省際空間OD流相互關系矩陣，如公式（1）所示。在此基礎上，依托各省份為網絡節點，以空間OD流為連接線，塑造出省際人口流動網絡。

2. 1. 2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社會網絡是社會行動者之間各種關系的集合，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適用于對事物之間關系進行量化研究［22］。隨著人口流動愈發頻繁，人口流動利用“流”的形式，實現了跨區域的地理空間結構重構，網絡特征在人口遷移流中愈發明顯。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以省際人口流動關系數據為主，綜合涵蓋了人口流動的流向、流量及省際關聯程度，更加全面地描繪出人口流動的動態變遷趨勢，減少了屬性數據的信息耗損，為研究人口流動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人口流動本身就是互動的，地域間的自由流動在空間上形成一個復雜的網絡系統，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更加符合人口遷移流的空間結構形式，更能體現出人口流動的空間特征，對于探究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演變具有重大作用。

網絡整體結構和節點中心性是社會網絡分析的重要內容。其中，網絡整體結構一般采用網絡密度、網絡效率、網絡等級、網絡關聯度等指標進行分析［22］。網絡密度是網絡中實際最大擁有關聯線與可能最大擁有關聯線之比，一般用來刻畫網絡的緊密程度，網絡密度越大，緊密性越高；網絡效率是通過網絡中存在的多余線條來反映網絡連接與流通效率，網絡效率值越高，網絡中多余的連接線越多，網絡通達度越低；網絡等級是指網絡中處于從屬和邊緣地位的節點比例，網絡等級越高，說明網絡節點間等級關系越森嚴，處于邊緣地位的節點較多。網絡關聯度可用網絡連接線數量代替，連接線數量越多，網絡各節點間關聯越緊密，網絡結構越穩定。

“中心性”分析用來衡量節點在網絡中地位與作用，該研究采用點度中心度來測量網絡節點的中心性程度。點度中心度是指節點擁有的實際關聯數與可能最大擁有的關聯數之比，通常用來衡量節點的中心性程度與權力大小，點度中心度值越高，說明節點在網絡中的地位與權力越大，中心性程度越高，接納與吸收流動人口的能力越強［23］。

2. 1. 3 QAP分析方法

由于“關系數據”本身就是相聯系的，違背了常規統計分析中避免共線性的原則，所以常規的OLS回歸不能直接應用于“關系數據”的研究。而傳統處理方法（重力模型、空間濾波模型與空間OD模型）實際上仍是線性分析框架，并不貼合人口流動的空間結構形式。QAP分析法則通過對“關系數據”進行矩陣化處理，對“關系矩陣”進行置換，并對其相關系數進行非參數檢驗，以此得到更加穩健檢驗結果［24］?；诖?，采用QAP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兩個模型，探究人口流動網絡動態演變的影響機制。QAP相關分析用于檢驗各影響因素與人口流動網絡關系矩陣的相關性，QAP回歸分析用于定量識別各影響因素對人口流動網絡關系矩陣的影響效應。

2. 2 數據來源

該研究構建的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是一個31×31的人口流動關系矩陣（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未涉及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其中，1996—2000年、2006—2010年、2016—2020年省際人口流動數據來自第五、六、七次全國人口普查。1991—1995 年、2001—2005 年、2011—2015年省際人口流動數據根據1995、2005、2015年全國1%抽樣調查數據按抽樣比推算得出，其余各項屬性數據主要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存在個別變量部分年份數據缺失情況，采取差值、補值等方式進行處理。

3 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演變及其特征

3. 1 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演變態勢

人口流動是現代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人口的自由流動在空間上塑造出一個錯綜復雜的網絡系統，刻畫出中國人口流動的動態變遷態勢［25］。根據1990年以來6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1%抽樣調查數據，依托傳統網絡構圖方式，構建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為避免網絡中線條繁雜導致網絡特征模糊，對總流動規模作均值化處理，與省際流動規模比較，大于均值的取1，小于則為0。但傳統的網絡構圖方式由于網絡線條錯綜復雜，并不能直截了當地反映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關聯程度。因此，在傳統構圖的基礎上將人口流動網絡用矩陣網絡形式代替。該研究以研究初期1991—1995年與末期2016—2020年數據為例，如圖1所示。網絡矩陣中紅色格值區域代表省際人口流動密切，關聯度高。具體來說，網絡矩陣的行是省際遷出關聯程度，而列是省際遷入關聯程度。

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網絡關聯程度不斷提高，人口流動網絡不斷演變發展，且愈加錯綜復雜。由圖1可以看出，紅色格值區由1991—1995年的226格增加到2016—2020年的242格，省際人口相互流動關系愈發密切，人口流動性加強。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經濟優勢省份，一直以來與其他省份保持較高的人口流動關聯，為流動人口主要集散地。這種人口流動網絡的關聯特征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正是經濟實力在空間上的綜合體現，與宏觀經濟發展格局相契合。

但矩陣網絡仍存在不足之處，它能反映省際人口流動的相互關聯程度，但不能具體地體現省際流動人口規模大小及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所以，進一步采用比例弦圖的方式，突出人口流動網絡中省際流動人口規模變遷態勢及各省份在人口流動網絡中的地位與作用，如圖2所示。圖2中，圓弧長度代表了各省份流動人口規模大?。ǔ鲇趫D形清晰度考慮，具體數據值在圖形中不顯示）及在總流動人口中的比重，省際流動人口的相互關系與流動情況由連接線來表示，連接線兩端的粗細程度分別代表遷入地與遷出地，同時，連接線越粗，代表遷出地向遷入地流入的人口越多。

總的來說，跨省流動人口規模逐年擴大，由1991—1995 年0. 1 億人增加到2016—2020 年1. 25 億人。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穩定性較強。經過30年的演化發展，在網絡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仍是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北京等省份，其他省份在網絡中的位次也沒有較大變化。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遷出地-遷入地”之間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流動“路徑”。浙江、上海、江蘇等省市最大遷入來源一直是安徽省，河北省是北京市的主要遷入來源，廣東省則以廣西與湖南省為主要遷入來源。流動密切的“遷出地-遷入地”之間具有明顯的“地理鄰近性”特征，“廣東-廣西、江蘇-安徽、北京-河北、上海-安徽、天津-遼寧”等在空間上都具有地理鄰近關系。

從地域性角度出發，中國人口流動網絡格局已呈現出東部沿海地區高度集聚轉變為東部沿海集聚與分散回流并存的趨勢。1991—1995年東部地區省份流動人口規模占比為65. 2%，中部地區為14. 7%，西部地區為20. 1%。在國家率先實現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下，2001—2005年東部地區省份流動人口規模達到峰值，占比為85. 4%，占據絕大部分流動人口份額，流動人口高度集聚在東部沿海地區，呈現出“孔雀東南飛”的人口流動格局。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流動人口規模占比僅為6. 9% 和7. 7%，對流動人口吸引力不足，以人口流出為主。在“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引導下，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領跑全國，與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差距縮小，2005年之后東部地區省份流動人口規模占比開始下降。2016—2020年，東部地區省份流動人口規模占比下降為76. 9%，中部地區提高為10. 6%，西部地區提高為12. 5%。人口流失嚴重的中西部地區流動人口規模開始提高，“孔雀東南飛”的現象逐漸改善，愈發明顯的“人口回流”趨勢開始改善中國人口流動網絡不均衡的空間分布模式，這也體現出區域均衡發展戰略下中國空間資源優化配置的顯著成效。

3. 2 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結構演變特征

為量化人口流動網絡結構特征演變態勢，利用網絡整體結構特征指標計算出人口流動網絡不同時期的網絡密度值、效率值、等級度以及關聯度，見圖3。

人口流動網絡結構特征演變實際上是經濟發展、政策導向等多方面在地理空間上的投影［14］。1991—2020年，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由“非均衡發展”轉向“區域協調發展”，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結構則經歷“由疏到密”“由單向流動為主轉變為雙向流動為主”的演化過程，逐漸形成空間對稱性的網絡結構。

具體來看，1991—2005年，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密度值與關聯線數量均呈下降趨勢，網絡密度值由0. 243 0減少到0. 219 3，關聯線數量由226條減少到204條，這個時期內，省際人口流動網絡較為稀疏，網絡結構較為不穩定。網絡效率呈上升趨勢，由0. 642 9 上升到0. 703 4，導致網絡通達度下降，省際人口流動關系存在局限性。在“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政策導向下，東部地區憑借沿海的區位優勢以及政策支持，吸納了絕大部分的流動人口，導致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東密西疏”，網絡權力中心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處于網絡邊緣地位，網絡單向關聯線數量呈上升趨勢，在2006—2010年達到頂峰，人口流動關系單一，以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單向流動為主。2006—2020年，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密度值與關聯線數量開始上升，網絡密度值由0. 219 3提高到0. 260 2，網絡關聯線數量增加至242條，省際人口流動網絡開始“由疏變密”。網絡效率值也開始下降，網絡通達度增加，省際人口流動關系逐漸密切。隨著西部大開發與中部崛起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并產生成效，雙向關聯線數量開始快速上升，并一度超越單向關聯線，地域間流動關系不再單一，越來越多中西部地區成為流動人口的遷入地選擇，同時遷入地與遷出地之間雙向流動關系增加，逐漸形成“遷出地-遷入地”相互流動的空間對稱性網絡結構。

3. 3 省際人口流動網絡中心性演變

點度中心度量化了各省份在網絡中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及網絡中的地位與權力，可分為點出度中心度與點入度中心度。點出度中心度越高，說明該省份以人口流出為主，點入度中心度越高，說明該省份以人口流入為主。如圖4所示，X軸為研究省份，Y軸為6個研究時段，Z軸為點出（入）度中心度值。

圖4中，浙江、江蘇、山東等東部地區省份點入度中心度值較高，點出度中心度值較低，屬于人口遷入大省。內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甘肅等西北地區以及黑龍江、遼寧、吉林等東北地區點出度中心度值較高，點入度中心度值較低，是人口外流的“重災區”，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較為惡劣的生活條件，使得兩地區人口外流嚴重。中部地區的點出度中心度值也處于較高水平，大量人口涌向東部沿海地區。但在長期演變過程中，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區利用地理鄰近優勢，通過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率先享受到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外溢效應，促進點出度中心度值的降低，有效地減小了人口流出規模。同時，廣東、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點出（入）度中心度值都處在較高水平，在空間上形成了潮汐式的“返工-返鄉”流。值得注意的是，海南雖位于東部沿海地區，但也由于自身地理位置以及社會歷史發展的因素，點出度中心度值大于點入度中心度值。西部地區中廣西的點出（入）度中心度值都較低，既無大規模的人口流入，也無大規模的人口流出。

從時間維度對比來看，各省份的點出（入）度中心度值雖有改變，但它們在人口流動網絡中的中心度等級卻沒有太大變化，東部沿海地區仍居于網絡核心流入節點地位。東部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經濟差距奠定了人口流動網絡節點地位與權力的初始分布格局，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人口流動網絡的發展走勢。短期內，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中心度等級不會產生根本改變。

4 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的影響機制分析

4.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中國人口即將出現負增長的新時期，人口流動成為拉動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建立分布合理、流動有序、更加均衡的人口流動網絡對促進地區間公平高效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為優化區域間資源協調配置，助力區域均衡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必須深入探究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的影響機制。而人口流動網絡的演變不僅僅只是由于人口流動規模的變動，還是地區間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人口流動的目的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地區間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水平差異是誘發人口流動的前提［26］。流入地具備改善生活條件的“拉力”，流出地相對劣勢的生活條件則為“推力”，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人口向中心城市、大城市等社會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流動，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27］。省際差距誘發人口流動的具體機制體現在多個維度，經濟基礎、城鄉收入等經濟發展狀況差距［28］，對外開放程度、創新發展水平等創新開放條件差距［29］，教育、醫療、就業等社會服務水平差距［30-31］，自然環境、生活舒適度等生活條件差距［20］都是可能形成“推拉機制”的影響因素。因此，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

H1：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形成與演變受到經濟發展水平、創新與開放水平、社會服務水平以及生活舒適度等條件差距的影響。

地理距離在人口流動網絡中同樣扮演重要角色，地理學第一定律指出，任何事物之間的空間相關性都與地理距離的遠近密切相關，人口流動自然不例外［32］?！叭丝谶w移規律理論”中提到，流動人口規模會受到許多中間阻力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地理距離［33］。雷文斯坦在《人口遷移之規律》一文中則更為確切地表明，遷移人口數量與遷移距離成反比［34］。省際距離越遠，意味著交通成本與時間損耗越大，對人口流動起到阻礙作用。因此，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

H2：地理距離對人口流動網絡的發展具有阻礙作用。

地理距離越遠，省際人口流動關聯越小。

社會網絡理論也是重要的人口遷移理論之一［19］。新經濟社會學強調，社會關系網絡在人口流動中起到先導性的作用，它能誘發人口遷移行為并使其持續發展［35］。

費孝通認為社會關系以個人為中心向外輻射，能涉及的人就會發生聯系，這種人際關聯就構成復雜社會網絡，先遷入者為后來者提供食宿、工作等各種形式的便利，促進人口流動網絡不斷壯大［36］。這種復雜的社會網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地緣效應”，即流出地與流入地的空間鄰近效應，兩地之間空間關聯越緊密，則越有可能形成時空社會網絡，進而影響人口流動網絡發展［37］。因此，提出第三個研究假設。

H3：時空社會網絡能誘發人口流動的產生與持續發展，進而影響人口流動網絡形成與演變。

4. 2 模型設定與變量選擇

根據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采用QAP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兩個模型，對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驅動機制展開分析，具體指標選擇見表1。

由于變量之間的度量單位不一致，對各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后進行差值處理，最后各變量均為31×31的差值矩陣。

4. 3 QAP相關分析

通過QAP相關分析，檢驗各影響因素與人口流動網絡的相關性，結果見表2。

總體來看，人口流動網絡與經濟發展水平、創新與開放水平、社會服務水平、生活舒適度、地理距離以及時空社會網絡等影響因素都通過了1%以上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與人口流動網絡具有顯著相關。

具體來說，省際差距指標中，經濟發展水平、創新與開放水平、社會服務水平、生活舒適度等指標與人口流動網絡呈顯著正向相關，說明這些指標省際差距越大，形成的人口流動“推-拉”作用越明顯，對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發展影響巨大，驗證了H1的成立。地理距離與人口流動網絡呈負相關，對人口流動網絡的發展起到阻礙作用，距離越遠，省際流動關聯越小，符合H2預期結果。時空社會關系網絡與人口流動網絡也具有非常高的相關性水平，對人口流動網絡的形成與演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驗證了H3的成立。

4. 4 QAP回歸分析

通過QAP 多元回歸分析方法（MRQAP），進行2 000次隨機重排實驗，回歸分析得出1991—2020年六個時期調整后的R?，由0. 953上升為0. 981，說明選取的各影響因素能夠有效地解釋人口流動網絡演變發展的機制，具體結果見表3。

在省際差距層面上，省際差距形成的人口流動勢能是人口流動網絡不斷演變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經濟發展水平、創新與開放水平、社會服務水平以及生活舒適度等指標大多都通過了5%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能較好地識別對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影響效應。但在不同時期，不同維度指標對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維度指標的影響系數大多顯著為正，對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但其中，人均GDP 差距與城鎮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呈波動下降態勢，農村收入差距影響系數呈上升趨勢，這說明早期人口流動的直接目的是獲得更高額勞動報酬，以滿足物質生活需求。伴隨著區域經濟差距縮小，省際經濟發展水平與收入水平等經濟要素差距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正在不斷稀釋。同時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農村收入水平提高會促進人口遷移流的形成，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開始響應時代號召涌入農村，投身于鄉村建設與發展。創新與開放維度中創新發展對人口流動網絡的影響力在不斷上升，社會服務水平維度、生活舒適度維度指標對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發展具有較強的正向促進作用，這說明更高的創新發展水平與更加舒適的生活環境、社會服務帶來的人口和人才集聚效應正在成為新時代影響人口流動網絡的重要因素。

在時空社會網絡聯系層面，時空網絡對人口流動網絡的演變具有較高水平的解釋力，研究期內均在99%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穩定為正，波動較小。這說明時空社會網絡也是影響人口流動網絡發展演變的重要因素，且具有長期穩定的影響作用。這種對人口流動網絡的持續影響是在具有“地緣效應”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形成的，在沒有全國范圍內強制改變人口流動的方向或限制人口流動的情況下，時空網絡聯系對人口流動網絡的影響會穩定提升。

在地理距離層面，研究期內地理距離對人口流動網絡的影響均在99%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但系數為負，證實了“人口遷移規律理論”中地理距離與遷移規模成反比的觀點，也進一步說明了中國省際人口流動具有地理鄰近性特征，人口在省份間流動會優先選擇距離較近的省份。這種流動偏好也正是中國人口流動網絡格局形成原因之一，中國“京津冀、長三角、成渝、珠三角”四大城市群在空間上與“河南、山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中部地區省份地理相鄰，在“推-拉”作用的主導下，中部地區省份的流動人口大多流入這四大城市群，從而形成“中部凹陷”“中間低、四周高”的人口流動網絡整體格局。

5 結論與討論

該研究利用1990年以來的全國人口普查和1%抽樣調查數據，從長周期視角刻畫 1991—2020年省際人口流動網絡演變態勢，再利用社會網絡分析和QAP分析方法，對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特征進行多期比較，識別省際人口流動網絡變遷的驅動機制。研究發現：①人口流動具有“路徑依賴”特征，“遷出地-遷入地”之間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流動路徑。網絡格局已呈現出東部沿海地區高度集聚轉變為東部沿海地區集聚與人口分散回流至中西部地區并存的趨勢。②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結構正在經歷“由疏到密”“由單向流動為主轉變為雙向流動為主”的演化過程，逐漸形成“遷出地-遷入地”相互流動的空間對稱性網絡結構。③經濟差距奠定了人口流動網絡節點地位與權力的初始分布格局，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人口流動網絡的發展走勢。短期內，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的中心度等級不會產生根本改變。④人口流動網絡的形成與演變歸因于省際差距、時空網絡聯系以及地理距離。其中，省際差距形成的人口流動勢能是人口流動網絡不斷演變發展的關鍵因素，伴隨著區域經濟差距縮小，經濟要素差距形成的人口吸引力被稀釋，生活舒適度和創新發展效應正在成為新時代影響人口流動網絡的重要因素。時空社會網絡能誘發人口流動的產生與持續發展，使人口流動網絡不斷強化發展。

該研究得到一些政策啟示：①人口增長“拐點”將至，科學把握新時代下人口流動發展的形勢與規律，建立更加均衡合理的人口流動網絡對優化區域間資源協調配置，促進地區間公平高效發展，助力區域均衡發展和高質量發展有效實施，更好地發揮人口流動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具有積極意義。②新時期下，地區經濟條件差距形成的人口推力減弱，而生活舒適度和創新發展水平正在成為新時代吸引人口流入更加重要的因素。各省份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應著力提升對流動人口的服務水平，提高流動人口對城市的滿意度和舒適度認可。③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網絡特征在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各省份可放寬對流動人口的限制，消除阻礙人口流入以及社群融合的制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釋放社會關系網絡對人口流動的促進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該研究僅從“流空間”視角對省際人口流動網絡進行相關分析，缺失對“位空間”的討論?！拔豢臻g”在人口流動網絡中同樣重要，與“流空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在后續研究中，將注重在“流空間”和“位空間”的雙重視角下，對區域人口流動網絡開展更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