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助推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林春　秦海艷　張瀟　孫英杰

摘 要：基于中國2011-2019年31個?。▍^、市）的面板數據，考察數字金融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結果發現：數字金融能夠顯著促進我國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尤其強勁地表現在低教育水平、中西部欠發達以及物質資本投資水平較高等地區。同時，在機制檢驗中發現數字金融還可以通過提高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來賦能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鑒于此，應加快推進“數字中國”建設，提升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助力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關鍵詞： 數字金融；中等收入陷阱；產業結構升級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3-7217（2023）02-0017-08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在研究拉美等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時所提出的概念，表現為一國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后不能保持原有增速，處于長期停滯甚至倒退狀態，從而無法實現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國家跨越。然而，現階段針對“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有效途徑探討，相關研究尚未給出一致的結論，但都不可否認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尤其表現在對發展中經濟體。Goldsmith開創了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先河[1]。隨后，McKinnon和Shaw的研究強調金融市場化帶來的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2，3]。Diamond認為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有利于經濟增長[4]，而Levine則認為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結構更利于經濟增長，并將金融功能歸納為資源配置、儲蓄動員和風險管理等5個基本方面[5]。Rajan和Zingales認為金融市場的發展在平滑消費、控制風險、提高交易便利性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實現經濟發展和資源有效配置[6]。金融發展有利于那些具有創新思維的企業家獲取資金，通過行業競爭來實現產能利用率的提高，進而促進經濟的持續性增長[7]。但是，如果一國或地區的金融體系不完善，這種促進效應就會大打折扣，使跨國收斂的可能性和經濟的增長率降低[8]。另外，當經濟體的金融發展水平不足時，即使有先進技術在手，但因無法分散風險而只能屈服于使用專業化程度較低的技術，難以突破低產出的發展“怪圈”，使其無法完成向更高發展水平經濟體的收斂[9]。而擁有發達金融市場的國家則更能利用資本密集型技術，克服技術創新層面的初始障礙，實現對經濟增長的有效促進[10]。

數字金融作為現階段金融發展的風向標，以其數字化賦能金融的獨特優勢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荊文君和孫寶文得出數字金融通過增加要素投入、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和提高生產效率來發揮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11]。與此同時，學者們也進一步在影響渠道方面展開探討。一是消費方面。數字金融不僅能夠通過緩解居民的流動性約束來促進居民消費[12]，還能夠利用移動支付、消費信貸和保險來推動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13]。二是創新創業方面。數字金融憑借先天普惠優勢，實現其對中小微弱勢群體和經濟欠發達地區所面臨融資約束的有效緩解，以此來激勵企業的創新創業[14]，尤其表現在綠色技術創新方面[15]。王海燕等從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出發，研究發現數字金融能夠顯著提升家庭的創業意愿，并呈現因家庭所屬區域、城鄉差異、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顯著的異質性特征[16]。三是全要素生產率方面。依托大數據、區塊鏈等強大的技術支撐，數字金融提升了金融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并形成了對實體經濟的內在融合效應及空間外溢效應，進而帶動全社會生產效率的提升[17]。由此可見，數字金融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綜上，不難肯定數字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即數字金融可能成為我國實現“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重要抓手?；诖?，以數字金融為切入點，嘗試探討數字金融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并通過異質性考察和中介效應挖掘進行深入系統的探究，以期獲得有價值的結論，為新時代下中國加速實現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建言獻策。

二、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現階段我國是以銀行為主導特征的金融體系，導致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往往將最優質的金融服務聚焦于大型國有企業和高凈值人群，忽略了中小微弱勢群體的金融需求，使大多數長尾客戶面臨嚴重的金融排斥問題。數字金融的包容性提高了弱勢群體對金融資源的可得性和使用的便利性，緩解了制約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資金約束問題。具體來看，數字金融聚合了物聯網、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前沿技術，憑借極強的時空穿透優勢實現對傳統金融的有益補給，在拓寬金融服務有效邊界的同時，完成金融服務成本和門檻的降低，推動金融服務提質增效，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進而助力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數字金融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還體現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效率等方面。一方面，依托大數據背后強大的算法支撐，數字金融對交易過程中產生的海量數據進行加工處理，形成能夠反映用戶信用情況等有效數據。這些數據被金融機構獲取，能夠極大降低信息搜尋成本和雙方的交易成本，緩解因交易環節的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提升了金融市場效率。另一方面，數字金融擴大了金融市場產品種類的多樣性選擇，創造了豐富的應用場景，增強了用戶的體驗感，提高了市場競爭程度，這也有利于金融市場效率的提升。此外，與傳統金融服務聚焦于高端客戶相比，數字金融更關注尾部群體和規模效應。雖然其交易規模較小，但眾多小客戶仍可以匯集成大的市場能量，使得開拓相關業務的邊際成本有所降低。經營模式的網絡化也使得金融服務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桎梏，為傳統金融中存在的規模不經濟問題謀取一劑良方，提升了金融市場效率。據此，提出如下假說：

H1 數字金融能夠顯著促進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我國正處于提質增效的關鍵階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助推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當前和今后國家制定方針政策、確定發展思路和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考量。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伴隨著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和出口導向等特點，這種發展方式被認為是不可持續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其中，產業結構升級將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一方面，產業結構升級能夠帶來生產要素由低向高配置的結構紅利，這種結構紅利是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升級能夠通過技術和資本的有效組合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助力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促進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產業結構升級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離不開前沿技術和大量資金的支持。數字金融作為數字化與傳統金融相結合的產物，通過大數據、互聯網等高新技術緩解了傳統金融服務的時空約束，降低了信貸門檻，有效彌補了傳統金融發展的短板，為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進而帶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創造了資金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數字金融也加速了勞動力在空間上的流動與合理配置，這又為數字金融、技術創新和產業的發展輸送了高質量人才。由此，數字金融與產業結構之間便形成互惠互利的循環式上升。最后，數字技術的運用使得金融市場能夠對產業鏈的供需進行迅速、精準的匹配，加速推進金融資源的流動和配置，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為產業發展提供有效的資金保障?；谝陨戏治?，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 數字金融能夠通過有效賦能產業結構升級助推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1.基準模型?；谝陨侠碚摲治?，下面通過實證檢驗來進一步考察數字金融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ln CUIit=β0+β1ln DIFIit+∑γjControlsit+μi+εit（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CUIit代表第t年i省份的追趕指數，作為各?。▍^、市）收入水平的代理變量；DIFIit代表數字金融指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處理；Controlsi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μi代表地區固定效應，εit代表隨機擾動項?？紤]到各變量間的差異，為使估計結果不受異常值的影響，將核心變量的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

2.中介效應模型。為探討數字金融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影響我國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機制，借鑒溫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應模型及檢驗方法[18]，構建模型如下：

ln CUIit=α0+θ0ln DIFIit+∑φjControlsit+εit （2）

ISUit=α1+θ1ln DIFIit+∑γjControlsit+εit （3）

ln CUIit=α2+θ2ln DIFIit+ηISUit+∑φjControlsit+εit （4）

模型（2）～模型（4）中，除ISU代表中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外，其他變量含義均與模型（1）保持一致。

（二）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追趕指數（CUI）。

現有研究多以一國或地區的人均GDP或人均GDP年增長率作為其經濟發展程度的代理變量，度量該國或地區的收入水平。然而，伴隨著科技進步，各經濟體或地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不斷擴大，因此采用絕對指標對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其中等收入狀況進行衡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诖?，借鑒劉海云和龔夢琪的思路[19]，將“中等收入陷阱”視作一個相對概念，以一個相對于全球經濟領導者收入水平的追趕指數（CUI）重新定義收入水平：將美國的人均GDP作為各國“追趕”的目標，則一國的CUI=該國人均GDP/美國人均GDP。若CUI的值小于20%，被認為處于低收入階段；若該值位于20%～55%之間，被認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若該值大于55%，則被認為該地區真正邁入高收入行列?？紤]到美元和人民幣現實的購買力及匯率水平，這里將引入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測度我國各?。▍^、市）的“實際”追趕指數。具體做法是通過購買力平價方法將我國各?。▍^、市）的人均GDP轉換為該年對應的國際美元，再計算該國際美元占美國當年人均GDP的比重，即為各?。▍^、市）的追趕指數。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金融指數（DIFI）。

選取郭峰等人編制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20]。該套指數較為客觀、詳盡地描述了我國數字金融的發展歷程與現狀，具備較強的科學性和權威性，因此這里也延續選用該套指數進行相關分析，同時引入該指數涵蓋的覆蓋廣度（coverage）、使用深度（usage）和數字支持服務程度（digitization）三個子指標進行維度探討。為了平滑數據的波動性，文中將該指數及其子維度指標均取自然對數。

3.中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ISU）。

產業結構升級涵蓋產業結構高級化（TS）和產業結構合理化（TL）兩個維度。關于產業結構高級化（TS）的度量，考慮到我國“經濟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考察經濟體中服務業與工業的相對比重更能準確反映當下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的趨勢，故這里選取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來衡量產業結構高級化。關于產業結構合理化（TL）的度量，借鑒牟曉偉等相關研究[21]，利用泰爾指數進行衡量。

4.控制變量。

選取城鎮化率（urb）、人口結構（dr）、貿易開放程度（open）、固定資本投資（invest）、政府干預程度（gov）、教育水平（edu）及基礎設施建設（infras）等七個控制變量，分別采用地區城鎮人口占比、少年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之和、外商直接投資額占地區GDP之比、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地區一般性政府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地區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取自然對數及地區人均公路里程數取自然對數來進行表征。

（三）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中國2011—2019年31個?。▍^、市）的面板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網站及世界銀行數據庫等。針對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齊。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

由表1中列（1）～（2）可知，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金融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可見數字金融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顯著的助推作用，假說H1成立。列（3）～（5）分別是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支持服務程度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數字金融的各子維度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這也進一步論證了假說H1。具體來看，覆蓋廣度的擴大強化了金融服務的觸達能力，使金融服務的觸角延伸到了長尾客戶群體，有利于實現對“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問題的解決；使用深度的深化使多樣化金融訴求得以滿足，在推動金融多元化發展的同時，為經濟發展注入新鮮“血液”，拉動經濟增長；數字支持服務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金融服務借助數字化紅利來降低成本和增加便利性，從而為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提供助力。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數字金融各子維度的系數有相同的顯著性水平，但系數大小存在差異。使用深度的促進作用最大，數字支持服務程度次之，覆蓋廣度的作用最小。于此，折射出單純依靠擴大數字金融服務范圍來實現“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是存在弊端的，必須將使用深度和數字支持有機地與覆蓋廣度進行融合，全方位地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助力。

（二）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前文結論的可靠性，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重構核心解釋變量。參考李春濤等做法[22]，提取新聞和重要報告中與數字金融相關的48個關鍵詞，逐年搜索省份加關鍵詞，并利用爬蟲技術提取搜索結果數量，得到省級層面的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紤]到該指標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右偏性，本文對這一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結果見表2列（1）。二是，縮尾后進行處理。對主要解釋變量進行1%和99%水平上的縮尾處理，以消除離群值對估計結果的影響，結果見表2列（2）。三是，剔除直轄市。文中剔除了不具代表性的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四個直轄市之后再進行回歸，結果見表2列（3）。以上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故前文所獲得的結論是較為穩健的。

（三）內生性問題處理

針對內生性問題，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相關處理：一是，工具變量法。借鑒郭峰等做法[20]，以互聯網普及率作為數字金融發展指數的工具變量，結果見表2列（4）。二是，外生政策沖擊檢驗。借鑒李建軍和韓珣的做法[23]，將2016年9月央行發布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看作一項外生性政策沖擊，并將中西部地區作為實驗組，將東部地區作為控制組，使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PSM-DID）來實證檢驗數字金融發展的政策效應，結果見表2列（5）。以上結果顯示，數字金融政策的實施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積極的影響，故前文所獲得的結論是較為穩健的。

（四）異質性分析

1.數字金融發展的邊界條件。

考慮到不同環境下數字金融的助推效應存在差異，將各?。▍^、市）按照教育水平和物質資本投資對全樣本進行分組回歸，考察數字金融發展的邊界條件。

（1）教育水平的異質性。教育是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標。我國不同地區的教育水平存在顯著差異，教育水平高的地區往往較為發達，居民的金融素養較高，數字金融的普及率也較高，故將全樣本數據劃分為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兩組。其中，平均值高于全樣本平均值的?。▍^、市）為高教育水平組，平均值低于全樣本平均值的?。▍^、市）則為低教育水平組，結果見表3列（1）～（2）。結果顯示，教育水平高的地區，數字金融表現的邊際效用反而較小，而教育水平低的地區，數字金融卻表現出了相對較強的助推作用。數字金融的發展能彌補傳統金融的不足，緩解金融排斥，使欠發達地區也能享受到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務，從而對促進欠發達地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會更強，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數字金融發展的普惠性特征。

（2）物質資本投資的異質性。資本作為傳統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采用固定資本形成率作為物質資本投資的代理變量，將歷年平均值高于全樣本平均值的?。▍^、市）劃分為高物質資本投資組，歷年平均值低于全樣本平均值的?。▍^、市）則被劃分為低物質資本投資組，結果見表3列（3）～（4）。結果顯示，數字金融在兩組樣本中均起到積極促進作用，但通過比較系數可以發現，高物質資本投資水平地區，數字金融表現的促進作用更大。對此可能的解釋是，物質資本投資水平高的地區，其金融和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應用也較廣泛，實際操作中更易形成規模效應，因此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助推效應也更大。

2.地區異質性。

我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各異。于此，為進一步審視數字金融賦能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效應是否存在地區異質性，依據國家“七五”計劃將31個?。▍^、市）劃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地區進行具體考察，結果見表4。結果顯示，數字金融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都表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作用效果有所差異，其對西部地區促進作用最大，中部次之，東部則相對較小，這說明數字金融使得中西部地區享受到了更多的金融政策紅利，進一步激發了該地區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邊際遞增效應?？赡艿脑蛟谟冢簴|部地區本身金融發展基礎好，金融體系較為發達，區域間關聯性強，高水平數字金融的省份跨區域協同發展形成相對健康的融資環境，使得該地區的資金需求者能夠較容易地從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金融服務，因而數字金融所發揮作用的邊際效用有限；相比較而言，中西部地區受資源、環境、基礎設施等的條件制約，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往往受到限制。但從發展趨勢來看，中西部地區的“后發優勢”顯著，呈現出“彎道超車”之勢，因而對該地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促進作用更強勁。

五、進一步分析：機制檢驗

鑒于前文通過理論機制得出數字金融可能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助推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判結果，這里將從產業結構高級化（TS）和產業結構合理化（TL）兩個維度進行內在機制檢驗的深度挖掘。

由表5列（1）～（3）可知，數字金融能夠顯著促進我國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且對我國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也同樣具有正向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列（3）的結果顯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定的影響，但主要表現為遮掩效應?？赡艿脑蛟谟?，過度追求產業結構高級化可能會對經濟增長帶來負面的擠出效應，導致產業結構失衡及產業發展失調。這一點從近年來我國第三產業比重持續走高，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持續提升，但經濟增速卻持續走低的這個現象中就能有所體現。這也意味著單純依靠做大第三產業來帶動經濟增長和繁榮是存在弊端的。換言之，一味強調發展服務業造成產業結構過度服務化正是上述遮掩效應的重要成因?？梢?，我國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是需要作出相應調整以適應實際發展狀況的。

由表5列（4）～（5）可知，產業結構合理化在推動我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發揮著顯著的中介效應，且中介效應在總效應所占的比重為13.07%，假說H2得到驗證。具體來看，數字金融為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創造了資金條件，由此帶來的產業繁榮加速了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由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的流動，由低效率地區向高效率地區的轉移，帶動地區間的產業集聚，從而擴大了地區經濟效益。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數字金融是新時代下助推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引擎。據此，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證相結合深入考察兩者之間的影響關系。研究發現：（1） 數字金融能夠顯著地助推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 對于低教育水平地區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數字金融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產生的積極作用要強于高教育水平地區和東部地區；而在物質資本投資水平較高的地區，數字金融則表現出更強勁的促進效應。（3） 進一步的機制分析表明，產業結構升級是數字金融助推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渠道，數字金融可以通過賦能產業結構升級來推動我國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值得說明的是，在產業結構升級的兩個維度中，產業結構高級化表現為遮掩效應，而產業結構合理化則表現出積極的中介促進效應。

根據結論得出如下政策啟示：第一，加快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充分釋放數字紅利。具體而言，要加快對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以及5G基站等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夯實數字金融發展的基礎。第二，要加快提升欠發達地區居民的金融素養。相關部門應面向群眾大力普及數字金融相關內容，使其充分認識到數字金融的發展可以給生產生活帶來的利好變化，進而享受到數字金融帶來的政策紅利。第三，為促進各地區的全面協同發展，根據教育水平和地理區位的不同實施差異化的數字金融政策。鑒于在教育水平低的區域和中西部地區，數字金融的經濟增長效應更大，政策上應該重點向教育水平低的區域以及中西部地區傾斜，同時加大對落后地區的物質資本投資，推動數字金融普惠性的有效發揮，讓落后地區釋放后發優勢，破除資源配置不均，縮小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第四，各省數字金融政策應當與產業政策相匹配，避免過度強調產業結構高級化。各地的產業政策與數字金融發展應立足于當地實際進行有效融合，因地制宜地將產業政策中心放在產業結構合理化上，進而再有序推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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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厲 亞）

Digital Finance Promotes Chinas Leaping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

LIN Chun，QIN Haiyan，ZHANG Xiao，SUN Yingjie

（School of Finance and Trade，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03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19，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Chinas cro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our country to overcome the “middle-income trap”， especially in regions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s， underdevelope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areas with high levels of physical capital invest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ound in the mechanism test that digital finance can also empower China to stride over the “middle-income trap” by improving the rationalization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and help China overcome the “middle-income trap”.

Key words：digital finance; middle-income trap;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收稿日期： 2022-05-24； 修回日期： 2022-11-0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9BJL089）；2022年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青年人才培養對象委托課題（2022lslqnrcwtkt-30）

作者簡介： 林 春（1985—），男，遼寧黑山人，博士，遼寧大學金融與貿易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普惠金融與數字金融；孫英杰（1987—）女，遼寧瓦房店人，博士，遼寧大學金融與貿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金融發展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