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態女性主義視域下新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創作主題

【摘要】20世紀末，以“和諧”為核心思想的生態女性主義傳入中國。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重新審視新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創作可以發現，以遲子建、孫惠芬為代表的作家針對女性與自然、女性與男性的關系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進而產生了具有共性的創作主題，拓寬了女性文學寫作領域。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出發，分析遲子建、孫惠芬新世紀以來的部分作品，探究其創作主題中蘊含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并討論生態女性主義對新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創作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女性文學；新世紀；遲子建；孫惠芬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標號】2096-8264（2023）12-005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17

生態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作為女性思想與生態思想交疊的產物，生態女性主義提出要將女性與自然從父權制文化中解脫出來，主張打破二元對立，構建男女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格局。20世紀末，伴隨著生態女性主義傳入中國，“溫情寫作”開始復蘇，90年代二元對立的極端局面得以扭轉，極大地影響了新世紀中國女性文學，使其創作主題呈現出新的思想內涵和共同點。來自漠河極地的遲子建與來自遼南的孫惠芬這兩位備受矚目的東北女作家在其創作中尤為突出地表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意識。

一、女性與自然：“本源同構”向“壓迫同構”的轉變

原始社會中，面對自然和女性的神秘力量——包括孕育生命并掌控群體的繁榮，男性將自然集中到女性身上。伴隨著男性活動逐漸戰勝復雜的生命力量，自然和女性被男性奴役。角色和地位的共性使生態女性主義將自然視作女性的同盟，強調女性與自然之間的天然聯系，即“本源同構”。

伴隨著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部分學者針對這一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過分強調女性和自然之間的天然聯系會造成更嚴重的二元化分離。真正使女性與自然結伴的動因實際上是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對抗，“邏各斯中心主義”通過賦予第一項優越性，從而迫使第二項從屬于第一項，父權制文化的發展使這種對立更加極端，并以“男權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形式分別表現在女性主義批評和生態批評中。在“邏各斯中心主義”下，女性和自然走向了聯合，即“壓迫同構”。

這一轉變同樣體現在遲子建與孫惠芬的文學創作中。

（一）女性與自然事物

畢淑敏1999年在《女人、清水、紙張和垃圾》中指出由于角色身份的定位，“水是女人天生和諧的盟友” ①，十分可貴地捕捉到了女性與自然的密切關系。但后續主題的闡發止步于女性要加強環保意識，認為女性愛護自然是在“贖罪”，沒能觸及生態女性主義的內核。盡管如此，這篇于世紀之交出世的散文預示了新世紀我國女性文學創作的方向。

新世紀以來，遲子建在2000年創作了《女人的手》，文中不加掩飾地表達了女性對水的喜愛：“女人大都愛水，米漿、洗衣水的每一次浸泡都使得手獲得一次極好的滋潤?！?②女人的手能接觸到花卉植物的靈氣，男性則不能。那么為何男人們獲取不到這種氣韻呢？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父權制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結構，女性由于社會分工，在家務勞作中與自然有了更親密的接觸，不再僅強調女性和自然的天然內在聯系，轉而進一步去探尋其背后的成因。

《月白色的路障》中喜歡平原風景的王雪棋，最后化作“月白色的路障”并死在了車輪下，“就像垂向人間一縷凝固了的月光”，沒有留下一絲血跡。然而當張基礎剛想捧起一把河水喝上幾口時，卻“忽然聽到河面有嘩嘩的聲音傳來，起身一望，見于彪正坐在駕駛室里往外撒尿”。月光如水，王雪棋是凝固的月光，也是清澈的河水，在王張莊人們對金錢的渴求、對欲望的發泄中被玷污，因而當她面對豁亮的平原時，會生發出宛若小舟般隨波蕩漾的情愫。

《門鏡外的樓道》中，最后一次出現的，裸露著青皮，甚至有了裂紋的雞蛋何嘗不是老梁內心世界的寫照呢？父權制社會中掌握話語權的人制定了規則和道德評判標準，女性中又有部分異化為施壓者，最終導致老梁的前半生被同為女性的姑姑埋葬，后半生的一點溫情被世人的成見摧毀。身為知識分子的“我”透過“六個雞蛋”窺到了另一種女性的生命狀態，見證了生命的復蘇，又見證了她在父權制社會中的消亡。

而在《一匹馬兩個人》中，既有夢見“麥子里藏著珍珠”的愛做夢的老太婆，又有哭訴“我恨這些麥子”的印花。印花與母親以“清白”為代價獲得了麥子，與任人收割的麥子一樣，都屬于弱勢的一方。

父權制文化背景下，女性與自然在無形中形成了緊密的關系，她們對待自然事物的情感也并不都是熱愛，同樣會有厭惡等復雜的情緒相伴。由此可見，女性與自然的關系不是天生的，而是與自身的處境和經歷息息相關。平淡舒緩的文字中流淌著遲子建對女性與自然關系的思考，透露出“本源同構”向“壓迫同構”的轉變趨勢，進一步揭示了女性與自然的關系。

（二）女性與生存空間

作家筆下關于女性與生存空間的思考，則真正揭示了“壓迫同構”的內涵。

《蒲草燈》中遲子建站在男性的視角，以“我”的口吻講述了殺人犯逃亡的故事。文中關于男性用強奸對女性進行報復、男性對女性的物化和厭棄等與現實生活出現重影。比如“我”直言五舅家門前的街“就是一個老妓女的模樣，又臟又臭，破舊而頹廢”，將惡劣的生存環境與女性畫上等號。然而惡劣的生存空間是人類一手造成的，妓女則是欲望催生的產物。相較于《月白色的路障》中月光與河流的隱喻，遲子建用簡短的明喻和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將“壓迫同構”的內涵揭示得更加透徹。

與女性和自然一樣，鄉村也是第二項，它落后于作為第一項的城市，且這種弱勢隨著父權制文化在鄉村的根深蒂固以及城市的物欲橫流而愈發明顯。

同樣來自東北的孫惠芬與遲子建一樣，信奉溫情的力量，她用平淡煩冗，長于抒情的文字描繪了歇馬山莊的人生百態。從《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開始，孫惠芬便一直在剖析女性對鄉村眷戀卻又想逃離的復雜情緒，以及面對城市帶來的傷害時依舊選擇奔赴的癥結所在。潘桃對城市的向往是農村居住環境以及丈夫的外出引起的：臟而曠的院子是白天的全部，丈夫為了額外的收入暫緩回家的腳步。潘桃只覺得自己是埋在土里的瓜秧，“爬到哪里，都覺得壓抑，都感到是在掙扎”。在物質匱乏與精神枯寂雙重因素的作用下，潘桃說出了李平被城市傷害了的過往，使這個從城市逃離，返歸鄉村的女性再次失去了容身之所，自己也徹底失去了在鄉村里的那一絲慰藉。身處鄉村的“燕子”老人終其一生再沒能回到娘家的悲劇則源自扎根在鄉村中的父權制文化：因為使父親蒙羞，她成了史家溝的“敗類”；因為讓兒子孤獨，她又成了歇馬村的“敗類”。傳統的道德觀念使她喪失了作為女兒、妹妹、妻子以及母親的能力與天性，即使在廣袤的鄉村中也沒有依存之處，最后在一片苞米地旁的小路上凄然離世（《燕子東南飛》）。

鄉村被父權制文化占領又被物欲侵染，女性只能另尋出路?！短旌酉丛　分?，睡大炕的歇馬山莊人“都要像城里人那樣為女兒打一張床”，對城市生活的向往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正如孫惠芬所言，鄉村女孩的城市夢雖已破滅，靈魂卻將永遠躁動。因此即使吉佳知道自己需要減法，可是在看到“天河”二字后還是敏感地想到了自己的經歷：“進了一趟城，歇馬鎮，家，什么什么都覺得陌生了?！倍诒娙说钠G羨中站到了“天河”另一岸的吉美，獲得的也只是“多幾倍的包裹”和滿身的傷痕。相較于吉美的哭訴，小青卻寄希望于能以身體為代價獲得在城市的容身之所，盡管她面對的只有一次次的背棄，在返回歇馬山莊后她依舊選擇再次奔向城市。村莊擠壓她們青春的心，世俗的觀念以及對物質的追逐又使她們奔赴城市，無數的“北妹”們被城市剝削，被男權戕害。

在父權制文化的影響下，鄉村喪失了心靈棲息地乃至安身之處的功用，女性被迫離開鄉村來到城市。城市卻再次給予她們痛擊，使她們又眷戀起身后的故土。逃離與奔赴的循環展現了生存空間被破壞殆盡，女性從肉體到靈魂都無處歸依的生存困境。

二、女性與男性：和諧共生

“壓迫同構”淡化了女性與自然之間的神秘關系，不再將男性排除在自然之外，進而使男性獲得了與女性一起共建“和諧”的機會和能力，體現了生態女性主義的永恒主題。在女性作家筆下則表現為原本蒼白或不在場的男性逐漸回歸，形象更為復雜豐富。

《狗皮袖筒》中，吉久從哥哥身上體會到久違的母愛的溫暖，吉寬看見弟弟像女人一樣做飯也沒有脾氣，男性一度扮演起了缺失的女性角色。吉寬對女性的敏感，則“是因為他在潛意識中拒絕著粗暴的赤裸裸的金錢與肉體交換所導致的男女低俗關系” ③，“總是讓他骨肉分家”的寒冷背后隱藏著吉寬對性欲以外的渴求，解構了男女二元對立的思想。遲子建筆下，作為男性的羅郁崇尚“無性的婚姻”，將對子嗣的渴求寄托在布娃娃身上，不再從生理層面對女性進行掠奪（《鬼魅丹青》）。

與此同時，作家關注到，父權制文化架構起的社會結構和傳統道德觀念使男性與女性都成為其受害者。卓霞與羅郁因為“無性的婚姻”分手，之后淪為人們口中的談資；齊向榮和劉良闔則靠母親身體里的一顆腎臟，用道德和責任將二人深埋在婚姻的墳墓（《鬼魅丹青》）；灰黃色的烏塘鎮上，為了能與兒子更好地生活，蔣百嫂將蔣百的尸體鎖進了轟鳴的冰箱，后者無法入土為安，喪失了死者的尊嚴；前者靈魂枯萎，永遠走不出漫漫長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燕子”老人慘痛的人生歷程中，她的兒子燕老大也與孤獨為伴，親手摧毀了來之不易的婚姻，為著僅有的一個親吻而病態地將自己和母親捆綁在一起，成為歇馬莊的“異類”，并在得知真相后自盡（《燕子東南飛》）。生態女性主義視域下，作家們認識到在父權制文化的框架中男性與女性一同承受著苦難，甚至因自身的“優勢”而背負更多?？嚯y拉近了男性與女性的距離，緩和了尖銳的性別對立。

生態女性主義重新審視兩性關系，不再一味地強調性別差異，將關注點聚焦到父權制文化而非男性上，使男性成為女性的盟友，建立和諧的兩性關系，打破二元對立。事實上，也只有“在承認性別差異、尊重個性的基礎上，尋求兩性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才是建設性的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女性主義” ④。于是在寂靜的林中，孟和哲治好了方雪貞的“病”，讓她干涸的生命再次“蕩起陣陣漣漪”（《微風入林》）；死亡之謎的背后，是蔡雪嵐被子嗣圈禁的人生因羅郁而煥發生機，二人的相戀打破了男女之間性欲的羈絆（《鬼魅丹青》）；陳舊粗糲的鎮上，蔣百嫂在陳紹純哀婉的歌聲中“依偎在水泥臺階前流淚”，而“我”則在悲涼的曲調里看到了去世的魔術師丈夫（《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陳青和馬每文能在歷經痛苦后共同經營著和諧的家庭（《第三地晚餐》）；來自鄉村的林秀珊和王銳在城市生活的重壓和紅塵的誘惑中依舊相愛（《踏著月光的行板》）；金易江可以容下史帶弟的命（《燕子東南飛》）；二妹子的身體也可以因為丈夫而流動著槐花的芳香（《一樹槐香》）；哪怕是宣稱“不要相信男人！一定不要”的看似被“女性意識”籠罩的女人們也“并沒有真正喪失對男人的希望” ⑤（《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

和諧社會建設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遲子建與孫惠芬作品中的男性與女性不再糾結于性別的分野，而是“在保證彼此差異性的基礎之上建立起相互之間的延續” ⑥，能夠在克服困難，反復磨合之后共同經營家庭，進而構建起和諧社會，邁向了生態女性主義所期待的“和諧”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新世紀以來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趨勢。

三、結語

從20世紀初性別復蘇開始，經過80年代的強烈反叛后，中國女性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女性作家們通過欲望書寫和身體書寫進行“一個人的戰爭”，但最終造成了二元對立的極端局面，導致自身寫作領域日益狹小、文藝創作缺乏活力的同時，甚至在無意中使“女性重新陷入男權文化的陷阱” ⑦，并在新世紀即將到來之時逐漸歸于沉寂。

此時，生態女性主義的傳入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審美價值觀念和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同時為中國女性文學界帶來一縷新風。站在生態女性主義視域審視新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創作，已然成為研究中國女性文學的重要途徑。在全新的文學批評尺度下，新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整體呈現出“和諧”的創作趨勢。和諧是保證社會穩步發展的重要因素，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民生活富足，生態環境明顯好轉。在此背景下，新世紀以來，女性作家用更沉穩冷靜的目光剖析現代社會，思考女性與自然、女性與男性的關系，探究問題的根源所在，建構和諧共生的理想格局，字里行間流動著生態女性主義意識，與時代精神相契合，共同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也為中國女性文學開辟出更廣闊的前景。

注釋：

①畢淑敏：《女人與清水、紙張和垃圾》，載1998年《婦女·環境·使命——97婦女與環境研討會文集》，第31-36頁。

②遲子建：《女人的手》，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

③趙陽：《社會化與個人化之間》，河北大學2008年學位論文。

④王艷芳：《從性別對抗到多元化書寫——論新世紀女性寫作的新走向》，載2006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四屆學術年會論文集》，第62-67頁。

⑤張赟、孫惠芬：《在城鄉之間游動的心靈——孫惠芬訪談》，《小說評論》2007年第02期，第39-44頁。

⑥金志燁：《生態女性主義及其當代價值》，南京師范大學2021年學位論文。

⑦戴錦華：《猶在鏡中 戴錦華訪談錄》，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

參考文獻：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譯本[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2]格雷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主編.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闡釋和教學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3]遲子建.鬼魅丹青[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遲子建.遲子建作品精華本[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

[5]遲子建.一匹馬兩個人 遲子建短篇小說經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6]孫惠芬.燕子東南飛[M].大連：大連出版社，2014.

[7]孫惠芬.歇馬山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作者簡介：

萬彤彤，女，江蘇師范大學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