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的理論起點探析

[摘要]習近平對全面深化改革的初步思考集中體現在《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的講話》和《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兩篇重要講話脈脈相通，首次集中闡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歷史地位、科學內涵、正確方向、基本目標、方法論等問題，初步回答了在新時代為什么要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向何處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怎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這四大基本問題。這兩篇重要講話是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的標志性成果，將其確定為這一重要論述的理論起點較為適宜。兩篇重要講話中的主要觀點在改革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已經形成了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為新時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關鍵詞]全面深化改革；理論起點；指導思想；系統性

[中圖分類號]D61?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23）02—0014—07

[作者簡介]張伯瀚，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主義改革理論。

理論起點始終是科學社會主義研究和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思想研究的重要課題。任何一種思想體系都有其開創、完善、成型的歷史過程，也就應當有其產生的理論起點。這里所說的理論起點是針對思想理論的形成過程而言的，并非從業已形成的思想體系中提煉范疇、概念等意義上的邏輯起點，而是理論的創立者根據時代課題的轉變、結合新的實踐要求、從既有理論體系中孕育和創造出全新理論的關鍵節點，是新生理論的原始表述和最初樣貌。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是一個科學嚴謹的思想體系，反映著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深邃思考和科學謀劃。作為一個系統完整的思想體系，明確理論起點自然是深化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研究的應有之義，這不單純是一個學術問題，更是關乎如何準確把握和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本文擬對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的講話》（以下簡稱“廣東講話”）和《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以下簡稱“學習講話”）作進一步挖掘，對這一重要論述的理論起點問題進行探討。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起點的確定

（一）兩篇重要文獻發表的歷史背景與基本經過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習近平在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首次離京前往深圳、珠海、佛山、惠州、廣州等地考察工作，在考察期間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宣示了黨中央推進改革的堅強決心和巨大勇氣。2012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以《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為標題，對考察的基本過程和講話要點進行了報道。在廣東考察后的第20天，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主題依然是改革開放，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這一講話的要點發表在2013年1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中，題為《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著十八大指引的改革開放方向前進》。

目前來看，“廣東講話”詳細內容的發表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6月出版的《論群眾路線：重要論述摘編》一書中，這一論述摘編收錄了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針對干部作風問題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一講話也首次被命名為《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的講話》。2014年5月，中央出版了《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一書，“廣東講話”中集中闡述改革問題的內容得以公開發表，涵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意義、方向、立場、原則、方法論以及社會體制改革等幾個方面?！皩W習講話”的部分內容也首次發表在這一論述摘編中，講話被命名為《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4年10月，“學習講話”的要點被收錄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題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2018年12月，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央出版了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這部專著，《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的講話》以要點的形式作為開篇之作被收錄到該部著作中，被命名為《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學習講話”也首次全文公開發表，題為《深化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兩篇重要講話共同聚焦改革，足見黨中央對改革開放的高度關注與重視。從內容上看，兩篇重要文獻聯系十分緊密，“廣東講話”奠定了“學習講話”的總基調，“學習講話”是對“廣東講話”的進一步補充和完善，“廣東講話”中的許多重要判斷也在“學習講話”中得以復現。兩篇重要講話脈脈相通，在時間順序上前后銜接，在重大觀點上相互補充，在理論邏輯上環環相扣，在目標主題上一以貫之，因而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為研究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的理論起點提供了最為重要的文獻依據。

（二）兩篇重要講話是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的理論起點

之所以認為“廣東講話”和“學習講話”是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的理論起點，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從改革面臨的時代課題看，在兩篇重要講話中，習近平都特別強調深化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雖然“新時代”這一提法此時還未產生，但眾所周知新時代開始于黨的十八大，因而這些重要論述都是圍繞“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題進行闡發的，其理論的建構都以這一時代課題為基礎，這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回答的第一個時代課題相吻合。第二，從推進改革的現實背景看，習近平在“廣東講話”中明確提出“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這是十八大前后我國改革發展面臨的最大實際，化解發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改革理論和政策得以創新的最大的現實依據。第三，從理論內容的承接關系看，習近平在兩篇重要講話中首次較為集中地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地位、內涵、意義、方向、目標、方法論等構想，這些論述既繼承了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已有的改革理論，又立足新時代、圍繞增強“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提出了推進改革的新構想，初步建構了改革理論的新框架。最后，從理論的創造主體和時間節點看，“廣東講話”和“學習講話”發生在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后，并且是十八大后較早的、集中論述全面深化改革問題的文獻，因而兩篇重要講話代表黨中央的權威和意志，為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的開創和發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綜上，這兩篇重要講話標志著全面深化改革“理論與實踐的正式破題”[1]，將其確定為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的理論起點是較為合適的。

二、兩篇重要文獻反映了習近平對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基本問題的初步思考

在“廣東講話”和“學習講話”中，習近平第一次較為集中地闡述了在新時代為什么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向何處全面深化改革、怎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這四大基本問題，雖然一些提法在過去也曾使用，但從實際內涵來看，這些論述已經有了十分明顯的突破與創新。

（一）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

在“廣東講話”中，習近平首次提出“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重大判斷，鮮明體現著黨中央推進改革的問題導向，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為什么”這一基本問題。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改革開放走過波瀾壯闊的歷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實踐發展……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盵2]這段論述交代了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原因，構成了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最為基本的現實依據。

攻堅期和深水區是在改革中逐漸形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改革從風險較低、見效較快的農村地區探索起步，初期的改革表現為受益范圍廣的帕累托改進，凝聚改革共識較為容易，推進改革也就較為順暢。在改革由局部探索向全域拓展的過程中，改革牽涉到的利益格局更為復雜，并進一步觸及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改革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逐步顯現，受到的阻力逐漸增大。到十八大前后，解決改革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具體來看，首先，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刻不容緩。到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生產能力邁入世界先進行列，中國制造成為我國走向世界的一張名片，但我國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十分明顯，很多產能嚴重過剩，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問題十分嚴重，我國發展受限于物質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現狀依然沒有發生改變。其次，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交織疊加。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差距不斷拉大，民眾向上流動渠道不暢，相對剝奪感依然強烈，我國社會并未沿著共同富裕的理論設想徑直走去。再次，改革要面對的利益格局十分復雜，推進改革的成本逐漸攀升，凝聚共識難度增大，全社會參與改革的熱情逐漸淡化，或“左”或右的思潮影響改革進行。最后，干部隊伍腐敗問題頻發，工作中的“四風”問題十分突出，侵犯群眾利益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這些問題已經對改革造成了新的干擾。在“學習講話”中，習近平進一步強調：“解決我國進一步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必須深化改革開放?！盵3]（P5）

“攻堅期和深水區”這一論斷極具總括性，準確客觀地反映出改革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改革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經不能再回避和掩飾，時代之問、實踐之問、人民之問來得猛烈、發人深省，以什么樣的態度來面對這些問題，將決定改革的走向和策略。一言以蔽之，深化改革必須迎難而上，在攻堅期和深水區有所作為。

（二）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在“廣東講話”中，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在“學習講話”中他重申了這一重要論斷。這一論斷體現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是什么”這一基本問題。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都鮮明提出過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要求。其中，對“系統性”這一概念的使用頻率最高，例如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反復強調要“不斷增強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系統性是一種全局意義上的指導原則，意在強調工作的邏輯、條理和章法；“整體性”一詞的使用頻率低于“系統性”，例如提出“城市規劃要體現應有的整體性和戰略性”，更多見于具體領域和具體問題的工作要求；而作為單獨概念的協同性使用則最少，雖然我們黨一貫強調工作中的“協同”，但極少使用“協同性”這一概念，更多使用的是與之有所差別的“協調性”，直到2012年初才首次使用“進一步增強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各項政策的協同性”的提法。換言之，在十八大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作為相互獨立的概念來使用的，更多見于某一具體領域的改革中，還未上升為一種改革的指導思想。

作為一組完整概念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則是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首次提出的，習近平將這三大概念組織起來，賦予其全新的內涵，進而構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理論特色。一方面，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不是三個完全并列的概念，三者層層遞進，有其內在的層次和邏輯?！跋到y性”為最高層次的理念，統攝整體性和協同性，強調系統性就是強調改革理論的基本走向，突出系統觀念和系統思維在改革中的核心地位；“整體性”是改革的基本要求，既要體現在改革決策中的整體謀劃，也要體現在改革實施中的整體推進，更要體現在改革效果中的整體效應；“協同性”是系統性和整體性的具體表現和實現手段，更強調各領域各環節改革的主動配合，圍繞一個共同的目標同向前進，更具“合作”的意味。另一方面，改革開放本來就應當是一項系統工程，一個系統最本質的特點恰恰就是整體性，而系統的整體性自然要求其中的各要素協同配合，真正實現改革的協同性，也就能為實現改革的系統性和整體性提供堅實保障。所以，習近平提出的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一整套從觀念到實施要求的完整理論體系，“三性”核心都在闡釋改革的系統性問題，“三性”都可以歸為系統性，這就從各個方面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一輪系統化的改革。

總之，這組概念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改革理論的認識有了新的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將圍繞這“三性”展開，改革怎么改、改革是否能夠實現“全面”和“深化”，都要以“三性”為衡量尺度。

（三）向何處全面深化改革：明確改革的地位、方向和目標

在兩篇重要講話中，習近平對改革的地位、方向和目標都有所闡發，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向“何處去”這一基本問題。

第一，揭示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地位。在“廣東講話”中，習近平回首改革歷史、深思改革現實、遠眺改革前路，提出“偉大覺醒”“活力之源”“重要法寶”“必由之路”“深刻革命”“關鍵一招”等一系列重要判斷對改革開放的地位和意義進行概括，充分肯定改革開放對中國發展進步所做的巨大貢獻，這些論斷絕非溢美之言。全面深化改革立足新的時代特征，擁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和寶貴經驗，必定能夠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更進一步看，在這兩篇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用“關鍵一招”論將改革開放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貫通起來，同時強調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這兩大提法飽含理論創新的正能量，標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光明前景，極大地拓寬了改革在新時代的深遠意義。

第二，闡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確方向。在兩篇重要講話中，習近平都特別強調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改革開放歷來是在思想交鋒中前進的，每當改革處于重要關頭，方向問題總會進入大眾視野并成為熱點。十七大后，胡錦濤首次論及“老路”和“邪路”的問題，“封閉僵化的老路”極力否認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企圖讓中國重走計劃經濟體制道路，而“改旗易幟的邪路”則極力鼓吹自由主義，企圖讓中國走上西化、分化的道路?！袄下贰焙汀靶奥贰倍纪龍D將改革開放引入歧途，危害極大。在“廣東講話”中，習近平再次明確表示改革不走“老路”和“邪路”，在“學習講話”中他進一步強調：“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3]（P6），這些論述深刻回答了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這一問題。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政策必須恪守戰略定力、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本色，做到改革不改向、變革不變質，不為外部環境和錯誤思潮所左右。

第三，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目標及時間跨度。在“廣東講話”，習近平號召全黨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3]（P1）來推進改革，初步回答了改革的基本目標以及時間跨度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對改革戰略的思考是立足長遠的，從來都不只局限于解決眼前問題，改革開放一直與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戰略同向同行，習近平的這一論斷是對改革目標的具體化，也是對鄧小平“三步走”戰略的呼應。同時，“廣東講話”還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規劃進行了前瞻性思考，指出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要指向21世紀中葉、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也應該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相適應”[4]（P32）。這就從根本上說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在時間跨度上至少有兩個大的階段，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階段；到21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目標設置上的下一個階段，是“三步走”戰略中的第三步。這些初步思考在隨后的改革部署中進一步得到印證。

（四）怎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

在“廣東講話”中，習近平就如何推進改革闡述了“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的基本思想，在“學習講話”中他明確使用“方法論”這一提法并進行了更為全面的闡釋，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怎么改”這一基本問題。

在改革方法論中，首先被提及的就是加強頂層設計?！绊攲釉O計”源于西方系統工程學，其英文原概念為top-down design，意為“自頂向下逐層設計”，后被譯為“頂層設計”，最早用于軟件開發和機械設計，后逐步拓展到社會科學研究中。在黨內，胡錦濤最先使用了“頂層設計”這一概念，2006年9月，他在會見全軍裝備工作會議代表時首次提出“要切實搞好裝備發展的科學籌劃和頂層設計”[5]，但頂層設計此時還未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10年，黨中央在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6]，頂層設計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概念進入大眾視野。此后，黨中央針對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保障房建設、農業農村改革等多方面都提出了加強頂層設計的要求，但其具體內涵在一段時間內并不清楚，各種解釋層出不窮，廣大干部群眾對什么是頂層設計理解并不到位，頂層設計在運用中也就變得不準確，難以真正實現預期效果。

在“廣東講話”中，習近平對頂層設計的內涵作了精辟的闡釋，他認為頂層設計“就是要對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作出統籌設計，加強對各項改革關聯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標和治本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促進”[4]（P32）。這一解釋以系統工程學中頂層設計的原義為基礎，揭示了頂層設計是統攬國家發展全局、注重各項改革政策的協同配合、最終強調整體效應的改革方法，這一解釋極具里程碑意義，為準確把握頂層設計這一方法提供了可行思路。

同時，在“廣東講話”中，習近平對改革方法論的闡述已經包含了有關正確處理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關系的思考。頂層設計應當是有限度的設計，習近平將其分為“看準了的”和“看不準的”兩大層面，對于看準了的問題就要科學決策、做好頂層設計，下決心推進，做好政策間的配合，努力形成合力，而對于看不準的問題就不能匆忙決策，應當采取試點先行的辦法，允許基層進行探索，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形成可行思路后可為加強頂層設計提供正確的認識來源。在“學習講話”中，習近平對二者關系有了更為深刻的闡發，他充分肯定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巨大意義，稱之為“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3]6，在此基礎上完整論述了摸著石頭過河同加強頂層設計的辯證關系，強調二者是“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雙向聯動，深刻彰顯了改革方法論的辯證法。

經過這兩篇重要講話的闡發，堅持“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逐漸成為新時代推進改革必須堅持的一條原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體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三、兩篇重要文獻中的主要觀點在改革實踐中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隨著改革的穩步推進，兩篇重要講話中的主要觀點在改革實踐中得到深入貫徹并進一步發展，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在實踐中逐步成型。

（一）進一步從理論上闡明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如果說在“廣東講話”中習近平提出“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是立足改革現實、從問題導向出發對推進改革必要性的思考，那么在隨后推進改革的實踐中，習近平進一步從理論層面對為什么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更為深刻的闡發。

一方面集中表現為對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深刻把握。只有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人類社會才能向前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的普遍真理。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7]，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8]，因而準確把握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來推進改革，貫穿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至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整個歷史進程。在這對矛盾中，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具有決定性，新時代的中國生產力已經躍上新臺階，但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還有與新時代生產力不相適應的因素，因此必須通過深化改革，積極主動地將這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化解掉，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國家得以發展的活力所在。習近平指出：“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適應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進社會發展?！盵9]生產力永恒發展的特性也就決定了完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最根本的理論依據，是我們黨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堅守與運用。

另一方面集中表現為對改革的制度邏輯認識更加深刻。十八大后，黨中央更加重視制度問題，習近平強調：“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盵10]加強制度建設、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成為貫穿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條重要線索。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總目標”到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總體目標”，我們黨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制度問題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以及長期性，必須實現深化改革與加強制度建設的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事關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深刻革命，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歸根到底是要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現代化，歸根到底要讓這一現代化體現在我國的各項制度、體制、機制上。只有通過改革的方式不斷破除阻礙我國發展的深層次制度障礙，建立健全與國家現代化戰略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才能深刻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而深刻把握改革的制度邏輯，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改革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二）進一步運用系統觀念指導改革實踐

在“廣東講話”和“學習講話”后，“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逐步引領改革實踐并發揮作用，開始糾正改革碎片化、部門化、臨時化等傾向，這“三性”也成為全面深化改革區別于以往改革的重要標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的系統化改革，各項改革舉措要圍繞總目標形成合力，最終實現整體效果。習近平在中央深改組、中央深改委的多次會議上都鮮明提出要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將其視為改革的內在要求與方法。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上升成為推進改革的一條重大原則并寫入十九大黨章修正案，被確立為十八大以來改革理論中最重要的原創性理論之一。

將黨章中原有的“協調性”修改為“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不只是概念和表達方式上的“一變三”，更蘊含著改革內在邏輯的深刻轉變：以往強調改革的“協調性”側重的是由代表權威力量的協調機制來調整差異和縮小差距，所謂“調”，就是比例適當、注重平衡，“協調”意味著各要素、各部分是一種松散的關系，并且這種機制具有臨時性；而“協同性”更強調各方主動的積極合作，所謂“同”，是要實現統一與整合，強調的是各個要素和組成部分的聚合力，這就真正將改革理論上升到系統論的高度，實現了改革理論質的飛躍。在中央深改委第六次會議上，習近平指出這一輪改革開啟了“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這正是在改革中重視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這一判斷也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統論指導下的改革新階段，賦予了改革開放全新的內涵。

2020年10月，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黨中央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習近平稱之為“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從哲學層面用“六個必須堅持”對貫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高度概括，其中就強調了“必須堅持系統觀念”[11]，這是從新時代十年來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歷程中總結出的成功經驗，未來必須更加自覺地運用系統觀念指導改革實踐。

（三）進一步明確改革的歷史地位、正確方向、總目標

關于新時代改革的歷史地位。在堅持兩篇重要講話的基礎上，習近平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地位有兩個層面的新發展：一方面，從“新時代”這一政治判斷來看，他指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動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盵12]繼續強調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的信心、決心。新時代的進入是一個過程，全面深化改革催生了新時代的到來，全面深化改革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伴相生、同向奮進，新時代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成就的集中體現，也為改革向縱深推進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臺。另一方面，從“新發展階段”這一現實判斷來看，全面深化改革將貫穿整個新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國進入了新發展階段，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七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推動新發展階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展現更大作為”[13]。新發展階段的終點即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邊界”，其標志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成，所以更要發揮改革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由此觀之，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時代開啟的改革開放新階段，是橫跨2013年至21世紀中葉、貫穿整個新發展階段、持續至少40年的大事件，對于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意義重大，更對我國邁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意義重大。

關于改革的方向問題。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老路”和“邪路”的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8]（P512），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對改革的情感認同。2017年11月20日，在十九屆中央深改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對改革的方向問題進行集中論述，強調推進改革要“堅持黨對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不能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不能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取向不能變”[14]。這“三個不能變”的核心概念是“黨”“現代化”“人民”，既有推進制度現代化的長遠目標，更有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改革成果造福人民的初心和使命，為全面深化改革劃定紅線、把穩方向。

關于改革的總目標。在兩篇重要講話明確改革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基本目標后，改革的總目標問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被首次提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鮮明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著力加強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設。此后，黨的十九大、十九屆四中、五中全會以及二十大對實現這一總目標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戰略安排，將其融入國家整體現代化的范疇之中，使得“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內涵更為充實和完整。所以，在完成各項改革任務后，全面深化改革將繼續推進，其進程至少要延續到21世紀中葉，經過2035年和2050年兩大節點，屆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將由“基本實現”變為“實現”，將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保證。

（四）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改革的方法論

在“廣東講話”和“學習講話”的基礎上，習近平多次就改革的方法論問題作出重要論述，在2013年7月湖北考察工作時提出要處理好改革的“五大關系”，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集中論述了改革必須堅持的重要經驗和指導原則，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已初具規模。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習近平針對改革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在中央深改組、中央深改委會議的重要講話中多次論及改革的方法論，僅針對加強頂層設計這一類方法就進行了多方面的拓展，包括要堅持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堅持頂層設計與分層對接相結合、堅持頂層設計與問計于民相結合等方面的要求，這些論述進一步豐富了頂層設計的思想，進一步加深了社會各界對頂層設計的理解，使其成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領性方法。

除此之外，習近平還強調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統一、要于法有據、要堅持協同推進、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等等，這些論述直指改革現實問題，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無不滲透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改革大勢的深刻洞察和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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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