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非遺·自我

岳永逸

當作者將對定縣秧歌百年發展史的回溯從鄉村戲截定于非遺保護大潮對其的深刻影響時，便較為清晰地將非遺概念的張力關系橫貫于定縣秧歌與地方文化、歷史、政治等多重因素發生密切關聯的意義網絡中。這本著述讀來并不艱澀，從中能夠看到年輕民俗學者對鄉土文化的執著與熱愛。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教授康麗

從1920年代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開始，定州秧歌便與中國的啟蒙、救亡以及現代化建設緊密相聯。作者深入細致地展現了相關主體與時代、社會變遷之間的復雜糾葛，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與生存智慧。定州秧歌，對于理解現代以來中國民間藝術的命運具有標本意義。

——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暨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劉曉春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晏陽初倡導和實踐的平民教育運動使定縣馳名中國，并有了世界性的意義。正是在這“博士下鄉”的鄉村建設以及民族自救運動中，定縣秧歌進入洋博士的視野，且凸顯了出來。

鄉野生發

1933年，作為定縣平民教育運動的中堅，李景漢、張世文一道選編了《定縣秧歌選》，由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出版。數十年后，深度參與了定縣平民教育運動的美國人甘博（Sidney D. Gamble），出版了定縣秧歌的英文版。自此，定縣秧歌這種原本在鄉野生發、傳衍的小戲，不僅僅是民間、鄉土、方言與日常的，它與知識精英、城市、民族、國家、政治、教育、文化、藝術審美、遺產、治理術、跨文化交際和世界等，都有了各種關聯。

因平教會諸君的關系，作為《定縣秧歌選》主要的信息源，秧歌藝人劉洛福1931年前往北平登臺獻藝，并灌制了唱片。作為鄉村戲，定縣秧歌既是平民教育的媒介，也因之成為被贊譽有加的成果、經典。在當地的抗戰動員、社會主義新人塑造、改革開放后的社會重整、紅白喜事及廟會節慶等日常生活和當下的非遺運動中，定縣秧歌這一被發現、動員以及主動請纓的鄉土文藝，不同程度地延續了其功能性效用。

近百年來，正因為與演—觀者日常生產生活、個體生命歷程、社會運動、歷史演進、地方文化建設、國家大政方針和科技革新之間的復雜互動，定縣秧歌始終在學界有著熱度。除李同民、李景漢、張世文、甘博、趙衛邦等人的奠基性著述之外，朱迪絲（Johnson Judith）、歐達偉（R. David Arkush）、董曉萍、江棘等他者對定縣秧歌都有可圈可點的著述：或偏重劇本，或偏重藝術，或偏重鄉民的倫理道德觀，或偏重女性在秧歌內外的在場。雖然風格各異，與定縣秧歌的演—觀者有著不同程度甚至有意的“間離”，但這些主要依托定縣秧歌劇文、劇情的著述卻多少都基于或長或短、深淺不一的田野調查。正是在田野調查這個意義上，作為定縣本地人，年輕學者谷子瑞這本更偏重鮮活人物的《定縣秧歌》，有著獨特的價值。

非遺：傳承與發展

子瑞對定縣秧歌從鄉村戲到非遺百年小史的梳理，在賦予定縣秧歌以脈動——生命跡象的同時，還給我們呈現了他者難以捕捉到的定縣秧歌演進的隱蔽語本和其左沖右突的倔強。

在鄉村戲這一歷時性層面，定縣秧歌有著下述繁雜、參差的風景：出于客位視角，李景漢等“海歸”對定縣秧歌的“凈化”；隨之，熊佛西對定縣秧歌的舍棄，用話劇等外來的“文明戲”代替秧歌等“土產”的平教運動實踐；平教運動對定縣秧歌效度有限的功利性使用這一精英傳統和由之衍生且撲朔迷離的定縣秧歌的“偽民間性”，以及諸多研究認真羅列的劇目的紕漏、瑕疵，研究者認真自圓其說的釋讀以及誤讀，等等。在當下也即非遺層面，因為非遺運動和定縣秧歌的非遺化而評定的傳承人與此前藝人，尤其是與名角之間的不搭與分野——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認定，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觀者—民眾的認可。這導致與藝人有一定重合度的定縣秧歌的非遺傳承人成為多義與歧義的“復數”。這些多少“水土不服”、勉力“嫁接”而成的傳承人，勢必對前在的藝人群體及其小社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撕裂、重組。這種外力導致的分化自然影響到非遺化的定縣秧歌的新生態。不僅僅是在中國，在世界的非遺保護中，這一令人警醒的現象都有著相當的普遍性。

子瑞將作為鄉村戲和作為非遺的定縣秧歌視為兩極，對立了起來。在其辨析中，前者越發浪漫主義，素樸、拙野卻溫馨可人；后者則明顯現實主義，理性、精明卻庸常悲壯。鄉村戲的定縣秧歌成為其評判非遺的定縣秧歌的前提、基礎與參照。毫無疑問，哪怕是信息傳遞沒有當下便通、快捷，當年李景漢等他者對藝人劉洛福的倚重與發現，尤其是將之“外派”北平的展演，對定縣這個地域社會、對作為鄉村戲的定縣秧歌界絕對有著巨大的震動。這種震動產生的浪花、波紋，應該遠勝于今天自上而下認定的非遺傳承人對定縣秧歌的影響。換言之，將鄉村戲藝人——名角、非遺傳承人二者放置在具體的社會環境、歷史語境中進行結構性的整體比較，相關結論則更加持平公允，至少會發現二者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水火不容、昔是今非的矛盾體。

非遺前（過去）、非遺化（現在）和后非遺（將來）之三段論，早已成為國內外海量非遺著述的經典范式。其實，每個非遺項目都有著自己的生命歷程和演化軌跡。當傳承者的主體性得以發揮時，一個非遺項目就會有因應時變、世變的調適能力，進而可能傳衍下去。不接地氣的外力的強行干預，通常適得其反。

子瑞認真地發現歷史。她的調研、書寫有考掘的意味，卻沒有要寫定縣秧歌“知識考古”的野心。事實上，其踏查和梳理，已經成功地從歷時與共時兩個層面“熱描”出了定縣秧歌在鄉村戲和非遺等不同階段的復雜性、異質性和內在演進的連續性。正因為有著學術研究的持平之心和對故土的赤子之心，子瑞在歷時、共時和演—觀者心意等多個層面，都強調紅白喜事、廟慶等“露天劇場”與省城京城、央視等高大上的“優位時空”的同等重要性。無論是因何種外力的正面影響抑或是負面沖擊，子瑞始終強調定縣秧歌的生命力在于藝人這個群體本身，在于定縣這塊熱土，在于作為觀者的民眾的主動抉擇。進而，他著中基本未出現的與廟慶——“臺口”同等重要的演出場所——紅白喜事——“小事”，成了定縣秧歌蹣跚前行的根本。

與“唱臺口”一道，“擋小事”不但賦予了秧歌藝人以生計，使觀者人生儀禮有了神圣的慶典意味和熱鬧的氛圍，在豐富當地人日常生活并使人生圓滿、完美的同時，還為后起的非遺化的定縣秧歌培養了基本的觀演群體。即使在非遺化之后，臺口、小事這些完全因鄉野小民而生的敞亮的“空的空間”、質樸劇場，依舊是定縣秧歌最為根本的傳衍時空與場域。領導、評委、導演以及傳承人占主導地位的會演、大賽以及送戲下鄉聽令演出的閉合舞臺，子瑞發現，這使得因生計和傳承而一體性的秧歌傳承人——演者，不得不面對多元化的“主家”。這些當下的“主家”包括紅白喜事的主家、紅白喜事中“管事的”、廟主、政府官員、評審專家、記者、導演、高級別的傳承人以及企業家，等等。

值得稱賀的是，國家級非遺這先聲奪人的稱號沒有遮蔽要寫定縣秧歌的子瑞的雙眼。直接逼視定縣秧歌本身的她，反而寫出了作為定縣秧歌的國家級非遺的由來與真相。子瑞告訴我們：對定縣秧歌而言，哪怕是早早步入精英眼簾、走出國門，哪怕非我莫屬地成為首批國家級非遺，其生命力依舊在鄉野，在包裹城市并與之綿長互動的鄉土。事實上，一方面是諸多厚重卻空洞的非遺報告和雄文中稱頌的非遺，一方面是要振興、弘揚多數原本與鄉土一體卻宛在水中央的非遺，道阻且長。

致敬與謳歌

其實，寫這本向定縣秧歌和故鄉致敬的小書，子瑞并不容易。與她的定縣秧歌和故土定縣一道，子瑞本身也經歷了化蛹為蝶的升華和心靈的凈化。這種升華、凈化，不是漸行漸遠的背井離鄉，而是對鄉野的回歸、親近，直至水乳交融。

2016年子瑞剛上研究生那會兒，聽到我說定縣秧歌、平教會、定縣平民教育運動、李景漢、甘博、宋文川、韓飄高這些語詞和人名時，作為定縣人的她對這塊土地上各色人等的起起落落、生生死死，于青春的她并無多少印跡與意義，但她很快就進入角色，并將她自己的成長、對故土的熱愛熔鑄到了對定縣秧歌的調查、觀察與省思之中。臺前幕后、老少爺兒們、姑嫂妯娌、家長里短、聲聲秧歌、纖纖絲竹、傳說故事、一草一木和冬寒夏熱的四季轉換等，都迅速浸透著她的每一個感官、每一種觸覺。這些肌膚相親而深呼吸、吐納的“瞬間化效應”，熔鑄、會通了她一個又一個的“意識的厚瞬間”。身外的故鄉、秧歌不但化為感官、知覺，也私化為其如影隨形且終生揮之不去的主體性之本質。在此意義上，她傾注心力而成的這本《定縣秧歌》就是她這個定縣人個體的，是大寫的“我”字。將這本素樸的小書視為子瑞厚重的成年禮，視為她率真樹立給故土和定縣秧歌的豐碑，應屬情理之中。

雖然在讀研之前對定縣秧歌幾乎一無所知，也沒有在調查中跟著秧歌劇團三弦師父學三弦，但定縣秧歌卻對子瑞這個生命個體有著不言而喻的“紀念碑性”。這種紀念碑性無關一個可能在藝人之間流傳的秧歌手抄文本，無關定縣秧歌的國家級非遺名頭，而是直接指向定縣秧歌本身。諸如蘇東坡創定縣秧歌傳說之于不同受眾的接受美學；定縣秧歌上演的小事、臺口、禮堂和央視等時空；定縣秧歌的劇目、文本、角色行當、唱腔、舞臺布景、鍋煙子與油彩；劉洛福、宋文川的紅火傳奇；非遺傳承人的尷尬與勉力；合伙搭班分錢的斗智斗勇，臺前幕后不乏暖意的鉤心斗角；意在培養秧歌傳承人的曇花一現且連景觀性都蕩然無存的戲校；冬日里與劇團一道游走在鄉野阡陌時撲面而來的陣陣寒意……

不論什么級別，如果一項非遺外在于個體，于個體生命了無意義，那么它也只能在館舍中化石般虛無地存在，徒勞也徒然。在此意義上，不同行政級別的非遺，不但是鄉土的，更應該是個體的，哪怕僅僅是個體自我的鏡像與投影。其實，文學、藝術與所謂的學術著作，又何嘗不是如此？

同為鄉土以及非遺的冠名，子瑞沒有一度紅火的非虛構寫作那種不倫不類的矯情。面對欣欣向榮同時也庸常甚的現實，子瑞、定縣秧歌和故土三位一體的“自我”朝圣的腳步不免滯重，執拗的眼神難免疲困?？上驳氖?，她堅持了下來，與百年來定縣秧歌的演—觀者一道，階段性地轉完了自己的山，讓世人看到了少了光暈卻一樣讓人動容的定縣秧歌，讓遠方的他者更明了定縣這片靜默的大地與熱土。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