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賦能高等教育制度發展的內在邏輯、現實困境及其路徑選擇

徐丹丹 馮銳

摘要：在高等教育領域，新技術體系和技術環境總是不斷形塑著高等教育治理的組織結構與運行邏輯，為高等教育制度的發展提供著支撐與賦能。該文從技術嵌入高等教育制度的內在邏輯、多重模式等入手，深入討論技術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制度中發揮作用的，并通過分析技術環境變化對高等教育制度發展造成的影響，找尋到當前高等教育制度實踐中亟待破解的現實困境，提出新技術時代需要構建基于數字生態的高等教育制度框架，形成符合數字邏輯的高等教育制度環境和打造適應數字文明的高等教育制度文化等發展路徑，以創造性地推動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發展，實現高等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關鍵詞：技術賦能；高等教育制度；內在邏輯；現實困境；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 本文系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技術賦權視閾下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制度邏輯研究”（項目編號：2020SJA1966）研究成果。

一、問題的提出

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發展與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邏輯關系。從高等教育組織制度實踐的視角來看，制度創新能夠在治理活動中提供指導和約束，規范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與路徑，在高等教育治理實踐中發揮基礎性、關鍵性的作用。近年來，國家對于加強高等教育制度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安排，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中提出：要完善學校治理結構，加強高等學校章程建設，鼓勵開展現代學校制度改革創新[1]，教育部等三部委在《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也強調：要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深化人事制度、人才評價改革，充分激發建設高校內生動力和辦學活力，加快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梢?，在國家的頂層設計中，加強高等教育制度的創新發展對于實現我國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至關重要。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技術環境與制度選擇間總是存在著密切關系，每一種技術都有一套制度，這些制度的組織結構反映了該技術促進的世界觀[3]，在高等教育領域亦是如此?，F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誕生得益于蒸汽機的發明與印刷技術的普及，讓知識生產成為機器化大生產中的必要社會生產資料，“洪堡大學”“增地學院”等現代大學隨之興起。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了電力技術的普及，專業化分工和流水線生產，驅動了高等教育的實用主義轉向，以提升管理效能為目標的科層制開始在高等教育制度中流行。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驅動了高等教育制度體系的科學化、精細化發展，無間隙的新型管理方式使高等教育從宏觀管理逐漸走向微觀管理。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則將傳統的“社會+物理”的二元空間拓展到“社會+物理+信息”三元空間，數智化互聯創設了高等教育中多元主體合作共治的網狀結構，技術的聯結整合和賦權參與使高等教育制度進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大變革時期?？梢哉f，近兩百年來，技術始終是重構高度教育制度的結構性力量，持久往復地為高等教育制度的創新發展提供能量。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相較于近年來新技術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形成的巨大變革，高等教育制度在其發展歷程中始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結構，似乎在高等教育制度中存在著一股強大的力量，在反抗與壓制著新技術環境引領的改革沖動，推動著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徐徐而進而非顛覆重構，這也讓喬布斯發出：“為什么計算機改變了幾乎所有領域，卻唯獨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小得令人吃驚？”的時代之問。那么，在技術更迭中推動高等教育制度發生變革的決定性力量是什么？使高等教育制度體系維持一定穩態的技術支撐又在哪里？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命題。如果將眼光進一步向前延展，伴隨著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革命的深化推進，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似乎又站在了十字路口，在此情境下技術激發的改革沖動與穩態力量的對比是否會發生新的變化？未來視域下我國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在技術裹挾下將走向何方？一系列問題的提出需要我們深入到技術環境與高等教育制度間的賦能結構框架中，嚴肅而深入地展開討論與研究。

二、技術賦能高等教育制度發展的內在邏輯

高等教育治理的核心任務是探索建立科學、合理、高效的高等教育制度體系，通過制度邏輯實現對高等教育中各行動主體空間、時間、價值與信念的組織和動員，實現高等教育組織的生產與再生產。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體系與技術環境形塑了現代高等教育治理的組織結構與運行邏輯，對高等教育制度創新提供了支撐與賦能，成為推動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對于技術嵌入高等教育治理的路徑問題，學界目前尚存在應用論、角色論、信息論等認識論差異，但是對何為影響高等教育的技術這個問題，大家已經形成了共識性的觀點，認為技術不僅包含物理性、實體性的技術，也包含精神性、策略性的技術，是一種以廣義的、復數形式存在的綜合體[4]，這也是把握高等教育治理實踐中制度與技術關系的邏輯起點?；谶@樣的邏輯定位，我們希望進一步討論技術是如何嵌入高等教育制度結構的，其又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制度創新中發揮作用的。

（一）技術嵌入高等教育制度的多重邏輯

理解影響高等教育制度的技術是什么這個問題，需要秉持歷史的、發展的眼光。技術哲學領域的重要學者弗里德里?！だ眨‵.Rapp）就認為：“技術是一種歷史現象，只有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才能使其概念化”[5]。在高等教育發展的過程中，技術在不同的維度影響著高等教育制度，呈現為一種復合邏輯結構。

首先，知識傳播是推動高等教育制度產生的底層邏輯。技術知識論是經典主義知識論的重要貢獻，它們將技術從科學附屬物的身份中抽離出來，并賦予其主體意義，例如卡爾·米切姆（C.Mitcham）提出“把技術看作知識”是一種關于技術的最佳分析模式[6]，斯柯列莫夫斯基（H.Skilimowski）提出技術是人類認識的一種形式[7]。對知識傳播的需求作用于高等教育制度的根結構中，不僅驅動了高等教育制度的模式確立，也在制約著高等教育制度的調整方向。比方說，現代大學被認為是高深知識生產與傳播的制度化機構[8]，這種功能邏輯的確立得益于印刷技術普及其帶來的知識復制成本的下降，印刷機宣告科學的來臨，并普及科學，鼓勵科學，使科學系統化。伴隨著技術環境的進步，人們需要專門性的研究人員開展科學研究和知識傳播活動，推動學校成為管理技術知識的一種專門手段，高等教育因此走向專業化、建制化的發展路徑。伴隨著技術環境的發展，高等教育制度也在不斷進行耦合調適，逐步形成了職業學者階層、學術自由觀念、學科發展體系等現代高等教育的基礎性結構。如果沒有對專業化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需要，高等教育組織就失去了存在和發展的意義，高等教育制度更成為了無根之水，因此對知識傳播的需求是高等教育制度建立的根本邏輯。

第二，社會控制是驅動高等教育制度發展的實踐邏輯?，F代社會的重要特征就是技術對人的控制。如法蘭克福學派就認為，技術的發展帶來的是對人控制的加深，技術使人成為流水線上的一個原子，成為“單向度的人”。在技術發展浪潮之下，技術環境對社會行動者的控制力不斷加深，技術思維對社會治理模式產生重大影響。在高等教育的制度實踐中，技術理性日益成為教育管理者的價值追求，并通過制度實踐賦予其合法性。對于治理者來說，應該選擇什么樣的制度，制度運行的機制與路徑如何，制度運行的效果應該如何評定，這些問題都與技術的發展變化存在密切關系。隨著技術賦能推動下組織控制能力的提升，教育管理者會傾向于使用更強的控制手段來保證高等教育組織的穩態和可控，例如在高等教育治理活動中層數不窮的“打卡”“登錄”“系統”“審核”等流程或方法，都是管理者利用技術手段加強社會控制的實踐表征，技術治理已然成為高等教育治理的實踐邏輯。另一方面，技術環境與技術控制的相互作用促進了高等教育制度的生產，比如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管理者往往將技術工具作為一種“公正的他者”，實現對人的精細化管理與控制，例如定時響起的上下課鈴聲得益于時間計量的技術化，對教職人員的考核評價規則得益于績效管理的技術化等，技術不斷將人馴化為社會機器的基本零件，而制度則是將人組合成一個整體的聯結紐帶。伴隨著技術環境的發展，新的制度控制手段會不斷形成對既有制度機制的“疊加”或“覆蓋”，形成新的治理環境與約束結構，推動著高等教育治理不斷向技術化、理性化、可控化的方向前進。

第三，行動文化是保障高等教育制度運行的行動邏輯。當基于技術的治理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行為之后，技術本身就成為一種符號表征，成為人們所信奉與踐行的社會觀念。弗里德里克·費雷（F.Ferré）就指出：技術是人類最基本的文化現象[9]。人們通過技術化生活組織勞動生產，通過技術化工具提升勞動效率，使得技術化生存成為現代性的顯著表征。在高等教育視域下，技術被視為一種優化工作的方法，從優化決策的大數據分析，到數字化的人工智能勞動，甚至是最基本的文檔編輯軟件、即時交流軟件、在線會議軟件等，都在高等教育活動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對技術工具的選擇和使用建構了高等教育活動的底層保障。誠然，技術的發展正不斷改造著高等教育從業者的工作方式，也推動實現了教育活動效率的提升，但也因此形成一種依賴心理，即將技術作為解決治理問題的普遍方法，使得“技術至上”成為高等教育治理的文化內核。在技術主義思想指導下，治理者廣泛采用技術手段謀求管理的精確化和高效化，并設計了一系列制度規則來確保技術管理的實現，使技術賦予主體行動的意義成為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遵循。

（二）技術賦能高等教育制度發展的多重模式

從本體論視角來看，高等教育制度可以分為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是指用以調節大學諸多外部關系的規范，即調節政府、大學、社會組織之間相互關系的規范，微觀層面是指用以調節大學自身內部關系的規范，即調節大學與教師、大學與學生之間相互關系的規范[10]。技術以知識的、控制的、文化的形式賦能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的各個層面，使得高等教育的技術環境與制度體系交互耦合起來。迪馬喬（DiMaggio）和鮑威爾（Powell）在研究學校組織與制度創新的深層次關系時，提出了制度創新的三種規訓模式，即：“規范性同構”“強制性同構”和“模仿性同構”[11]。技術賦能下的制度同構作用于高等教育制度創新實踐中，在不同情形下發揮驅動或阻礙的作用。

首先，技術賦能在制度理念層面發揮規范性同構效用?！袄砟钍侵贫人w現出來的價值判斷和目標定位，不同理念引導下的制度就會體現出不同的性質”[12]，高等教育制度理念是高等教育制度設計的目標理想和價值取向，是遵循高等教育規律、實現高等教育目的的理性呈現。近代以來的高等教育制度始終秉持以知識操作為中心，沿襲著獨立批判、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制度基因，這些制度基因成為古典主義高等教育治理理念的核心，推動高等教育組織逐漸成為“象牙塔式”的學術組織。伴隨著技術文明的發展，社會知識壁壘被不斷突破，知識傳播的時空界限與組織約束逐漸淡化，在高等教育的制度城堡上打開了諸多縫隙?；ヂ摼W的出現不僅使高等教育與社會其他領域形成了更加緊密的聯系，同時也為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了民主決策的工具與方式。技術治理帶來的民主、開放、高效等價值邏輯在高等教育治理觀念中逐漸凸顯，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訴求也對高等教育制度提出了改革需求，推動高等教育制度的技術化價值轉向，技術成為高等教育制度實踐中共享的思維方式和行動觀念。

其次，技術賦能在制度框架層面發揮強制性同構效用?，F代高等教育自誕生以來一直深嵌于多重社會情境和關系網絡中，“大學-政府-社會”的外部關系協調既是現代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現代高等教育制度框架頂層設計的現實依據。古典大學時期，世界秩序的基礎是宗教與神學，高等教育處于宗教、王權以及市政當局的復雜管轄之下，演化形成了基于教會權力的、以神學為基礎的制度框架。伴隨著技術革命的發生與技術環境的變化，“科學技術作為現代思想的權威聲音，造就了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秩序”[13]，民族國家開始成為新世界運行的基本秩序，高等教育逐漸成為具有“國家意義”的治理范疇，國家體制和政府框架成為決定高等教育制度框架的根本性力量。在現代技術環境中，作為資源消耗型組織的高等教育系統愈來愈多地受到政府規制與社會文化的強影響，其制度框架也開始響應和體現政府與社會的標準化治理要求。國家與社會通過“技術統治”對現代高等教育制度形成了精準關切，影響和驅動了高等教育制度的演化和發展，三者之間的強制約束結構不斷強化。

第三，技術賦能在制度運行層面發揮模仿性同構效用。一切制度體系歸根到底要落實到具體的執行行動上，落實到行動者的具體治理實踐中。在技術環境的變革中，每一種新技術的運用總是可以帶來生產力的發展及生產關系的變革，但是其在發展方向上會存在不確定性，因此需要制度實踐匡正其前進路徑。伴隨著技術環境的發展，高等教育制度體系需要面對越來越復雜的治理環境，如何形成可行的治理路徑就成為重要的實踐命題。在此情境下，高等教育治理者開始通過不同組織間的相互學習來形成“制度的語法”，例如將政府治理的有效方法套用在高等教育治理中，或者將社會治理的行動邏輯運用在高等教育治理實踐中，這種基于模仿的制度創新是高等教育制度創新中最普遍、最基本、最頻繁的形態，其創新的累加逐步影響了高等教育制度的更高層結構，形成推動高等教育制度漸進式改革的內生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賦能下的制度同構在高等教育制度發展的過程中可能發揮正效應，也可能發揮負效應。從正效應來看，制度同構能夠激發一種模仿效應，當制度體系中某一行動者形成了重大制度創新，并產生良好效果后，其他行動者會開展模仿行為，復制其成功的做法或經驗，使得制度創新在治理組織內部和組織間擴散開來，形成一種廣泛的創新行動，并建立起更有效的制度體系。但是，從負效應來看，管理者總是傾向于消除治理體系中的不確定性，并喜好依照既有的經驗和路徑來規劃自己的行動，這種行為被稱為“路徑依賴”，當治理環境中出現大范圍的不確定性時，例如出現技術環境的顛覆式變化時，而高等教育組織場域中缺乏明確的導向、方式與效果評估時，管理者會更加傾向于采取“平衡化、標準化”策略以平穩應對變革趨勢，這種“規范化”制度同構會對高等教育制度變革產生一種強大的約束力，阻礙高等教育制度發生顛覆式革新，也同樣維持了高等教育制度的穩態發展。因此，如何處理好高等教育制度發展中正向與負向、創新與穩態、改革與傳承的關系，是當前高等教育制度實踐中亟待破解的深層次命題。

三、技術賦能高等教育制度發展的現實困境

在很多人看來，技術是一種中立物，是一種正向的推動力量。但是當我們深入到技術發展史中進行總結，就可以清晰地發現技術并非是一種普惠性的社會產物，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技術對社會群體的作用力是差異性的。因此克蘭茲伯格第一定律就提出：“技術既無好壞，亦非中立”[14]。近年來，以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等為代表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正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的創新形態。與前幾次技術革命相比，第四次技術革命對社會成員的賦能更加顯著，對人類文明形態的影響更加深刻。在接入移動互聯網之后，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地開展信息生產與交流活動，基于知識共享的群體智慧正在逐步溶解高等教育的行業壁壘，高等教育的地位與價值面臨挑戰。面對著社會技術環境的重大變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回應顯得有些保守和緩慢，“我們不僅沒有去尋找這種新制度和新模式，反而利用自己的技能和發明去允許許多舊時代的……陳舊制度茍延殘喘”[15]，這種對變革環境反應遲緩的路徑依賴成為阻礙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的重要因素。

（一）知識生產模式的快速轉型與高等教育制度的緩慢回應

隨著第四次技術革命推動數據信息成為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數字勞動開始大規模普及并成為驅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知識生產模式從傳統的模式Ⅰ到模式Ⅱ，并再次升級轉型為模式Ⅲ①，成為卡拉雅尼斯（Elias G.Carayannis）所說的“以多維聚合型知識群來營造不規則的科研與創新生態系統”[16]。在此情形下，知識生產模式的快速轉型與高等教育制度的緩慢回應之間的不適配成為影響其創新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技術催動下知識生產的社會彌散性對高等教育制度存在的根本邏輯發起了挑戰。在傳統知識生產模式Ⅰ中，標準化、單一化的“學科范式”知識生產使高等教育成為壟斷知識生產的學術象牙塔，高等教育制度成為維護這一知識邊界的合法性邏輯。但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新技術的開發使用讓知識生產主體越來越呈現多元化趨勢，知識生產的組織形式越來越具有靈活性，模式Ⅲ所倡導的多主體、多層次、多邊互動的社會知識創新系統消弭了傳統意義上高等教育與外界的知識邊界，其社會彌散性對高等教育“沉潛于科學”的知識生產進行了顛覆，高等教育制度賴以存在的根本邏輯受到了挑戰。另一方面，技術需求下知識生產的應用語境對高等教育制度運行的根本任務進行了延伸。數字信息時代的基本特點是信息傳播速率的極大提升和信息供給的極大豐富，人們已經事實上處在一個信息爆炸和信息過剩的傳播技術生態中。在此背景下，引導學生有效地獲取知識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的實踐過程而非終極目標，高等教育的核心旨歸需要轉向對學生學習方法的傳授和分析能力的培養，因此高等教育制度應發展成為維系高等教育知識“求真”“求用”雙向維度的治理邏輯。但是現實的情況是，當前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模式依然沿襲著古老的以“認知語境”為主的路徑，以此為基的舊有體制如班級授課制、學院學科制、論文評價制并未發生顛覆性的變革，技術力量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僅僅被視為一種提升教育管理能力的手段而非結構性的創新資源。換而言之，在新的技術環境之下，高等教育制度的手段是新技術時代的，目標卻仍是舊技術時代的，其產生的知識生產效能并沒有與技術環境發展保持同步，這也讓很多人發出高等教育已經落后于時代的感慨。

（二）技術互聯時代的開放共享與高等教育制度的結構惰性

除了知識生產，在組織結構層面高等教育同樣面臨著技術變革帶來的挑戰?，F代高等教育以學科為基礎，其內部組織形式主要是一種分科體制，專門學科中知識的制度化形成了高等教育內部的基礎結構，成為高等教育治理的主要操作組織，同時也是高等教育制度因循的最基礎的實踐邏輯。沒有學科的制度化，就不會有系科結構與邊界，更不會形成高等教育完整的組織結構及相關的制度安排。但隨著信息技術對社會結構的滲透改造，特別是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分布式網絡技術等的廣泛運用，社會的組織結構已經被打破，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網絡社會的崛起，使學科制度的技術環境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機械思維轉向大數據思維[17]。在網絡化的社會組織結構中，知識變得更加分散、碎片和邊界模糊，傳統單一學科的整體性和一致性正在逐漸消失，以知識為根基的制度化學科開始讓位于更加開放的組織結構，在新的組織結構中各種不同的（跨學科）的知識和競爭又以全新的方式聯合起來[18]。今天，高等教育中的研究者可能已經意識到他們是在一個領域中而不是在一個學科中工作，尤其在互聯網的數字平臺中，知識人的自由聯合已成為現實[19]。從表面上看，現代高等教育制度已經在跟隨技術的腳步進行相應的變革，如鼓勵數字化環境下的互動協商機制、多元主體參與決策等等，但實質上，以分科體制為主要操作框架的現代高等教育制度只是在個別“點”上有所突破，其整體的組織思維仍停留在舊的體制邏輯上，例如目前研究者依然被組織在學院或者學科體系中，通過合同管理、績效管理、人事管理等手段實現對知識勞動者的控制，以制度為一種強約束條件將知識創新圈定在特定的學科內部。高等教育管理者也更加傾向于將研究者約束在固定的組織體系中而非流動結構中，基于網絡協作、項目集聚的人才流動依然十分困難。當然，從管理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并非毫無價值，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組織形式是高等教育保持其自主與獨立的護城河。但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在網絡化社會已經成為社會發展必然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制度必須堅定地打破其高聳的圍墻，向著共享、開放、流動的方向推進制度改革，以實現對研究者和研究資源更有效的管理與開發，使其始終占據社會創新的中心位置，唯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高等教育應有的價值。

（三）技術賦能主體的多元需求與高等教育制度的文化錯位

信息技術時代，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發展的瓶頸不僅在于知識生產的轉型與組織結構的變動，更在于對行動者——人的關注。新技術環境下現代高等教育治理面對的是更加不確定的、個性化的、碎片化的多元主體的需求，人與技術的整合加大了高等教育治理的難度，使高等教育治理成為一個涉及制度、行動、價值和技術等各要素的復雜系統。而作為治理框架的高等教育制度則更需要體現行動者的主體意義，因為從本質上說制度首先是各行動者之間利益博弈的規則，同時制度需要行動者去執行與落實，才能實現其制度效能。高等教育制度如何關注并影響高等教育中的行動者？這就需要高等教育制度在文化觀念層面的實踐建構。制度主義研究者傾向于使用“合法性”概念來賦予制度文化以神話解釋。薩奇曼（Suchman）就認為，學校改革的“合法性”是“一種廣義的知覺或假設”，是“一個實體的行為是可取的、適當的或適應于某些社會建構體系中的規范、價值觀、信仰和定義”[20]，當制度合法性（作為共同表征的制度文化）被確立后，就成為影響行動者的技術手段，驅動人們在制度規訓下開展行動而非脫離制度自行其是。伴隨著技術環境的發展，現階段的高等教育制度越來越趨向于技術導向下的“績效主義”，有效性和實用性成為制度建構的重要理念，逐漸“懸浮”于行動者的主體性與價值之上，成為制度合法性的唯一衡量標準，將制度文化推向“技術理性”之維。但以效率為先的制度邏輯必然引發一系列問題，首先技術理性的蔓延使高等教育治理行動中人文關懷維度有所缺失，當一切管理行為都被技術化、數據化之后，價值理念與人文傳統就缺少了延續的根基，大學精神、學術自由與民主觀念等高等教育行動者所信奉的價值規則將在技術侵蝕下逐步消亡；另一方面，技術理性通過對力量、效率、計算、增長等表征的強化，使績效規則逐漸成為規約高等教育治理活動的倫理準則，必然導致行動者主體間關系的失調，一切以技術導向和經濟利益導向為中心，對以人為中心的高等教育的價值旨歸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尤其在技術無限賦能主體的當下，高等教育制度應即刻打破技術理性的宰制，回歸更加體現高等教育本質的文化邏輯，最大限度實現促進人的發展。

從社會實踐的角度看，現代技術為高等教育的制度創新形塑了全新的技術環境和社會環境，在這種全新的世界觀的驅動下，高等教育制度必須做出理性的回應，“新技術改變我們興趣的結構：我們思考的對象要變化。新技術改變我們的符號：我們賴以思考問題的符號要變化。新技術改變社群的性質：我們思想發展的舞臺要變化”[21]。當然，技術的變革與高等教育制度的發展一樣都存在著“慣性”，根本性技術變革之前總是以舊技術的完善補充作為集聚潛能的過程，高等教育制度同樣如此。在新技術生態不斷涌現的當下，既有的漸進式改革模式已經不能充分滿足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需要，我們迫切需要總體性、結構性的制度創造來回應數字技術生態下人們對高等教育的制度想象，這種回應不僅是治理技術的變革，更應該是治理觀念的變革。

四、技術賦能高等教育制度發展的路徑選擇

如今，數字化轉型正逐漸成為世界范圍內教育轉型的重要載體和方向。2023年2月13日，教育部長懷進鵬在世界數字教育大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出：數字技術愈發成為驅動人類社會思維方式、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發生根本性變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領力量，“教育何為、教育應該往何處去”成為世界各國共同思考的命題[22]。高等教育作為創新思想、創新人才和新興技術的發源地，必將受到數字技術迭代發展的深刻影響，伴隨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的技術形式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應用，高等教育走向“數字”“互聯”“云端”似乎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在數字化轉型驅動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場景形式、組織模式、控制方式與文化價值等諸多要素都將迎來數字技術的深度改造，這種改造必然會對高等教育制度體系產生重大影響。面對數字技術時代的機遇與挑戰，我們既要堅定地使用數字新技術手段改造高等教育治理活動，充分釋放出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潛能，又必須牢牢把握高等教育實踐的根本目標，防止高等教育完全被技術邏輯所規訓，特別是在中國語境之下，我們必須始終堅守“立德樹人”的根本使命，創造性地推動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創新，這是新技術時代推動實現中國特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構建基于數字生態的高等教育制度框架

數字化實踐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鋪展已經建構了與前數字時代迥異的行動場景，如虛擬學院、智能輔助學習、慕課平臺教學等，充分展示了數字化教育的強大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開展的超大規模的線上教育活動就是一個鮮活的范例。同時，伴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新的實踐主體被不斷引入高等教育活動中，如以ChatGPT等為代表的非人類主體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影響高等教育活動的能力。凡此種種，技術元素的浸入已經打破了既有高等教育治理中的穩態環境，推動著高等教育的治理領域從“社會/組織+人”的二維結構向“社會/組織+數據/智能+人”復雜的空間形態轉移，治理對象從單純的人類和人類組織向人類與非人類并重的多重維度轉移。

基于內外環境的變化，我們可以預見，高等教育組織必須加快建構基于數字生態的高等教育制度框架，積極地以新技術提升高等教育體系的治理效能。首先，從宏觀層面上看，國家需要加強高等教育制度的頂層設計，為數字化高等教育參與主體提供規范性制度框架。在數字化時代，治理活動中的異質化關系結構和地方性運行邏輯在不斷消解，并向一般化數字邏輯靠攏[23]，運用數字技術的能力將成為區別不同治理者治理效能的重要維度。因此，在國家層面需要集中力量研究制定標準化、系統化的高等教育制度框架模板，以有效的制度供給劃定各參與主體的行動準則和路徑方向，以此規范高等教育數字化的發展軌道，規避不同參與主體在發展過程中的行動偏差。第二，從中觀層面看，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需要加強數據管理，建立基于算法評價的智能決策制度。在數字化時代，數據被稱為推動發展的“第五資源”，科學精準的數據運用能夠有效規避決策活動中的思維慣性和認知局限，幫助管理者形成更加精確、科學的治理決策。因此，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需要把握數字時代的治理特點，將制度運行中的對象和活動抽象為標準化的數據，通過智能化、平臺化的數據采集-分析-反饋循環實現對制度運行質態的感知和評價，并提供針對性的管理建議，以此推動高等教育決策模式從經驗決策向智能決策轉變。第三，從微觀層面上看，高校需要建立多元主體間協同運作的行動制度。數字化的高等教育將是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企業、社會組織、人工智能等人類或非人類實體都能夠在高等教育活動中形成影響、產生價值、形成創新。那么高等教育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有必要積極通過數字技術的“連接”“滲透”作用，將以制度邏輯構建起的組織關系與數字技術互聯互通，如建立基于數字監督的合作者信用評價體系和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智能合約制度，讓多元主體能夠在標準化框架下實現自動化的合作約定，并對其合作績效進行跟蹤評價，從而擺脫傳統治理活動中人際關系等傳統因素的干擾，使各參與主體與技術、數據充分互動、融合、應用，激發主體能力稟賦，實現有效資源供給。

（二）形成符合數字邏輯的高等教育制度環境

高等教育組織的有效運轉需要一整套制度體系的配合，不僅包括高等教育組織內部的管理制度，也包含國家教育政策、社會公序良俗等正式與非正式的外部制度，他們的互動勾連建構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制度環境。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相似類型的組織隨著時間的演進，會與同一環境中的其他組織產生同構或越來越相似，這種同構實踐的邏輯基礎是“合法性機制”。合法性機制強調通過建構一個廣為接受的社會認同來建立威權關系，以此規范人們觀念準則和行為意義系統，并誘使組織采納與其觀念相符的組織結構和制度[24]。在數字化環境中，高等教育組織必須將自身的制度理念與社會共享觀念進行同步，并將其轉化為內部成員普遍接受的觀念和意識，進而更新制度語法，拓展制度空間，建構起數字化高等教育治理活動的合法性基礎。

可以看到，數字技術所改造的不僅僅是人類文明的技術基壤，更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諸多學者已經指出電子文明中的人類社會正呈現微?；?、圈層化、去中心化等新特征，勢必造成一種全新的社會環境、全新的社會控制方法和全新的社會意識形態，這種變化將在高等教育實踐中形成巨大的不確定性，并對其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提出挑戰。作為一種應對，高等教育組織需要通過制度同構建立適應數字化環境的制度體系，塑造適應數字化發展需要的制度邏輯和制度系統。首先，在國家政策法規層面要通過強制性同構建構治理秩序。伴隨著高等教育數字化進程的深入，其所仰仗的發展資源如數據、算法、人工智能等更多地掌握在組織外的商業平臺或專業機構手中，實現與組織外行動主體的有效合作將成為高等教育數字轉型的重要一環。在此過程中，高等教育頂層設計中需要通過確立標準程序，形成對管理權威的確立，例如結合數字化發展需求完善行政負責人任命制度、經費審批管理制度、目標績效考核確認制度等，使得組織場域中的各行動主體自覺進入制度化進程中，以此實現治理秩序的擴散和宣認。第二，在高校管理組織層面要通過模仿性同構強化賦權功能。高等教育的數字化改革將實現為對資源和收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行動中對各主體的差異化賦權將導致不同獲益水平并影響其參與熱情。在當前階段，高等教育組織在推進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通過制度安排形成清晰的目標導向，推動教師、課程、學生等資源要素與數字環境的融合鏈接，例如建立數字教學激勵制度、數字課程評級制度、數字成果認定制度等，當數字制度實踐形成對不確定的消解并提供激勵收益后，各行動主體將會以獲益者為模板積極地開展數字化實踐，從而有效推動高等教育的數字化發展。第三，在個體行動管理層面要通過規范性同構形成地位確認。規范性同構所強調的是對專業身份的甄別和認定，高等教育作為一個專業化領域，在很長的時間中保持了相對封閉的狀態，形成了一套穩定的身份認證制度。但是在數字時代中，新的行動者正不斷撼動傳統高等教育的專業身份壁壘，高等教育制度需要實現對更復雜場域的控制和對更多樣主體的管理，為多元行動者提供認知、路徑、規范的指導?；谶@樣的需求，高等教育組織需要對行動者進行識別和組織，例如在從業者身份認定制度方面，未來社會中的行業精英或非人類智慧主體是否能夠獲得高等教育從業者的身份認定，或如在從業者成果認定方面，在數字勞動、人工智能輔助研究等數字化行動中獲得的成果，如何實現所有人認定和利益分配，再如在職業等級晉升方面，如何建立觀照多元主體利益的等級身份晉升制度，使得從業者獲得合法的聲譽和地位等，都需要以制度建設為先導引導從業者規范地開展職業行動。

（三）打造適應數字文明的高等教育制度文化

展望未來，數字化的高等教育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高等教育體制正處在再結構化的進程當中，未來的高等教育將會呈現怎樣的面貌，我們可以大膽的展望、想象。但如同歷史中所重復的那樣，每次革命性的變革都會形成與之匹配的精神文化，數字化的高等教育迫切需要建立與之對應的精神表征，過去數百年來高等教育所孕育的崇高理想和人文價值如何在數字化文明中綻放新的精神之花，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正如雅·布倫諾斯基（J.Bronowski）所說：“一代接一代的人類憑借一系列發明創造改造了自然，因此而走上了不同的進化道路，這不是生物學上的進化，而是文化的進化”[25]。高等教育組織是通過制度組織起來的，而制度文化則為高等教育組織提供理想信念、價值觀念和行動規范。在數字化轉型中，高等教育組織需要把握好制度與文化間的互構關系，通過實現二者間的調和統一，為自身的改革發展提供文化支撐。首先，要在制度創設中把握人本主義的價值觀。高等教育自其產生以來，所承擔的根本任務就是發現人、培養人、塑造人，人本主義始終是其價值核心。在數字化改革中，高等教育組織仍然需要牢牢把握這一根本任務，并通過制度設計來捍衛這一價值觀念。為此，高等教育組織需要加強制度文化供給，完善多元主體在數字化場域中的價值導向和行為規范。例如在國家頂層設計層面，可以通過頒布高等教育數字改革行動公約，提出數字化精神與人本主義理念融合共生的價值理念，為各行動主體提供行為預期、邊界和秩序。再如在高校改革層面，可以加強對高校章程的更新修訂，將對人的培養作為數字化改革的核心目標和價值導向，為具體制度的制定和運行提供價值信標。第二，要在制度創新中重視文化認同的建構。一切制度設計都需要通過人的執行實現其維持與擴散，數字實踐中由于多元主體的參與，帶來了更加復雜多元的價值觀念，如果行動主體對于高等教育制度缺乏認可，那么制度將很難長久的發揮作用，因此制度文化建設中的認同建構就顯得非常必要。在數字化改革中，高等教育組織需要通過制度文化建設來統合多元價值觀念，使得各主體能夠遵循制度規范實現共同行動。例如可以建立數字化對話機制形成共識建構，通過舉辦圓桌會議等形式加強對制度創新的詮釋和研討，排除各行動主體觀念上的模糊和不確定性，預防制度文化演變中的結構脫耦和行動偏差。再如，可以通過樹立典型形成符號表征，通過對成功經驗的凝練總結與宣傳闡釋將制度文化的理念、觀點、目標根植行動者的思想之中，形成對人們觀念的引導和行為的動員。第三，要在制度執行中完成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在中國語境下，高等教育的數字化改革必須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來進行，這既是國家體制的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從高等教育組織來看，數字時代推進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落實需要以育人為根本，確立適應新時代下全面發展的創新型、智慧型人才的完善人性的立德樹人觀[26]。高等教育制度文化作為確立立德樹人觀的導向軸和穩定器，既需要強化人文色彩，正視新時代青年學生的現實需求，也需要保持動態發展，增強符合數字時代的活力和效力。例如在制度安排和執行中盡可能減少指令性、控制式的制度強制和束縛，利用數字交互技術使用能夠反映師生心愿、體現制度倫理色彩和合乎人性的制度管理充盈人性、發展人性，凸顯立德樹人的人本邏輯。再如，可以通過建立體制化的信息傳遞渠道形成民主氛圍，通過吸引青年學生參與決策制定進而發揮制度文化育人的功能，不僅可以建構更加包容開放積極的制度文化氛圍，同時又能使立德樹人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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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徐丹丹：講師，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管理、教育政策。

馮銳：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教育技術學、高等教育管理。

The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and Path Choi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nabli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Xu Dandan1， Feng Rui2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Jiangsu； 2.Journalism and Media Colleg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Jiangsu）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new technological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constantly shap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providing support and empower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internal logic and multiple modes of technology embedded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echnology plays a role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realistic dilemma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in the new technology era，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build a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framework based on digital ecology， form a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environment that conforms to digital logic， and create a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ulture that adapts to digital civilization， so as to crea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technical enablement；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path choices

責任編輯：李雅瑄

① 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基于知識的市場化商業化演進提出知識生產模式變化的新觀點，認為傳統知識生產模式Ⅰ是指以單學科研究為主隸屬于穩定學術共同體（主要為大學）的知識生產，知識生產模式Ⅱ是指以交叉學科研究為主，以異質性、靈活性、多元主體參與為特征，強調應用情境中作用于結果績效與社會建構的知識生產。隨著知識時代的不斷演進，一些學者進一步提出知識生產模式Ⅲ，主要指以“超學科”研究為主強調集體共享經驗生成的知識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