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動向、風險與應對

張夢 羅昕

摘 ?要：在世界政治權力再分配的競爭舞臺上，西方國家試圖利用前沿信息技術在國際輿論這一全球性力量方面占據主動。2019年以來，西方對中國展開了計算宣傳的集中攻勢，針對中國的計算宣傳行動明顯增多，傳播主體和運作方式更加多元，誣稱中國運用計算宣傳改變全球權力格局。西方涉華計算宣傳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在個人層面挑戰公眾話語權，影響公眾感知信息環境；在社會層面煽動仇恨言論，觸發網絡民族主義行為；在國家層面強化信息地緣政治，威脅國家政治安全。我國應將計算宣傳的應對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和全球網絡治理戰略中，提升計算宣傳預警和分析水平，協同各主體參與全球治理，建構完善的國家話語和敘事體系，提升公眾媒介素養。未來，我國仍需要實時監測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新動向，防范新風險，不斷探尋有效的應對策略。

關鍵詞：計算宣傳；輿論操縱；國家安全；信息地緣政治；社交機器人

中圖分類號：D621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2096-3378（2023）02-0115-10

人工智能技術和社交媒體的發展，使21世紀的世界數字信息生態發生了巨變，公眾輿論在國際關系和信息生態中的主導地位日益凸顯。在西方語境中，“宣傳”這一構造他人思想的武器，在塑造和影響輿論方面具有天然優勢。事實上，每一次新的公共傳播媒介誕生及發展都催生了新的宣傳浪潮，書寫著宣傳的演變史。人工智能時代，西方世界的計算宣傳利用社交媒體平臺、自動化代理人和大數據，在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公投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嶄露頭角。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使計算宣傳迅速獲得了世界各國學者的關注。美國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大語言模型ChatGPT在推出約兩個月后，1月已達到1億月活躍用戶，成為歷史上增長最快的消費者應用程序。ChatGPT不僅是新一代聊天機器人的突破，也將為信息產業帶來巨大變革，但由此帶來的學術造假、技術濫用、輿論安全等風險亦不容忽視。如今，西方政府和媒體將這種旨在有組織地操縱公共輿論的新型宣傳方式瞄準中國，在一系列重大和敏感議題上制造涉華負面輿情，給我國的國家形象和安全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一、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新動向

從2019年開始，為了配合美國不斷升級的對華遏制，西方國家和媒體開始頻繁且多樣化地針對中國開展計算宣傳，并倒打一耙，不斷“挖掘”中國使用計算宣傳的所謂證據。

（一）針對中國的計算宣傳行動明顯增多

西方計算宣傳的運作機制是“瞄準爭議性議題制造社會沖突和分歧，通過算法技術快速傳播政治模因，利用中介化的社交媒體塑造注意力中心”［ ］。2018年，牛津大學學者的研究顯示，Twitter上存在針對中國的計算宣傳，中國學術界首次意識到西方計算宣傳給中國帶來的危機。過去3年，在香港修例風波、中美貿易談判、2020年美國大選等一系列議題中，西方針對中國開展的計算宣傳行動明顯增多。例如，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社交機器人涉華推文利用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候選人對華政策分歧制造極化輿論，誣稱拜登“忠誠”于中國、“傷害”美國［ ］，將所謂“中國威脅論”炒作為美國兩黨之間的政治斗爭工具。2020年部分國際企業和媒體大肆炒作“新疆棉花”事件?！都~約時報》發文聲稱，新疆的“棉花問題”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Twitter上的社交機器人對該報的涉疆報道進行了“兩級傳播”：一級傳播流是將專業媒體機構生產的新聞報道引入社交媒體，二級傳播流是促使人們在社交媒體點贊、評論和轉發，由此將該報道影響力無限擴大。社交機器人在一級傳播流中更加活躍，在二級傳播流中更喜歡發布可能引發爭議和具有煽動性的內容，形成特定問題上的輿論操縱者［ ］。

新冠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為國家行為體提供了重構全球權力格局的空間。健康和科學爭議被西方國家行為體政治化，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在社交媒體發起信息運動以操縱國際關系和政治，形成“信息疫情”。國內外學者發現了諸多以社交媒體為平臺傳播“中國病毒論”“中國陰謀論”“中國賠償論”等話題的計算宣傳案例。澳大利亞研究所責任技術中心研究人員分析了2020年3月份10天內260萬條推文中的2 550多萬次轉發數據，跟蹤關于COVID-19虛假信息的系統性傳播。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是中國一手策劃的”這一謊言得到了美國總統及其政府的支持，特別是關于“中國將該病毒設計為生物武器”的陰謀論，是由親特朗普人士、QAnon或共和黨人操縱的社交機器人發起的一場針對中國的協調一致的造勢運動［ ］。另一項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推特上關于所謂“中國共產黨故意制造病毒”的推文，幾乎由美國的保守派單方面主導，圍繞這一陰謀論的計算宣傳行為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和負面情緒［ ］。

（二）涉華計算宣傳的傳播主體和運作方式更加多元

西方涉華計算宣傳在傳播主體和運作方式上有了新的變化。在早期西方重大政治事件相關的計算宣傳案例中，西方政府機構和政黨、政客是主要參與者。而近兩年計算宣傳行動的主體呈現出更加多元的特點：政府和政黨是主導者，媒體、商業公司、社會組織和意見領袖協同宣傳。長期致力于研究計算宣傳的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院（OII）將當前計算宣傳活動中常見的傳播主體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政府機構，通常與媒體、互聯網管理部門、軍方、警方協同工作，制造熱門話題和趨勢；第二類是政黨或政客，通過傳播虛假信息、壓制政治參與和貶低對手來操縱數字化競選活動；第三類是商業公司，他們與政治行為主體合作，簽訂商業合同，從中賺取巨大利潤；第四類是社會組織和意見領袖，其中不乏各類民間機構、青年亞文化團體、黑客、邊緣弱勢群體、網紅和志愿者等［ ］。

與此同時，西方開展計算宣傳的方式更加多樣化。一是傳播介質豐富，社交機器人具有多種不同類型，包括旨在壓制目標信息、渠道或聲音的阻尼器機器人，尋求擴大互動或關注互聯網上特定信息的放大器機器人，幫助數據收集、維護和數據分析過程的服務機器人，以及使用社交媒體來吸引人們關注政府中政治行為者行為的透明機器人［ ］。二是不再一味追求隱蔽的傳播渠道來掩飾其在道德和法律上的“污點”，開始利用搜索引擎優化（SEO）為自己披上“商業廣告”的外衣。社交媒體與搜索引擎的結合能夠使計算宣傳在短時間內滋生蔓延。通過海量傳播和付費廣告等手段，計算宣傳的運營主體可以讓用戶通過關鍵詞搜索接觸到其創建的“垃圾網站”及其推送的信息，包括陰謀論和虛假信息［ ］。相關研究證實了搜索引擎及其優化過程在引導流量流向有關COVID-19的垃圾新聞和虛假信息方面具有非常高效的作用。這些網站可以通過數字廣告將流量變現，提高它們的在線聲譽和知名度［ ］。三是新增了圖文和視頻化運作的傳播內容。2019年，伍利和霍華德曾將社交機器人定義為“為執行簡單、重復、通?；谖谋镜娜蝿斩鴦摻ǖ能浖绦蚧虼怼保?］3-18。而當下的計算宣傳不局限于單一模態的文字文本，而是拓展到圖文、表情包、視頻等形式。尤其是YouTube、Netflix、TikTok等熱門視頻平臺上具有視覺特征的數字內容，更容易成為計算宣傳捕獵的對象。這些視頻內容能夠更全面地刺激人類的認知系統，誘發更強大的情緒反應，實現注意力最大化，增加受眾覆蓋面和參與度，進而“與計算宣傳的深度偽造趨勢一拍即合，同時又使得計算宣傳更不易被觀測到，增加了主流輿論演化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 ］。

（三）誣稱中國運用計算宣傳改變全球權力格局

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院2018年的報告指出，沒有發現中國政府運用計算宣傳的痕跡。然而，近3年來，西方學術界掀起了一股“中國計算宣傳”研究熱潮，試圖“證明”中國開展了計算宣傳的文章急劇增多，指責中國政府利用計算宣傳影響國際輿論。一方面，西方國家一直認為中國具有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來開發和推廣適合進行對外宣傳的媒體平臺，以便促進自動化宣傳快速發展。薩曼莎·布拉德肖和菲利普·霍華德列出了一份全球網絡部隊能力清單，認為中國、以色列、阿聯酋和美國具備用于開展國際信息戰和心理戰的團隊和預算，愿意在研發上投入大量資金，擁有復雜和各種各樣的技術［ ］。國際版抖音TikTok在國外大受歡迎后，西方政府和政客對此產生危機感，一度試圖封禁TikTok。一些西方學者利用TikTok大做文章，企圖證明中國生產具有視覺特征的數字內容來達到宣傳目的，但最后卻得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結論，即“在與政府有關的賬戶傳播的內容中，宣傳一直只占不到一半”［ ］。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學者始終懷疑中國具有通過計算宣傳操縱國際輿論的意圖，同時片面地將“親中國”標簽視作中國政府使用計算宣傳的證據，指責中國影響國際社會在各大事件中對中國的看法。這種主觀臆想的目的是制造信息運動，提升軟實力，改變全球權力格局。例如，Facebook和Twitter僅僅基于意識形態將外國影響力活動歸因于七個國家——中國、印度、伊朗、巴基斯坦、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委內瑞拉［ ］，而完全無視西方國家對計算宣傳的大規模運用。有學者研究了Twitter上新冠疫情期間的中國相關信息，將凡是傳播有利于中國的敘事賬戶標記為“親中國”的自動化賬戶，得出了“親中國的群體似乎比中立的群體多發了35到115倍的推特”［ ］的歪曲結論，進而指責中國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傳播關于新冠疫情的虛假信息，并將之視作全球信息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一方面反映出社交機器人已經成為現代信息戰爭的工具，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在人工智能時代進一步加劇，也從側面反映出關于計算宣傳的研究已成為國際關系、國際話語權博弈中的新工具。

二、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潛在風險

西方計算宣傳給我國帶來了各種層面的風險：挑戰了公眾的話語權，污染信息環境；網絡民族主義重新抬頭，引發社會層面的仇恨言論和攻擊行為；加劇國家之間沖突性的信息地緣政治格局，威脅國家政治安全。

（一）個人層面：挑戰公眾話語權，影響公眾感知信息環境

隨著社交媒體成為公眾獲取信息和參與政治的主要途徑，計算宣傳在全球政治傳播中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計算宣傳是故意的、有預謀的，而不是偶然的，它試圖在特定受眾中創造某種狀態，包括塑造感知、操縱認知，以及直接觸發相關行為。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臺上，社交機器人生產各種“虛假信息、玩弄標簽、制造趨勢、放大特定內容，并同時啟動偽草根運動”［ ］。這些精心策劃和傳播的具有政治宣傳目的的信息，影響用戶感知信息環境，改變公眾的政治認知、態度和行為，在重大國際事件和國家民主政治中制造虛假的輿論氣候和輿論生態。通過影響信息環境，計算宣傳不僅讓不受歡迎的意見在社交媒體對話中顯得更受歡迎，還使公眾保持沉默或形成分裂。因此，這種數字虛假信息的產生和運作是一場巨大的“公共傳播危機”，它干擾公共領域的真相和透明度，破壞公眾對媒體、公共機構和科學的信任，挑戰公眾的話語權。

美國公共關系研究院的社會虛假信息報告顯示，63%的美國人認為虛假和錯誤信息是社會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可以與槍支暴力（63%）和恐怖主義（66%）不相上下［ ］。虛假信息的大肆傳播，已嚴重影響當前的信息環境，成為影響公眾認知的最大障礙。在西方涉華計算宣傳中，最明顯的輿論操縱方式是傳播關于中國的虛假信息。新冠疫情破壞了全球政治氣候的穩定，世界不得不面臨一系列全球政治問題。這些問題中最明顯的是社交媒體平臺上的錯誤信息、虛假信息和假新聞現象。西方涉華計算宣傳加劇了針對中國的虛假信息的流行。部分西方政客和媒體將抹黑和攻擊中國作為其內部政治斗爭的砝碼，以及鞏固本國在全球權力地位的工具。他們否定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中的成績和貢獻，利用計算宣傳在病毒來源、疫情信息公開、疫苗生產、國際合作與責任等問題上塑造不利于中國的信息環境，影響世界公眾的認知。相關研究證實，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各個階段，社交機器人試圖干預公眾對疫情的認知，推特上11.63%與疫情相關的內容由社交機器人發布［ ］。計算宣傳建構的信息環境，使世界各地的公眾無法及時獲得有關安全與健康的真實信息，引發信息疫情和政治焦慮。充斥中國負面信息的“繭房”，不僅會壓制西方公眾的個人話語權，影響其對中國的態度，還會誤導不明真相的中國公眾，破壞國內秩序穩定，帶來公共傳播危機。

（二）社會層面：煽動仇恨言論，觸發網絡民族主義行為

一般而言，互聯網上的仇恨言論往往根植于現實世界的社會分歧，但如今它也可能由計算宣傳利用“噴子”和社交機器人憑空制造。根據羅伯特·戈瓦的說法，“噴子”（trolls）最初被定義為“那些故意引誘人們引起情緒反應的人”，然而，在過去十年里，這個詞成為仇恨言論和騷擾的代名詞，并演變成越來越有組織甚至制度化的活動［ ］。在計算宣傳的相關研究中，噴子通常是指“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對目標群體和社區開展仇恨言論和在線騷擾的人”［ ］。起初，這些專業或半專業的“噴子”通常被用來傳播對政治家、記者和學者的貶損幽默或誹謗性言語攻擊，例如仇恨言論、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等，逐漸形成了“噴子農場”或“噴子軍隊”。隨著社交機器人的出現，“噴子”正在轉變為自動化敘事創作者。他們設計故事、編纂仇恨言論并輸入社交機器人網絡，進而開展更高效的計算宣傳活動。社交機器人和“噴子軍隊”可以毫不費力地在網上傳播激進的觀點和“另類真理”。由此可見，計算宣傳已成為破壞社會民主、煽動民族仇恨、制造陰謀論的工具。

西方涉華計算宣傳圍繞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刻意制造中西方對立，將尋求對話的中西方關系轉向對抗，導致政治極化。處于社交媒體“信息繭房”和“過濾氣泡”中的公眾被計算宣傳刻意放大的種族和國際沖突所誤導，可能會表現出極端、狂熱、偏執的一面，發表仇恨言論，激發國內和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的網絡民族主義。有關計算宣傳案例顯示，西方國家憑借其全球傳播的主導地位引發亞洲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對立情緒，觸發群體極化，煽動仇恨言論和針對中國公民以及華人華僑的仇恨行為。一項研究描述了Twitter上美國和菲律賓關于新冠疫情的對話特征，評估仇恨言論和機器人驅動活動之間的聯系，發現機器人活動與更高的仇恨有關，尤其是在人口更密集、與他人更隔離的社區［ ］。日本學者證實了計算宣傳是安倍領導下自民黨的一種非常普遍的做法：右翼分子利用社交媒體和計算宣傳，煽動種族主義情緒。他們在Twitter上操縱了一支龐大的機器人網絡軍隊，推動民族主義議程，體現出明顯的反韓、反華的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意識形態［ ］。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基于網絡民族主義的仇恨言論正在上升為人身攻擊行為。新冠疫情在全球暴發以來，針對華人或亞裔人士的種族主義攻擊在澳大利亞呈急劇上升勢頭。澳大利亞“人均水平（Per Capita）”智庫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81％的受訪者經歷了與新冠疫情相關的攻擊，而61％的事件包括種族主義辱罵。該智庫研究員奧斯曼德·邱表示，種族主義事件激增，華人社區普遍對此有感覺。

（三）國家層面：強化信息地緣政治，威脅國家政治安全

算法傳播范式賦予主權國家以更大的權力實施信息傳播控制。算法技術強國在國際傳播中能夠置身于由中心觀察四周的全景敞視空間，從而繼續主導信息地緣政治格局［ ］。面對日益復雜的信息地緣政治格局，世界各國將算法技術視作國家之間進行戰略競爭的重要力量，以提升自身軟實力。軟實力是一個國家說服和吸引其他政治行為體的能力，國家行為體可以通過這種能力來實現自身在世界政治中希望的結果，即讓其政治和社會文化價值觀念以及行為得到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的認可。新聞媒體的報道、文化產業的輸出等是國家行為體獲取軟實力的傳統方式。算法技術和社交媒體的發展為軟實力提供了新的平臺，其與公眾強大的互動性能幫助國家行為體在更廣泛的層面實現軟實力戰略?；ヂ摼W政治化和計算宣傳帶來的新范式正在改變國家行為體在國內和國際運作軟實力的方式。西方國家開始將計算宣傳納入其軟實力戰略，以此增強軟實力、搶占信息權。計算宣傳成為一種戰略敘事方式。政治行動者利用戰略敘事增強軟實力，將故事投射給觀眾，試圖說服他們；計算宣傳通過劫持敘事被投射的平臺，從根本上加強了這一投射過程，間接地充當了軟實力的增強器［ ］。

計算宣傳的出現使全球信息地緣政治格局更加復雜，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維護更加困難，也破壞了國家戰略競爭的平衡性。西方計算宣傳圍繞敏感議題操縱國際輿論的運作機制，更容易實現高效的意識形態滲透，對我國進行政治干涉。此外，計算宣傳難以防范，目前我國還沒有成熟的技術來快速、準確地識別和監控網絡上的計算宣傳，一旦受到計算宣傳攻擊就會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政治安全是國家的核心安全，西方涉華計算宣傳對我國的政治干涉是對我國網絡主權的侵犯。網絡主權是我國基于國家主權對我國境內的網絡設施、網絡行為以及相關網絡數據和信息等享有的最高權和對外獨立權。西方涉華計算宣傳利用海量的網絡數據傳播虛假負面信息，操縱國際輿論，是在推動隱蔽的信息殖民主義，對中國政治安全、政權安全造成了威脅。同時，西方涉華計算宣傳背離了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則。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是國際組織、主權國家、商業公司和公民等多種行為體為應對網絡空間的共同問題、維護共同利益而開展的協商性合作?！叭蛑卫淼挠行泽w現在治理參與的公平性以及治理目標的公共性，基于人工智能的國家隱形政治宣傳，無形中加劇了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進而推動信息地緣政治格局走向更加沖突和不平衡的局面。

三、我國的應對策略

我國應將計算宣傳的應對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和全球網絡治理戰略中。這要求我們優化各環節要素，在本土和全球層面發展出有效的應對策略，建構系統性治理框架。

（一）提升計算宣傳預警和分析水平

人工智能是事關發展全局和國家安全的基礎核心領域。我國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工智能行動計劃，力爭到2030年實現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世界。目前，我國在人臉識別、無人駕駛等人工智能應用產業領域取得了較大成功，但整體性競爭優勢有待提升，尤其是在網絡安全等重要領域。面對來勢洶洶的西方涉華計算宣傳，我國需要在人工智能技術上尋求突破，以高效、尖端的技術研發手段和完善、長效的技術管理機制，形成應對涉華計算宣傳的完善體系。其一，運用大數據和算法技術建立計算宣傳監測網絡，對境外勢力企圖在國內和國際社會開展的計算宣傳及時檢測、預判和跟蹤，防止境外虛假新聞“內流”引發社會焦慮或“擴散”引發國際社會誤解。其二，及時剖析涉華計算宣傳案例的發生機制，包括為誰宣傳、為什么宣傳、如何宣傳、下一步動向等，深刻揭露西方國家操縱國際輿論的政治目的，防止涉華計算宣傳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三，打通區域和行業壁壘，加強國內外學界和業界的合作，促使國內外有更多的學界、業界人員能識別、監測和分析計算宣傳，不斷提升涉華計算宣傳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水平。

（二）協同各主體參與全球治理

計算宣傳無孔不入、難以防范，且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脅，應協同政治、軍事、經濟領域的多方力量參與治理。就參與主體而言，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應對需要“兩步走”。對內“需要建立由多個相關部門組成的治理戰線，如將外交、國防、法律等部門結合起來，將學術界與智庫吸納進來，聯合應對社交媒體平臺上針對中國的計算宣傳攻擊”［ ］，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互聯網企業、媒體和公民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網絡。對外發揮聯合國、金磚國家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全球性、區域性組織的調節與整合作用，積極發起和響應各類應對計算宣傳的有益行動，建構對話性的、共識性的計算宣傳全球治理平臺。此外，由于計算宣傳發軔于社交媒體，而西方國家掌握著推特、臉書等世界主流社交媒體的主導權，因此設法促進全世界達成計算宣傳治理的共識非常重要，有必要讓社交媒體公司對更嚴格的數據收集法律負責，并在識別和刪除虛假賬戶方面保持警惕。同時，雖然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和政客是當前計算宣傳的主導者，但西方國家為避免遭到計算宣傳的攻擊，也強調計算宣傳的法律應對和平臺責任。例如，歐盟于2019年生效的《通用數據保護再監管條例》（GDPR），規范了用戶數據的收集、存儲、轉移和使用；美國反機器人行為準則（ABCC）則是由政府代表和公民共同討論制定的應對機器人風險的政策和法規。

（三）建構完善的國家話語和敘事體系

2020年，美國將包括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等在內的9家中國主流媒體列為“外交使團”，對中國駐美媒體和記者進行歧視和政治打壓，損害中國媒體的聲譽和形象，干擾中國媒體正常運轉。2021年，英國以存在“政治屬性”為由撤銷CGTN在英國播出執照。Twitter在2019年和2020年多次將香港修例風波等事件中公眾發布的真實信息視為“與中國政府有關”而強制刪除。這些都表明，媒體是操縱國際輿論的“命門”。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在全球傳播中占據主動權，這也是西方開展涉華計算宣傳的有力武器。雖然計算宣傳通常發生在社交媒體，但社交機器人仍會大量轉發傳統主流媒體報道。而社交媒體平臺憑借其超強的服務和鏈接能力正在走向基礎設施化，深刻塑造社會公眾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也對傳播、經濟甚至是政治權力結構造成改變。因此，我們需要建構一個由多種媒體話語主體構成的國家話語體系，強化我國媒體的對內和對外傳播能力，以應對來自西方國家的輿論操縱。我國媒體在報道計算宣傳中的爭議話題時，要特別注意國內輿論場和國際輿論場的銜接，避免“失聲”和“失衡”。我國要對內及時傳播真實信息，消除疑慮，破解謠言，維護社會穩定；對外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發揮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等多元化主體的協同作用，平衡各方新聞來源和觀點，及時回應國際社會上出現的虛假錯誤輿論，不被西方國家和媒體制造的競爭性“真相”牽著鼻子走［ ］。

（四）提升公眾媒介素養

西方計算宣傳主要基于算法技術的“趨勢”“過濾”和“推薦”三種基本形式來實現輿論操縱［ ］。其實質是信息的選擇、安排和呈現，也即信息的“把關”過程。把關曾經被定義為新聞編輯工作者獨有的活動，即通過有目的的安排和突出一些信息來決定新聞的生產和呈現過程。雖然傳統媒體的把關也會影響到社交機器人傳播的內容，但計算宣傳更直接地受到算法把關和用戶把關的影響。計算宣傳所依賴的算法會為社交媒體選擇特定的熱門話題和標簽進行放大和推送，并過濾掉不符合宣傳目的的信息，而“普通用戶在社交媒體分享和放大信息時充當次要看門人，參與了一個流動的網絡守門過程”［ ］。一旦計算宣傳掌控了算法的把關過程，或者用戶相信了計算宣傳的內容，將虛假信息進行大范圍的點贊、評論、轉發，那么用戶的“二次守門人”角色就失去了意義，轉而成為計算宣傳的推手。由此可見，對于西方涉華計算宣傳而言，我國需要加強專業教育和社會教育，提升我國公眾的媒介素養，使公眾具備理解計算宣傳的生產邏輯、防范計算宣傳塑造的認知偏差、批判計算宣傳帶來的負面影響等能力。我國要不斷提升公眾的批判性數字生存技能，使公眾扮演好社交媒體平臺“二次守門人”的角色，通過用戶自身的把關消解西方計算宣傳的活躍水平。

四、結語

計算宣傳是傳統宣傳在人工智能時代的產物，也是改變信息地緣政治的新工具。計算宣傳早期被用于西方國家內部的政治斗爭。隨著美國對華遏制、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的發生，西方國家將計算宣傳的矛頭對準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給國際關系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西方計算宣傳的傳播主體和運作方式更加多元，利用不同類型的機器人傳播圖片、視頻等更具有視覺沖擊性和互動性的信息。逐漸增多的西方涉華計算宣傳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和負面情緒，污蔑中國利用計算宣傳改變全球權力格局。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給中國帶來了諸多風險，對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形成隱患。西方涉華計算宣傳導致中西方關系更加緊張，西方公眾出現了針對中國的仇恨和種族主義言論以及針對華人華僑的人身攻擊等。全球信息地緣政治格局在計算宣傳的運作下變得更加隱形復雜。

對此，我國需要從國內和全球兩個維度，建構一個高效的應對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機制，以鞏固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競爭力。要進一步提升計算宣傳預警和分析水平，推動各國政府、企業、國際組織、公眾等多種主體共同參與，強化我國媒體的對內和對外傳播能力，提升我國公眾的算法素養，同時推動全球達成計算宣傳的治理共識。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產生源于不同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注定是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的信息霸權。雖然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探索計算宣傳的應對方式，但新的宣傳機器及其計算工具將繼續存在。未來，我國仍需要實時監測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新動向，防范新風險，不斷探尋有效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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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龔靜陽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2.010

作者簡介：張夢，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羅昕，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全球互聯網治理的競爭格局與中國進路研究”（18AXW008）

引用格式：張夢，羅昕．西方涉華計算宣傳的動向、風險與應對［J］．統一戰線學研究，2023（2）：11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