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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戰略”新動向及中國應對

2023-06-14 10:32徐金金尹左宸
日本問題研究 2023年1期
關鍵詞:印太戰略中日關系倡議

徐金金 尹左宸

摘要: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戰略”總體構想的延續與發展。岸田政府“印太戰略”旨在限制中國發展,實現印太地區力量平衡,促進“新資本主義”政策的實施,提升戰略自主。岸田政府上臺后從政治、經濟、外交、防衛等方面全面推進“印太戰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繼續鞏固美日同盟,構建中日關系新框架;經濟上,創造經濟增長新動力,強化經濟安保;外交上,強調價值觀外交,組建民主聯盟;防務上,聚焦印太地區軍事安全,提升自主防衛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戰略實施仍面臨諸多挑戰。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戰略”將受到日本國內問題的牽制。第二,日本伙伴關系不穩固,東盟國家不愿追隨日本“印太戰略”。第三,日本“印太戰略”難以擺脫美國影響而實現戰略自主。第四,“印太戰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難以實現。此外,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將制約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實際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對中國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中國應穩妥應對,管控分歧,將中日關系納入良性發展軌道。

關鍵詞:岸田政府;印太戰略;中日關系;“一帶一路”倡議

中圖分類號:F73/7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1-0035-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1.004

隨著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印太”已成為大國競爭的關鍵區域。2016年8月,安倍政府提出了“印太戰略”。之后,這一概念被美國借用,美國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提出了美國“印太戰略”,美日逐漸實現戰略趨同,試圖通過建構針對中國的同盟關系來遏制中國。岸田政府上臺后繼承了安倍任內提出的“印太戰略”的總體構想,但在具體政策方面進行了調整。2022年5月,岸田首相發表“亞洲的未來”主題演講,首次闡述其“印太戰略”。2022年6月,岸田首相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發布了“岸田和平愿景”。這一愿景并未突破前首相安倍的“印太戰略”框架,顯示了岸田政府短期內仍將進一步推進“印太戰略”。此外,日本還積極配合美國構建“印太版北約”。2022年10月,岸田首相訪問澳大利亞。岸田首相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發布了《共同安全宣言》。這是日本和澳大利亞在2022年初簽訂《互惠準入協定》之后,兩國關系的進一步升級。該宣言再次強調了“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表明日本和澳大利亞將深化與美國的三邊安全關系[1]。

實際上,“印太戰略”已成為岸田政府對外戰略的重心。岸田政府正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全面推進日本“印太戰略”。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主要涉及構建中日關系新框架、經濟安保、價值觀外交、強化印太軍事參與等內容。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將對中日關系及中國周邊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研究岸田政府“印太戰略”新進展,探究其對中國的影響,對中日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一、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緣起與戰略考量

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繼承和發展了安倍政府提出的“印太戰略”總體構想。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旨在順應新冠疫情背景下新的國際形勢,借助“印太戰略”提升戰略自主,遏制中國發展重塑日本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實現印太地區力量的平衡,并促進“新資本主義”發展。

安倍關于“自由開放的印太”的論述始終是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核心。安倍就任首相期間先后提出了“自由民主之弧”“亞洲民主安全菱形”構想以及“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安倍試圖在“印太戰略”框架下,整合反華陣營,從而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2016年11月11日,安倍首相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并在會后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首次提出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2]。2017年12月18日,安倍首相召開了關于加強海上安保體制的部長級會議,會上他指出“為了實現我們推進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有必要與相關國家共享基于法律支配的自由開放的海洋秩序等價值觀”[3]。2018年1月22日,安倍首相在日本第196屆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時強調日本將與享有“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基本價值觀的國家合作,將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4]。實際上,美國當前的“印太戰略”與安倍密切相關。安倍關于構建印太集體安全機制的構想被美國借用并擴大,直接影響了美國為遏制中國推出的“印太戰略”和美日澳印“四方機制”(QUAD)。

岸田政府上臺后仍將“自由開放的印太”作為其“印太戰略”的核心理念,并積極推動美、日等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協同。2022年5月26日,岸田首相發表“亞洲的未來”主題演講,首次闡述了其對“印太”的愿景。他認為,后冷戰時代之后以及在后新冠時代,印太地區既應該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地區”,也應該是一個“可持續強勁成長的地區”,還應該是一個“為解決世界性課題作出貢獻的地區”。他特別強調了美日同盟及美日澳印“四方機制”對“印太”的重要性,“我與拜登總統一同確認,日美同盟是為維持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作貢獻的同盟,今后兩國將攜手解決本地區所面臨的安全保障方面的課題。在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方面,日美澳印四國的作用也非常重要”[5]。

2022年6月,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岸田首相公布了日本的“外交藍圖”,即“岸田和平愿景”。這一愿景包括“五大支柱”,即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強化日本防衛、五年內將國防預算提高至GDP 2%的目標,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經濟安保以及追求無核世界[6]。實際上,除了“追求無核世界”,其他內容都是安倍“印太戰略”構想的延續。

2022年7月,岸田政府的首份《防衛白皮書》強調,未來日本軍事安全將聚焦于印太地區,特別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區域的主要國家。日本時任防衛大臣岸信夫在白皮書的寄語中指出,“在全球力量平衡變化的形勢下,國家間戰略性競爭日益突出,其中,印太地區將成為這一競爭的中心,現有秩序面臨著深刻挑戰”[7]。

在前首相安倍遇刺后,岸田政府強調將繼承安倍“遺產”,延續其“印太戰略”。2022年7月29日,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在赴美參加經濟版“2+2會議”期間應邀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了題為“我們的未來處于歷史性的十字路口‘一個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和包容的國際秩序”的演講。他強調,在安倍政府時期,“日美關系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安倍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在國際社會得到廣泛接受。我們都在努力適應他離開的事實。然而,我相信,紀念他的最好方式是繼承他的遺產,以實力開展日本外交”[8]。林芳正外長的講話反映出岸田政府將總體延續安倍“印太戰略”構想,而不會做較大調整。

從岸田政府的政策文件及相關講話看,其“印太戰略”主要有以下幾個考量。

第一,借助“印太戰略”提升戰略自主。自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戰略”以來,日本一直積極響應,試圖推動美日在“印太戰略”上的融合。前首相安倍的一個重要遺產是以外部威脅升級為由推進日本自衛隊軍隊化和國家正?;?,謀求修訂和平憲法。在其執政期間,還提出將防務預算提高到GDP 2%的目標。岸田首相上臺后,試圖進一步強化“印太戰略”,通過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為修憲掃除障礙,從而提升防衛力量,實現更高程度的戰略自主。2021年10月,岸田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將修訂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會加入“攻擊敵對基地能力”的條款,讓日本可以為自衛而破壞敵方導彈發射基地[9]。2022年4月26日,日本自民黨提出了針對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建議,要求把中國上調為“重大威脅”,把俄羅斯上調為“現實性威脅”[10]。2022年6月,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岸田首相詳細論述了日本如何從根本上增強防衛能力,“為出現一個不遵守規則而以武力或威脅踐踏他國和平與安全的實體做好準備”“日本將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在未來五年內從根本上加強日本的防衛能力,并確保大幅增加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國防預算”“在此過程中,我們不會排除任何選擇,包括所謂的‘反擊能力”[6]。岸田政府這一系列舉措,反映了其提升戰略自主的意圖。

第二,遏制中國發展,實現印太地區力量平衡。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旨在改變日本疫情應對不力的被動局面,達到限制中國發展的目的。日本是經濟大國,但國內少子化老齡化使得日本經濟增長放緩。與此同時,中國發展迅速,中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使日本感到嚴重的威脅。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后,日本政府無法有效遏制疫情的迅速蔓延,其消極抗疫政策造成國內經濟發展停滯。而中國有效應對國內疫情,并為控制全球疫情作出了突出貢獻。為了改變這一被動局面,岸田政府繼承了安倍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試圖在經貿、防務、科技等方面對中國進行限制。同時岸田政府試圖重塑日本國際領導力,參與領導國際事務,削弱中國的區域影響力,維護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的印太秩序。

日本認為,印太地區關乎其核心利益。但隨著美國相對衰弱和中國的崛起,日本擔憂中國在追求大國地位過程中,把戰略重心由大陸轉向海洋,進而影響日本利益。為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岸田政府積極推動升級“四方機制”以實現印太地區力量平衡,最終形成以美日澳印四國為基點,并向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盟國和伙伴國擴展的反華“統一戰線”。這種扶植中國周邊國家的方式既能規避與中國正面沖突,同時又能實現制衡中國的目的,從而鞏固美日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優勢。

第三,促進“新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經濟增長疲軟,需要構建全球產業鏈,將外部經濟作為增長引擎刺激經濟恢復。冷戰后,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使得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困局。而“安倍經濟學”在初期確實刺激了經濟增長,但治標不治本,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依舊萎靡。岸田上臺時,正值新冠疫情蔓延和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全球經濟不景氣使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原本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鏈受到沖擊。岸田政府試圖抓住遏制中國的機會,積極參與半導體全球產業鏈重構,同時拉攏更多國家參與美國“印太經濟框架”(IPEF),從而推動“新資本主義”的發展。

“新資本主義”強調以人為本,是將創新作為經濟增長核心的政策,需要積極的國際合作。2022年9月22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演講中,岸田提到“新資本主義”政策的關鍵在于創新,內容涉及對人的投資;增加對AI、量子、生物等尖端領域投入;以綠色經濟為發展點,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同時,推動日本經濟復蘇;實現資產收入倍增計劃;積極推進包括CPTPP和IPEF在內的經濟合作[11]。岸田想要實現“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需要龐大的國際市場,日本國內市場不足以支撐其計劃,因此有必要推進“印太戰略”,進一步深化與印度、東盟等國家與組織合作。同時,日本需要拉攏美國及歐盟國家,引入外部投資作為經濟增長引擎。

二、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進展

安倍任內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為岸田政府所繼承,并成為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抓手。岸田首相上臺后試圖全面推進“印太戰略”。

(一)政治上,繼續鞏固美日同盟,構建中日關系新框架

為遏制中國,岸田政府繼續強化美日同盟并以此作為其對外戰略的支柱。2021年10月8日,岸田首相在205屆國會發表就職演說時強調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國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軸是美日同盟。我將把印太地區及世界和平與繁榮基礎的日美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12-13]。2022年5月23日,在拜登總統訪日期間,兩國發表了《日美首腦聯合聲明》,強調加強美日同盟的威懾力和應對能力[14]。2022年8月,佩洛西竄訪臺灣后訪問日本,岸田首相與其共進早餐時,把矛頭指向中國,稱“中方導彈落入日本近?!?,是“關系日本安全和國民安全的重大問題”,對中國進行了強烈譴責和抗議,并要求立即中止軍事訓練,而日美將為“共同維護臺海的和平與穩定”緊密合作[15]??梢?,美日同盟是岸田政府對外戰略的重要支撐。在這一框架下,岸田政府積極追隨美國遏制中國。

岸田政府在強化美日同盟的同時,也尋求與中國合作,試圖建構中日關系新框架。他指出,“與中國建立穩定關系,對兩國、地區以及國際社會都很重要。與共享普遍價值的國家合作的同時,對于中國應主張應該主張的,要求其采取負責任的行動。同時,繼續對話,就共同課題進行合作”[12]。外相的任命反映出岸田政府改善中日關系的意圖。在日本政壇“反華”氛圍濃厚的背景下,岸田選擇“知華派”林芳正執掌外交部門反映其試圖重塑中日關系,從而擺脫安倍前首相的影響,打造獨特的“岸田外交”。在2022年6月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岸田在回答中方代表團何雷中將提出的關于中日關系未來的提問時,岸田強調“中日關系是重要的雙邊關系”“我們之間存在復雜的問題,但我們希望中日能有建設性的穩定關系”“我們需要在所有層級上加強溝通和對話,以便逐步建立我們之間的信任”[6]。2022年7月29日,林芳正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時指出,“在必要時與中國的合作也很重要,比如在氣候變化方面。此外,正如六方會談所顯示的那樣,中國在處理朝鮮問題上是一個關鍵角色。這是日本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和穩定關系的基礎”[16]。

(二)經濟上,創造經濟增長新動力,強化經濟安保

經濟問題是岸田政府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岸田政府試圖利用“印太戰略”創造新經濟增長點,落實“新資本主義”政策。岸田政府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從加強日本成長力出發,支持企業在海外投資。2022年8月,岸田政府為推進相關政策,在內閣官房設立海外商務投資支援室[17]。日本還將經濟增長的希望放在了綠色技術變革上,制定了2030年度減排46%,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岸田政府強調,這不僅僅是能源供給結構的變革,還是產業結構、國民生活以及整個地區經濟社會的大變革。以確保資源、能源穩定供給為大前提,在官民合作下,通過實行以清潔能源為中心的脫碳經濟、社會、產業結構改革,即所謂的GX(綠色轉型),將脫碳這一課題轉變為日本的增長引擎,創造可持續經濟[18]。而廣泛的亞洲地區對日本綠色轉型創造經濟增長新動力至關重要。在2022年10月5日的經濟財政會議上,岸田指出“關于GX,重要的是通過制定省碳限制和穩定遞增的碳定價制度來提高企業的可預見性,吸引大膽的GX投資。并且,將日本先進的投資和技術與擁有龐大投資需求的亞洲綠色轉型相連接。日本增長戰略的一大支柱是日本的GX和亞洲的GX的連接”[19]。

經濟安全保障也是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新資本主義”政策的重要支柱。2022年2月25日,岸田政府在第208屆例行國會上提出《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草案。該草案強調,“對國民生活有重大影響的物資,主管大臣可對從事重要物資生產、進口、銷售的人進行安全調查。并且,從國外引進的基礎設施設備需要以安全保障為前提經過政府審查。而對于日本國內開發的尖端技術,專利廳會向內閣府提交專利申請,并標明該發明可能因公開而損害國家及國民安全,日本政府會召集專家就該項技術進行審核”[20]。這為日本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活動提供了“合法”借口。為了實現經濟安全,日本也將加大對供應鏈的干預力度,加快調整海外產業供應鏈布局,動員企業將供應鏈分散到東盟各國及印度等國,實施“強化海外供應鏈韌性計劃”,積極參與美國“印太經濟框架”(IPEF)。2022年5月26日,岸田在“亞洲的未來”晚餐會演講中表示,“在今后5年內,日本將至少為100個提升供應鏈韌性的項目提供支援,借此打好依靠新想法提升供應鏈韌性的基礎”。2022年7月29日,日美兩國在華盛頓召開“經濟版2+2”會談的首次會議。會議確認了在俄烏沖突形勢下,日美將主導構建基于自由主義的經濟秩序。會議出臺了包括強化半導體等重要物資供應鏈、共同開發尖端技術、對抗“經濟脅迫”等內容的行動計劃[21]。岸田政府推動的日美新版2+2(經濟+外交)會議突出經濟與安全的關聯,強調“基于規則的經濟秩序”,與美國“印太經濟框架”遙相呼應。

(三)外交上,強調價值觀外交,組建民主聯盟

岸田政府強調價值觀外交,試圖利用意識形態工具鼓動域內外國家介入印太事務,構建印太民主聯盟,通過強化與世界主要國家在印太地區的合作,打造反華“統一戰線”。岸田在就職演說時強調,“要堅守自由、民主主義、人權、法治等普遍價值。與以美國為首的澳大利亞、印度、東盟、歐洲等同盟國、友好國合作,在活用日美澳印同時,有力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在日益嚴重的國際社會人權問題上,我們也將采取措施”[12]。2022年7月29日,林芳正外相在訪問華盛頓時指出,“日本和美國必須準備在可預見的未來走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而這個未來必須是一個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和包容的國際秩序。日本和美國將履行責任,領導這種全球治理,同時擴大對這種秩序的支持,并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岸田政府試圖通過強調所謂的“志同道合”,以意識形態作為連接,拉攏更多國家介入印太,從而助力于日本在印太地區拓展布局。

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框架下,岸田政府試圖將具有共同“民主”理念的國家聯合起來。岸田政府積極維系與美國、印度、歐盟國家的聯系,希望民主國家共同介入印太地區,增加在印太的投資。2021年11月15日,岸田首相與法國馬克龍總統通電話,雙方同意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加強合作[22]。2022年5月,岸田首相與英國約翰遜首相在倫敦會晤后宣布,雙方就新防務協定——《互惠準入協定》達成共識。該協定將允許日英共同部署軍隊以開展訓練、聯合演習和救災活動。同月,日本主辦“四方機制”第二次線下首腦會晤,確認四國合作對“價值觀”“國際秩序”以及“印太”的重要性。2022年6月,岸田首相在參加G7峰會期間與德國總理舒爾茨會晤。岸田強調,為應對中國崛起,歐洲與印太的安全保障不可分割[23]。在北約峰會上,岸田首相強調,日本歡迎北約進一步介入印太地區;將與北約各國共同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俄烏沖突宣告了“后冷戰時代的終結”“今天的烏克蘭就是明天的東亞”;俄烏沖突給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帶來了嚴重威脅;未來5年日本將強化自主防衛能力,提升防衛經費;日本與北約將深化合作[24]。

(四)防務上,聚焦印太地區軍事安全,提升自主防衛能力

日本作為島國,島內資源匱乏,印太地區??蘸骄€是日本的“生命線”。為此,岸田政府高度重視印太地區的軍事安全,積極謀求提升自主防衛能力。日本自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在2022年4月26日公布有關國家安全戰略的建議,其主要內容包括將《防衛計劃大綱》改為《國家防衛戰略》,將《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改為《防衛力整備計劃》;五年內將年度防衛預算提升到國民生產總額占比2%;強化美日同盟,精進軍備生產、科技研發等內容[10,25]。在2022年5月23日的會晤中,日、美兩國首腦確認了加強日美同盟威懾和應對能力的政策,包括“擴大威懾(拡大抑止)”,通過美國的核力量保護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雙方譴責包括洲際彈道導彈在內的核和導彈活動,并呼吁實現完全無核化,并同意進一步加強日本、美國和韓國三國的合作。兩國領導人同意在日美之間,包括內閣一級進行更密切地溝通,以確保美國核力量和常規力量繼續保護日本“擴大威懾”[26]。在2022年6月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岸田指出,“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和平計劃”重點是提供巡邏艦和加強海事法執法能力。未來3年,日本將為至少20個國家的海上安全人員提供培訓,并提供包括至少約20億美元巡邏船在內的海上安全設備援助以及海上交通基礎設施支持”。岸田強調,日本還將推進與東盟國家簽署防衛裝備及技術轉讓協議[6]。為牽制中國,日本多次參與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聯合軍事演習,試圖強化 “四方安全對話”機制。2022年11月,美日開展“利劍”聯合軍演。此次軍演日本自衛隊出動2.6萬人,美軍出動1萬人。同月,日本還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共同舉行“馬拉巴爾”大規模海上聯合演習。此外,日本2023財年的國防預算首次突破6萬億日元,在GDP中的占比超過1%以上,并將在5年內把軍費增加至2%[27]。

岸田政府還推動對憲法第九條的修改,從而為提升自主防衛能力提供法理支撐[10]。2022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提及關于自衛權的新解釋,同時指明日本自衛隊將從高尖技術層面發展軍事力量,改變戰斗方式?!斗佬l白皮書》指出,“國家憲法在第九條中規定了放棄戰爭,不保持戰斗力,否認交戰權。當然,我國既然是獨立國家,這條規定并不否定作為主權國家固有的自衛權。政府認為既然我國的自衛權沒有被否定,那么憲法上允許為其行使的自衛而保持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實力?;谶@樣的想法,我國在憲法的基礎上,將專守防衛作為我國防衛的基本方針,保持作為實力組織的自衛隊。一般認為,我國在憲法上能夠保持的自衛能力必須是自衛所需的最小限度。其具體限度有可能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軍事技術水平及其他各種條件而變化的相對方面,通過每年的預算等審議,由作為國民代表者的國會來判斷”[28]。此外,《防衛白皮書》強調,日本需要的軍事能力,不僅僅是海陸空3種具有高機動性的自衛隊,還包括宇宙航空領域、電磁波領域和網絡領域,以及強大的情報網。這預示著日本將不斷渲染“威脅”,并以此為借口增加軍費開支,通過印太地區的戰略擴張謀求提升自主防衛能力。

三、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局限

岸田政府“印太戰略”旨在遏制中國崛起并提升其“印太”影響力。為此,岸田政府積極配合美國“印太戰略”,推動域外國家介入亞太,試圖挑起區域沖突與對抗。這一冷戰思維濃厚的戰略存在諸多局限。

第一,岸田“印太戰略”將受到日本國內問題的牽制。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推進需要經濟支撐。在新冠疫情影響下,日本通脹高企,經濟復蘇乏力,同時少子化老齡化危機的加劇將帶來更多挑戰,岸田政府面臨著更為棘手的國內困局。2022年10月18日,日本總務省公布的10月全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2020年為100)為103.4,較上年同期上漲3.6% (圖1),創40年零8個月新高。日本物價指數已連續14個月上漲[29]。物價持續上漲讓日本經濟陷入更加復雜的困局。圖1日本月度CPI 指數(2018—2022)來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japan/consumer-price-index-cpi,訪問時間:2022年11月25日同時,日本共同社民調顯示岸田內閣2022年10月的支持率已跌至上臺以來最低的35%[30]。導致其支持率下跌的主要原因有疫情應對不力、通脹持續走高、統一教與安倍國葬。岸田政府如不能力挽狂瀾,可能其“印太戰略”還未能推行就引咎辭職。在此背景下,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仍存在不確定性。

第二,伙伴關系不穩固,東盟國家不愿追隨日本“印太戰略”。隨著日本積極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并加入作為其經濟支撐的“印太經濟框架”,東南亞國家面臨被要求選邊站隊的困境。東盟作為區域中心的地位可能被邊緣化,甚至自身也將面臨被分化的風險,亞太既有經濟合作機制對經濟全球化、區域化的促進作用將受到沖擊。2022年5月25日,日本外務省公布了一份涉及東盟國家的民意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更多的東盟國家民眾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了東盟目前乃至未來最好的合作伙伴。同時,在面對哪一方最值得信賴的問題時,選擇中國的東盟民眾位列第二,居首的恰恰是東盟自身。而日本和美國,在這兩項排名中,都排在了中國之后[31]。實際上東盟國家更希望中美日等國能夠合作,促進亞太地區發展。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針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盡管岸田政府不斷拉攏東盟國家,但相關國家在對華政策上與日本并不完全一致。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提升,東盟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使其不愿在美日與中國之間選邊站。東盟國家追求大國平衡的策略限制了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發展。當前,東盟連續兩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隨著RCEP的生效,雙方合作潛力將進一步釋放。對于重視對華關系的東盟國家而言,排他性的“印太經濟框架”很難帶來持久紅利。

第三,岸田政府“印太戰略”難以擺脫美國影響實現戰略自主。日本在安全上對于美國的依賴性仍然非常強。隨著中國崛起,日本對中國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有一種很強的擔憂,不斷炒作“中國威脅”。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后,岸田政府又緊隨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為此引發了俄羅斯的強烈反制。與中俄兩個大國關系趨于緊張的日本將更深地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此外,日本對美國的依賴仍在不斷深化。2022年5月,在拜登總統訪日期間,兩國決定在供應鏈韌性、能源安全、衛生安全、半導體開發、航天等方面開展深入合作??梢?,美日同盟的基礎正從防務擴展到經貿、科技領域,這將加深日本對美國的全面依賴。

第四,“印太戰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難以實現。岸田政府上臺后一直積極推進“新資本主義”發展理念,在日本國內受少子化老齡化和新冠疫情困擾之時,中日經貿合作對“新資本主義”發展非常重要。但岸田政府追隨美國遏制中國,加入排他性的“印太經濟框架”,這勢必影響中日經貿合作深入發展,進而削弱“新資本主義”的發展。亞太經合組織(APEC)、RCEP是目前亞太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二者均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包容性、互利性等特征,在加強相關國家溝通與合作、緩解國際社會緊張局勢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美國倡導的“印太經濟框架”具有明顯的排他性,是冷戰思維的又一現實體現。作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以及APEC、RCEP等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重要成員,中日兩國的政策和態度對區域經濟合作成效與前景影響深遠。然而,岸田政府積極迎合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搞經濟“小團體主義”的舉措將給亞太經濟合作帶來消極影響,阻礙中日經貿交流。同時,也將對日本自身經濟復蘇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在岸田政府看來,遏制中國不影響兩國合作。日本2022年版《防衛白皮書》罔顧事實、充滿偏見,刻意渲染所謂“中國軍事威脅”,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制造地區局勢緊張。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指出,日方利用《防衛白皮書》插手臺灣問題,嚴重違反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違背日方在臺灣問題上向中方作出的嚴肅承諾,損害中日關系政治基礎,加劇臺海地區局勢緊張,是完全錯誤和非常危險的。岸田政府這種一邊遏制中國,一邊談合作的方式難以奏效。

第五,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將削弱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實際效果。中國不斷上升的綜合實力使中國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日本“印太戰略”的實施效果將大打折扣。近年,中國經濟實力穩步提升。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從五十四萬億元增長到一百一十四萬億元,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百分之十八點五,提高七點二個百分點,穩居世界第二位”[32]。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全球影響力顯著增強。

日本的“印太戰略”一直將非洲作為具有重要合作潛力的地區,試圖拉攏非洲國家對抗中國,并為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造勢。2022年8月28日,岸田首相在第八屆非洲發展會議閉幕式上提出日本將繼續作為非洲“共同成長的伙伴”“為實現堅韌和可持續的世界而合作,并在今后3年內對非洲進行官民總額300億美元規模的資金投入”[33]。日本借機渲染“中國威脅”。日本綜合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石川智久聲稱,“非洲有動力尋求糾正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因為非洲擔心中國通過債務來加強其控制權”“我們希望,如果我們利用東京會議,在全日本建立與非洲的雙贏形式,減少非洲對中國的依賴,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發言權將會增加”[34]。非洲是國際合作的市場,而非零和博弈的競技場。岸田政府聲稱日本將與非洲共同發展,但其“印太戰略”如果缺少平等尊重、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誠意與理念,只強調對抗與競爭,則難以奏效。

實際上,中國持續推進中非合作高質量發展,給非洲大陸人民帶來了實在的利益,日本將非洲作為對華博弈戰場的圖謀無法實現。2013年至2018年中國對外援助金額為2 702億元人民幣,其中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占比44.65%,包括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從2000年至2020年,建成的公路鐵路超過13 000公里,建設了80多個大型電力設施,援建了130多個醫療設施、45個體育館、170多所學校,為非洲培訓各領域人才共計16萬余名,受到非洲國家政府和人民的廣泛歡迎和支持[35]。

四、岸田政府“印太戰略”對中國的影響及中國的應對

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反映了日本自民黨內對華政策的共識。然而,在安倍過世的情況下,岸田政府可能對“印太戰略”的重心進行調整。岸田文雄擔任會長的宏池會,是自民黨內的“鴿派”,傳統上更加重視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在沒有安倍壓力的情況下,岸田政府對外政策自主性將增強。此外,強化安保也是岸田政府的政策重點,因此,未來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將總體延續安倍路線,在防衛上力圖展示對華強硬,同時在經貿方面尋求與中國合作。

岸田政府全面推進“印太戰略”,對中日關系及中國周邊安全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中國應研判岸田政府的“印太戰略”,探究其本質,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兩國關系的穩定健康發展。

(一)岸田政府“印太戰略”對中國的影響

岸田上臺后試圖通過進一步推進“印太戰略”,擴大日本的國際影響力。岸田政府的對華政策較為謹慎,但其遏制中國崛起的主線沒有改變,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實施給中日關系造成了負面影響,但兩國之間仍存在合作空間。

岸田政府對中日關系造成的消極影響有以下四點。

第一,“印太戰略”的實施使得中日關系的安全風險上升。岸田政府在中美沖突加劇的情況下,不斷挑起臺灣問題的紛爭。一方面是因為安倍的“臺灣有事”論,一直渲染著“中國威脅”,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認知,日本政府為了迎合國內民眾的情緒,一直對華展現出強硬的姿態。加之日本積極推動防務的發展,中日對抗風險在上升。日本的戰略取向,有可能給地區安全環境以及中日安全互信帶來較大沖擊,不利于兩國關系穩定。

第二, 中日科技競爭加劇。岸田政府在召開經濟安保會議時提出,在橫跨安全保障和經濟領域的各種課題凸顯,技術創新成為國家爭霸核心的情況下,需要強化研究開發,防止技術流失,提高技術、產業競爭力,提高日本獨特的優勢,進而提高日本的競爭力[36]。日本也試圖以中美競爭為契機,重構半導體產業鏈,在刺激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遏制中國的技術發展。岸田政府出臺的經濟安保法也指明在出口重要物資時,政府有權以妨礙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限制。此外,美國主導的半導體四方聯盟旨在構建排除中國的半導體產業鏈。日本表現出對美國半導體聯盟戰略的呼應,緊跟美國對華競爭性戰略,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科技遏制。這將阻礙中日科技交流互鑒,加劇中日科技競爭。

第三, 阻礙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日本“印太戰略”對“一帶一路”項目投資造成對沖效應。盡管日本一直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將給區域帶來“穩定、繁榮和發展”,但其鼓動“中國威脅論”客觀上會造成日本在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上對華惡性競爭。同時,岸田政府積極融入美日澳印“四方機制”,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試圖構建反華統一戰線。2022年7月,日本、澳大利亞等14國出席了線上“印太經濟框架”部長級會議。相關國家就貿易規則交換意見,目標是制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建立“高標準和包容性”的經濟框架。日本的這一系列舉措給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縱深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

第四,為中國周邊安全埋下隱患。岸田政府積極鼓動域外國家介入亞太,試圖挑起亞太沖突。2022年5月5日,岸田首相和英國約翰遜首相在倫敦舉行會談,雙方同意深化雙邊國防關系,并在印太地區進行更密切的軍事合作。英日達成的《互惠準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將允許日本和英國部隊共同部署,在印太地區進行訓練和聯合演習[37]。岸田政府還試圖利用俄烏沖突,宣揚“中國威脅論”,進而為其增加軍備和推動修憲營造氛圍。岸田在多個場合強調,“烏克蘭可能是東亞的明天”。日本時任防衛大臣岸信夫在《防衛白皮書》的序言中稱,中國一直在東海、南海進行“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并且在兩國周邊試行駛航母與飛機,造成了地區局勢的緊張[38]。日本作為沒有對二戰罪行徹底反思的國家,國內右翼勢力一直處于上風,在推動修憲的同時,也不斷擴大軍隊的作戰能力,并且還有意加入“五眼聯盟”。其借助渲染“中國威脅”鼓動域外國家介入亞太的舉措給我國周邊安全埋下隱患。

(二)中國對于日本“印太戰略”的應對策略

1.推進經貿合作,擴大兩國共同利益

中日兩國是亞太和世界重要國家,兩國在經貿與全球治理方面存在較大合作空間。中日經濟相互依存度較高。2022年7月,中國日本商會發布的《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22年白皮書》顯示,2021年中日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5.1%,達到3 914億4 049萬美元,自2011年以來時隔10年再次刷新歷史新高[39]。岸田政府推行“新資本主義”,試圖通過提高國民收入、調節個人所得稅等方式,推動經濟低碳化、數字化轉型,促進增長與分配良性循環,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但日本經濟具有突出的外部依賴性,且因少子老齡化等問題面臨不少增長瓶頸。日本要解決這些問題必然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而中國從新冠疫情中迅速恢復且目前尚沒有國家能夠取代中國相對成熟的大市場和比較完善的產業鏈,中日存在較大合作空間。兩國可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醫療養老、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方面加強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當前,綠色低碳、節能環保產業已成為中日經貿合作新增長點。在后疫情時期全球產業鏈重構中,以節能環保產業帶動亞洲各國的經濟增長、推動雙碳目標的實現將成為中日合作的亮點。

2.推動高質量發展,提升綜合國力

應對日本“印太戰略”,中國應持續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來自強大的綜合國力。沒有堅實的物質基礎,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升中國的綜合國力。國際貿易競爭力是衡量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中國應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資源聯動效應,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建設貿易強國??萍紕撔率翘嵘C合國力的戰略支撐。日美限制對華高端科技出口表明,中國應加大科研投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持續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應健全舉國體制,集聚力量進行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從而在關鍵技術上掌握主動權。

3.推動多邊框架下的合作,積極探索第三方市場

中日兩國應該著眼長遠,堅持戰略自主,努力弱化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干擾,抵制沖突對抗,加強多邊合作,探索第三方市場合作,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應對全球性挑戰。RCEP生效給中日經貿合作帶來契機,中日合作迎來更多發展機遇,兩國需要合力促進區域貿易投資便利化、制度化建設。中國申請加入CPTPP也需要日本的支持。中日可借助“一帶一路”、RCEP等多邊合作機制,加強兩國在東南亞等地的基礎設施合作以及低碳環保合作,共同推動亞太經濟社會綠色可持續發展。當前,第三方市場合作已成為中日經貿合作的亮點之一。第三方市場合作有助于整合中日兩國經濟力量,改善競合結構,避免零和博弈實現合作共贏?!耙粠б宦贰背h與“印太戰略”都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并把東盟國家視為戰略重點,存在直接的競爭關系。而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避免了相互消耗的零和博弈,能有效發揮各自在技術設備、資金、人才隊伍、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優勢,降低海外投資成本與風險,實現高效投資與互利共贏。

4.增信釋疑,管控兩國分歧

中日兩國應保持高層戰略溝通,增進政治互信,管控分歧,推進務實合作,擴大人文交流,加強國際地區事務協調合作,共同致力于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穩定和建設性的中日關系。中國需要研判岸田政府“印太戰略”的發展趨勢,把握其本質,在中日關系中掌握戰略主動。日本國內對于中國缺乏正面的認知。2021年10月21日,由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和日本非政府組織“言論NPO”共同發布的第十七屆中日民意調查顯示,90.9%的受訪日本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58.7%的受訪者認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最大理由是釣魚島問題[40]。2022年11月,日本電視新聞網和讀賣新聞共同開展的民意調查顯示,8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威脅[41]。日本國內廣泛的對華負面認知將給中日關系帶來消極影響。中國要認識到日本國內對于中國的消極態度,堅持底線思維,未雨綢繆。同時,中日應在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上進行戰略溝通,完善溝通機制,開展建設性對話,管控分歧,避免戰略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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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雅坤]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New Progression and Chinas Response

XU Jinjin,YIN Zuoche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concept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aims to curb Chinas development, achiev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apitalism” policy, and enhance strategic autonomy. After taking office,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defense and other aspects. Politically,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continued to consolidate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build a new framework for China-Japan relations. Economically, it creates new impetu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trengthens economic security. Diplomatically, it emphasizes value diplomacy and forms democratic alliances. In terms of defense, it focuses on the military secu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enhances self defense capabilitie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First, Japans domestic problems will hamp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Second, Japans partnership is not stable, and ASEAN countries are unwilling to follow Jap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ird, it is difficult for Jap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strategic independence. Fourth, China-Japan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addition,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influence will restrict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has had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Japan relations. China should respond in a prudent manner, manage and control differences, and bring China-Japan relations into the track of sou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Japan rela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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