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教與古代日本政治

摘要：日本神道教的形成發展是古代日本統治者在古代東亞歷史環境中出于國家主義目的將自然崇拜和神靈信仰人為地改造成政治神話、理論宗教和民族哲學思想的過程。神道教具有服務政治甚至其本身就是政治思想的特性，構成了古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礎。神道教是支撐古代日本內政外交的精神支柱，對古代日本政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神道教對近代日本的政治影響是對古代日本政治影響的延續。古代日本是基于神道教理解、攝取中國思想文化的。古代日本思想史的發展是在吸收中國思想的同時受其刺激回歸神道教、在民族化中前行的過程。

關鍵詞：神道教；東亞；古代日本；政治思想；神道教研究體系

中圖分類號：K31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1-0001-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1.001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和人類思想意識的活動成果之一，宗教意識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即已產生，本質上是由于人類對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界的認識和支配能力低下造成的。日本民族的固有宗教——原始神道教亦發軔于自然崇拜，其主要特征能夠歸納為：（1）多神信仰；（2）咒術性；（3）現世利益祈禱性［1］。

作為日本的固有宗教信仰，神道教長久作用于日本的政治、經濟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社會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不僅在日本宗教史上占居重要地位，而且關系到日本思想文化發展史之宏旨。職是之故，神道教成為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中的核心議題和主要內容之一，且已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學界近幾十年來關于神道教的研究成果，按出版年月順序臚列，主要有：王守華著《日本神道的現代意義》（日文版）［2］、張大柘著《當代神道教》［3］、范景武著《神道文化與思想研究》［4］、王寶平主編《神道與日本文化》［5］、劉立善著《沒有經卷的宗教：日本神道》［6］、王維先著《日本垂加神道哲學思想研究》［7］、王金林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8］、牛建科著《復古神道哲學思想研究》［9］、張大柘著《宗教體制和日本的近現代化》［10］、王金林著《日本神道研究》［11］、范景武著《民族文化與國民性研究》［12］、王守華和王蓉著《神道與中日文化交流》［13］、崔世廣主編《神道與日本文化》［14］、劉岳兵主編《日本的宗教與歷史思想——以神道為中心》［15］等。其他還有一定數量的論文，受篇幅所限，茲不一一臚列。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學者們對神道教哲學理論、神道教的起源和發展歷史、“神道”概念的形成與發展、神道教與日本文化、日本神話、日本古代神祇祭祀、神道教與日本人的生命觀、神道教與日本人的宗教意識及信仰、神道教與日本王權、國家神道與日本的政治關系、神道教的時空觀、神道教的自然觀、神道教與中日文化交流、神道教的社會作用和功能、神道教與日本國民性、神道教與當代日本社會生活、中國人的神道觀等議題進行論述，可謂各抒己見、異彩紛呈，體現了中國學者對日本神道教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諒可稱頌；尤其是前輩學者對中國神道教研究工作的奠基和引領之功，洵不可沒。

關于日本神道教與日本政治的關系，目前中國學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神道教對近代日本政治及軍國主義產生的影響，或可以說國家神道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在已發表的有關神道的文章中，國家神道始終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在已出版的神道研究的著作中，幾乎都有關于國家神道的章節” ［16］，關于神道教對古代日本政治產生的影響卻沒有太多地涉及。日本學界對于神道教雖有大量的研究，但一方面強調神道教是日本文化的底色，如石田一良、丸山真男等人；另一方面注重神道教所謂的“重生”“親環境”等特性，而關于神道教對古代日本政治發揮的作用的論述也明顯缺少甚至回避。事實上，如本文所述，神道教在古代即已對日本的內政外交產生了很大影響，神道教對近代日本政治的影響是古代的延續。深入系統地研究神道教與古代日本政治的關系，不僅有助于深入解析古代日本人的精神結構，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神道教的社會功用和古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發展過程、日本思想史的全貌，以及古代日本對外意識、對外觀、對外政策的形成過程。同時，古代日本基于神道教理解、攝取外來文化的對外態度對當代中國不無啟示意義。本文的主要觀點是：（1）日本神道教的形成發展是古代日本統治者在東亞歷史環境中出于國家主義目的將自然崇拜和神靈信仰人為地改造成政治神話、理論宗教和民族哲學思想的過程。（2）神道教是古代日本政治最重要的思想基礎，對古代日本的內政外交產生過很大影響，神道教對近代日本的政治影響是古代的延續。（3）古代日本是基于神道教理解、攝取中國思想文化的。古代日本思想史的發展是在吸收中國思想的同時受其刺激回歸神道教、在民族化中前行的過程。本文旨在拋磚引玉，希望中國學界在研究日本神道教時從本國視角聚焦于“神道教與古代日本政治”這一研究課題，研究神道教形成與發展的政治動力以及其政治屬性向近代延申發展的歷史邏輯，清晰認識到神道教的本質特征及其對華關系，以進一步凸顯神道教研究對闡釋中日關系史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進一步完善中國學界神道教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文中紕繆，敬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神道教與古代日本的政治思想

越是遠古，人類的思想意識越處于蒙昧狀態而匍匐于神靈腳下，咒術、祭祀活動也滲透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抖Y記·表記》記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保?7］在殷商時代，中國人早已從野蠻時代跨入文明社會門檻，但其精神仍受制于神靈，傳達神意的巫、史在社會宗教、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宗教方面，巫、史是神的意志的權威傳達者、闡釋者和神權的實際掌握者，屬于精神領袖；在政治上，“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保?8］;或“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保?9］巫、史在政治機構居于顯赫地位，他們壟斷神壇、把持政壇、執掌學壇［20］212213，殷商王朝是“神政”王朝。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記述3世紀日本人“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兇，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21］。表明當時的日本社會尚處于如同殷商時代的以占卜決定國家大事的“神政”社會，邪馬臺國的政體屬于祭政合一，其政治首腦女王卑彌呼既是神權領袖（最高級別的女巫），亦為政治首腦，她做事皆循神道，以巫術施政。神道教是和日本民族及其古代國家同步形成發展起來的，形成伊始就具有服務政治甚至本身就是政治思想的特性。

在不同政治區域形成發展起來的不同特質和類型的文化，其相互間交流的基本規則之一是基于實用主義原則的選擇性攝取，即在汲取外來文化時根據需求而加以甄別或根據本文化的特質進行改造，而不是全盤照搬。因此，文化交流時輸入方的文化中有些部分尤其是核心元素不易發生變化，所謂“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例如，中國唐朝文化雖然廣泛攝取域外文化而形成新的中華文化體系，但中國文化的內核即價值觀念、倫理觀念以及各種典章制度（包括官制、兵制、田制、賦役制等）在內的社會組織卻未因外來文化輸入而發生改變［20］391。古代日本攝取中國文化時亦遵循了這一文化交流原則，尤其是作為日本精神文化底蘊的神道信仰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

6世紀中葉以前佛教“公傳”日本時，日本人將其視為與日本“百八十神”相同的“神”，相對于本國的“百八十神”而言，佛是來自外域的“蕃神”。佛教傳入日本后，日本人不久將其納入自己的信仰體系中，以至于對佛教達到癡迷的程度，這首先是由于他們視佛為神。尤其是佛教中蘊涵的豐富的神學迷信內容，很多與神道教的巫術、占卜、祭祀、祈禱等內容一致，均屬于不受現實邏輯法則支配的原始思維范疇。以自然崇拜為主要內容的神道教對佛教傳入日本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猶如日本佛教學者村上專精所指出：“我國人在佛教傳入之前所具有的宗教思想，是自然崇拜與祖先教結合而成的神話傳說。這個關于天神地祇，祖先游魂保衛國土子孫的信仰，可以說，就是一般國民所謂的宗教。佛教是突然來到上述國民中間的。因為佛教教理是由許多方面組成，因此最初傳入我國的佛教就是適應當時社會狀況的關于現世祈禱的一部分而已?！保?2］而且宏偉的寺院建筑、精美的佛教壁畫、諸多人格化的佛陀塑像及護法神像、成冊的經卷（對于日本人是強大咒力的載體），以及梵唄寶鐸和晨鐘暮鼓聲音相聞、香煙繚繞的宗教氛圍，對古代日本人帶來了神秘而清新的宗教體驗和強烈的咒術魅力，更具宗教信仰的誘惑力。簡言之，神道教雖含有濃厚的神學迷信內容，但不具備完整的教義體系、嚴密的教會組織形式和教規教儀，故尚不能如同成熟宗教那樣具有有效統攝全社會精神領域的職能。這就為理論體系、神學思想更為完備的佛教思想滲入其中留下了廣闊的精神空間。

但是，以神道教為宗教基礎的古代日本人信奉佛祖，盡管信仰的對象變了，信仰的動機和效果卻依然如故，只不過是佛祖及其各種護法神代替了他們以往生活中那些職能各異的“百八十神”。他們依舊懷著原初那種淳樸的神靈信仰對待各種“佛神”，在文化心理上并未感受到外來文化的劇烈沖擊。相反，比起沒有理論教義和經典、以粗陋的神靈信仰為基礎的原始神道教，佛教作為高度成熟的宗教，使古代日本人的信仰世界變得絢爛多彩，思想羽翼能夠迅速飛入更為精妙的精神空間，徜徉在更加虛幻的神靈世界，這是菩提之樹之所以能夠在短時期內在日本列島根深葉茂的思想基礎。

佛教傳入日本后，雖經歷了一番崇佛和排佛的激烈斗爭，但由于佛教中的神學內容和咒術要素對現世利益的祈禱更具神秘性和欺騙性，佛教不久逐漸得到日本人的崇信，最終朝著國家佛教的方向發展：推古朝時期（592—628）佛教得到日本統治者的認可，建造很多氏寺，奠定了日本佛教興隆的基礎；舒明天皇（629—641年在位）和皇極天皇（642—645年在位）時期建造了皇室御愿寺，佛教與皇室的關系趨于密切；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和齊明天皇（655—661年在位）時期，佛教具有了國家佛教（護國佛教）的特點。

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執政時期，日本古代神祇制度得到完善，如諸神之間形成了以天照大神為頂端的神祇等級秩序等。天武朝也是日本國家佛教確立的時期，其動力來自朝廷神道制度的整飭。天武天皇還是一位具有濃厚道教色彩的統治者，《日本書紀·天武天皇紀》中體現此點之記載所在多有［23］。當然，天武天皇重視道教，和重視佛教一樣，所倚重的依然是道教中與神道內容契合的要素，其政治職能遠重要于宗教內容，道教成了天武天皇營建天皇制律令國家的思想工具之一，例如，天武朝時日本最高統治者由大王變成天皇，其宗教巫術性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揚；利用道教要素編造出皇權象征物“三神器”（八尺鏡、天叢云劍、八坂瓊曲玉）等等。天武天皇稱自己為“現御神”（明神）［24］，則“現御神”統治的國度就是“神國”?！豆攀掠洝泛汀度毡緯o》在天武朝時期開始編纂，其以后幾乎成為神道教“經典”的神代卷中的政治神話和“神統譜”的編造也是締造“神國”日本的具體表現。要之，在與新羅展開激烈的政治競爭時，為了尋找自我鼓勵的精神動力或強心劑，天武天皇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依靠宗教圣威強化天皇的政治權威，以實質性地建設律令制國家。其間，基于神道信仰利用道教和佛教要素構筑“神國”，為8世紀以后日本具有濃厚政治特性的護國佛教和“神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8世紀時日本依舊面臨著嚴峻的東亞國際政治局勢，因此鞏固、完善律令制國家成為其最重要的政治課題。8世紀前半葉，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之所以建造盧舍那大佛、東大寺、國分寺，提倡念經，大力弘揚佛教，一方面是為了建設以自己為“教主”的現世版蓮華藏世界，以鞏固天皇政治地位；同時也由于《妙法蓮華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佛教經典能夠提供更加具體的護國理論，以維護律令制國家。不過，如同家永三郎所指出：“日本佛教之所以能夠扎根日本社會，是因為將其社會功能限定在作為護持七八世紀時形成的律令國家體制的咒術的集體現實信仰中?！保?5］神道咒術構筑了護國佛教的思想基礎。奈良時代（710—784）有139部249卷密教經典傳入日本，僧侶和優婆塞們除了讀誦護國經典之外，還背誦大量的護國密咒［26］。圣武天皇建造盧舍那大佛的時期，也是伊勢大神尤其是八幡大神地位陡升、八幡神信仰和八幡神社得到迅速發展的時期。沒有這些大神“托宣”給予精神鼓勵，律令制國家傾注國力實施的盧舍那大佛鑄造工程是否能夠順利完成，是個疑問。

圣武天皇執政時期，日本護國佛教臻于鼎盛，佛教確立了崇高的政治地位。然在其底奧發揮作用的是神道教中以咒術為現世利益祈禱的宗教功用。在圣武天皇看來，不是以佛護國，而是在以神護國，佛教護國理論和神道鎮護功用，指歸一致。學界往往稱日本佛教是“咒術佛教”或“巫術佛教”，亦緣于此。由于8世紀基于神道信仰帶來的佛教高度政治化，為奈良朝佛教的世俗化和腐敗埋下伏筆，對奈良朝政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作用。

奈良時代既是神佛共同承擔護國重任的時期，也是神佛爭奪政治和信仰地位的時期，如769年八幡大神反對道鏡即皇位的“托宣”事件。在奈良時代中期，盡管因佛教高超而獨特的護國理論引發日本佛教臻于昌隆，政治地位扶搖直上，但排佛思潮也暗流涌動（如757年橘奈良麻呂謀反事件就是利用當時民眾的排佛情緒而發生），神道信仰根牢蒂固。甚至圣武天皇建造盧舍那大佛時也沒有怠慢神靈，這在《續日本紀·圣武天皇紀》中有許多具體的記述。盧舍那大佛建造完成以后，佛教因呈泛濫之勢而信仰地位下降。為了防止因過渡干預政治而招致民眾非難，佛教徒編造了很多有關佛幫助神解除煩惱或前世罪業的神佛“習合”的故事，以確保佛教的崇高政治地位［27］。說明在奈良時代，佛的地位并不穩固。757年開始實施的《養老律令》，其中《職員令》將神祇官列于篇首，并解釋：“神祇者是人主之所重，臣下之所尊，祈福祥，求永貞，無所不歸神祇之德，故以神祇官位百官之首?！保?8］在不到80年的奈良時代，帶有“神”字的年號就有三個：“神龜”（圣武天皇年號，724—729年）、天平神護（稱德天皇年號，765—767年）、神護景云（稱德天皇年號，767—770年）。這些都在說明奈良時代日本統治者雖重視護國佛教，但沒有輕視神道。

從表面觀察，古代日本統治者對神佛的態度并無二致，但通過史書記載能夠了解到的實際情況是：（1）史書對神事的記載多于佛事；（2）在神佛同時祭祀的地區，祭神的地區范圍更廣；（3）作佛事的地區限于京城和畿內地區；（4）神事和佛事同時進行時先記述神事［29］。表明古代日本統治者進行國家層面的祭祀活動時，比起佛教更為推崇神道教。佛教傳入日本以迄近世，在日本思想史上始終占居主流地位，這和神道教為古代日本人接納、信奉佛教提供信仰基礎有著直接的關系。即古代日本人是基于神道教理解、接納、崇信、弘揚佛教的，像神佛“習合”論、本地垂跡說、本覺思想等佛教日本化的產物，亦均基于神道思維形成。

由于社會發展進程滯后帶來的理性思維闕如，古代日本社會蒙昧主義泛濫，其國家政體帶有濃厚的政教合一性，前已述及，律令制國家建設過程也是締造“神國”的過程。從此，天皇一方面是最高的世俗統治者，同時也是“神”，是“現御神”“現人神”，這種基于神道信仰的圣俗一體的古老政體和神祇護佑日本的虛妄理念賡續至1945年二戰結束，表現出神道教是古代日本最為重要的政治思想。

二、神道教與古代日本的“神國”思想

以現世利益祈禱、祭祀為主要內容的神道教，在政治上的利用，除了上述為神靈護佑日本古代國家這一政治思想提供信仰基礎之外，還對古代日本對外擴張、實現其“大陸夢”以及挽救皇權危機等國內政治事宜提供了精神武器，這就是基于神道信仰形成的日本是“神國”的政治思想?！吧駠彼枷氲幕纠砺肥牵喝毡臼巧駝?、神胤統治的神圣國度，故有資格統治世界，“兼六合”“掩八纮”的思想在《日本書紀》中即已表現出來［30］；同時日本受神明護佑，不受內憂外患之擾而國泰民安。

“神國”思想經歷了從“自在”到“自覺”的形成過程。佛教“公傳”日本后，排佛派的物部大連尾輿和中臣鐮子奏稱：“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保?1］這里已表露出日本是由神掌控的國度之意?！豆攀掠洝贰度毡緯o》神代卷宣揚日本是神創、神裔統治的國家，也是“神國”意識自在的表現?！吧駠币庾R走向自覺并發展演化為鮮明的政治思想，主要動力是古代日本所處的東亞國際環境的深刻影響［24］。具體而言，為了在東亞國際政治競爭中確保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切身利益，“神國”思想作為古代日本人的精神凝聚力而產生。

《日本書紀》記載神功皇后攝政前紀九年九月十日，神功皇后“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準備發兵征伐新羅。之后對其詳情又做了如下記載：

冬十月己亥朔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舉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波，不勞櫓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歟？新羅王于是戰戰栗栗，厝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凌國。若天運盡之，國為海乎？”是言未訖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遙望，以為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詟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圣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拒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奉圖籍，降王船之前。因以叩頭，曰：“從今以后，長與乾坤，伏為飼部。其不干船柁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每年貢男女之調?！保?2］

這段記述通過新羅國王的言論表現出8世紀初日本統治者的“神國”觀念，這是日本“神國”觀在文獻中首次顯現，也是日本在663年“白村江戰役”中慘敗后，在爭奪朝鮮半島的政治軍事競爭中以日本“神國”的政治信仰作為自我精神鼓勵裝置的表現。

歷史上，“神國”一詞集中出現于文獻是在9世紀后半葉的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執政時期。日本貞觀十一年（869年）五月二十日夜，“新羅海賊，乘二艘來博多津，掠奪豐前國年貢絹綿”［33］288。這一年在列島各地還不斷發生地震、水災等自然災害，世間騷然。抱有強烈危機感的平安朝統治者，一方面在軍事上采取對策應對新羅人的騷擾；另一方面為了借助神佛之力以解除內憂外患，向各地寺院下令轉讀佛經，并向伊勢、石清水、宇佐等神宮奉納告文，祈禱國土平安。在這些告文中散見“神明之國”“神國”等詞句［33］234。這是古代日本統治者針對外敵襲擾而首次使用自我定義的“神國”這一政治概念，屬于“神國”思想直接而具體的表露。

原始神道教的空間觀中已具備了此世觀和彼世觀。此世（現世）是生前的世界，彼世（冥界）是死后的世界［34］?！豆攀掠洝飞翊碇谐霈F的“黃泉國”（《日本書紀》神代卷記寫為“根國”）是人死后的靈魂去處，這為古代日本人凈土彼岸信仰的形成提供了精神風土。凈土宗“本來是在庶民中成立。其庶民性是以‘舞蹈念佛的形式，與民間古老的鎮魂等咒術‘習合，從庶民內部打開了通往凈土教的道路”［35］。一切思想的產生都是根據現實需要，理解認識一種思想文化，需要準確把握其賴以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歷史環境。北畠親房（1293—1354）撰《神皇正統記》記述：由于從白河天皇（1072—1086年在位）時代出現院政，政道不古，世道呈“末世”之相；至后白河天皇（1155—1158年在位）之世，發生“保元之亂”（1156年），繼之發生“平治之亂”（1159年）；自此日本社會兵燹不斷，天災頻仍，舊秩序崩潰，陷入亂世，民眾飽受涂炭之苦。猶如在《玉葉》《平家物語》《方丈記》《徒然草》等文獻中所記述，在鐮倉時代（1185—1333），日本社會兵疫水火之災禍競興。據研究者統計，從承久元年（1219年）至文應元年（1260年）的41年間，發生天災人禍500次，其中，天變180次、地震104次、大風雨78次、洪水19次、火災54次、旱災6次、饑荒7次、疫疬16次、騷亂36次［36］。佛教所描繪的“地獄圖”呈現于現實社會；加之佛法凌夷帶來的末法思想和無常觀泛濫，人心倦怠，世事維艱，失重感、廢棄感甚至幻滅感籠罩整個社會，導致現實社會被視為污濁、罪惡之世，于是凈土宗在日本社會蔓延，點燃日本民族的宗教熱情，使當時的日本民眾忘掉苦難的現實而向往佛國凈土，神游于妙曼溫柔的精神天國，對穩定人心世情，功莫大焉。由于處于特殊的歷史時期，鐮倉時代也是日本民族進入獨立哲學思考，以及國家意識自覺和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文化開始形成的時期。

《仁王經·受持品》等佛教經典描述的世界構成是：在圍繞世界中心須彌山的四大洲中，人類居住的南閻浮提洲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千小國；小國外圍又有無數“粟散國”。伴隨平安時代中后期律令制國家崩潰而日本統治階級精神頹廢、日趨沒落，以及上述12世紀以后日本社會天災人禍不斷并受佛教末法思想之影響，當時日本人認為日本在南閻浮提洲中屬于與佛教中心印度窎遠的“粟散邊土”，在這里生存的人們都是根性扭曲、根機低劣的惡人，日本已是無法拯救的惡世、穢土。這種“末法邊土”的自我認定，對平安朝中期至中世日本的歷史觀、思想以及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給這個時代的日本人帶來了深深的絕望感。他們認為佛陀不會來到日本這樣的邊地惡土匡時濟世，而只有神祇才能引導他們與佛國結緣、往生凈土。關鍵時刻，日本的神祇又一次承擔起了拯救人心乃至救世的歷史重任。

自奈良時代末期至平安時代初期，佛教徒為了傳播佛教，提出“本地垂跡說”，即作為“本地”（法身或真身）的佛，“垂跡”（化身來到）日本拯救日本人，例如，將比睿山延歷寺的鎮守神日吉明神奉為“山王”，認為山王明神的本地是釋迦牟尼法身，為日本的最高神；真言宗則把伊勢神宮所奉天照大神和豐受大神稱為大日如來的垂跡。平安朝后期（12世紀院政期），主要的神都被安排了自己的“本地”。及至鐮倉時代，所有的神都被確定了自己的“本地”。于是“本地垂跡說”衍化成了以佛教理論解釋神道的“山王神道”和“兩部神道”。以佛教為后盾，為克服末法邊土的危機感，神祇在中世日本社會被賦予極高的信仰權威，此亦助長了“神國”思想。同時，末法邊土思想還使中世日本人產生了深深的政治自卑感，于是他們高擎“神國”旗幟，以為自己在佛教“三國”（印度、中國、日本）世界觀中博得國家尊嚴，如《太平記》記載“此器（“三神器”——筆者）乃我朝之寶，從神代至人皇代代傳承。我國雖為小國，卻在三國之中最優秀，吾朝神國的不可思議正在于此”［37］。其本質上是試圖依靠神道挽救民族心理危機，亦成為宣揚“神國”思想的精神動力。

首先是作為政治思想，佛教借助神道信仰弘傳于日本，同時也推進了神道教的發展：受佛教刺激，產生了“神道”這一定義日本固有宗教的概念；佛教理論推進了神道教的理論體系化；佛教組織機制完善了神道的組織機制；佛教儀式儀軌充實了神道儀式儀軌；佛像刺激神道人格化神像出現；佛寺促成神社神道?！帮L助火勢，火借風威”，在神佛調和的演進過程中，佛教和神道教相激相蕩、交互推引，推進了本地垂跡說的普及，亦推動了神祇和佛的大眾化。不過，在鐮倉時代，由于凈土宗、凈土真宗等主張不拜神祇的新佛教的刺激，以及“本地垂跡說”的影響和社會上排佛思潮的興起，日本社會尊神意識復蘇，此前體現佛陀掌握思想主導權的“佛主神從”思想和信仰結構逐漸向“神主佛從”過渡。尤其是“文永之役”（1274年）和“弘安之役”（1281年）后，兩度阻擋住外敵的臺風被視為“神風”，于是諸神護佑日本這一荒謬認識膨脹，神的地位愈加提高，“神國”思想泛濫，甚至出現了反“本地垂跡說”的“神本佛跡說”。

在神佛關系上最早提出“神本佛從”思想的是鐮倉時代伊勢神宮外宮的神官（禰宜）度會行忠（1236—1305）和度會常昌（1263—1339）。他們托古編造了“神道五部書”，即《天照坐伊勢二所皇太神宮御鎮座次第記》《伊勢二所皇太神御鎮座傳記》《豐受皇太神御鎮座本紀》《造伊勢二所太神宮寶基本記》《倭姬命世記》。這五部書成書是在建治（1275—1278）到弘安（1278—1288）的10年間，應和當時“神國”思想高漲的日本尊神社會思潮的影響有著直接的關系，如《倭姬命世記》明顯是在強調“神國日本”。過去的“神國”思想解釋日本是佛、菩薩垂跡護佑之國度，但在“神道五部書”中宣揚的“神國”日本則是天照大神照臨、豐受大神幸守之國［38］，并強調明神和天皇的一體以及“三神器”和皇位的一體。為了體認這一神道本義，“神道五部書”借助中國易學和老莊思想，倡導以“清凈”“正直”之心（本然之性）接觸神祇，使人們回歸神道教固有的精神狀態［39］。由此實現摒棄過去的神佛調和思想，從佛教等外來思想體系的影響將神道獨立出來。學界將上述度會氏創建的神道稱為“伊勢神道”。伊勢神道至15世紀末發展成主張神道是萬法之根本（“根葉花實論”）的吉田神道?？傊?，“文永、弘安之役”進一步激發了古代日本人的“神國”信仰，促使“佛主神從”信仰結構發生逆轉。通過此時期成書的“神道五部書”，《日本書紀》中出現的“神道”得到理論化而具宗教系統性［40］。

663年“白村江戰役”以后，古代日本的大陸夢受挫，被迫放棄朝鮮半島而蜷縮于日本列島，但大陸夢依然在做。在奈良和平安時代，因國力不足以及律令制國家漸趨衰落帶來的頹廢意識，使日本人走向內守。但鐮倉幕府武士政權建立后，尤其是13世紀后期兩度克服政治軍事危機之后，日本人找回了民族自信，其“神國”意識再次高飏，“神國”思想成為時代精神的核心，武威意識隨之高漲，二者交互作用，日本人的大陸夢復燃。

在鐮倉時代，一首叫做《文武》的武士宴曲中有如下一段話：“凡北闕愈安全，東關越治，武威重，文道直，四夷不再起，此早領三韓?！辟濏炵爞}幕府“武威重，文道直”，希望早日占領“三韓”。在鐮倉時代武士宴曲中頻繁出現“征服高麗、百濟、新羅”以及“神功皇后趨高麗時”等涉及“異國征伐”的句子，尤其強調神功皇后征伐“三韓”，歌頌鐮倉幕府的武威［41］。對鐮倉幕府武威的禮贊，始于“承久之亂”（1221年），“文永、弘安之役”后愈趨高漲。鐮倉幕府末期成書的《八幡愚童訓》（甲本）中即高唱日本的“武威”?！拔渫彼枷氲淖杂X和高揚，一旦和主張獨善的“神國”思想相結合，就會再次點燃大陸夢。此時，自古以來被視為屬國的朝鮮半島國家就首當其沖，成為了其想要征伐的對象。日本中世儒者玄惠（1269—1350）雖然認為日本是“粟散小國”，但是能夠征服“三韓”是由于“神國”。他利用《說文解字》對“蠻夷戎狄”的解釋，宣揚作為“東夷”的日本的武威：

南蠻從蟲，西羌從羊，北狄從犬，東風為君子國，而不從獸。其上天竺、震旦、日域三國中，日本人心亦武勇，弓力優于余國，故名為“夷”字?！耙摹笔恰肮弊种蠈懭搿按蟆弊种?。因此“夷”字為本朝攜弓箭之人的眉目。［42］

鐮倉幕府武家政權建立以后逐漸高漲起來的武威精神，加之“文永、弘安之役”帶來的“神國”意識高漲，對以后的日本歷史乃至東亞歷史影響至深，即日本一旦具備“武威”，就會在“神國”思想鼓舞下向大陸采取軍事行動。如“文永、弘安之役”后，鐮倉幕府兩次計劃“異國征伐”，征討高麗。豐臣秀吉繼承織田信長遺志甫一統一日本，挾其強勢，狂妄地宣稱，“弓箭嚴厲之國”日本只用五百、一千的軍勢就全部稱霸了，以十三萬軍隊征服“大明長袖國”又有何不安？征討處女般的大明國“如山壓卵”［43］。日本發動試圖侵占亞洲大陸的戰爭，絕非偶然，其背后作祟的是武威精神和“神國”思想的結合。

16世紀中葉天主教傳入日本以后，隨著其傳播的深入，逐漸成為政治威脅，于是遭到鎮壓。豐臣秀吉下令驅逐傳教士，理據是日本是“神國”。如豐臣秀吉發布的《伴天連追放令》開宗明義提出：“日本乃是神國，邪法來傳萬萬不可?！保?4］江戶幕府的禁教宣言《排吉利支丹文》亦稱：“夫日本者，元是神國也。陰陽不測，名之謂神。圣之謂圣，靈之謂靈，誰不尊崇！”［45］

在江戶時代（1603—1867），受豐臣秀吉侵華戰爭引發的中日對立之余緒和天主教的威脅，以及明清交替帶來的中國歷史變局之影響，日本再次陷入孤立的國際環境，且頗受朱子學“華夷”思想之影響。一方面由于國家危機感加劇，另一方面為了爭得東亞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日本人的國家意識愈趨自覺、高漲，集中體現于其統治者以神道教和“神國”思想維護國體和民族文化。尤其是江戶時代東亞各國爭奪東亞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成為表現國家主義和為民族精神命脈張目的主要手段時，日本在這方面可謂手腳并用，從自然環境、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人文族源等方面宣揚日本之殊勝。其中，祭出“神國”這一面大旗，“萬世一系”的“神國”成為日本奪取東亞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條件和理論依據。在江戶時代，“神國”思想和國家主義思潮相結合而充斥日本社會，神道學家和國學家自不必待言，具有理性思維的儒學思想家、政治家，如林羅山、熊澤蕃山、新井白石等，亦持“神國”思想。例如，1748年日本儒者松崎惟時在與朝鮮通信使李命啟的筆談中稱：“先朝名臣白石源公（指18世紀初日本政治家和儒學家新井白石——筆者）有言曰：我國，神國也；我天子，真天子也?！保?6］以此在朝鮮使臣面前表現日本的優越國際地位。江戶時代后期，面臨西方列強威脅時，日本是“神國”“神州”的思想愈加高漲，成為“尊皇攘夷”的精神武器。明治維新以后“神國”思想在對外侵略戰爭中又一次成為精神利器，被宣揚至二戰結束。

如上所述，古代日本的“神國”思想主要是在國際競爭中作為自我鼓勵的精神武器而生成、蔓延。同時，歷史上，“神國”思想為古代日本擺脫國內政治危機亦發揮過重要作用。

自7世紀末以來日本人就以天皇“萬世一系”的政體而自豪。在前近代，日本雖受儒學的影響，尤其是在江戶時代頗受朱子學影響，但在政治倫理上并沒有完全確立中國儒學所倡導的“忠君”“尊皇”等政治理念，導致日本政治史上篡奪皇權成風、“下克上”成習，國內政治生態呈混亂狀態，猶如新井白石在《讀史余論》中所云：“日本天下大勢九度變化為武家治世，武家治世又五度變化，至當代?！保?7］而每當遇到社會變亂時，“神國”思想則成為日本挽救國內政治危機的思想理論武器。從院政時代至鐮倉時代初期，南都北嶺的寺社勢力引發的強訴事件達到頂峰時，朝廷高唱日本是“神國”，依靠神佛之力懲戒惡僧，維護國土平安［48］。13世紀日本天災人禍連綿不斷，固非承平之世。日蓮（1222—1282）一生殊死倡導“唱題成佛”（念誦《法華經》題目“妙法蓮華經”即可成佛），目的是基于天臺宗本覺思想締造“神國”，號召人們回歸神道傳統、統一思想、振奮精神，積極關注現世、應對現實，以指引當時的日本度過內外交困的多事之秋。北畠親房在1339年寫成的《神皇正統記》開宗明義：“大日本者，神國也。天祖開創基業，日神傳下統系，我國之此事，異邦所共無，故曰神國也?！保?9］15由于皇位之爭，1336年（日本延元元年）12月，后醍醐天皇進入大和國吉野，建立南朝政權，與足利氏支持的京都北朝政權對立，日本歷史進入了南北朝時代（1336—1392）。北畠親房撰寫《神皇正統記》，既不是為了書寫日本歷史，亦非弘揚神道教，而是為了宣揚南朝的正統性，而其理論依據是：代表日本皇統的“三神器”在南朝天皇手里［49］44，具有“三神器”者才具有皇統的正統性，且“三神器”是神所授予，故強調“大日本者神國也”。在日本國內出現皇統南北對立的政治危機時，“神國”思想作為挽救國內政治危局的法寶沉渣泛起。

中世日本，律令制國家崩潰，武家建立幕府政權而掌控國家實際權力。此亦刺激皇權意識至少在皇室和公卿貴族中復蘇，鐮倉時代發生的“承久之亂”（1221年）和“建武新政”（1333年），以及天皇重視和歌集的敕撰、中世公卿貴族注釋《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源氏物語》等皇朝經典并撰寫很多研究古代朝儀和回顧皇朝情趣的書籍，即其明證。尤其經過南北朝以后的長期戰亂，日本社會亟待一種能夠穩定社會秩序的思想理論產生，而講出世之道的佛教無法滿足這一社會現實需求。于是，人們一方面開始關注朱子學，自此，朱子學作為政治學說漸次見重于幕府將軍，終在江戶時代被立為官學；另一方面則從神道教中尋找這一政治功能。例如，鐮倉幕府末期比叡山天臺僧人慈遍生卒年不詳，根據氏家譜，為《徒然草》作者吉田兼好（1283年左右—1352年以后）之兄。的《神風和記》（卷中）中稱，天下兵亂是由于不懂神道的緣故。作為神道的同義詞，慈遍提出了“皇道”。慈遍在《舊事本紀玄義》中論及治民的重要性時又稱：“神代今在，莫謂往昔”，強調天皇政治的現實權威。北畠親房撰《元元集》（1337年左右撰成）的“神國要道篇”論及“皇王之道”和世之治亂時，認為皇室必須引導民眾“復性于天，通于物理”［50］，希望復興皇道?；实谰褪巧竦?，皇國就是“神國”?，F實政治的需要，中世日本皇權意識復蘇，為了恢復社會秩序而維護天皇的正統政治地位，必然要以“神國”思想做后盾，此亦“神國”思想為解決日本國內政治問題發揮作用的重要例證，同時也成為神道教逐步實現理論化的社會環境。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在古代日本，神道教屬于最為重要的政治思想，其發揮的政治作用之一是使神祇護佑日本，這自然為“神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土壤?？傊?，自7世紀后期實質性地建設律令制國家時期迄二戰結束，與天皇意識一起，“神國”思想盡管隨日本歷史的發展態勢而沉浮，但其貫穿于日本神道教史和政治思想史之底流，歷史上成為日本人應對內憂外患和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支柱。

三、神道教與古代日本對中國思想文化的政治態度

歷史哲學昭示：“民族不一定從幼年順利地發展到老年，有些民族就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保?1］日本民族能夠發展至今，與歷史上中國文化的撫育、支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日本古代思想發展史是根據時代政治和社會需要不斷吸取中國思想的過程。同時需要關注的是，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是日本思想史的主線之一，國家、民族立場早已為古代日本統治者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他們雖深受中國道、釋、儒等思想文化的影響，但并沒有失去民族文化的基底——神道教，而投入汩沒于中國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對于他們，“神”既是最高哲學范疇和精神理念，也是宇宙本體、世界本源，神道教中蘊含著日本民族的世界觀、宗教觀、民族觀、政治觀。惟其如此，他們多數人以清晰的自他意識，堅持國家和民族立場思考如何在中國思想面前保持神道教的核心信仰地位并利用中國思想建構神道教哲學理論體系。這也是神道教在歷史上頻繁“易服”、不斷攝入中國思想要素的主因所在，日本神道思想史所具實踐特色、時代特色、民族特色集中體現了此點。進而言之，這些統治者的精神結構的基底是神道教。也正因為如此，古代日本面對中國思想東漸之潮，并不是對其全盤照搬，而是堅持神道教的主體性、主導性和能動性，以神道教為接受中國思想文化的基盤甚至是“過濾器”，以“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取舍選剔態度，有意識地吸收其中對日本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能夠發揮實際效用的成分，并使之本土化、民族化。猶如石田一良所言：“過去二千年，神道和各種思想習合而來，但這些思想似乎對神道的本質沒有給予絲毫的影響?！保?2］

另外，還需要關注的是，古代日本統治者對于中國思想文化的基本態度是：一方面因政治需求而貪婪地汲取其中的有用成分，以完成國家建構或支撐政權、社會正常運行；另一方面，在吸收到一定程度甚至就在吸收過程中國家意識受激發，產生排斥中國思想、“凈化”民族文化的思想勢頭。由于自己不具備成熟的哲學理論體系能夠與中國思想頡頏，于是就拿出自欺欺人、荒誕無稽的神道內容來應對，本質上是以神道教為國家競爭的精神砝碼。古代中國是以儒學對抗佛教等外來思想，維護“道統”和國家安全。例如，宋朝面臨“四夷不服，中國不尊”的嚴重社會和政治危機，更加尊崇“尊王攘夷”的儒家本體文化意識，以“復古”“正雅”為出發點，繼承發展中國禮樂教化的治國傳統，謹守先王之言，嚴斥胡夷音聲。而自晚明以來中華文化在與外來文化的交往過程中，“‘諸子學先后在明末被視作重振三代政教的階梯，在清末被當作接納西方科學、政治的輔助”［53］。古代日本則以神道教作為抵御外來思想的威脅、維護民族文化尊嚴乃至國家安全的思想武器，這在古代和中世表現為“神國”思想；在近世則演化成“復古”神道等極端民族主義神道。近代以后，面臨西方列強的威脅，神道教再次被利用為鼓吹民族精神的工具。明治政府施行神佛分離政策，甚至徹底排除佛教，建立為軍國主義服務的國家神道，給近代以后的中國等東亞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

當然，歷史上日本以所謂的“清凈”“正直”為核心理念的原始神道教對抗、拒斥高度成熟的中國思想這一過程中，常以一種中國思想排斥神道教中的另一種中國思想影響要素，結果陷入了以中國思想對抗中國思想，終無法擺脫中國思想影響的文化對抗怪圈。同時，中國道、釋、儒等各種思想內容及其各自內部諸種要素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隨時代而沉浮不定，這主要是日本統治者根據時代政治需求對其選擇的結果。，以達到為民族文化固本培元或“凈化”民族文化（事實上屬于“去中國化”過程）的目的時，神道教本質上已淪為宣揚反文明、反哲思、反理性的狹隘民族主義的思想工具；而當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時，神道教則充當了其兇悍的精神幫兇。

結語

《日本書紀·垂仁天皇紀》記載垂仁天皇詔曰：“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得有怠乎？”［54］于是“使倭姬代豐鍬入姬，奉齋天照大神，倭姬奉天照大神，立祠伊勢，建齋宮于五十鈴川上”［55］?！度毡緯o》記述推行大化革新的孝德天皇“尊佛法，輕神道”［56］424，可是孝德天皇又被稱為“明神御宇日本天皇”。他下詔：“當尊上古圣王之跡而治天下”［56］427，欲維護神政傳統。孝德天皇的大臣蘇我石川麻呂亦奏請：“先以祭鎮神祇，然后應議政事?！保?6］427足見645年開始的日本首次大規模學習中國的大化革新并沒有輕視神道。在中國傳統中，原王朝統治者祭祀的是那些對國家和人民有功勞和貢獻的神祇，但由于古代日本人的泛神主義信仰，導致神道泛濫，每遇水火旱潦、疾疫荒歉、天象異變、皇室不豫、內亂興起、外敵入侵等天災人禍時，統治階級皆以祭祀、祈禱、讀經、奉幣、修法等方式祈神拜佛，以求得神佛護佑。古代日本統治者首先是以神權支撐君權這一現實政治目的建造寺社、尊神禮佛，對于他們這就是政事，他們是在天照大神的祭壇下，在大日如來的圣像前履行著政治職責。神道教構成了古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礎。

同時，日本神道教的成形、完善，和東亞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有著直接的關系。天武朝時期，日本為了應對朝鮮半島問題而實質性地向律令制國家建設邁進。作為律令制國家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天武朝時期開始建設“神國”日本，其間皇室神道確立，作為神道教經典的《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的政治神話開始編撰，神道教的神統譜和神祇制度得以建立；13世紀后半葉“文永、弘安之役”后，日本“神國”思想高漲，神道教通過“神道五部書”的編撰而實現了理論化，均為其明證。事實上，江戶時代神道教與儒學調和而形成神儒“習合”神道，亦與當時日本所處的東亞國際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日本神道教的形成發展是以濃厚的國際政治意識和國家主義為目的和背景的。另外，神道教中的“神國”思想還對古代日本的國內政治產生過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神道教是包括天皇制在內的古代日本政治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礎；神道教的形成與發展是古代日本統治者在古代東亞國際政治競爭中出于國家主義目的，受中國思想刺激或借用中國思想內容將古代日本人的自然和祖先崇拜、神靈信仰以及各豪族神話等原始宗教要素改組、統合成體系性政治神話和制度性理論性宗教、民族哲學思想的過程；日本神道教的形成是與古代日本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同步展開的；古代日本人雖深受中國文化之洗禮，然其“大和心”依舊、“大和魂”猶在，古代日本思想史的發展是在吸收中國思想文化的同時受其刺激回歸神道教，在“復古”“倒退”的民族化中前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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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二十五孝德天皇紀［Ｍ］．東京：経済雑誌社，1897.

［責任編輯孫麗］

Shintoism and Ancient Japanese Politics

CAI Fengl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intoism in Japan is a process in which nature worship and spiritual beliefs were factitiously transformed into political mythology， theoretical religion and national philosophy out of nationalist purpose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ancient East Asia. Shintois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ng politics and even being a political thought itself， constituted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ancient Japanese politics. Shintoism was the spiritual pillar supporting the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of ancient Japan， which had a great impact on ancient Japanese politics. Shintoisms political influence on modern Japan is a continuation of ancient times. Ancient Japan understood and absorbed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based on Shintois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Japanese thought is a process of returning to Shintoism and moving forward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ization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thought.

Key words： Shintoism; East Asia; ancient Japan; political thought; Shintoism research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