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視角研究《簡·愛》的人物形象

嚴思婕

《簡·愛》作為夏洛蒂·勃朗特具有濃郁自傳色彩的作品，其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隱含著創作主體的自我投射。然而，以往對其人物形象的研究都聚焦于人物個體的分析，忽視了其中投射的作者對自我人格的剖析與鑒證。夏洛蒂·勃朗特對孤女簡·愛的成長經歷的描繪顯然帶有濃郁的心理分析性質，唯有從整體的層面理解其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象征意義，才能真正實現對《簡·愛》藝術魅力的全面解讀。

一、弗洛伊德人格結構理論與《簡·愛》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揭示了潛意識對人類行為的決定性作用，它借由對人類心理結構的分析敞開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波動對人外在活動的影響，進而提出了人格結構理論，以“三重人格”即超我、自我和本我揭示了人的內在驅動系統。弗洛伊德指出“本我”是生物學意義上最先出現的人格，遵循享樂的原則并受利益的驅使，是人格結構發展完全的基石，它潛隱在人類的潛意識層面，以本能沖動的形式操縱著個體的行為表現?！俺摇眲t是人類在社會環境中受道德規范及集體秩序中形成的，它是外部規訓實現個體內化后的產物，遵循著向善的原則并在人類潛意識與意識層面之間發揮著作用，促使個體更好地實現社會化。人的“自我”則是人類在現實環境中的外在表現，它既脫胎于本我并受其驅使，又受到超我的制約而遵循現實的原則。自我受人自我意識的操縱和外部環境的影響，在本我和超我之間不斷實現著平衡，從而維持著個體心理世界的穩定。

《簡·愛》中的女性人物群像無疑與弗洛伊德人格在結構理論提出的“三重人格”具有高度的契合，以“三位一體”的形式詮釋著創作主體的自身經驗。在理智與情感的沖突間涉難而成長的孤女簡·愛表征著人格中的“自我”，神秘莫測而充滿反叛意識的伯莎·梅森代表著受本能沖動驅使的“本我”，而充滿著人性光輝和堅毅品質的海倫·布恩斯則是簡·愛心目中“完美女性”的代表，是為人格結構中的“超我”。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為導向觀照《簡·愛》中的人物形象，無疑可以揭示小說中女性群像的深層意蘊，從而從心理學的層面揭示作者隱藏在文本深處的創作動因，凸顯其對理性價值的肯定與呼喚。

二、《簡·愛》人物形象的塑造

《簡·愛》中的女性人物群像具有隱秘的關聯，我們可以從個體的意義層面加以理解，然而透視小說深層的敘事倫理，我們卻可覺察伯莎·梅森、海倫·布恩斯和簡·愛之間“三位一體”的形象同構性。她們分別表征著人的本我、超我和自我，共同傳遞著作者對主體人格的領悟和理解。

（一）伯莎·梅森：具有反叛意識的“本我”

伯莎·梅森作為《簡·愛》中的隱性人物，向來被接受者和評論界所忽視乃至謬解，她的形象是在他者的敘述中逐漸生成的，而且充滿暴力與瘋狂的蔭翳。她隱身于幽暗的閣樓深處，趁著夜色在桑菲爾德莊園的各個角落中游蕩，如同身形縹緲的幽靈。在簡·愛與羅切斯特先生愛情關系的發展中，伯莎·梅森向來是被理解為其中的隱含著破壞性力量的存在，是簡·愛實現主體成長所必須克服的阻難。

然而，細致地摩挲文本內部的肌理，我們不難發現伯莎·梅森與簡·愛之間內在的同構性，“閣樓上的瘋女人”是簡·愛內心深處顛覆性力量的實體化，表現著簡·愛潛意識深處的沖動與欲望。每當簡·愛在潛意識深處流露出某種沖動而又不得不自我壓抑之時，伯莎·梅森都會適時地“顯形現身”，將她潛意識深處的愿望代入現實之中，如簡·愛在舞會上受到貴族小姐英格拉姆的輕視，因自己的寒微出身而自卑，在房間中悲憤地發泄著自己的情緒，控訴著階級制度對個體賦予的壓抑時，她的耳邊便傳來閣樓上發出的“女人的狂笑聲”。那肆意而富有謔嘲意味的笑聲充滿著顛覆性的力量，預示著簡·愛溫馴平和的表象下強烈的反抗沖動。當簡·愛為即將嫁給高貴而富有的羅切斯特先生而沉浸在幸福中時，總有惴惴不安的情緒縈繞在她的心底，不時地翻攪起她情緒上的波瀾。她的內心深處始終潛隱著對這樁不對等的婚姻的抵觸，甚至暗暗祈禱婚禮可以推遲，藏身在閣樓的伯莎·梅森便趁著夜色潛入簡·愛的房內，劃破了那件精美絕倫的婚紗，使即將如期舉行的婚禮受到阻撓和干擾。在簡·愛意識到自己遭受了羅切斯特先生的蒙蔽，為即將違背世俗的倫理嫁給已有妻室的男子而悲痛欲絕，因一時意氣而在心里想著“馬上離開桑菲爾德”時，伯莎·梅森放火焚燒桑菲爾德莊園的舉動神奇地幫助簡·愛“得償所愿”，使欺瞞簡·愛的羅切斯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簡·愛在獲悉了伯莎·梅森的身份和遭際時，她不僅沒有痛恨這個阻礙自己獲得完美婚姻的女人，反而對她的遭際感同身受，并深深地為伯莎·梅森的遭遇而感到憤慨。簡·愛深刻地理解伯莎·梅森充滿反抗性的種種破壞行為，因為她們作為女性所遭受的壓抑和不公是如此的相似，從這個層面而言，伯莎·梅森表征著簡·愛的本我，以富有行動力的方式踐行著簡·愛潛意識中的反叛意識，發出了女性追求個體自由和婚姻平等的呼聲。

同時，伯莎·梅森的形象顯然具有豐富的敘事意義，她的瘋癲與沖動不但襯托了簡·愛的善良與平和，使簡·愛的人格結構更加完善，而且為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紗，使讀者沉湎于追尋“緊鎖在閣樓上的秘密”而無法自拔。伯莎·梅森的出現使原本平緩的敘事節奏出現了豐富的波瀾，她既是簡·愛婚姻之路上的阻礙者，又是簡·愛獲取真正的完滿人生的推動者。在故事的結尾處，正是伯莎·梅森制造的那場大火剝奪了羅切斯特先生的光明和一只健全的手，也使他所擁有的龐大財富受到了不小的損失，在愛情的博弈中他終于無法高高在上地“施舍與同情”簡·愛，兩人終于以一種充滿悲劇性的方式達成了真正的平等，實現了以失去為前提的完滿結局。代表著本我的伯莎·梅森不僅使小說在心理結構層面的復雜性有所提升，還使文本免于落入“灰姑娘”原型故事的窠臼，形成了跌宕生姿的藝術魅力。

（二）海倫·布恩斯：社會道德化身的“超我”

夏洛蒂·勃朗特向來不諱言《簡·愛》的自傳色彩，幼時在寄宿學校的成長經歷深刻地影響了其人格結構的生成過程，使作者在苛刻的物質條件和嚴厲的管束下逐漸走向了成熟。其中，因病早逝的姐姐瑪利亞·勃朗特對其產生的影響是深刻的，她將親人的形象投射到小說中，塑造了善良寬厚的“人間天使”海倫·布恩斯作為自我人格結構中超我的代言人。

作者在海倫·布恩斯身上寄托了對完美人格的全部設想，她的形象具有濃厚的道德化特質，體現在她超凡的容忍能力和高尚的人生追求上面。在勞沃德寄宿學校時期，海倫·布恩斯遭受了教師斯卡契德小姐的懲罰后，氣憤不已的簡·愛憤憤地對海倫·布恩斯說：“我是你的話會討厭她，我會反抗，如果她用那枝條來打我，我會搶過來當著她的面折斷?！钡崛醯暮悺げ级魉箿厝岬貏裾f簡·愛改變自己沖動易怒的秉性，并對其施以道德上的教化：“要忍受那些必須忍受的事情，這并非愚蠢或軟弱的行為，而是因為愛才是化解仇怨的途徑?！痹诔业幕砗悺げ级魉沟囊龑?，簡·愛在里德府里養成的倔強脾氣得到了軟化，她易受情感沖動所驅使的輕率行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開始逐漸適應勞沃德學校的生活與秩序。當簡·愛因倔強的性情而不肯向構陷她的布洛克·赫斯特低頭時，海倫·布恩斯故意在經過簡·愛時用目光安撫她的情緒，“她在經過時用那雙閃著光芒的眼睛注視著我，那道光芒充滿了奇異的力量，像織物般溫柔地包裹著我，使我感到溫暖和支持”。于是，簡·愛重拾了自己的理性，壓制住了來自本我的“內心澎湃的怒火”和“想要立即站起身對抗這卑劣的指控”的欲望，選擇以更體面和理性的方式回應不實的指控，最終贏得了應有的尊嚴。

在超我的實體因海倫·布恩斯的逝去而消失之后，她所代表的道德化的精神力量依然能夠在關鍵的時刻出現，給予主人公以思想上的指引。始終受“宅邸中的幽靈”所困擾的簡·愛終于發現了閣樓中深藏的真相，對何去何從深感矛盾和困惑時，海倫·布恩斯表征的超我以實體的形式出現在夜空中，為簡·愛指引了未來的方向?！坝袀€不是月亮的白色的形象浮現于沉寂的夜空之上，那光芒四射的形象面向我，聲音從遙遠而接近的地方傳來。它在我的靈魂里悄然下達指引，使我從誘惑中逃離?！痹诶碇呛颓楦械慕讳h間深陷痛苦的簡·愛在超我的指引下終于下定決心，不愿以情婦的身份繼續留在桑菲爾德莊園中去享受“實際上的女主人”的待遇，毅然奔向了獨立的道路去尋覓自己的廣闊天地，為之后重返桑菲爾德并獲得真正的平等婚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海倫·布恩斯身為道德化身的超我給以簡·愛正向的指引，使理性精神和仁愛品質在她的身上顯現，促進了其人格結構的發展和完善。

（三）簡·愛：呼喚理性價值的“自我”

簡·愛的形象具有雙重性，她既因為童年時期的苦難經歷而形成了自我保護的本能，不時地暴露出本我的沖動潛質，又時刻受到來自超我的控制將自己的言行規范在理智世界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她的主體人格的完善經歷顯示出自我以理性精神為導向，在本我和超我之間逐漸尋找到平衡點的過程。夏洛蒂·勃朗特有意借由簡·愛人格的生成過程揭示“三重人格”作用于人的潛意識活動時的復雜關系，簡·愛正是在與本我的對抗和與超我的妥協中尋得了真正的自我，因內在世界的和諧而取得了外部世界的幸福。作者借簡·愛的生命經歷揭示了唯有在理性價值的指引下，自我才能克制住本我的沖動，并在向超我靠攏的同時不喪失屬于個人的幸福，真正獲得把握并適應現實的能力。

不難發現，在寄宿學校生活的經歷使簡·愛不僅獲得了知識的滋養，并獲取了獨立謀生的技能，還使理性精神成為主導其行為的主要力量，正是在理性精神的導引下，簡·愛才能夠實現本我與超我的統一。當簡·愛瞥見羅切斯特先生冷硬和傲慢的表象下的善良本質后，她的本我已然深深地為羅切斯特所吸引，并深深為即將成為他的妻子而“幸福地感到靈魂的震顫”。然而，在得知了他隱藏在閣樓上的秘密后，簡·愛經過理性的思考后還是忍痛選擇獨自離開桑菲爾德莊園，不愿受情感的擺布而失去獨立的自我，更不愿屈從于物質條件的利誘而喪失自己純潔的本心。面對對自己有施救之恩的英俊牧師圣·約翰的求婚，簡·愛雖深深地為他具有普世價值的良善行為所感動，在超我的層面認同他獻身于眾生的宏大志愿，但她也理智清醒地意識到圣·約翰的求愛并非出自男女之間的私情，他想要娶的并非生活上的終身伴侶，而是想要尋得同他前往東方傳教的同路人。簡·愛沒有沉醉于英俊牧師的求愛，而是清醒地意識到“他對我的珍愛如同士兵愛惜自己趁手的武器”，這種基于奉獻的婚姻是不會帶給自己任何個體層面的快樂的。童年的缺失性體驗使簡·愛的本我在潛意識的層面渴望世俗的幸福，她在短暫的動搖后意識到自己對家庭生活的真切渴望，沒有盲目地應和超我發出的精神召喚，而是遵循自我的本心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小說的結尾處，在本我和超我之間找到了平衡點的簡·愛達成了人格的完善—她終于釋懷了對童年經歷的怨憤，寬厚地諒解了曾予以她無數摧折的舅母里德太太，使里德太太在臨終之前獲得了溫情的關懷與寬恕。在獲悉自己即將因意外之財而成為“富有的女繼承人”之后，她將來之不易的財富與圣·約翰兄妹同享，并由衷地為他們不必為物質所困擾而放棄對生活的欣享而感到快慰。在得知羅切斯特先生和桑菲爾德莊園可怕的遭際后，她立即飛奔回到愛人的身邊成為他堅實的支柱。在發現羅切斯特先生已經真正獲得了自由身后，簡·愛選擇忽視世俗利益的侵擾而遵循自己內心真實的情感，歷經波折后終于與羅切斯特成就良緣。孤僻自卑的女孩兒通過對自我的不斷找尋蛻變成為自信寬厚的獨立女性，以璀璨的人格戰勝了容貌的平凡，摘取了屬于自己的幸福果實，也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經典的人物形象。

以弗洛伊德人格結構理論的視角對《簡·愛》中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使我們透徹地理解了作者豐富而矛盾的人格結構。她以三個形象各異而又彼此關聯的女性形象深刻地詮釋了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間的復雜關系，使《簡·愛》不僅成為一部女性成長的史詩，還成為以文學形式詮釋著精神分析學說的經典讀本，具有多重向度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