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社會性死亡的技術哲學研究

摘要：網絡社會性死亡，有別于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性死亡”和青年網絡亞文化“社死”的自嘲實踐，是指滋生于互聯網虛擬空間，由各懷所圖的網絡主體與中介蓄意散播被社會性死亡者的不良信息，致使其以猝不及防之勢“死亡”于大范圍網絡公眾視野，最終對受害當事人的現實生活造成無法挽回的巨大負面沖擊的新興互聯網亂象。其具有發起者有預謀、傳播者有組織和受眾更易盲目的新特征。從技術哲學視角審視，其深層原因在于：（一）互聯網強制性輸入信息；（二）戲劇化符號包裝、“性”作為符號價值的大眾文化符號消費特征；（三）網絡社會性死亡中涌現的逃避自由、機械趨同的單向度的人。

關鍵詞：社會性死亡；技術哲學；技術理性批判

中圖分類號：C912.3；C91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06-0055-06

2020年起，一些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CCTV新聞頻道對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予以了專門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在第十五次全國檢查工作會議中也表現出對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的嚴肅關注。以網絡為工具施以的社會性死亡事件離不開互聯網的技術支撐，虛擬網絡的傷害向現實世界延伸，使本應基于事實證據去判斷、解決的問題，隨著網絡傳播導致的同情、激憤、憐憫、怨怒等網絡情緒的散布與渲染，被從道德譴責堂而皇之地上升為輿論暴力。無論是作為典型網絡社會性死亡案例的清華學姐事件①，還是天價便飯事件②，網絡社會性死亡已經成為一個成本低廉且效果顯著地對他人實施傷害的手段，在通過使對方社會名譽受損、社會關系決裂、社會評價顛覆等方式對受害者心理、情感造成巨大傷害的同時，更易引發對受害者親屬等關系人的衍生傷害，更有甚者導致了當事人放棄生命的悲劇。除此之外，多起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發酵過程中均出現了原始信息的顛覆性反轉，此時，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原本的熱度又讓這種劇情反轉對社會信任、社會道德水準等公共利益、價值造成了不容忽視的侵害。

一、網絡社會性死亡的內涵

（一）社會性死亡

關于社會性死亡，其定義的淵源來自于社會學，O·帕特森在其《奴隸制與社會性死亡》一書中較早地給出了針對于群體性社會性死亡的描述性定義，即“未被更廣泛的社會作為完整的人接納的狀況”［1］，此種界定下的社會性死亡的當事人，處于嚴苛的統治與權利關系下，并遭到系統性、全面性的排斥與壓迫。此描述性定義源自特定的階級或種族群體遭受種群隔離迫害的社會事實，書中O·帕特森所引述的社會性死亡案例，極大部分也均為近現代社會歷程中的史實，如美國對黑人的奴隸制統治、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等。故而，在此種原始定義下的社會性死亡境遇中，特定的個人、尤其是群體被外部強制性力量以倫理、宗教或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理由，剝奪了特定的社會權益與人際權利。

關于個體性社會性死亡在哲學方面的定義依據，可由個體、社會性、死亡等關鍵詞考察到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觀點：人的本質即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而死亡則使個體徹底退出其家庭及其他種種社會關系，也就標志著“以個體為中心的各種社會性關系從此不復存在”。針對于此類個體的“死亡”，托馬斯·林奇在其《殯葬人手記》中認為人的死亡分三種，而社會性死亡在此被認定為個體死亡的最終階段：一是聽診器和腦電波儀測出的肌體死亡；二是以神經末端和分子的活動為基準的代謝死亡；三是親友和鄰居所公知的死亡，即社會性死亡［2］。在此意義上，個體在積極實現本質的過程中持續創造、生產著自我的社會聯系，而人盡其一生所實現的個體社會性的解離即成為個體死亡的最后一步——社會性死亡宣告著個體死亡過程就此完成，死亡個體的社會功能與社會角色將逐漸消失、解體。

（二）網絡社會性死亡

時間進入21世紀。當代，在由網絡技術支撐的互聯網文化對眾多傳統詞匯不斷瓦解重塑的背景下，社會性死亡的意蘊內涵由較為沉重的社會制裁、個體迫害等弱化為較為輕松的自嘲娛樂、尷尬化解——2020年3月，一個名為社會性死亡的小組在豆瓣APP內組建，小組成員樂于戲稱自己為“尸體”，將小型社交范圍內的公開尷尬娛樂性地夸張為“死亡”。組員人數在短短數月內成倍增長，并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糗事隨手分享?？鞓肥菢O大多數社會性死亡小組的參觀者選擇圍觀這場集體分享的首要理由。在此處，社會性死亡內涵中的嚴肅性被消解，轉化為對自身的滑稽、糟糕境遇的喜劇性呈現，社會性死亡與現實的連結整體呈現出積極的取向。

在合理的嚴格規則限制下，豆瓣社會性死亡小組內的帖子極大部分均為自嘲，以退為進之時反而獲取了他人諒解與心理安慰。在極大部分賬號分享內容均為自嘲、發帖內容中均模糊具體地區、且豆瓣賬號均為虛擬昵稱的情況下，該個體的社會性死亡事件無論分享與否，其在屏幕背后的真實生活均不會被波及：當“社死”個體分享了自身的尷尬處境且被集體圍觀，屏幕前的參觀者在笑得前仰后合之時，實則對一切詳細信息未知、甚至對事件真實與否也未知。因而，社死個體在現實日常中的“尷尬范圍”依舊局限于其小型社交圈。然而，近年來的網絡社會性死亡案例中，被曝光者的現實生活因泛濫的網絡信息無一例外地遭受到出乎意料的重創，且被曝光者現實生活中的社交圈同樣是通過網絡才得知其社死事件，社會性死亡的消遣與調侃在一自由度較高的網絡社交平臺出現、并隨著熱度升高而逐漸吸引了更多“看客”時，由于缺乏規則與約束，“自殺式社死”極易轉變為“謀殺式社死”，集體的參觀極易轉變為集體的暴力。這類事件也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對象。

綜觀近年來發生的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大致路徑大體均為：爆料者挑出話題—網絡用戶圍觀吃瓜—好事者煽動輿論—網友人肉搜索—事件真相出現反轉—輿論泛化謾罵。這一路徑初看十分熟悉，不過是網絡社交平臺泛濫多年的網絡謠言+網絡暴力組合，實則，一旦仔細挖掘，新興的網絡社會性死亡與傳統的網絡亂象相較有著明顯區別，其“新”有三：

其一，發起者有預謀。不同于傳統網絡謠言中的匿名曝光他人，也不同于普通社會性死亡信息中的匿名分享自身，本文主要研究的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中的加害者往往自我包裝成受害者，并在挑起爭端之時極大程度地曝光了預攻擊對象的真實個人信息，且對自身大致身份也一并交待，加大可信度，以求精準打擊、精準暴力。

其二，傳播者有組織。不同于傳統網絡公共事件中網友自發的道德審判，本文研究的網絡社會性死亡立足于先前網絡公共事件所不曾擁有的技術基礎，有著更為浩大的傳播聲勢。網絡媒體的飛速發展“培養”出了網絡傳播“新生代”——網絡話題營銷商，作為專門出售“話題”這種虛擬商品的商家，原始事件即其所搜尋的“原料”，并依賴成品所獲的傳播熱度衡量收益；作為擁有著較成熟運營模式的組織機構，該類商家將原料進行加工包裝時有熱點數據的指導、將虛構成品進行出售時有大數據精準推薦的投送方向。因而，與傳統網絡公共事件中由網絡個體用戶傳播所呈現出的信息分布零碎化、打擊方向多樣化的特征相比，本文研究的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中的傳播者無論是話題炒作、情緒煽動，還是傳播范圍、傳播效果等各方面，都更具組織性、高效性。這些傳播特征顯然是當下網絡技術持續更新的產物，是先前網絡環境所無法比擬的。

其三，受眾更易盲目。不同于傳統網絡暴力事件中的暴力施加方向大體一致，本文研究的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中，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屢屢切換，盲目的網絡道德征討往往來回“大戰”數回合，真相卻依舊撲朔迷離。事件中后期各執一詞的網絡用戶形成幾股輿論對抗力量，對網絡環境的擾亂可想而知。因而，若囿于傳統網絡謠言+網絡暴力的思維圈子，就無法意識到本文研究的新時期新現象的復雜性與多元性。

綜上，本文主要研究的網絡社會性死亡正是滋生于互聯網虛擬空間，由各懷所圖的網絡主體與中介蓄意散播被社會性死亡者的不良信息，致使其以猝不及防之勢“死亡”于大范圍網絡公眾視野，最終對受害當事人的現實生活造成無法挽回的巨大負面沖擊的新興互聯網亂象——網絡社會性死亡。

二、從技術哲學視角審視網絡社會性死亡的深層原因

（一）網絡社會性死亡的互聯網信息輸入強制性分析

Web2.0時代以來，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使網絡社會的影響廣度、深度獲得了空前的拓展，為了支撐起更加多樣的傳播媒介的信息供給，互聯網信息產量逐年激增，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信息鋪天蓋地地將網民的閑暇包攬無余?！耙酝?，主動權被認為是在消費者手里，而且通過市場反映到生產企業那里。這里恰恰相反，生產企業控制著市場行為，引導并培育著社會態度和需求”［3］61，被約翰·加爾布雷思稱作“顛倒了的序列”的概念完美地描繪了當下互聯網用戶身陷信息圍城的境遇——無論用戶是否偏好、是否關注、是否無感，網絡中最可能引起話題爭議、最真假難辨、最奇幻莫測的事件報道總是最頻繁地出現在平臺推薦首頁，而社會性死亡這類仿佛專為引爆話題而量身定制的事件更是各大媒體平臺眼中搶手的香餑餑。在此情況下，對用戶歷史數據進行高度整合的Web3.0技術開始大顯身手：“企業在某種財富生產或服務的同時，也發明了使人接受它的各種方法，因而實際上也就‘生產了與之相對應的需求”［3］64，根據大數據對用戶興趣的檢測結果，同一營銷內容的多版本擁有不同側重點的勁爆標題中，總有一款戳中你喜好。2019年5月29日，微博用戶“王芝芝會有狗的”爆料稱太原師范學院一女生長期遭受室友校園暴力，校方、警方的聲音缺位與處置不佳刺激事件迅速成為爆點，形成20億傳播量級的高熱輿情；隨后，人民日報、共青團中央、中國警方在線、中國新聞網等官方微博的陸續發聲進一步推高輿情走勢；6月3日，事件疑點重重之下，輿論開始反轉，但這對于個人隱私與聲譽嚴重受損的蒙冤者而言，一切都為時已晚。在此事件中，校園暴力是首當其沖的話題爆點，故在APP內屏蔽太原師范學院、校園暴力兩大事件關鍵詞后，平臺首頁標題開始圍繞該事件的其他潛在營銷點巧妙推送：如高校公關失策、侮辱性外號、學生官威等。

從針對同一事件涌現出五花八門的推送標題這一現象背后，可以看出各網絡媒體平臺對該事件多維度、多視角的深度剖析，一定程度上似乎更有利于民眾全方位理解事件緣由、概覽事件原貌。然而，此類信息內容魚龍混雜、質量參差不齊，且多在事件反轉后，早已憑此賺得盆滿缽滿的各賬號過河拆橋般將原視頻、原文章刪除，如此看來，此類的事件報道除了將實情魔化得更加匪夷所思之外，真實效用依舊有待商榷。

在整個世界都要經過互聯網“信息過濾”工序的當下，關于同一事件的文字、圖片，視頻等內容報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面對撲朔迷離的事件，我們剛對其中蹊蹺之處做出質問，下一秒一條短視頻即可切中要害地“解答”我們的疑惑?；ヂ摼W工業產品以現代傳播媒體為工具，對用戶的感官、思維進行肆意地狂轟濫炸，置身信息時代的民眾面對暴虐的信息輸出很難真正躲避、逃離；在海量信息強制性輸入的同時，用戶的無暇反思更深化了信息入侵程度，為垃圾信息的進一步進攻敞開懷抱，最終將自己困于圍城，“所有消費者的興趣都是以技術而不是以內容為導向的，這些內容始終都在無休無止地重復著，不斷地腐爛掉，讓人們半信半疑”［4］。網絡媒體平臺營銷的無孔不入凸顯出民眾在圍城之內被強加了信息選擇的“自由”，信息輸入的強制性與日俱增。

（二）網絡社會性死亡的大眾文化符號消費特征

1.信息賦值——實情戲劇化的符號包裝

“清華學姐”事件發生的真實社群早已歸于平靜，但魔化事件的虛擬社會中狂歡才剛剛開始。細致分析當時網絡媒體平臺的營銷點不難發現，其主要手段為圍繞符號煽動憤怒情緒+挑動群體對立：首先，以學弟視角出發為營銷大前提，便于帶入委屈、憤懣等真實情緒；其次，著重強調學姐來自清華美院，高考分數相較男生過低（或女生遇事往往過于沖動，極易感情用事）；繼而，將美術生素質差（或女性相較于男性更缺乏理性思維）列為主要原因總結事件，如此便順理成章地在評論區挑起一場學科、性別對立，討論量由此飆升。在此過程中，清華學姐事件的真相與緣由早已不重要了，網絡話題營銷商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抓緊時勢利用這個事件符號，將其花式曲解為各種版本；進而通過情緒渲染、模糊立場、觀點留白等方式博取流量；最后，依據點贊數、瀏覽量、評論數等數據浮動幅度判斷此符號是否真正物盡其用。

“大眾傳媒的這一技術程式造成了某一類非常具有強制性的信息：信息消費之信息，即對世界進行剪輯、戲劇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當成商品一樣進行賦值的信息、對作為符號的內容進行頌揚的信息。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包裝和曲解的功能”［3］130。故而，在網絡話題營銷的過程中，經過邏輯混亂的言語加工、牽強附會的劇情魔化過后的事件就是商品本身：原始信息在互聯網工業生產流水線上被大眾媒體過濾、切割、重新制作，變成與工業生產制品同質的互聯網工業成品，進而將已被賦值的信息根據輿論市場行情重組為符號材料，用戶所消費的，正是由經過工業式處理的符號材料重新詮釋的世界實體，更是產自編碼規則要素及媒介技術操作的贗象。由此可見，網絡媒體平臺通過其互聯網技術組織所承載的，是一個可以任意“剪輯”、任意“顯像”的世界的思想，它承載的意識形態是：那個對已變成符號系統的世界進行解讀的系統是萬能的［3］132。在此情況下，沉迷于賦值信息與符號包裝的用戶會陷入類似技術惰性的漩渦：①越是實時關注事件最新進展相關報道，越是通過文字強調、圖片突出、視頻吸睛等手段來追蹤真相，對真實世界的缺席就會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臻完善而越陷越深；②網絡媒體平臺之中，此類符號均具有高度可替代性，雷同包裝方式下的互聯網工業流水線新產品極易使此類用戶陷入消費的惡性循環。

2.“性”作為符號價值的過度消費——網絡營銷的趨之若鶩

發達的網絡媒介使得信息的解構愈加徹底，更為信息的重組提供了便利，網絡話題營銷商在對原始信息進行改造和重塑的過程中，何種符號將被提取、被重組、被突出呈現、被廣泛互動，均受到消費主義邏輯的支配。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一專家小組花費18個月的時間調查了網上92萬條信息、圖片、影片，判定其中83.5%的內容帶有色情成分，電子公告牌儲存的數據圖像有4/5含有淫穢內容，這一報告經《時代》雜志作為封面故事刊發后，在美國引起轟動。無獨有偶，綜觀Web2.0時代以來的鼎鐺有耳的社會性死亡事件，不難發現：“詆毀前男友性侵案”中“加油吧Vicky”寫文誣陷的主要內容為羅某將其強暴，且羅某為慣犯，受害者不止她一人；“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誹謗案”中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視頻后編造子虛烏有的劇情時，選擇了少婦出軌快遞小哥這一主題；清華學姐事件中后期營銷的最大賣點除清華之外，性騷擾這一吸睛亮點更是難以忽視。引爆全網輿論熱度的話題均與性有著直觀的聯系——前至事端挑起源頭，后至網絡營銷賣點，性這一符號自始至終盤根錯節般與社會性死亡事件牽絲扳藤。

法國哲學家讓·波德里亞在其著作《消費社會》中曾提及熱瓦爾齊的觀點：選擇不是偶然的行為，從社會角度看，是受控制的，而且反映了它所處的文化模式。不是什么財富都要生產與消費的：它必須在價值體系里具有某種意義［3］59。然而，對于作為符號的性，其本身并無價值，其可能博得的最大限度的流量賦予其價值。對于網絡用戶而言，與性牽扯的社會爆點事件是一種血肉與欲望的隱晦呈現，難以觸及卻又難以拋棄，“性欲是消費社會的‘頭等大事，它從多個方面不可思議地決定著大眾傳播的整個意義領域。一切給人看和給人聽的東西，都公然得被譜上性的顫音。一切給人消費的東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當然同時，性本身也是給人消費的”［3］159。當下網絡營銷號通過對性的突出營銷，巧妙地將其物化到符號的意義及效用的機械進程中去，不僅反映著對傳統禁忌的祛魅、解壓，更操縱著用戶的沖動和幻覺，從標題至內容既易激發圍觀者想象，更易引發理智者非議，最終贏得更廣泛用戶的即時消費。

但不容忽視的是，囿于嚴苛的網絡監管條例，眾網絡媒體平臺無法過于肆意妄為——如何兼顧在突出營銷性符號的同時通過審查呢？其手段似乎類似于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在其著作《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中所提及的“假人造奶油”隱喻，這是一種神秘化的方法，先為網絡事件圍觀民眾注入一點“邪惡因子”，用戶在起初觸碰以性為主題的事件時，窺探欲得到了極大程度的滿足；而后，再將公序良俗、倫理規誡、傳統文化大量介入，以便與當初刺激的意圖相矛盾；最后將因性符號激起的顱內高潮投入永遠免疫的良善道德之中。如此一來，在一場場性符號的編碼游戲中，一切性均從事件真相、案情原貌中脫離變為了消費材料，以博取更大程度的或明或暗的關注，這也似乎可以解釋各大網絡媒體平臺對性符號始終不渝的鷹瞵虎視、趨之若鶩。

（三）網絡社會性死亡中單向度的人

1.逃避自由——網絡正義征討帶來的虛幻撫慰

法蘭克福學派人本主義哲學家弗洛姆在其著作《逃避自由》中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極其類似于人類個體成長過程，即人類同時具有追求自由與逃避自由兩種傾向。原始關系的脫離使個體的安全感不斷喪失，孤獨、焦慮、不安隨之襲來——“當一個人已成為一個個體時，他就孑然一身，面對著一個危險和極強大的世界”［5］47?；ヂ摼W技術的飛速發展拉近了個體與世界之間的距離，卻拉遠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距離；現實壓力的加重、生活節奏的加快所帶來的浮躁、空虛、局促加深了個體面對挫折時的自我懷疑、更加劇了個體面對打擊時的無力感。在此現狀下，個體為了逃離這種孤立無援的狀態，“放棄個人獨立的沖動，使自己完全隱沒在外界中、以克服孤獨感和無權力感的沖動產生出來了”［5］47。然而，通過團結、愛、工作來克服孤獨是一條極其艱難的路，此時，遵從權威、建立聯系成為現代信息社會中無助個體的普遍選擇。

在面對網絡社會性死亡事件時，受眾眼中的“權威”可以是率先開始對所謂加害者進行言語攻擊以表達群情激憤的一個人、也可以是對當事人個人隱私信息進行全面搜羅以謀求“正義”的一個集團、更可以是將事件主角視為過街老鼠般見之必于評論區“喊打”一番的一種流行趨勢——只要緊緊跟隨某位“領軍者”、緊緊依靠某個“團隊”、緊緊融入某種“潮流”，即可補足自身的無力、擺脫自身的孤獨。這種撫慰感來自于對從屬的迫切需求，來自于自行想象的滿足，來自于逃避自由。

然而，弗洛姆認為：逃避自由并不能使個人的安全感失而復得，而僅僅能幫助其忘記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融入網絡“正義征討”的某個集體時所帶來的虛幻歸屬感，使其在事件狂歡過后將越發深感孤獨無力、不堪一擊，因而將越發逃避自由，此時，擺在個體面前的最佳捷徑即加入下一場網絡征戰得以輕松“回血”，由此，逃避自由的個體陷入惡性循環——“他無論干什么事，實際上都在被一種焦慮感所驅使，他企圖通過某些瘋狂的活動掩蓋自己內心的不安與空虛”［5］125。

依照媒體引導來消遣、娛樂；依據集體情緒來愛、恨：“意識越來越缺少自主性，它的任務范圍縮小了，它只須個體與整體相協調”［6］。人們貪婪地吞食著互聯網工業產品以不至于屢屢陷入孤獨帶來的窒息感、絕望感、幽閉感，拒絕認清現實的痛苦、逃避自由以獲得虛幻的撫慰。

2.機械趨同——網絡用戶對難以自治與孤立無援的恐懼

在此前的闡述中，網絡用戶似乎被媒體所營造的輿論風向牽著鼻子走，鮮有自主性與獨立思考，這明顯是有悖于現實的，面對海量信息時，用戶雖難以維持連貫、系統的邏輯與思維，但理智意識的靈光突現總能使用戶在無頭莽撞之時暫時冷靜得以反思，針對此現象，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德國哲學家阿多爾諾在其文章《文化工業再思考》中如此解答：“正如常言所說，人們不僅為詐騙所傾倒，而且，只要欺騙保證能給他們帶來哪怕是最短暫的滿足，他們就會渴望這種欺騙……他們在一種自我厭惡中強迫自己閉上眼睛，并發出聲音表示贊同，因為他們完全知道提供給他們的東西之所以生產出來的目的”［7］。

網絡社會性死亡是暴露者和窺視者共同完成的行為，然而，窺視者已經意識到的是，在網絡媒體的展現方式中，暴露者極大可能均被編碼為單薄的形象、社死事件更被簡化為吸睛的展覽，但只要人設足夠新奇、足夠有趣，用戶便會不厭其煩地再次進行消費。以一種獵奇的態度去看待網絡人設，長此以往，便會自然而然地以娛樂、戲謔的態度去看待社會事件，從而“遺忘本真”。

機械趨同是弗洛姆所述的現代人逃避自由最普遍的方式，個體化過程中，人越自由，孤獨感更甚，由于個人對孤立的恐懼，使得其不斷地估計該網絡片區更易接受的觀點傾向是什么，即別人期望他要的東西。故而，為了克服孤獨感、無能為力感，方才覺醒的個體即產生拋棄個性的沖動?！爱惢娜嗽噲D通過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即求同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他盡可能地與同胞相似，這樣他就感到安全……他的主要恐懼是他有可能不被他人贊同。感覺不同，發覺自己是少數派的危險威脅著他的安全感；因此這是一種永無休止的求同渴望”［8］，意見氣候的高壓敲打著人類恐懼孤立的心理，強制群體對優勢意見采用趨同舉措，導致最終偽自我代替原始自我。

追求與逃避相隨共生，自由與孤獨相伴共存，設計出網絡架構并沉浸于此的人類恰似弗洛姆筆下的在《圣經》中被驅趕出天堂的人，形單影只、自由自在，卻又無能為力、恐懼異常，“他擺脫了天堂的美妙的束縛，但是，他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自由地實現自己的個性”［5］53，擺脫甜蜜束縛后踏入了自由的領地，卻又陷入了無法自由地治理自己的困境。然而，在由人際互動塑造的空間環境中必然存在著道德要求，故而網絡空間實則是最應該意識到自由與秩序不可分割的場所，此時，難以自治、難以慎獨體現在網絡個體用戶在缺乏他律時試圖放縱言行的瞬間，更體現在身份遮蔽下試圖逃避責任的剎那——人類對自由的追求引發了種種傷害。

人類為自己設計了一個自由而廣闊的空間，這里象征著自由表達與獨立思考的烏托邦理想；然而人類又將自己困在這個空間中反復掙扎，高尚理念的實踐反而引致了惡劣的后果，人所創造的世界成為了人的主宰——這成為難以解脫的網絡自由悖論。

結語

未來，網絡用戶個人生活與互聯網的結合將更加緊密，對于網絡社會性死亡這種集網絡煽動、網絡侵權、網絡暴力于一身的網絡新現象，對其進行深層反思的理論研究明顯不足。從技術哲學的視角對網絡社會性死亡這一網絡時代的新現象進行細致分析，以法蘭克福學派的技術理性批判理論為切入點深入開掘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有利于防止網絡社會性死亡亂象對現實世界產生消極反塑，在匡正網絡風氣的同時，更有利于凈化社會環境。

注釋：

①“清華學姐事件”：2020年11月17日，清華美院學姐在食堂吃飯感覺屁股被摸了一下，懷疑是身后的男生咸豬手，隨即在朋友圈公開了男生的個人信息，并表示要讓男生“社會性死亡”。第二天查證監控后，發現是男生的背包碰到了，并不是真的騷擾。學姐刪除朋友圈并向學弟致歉，雙方和解。此事件引發網友持續關注和熱議，提醒人們輿論是一把雙刃劍，可以輕松讓罪行曝光，也可能輕易讓人“社會性死亡”。人們應善用網絡，既要有正義之心，也應繃緊理智之弦。

②“天價便飯事件”：2020年11月，有網友爆料稱，在普陀山景區一家飯店隨便吃一頓就花了1900多元，認為遇到了“黑店”。但飯店的員工卻說投訴人及其同伴點了很多菜，其中包括一些海鮮和酒，稱自家飯店一直明碼標價，還可以提供菜單證明。事件經過發酵后登上熱搜，一時間“青島大蝦卷土重來”等論調被頻頻熱議。隨后出現反轉，普陀山市場監管部門介入調查后發現，店家相關商品進貨票據齊全，菜品明碼標價、斤兩正常，輿情得以及時平息。

參考文獻：

［1］劉能，周航.社會性死亡：互聯網時代的社會控制和道德重塑［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1（6）.

［2］托馬斯·林奇.殯葬人手記［M］.張宗子，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38-139.

［3］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4］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2.

［5］埃里?！じチ_姆.逃避自由［M］.陳學明，譯.周洪林，校.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6］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學探討［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73.

［7］尤戰生.流行的代價——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189.

［8］埃里?！じチ_姆.健全的社會［M］.蔣重躍，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167.

作者簡介：張瀾（1998—），女，漢族，山西忻州人，單位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方向為科學技術與社會。

（責任編輯：張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