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要素流動、經濟增長與城市發展不均衡問題研究

任青霞 張文宏 劉力凱

摘 要：1980—1981年，中央在廣東省設立了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給予特區一攬子稅收優惠政策。在特區成立的前20年，深圳和珠海吸引了大量資本與勞動力涌入，經濟迅速騰飛，拉開了與汕頭特區之間的距離。最近10年，三個特區的經濟總量迥異，但增長速度高度趨同。本文將2012—2021年三個特區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為面板數據，以增長速度為因變量，根據豪斯曼檢驗采用時間固定效應模型回歸，擬合效果不良，逐將各特區經濟總量（GDP）作為因變量，根據豪斯曼檢驗采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顯示資本與技術要素流動對三個特區經濟總量有顯著影響。結合三個特區各自的特點，本文對三個特區經濟發展提出了成立特別合作區、完善交通、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等相應對策。

關鍵詞：經濟特區；要素流動；不均衡；數據要素；特別合作區

本文索引：任青霞，張文宏，劉力凱.<變量 2>[J].中國商論，2023（11）：-020.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3）06（a）--04

1 深圳、珠海和汕頭特區建立歷史及其經濟發展差異梳理

1.1 經濟特區歷史回顧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向中央請求給廣東放權，請示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地分別劃出一塊地方，分別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并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在黨中央的支持下，廣東充分利用地緣優勢，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黨中央的批準。1980年8月26日，中央批準在深圳境內劃出396平方公里區域作為經濟特區，特區包括羅湖、福田、南山、鹽田四個區。1980年8月，在珠海劃出拱北、灣仔小部分地區作為珠海經濟特區，面積約6.81平方公里。1981年11月，在汕頭劃出1.6平方公里作為汕頭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是實行特殊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的地區。中國創辦經濟特區的目的是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外商投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殺出一條血路來”，讓人民過上富裕的日子。經濟特區實行的特殊經濟政策包括：特區企業所得稅比內地合營企業低一半；技術性較高、投資周期較長的投資給予稅收優惠；企業利用利潤再投資5年以上的減免再投資部分的所得稅；企業經營所需要的原材料、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可免征進口稅等一攬子稅收優惠政策。

特殊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在深圳、珠海、汕頭實行三年后，1984年深圳、珠海、汕頭GDP總量三年分別增長372%、113%、38%。1984年，鄧小平考察了幾個特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后得出結論，中央建立經濟特區是正確的，他要求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隨之開放的步伐越來越大，開放水平越來越高。1984年，中央批準將汕頭的特區面積擴大到52.6平方公里，1991年，再次擴大為234平方公里。2010年7月，深圳特區面積擴大至全市；2010年10月，珠海特區面積擴大至全市；2011年5月，汕頭特區面積擴大至全市。

1.2 三個特區40年經濟發展差異

三個特區經過40多年發展已改天換地，但省內的三個特區發展步伐并不一致，速度有快有慢。第一個十年，深圳經濟增長高達4764%，珠海增長1859%，而汕頭僅610%；第二個十年，深圳經濟增長高達966%，珠海增長498%，汕頭增長395%；第三個十年，三個特區的增長速度下降，深圳經濟增長373%，珠海增長291%，汕頭增長187%；第四個十年，增長速度進一步放緩，逐漸趨同，深圳增長157%，珠海增長超過深圳達166%，汕頭增長130%。對于深圳來講，第一個十年是翻身樹立改革先鋒旗幟的十年，經濟總量躍為三個經濟特區之首；第二個十年，深圳繼續高速度增長，經濟總量在三個特區中的比例進一步提高，第三個十年和第四個十年，三個特區的經濟總量之比基本固定，深圳確立了穩固的改革先鋒地位。珠海在前兩個十年中維持了高速發展，但經濟總量的增長勢頭不如深圳；在第四個十年中，珠海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深圳。汕頭經濟特區在第一個十年失去了特區建立之初總量第一的排名，四十年中增長速度一直處于三個特區的末尾，在三個特區經濟總量中的比例越來越小。三個特區在第四個十年中增長速度與趨勢高度趨同。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促進要素自主有序流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創造力和活力，實現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特區在成立之初宣布按照世界市場的需求組織生產，這和《意見》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精神不謀而合。特區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是促進資本流向更高效率區域的利器；特區改革開放的力度與決心促使勞動力要素從低效率的行業流向高效率的行業，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同時促使勞動力要素從低效率區域流向高效率的特區，實現特區經濟飛速增長；生產要素從低效率地區向高效率地區轉移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能夠讓生產要素最大程度發揮作用的地方一定是經濟發展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本文期望利用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特區的經濟數據，建立面板數據分析模型，從要素流動的角度分析三個特區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增長趨勢高度趨同的階段，要素流動是否依然對三個特區經濟增長差異具有顯著影響。

2 要素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理論

2.1 增長極理論及其局限性

增長極理論最早由佛朗索瓦·佩魯提出，該理論將物理學的“磁極”概念引用至經濟學領域，認為經濟空間中存在著幾個中心或極，產生類似“磁極”作用的各種離心力和向心力，每個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產生相互交匯的一定范圍的“場”。該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少數地區和少數產業帶動，把少數自然資源條件好的地區和少數條件好的產業培育成經濟增長極，再通過增長極的擴散效應影響和帶動周邊地區和其他產業發展。

這一理論過多地強調政府的力量，認為政府可以精準控制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實際上，市場力量趨向強化而不是弱化區域間的不平衡，增長極培養成功后，在市場的指引下，增長極地區可能憑借初始的優勢源源不斷地吸引更多的資金、勞動力和技術，在以后的日子中持續快速發展。增長級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是不是有足夠的力量扭轉乾坤，使擴散效應大過極化效應，讓生產要素流向欠發達區域。另外，政府用強力扭轉會不會破壞市場經濟運轉規律，對經濟造成傷害。增長極理論可能造成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使生產要素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從而造成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異越來越大。

2.2 點軸開發理論及其局限性

點軸開發理論由波蘭經濟學家薩倫巴和馬利士提出，是增長極理論的延伸。該理論在重視“點”（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增長極）作用的同時，還強調“點”（增長極）與“點”（增長極）之間的“軸”，即交通干線的作用。該理論認為，重要交通設施如鐵路、公路、河流航線的建成和連接，使人的流動與物的流動變得更加便捷和低成本，有助于提高區域條件和改善區域投資環境。生產要素和產業規劃向交通干線聚集，使交通干線連接地區成為新經濟增長點的同時，沿線也成為經濟增長軸。

點軸理論看重地區發展的區位條件，強調交通條件對經濟增長的引流作用，認為點軸開發對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減少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有重大的推動作用。該理論強調了區位條件、硬件交通設施對生產要素的吸引作用，忽略了地域文化、司法環境等軟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3 模型構建及結果解讀

3.1 以經濟增長為因變量構建模型

3.1.1 模型、變量與數據說明

模型設計為：，代表個體為的城市在年份t的經濟增長速度，為截距項。代表資本、技術、勞動力三種生產要素的增長百分比，用來衡量要素流動；為資本、技術、勞動力增長百分比的系數。其他控制變量有：城市公路密集度（公路公理數/特區面積）、航空旅客吞吐量、城市與省會廣州的距離、新冠疫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城市公路密集度、航空旅客吞吐量、城市與省會廣州的距離用來衡量要素流動的便捷程度?？刂谱兞恐杏袃蓚€是0，1變量，與廣州距離較近為1，較遠為0；有疫情的年份為1，沒有疫情的年份為0。代表個體效應誤差；代表時間效應誤差；代表其他效應誤差。數據來源為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特區2012—2021年官方統計年鑒。

3.1.2 數據處理原理與過程

用Stata軟件對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做F檢驗，結果顯示個體效應不顯著，時間效應顯著。剔除個體效應后，模型表達為（1），對式（1）求平均值得式（2），對式（1）式（2）做差得式（3），將式（3）整理得式（4），式子（4）不存在時間效應，可以進行普通的OLS回歸，這是存在時間效應的面板數據處理方法。

3.1.3 回歸結果解讀

本文進行時間固定效應回歸，模型擬合結果顯示，=

0.0968且遠遠小于0.999，P=0.7439且遠遠大于0.05，擬合效果差，即模型錯誤。原因有二：第一，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代表資本要素流動、用專利授權數增長率代替技術要素流動、用從業人數增長率代表勞動要素流動，以此作為自變量是不準確的。第二，將深圳、珠海和汕頭十年來的經濟增長率對比發現，三市GDP增長率數據高度趨同，從2017—2021年接近重合。十年來，三省經濟總量有很大差異，但三省經濟增長趨勢并未太大差異，沒有差異的變量本身沒有太大的研究價值。

3.2 以經濟總量為因變量構建模型

3.2.1 模型、變量及數據說明

本文轉換思路再次進行模型設計，將三個特區的GDP總量作為因變量，用表示。模型為：，變量與數據詳細說明如表1所示。

3.2.2 數據處理原理與過程

本文用Stata軟件對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做F檢驗，結果顯示個體效應顯著，時間效應不顯著。剔除時間效應后，模型為式（5），對式（5）求平均值得式（6），對式（5）式（6）做差，得式（7），進行整理得式（8），式（8）中已經消去時間效應和截距項，可以對面板數據進行OLS回歸，這是存在個體效應的面板數據處理方法。用豪斯曼檢驗得知，個體隨機效應模型更優。

3.2.3 回歸結果解讀

模型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P=0，R2=0.999，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良好。專利授權數在98%置信水平上、固定資產投產在98%置信水平上、社會零售品消費額在97%置信水平上，對GDP總量有影響，且均為正向影響。年末從業人數對GDP總量有重要影響，但未達到顯著水平。城市公路密集度、與省會廣州的距離、航空旅客吞吐量三個變量衡量要素流動的便捷程度，它們是一個城市發展經濟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本模型中，這三個變量的回歸結果為負數，結合實際合理的經濟解釋為三個城市的交通條件都十分便利，但深圳和珠海交通設施使用效率更高。疫情對三個城市的GDP總量有負向影響，但未達到顯著水平，有兩個原因：一是疫情對GDP影響的數據僅搜集了兩年；二是廣東省疫情防控謹慎務實、措施得當，疫情對經濟生活的影響較為有限。

4 結語

在特區設立的前20年，深圳、珠海成功地利用了地理優勢與政策優惠，吸引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向其聚集，成為廣東經濟增長極。十八大以來的十年，深圳、珠海、汕頭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且高度趨同，本文利用三個特區十年來經濟發展面板數據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顯示生產要素流動對經濟增長依然有顯著作用，尤其是技術要素和資本要素。

（1）成立特別合作區，突破土地要素制約，發揮增長極的擴散效應。根據增長極理論，當增長極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受到土地要素的制約及由土地價格上升引起的租金上漲、工資上漲，使企業生產成本增加，勞動者居住成本增加，對其他生產要素的流入吸引力減少，導致增長速度放緩。當前，深圳特區作為廣東乃至全國的增長極，已經顯示出土地要素枯竭對經濟發展的抑制現象，如華為、中興、史丹利等企業因為廠房租金太高將部分生產線搬出深圳。為突破土地要素制約，2011年深圳特區與汕頭特區合作在海豐縣成立了中國首個特別合作區，面積468.3平方公里，占深圳面積的23.4%。深汕特別合作區吸引了騰訊云計算數據中心、華潤新一代數據中心等一批高科技產業進駐。增長極的擴散效應凸顯出來，既能發揮深圳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高效管理能力，又能為汕頭特區經濟騰飛提供機會。珠海特區同樣面臨土地要素的制約，2021年珠海特區曾提議在中山市的坦洲、三鄉、神灣三鎮設立“珠中特別合作區”，解決珠海特區東部主城區空間狹窄、經濟腹地不足的困境，發揮珠海特區的擴散效應，帶動中山經濟增長。

（2）完善交通，發揮交通干線的“增長軸”作用。汕汕高鐵、廣汕高鐵2023年即將投入使用，前者將汕頭市內沿海資源連接起來，為汕頭宣傳自身優勢、開展旅游觀光經濟奠定了基礎；后者將汕頭、廣州及深汕特別合作區連接起來，為汕頭與經濟發達地區經濟合作奠定了基礎。本文的回歸結果顯示，交通硬件設施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汕頭特區要與時俱進，用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姿態、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廉潔的司法環境等軟件，為汕頭贏得更好的發展機會。

（3）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激發創新活力。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將數字列為數字時代的新型生產要素，提出要培育數字要素市場。在新發展階段，國家著力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改革開放的先驅城市，深圳、珠海和汕頭要將數據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有機結合，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激發其他生產要素的創新活力，催生新的產業模式，在新發展階段搶占先機，贏得新的競爭優勢。另外，根據模型回歸結果，疫情對特區的GDP有負向作用，但未達到顯著水平，這與數據要素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在疫情戰攻堅時刻，充分利用數據要素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實現“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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