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助力高質量發展

蔡陸晨

摘 要：數字經濟是通往共同富裕十分關鍵的著眼點，“飛地”經濟發展賦予數字經濟新的內涵。本文結合經濟增長、產業集群、產業鏈競爭力相關理論與實例，通過對浙江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運營現狀及特點進行歸納，提出優化多領域合作形式、加大要素支撐、優化“飛地”內外部各類要素資源、提高“飛地”合作穩定性、“招引行業龍頭，培育配套企業，激活數字產業集群”的對策建議，為“飛地”經濟可持續發展提出基于數字經濟理論的實踐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飛地經濟；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長

本文索引：蔡陸晨.<變量 2>[J].中國商論，2023（11）：-058.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3）06（a）--04

數字經濟是全球未來的發展方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追求的奮斗目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部署，到“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黨中央要求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斷做強做優做大中國數字經濟”。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推動數字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同時實現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取得更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雙重目標成為新時代、新階段的中心課題。

當前，中國經濟逐步進入數字時代，共同富裕的發展需以數字經濟為依托，兩者具有較強的關聯性。以浙江省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強省”，即便面對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等黑天鵝事件，數字經濟產業增加值依舊逆流而上，保持快速增長趨勢。2021年，浙江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3.57萬億元，居全國第四，占GDP比重達到48.6%，居全國各地區第一。其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總量達到8348.3億元，五年年均增長13.3%，兩倍于GDP年均增速。由此不難看出，數字經濟在浙江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持續凸顯，穩經濟大盤、促經濟增長的戰略作用更加突出。其中，推進數字化園區建設、建設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是浙江省實施數字經濟“一號工程”、建設國家數字經濟示范省的積極舉措。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作為區域經濟發展和新技術、新產業培育的主要陣地，其數字化轉型對全社會具有積極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截至2022年初，浙江省已建成約100個數字化轉型示范園區，42個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

1 浙江數字經濟“飛地”助力高質量發展的機理與路徑

“飛地”經濟由美國經濟學家于20世紀90年代總結，其主要涵義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互相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區域，打破了原來的制度與機制的制約，通過規劃、建設和稅收分配等合作方式進行跨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補、互利共贏的持續或跨越發展的經濟模式”。2017年6月，國家發改委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支持“飛地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鼓勵創新‘飛地經濟合作機制”，并明確“飛地經濟”基本含義“是指兩個相互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打破原有行政區劃限制，通過跨區域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補、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

當前，學界關于共同富裕背景下數字經濟“飛地”的理論機制研究主要從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就業和收入的影響及共同富裕背景下的邏輯機理、作用路徑、政策設計等角度開展。

1.1 數字經濟發展對經濟增長、就業和收入的影響

數字經濟降低匹配費用、復制費用、運輸費用、追蹤費用和驗證費用，提高經濟系統運行整體效率。但是，數字經濟對就業和收入的作用存在爭議。一部分學者從理論角度出發，認為巨大的替代效應會由于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應用而產生，工人找到新工作的速度將遠遠落后于工作被取代的速度。而剩余價值由創新者獲得與支配，不僅工人收入比重降低將由工人替代類型的技術變革帶來，工人的絕對收入還會受到進一步影響。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新技術創造了新的產品和市場，技術進步為最初被機械化過程解雇的許多工人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長期來看自動化會導致增加工資。進一步分析，數字經濟對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影響是不同的，數字技術應用更多地取代了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高技能、高收入工作和低技能低收入工作的就業份額都會上升。

1.2 數字經濟為共同富裕提供了技術和路徑

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解決普遍增長困境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標，而共享性增長方式則是共同富裕目標得以獲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途徑。當數據資源在生產要素中扮演全新的重要角色后，學界判斷新數據的創造與規模幾乎是無止境的，因為人類的活動與行為是不停在發生的。一方面，由于可復制和可共享的特性，數字技術從源頭上突破了生產要素稀缺性的桎梏，成功充當推動經濟增長的全新動力。與傳統的經濟結構相較而言，普惠與分享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特征，且具有靈活就業與雇傭、小規模經營的市場主體。另一方面，在數據資源規模效應的影響下，數字經濟的技術優勢得以凸顯，資源配置能力進一步強化。實體經濟的發展逐步以數字平臺為依托，為其提供了技術支持和路徑保障，并使數字平臺成為共同富裕背景下社會財富創造的重要途徑、分配的關鍵場所。從數據角度來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每增加1%，客觀相對貧困的發生概率下降2.12%，主觀相對貧困的發生概率下降0.96%，說明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有效促進了城鄉居民相對貧困狀況的改善。簡言之，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具有較強的關聯性。

1.3 中國發展數字經濟與進入共同富裕時期相契合

共同富裕是一種經濟社會狀態，需要依存所處的經濟階段。當前，中國的共同富裕是融合于數字經濟時代的，并非單純意義上，傳統經濟結構下的共同富裕，尤其是區別于西方社會的“福利社會”模式。進一步來說，世界先進經濟體早已步入數字時代，數字全球化是今后全球化的新方向、新趨勢。因此，中國加速推動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已成為當務之急，尤其是通過地區間、產業間的深度合作與高度融合，構建實體經濟與數字平臺間的合作實體樣板與推廣模式，是契合數字全球化趨勢與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重要手段。

總體而言，黨中央和國務院及學術界從多個方面與角度對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數字經濟開展研究，無論從理論基礎、路徑模式還是合作機制方面，這些研究都極大地豐富了數字經濟的相關產業理論與實踐內涵。但是仍有一些問題未被深入研究，特別是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數字經濟發展對經濟增長、就業和收入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數字經濟“飛地”運行機制是什么？具體實踐路徑是什么？存在哪些問題？又有怎樣的對策？

2 浙江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的發展實踐

從實踐角度來看，結合省經濟和信息化廳關于數字經濟“飛地”的表述，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一般是指“集聚注冊登記地相同、但注冊登記地與生產經營地相分離的數字經濟領域企業，為相關企業或團隊提供生產經營場所的產業發展平臺”。數字經濟“飛地”一般由“政府相關部門主導建設、購買或租賃，由政府自主運營或第三方專業運營管理機構運營，具備為入駐企業和創新團隊提供相對完善的功能配套和服務保障能力”。

2.1 發展現狀與主要特征

2016年以來，產業“飛地”、人才“飛地”、平臺“飛地”、孵化器“飛地”等“飛地”模式不斷豐富，在浙江省各地區涌現，其中以海寧-郎溪、嘉善-上海、衢州-張江、樂清-南翔為重要代表。當前，浙江數字經濟“飛地”主要圍繞創業創新“飛地”與產業創新“飛地”開展建設，重點發展生產制造“飛地”和產業合作“飛地”，通過科技、人才、創新等要素合作，集聚了一批以高端創新、山海協作為立足點，著眼長三角一體化的數字經濟“飛地”，有效促進了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情況。截至2022年初，浙江省已共認定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達42個，具體形成了“四個一批”產業“飛地”。

浙江省經信廳與科技廳、人才辦等部門對2020年共同認定的30個“飛地”調研顯示：數字經濟“飛地”是浙江省山區26縣借勢借力發展數字經濟的金鑰匙，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落實共同富裕示范區山海協作的助推器。通過“飛地”引入項目823項，為飛出地帶來新開工項目投資額達166億元。引進院士、國家各類領軍人才99人；注冊發明專利2364項，實施產學研合作項目240項。當前，浙江數字經濟“飛地”發展特征主要為：

（1）合作對象以省內合作為主，占59.5%，其中以杭州市作為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實體所在地最多。在省外合作中，最主要的對象為上海，占28.5%，與北京、深圳各有兩個合作，合作對象較為單一，“飛入地”集中一線及省會城市。

（2）分布區域出現新變化，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分布在所屬地和所在地上差異明顯。在所屬地分析中，湖州、溫州、衢州表現突出，其中湖州獨占8個合作項目，位居第一。杭州、寧波、嘉興則表現較差，其中寧波僅2家，嘉興僅1家。

（3）合作模式呈現共管化、市場化。各地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通過地方政府、新型數字企業、行業協會、相關機構和中介構建立屬地與所在地統籌管理，推動園區運營市場化、數字化。例如，以浙大紫金港·樂清數字經濟創新基地為例，成功引入市場化管理團隊，被評為首批省級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第一名，合作模式取得良好成效。

（4）合作領域漸趨融合化、多元化。浙江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不僅包含數字信息服務產業的第三產業，多個示范基地，如溫嶺（杭州）智能制造創新中心、上海張江（衢州）生物醫藥孵化基地，還是二三產聯動，融合制造業，生物醫藥制造推動浙江新“智造”的發展。

（5）產業鏈深度化、全面化。以南潯·廣安東西部扶貧協作產業園、嘉善國際創新中心為例，多個示范基地已從單一資本流動迭代到項目資金、前沿技術和高端數字人才的快速流動，從單一的產業上下游合作向“產研服”融合化發展過渡。

2.2 數字經濟“飛地”建設運營機制特點

（1）共同管理模式。在政策配套和統籌協調下，“飛入地”與“飛出地”雙方為正常運營提供了大量相關公共服務銜接政策，形成了一批基礎性、保障性經驗。針對“飛入地”的產業規劃，在重大關鍵領域持續發展，形成了新型共同管理模式。

（2）專業運營模式。以政策性扶持為導向與助力，推動了市場化、專業化的園區服務。通過在數字經濟“飛地”建設運營領域創新引入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理念，協調了“飛地”地方政府、園區產業平臺、關鍵實體企業等項目主體參與建設運營，形成了順應經濟增長規律、產業集群效益、產業鏈競爭力提高目的的專業運營模式。

（3）營商環境“優+”模式。依據數字化改革“最多跑一次”要求，“飛地”兩方政府大幅度優化、簡化了項目審批流程，打通了“飛地”項目“落地、建設、運營”的關鍵堵點，提供了優質高效的數字化公共服務。同時，形成了“飛地”項目“跨區域互認”“飛地”企業“工商稅務協管”“飛地”員工“基本公共服務共享”等舉措，進一步優化了營商環境。

2.3 數字經濟“飛地”發展主要問題

受累于國內外疫情、經濟大環境影響，浙江2022年4月經濟指標增速出現下滑，企業生產經營碰到不少困難，供應鏈受阻、物流不暢等導致生產遲滯、訂單減少，原材料等生產成本上升擠壓利潤，企業虧損面擴大，傳統產業走弱跡象更明顯。結合理論實際，浙江數字經濟“飛地”存在一些基礎性、長期性、結構性問題。

（1）各示范基地合作對象（城市）過度集中。合作形式單一，產業合作對象固化，合作領域停留在傳統行業。體制優化、特色產業升級、創新發展定位不明確。高新技術產業投資不足，工業大企業支撐弱。部分“飛地”沿用經濟開發區慣性思維，招商引資合作對象停留于少數地區、企業或中介。在“飛地”建設初期缺乏市場調研與頂層設計，未充分有效開展產業規劃、園區設計、發展定位等論證設計，致使部分“飛地”內產業出現“大雜燴”現象、產業鏈內的優質項目不愿入駐、“飛地”產業定位重合領域較多。

（2）各“飛地”示范基地區域分布較不均衡、差異大，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實際利用外資水平反差較大，部分示范基地特色產業不明確。各“飛地”未有效明確本地政府、園區管理、引進企業三方的互動機制，存在管理分工不明、本地協作不強等問題，尤其是“飛出地”政府在建設過程中參與度不高，園區定位、平臺建設、管理運營基本由“飛入地”政府機構負責，使得園區項目協同不夠高效，建設推進效率不高，產業合作、聯合研發、人才互動多維度交流不足。

（3）示范基地建設的營商環境，專業化程度有待提高，“飛地”示范基地的品牌效應有待強化。在運營管理上，省內各“飛地”綜合化服務體系建設落后，數字化水平不高。以優化園區營商環境為例，當前措施主要集中在打造數字化服務平臺、便利化的審批程序領域，以及相對傳統的稅收減免、租金優惠、融資服務等方面。但是在員工生活環境，以及醫療、教育、衛生、社保等方面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等長期影響因素上著力不足。

3 浙江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的對策建議

2022年3月下旬以來，浙江經濟面臨多重壓力與變量，產業鏈、供應鏈受阻嚴重，市場主體經營困難加重，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4月許多經濟指標出現了超預期大幅度下滑，穩增長壓力前所未有。在助力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背景下，其對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尤其是對浙江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發展又提出許多新的要求。

從浙江數字經濟發展實踐可以發現，數字產業化能夠快速地創造財富，產業數字化是帶后富、幫后富的主要陣地。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基地是先進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在促進共同富裕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成熟的數字經濟產業園不僅可以通過解放生產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激發經濟活力、促進經濟增長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大財富的“蛋糕”，且可以促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共創互聯互通、互信包容的數字生態，營造良好的創業和就業環境，助力中小企業發展，帶后富、幫后富，還可以帶頭打造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數字空間，但在實踐中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1）加強組織引導，推廣多形式、多地區數字經濟“飛地”合作，優化多領域、合作形式。從本地區實際優勢產業出發，結合地區資源要素，優化數字經濟“飛地”設計、建設、運營方案，重點聚焦產業轉型升級、集聚發展、梯度轉移、產業鏈競爭力提高等方面。多方位、多角度開展與科研智庫、行業龍頭企業、專業化設計團隊、市場化運營機構開展合作，迭代升級“飛地”項目與模式，優化利益共享機制。

（2）加大要素支撐，結合本地實際，擴大金融要素投入，嘗試以“專項財政”為例的財政政策扶持。通過引導社會資本（如股權投資、創業投資、天使投資）參與“飛地”建設，強化產業基金的杠桿作用，尤其是數字經濟產業基金導向作用，以經濟“一號工程”要求為重點，推進數字經濟“飛地”示范區建設。借助柔性引才的方式，以共建省級國際級重點實驗室、“飛地”企業研發機構等創新平臺為載體，高效引進創新領軍人才、科研團隊，有力推動“飛地”企業、在地高校及研發機構“產學研”多方合作。

（3）優化“飛地”內外部各類要素資源，數字化賦能強化園區日常生產管理，尤其是生活配套服務。聚焦營商環境，建設數字化專業運營機構。以資源開放共享為中心，讓創業創新者成為“被服務者”，“飛地”專業運營機構通過提供科技項目、專利與軟件著作權申報，財務、法務咨詢作為提供服務的主體，尤其是在項目輔導、股權投資、咨詢服務等專業服務領域。同時，鼓勵和支持“飛地”企業科研機構聯合高校院所、創新型領軍企業共同建設專業運營機構，促進高端創新資源有效對接，研發創新等產業創新綜合服務。

（4）提高“飛地”合作穩定性，強化評價機制。評價不同地區、不同種類的數字“飛地”，采用針對性強、差異化高的指標體系，形成科學管理、評價專業的管理體系，持續提高“飛地”合作穩定性，強化產業集群效應。探索推動“月度數據”“季度分析”“年度報告”的多層次，動態評價機制。推進建立數字經濟“飛地”日常評定與年度績效評估相結合的評估體系，強化數據評價機制。

（5）招引行業龍頭，培育配套企業，激活數字產業集群，尤其是在各類開發區、高新區、特色小鎮、小微企業園中的應用。重點關注項目落實，培育一批以數字化為重要特征的運營機構。加強精準招商系統在全省產業鏈中的賦能作用，聚焦“補鏈、強鏈、延鏈”在地方重點產業的效用。以數字化轉型賦能為目標，建設行業級專業運營機構，區域級工業互聯網平臺，為數字經濟“飛地”企業提供“科技創新、機制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服務創新”等全產業鏈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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