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院女生自我客體化、特質焦慮水平對抑郁的影響

李青青 李織若 楊德超

(1濟寧醫學院精神衛生學院,濟寧 272013;2山東省戴莊醫院精神四科,濟寧 272051;3句容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科,句容 212400)

自我客體化[1](Self-Objectification)是指個體將自己的身體當作外表評價的客體,內化他人視角來看待自己身體的一種過程。高自我客體化的個體高度關注自身身體的外在屬性,對自身的內在屬性關注度降低,從第三視角關注“我看起來怎么樣”,而不是從第一視角關注“我能怎么樣”,持續的自我客體化會引起女性負性情緒,是產生焦慮、抑郁的主要原因,容易引起各種心理健康問題[2]。

國內外關于自我客體化的成因、具體表現等均有較為充分的研究,也引起了各界重視,女性比男性更易受到客體化媒體信息的影響,也使女性的自我客體化和身體羞恥感升高[3-4]。梁曉燕等[5]研究顯示女大學生身體滿意度與自我客體化、抑郁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高自我客體化的個體會產生抑郁情緒。大學生抑郁檢出率較高,特質焦慮與抑郁發生存在顯著性相關,且特質焦慮能預測抑郁的發生[6-7]。以上研究均以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醫學的特殊性,導致醫學院學生有其本身特點,面臨的各類學業、見習實習、學業年限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帶來壓力與焦慮,醫學專業的學生比其他專業學生的抑郁發生率要高[8]。因此,本文將醫學院女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總結現階段醫學院女大學生的自我客體化與抑郁的現狀,探究醫學院女大學生自我客體化、特質焦慮對抑郁水平的影響,分析特質焦慮在自我客體化和抑郁關系中的作用,為促進女大學生心理健康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21年5月—6月隨機選取山東省某醫學院校在校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問卷350份,回收有效問卷323份,回收率92.29%。參與者平均年齡為(20.48±1.38)歲,其中戀愛狀態為119人(36.84%),非戀愛狀態204人(63.16%);城鎮人數為171(52.94%),農村人口為152(47.06%);獨生子女為102人(31.58%),非獨生子女為221人(68.42%)。

參照宋美璇等[9]所使用的方法,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323份,大于所需的最小樣本量184人,說明本研究樣本數是合理的。

1.2 方法

1.2.1研究工具 1)自我客體化問卷修訂版(Self-objectification Questionnaire,SOQ)。選用趙方[10]修訂版,5項身體外在相關特征“性感、身高、皮膚、五官、身材”和五項身體內在相關特征“身體協調、健康狀態、體能、身體健美水平、力量”。選取了10項身體相關特征詞,包括5項身體外部特征詞和5項身體內部特征詞,讓受測者按照這些特征對身體自我概念的重要程度進行排序,然后用外部特征詞序次之和減去內部特征詞序次之和,所得的分數越高表示越重視外表,解釋為具有更高的自我客體化水平。2)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選用William W.K.Zung[11]194-196編制的抑郁自評量表,測量一周內的實際感受,用于衡量抑郁狀態的輕重程度及其治療中的變化。共20個條目,4級評分,1代表很少,4代表大部分時間,將各項目得分相加后得到總粗分,用粗分乘以1.25后,取其整數部分,就得到標準分數,分數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 Cronbach′s α為0.741。3)特質焦慮問卷(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選取由Charles D.Spielberger等[11]212-213編制的特質焦慮問卷。其中有11項為描述負性情緒條目,9條為正性情緒條目。1代表幾乎沒有,2代表有些,3代表經常,4代表幾乎總是如此。由受試者根據自己的體驗選出最合適的分值。凡正性情緒項目均為反向計分,最小分20,最大分80,反映特質焦慮的程度。

1.2.2資料收集方法 采用自編的有關自我客體化的主觀性題目,通過面對面交流以及網絡數據收集等方式,收集醫學院在校女大學生如何看待自我客體化以及自我客體化的原因,探討抑郁以及特質焦慮來源。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醫學院女生BMI指數

本研究對象BMI指數為(20.34±3.36)kg/m2,處于正常范圍內[12]。

2.2 醫學院女生抑郁水平、自我客體化、特質焦慮水平在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

自我客體化水平在不同來源地上有顯著性差異(Z=-2.603,P=0.009),來源于農村的醫學院女生自我客體化水平高于來源于城鎮的大學生,見表1。

表1 醫學院女生抑郁水平、自我客體化水平、特質焦慮水平在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分析

2.3 醫學院女生自我客體化、抑郁和特質焦慮之間的相關性

醫學院女生自我客體化水平、特質焦慮與抑郁水平呈顯著正相關(P<0.05)。見表2。

表2 醫學院女生自我客體化、抑郁和特質焦慮之間的相關矩陣(r)

2.4 醫學院女生特質焦慮水平在自我客體化與抑郁間的中介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醫學院女生群體中,自我客體化、特質焦慮以及抑郁各維度間呈顯著正相關,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假設特質焦慮可能在自我客體化與抑郁之間起中介效應。如圖1。

注:**P<0.01;***P<0.001。圖1 醫學院女生特質焦慮水平在自我客體化與抑郁間的中介作用示意圖

由表3可知,檢驗系數a=0.062、b=0.787,c=0.079,且回歸系數均顯示顯著(P=0.007;P=0.011)。但c′=0.030,檢驗系數c′時,發現回歸系數c′不顯著(P=0.175),說明醫學院女生特質焦慮水平在自我客體化與抑郁間起完全中介效應。

表3 醫學院女生特質焦慮、抑郁水平對自我客體化的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文數據顯示醫學院女大學生的BMI指數保持在正常范圍內,側面反映了醫學院女大學生對自身形體、體重等外在方面的重視,研究對象醫學背景,擁有的醫學知識也使個體更重視身體的健康,專業知識在這一方面可能做出了部分貢獻。

本研究醫學院女大學生的抑郁水平、特質焦慮水平在是否戀愛、來源地以及是否獨生上變量上無顯著性差異,這與國內研究[13]的結果不同,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對象的差異。本研究對象均為醫學院在校女大學生,與普通大學生相比,醫學院學生具有課業任務繁重、專業年限長、學時多等特點,使醫學院女生忙于學業,壓力大,所以在相同的環境下,是否戀愛、來源地、是否獨生這些影響力就會被削弱,未發現差異。此外,是否戀愛及是否獨生在自我客體化得分差異不顯著,生源地為農村的學生自我客體化水平要高于來源于城鎮的學生,這與楊琳琳[4]研究結果一致。來源地為農村的學生更多關注自己的外貌,自我客體化程度較來源于城鎮的大學生嚴重,可能因為大學升學經歷了一次較大的環境改變,環境的改變可能是造成差異的重要因素。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醫學院女生的自我客體化程度、特質焦慮水平與抑郁水平呈正相關,也就是說當女性越注重自身的身體外貌,并與社會理想的身體形態做對比時,就會越來越忽視自身的內在身體特征,使自我客體化程度加重,影響心理健康。同時,盡管數據顯示樣本BMI指數在正常范圍內,但通過訪談交流發現,大部分被選女生仍認為自身肥胖,將自身與他人作比較或與現行社會標準的“美”作比較,有意控制自己的飲食,或通過一些其他方式達到自己理想的瘦身目標。當看見別人比自己瘦,就會羨慕別人,即使自身也不胖但還會表露出這種心態,這種情況會引發限制性飲食。隨自我客體化程度的加深,抑郁焦慮水平也逐步嚴重,自我客體化越高,女性心理健康越差,抑郁水平越高的結論相一致[14-15]。

研究結果顯示特質焦慮在自我客體化與抑郁水平之間起完全中介效應。說明醫學院女大學生自我客體化完全通過特質焦慮來影響抑郁水平,醫學院女大學生的自我客體化水平增高,其特質焦慮就越高,從而導致其抑郁水平增加。這與孫文菁[1],王雅琴[14]等研究結果一致,均表明相對于低自我客體化的個體,高自我客體化的個體產生抑郁情緒的風險要高,這就提示醫學院女大學生群體中,更應關注高自我客體化群體,注重她們的身心健康。女大學生越關注其自身的客體化程度,則會額外的注意別人對自身的評價,從而對自身的關注就會增加,二者相輔相成。一旦別人對其有所評價時,尤其是消極評價,就會使其更加關注,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她的抑郁水平。此研究結果豐富了醫學院女大學生抑郁原因的涉及面,對于緩解醫學院女生心理健康問題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最后,除了探討特質焦慮、抑郁等相關問題外,還要從預防和干預的角度來對醫學院女生自我客體化進行研究。首先,引導社會環境,大眾傳媒要正確倡導女性形象,引導公眾正確對待女性,減少自我客體化的消極危害。其次,學生是自我客體化、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問題的多發群體,學校應積極開展干預項目,比如開展對抑郁、自我客體化進行干預的項目。2010年,陳紅探索了學生的超重干預模式,通過“瘦理想內化”進行認知干預,降低女性對自己身體不滿意度,引導其形成正確健康的身體觀[16]。最后,女性應著力發展非外貌相關的能力,比如學習實踐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等,能批判性分析社會媒體所傳播的超瘦形象,尊重并接受自己的身體狀態,力求降低抑郁的發生。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