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動障礙患兒的臨床特點及家庭功能、家庭關系、家庭教育方式現狀

石喬 曹建偉 黃穎 王如霞

【摘要】 目的：探討抽動障礙患兒的臨床特點及家庭功能、家庭關系、家庭教育方式現狀。方法：以方便抽樣法抽取2020年2月-2022年9月在中山市人民醫院心理科門診和兒科門診就診的抽動障礙患兒32例作為研究組。根據性別、年齡匹配，以1∶1的比例抽取32例本市健康兒童作為對照組。記錄研究組患兒的一般資料，比較三種類型抽動障礙（短暫性抽動障礙、慢性抽動障礙、Tourette綜合征）患兒的性別、年齡分布情況及共病情況（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情緒障礙、睡眠障礙、學習困難、破壞性行為），并用耶魯綜合抽動嚴重程度量表（YGTSS）評價疾病嚴重程度。比較兩組家庭功能評定量表（FAD）、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第二版（FACES-Ⅱ）、父母養育方式評價量表（EMBU）評分，分析家庭功能、家庭關系及家庭教育方式現狀。結果：32例患兒中短暫性抽動障礙4例（12.50%）、慢性抽動障礙8例（25.00%）、Tourette綜合征20例（62.50%）。三種類型抽動障礙患兒性別、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Tourette綜合征的伴共病比例明顯高于短暫性和慢性抽動障礙（P<0.05），而短暫性和慢性抽動障礙的伴共病比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Tourette綜合征的YGTSS評分顯著高于短暫性和慢性抽動障礙（P<0.05），慢性抽動障礙的YGTSS評分顯著高于短暫性抽動障礙（P<0.05）。研究組問題解決、溝通、角色、情感反應、情感介入、行為控制、總的功能評分均低于對照組（P<0.05）；研究組實際親密度、實際適應性、理想親密度、理想適應性均低于對照組，親密度差高于對照組（P<0.05），但兩組適應性差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父親情感溫暖與理解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懲罰與嚴厲、過分干涉、拒絕與否認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研究組母親情感溫暖與理解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拒絕與否認、懲罰與嚴厲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兩組父親偏愛被試、過度保護和母親過分干涉與過度保護、偏愛被試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抽動障礙以Tourette綜合征病情最復雜。抽動障礙兒童存在不良家庭環境和教育方式。不良的家庭環境和教育方式可能是此病作用的中間介質，臨床應結合患兒的臨床特點及不良家庭環境和教育方式進行有針對性的干預。

【關鍵詞】 抽動障礙 臨床特點 家庭功能 家庭關系 家庭教育方式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Func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Education Mode of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SHI Qiao， CAO Jianwei， HUANG Ying， WANG Ruxia. //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2023， 20（11）： -165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func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education mode of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Method： A total of 32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Pediatrics， Zhongshan City People's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Sept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matching of gender and age， 32 healthy children in this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t a ratio of 1∶1. The general data of childre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recorded， and the gender， age distribution， and comorbidity condition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 mood disorder， sleep disorder， learning difficulty and disruptive behavior） of children with three types of tic disorder （transient tic disorder， chronic tic disorder and Tourette syndrome） were compared，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was evaluated by Yale global tic severity scale （YGTSS）. The scores of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family adaptability cohesion environment scale second edition （FACES-Ⅱ） and egma minnen bardndoms uppforstran （EMBU）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status quo of family func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education mode was analyzed. Result： Among the 32 children， there were 4 cases （12.50%） of transient tic disorder， 8 cases （25.00%） of chronic tic disorder and 20 cases （62.50%） of Tourette syndrom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age among children with three types of tic disorder （P>0.05）. The comorbidity rate of Tourette syndrom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ransient and chronic tic disorder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ansient and chronic tic disorder （P>0.05）. The YGTSS score of Tourette syndrom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ransient and chronic tic disorder （P<0.05）， the YGTSS score of chronic tic disord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ransient tic disorder （P<0.05）. The problem solving， communication， role， emotional response， emotional intervention， behavior control and overall functional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actual intimacy， actual adaptability， ideal intimacy， ideal adaptabilit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timacy differenc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core of adaptability difference （P>0.05）. The scores of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scores of punishment and severity， excessive interference， rejection and denia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of mother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scores of rejection and denial， punishment and severit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scores of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father's favoring subjects， excessive protection and mother's excessive interference and protection and favoring subjects （P>0.05）. Conclusion： Tourette syndrome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ic disorder.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have ba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Ba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may be the intermediate media of the disease，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ba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Key words] Tic disorde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func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Family education mode

First-author's address： Zhongshan City People's Hospital， Guangdong Province， Zhongshan 528400，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23.11.038

兒童抽動障礙發病率高，臨床表現為突然、快速、反復、不規則、單一或多部位肌肉運動或/和發聲抽動。同時，其可能伴注意力不集中、多動、強迫行為或思維、情緒障礙等癥狀，嚴重干擾或損害患兒的認知功能，降低其社會適應能力[1]。親密度和情緒表達低、矛盾性高的家庭成員缺乏相互幫助和支持，易發生猜疑、沖突，家庭氣氛容易緊張，患兒感到孤獨和害怕[2]。有研究表明，在兒童行為問題的影響因素中，家庭沖突和情感交流較少是主要因素。不良的家庭環境可能會對抽動障礙的發病和病情產生一定影響，需從多方面加以改善[3]。兒童強迫癥和焦慮癥的形成也與父母的不良教育方式密切相關。父母干涉過多后，抽動障礙兒童的癥狀變得更嚴重，這可能與其情緒緊張和焦慮有關。不良的家庭教育也可能是抽動障礙和情緒因素間的中介之一[4]。在當前的抽動障礙研究中，遺傳學、生物化學和生理學是研究熱點，而社會心理學研究較少。本研究主要對抽動障礙患兒的臨床特點進行調研，并分析了家庭功能、家庭關系及家庭教育方式在抽動障礙中的作用，旨在為臨床抽動障礙的治療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以方便抽樣法抽取2020年2月-

2022年9月中山市人民醫院心理科門診和兒科門診抽動障礙患兒32例作為研究組。納入標準：（1）符合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修訂版（DSM-IV-TR）中抽動障礙的診斷標準，表現為多發性和/或發聲性抽動；（2）年齡10～18歲，體格、智力水平正常，無重大疾病史。排除標準：亨廷頓病、風濕性舞蹈病、肝豆狀核變性、腦炎后遺癥等疾病和藥物引起的抽動障礙。根據性別、年齡匹配，以1︰1的比例抽取32名本市健康兒童作為對照組。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兒家長均自愿參與本研究。

1.2 方法

1.2.1 一般資料收集 采用自擬抽動障礙病例觀察表記錄患兒的一般資料，描述抽動障礙各類型的性別、年齡分布特點，總結抽動障礙的臨床表現，比較抽動障礙各類型的共病情況（共病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情緒障礙、學習困難、睡眠障礙、破壞性行為），并采用耶魯綜合抽動嚴重程度量表（YGTSS）評價疾病嚴重程度。其中包括抽動類型、抽動頻度、抽動強度、復雜程度、干擾程度，各項評分均根據嚴重程度按0、1、2、3、4、5分計，總分為0～25分，分值越高說明該項嚴重程度越高。

1.2.2 家庭功能評定 用家庭功能評定量表（FAD）評定，量表共60個問題和7個子量表。（1）問題解決，即家庭在維持有效家庭功能的同時解決問題的能力，共包括6個條目，計6～24分；（2）溝通，家庭成員的信息傳遞是否直接明確，共包括9個條目，計9～36分；（3）角色，家庭是否建立并完成了家庭功能行為模式，包括是否有明確公平的任務及認真完成，共包括11個條目，計11～44分；（4）情感反應，家庭成員對刺激的情緒反應共包括6個條目，計6～24分；（5）情感介入，指家庭成員間相互關心的程度，共包括7個條目，計7～28分；（6）行為控制，家庭在不同情況下是否有不同的行為控制模式，共包括9個條目，計9～36分；（7）總的功能，總體評估家庭功能，共包括12個條目，計12～

48分[5]。量表的重測信度為0.66～0.76，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62。各項目有4個答案，非常同意=1，同意=2，不同意=3，完全不同意=4，分數越高，家庭功能越好。

1.2.3 家庭關系評定 使用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第二版（FACES-Ⅱ）評估，親密度、適應性量表共30個問題，其中親密度量表16個問題，總分16～80分，適應性量表14個問題，總分為14～70分。這是對奧爾森1982年編制的原始量表的修訂，達到了較高的復測信度、效度和內部一致性。國內研究者對實際親密度、理想親密度、親密度差、實際適應性和適應性差的重復測量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相關系數分別為0.788、0.518、0.600、0.542和0.417，P<0.01。理想適應性的一致性較弱，相關系數為0.336，P>0.05。該量表主要評估家庭的親密度和適應性，前者代表家庭成員間的情感關系，后者代表家庭關系隨處境和發展階段而具有的應變力[6]。所有問題都回答兩次，即實際情況和理想情況。

1.2.4 家庭教育方式評定 使用父母養育方式評價量表（EMBU）評估：父親、母親共66題，Perris等人于1980年聯合編制的一份問卷，對父母的教育態度和行為進行評估。在中國，岳冬梅修訂了中文版，并從父親的養育方式中提取了六個主因素，共58道題目，計58～232分，即情感溫暖與理解、懲罰與嚴厲、過分干涉、偏愛被試、拒絕與否認、過度保護；從母親的養育方式中提取了五個主因素，共57道題目，計57～228分，即情感溫暖與理解、過分干涉與過度保護、拒絕與否認、懲罰與嚴厲、偏愛被試[7]。父親、母親主因素的同質性信度為0.46～0.85，0.69～0.88，分半信度為0.50～0.89，0.77～0.91，重測信度為0.58～0.73，0.71～0.82。所有研究對象在同一主試指導語下完成量表問卷。

1.3 觀察指標 （1）統計分析研究患兒的臨床特征；（2）比較兩組FAD、FACES-Ⅱ、EMBU評分，分析家庭功能、家庭關系及家庭教育方式在抽動障礙發病中的作用。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包進行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或單因素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檢驗。檢驗水準α=0.05，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研究組男21例，女11例；年齡10～18歲，平均（13.19±2.12）歲；家庭成員3～6人，平均（4.13±1.02）人；父母文化水平均為大專及以上；家庭收入3 000～10 000元，平均（5 123.14±554.23）元。對照組男22例，女10例；年齡10～18歲，平均（13.22±2.19）歲；家庭成員3～6人，平均（4.19±1.03）人；父母文化水平均為大專及以上；家庭收入3 000～10 000元，平均（5 129.07±512.13）元。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2.2 抽動障礙患兒的臨床特點 按病情分類，32例患兒中短暫性抽動障礙4例（12.50%）、慢性抽動障礙8例（25.00%）、Tourette綜合征20例（62.50%）。三種類型抽動障礙患兒的性別、發病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Tourette綜合征的伴共病占比明顯高于短暫性和慢性抽動障礙（P<0.05），而短暫性和慢性抽動障礙的伴共病占比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Tourette綜合征的YGTSS評分顯著高于短暫性和慢性抽動障礙（P<0.05），慢性抽動障礙的YGTSS評分顯著高于短暫性抽動障礙（P<0.05）。見表1。

2.3 兩組FAD評分比較 研究組問題解決、溝通、角色、情感反應、情感介入、行為控制、總的功能評分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2。

2.4 兩組FACES-Ⅱ評分比較 研究組實際親密度、實際適應性、理想親密度、理想適應性評分均低于對照組，親密度差高于對照組（P<0.05），但兩組適應性差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5 兩組父親、母親EMBU評分比較 研究組父親情感溫暖與理解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懲罰與嚴厲、過分干涉、拒絕與否認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兩組偏愛被試、過度保護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母親情感溫暖與理解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拒絕與否認、懲罰與嚴厲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兩組過分干涉與過度保護、偏愛被試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5。

3 討論

抽動障礙的診斷在20世紀末期被引入國內，臨床就診率逐年上漲，當前此病在國內兒童中十分常見[8]。在本組32例患兒中，Tourette綜合征是最常見的型，短暫性抽動障礙4例（12.50%）、慢性抽動障礙8例（25.00%）、Tourette綜合征20例（62.50%）。臨床流行病學研究發現抽動障礙男性明顯多于女性[9]，原因尚不清楚，本組患兒男性亦多于女性。大多數抽動癥狀發生在18歲前，通常在5～10歲，平均年齡不到7歲，抽動的嚴重程度通常在10～12歲時達高峰。在一些患者中，在青年末期和成年早期抽動的嚴重程度降低[10]。據報道，大多數抽動障礙患兒的癥狀持續到16歲，其中一些兒童會遺留中度至重度抽動，嚴重影響其社會功能。未經治療或治療不當的抽動障礙會產生嚴重后果，包括嚴重抑郁癥和自殺風險[11]。在這組病例中，慢性抽動障礙及Tourette綜合征的YGTSS評分顯著高于短暫性抽動障礙，表明病程越長，病情越重。有研究指出，抽動障礙癥狀的嚴重程度是不確定的，并且是波動的，新癥狀可取代舊癥狀，或者基于原有癥狀的新癥狀也可自然緩解。有時，病程較長的大齡兒童在運動性抽動或發聲性抽動后可能很快出現另一個動作，試圖掩蓋抽動，使臨床表現更難識辨別[12]。

近年來，有研究表明兒童受家庭的影響，抽動成為心理應激的表現之一[13]。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問題解決、溝通、角色、情感反應、情感介入、行為控制、總的功能評分均低于對照組（P<0.05），提示抽動障礙患兒的整體家庭功能下降。研究組實際親密度、實際適應性、理想親密度、理想適應性評分均低于對照組，親密度差高于對照組（P<0.05），提示家庭成員間缺乏親密的情感聯系，家庭關系伴環境改變的應變力低。國外研究發現，如果父母獨裁、過分干涉、情感疏遠，兒童很難認同家庭并獲得歸屬感[14]。原因可能為：抽動障礙患兒與正常兒童對照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父親情感溫暖與理解評分低于對照組，懲罰與嚴厲、過分干涉、拒絕與否認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研究組母親情感溫暖與理解評分低于對照組，拒絕與否認、懲罰與嚴厲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提示抽動障礙兒童的父母養育方式不良，與文獻[15-17]研究結果一致。父母對兒童的過分指責、懲罰、羞辱、批評，易使其自卑、無助和不安，并產生不良情緒，父母對兒童過于關注、干涉、通常會致其做事刻板不靈活、拘束、壓抑[18-20]。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的量表均為自評量表，個別兒童作答時易受主觀想法或客觀事件的影響，對此已注意并澄清，但要想對患兒的家庭關系與互動的變化更深地了解，僅依賴于量性研究是不足的，需補充質性研究。期待今后能對研究組患兒家庭進行訪談，彌補當前研究的局限性。期望今后能擴大樣本量、病種、研究途徑以深入研究兒童精神領域。

綜上所述，抽動障礙是兒童時期一種常見的神經精神疾病，病情反復難治，病程較長，尤其Tourette綜合征病情最復雜。抽動障礙兒童存在不良家庭環境和教育方式。不良的家庭環境和教育方式可能是此病作用的中間介質，臨床應結合患兒的臨床特點及不良家庭環境和教育方式進行有針對地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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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1-29） （本文編輯：陳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