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擬或代言:在虛實之間搖擺的文體訓練

馮汝常

(仰恩大學,福建 泉州 362014)

作為高校公共基礎課的應用文體寫作類課程主要在大學一年級開設,然而“大學一年級新手作者與有經驗的作者相比有顯著差異,他們對寫作目的認識含混不清,讀者意識匱乏,對決定如何及何時應用特定寫作策略的整體監控無力把握,有的甚至完全缺乏整體監控?！盵1]這些寫作類課程的大一“新手作者”,不僅對寫作目的、讀者意識、寫作策略等認知存在不足,而且在進行有關文體寫作練習時,往往還會遭遇“假擬”或“代言”的“寫作者”身份尷尬。這些問題,應引起寫作教學的關注。

一、寫作教材練習設計常見的樣式及剖析

就體例和內容劃分而言,在一些高校常用的應用寫作類教材中,往往慣用“基礎理論+文體(或文類)類別”的體例,而文體類別中的具體文體內容表述則多采用“文體理論知識+案例剖析+寫作訓練(或練習)”等模式,寫作訓練(或練習)放置于章節后,作為寫作技能培養的主要抓手。不可否認,這些文體寫作練習不僅對應用文體知識點具有一定鞏固作用,而且在文體寫作訓練的實操層面也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時效性與實踐性。當然,這些寫作實訓練習樣式不同,其指向也有差別。為便于直觀比較,此處略舉數例并加以分析,見表1。

表1

通過列表歸納,不難看出,題目類型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材料性寫作題。有具體材料供寫作者使用,要求閱讀提供的寫作材料,選擇某一文體或根據材料判定為某一文體進行寫作。這類題目比較常見,表中16道題就有12道為此類型。第二,命題性寫作題。無具體材料卻提供了材料選擇類型。按照題目指定的文體與內容要求進行特定文體寫作。表中例13題“根據一次主題班會或團支部會議的材料寫一份會議紀要”,就屬于這一類型。第三,一般性練習題。無具體材料,也沒有特定的格式與要求,僅僅作為一次練筆,相當于“自由寫作”。如表中例10題“撰寫一份學校田徑運動會開幕詞與閉幕詞”、例5題“為社區慶典活動撰寫一篇活動策劃文案”即是。題目中的“學校田徑運動會”“社區慶典活動”可以視為一定的材料指向,也可以理解為代擬身份,即代學校、社區人員為活動寫文案。

上述三種練習并沒有囊括應用寫作教材中的所有練習類型。教材里的寫作練習還包括文體表達改錯、擬定標題、材料分析提煉等樣式。這里選取的皆為具體的文體寫作訓練,亦即在教材講解完有關文體知識與剖析案例之后,進行針對性的寫作實訓。但是,不難看出,這些習題對于大一學生難度系數有點高。他們剛剛入學,不僅缺乏應用文體的寫作能力,而且也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如何能夠代市教育局、公安廳、省政府辦公廳等單位擬定具有職業崗位特征的文書?然而,多少年來,我們教材的編訂者就是這么設計的,而任課教師也大多都是按照教材設計安排教學。應用文寫作文體實訓中存在這種不切實際的問題,即對學生寫作能力予以假定性的、經驗性的、任務性的、命題作文式的訓練,說到底一是文體訓練的習慣性思維在作怪,二是套用應試教育的做題模式缺乏創新,其實質是既師承傳統寫作類型中古代文人或一些職業師爺型“寫手”的“假擬”與“代言”等寫作模式,也與一定的寫作文化“基因”遺存有關。

二、假擬與代言:練習者寫作身份現象及原因

眾所周知,應用文尤其是公文寫作中存在一種“代言”現象——秘書“代”單位或領導寫“言”。因此,這種“代言”實際上也即秘書“假”領導身份而“擬”定公文——秘書按領導要求“代”擬文書,而領導則是公文的署名作者。有研究者指出,公文寫作實質上是一種“遵命”寫作,具有很強的“代言性”。因此,其寫作主體具有“雙重性”,作者受命于其機關單位或按其領導的旨意進行寫作,所擬公文要表達機關單位的意志,更要以單位的名義成文。據此,寫作公文的主體既包括公文的文稿寫作者,又有公文的署名作者——發文單位,此“正如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所指出的‘文有辭命一體,命與辭非出于一人?！盵10]其實,這種“雙重性”就是指公文寫作中的“代言”現象,它反映出作為應用文書中公文寫作與其他類寫作相比而獨具的特殊性。

追根溯源,這種“命與辭非出于一人”的“假擬”或“代言”現象,其來有自。如古代師爺的代擬文書就與此相似:一位十八歲女子因丈夫去世想改嫁,因不會寫訴狀,她就去找善寫狀稿的“師爺”代筆。然而,師爺代寫狀稿的價格是一字一兩。女子湊了15兩銀子苦求師爺,師爺寫下了15個字的訴狀,文為“十七嫁,十八寡,家貧、無子,翁不良,難哉!”縣令收到狀紙,就批準該女改嫁。[11]這位師爺是專門從事代寫狀稿的職業寫手,他的這份訴狀精練準確,惜字如銀,所寫狀稿的語言竟然珍貴到單個字以銀兩計。其實在唐代,不少落第文士以到節度使等幕府中充當幕僚來作謀生手段。那時各地藩鎮的節度使為發展壯大,時常網羅人才。眾所周知,大文學家韓愈,考中進士之后三次均未能通過吏部的銓選考試,論薦失利后,為了謀生,就投奔到宣武節度使董晉的麾下當幕僚,“替董晉起草文書。以后由董晉薦舉,才被授予秘書省校書郎的職務?！盵12]這個“幕僚”身份其實相當于私人秘書,要經常寫作一些“無端而代人歌哭”的應酬文。師爺與秘書,所做文字都是為他人或自己的雇主而作,“假擬”或“代言”的身份與為文,決定了其寫作與自我主體的疏離性特征。

中國古代文人們的詩文創作也有類似的“假擬”與“代言”屬性?！邦愃啤栋俟皺烟摇贰稒烟掖稹愤@樣,櫻桃本來無言,作者擬為問答之辭者,義山集中尚有其例,如《代魏宮私贈》《代元城吳令暗為答》……《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與前者擬設一問答情境者雖不盡相同,也仍是代人啼笑之作?！盵13]這些作品標題標明了“代”的符號,顯然是代某人或虛擬代某物而作。代作此詩文的作者是本人,但是,并非所替代的“對象”所對應的那個“作者”,因而具有一定的虛構或虛擬性,這類作品也“只是虛構文字,即成為文字游戲?！盵13]那么,既然是“代言”,作者就必須從所代的特定的人或物的角度進行寫作構思與運筆想象?！耙驗槭谴颂湫?所以作者必須運用想象,體貼人情物理,在詩篇的文字組合上,構筑一個與當事人切身相應的情境。因為是就題敷陳,作者也得神思默運,擬構一月照冰池、桃李無言之境,在內心經驗之;然后以文字幻設此境,令讀者仿佛見此月照冰池、桃李無言?！盵13]這種“體貼”“擬構”“幻設”均需代言者立足于所代之人的立場并以其身份遣詞造句,布局謀篇。作為“捉刀人”的作者,實際上就是不署名的作者,而署名的“作者”其實并不是所署名文章的真正作者,這仿佛是一場角色替代的游戲,導致了寫作行為的“假擬”或“代言”像戲劇表演一樣的“假扮”,正所謂“代言之體,大似戲劇,假裝我即是某人,以其身份、性情、立場、發言?！盵13]因此,這種“假擬”或“代言”從寫作特征角度看,似乎就具有了某種虛構性質。

與古代師爺、文人這種以“代筆”謀生、作為幕僚“替”人寫文書的“捉刀”行為相近似,大學應用寫作中的練習者,其以學生身份“替”或“代”某“作者”擬寫文書的行為,也具有相似性的“假擬”或“代言”特點。以前述表格中的練習題為例,題目或要求中的“請你代XX寫/擬XX”“代XX起草XX”“以XX名義給XX寫XX”等,或者從“模擬練習”等,都顯示出較強的“假擬”或“代言”特點。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教材編寫者的慣性思維。對比常用的應用寫作教材可以發現,不僅在體例與內容上相似,即使寫作練習與實訓題型等,也大多似曾相識。甚至,一些題目的材料也陳陳相因,如類似以教育局為行文對象涉及的救災撥款請示、以省政府辦公廳為發文單位的轉發或印發通知等,而以某某大學生參與救災或救人事跡的通報等,更是司空見慣。

第二,應用寫作授課教師的因循守舊。對于如何開展行之有效的應用文體寫作訓練,目前還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意見,多年來嘗試的項目式、任務型、模擬性等練習模式也缺乏后續創新,并沒有從根本上考慮到大學生的寫作身份與教育廳、省政府、市公安局等具體辦文專職秘書寫作能力的巨大差距,才會按照教材練習題要求,讓學生去進行“代擬”練習。

第三,社會對大學畢業生寫作能力的“超前”期待。一些用人單位,總認為大學畢業生應該能講會寫,應具有一定的職場應用文體寫作能力。這種期待反饋到課堂,導致了本該以理論學習和基本功練習為主的應用文體寫作教學轉向“超前”培養職業化的文體寫作能力,以致“代”某職場角色去擬/寫某文體這樣的練習與實訓題等現象,“請你代XX寫/擬XX”“代XX起草XX”“以XX名義給XX寫XX”等練習模式跟風出現,揠苗助長。

其實,高等教育與國家有關文件中并沒有強調這種對接崗位的寫作能力。如《教育部 國家語委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服務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高質量推廣普及的若干意見》中僅僅提到要提高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使他們形成“一種能力兩種意識”。其中,“一種能力”是指語言文字應用能力,“兩種意識”是自覺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意識、自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語言文化的意識。文件還要求高校把“一種能力兩種意識”納入人才培養方案,并闡明語言文字應用能力及執行標準,作為畢業要求納入其中。實際上,強化大學生的口語表達、書面寫作、漢字書寫等能力培養,促進語言文字規范使用,著力點在于語言文字規范。[14]從現實性價值取向分析,這種“假擬”或“代言”的模式實質上則是一種功利性的實用主義,它過早地把大學學習與未來職業對接起來,以對象化、崗位化、虛高化的要求,抬高了大學寫作課堂對形成寫作技能的期望值。

三、文體訓練與身份虛實問題的反思

應用寫作文體訓練雖然只是一種寫作練習,但是,這種“假擬”或“代言”類型的虛擬身份訓練,使得寫作者與文體表達在虛實之間搖擺,由此引發的問題與可能的潛在影響,不容忽視。

開設應用寫作課程,是為了培養大學生寫作素養,意在提高寫作能力,為掌握“實際本領”奠定基礎。因此,徐中玉先生認為,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與提高文化素質之外,大學開設應用文寫作課重點在于培養其應用寫作的實際本領,使學生經過專門知識與實際訓練,早日具備這種非常必要的寫作能力。[2]確實,大學課程教育中,按照2018年版《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所列的125個專業大類中,多數專業都提出了對寫作表達能力的要求,涉及的關鍵詞有“文字”“語言”“書面”“書寫”“表達能力”“人際溝通”“口語表達”“話語交流”,等等。[15]然而,由于應用寫作多在大一開設,課時又少,日常缺乏鍛煉,基礎不牢,導致大學生在畢業求職時,應用寫作的文體表達能力嚴重不足。

因此,大學生畢業時就會面臨應用文寫作能力不足的尷尬。據說,在一次江蘇省人才市場舉行的招聘會上,有80多個文科畢業生參加測試,竟沒有幾個人能寫出一份完整無誤的邀請函。盡管邀請函在應用文寫作中是比較容易的文體,但在實際寫作中,絕大多數應聘者擬出的邀請函卻要素不全,在招聘中遭遇尷尬。[2]這種現象似乎不應該,但卻是客觀存在的,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應用寫作文體日常使用的頻率并不高,若非專業人士撰寫,“缺胳膊少腿”在所難免。假如大學把應用寫作課程調整到大四,有針對性地進行專門的文體寫作訓練,如此在應聘時記憶猶新,表現肯定要好得多。因此,不能以此現象求全責備于大學畢業生的應用寫作能力。二是應用文體訓練設置與寫作方法問題。以邀請函為例,那種“假擬”或“代言”的寫作訓練就如走過場,寫作者即使練習過,很快就會忘記。那么,假如改變方法,以競賽形式進行邀請函專題寫作訓練,以個人過生日、自己班級/學院/學校/某活動等真實為材料,撰寫邀請函并送達自己的父母、朋友、同學、教師等,邀請被邀請者與師生一起進行評審。經過如此多環節訓練,寫作者必定對文體格式要素、語言特點、環節等了然于胸。

一些教材編訂者顯然注意到了應用寫作文體的“實用”特點,針對性地設計了教材目標?！搬槍Ξ斍叭找姘l展變化的財經工作特點和用人單位需求,本書遵循‘工學結合、理論夠用,重在技能訓練,教、學、練、做一體化’的原則,以學生為主體,以能力為本位,以‘實用’為目標?！盵6]把寫作知識學習與文體寫作技能聯系起來,以“實用”為目標,對接實際工作中用人單位需求,這種矩陣式的訓練設計具有先天性不足,即它把縱向的文體練習與橫向的崗位職能需求結合起來,唯獨忽視了學習者當前的學生身份與內心感受。

作為大學一年級新生,寫作者不僅沒有工作經驗,也缺乏為文的那種身入其境的真切感受。在文體訓練中,不僅“代言”者的身份因非“X局”“X廳”“X縣”等單位辦公人員而存在一定的“假”,而且他們所“擬”的文體內容也是“虛”的。因此,應用寫作課程的文體實訓,學生常常缺乏寫作興趣,練習作業變成純粹的尷尬應付,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缺乏嚴肅認真態度與實事求是精神的寫作游戲。長此以往,就會導致學習者的寫作流于形式,暗暗助長虛假文風,不僅難以達到課程教學的即時效果,也不利于大學生未來寫作能力的形成,更奢談寫作品格的健康成長。

應用寫作的“假擬”或“代言”是否具有一定“游戲筆墨”的感受,可以從古人那種“應付之粉本”的文字里尋找答案。蒲松齡一輩子做了幾十年私塾先生,有時也充當西賓擬寫應酬文。他在《戒應酬文》中說到寫應酬文的感受是,“人生世上,具有須眉,無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為笑啼”。雖然經?？嗨稼は?卻少有“神閑意適,逸興遄飛”之時,因此,只得在“意懶苦于思索”狀態下“計需期已迫,不得已挑燈構之?！庇需b于此,蒲松齡感嘆道:“愚哉,愚哉 !既非孫康之映雪,又非董子之下幃,前無釣餌,后無鞭棰,利既不屬,名亦罔歸,連連作苦聲于終夜,誠可笑而可嗤!”做應酬文這樣的文字,對于蒲松齡這樣的作家是多么的無奈與痛苦。[16]找不到為文的創作意義,又缺乏情感的真誠抒發,這樣的寫作痛苦是自然難免的。那么,按照文體寫作訓練要求“假擬”或“代言”的大學生,是否亦有類似感受?

因此,當我們在應用寫作課堂督促學生進行應用寫作文體寫作訓練時,不要怪罪學生的不積極,要怪就怪我們的教材和教學還沒有找到恰當的路徑。倘若要探尋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可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思考:

第一,從職場導向轉為重學業鍛煉。大學的職場導向本來是正確的,但是,對于大一新生來說,過早涉足則有“欲速則不達”之虞,因此,應該把寫作實訓當作一種實踐鍛煉。

第二,從文體范疇轉向重理論獲得。實訓寫作不要看重寫作的材料與文體范疇,而應側重從事理與文理上分析應該怎么寫、為什么這樣寫、如何評判寫作的質量等,如批評通報,要讓學生通過管理的文件明白錯誤所在,從通報的寫作要求懂得如何表達、從格式規范衡量恰當與否等理論性獲得,不要僅僅著眼于材料類型、文體選擇、具體格式等范疇。

第三,從格式規范轉到學語言表達?！耙蛔秩牍T,九牛曳不出”,教材和授課都不必把文體格式當作重點,而是應以寫作實訓中的語言為重心。實訓時,應重在用詞的嚴謹、精準、穩妥及語法規范等方面進行大量重復性訓練,畢竟語言表達才是應用文的重中之重。具體做法將另文述及,限于篇幅,茲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