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動因、問題及對策
——利益相關者的視角

李 均 鄭錦秀

持續三年的新冠疫情對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化造成了嚴重沖擊，也為教育跨境交流帶來一系列阻礙與困難。雖然一些國家試圖通過線上教學等技術手段紓解跨境交流的困境，但又造成諸如時差和體驗感差等弊端。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被視為未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常態、新范式。所謂在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一般指“在國內學習環境中，高校有意識地將國際性和跨文化維度融入面向全體學生開設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課程中”[1]。國際性、本土性、普惠性的有機融合是在地國際化區別于傳統國際化的鮮明特征。顯然，后疫情時代推動在地國際化發展，對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轉型與變革乃至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都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本文嘗試運用利益相關者的視角，析出在地國際化的利益相關者，探究推行在地國際化的動因、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的概念由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所（SRI）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最初作為經濟學的概念在公司治理中得到初步運用。1984年弗里曼（R.Edward Freeman）發展了“利益相關者”的概念，他認為：“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能夠影響組織目標實現，或者被組織目標實現的過程所影響的任何個人和群體?！盵2]根據弗里曼的定義以及其他學者對定義的補充和完善，利益相關者理論在社會科學各領域得到廣泛運用，其理論的要點是：關注價值和利益的最大化，即關注“1+1”能否大于“2”；強調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和社會責任。就高等教育而言，其利益相關者是在“對大學有一定‘投入’的基礎上，能從大學獲得一定利益并產生一定影響的各類主體（個人或群體）”[3]。由于影響高等教育系統的各因素通常有內外部之分，本文把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利益相關者劃分為外部和內部兩類來進行分析，外部利益相關者是指發生在高校之外、間接受到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影響或存在間接利益關系的組織或個人，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等。內部利益相關者指高校自身，具體可為高校中的教師、學生和行政人員等，即受到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直接影響或存在直接利益關系的個人或群體（圖1）。

圖1 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利益相關者

一、利益相關者視角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動因分析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正處于轉型深化的階段，傳統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困囿于跨境流動，無法兼顧本土高校國際化的全方位發展。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并不是否定傳統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而是填補傳統國際化模式未涉及的空白，二者應該相生相長、共興共榮。在高等教育國際化尋求轉型突破、后疫情時代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之下，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勢在必行。

（一）外部利益相關者在地國際化的動因分析

1.政府：增強國際競爭力，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早在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就明確指出：“適應國家經濟社會對外開放的要求，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盵4]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門發布的《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強調：“加快推進我國教育現代化和培養更具全球競爭力的人才?！盵5]這些文件，足可表明我國當前的國際化人才規模遠不能滿足國家發展所需，即中國尋求融入世界發展的迫切需求與傳統國際化的人才培養效率低之間存在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對外開放與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兩大戰略決策相輔相成，開創了中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正是在這個新局面下應運而生。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第一次提出“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的重要指示，他說：“我們要認真吸收世界上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更要遵循教育規律，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盵6]這句話蘊含了在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對外開放與扎根中國的辯證關系。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兼具國際性與本土性的特征也決定了其既要面向世界，又要立足中國本土。換句話說，在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在地國際化是對“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和“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積極響應。同時，近年國家重點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雙一流”建設等戰略，無不飽含了國家對高校加快培養國際化人才的“敦促”，既承載了中國從教育大國走向教育強國的“中國夢”，又寄予了中國參與國際教育競爭與發展的“世界夢”，這都成為推動在地國際化的動力引擎。

2.企業：提高人才質量，推動企業“走出去”

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需要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知識的國際化人才，然而這類人才的嚴重匱乏成為制約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因素。據世界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的調查顯示：88%的企業高管認為，海外并購或投資失敗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國際化人才。[7]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加劇，中國本土企業要在動蕩的經濟環境中把握先機，搶占全球經濟競爭優勢，實現“逆風翻盤”，首先就要從業務擴張和增員計劃方面著手。例如，近年來華為為了謀求生存和戰略發展，特別重視招納具有海外經歷的人才。2021年9月華為總裁任正非提出，“近兩年加大了海外留學生的招聘力度，現在要關注‘高鼻子’人才的獲取”[8]。

但是，自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加劇，美國及某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人才和科技封鎖，制約了中國留學人員的跨境流動。加之新冠疫情暴發導致跨境流動受制現象嚴重加劇。顯然，傳統國際化模式的人才供給不足與企業尋求海外擴張的國際化人才需要之間存在矛盾。因此，企業謀求國際發展和國際影響力提升，更多寄希望于我國高等教育自主培養國際化人才之路，畢竟傳統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依靠跨境流動等外在力量推動，始終存在不確定性，而推進在地國際化是把國際化人才培養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里，以實現國際化人才的“自產自銷”。

3.社會公眾：滿足日益增長的對優質國際化教育的需求

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正式進入普及化階段。潘懋元認為，“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將面向所有希望入學或有資格入學的學生，其錄取標準是學生的上學意愿”[9]。換句話說，滿足人民群眾對日益增長的對優質國際化教育的需求，是普及化時代高等教育發展的新挑戰。同時，在后疫情時代，人們對跨境流動充滿疑慮，更加關注“不用出國門就能留學”的機會。與“少數流動”的跨境教育相反，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提倡的就是“全體惠及”的境內國際化教育，其表征的國際性、本土性、普惠性恰恰是對人們的多樣化國際教育需求的周全考慮。推進在地國際化，是將國際化教育惠及每位有此需求的學生身上，普及全體本土學生身上，使中國高等教育培養出大批量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性國際化人才，進而推動區域的高質量發展乃至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總體提升我國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二）內部利益相關者在地國際化的動因分析

1.教師：提高國際化教學和科研水平

大學的國際化發展與大學教師息息相關，教師的國際化水平也影響著課程、學術等方面的國際化發展。在2022年7月相繼曝光的“湖南省邵陽學院斥巨資引進菲律賓博士”和“河北省邢臺學院批量引進‘速成博士’”的事件，在揭露大學存在“唯學歷”的評價問題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校中真正具有國際化水平的師資隊伍緊缺的現狀，以至于需要“掩耳盜鈴”地批量引進國外“水博士”?！?019年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狀況調查報告》的相關數據也印證了“高校教師的國際影響力水平仍然較低”[10]的現實情況。國際大學協會（IAU）的調查顯示，大學國際化的重要動因之一就是“教師的國際知識和跨文化理解”[11]。盡管大學教師具有較強的國際化意愿，但受傳統國際化模式的制約，他們參與國際化機會非常有限，其跨文化知識與理解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將賦予高校教師更多國際交流的機會，使教師隊伍的國際性流動從“少數受益”轉變為“普遍享有”，促使教師教學和科研的國際化水平提升。

2.學生：提高國際視野與綜合能力

于學生而言，傳統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表征為跨境流動。據教育部統計，我國出國留學人數自1978年的860人[12]增長到了2019年的70.35萬人，1978至2019年度，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6.06萬人。[13]顯然，隨著現代人生活質量的提高，學生出國留學的需求在攀升。而且，學生出國留學的意愿明顯受其家庭經濟狀況左右。家庭經濟好的學生只需憑借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實現，而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則需考慮和權衡各種現實情況。在報考本土大學時，學生更多關注學校的知名度、國際影響力以及學校能夠提供哪些國際化資源等。在其他條件同等下，學生及其家長會優先選擇國際化發展更好的本土高校。因此，學生對大學國際化的重視是促使高校推進在地國際化的動因之一。學者索里亞和特洛伊斯（Soria &Troisi）[14]曾對美國大學兩萬多名本科生進行跟蹤研究表明，在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等方面，在地國際化不亞于跨境教育。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不僅可以減輕學生及其家庭的經濟負擔，還讓更多學生受益于國際化教育，從整體上提高學生的國際視野與綜合能力。

3.行政人員：提高國際事務處理能力

高校的行政人員既是連接學校決策者與教師、學生之間的橋梁，也是維護和管理學校各項事務的主力軍，在促進高校在地國際化發展的實踐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各高校為爭奪優秀生源、打開國際知名度等展開了激烈的市場競爭。高校決策者為了在各高校競爭中優先占據高等教育國際化市場和資源的先機，就需要時刻葆有前沿的國際視野，因此對其自身的國際意識和跨文化知識等提出了明確要求。2020年，國際教育管理協會（AIEA）[15]進行了最新的領導力調查。結果顯示，“高等教育中的國際問題知識”是高等教育機構中負責領導和促進國際化實踐的個人最需要具備的第二大知識領域。在推進在地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學校推出的各項國際化發展決策都需要行政人員的推動與落實，這就要求高校行政人員在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的基礎上，還要了解國際規則、掌握跨文化知識和提高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并尊重多元文化。學校在國際化發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時，學校決策者將收獲巨大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行政人員也深感與有榮焉，并從中認可自己的工作價值。

二、利益相關者視角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面臨的問題

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在后疫情時代成為主要焦點，但在現行實踐中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我們將在內外部利益相關者結構的基礎上，分別從外部和內部分析影響在地國際化推進的主要問題。

（一）外部利益相關者在地國際化面臨的問題

1.“在地國際化”的政策相對空白

我國高校要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長足發展，就必須有相應的在地國際化的政策來“保駕護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多部門頒發了一系列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策，在國家重大會議或重要文件中國家教育決策層也多次強調“高校要加快對國際化人才的培養”，但到目前為止鮮有關于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政策文件。梳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策，發現在地國際化的政策仍處于相對空白的狀態，現行的政策內容主要涉及“出國留學、來華留學、中外合作辦學以及對外交流與合作”[16]四個方面的政策。

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為提升我國教育質量和國際影響力以及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撐”[17]，在此背景下，我國當前已有一些所謂“在地國際化”的探索與實踐，但它們更多是依托中外合作辦學的模式，如華南理工大學的國際校區和上海紐約大學的中外合作辦學實踐，還有海南的獨立辦學項目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也是在中外合作辦學范疇下邁出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步。我們不能否認這些實踐中的“在地國際化”屬性及其意義，但因缺乏在地國際化的配套政策的引導，這些在地國際化的實踐并未能實現對中外合作辦學模式的超越，因此并不具有普遍推廣性，暫還不能適用于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在地國際化的實踐“行無法依”，是當前一些高校推行“在地國際化”仍未能取得重大進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2.“在地國際化”的校企結合不夠緊密

在經濟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背景下，高校與企業之間的關系理應越來越密切，但實際上，高校與企業在國際化的合作上一直“貌合神離”，存在戰略合作目標與實際運行脫節的現象，未能達到攜手同心、共生共贏的狀態。在校企合作培養國際化人才的過程中，高校和企業往往存在價值取向的不同。高校過分關注自身利益，相對忽視企業的利益訴求。作為企業而言，當然希望在國際化合作中實現謀求利益最大化，即希望高校能培養出適用于企業發展的國際化人才，為企業的國際發展儲備力量。同時，企業認為高校的人才培養周期漫長，而且專業性與企業需求相脫節。因此，雖然企業普遍缺乏國際化人才，但它們參與國際化合作的積極性總體不高，校企合作深度不足。例如，EF英孚教育企業解決方案中國區執行副總裁兼總經理杰士伯·納特爾（Jesper Knutell）表示，“我國企業正處于國際化的起步與發展階段，仍需向外派出大量具備國際化能力的人才”[18]。但是，據教育部數據統計，我國自2015年起普通本?？飘厴I生就達到680萬人以上，而每年學成回國人數占普通本?？飘厴I生數比重還不到10%（表1）。顯然，盡管近年我國出國留學生回流率顯著，但我國當前的國際化人才數量遠未能支撐與推動中國企業的海外戰略發展。

表1 2015—2019年普通本?？飘厴I生數與學成回國人數

總之，“大學與產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發展邏輯不同、政策指揮棒的偏離等，是導致校企結合不夠緊密的主要原因之一”[19]，亦是影響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長遠發展的不利因素。

3.“在地國際化”的社會認識存在誤區

社會公眾對“在地國際化”的認識偏差是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長足發展的一大障礙。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面向本土學生主要涉及出國留學以及中外合作辦學兩個方面。因此，長期以來我國社會公眾普遍認為只有出過國才是國際化，也就是說，在老百姓心中只有“喝過洋墨水”的人才算是真正接受過國際化教育的人。

那么，“在地國際化”究竟算不算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維度呢？其實高等教育國際化研究專家簡·奈特（Jane Knight）早在2004年就曾明確提出：高等教育國際化一般包括“海外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和“在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20]，前者主要指跨境流動，即出國留學或海外交流等活動，后者則指在本土高校中開展的各種國際教育活動，也稱“本土國際化”。但是，在現實中，人們仍廣泛認為，只在國內大學接受國際化教育而沒有過跨境交流經歷的學生，都不算是真正的“國際化”。產生這類認識誤區的原因，主要在于社會公眾對于國際化的理解拘泥于“地理概念”，而忽視國際化的文化本質。同時一些人的“崇洋”傾向，缺乏基本的文化自信也導致他們不認可在地國際化這一新鮮事物。

（二）內部利益相關者在地國際化面臨的問題

1.國際化課程建設待提高

國際化課程對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核心問題。然而，當前高校開設的課程仍國際化含量不足。據《2019年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在接受調查的986所本科院校中，“開設全外語授課的專業占比5.2%；課程上，開設外語類課程占比7.4%，使用全外語授課的其它課程占比僅1.97%”[21]。課程的國際化含量不足還可以具體表現為：學校在專業名稱或者課程名稱上下功夫，將原有的名稱冠以國際化的色彩，實則是“換湯不換藥”；學校美其名曰開設了雙語國際課程，然而除了教材和PPT發生了語言的轉變，課堂的模式仍未見改，可謂是“生硬拼接式”國際化課程；更有甚者，有學校將外語教學（如英語課）當成是一種國際化課程。

值得關注的是，部分高校將國際化課程建設的各項工作具體細分為可量化的國際化指標，用以提高學校排名及其市場競爭力，彰顯該校的國際影響力，一般表現為以開設雙語課程或與海外院校合作的數量作為評價該校國際化程度的指標。但是，這樣的量化指標顯然是學校層面的功利追求，忽視了對學生群體的人文關懷。國際化課程不能只流于形式，更需要有師生以及生生之間的良性互動。

2.國際化師資隊伍待強化

師資隊伍建設是一所學校的根基，而國際化師資隊伍更是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關鍵，它主要包括“師資結構的國際化和師資水平的國際化”[22]。從師資結構來看，高校專業教師中國際化教師占比不高。據2019年廣州市的一項國際化調查，在10所接受調查的市屬高校中，專任教師中具有海外碩士學位者有92人，占比1.41%；具有海外博士學位者有223人，占比3.42%；外籍教師共119人，占比1.83%。[23]從師資水平的國際化來看，高校教師的國際化水平總體偏低，國際化的教學質量和教學氛圍等相對薄弱。主要表現為：第一，雖然高校在引進師資時對外語有一定要求，但在中國應試教育的背景下，部分教師往往只擅長閱讀寫作，而在聽說方面表現欠佳，外語能力的欠缺也限制了教師靈活開展國際化教學；第二，現在大學普遍重科研而不重教學，重量而不重質，高校一味以量為核心，引入海外高層次人才來擴充國際化師資隊伍，卻不重視對其教學能力和教學水平的考核，導致整體師資水平的國際化相對薄弱。

此外，國際性交流機會不足也是影響教師的國際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雖然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為高校教師搭建出國深造或交流的平臺，但遠遠不能滿足教師隊伍日益增長的國際化需求。而且，教師國際化的途徑較為單一，如果教師出國深造需要自費，那隨之而來的經濟負擔就是左右教師出國意愿的一個阻礙。

3.國際化校園氛圍待營造

一個好的環境會對人的成長帶來積極影響，古有“孟母三遷”，現有“名校之爭”，可見校園生活對學生發展的影響力“絕不亞于純粹的課堂教學和專業學習”[24]。但校園文化建設向來是學校建設的薄弱之處，高校往往在科研和教學上投入大量經費，而忽略了校園文化建設。學校的通病主要表現為：在硬件設施上，學校的建筑包括教室和實驗室等幾乎沒有任何國際化元素，基本上與傳統樣式無異；在軟件設施上，首先是學校的課程建設、教師發展和校風學風等方面未深入融合國際化維度，其次是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專家講座等活動往往流轉于校際之間、止步于教師層面，無法推及至全體學生層面，而學生自行組織的國際化相關活動的規模既小又不成體系?？傊?，如果校園國際化建設不到位，就無法與課程、教學等形成聯動，較難達到全方位、沉浸式培養國際化人才的目的。

三、高校推進在地國際化的對策

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是一項具有復雜性和系統性的工程，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絕非一校一人之責，而是關系天下盛衰。盡管在地國際化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但只要各利益相關者同心協力、攜手共進，就一定能克服重重難關，實現共生共贏。

（一）外部利益相關者推進在地國際化的對策

1.推動政策落地，為在地國際化實踐保駕護航

國家相關政策是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強大支撐。例如，“在地國際化”自1999年在歐洲國際教育協會（EAIE）提出，到2013年被正式納入歐盟的官方政策文件——《世界圖景中的歐洲高等教育》（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之中[25]，不僅有賴于學界學者和大學管理者的響應和推廣，還得益于荷蘭國際教育組織以及歐盟的強大助力。新加坡和日本開展大學國際化項目的最堅實的“后盾”就是政府的支持。政府作為最強大的“護衛者”，推動著大學的國際化發展。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總體偏向跨境教育，在地國際化的政策相對空白，因此有必要盡快“扶正”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的戰略布局。首先，盡快制定在地國際化的政策。政府應成立專門的機構或組織對國外“在地國際化”實施成功的案例的政策制度和戰略方針等進行研究，圍繞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情況，結合后疫情時代以及“雙一流”建設等背景，推出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具體政策，切實保障在地國際化的實踐有法可依。其次，擺正跨境教育政策和在地國際化政策的地位。這兩種政策是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兩個不同維度，并無好壞優劣之分，理應平等看待。建議政府在各省、市成立專責機構，統一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權責和資源重新洗牌再分配，協調處理高等教育國際化中的“跨境教育”與“在地國際化”可能存在的“糾紛”，在省、市政府機構的協調和指導下有利于促進“在地國際化”加快與各高校的國際化辦學戰略融合。例如，北京市于2000年設立了北京市國際教育交流中心，積極為兩委、首都各級各類教育機構提供高效、專業化的服務。[26]

2.深化校企合作，協同培育國際化人才

從長遠利益來看，推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還要深化高校與企業的合作。高校的非營利性與企業的營利性兩相矛盾，二者要如何達成深度合作呢？顯然，以“趨利”為目標的經濟交換不是長久之計，價值共認與情感共鳴更能深化校企合作。首先，大學和企業應該建立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機制，推動雙方相互合作和彼此認同。長久的合作往往要經歷由淺入深的過程，而信任就是催化劑。其次，明確分工合作。在國際化人才培養方面，大學除了關注學生的學術成長，還應關注國際市場的動態，了解企業的用人需求。最后，學校應該為企業員工的國際化培養、技術提高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同理，企業在國際化發展上，不應停留在提供資金的層面，還應創建國際化發展研究所或實踐基地等助力學校的國際化人才培養，讓學生在扎實國際化知識的基礎上強化國際化能力。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2006年設立的國際高等教育合作部門（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ICE）[27,28]，作為國際合作的促進者，致力于以培訓、項目合作等方式深化校企合作，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又如，我國高度國際化的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國際校區為推動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創建了“學院+高端研究院+行業聯盟”的產教研融合方式，為國際組織培養輸送優秀的全球治理人。此外，深化校企合作應瞄準國家政策機遇。如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應緊隨經濟發展的步伐，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持和服務，同時，企業也應依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范區和海南建設國際教育創新島等政策優勢與高校協同培育國際化人才。

3.加強文化自信，樹立在地國際化新觀念

受傳統國際化觀念的影響，高等教育國際化常被認為是“西化”的過程，“在地國際化”也受此觀念的波及。但事實上，“國際化只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方法,它是以確保國際性和跨文化維度能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被整合，并將其注入教與學、科研與知識生產、服務社會等這些高等教育主要功能中去的一種行動策略”[29]。推進在地國際化應該首先扭轉人們對國際化的固有認識，走出集體無意識現象，人們要認識到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種行動策略，而“在地國際化”是將這一種行動策略的行動范圍從境外轉移到境內。而且，高校發展國際化應加強文化自信，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是“化西”的過程。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有“西化”的痕跡，包括高等教育也長期陷于“西化”的困局，常伴有“水土不服”的表征，如“非升即走”的制度，原是西方用來維護教師權益、保護學術自由的一項制度，在我國卻成了制約高校青年教師發展的一項制度，歸根到底是文化不自信，只是“拿來”而無“創新”。我國高校推進在地國際化應牢牢扎根中國大地，堅守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增強社會公眾的文化認同感。如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和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的先后創立，是對開展在地國際化的經驗探索，更是“立足自身傳統、突出主體地位，開展‘以我為主的國際化’”[30]。在中醫上有一條重要的診治原則為同病異治”，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也應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發展情況，培育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人才。

（二）內部利益相關者在地國際化的對策

1.加強國際化課程體系建設，量質同行

加強高校的國際化課程建設應“雙管齊下”。一方面，注重豐富國際化課程。高校應在課程規劃中貫徹在地國際化的辦學理念，增加開設面向全體學生的國際化課程，如增加外語類課程和國際化主題的公共選修課程的數量；在專業課程上，提高雙語和純英文教學課程的比例，根據專業、年級的不同，并結合學科特色和社會需求以及國際背景，設計既有創意又具針對性的國際化課程，在保證專業性的基礎上增強課程的國際性。例如，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CSD）的第五學院通過融合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開設了跨學科課程——現代世界的形成（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31]，培養學生研究西方和非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視野和意識。另一方面，注重深挖國際化課程，也是提質工程。在此方面，可借鑒國內一些高校推進在地國際化的先行實踐經驗。例如，西南大學多維度構建的“學行天下 國際學分”項目“既注重傳統國際化方式下的跨境流動，又強調以國際化課程為核心進行在地國際化建設”[32]。又如，上海建橋學院開設了全球素養教育實驗班[33]，采用中英雙語教學的方式，從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聚焦特定主題、知識和技能，探究并深刻理解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培養學生真正從全球視角去思考與行動。高校應成立國際化課程研究的部門，注重挖掘國際化課程的內容深度并聯系理論與實踐，使學生在學習國際知識與文化的時候不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同時要正確處理好本土化課程與國際化課程的關系，高校在增加本土化課程時應注重融入國際化維度，在開發國際化課程時應注重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在發展國際化的基礎上全面優化課程的內容和深度。在課程開發上明確中國文化底色，使在地國際化牢牢扎根于中國大地。

2.加強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內外兼修

國際化的師資是推進國際化課程實施的關鍵，只有教師眼里的世界“開闊”了，學生們才會“放眼”世界，成長為一名具有跨文化格局的人才。建設高質量的國際化師資隊伍，既要“內外”并行，又要“知行”并重。首先，“內外”并行是指本土教師“走出去”，并“引進來”外籍教師和具有海外學歷的教師。學校應面向教師設立國際交流與學習的平臺，為教師提供多種了解與接觸國際前沿信息的渠道。制定并完善激勵與考核制度，激發教師參與國際化的積極主動性。同時學校應充分發揮外籍教師在師資隊伍中的國際化作用，如定期組織中外教師參加跨文化相關主題的研討會等，在中外思想的交流與碰撞中提升整體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水平。其次，“知行”并重是指高校教師不僅要提高自己的語言水平和國際化知識，還要提高教學的國際化水平，把國際化知識儲備轉化為專業能力。學校應設立相關部門，負責開展培訓或海外研修等項目活動提升教師的國際化水平。例如，中南民族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聯合海外院校開展了“雙語教學培訓”的項目，以提升教師雙語教學能力，推進學校雙語教學工作。同時，教師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水平的提升不能只靠外部環境的推動，還要依靠教師個體的主觀意愿。高校教師應勇于打破角色行為的同質化傾向，積極參與國際化的活動，主動提高國際化知識與能力，構建個性化的國際知識體系，努力使自己成為擁有大格局、大學識、大技藝的新時代“大先生”。

3.加強國際性校園文化建設，表里并進

國際性的校園文化是一項繁重而持久的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國際性校園文化建設，主要圍繞兩方面進行。第一，維護校園建設的“面子”工程?！懊孀印笔菍W校對外的第一印象，不可輕視。學校應成立一個國際交流部門統籌在地國際化的相關事務。在此基礎上，校園建設應充分結合“在地國際化”的辦學理念，在外觀上既保留本土特征又凸顯出國際化特色，還可在圖書館、教學樓等建筑上裝點國際化元素。第二，注重文化建設的“里子”工程。正如一部優秀的作品必然是宏大敘事與微觀史學交相輝映，一所學校的建設與發展也應是“里子”與“面子”相得益彰。學校應賦予校園建筑以實用意義，如在建筑外觀更新后還要配套革新相關的設備設施，依托信息技術建設數字化校園。例如，廣州南方學院構建了“五·三·一”網格化管理模式，該模式從縱向劃分了“班級—專業—年級—學院—學?！蔽鍌€層級，從橫向上以專業大類為基礎分設了文科類、理科類、藝術類三大院系服務站，并設立了一站式留學服務中心作為聯動樞紐，“有助于更全面地貫徹‘在地國際化’的核心理念，在‘以生為本’的實踐中推動學生深度融入校園國際化建設”[34]。在國際化活動方面，應在國際交流部門的組織下，由各學院輪流舉辦各類國際競賽活動或國際文化節等，確保月月有活動，人人可參與，為學生創設全方位、多元化、沉浸式的國際化活動體驗。同時，構建面向全體學生的國際化資源共享平臺，使學生能隨時隨地了解國際信息與掌握跨境流動的相關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