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基于國際比較的視角

鈔小靜 王宸威 薛志欣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以及新能源技術等領域的交叉融合引發了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支撐下，信息經濟、平臺經濟、智能經濟等數字經濟形態不斷涌現，世界各國競相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也強調要大幅增強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發布的《全球大數據和分析支出指南》，2021年全球大數據相關硬件、軟件和服務收入將增長至2157億美元，同比增長10.1%。此外，預測顯示，2021—2025年的收入復合年增長率將達到12.8%。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疫情沖擊下的復蘇新曙光》指出，2020年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了32.6萬億元，同比增長3%，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的43.7%。以信息化、智能化為主要經濟形態的數字經濟對全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那么，數字經濟在全球范圍內具體表現為何種發展態勢？如何科學、合理測度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態？數字經濟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間的發展趨勢呈現怎樣的變動特征？回答這些問題對于我國準確把握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新態勢，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

信息技術革命是催生數字經濟萌芽的引擎。關于數字經濟的探討最早可溯源至20世紀40至50年代施蒂格勒、馬克洛普等學者對信息經濟概念的初探。在發展初期，信息技術憑借其高滲透性的特征，不斷優化產業關聯與產業結構，由此催生出信息經濟。早期研究強調信息在形態轉換過程中對經濟生產的作用，一部分學者將信息經濟視為國民經濟生產中的一個部門，認為信息經濟是與“信息從一個模式轉向另一個模式”相關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另一部分學者則將信息經濟看作一種社會經濟形態，認為信息可以替代產品制造過程中的能源、資本與勞動力消耗。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進步與網絡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數字經濟應運而生?！皵底纸洕币辉~最早出現在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于1996年出版的《數字經濟：智力互聯時代的希望與風險》中，其認為數字經濟是一個數字技術被廣泛應用并促使整個經濟環境和經濟活動產生根本性變化的經濟系統。[1]早期研究主要強調數字技術的發展，并將數字經濟狹義地理解為信息通信技術、數字媒體與電子商務活動的總和。[2]而后一部分學者對這一碎片化、機械化的概念進行了有益補充，進一步強調了數字技術發展引致的經濟效應和經濟價值，并從微觀視角界定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認為數字經濟是以電子通信硬件、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為物理基礎支撐，通過計算機平臺促成在線商品交易的一種經濟活動。[3]隨著信息通信產業與互聯網的融合發展，傳統經濟對新型經濟增長的迫切需求促使數字經濟進入與傳統產業滲透融合的快速發展期。在這一時期，信息通信技術憑借其高度的滲透性、融合性與協同性加速了其與三大產業的融合速度。同時，信息經濟理論的演化和信息通信技術的不斷革新也為數字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技術基礎。隨著數字經濟發展進入成熟期，學者們對數字經濟的內涵界定更加全面，綜合考慮了開展數字經濟活動所需的生產要素、發展載體、技術條件和外部環境等因素，基于宏觀視角指出數字經濟是以使用數字化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4]陳曉紅等也指出數字經濟是以數字技術創新為牽引，以數字信息和數據要素為關鍵資源，以互聯網平臺為發展載體，以新模式、新業態為重要表現形式的經濟活動。在這一時期，數字經濟逐漸演化出了依靠高效數據采集以及功能強大的數據處理算法來集成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活動的平臺經濟形態以及數據驅動、人機協同的智能經濟形態。[5]

除了關注數字經濟的概念與內涵之外，大量學者也對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其測度方法主要包括增加值核算、國民經濟核算、指標體系測算與衛星賬戶設立四個方面。一是在增加值研究方面，國際國內大量政府統計機構與學者對數字經濟規模進行了核算。在國際上，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在對美國數字經濟概念與內涵進行清晰界定的基礎上，使用投入產出方法對美國數字經濟產出與增加值規模進行了詳細測算[6]；澳大利亞統計局（ABS）借鑒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測算方法，同樣使用投入產出法對澳大利亞數字經濟對本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水平進行了分析，測算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內，部分學者在借鑒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字經濟研究框架的基礎上，將電子商務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進一步對中國電子商務產業增加值進行了測算研究。[7]二是在國民經濟核算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先后提出了信息經濟、知識經濟、數字經濟等測算框架。[8,9]同時，有學者認為，在對國民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核算時已經考慮到數字經濟及其創造的增加值，勞動生產率與國民經濟增速的下降不能完全歸因于數字經濟的漏統。[10]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消費投資出口角度與數字經濟就業、數字經濟增加值核算等角度對數字經濟進行了測算。[11,12]三是指標體系測算方面，小松崎清介等通過對信息化指數進行測算，開啟了構建指標體系對數字經濟進行測算的先例。[13]在此之后，大量國際組織建立一系列指數體系對數字水平進行衡量。從國內來看，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編制了數字經濟指數，力圖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態勢進行觀測和反映，一些學者也從國家數字競爭力等視角對數字經濟進行了衡量。[14-16]四是在衛星賬戶設立方面，大量政府統計機構通過構建信息通信技術（ICT）衛星賬戶對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如南非統計局、智利統計局等。在國內，部分學者也進一步提出并使用衛星賬戶編制法對數字經濟進行研究[17]，楊仲山等系統研究了中國數字經濟衛星賬戶的編制問題，并構建了數字經濟靜態總量指標與數字經濟直接貢獻指標。[18]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數字經濟的內涵，定性討論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對全球范圍內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水平與地區差異的系統研究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在對全球范圍內數字經濟內涵與特點進行闡述與分析的基礎上，構建國際數字經濟綜合評價體系，對全球整體以及122個國家的數字經濟水平進行測度，并進一步從區域差異視角分析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狀態。

本文可能存在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現有研究多聚焦于國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與分析，本文立足于全球視角，從國際數字經濟發展的典型特征入手，從網絡化、智能化與信息化三個方面梳理數字經濟的理論邏輯，為構建國際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提供理論依據。第二，在統一框架下使用“熵值—優劣解距離”法對全球整體與地區層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算，為有效度量全球數字經濟提供經驗支持。第三，采用核密度估計、“五級分類—非劣解交際法”、達格姆基尼系數法、變異系數法等方法對全球數字經濟的時空演進態勢與差異性進行分析，為明晰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態勢提供有益參考。

二、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與測度體系

（一）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綜合沖擊，全球經濟發展呈現出核心技術代際跨越、市場規模優勢等一系列新特征，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演進，全球數字經濟的內涵與特征隨著各類信息技術應用場景的豐富、應用能力的提升與應用層次的深化而不斷擴展，主要表現為網絡經濟、信息經濟與智能經濟。其中網絡經濟主要表現為以互聯網技術為載體，充分發揮互聯網正外部性形成的經濟形態，信息經濟主要表現為以信息技術為核心，以信息產業為主導，利用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升級的經濟形態；智能經濟則以智能化技術為基礎，以智能化算法為主要形式，而數字經濟正是網絡經濟、信息經濟與智能經濟等多種新型經濟形態的有機結合體。因此，本文將數字經濟定義為由新一代信息技術集成應用、協同迭代形成的包含網絡經濟、信息經濟與智能經濟的新型經濟形態集合體系。網絡技術、智能技術與信息技術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滲透可以形成邊際規模遞增效應與正向反饋疊加效應，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具體來看，數字經濟內涵包含以下維度。

1.網絡化

在傳統工業經濟中，生產者通常通過自身的技術相關性優勢來實現范圍經濟，而在數字經濟中，則可以通過信息網絡的建立和應用來實現。借助密集、高效便捷的信息網絡，有利于將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相連接，有效聚合并共享各類生產資源，極大擴展了市場邊界并帶動大規模協作，有效實現人、機、物之間全面互聯與高效互通。數字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會對企業生產制造產生積極的正反饋效應[19]，推動生產效率的提升與各類生產要素以及資源的合理配置。單宇等指出網絡經濟是數字經濟的重要驅動力，有利于發揮網絡擴散效應與整合效應，帶來資源的優化重組。[20]借助于網絡技術，各類數據與信息可以借助云基礎設施延伸至各個終端，形成高速信息網絡，實現數據、知識與資源的互聯互通，帶來多元主體之間連接深度與廣度的增加。同時，網絡技術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會對經濟發展的重鑄產生重大影響。[21]一方面，消費者在互聯網通信技術的支持下可以直接與生產者進行交易，減少了流通環節和成本，極大地克服了信息不對稱問題，促進了物流商業模式的產生和發展。[22]另一方面，信息網絡的廣泛應用有利于企業實現信息共享，從而深化產業鏈上下游協作，靈活應對客戶需求變化，進而形成供需精準匹配，避免“牛鞭效應”。此外，網絡化會帶來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協同演進，加速創新迭代速度。[23]在這一過程中會推動各類跨越產業與行業邊界的經濟發展新模式、新業態應運而生，推動產業間的協調發展與融合，例如網絡化帶來的全面互通與協作會使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邊界進一步淡化，兩者趨于連接與融合，制造業的網絡化、數字化與智能化制造與服務體系依托于服務業的一體化解決方案，而服務業的數據生成又依賴于制造業提供系統化數字設備?？梢钥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連結與融合體現了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產業之間在技術與功能上的互相支持與協同發展，實現了研發模式、制造模式與服務模式的創新，進一步形成了不同產業間共生型發展的生態模式。

2.信息化

受限于規模收益遞減規律，人力資本、技術創新等傳統要素無法長期拉動經濟增長，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要素成為新生產要素，具有邊際規模遞增、快速傳播、非排他性等傳統生產要素所不具備的特點。因此，以數據為核心的信息化發展正在新一輪產業變革與技術革命下重塑經濟發展。一方面，信息技術具有較強的自適應性與學習能力，可以根據外部環境變化實施調整參數，不斷優化自身模型，并根據實際應用場景泛在連接實現協同演化迭代，進而實現專業化、集約化生產[24]；另一方面，信息化往往具有顛覆性創新的特征，其所帶來的知識與信息外溢性可以有效推動關鍵性核心技術突破，有利于賦能企業實現內在認知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式學習，連接內外部信息源并擴展對新技術、新知識理解的廣度與深度，進而提升企業創新能力與水平。[25]同時，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催生新的行業、商業模式，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加速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進程，借助數據模擬、數據分析與智能算法決策，徹底改變傳統社會生產方式。[26]

3.智能化

新一代科技革命的推進帶來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繁榮，使自動化生產成為可能，實現了對人類勞動的延伸和部分替代。盡管會導致部分低技能勞動力失業，但也有學者指出，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智能化技術有利于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進一步改善就業結構，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機會增加的雙贏。[27,28]區別于傳統經濟，數字經濟下的智能化體現為以“數據—算力—算法”三維一體的具有自主思維的各類智能系統與終端的出現與應用，可以在研發設計、生產制造以及管理中化解紛繁系統與數據中存在的各類不確定性，實現自我升級與優化，由此實現經濟社會各要素之間的智能化連接。[29]此外，數字經濟時代下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加速了數智技術的發展，有利于形成“數據—知識—智慧”的轉化，該過程本質上包含了知識轉移、處理、加工以及再創造的增值過程。數據與智能技術的結合可以有效彌補傳統知識創新鏈條中缺失的環節——隱性知識的挖掘，對現有知識進行重新分析與提取，探究知識與數據所蘊含的深層次價值，實現知識增量值與質量值的雙重提升。同時，智能化的發展也會深層次嵌入企業制造業全方位中，實現智能化生產。一方面，智能經濟具有自動迭代的特征，隨著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各類智能技術的自動迭代應用，改變在終端進行機器計算的分析與處理模式，可以直接在云端服務器對海量數據與信息進行批量處理與分析，大幅提升計算效率，推動生產環節的智能化；另一方面，智能化設備的應用可以嵌入生產函數中，對傳統生產要素進行智能化、數字化改造，大幅提升生產效率，由此形成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30]

（二）數字經濟的測度體系

基于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并借鑒現有研究，本文構建由網絡化、信息化與智能化3個一級指標和9個基礎指標構成的數字經濟綜合評價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數字經濟綜合評價體系

在網絡化層面，信息網絡的互聯性為數字經濟實現高附加值與生產的高效率提供了基礎。因此，本文選擇每百萬人互聯網服務器擁有量、通信計算機數量與互聯網普及率作為網絡化的三個基礎指標，以此反映網絡信息技術在基礎設施與個人領域的應用水平。在信息化層面，信息技術的迭代與應用在重塑全球價值鏈、推動數字化貿易的實現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選擇信息與通信貨物出口占比、信息與通信服務出口占比與固定寬帶用戶占比作為信息化的3個基礎指標。具體來看，信息與通信貨物出口占比和信息與通信服務出口占比可以從出口角度衡量商品與服務的信息化水平，而固定寬帶用戶占比則反映了信息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在智能化層面，以“數據—算力—算法”為核心的智能化系統與終端為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注入了重要動力。因此，本文以每百人移動蜂窩電話訂閱數、高新產業占比與高新技術出口占比作為智能化的3個基礎指標。這3個指標反映了智能化在基礎設施、制造業與出口方面的發展情況。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均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時間跨度為2012—2021年。

三、研究設計

（一）“熵值—優劣解距離”方法

熵值法可以根據已有數據的變異程度為各個指標客觀賦權，提高多指標綜合評價的可信度。優劣解距離法（TOPSIS）可以通過比較評價對象與理想化目標的接近程度對現有方案的相對優劣程度進行評價，是對真實評價情況的客觀反映。結合熵權法的優劣解距離法則可以通過引入熵權更加準確、客觀地測度綜合指標現狀。因此，本文借鑒杜挺等的測算思路使用“熵值—優劣解距離”法這一綜合測度方法對國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算。[31]具體計算步驟如下：首先，使用極差法消除數字經濟指標體系中各指標存在的量綱之間的差異，將指標的絕對值轉化為相對值；其次，計算各個指標的信息熵，并利用信息熵計算每個數字經濟指標的權重，進而得到權重矩陣，確定最優方案與最劣方案；最后，計算標準化向量與最優解和最劣解之間的歐式距離，并以此計算每個方案與理想方案的相對貼合度。相對貼合度介于0與1之間，相對貼合度越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反之，相對貼合度越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低。

（二）五級分類—非劣解交集法

傳統進行區域差異分析的方法主要有指標直觀比較法、變異系數法、泰爾（Theil）指數法和基尼系數法。[32,33]然而這四種方法都僅能揭示區域差異的存在和來源，并不能對區域是否達標的情況進行科學評價。五級分類法通過將數據按照百分制或百分數計量方法分為五級，按照指標屬性從高到低的順序將這五級數據進行排序，按數據的實際情況對部分數據進行剔除，剩下的為數據的非劣解。非劣解交集法是在五級分類法測得的非劣解的基礎上，對各項指標的非劣解取交集，進而得到達標名單。將五級分類法與非劣解交際法結合可以快速、直觀、準確地找到所要構造指數的達標解，便于對不同區域某一指數的達標情況進行衡量。因此，本文在數字經濟測算的基礎上，進一步借鑒胡必亮等的做法，采用“五級分類法—非劣解交集法”測度國際數字經濟的區域差異。[34]

首先，確定數據與指標范圍。本文將上文收集到的122個國家在2012—2021年有關數字經濟的指標的所有數據納入數字經濟發展是否達標的評價之中。

其次，對數據進行處理。由于部分指標在一定年份中存在缺失，本文以鄰近年份的數據進行補值（若前后鄰近年份有數據，以均值補齊）。

最后，對各國數字經濟達標情況進行測度。具體測度分為兩步：第一步，使用五級分類法，確定數字經濟各基礎指標的達標者。本文將122個國家按數字經濟各個基礎指標分為高、較高、一般、較低、低五個層次，每層次國家數量按20%的比例進行分配。根據指標屬性與實際情況，將排在“低”層次的省份剔除，剩下的省份為該指標的達標者。第二步，以指標達標數大于全部指標數量的90%這一標準進行篩選，得出數字經濟國家名單，即若某國達標指標數量大于全部指標數量的90%，則稱這個國家為數字經濟達標國家。

（三）核密度估計法

核密度估計法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有關數據先驗知識、對數據沒有任何假定的情況下，從數據樣本出發研究數據分布的特征，其本質為使用連續密度曲線描述隨機變量的分布形態，具有模型依賴性弱、穩健性強等優點。

一般而言，從核密度估計得到的曲線圖像可以觀測到國際數字經濟發展的分布形態、位置、延展性，其中分布形態（波峰的高度與寬度）反映了數字經濟的區域差異；分布位置反映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延展性能刻畫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最高與最低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差異，拖尾越多，差異越大。

（四）達格姆基尼系數法

本文采用達格姆基尼系數方法測度了世界各大洲數字經濟發展的組內差距與組間差距，并對這些差距進行深層次的分析。一般來說，組內基尼系數越小，表明組內國家之間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接近；組內基尼系數越大，表明組內國家之間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大?？傮w基尼系數分解G為區域內（組內）差異貢獻Gw、區域間（組間）差異貢獻Gnb與超變密度貢獻Gl三部分之和，即滿足G=Gw+Gnb+Gl。

（五）變異系數法

變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A）是衡量觀測序列離散程度的指標，客觀地反映了數據與其平均水平之間的相對差距。通常，它表示為標準偏差與平均值的比值。因此，本文選擇變異系數作為衡量數字經濟發展區域差異的另一個指標。指標值越高，數據的離散程度越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越明顯。根據波動程度將變異系數進一步劃分為5個層次，如表2所示。

表2 變異系數波動表

（六）耦合協調模型

本文使用耦合協調模型來分析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之間的關系，以期反映數字經濟系統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發展態勢。本文參照唐曉華等的做法[35]，通過構建模型來反映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發展質量間的耦合協調關系。

第一，構建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發展質量耦合度模型：

其中，C表征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優化協調度，而U1與U2分別表征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其中本文使用各國國內人均生產總值來表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第二，構建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模型：

其中，T=aU1+bU2，a+b=1，表征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D∈[0,1]。其中，T為綜合協調指數，a和b分別表征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權重，通常認為兩系統同樣重要，故本文取a=b=0.5。此外，參考李正昕等的做法[36]，本文作出如下耦合協調類型劃分，如表3所示。

表3 數字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層次劃分

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評價

（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分析

從總體上看，2012—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指數呈現顯著上升態勢，如圖1所示。具體表現為如下特征：2012—2016年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呈現第一輪增長，到2017年增速達到峰值，其指數值為0.5485。2017年以后，全球數字經濟迎來了第二輪增長，到2021年，數字經濟指數達到0.8835，上升幅度在2019年有所回落，但是回升幅度相對較小。這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這主要得益于數據要素的形成與發展、新技術的迭代升級，以及新產業、新業態的培育。具體來看，首先，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數字經濟的加速發展有利于充分發揮數據資源的優勢，緩解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從而提高數據資源的有效配置能力。其次，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推動新技術的崛起和復合技術的迭代升級。最后，隨著網絡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加速發展，各類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新動力培育將會更為充分，從而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從圖1還可以看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由2012年的0.2692上升至2021年的0.3441，上升幅度達0.0748，總體呈現既有波動又不斷增長的態勢。這說明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中國與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尚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圖1 全球與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演進趨勢

圖2 全球與中國網絡化水平的演進趨勢

圖3 全球與中國信息化水平的演講趨勢

圖4 全球與中國智能化水平的演講趨勢

從分維度來看，在網絡化方面，全球網絡化指數在樣本期內近似于線性上升，由2012年的0.0984上升至0.8921，上升幅度達79.4%，說明2012年以來全球互聯網迅猛發展，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形態，促使互聯網技術與傳統產業的縱深結合，加速經濟社會的變革。在信息化方面，信息化指數相較于其他分項維度的指數水平來說，2012年全球信息化指數低于同年網絡化與智能化指數，而在樣本考察期內，信息化指數雖呈現上升趨勢，由2012年的0.0638上升至2021年的0.7628，但其發展水平仍然低于同年網絡化與智能化水平。這說明信息化指數在3個分項維度表現相對較差，應是目前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關注的重點環節。在智能化方面，全球智能化指數呈現波浪式增長態勢，到2018年有小幅回落，但回落幅度相對較小，2019年以后智能化指數又轉而呈上升態勢。以中國為例，在樣本考察期內中國智能化水平表現較好，信息化水平處于中間位置，網絡化水平略有不足。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加強網絡化建設，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本文進一步將122個國家按照地理位置劃分為六大洲，比較不同洲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如表4所示。從表4可以看出，數字經濟總指數從高到低的排序依次為歐洲（0.2080）、亞洲（0.1843）、北美洲（0.1512）、大洋洲（0.1446）、南美洲（0.1246）以及非洲（0.0989）。不難發現，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集中在歐洲、亞洲和北美洲。具體來看，歐洲、北美洲集合了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持續強化數字經濟布局，持續釋放數字經濟活力，具有明顯的數字經濟領先優勢。而以中國、日本、韓國等為代表的亞洲國家憑借市場優勢，倒逼關鍵技術突破與革新，帶來持續的數字經濟增速的提升。從分維度來看，智能化、信息化與網絡化表現較為突出的地區為歐洲，北美洲網絡化水平僅次于歐洲，亞洲信息化水平僅次于歐洲，而南美洲、非洲各個維度的指數表現欠佳，說明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南半球—北半球”差異。

表4 2021年全球各洲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局域分析

從洲際比較的角度，本文將全樣本分為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南美洲、歐洲和亞洲六大洲，采用“五級分類—非劣解交集法”來評估本地是否達到數字經濟發展的標準水平，如表5所示。根據結果顯示，歐洲有36個國家在2012—2021年達到標準水平，包括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和瑞士，占該組國家的92%。然而，在樣本期間，除突尼斯外，非洲沒有樣本國家達到標準。此外，2012—2021年北美洲有50%的國家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表現良好，其中，美國和加拿大在樣本考察期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處于達標狀態。美國作為最早布局數字經濟的國家，其數字經濟規模與增速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而巴哈馬、巴拿馬、圣盧西亞這三個國家數字經濟的表現較差，在樣本期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未達標。大洋洲有66.7%的國家數字經濟處于達標狀態，而33.3%的國家數字經濟未處于達標狀態。亞洲有7個國家數字經濟發展處于達標狀態，有12個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在樣本考察期內均未達標。南美洲僅有30%的國家數字經濟在2012—2021年處于達標狀態，非洲則有7%的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處于達標狀態。從洲際的橫向比較來說，在樣本期內洲際達標國家占比從高到低的排序依次為：歐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可以發現，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該地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這一點可以從非洲的測度結果中得到證實。非洲經濟發展滯后，人工智能、物聯網的應用與融合程度較低，難以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支撐。同時，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本文將122個樣本國家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類，并按照上述方法進行分析，達標結果如表5所示。2012—2021年有27個發達國家達到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標準水平，占全部發達國家的84%，而發展中國家中僅有31%在樣本考察期內數字經濟發展實現了達標。因此，可以初步判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表5 全球數字經濟達標情況

（三）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演變分析

本文進一步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對六大洲全球數字經濟指數及分維度指數的時空動態演變特征進行歸納與總結。從圖5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數字經濟指數呈現小幅度的右移趨勢，反映了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可以看出目前全球數字經濟指數集中分布在低水平區域，這意味著少數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處于領先地位，大多數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在低位徘徊。從分布格局來看，數字經濟曲線在2012—2021年呈現波動上升，從寬度來看，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的差異有縮小態勢。在分布的延展性方面，核密度曲線有明顯的右拖尾特征，說明部分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勢頭良好，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的領跑者。在極化特征方面，數字經濟呈現出主峰與側峰相結合的多峰分布，且側峰明顯低于主峰。但在2012—2021年，這種多峰態勢趨于明顯，意味著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區域間差異有縮小態勢。

圖5 全球數字經濟水平的時空演進趨勢

（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分析

表6描述了全球數字經濟指數的總體、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基尼系數，可以發現，全球數字經濟指數的總體基尼系數呈現波動下降態勢，在樣本考察期內經歷了上升、下降、小幅上升、穩步下降的趨勢，說明全球數字經濟的總體差異呈現縮小趨勢，這意味著各國對數字經濟的重視程度在逐漸增強，到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有明顯成效。

表6 全球數字經濟的區域差異結果

從區域內差異的角度看，六大洲區域內基尼系數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尤其是北美洲數字經濟區域內差異的下降趨勢尤為明顯，從2012年的0.3283下降到2021年的0.2047，下降幅度達12.36%。緊接著是南美洲，其數字經濟區域內基尼系數降幅達5.09%，而歐洲的下降幅度最小。與此同時，本文將2012—2021年各地區區域內基尼系數平均值由低到高排序發現，南美洲的區域內差異最?。?.1626），其次為歐洲（0.2544），區域內差異最大的為亞洲（0.3883）?？傮w而言，區域內基尼系數呈現波動下降趨勢，說明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內不平衡已得到改善。

從區域間差異來看，在樣本考察期內全球數字經濟的區間差異均呈現縮小態勢，其中，北美洲與非洲的區域間差異下降幅度最大，達到了14.73%，大洋洲與歐洲的區域間差異下降幅度最小，僅有3.05%，說明2012—2021年間非洲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高，與發達地區的區域間差異趨于縮小態勢。從區域間差異的橫向比較來看，全球數字經濟區域間差異均值從小到大依次排序為北美洲與南美洲（0.2500）、非洲與南美洲（0.2707）、大洋洲與南美洲（0.2991）、北美洲與大洋洲（0.3090）、大洋洲與歐洲（0.3149）、北美洲與歐洲（0.3162）、南美洲與歐洲（0.3412）、歐洲與亞洲（0.3456）、北美洲與非洲（0.3493）、北美洲與亞洲（0.3536）、南美洲與亞洲（0.3569）、大洋洲與亞洲（0.3743）、大洋洲與非洲（0.3970）、非洲與亞洲（0.4517）以及非洲與歐洲（0.4717），可以發現，非洲與大洋洲、歐洲以及亞洲的區域間差異仍然較大，未來仍需重點提升非洲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超變密度作為識別區域間交叉重疊現象的一個重要指標，從表6結果可知，區域間的貢獻度遠遠大于區域內的貢獻度，這意味著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主要源于區域間差異。具體來看，區域內基尼系數的貢獻率約為20%，而區域間基尼系數在47%—53%之間波動。在2015年之后，區域間差異、區域內差異以及超變密度的貢獻開始分化，超變密度從2012年的26.91%增加到2021年的31.44%，而區域間差異的貢獻略有下降，說明超變密度的影響在穩步增長。從達格姆結果中得出的啟示是，全球數字經濟區域差異的重點應是關注區域間數字經濟的協調發展。

最后，本文采用變異系數來分析122個國家的數字經濟指數的相對分散度，如表7所示。全球數字經濟指數的變異系數從2012年的0.7198下降到2021年的0.5788。具體而言，2012—2015年，變異系數從0.7198變動到0.8112，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在2015年達到峰值，為0.8112，之后變異系數開始逐漸下降，到2021年下降至0.5788。從洲際來看，除了亞洲數字經濟的變異系數呈現微弱上升趨勢，其余地區數字經濟指數的變異系數均呈現下降趨勢。北美洲數字經濟的變異系數從2012年的0.6745下降到2021年的0.4169，表明數字經濟的相對差距呈現縮小態勢。非洲數字經濟的變異系數從2012年的0.6329下降至2021年的0.4112，在2013年達到最高，為1.0360，之后呈現波動變化，說明非洲國家之間的相對差距有縮小趨勢。歐洲數字經濟的變異系數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12—2015年的擴大階段，第二階段為2015年以后的下降階段。2012—2021年南美洲數字經濟變異系數的下降趨勢明顯，從2012年的0.4412下降到2021年的0.2713。根據六大洲數字經濟指數的變異系數可知，對大多數國家而言數字經濟的相對差距在縮小。

表7 全球數字經濟的變異系數測算結果

（五）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分析

由于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互相影響的兩個系統，因此，有必要探討如何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與耦合協調發展。由表8可知，從整體來看，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呈現波動上升趨勢，2012年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平均耦合協調度為0.3794，到2021年上升為0.5158，可以看出全球整體處于勉強協調的階段，這表明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正在轉變，其協調發展水平雖有所改善，但仍需要通過適當的政策措施調整這種關系。從各洲際維度來看，隨時間推移各個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均有所提升，說明全球各個地區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調關系有所改善。但從橫向比較來看，2012年和2021年六大洲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排名未有明顯調整，六大洲耦合協調度表現較好的地區主要集中于北美洲、歐洲，而南美洲、非洲仍處于末端，這意味著洲際之間存在明顯的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差異。因此，非洲、南美洲應向數字經濟發展較好地區學習發展經驗，通過加強與周邊地區或國家的經貿合作，最終實現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同發展。

表8 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評價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要力量。近年來，隨著網絡化、智能化、數字化的加速發展，大幅推進了數字經濟進程。因此，本文采用“熵值—優劣解距離”方法測算了2012—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隨后使用“五級分類—非劣解交集法”和達格姆基尼系數等方法分析了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得出主要結論。

首先，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從全球范圍來看，數字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以2017年為分界點，2017年以前全球實現了數字經濟的初步增長，2017年以后，全球數字經濟迎來了第二輪增長，這表明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從分維度來看，網絡化指數在樣本期內呈明顯上升趨勢。智能化指數和數字化指數雖有波動，但仍呈現上升態勢。同時，核密度的結果顯示2012—2021年數字經濟的時空特征呈現雙峰態勢，這說明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依然存在。其次，從數字經濟的達標情況來看，2012—2021年北美洲、大洋洲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尤為明顯，這些地區有超過50%的國家已經達到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標準水平，可以看出其數字經濟的前景很好。與此同時，非洲數字經濟的達標情況欠佳，有超過71%的國家并未達標，說明非洲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最后，由于全球數字經濟的區域協調發展是目前學界關心的重點問題，因此，達格姆基尼系數也被用來進一步研究區域差異的構成和來源。從分解結果可知，區域間的基尼系數遠遠大于區域內的基尼系數，而且超變密度對區域差異的貢獻率也在逐漸增加。此外，全球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程度在考察期內總體呈上升趨勢，已進入勉強協調階段，且不同地區的耦合協調程度存在明顯差異。

通過國際對比可以看出，同世界數字經濟大國、強國相比，我國數字經濟大而不強、快而不優，數字經濟發展還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項。我國要進一步做優做強做大數字經濟，為在新一輪的全球產業競爭中搶占制高點提供動力?；诖?，本文立足國際視野，分別從國際比較和國際合作兩個維度為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相關建議。

一是提高數字經濟網絡化水平，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普惠性和可及性，打通信息“大動脈”。根據前文國際比較可以看出，我國數字經濟網絡化水平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于其他國家而言，我國人口基數龐大、幅員遼闊，實現數字經濟的網絡化普及更具有難度，需要政府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尤其是增進欠發達地區數字基礎設施服務的普惠性和可及性，構建普惠化數字網絡生態。具體而言：首先，政府要優化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不斷完善頂層設計，建立健全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協調與推進機制，進一步培育壯大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平臺；其次，政府在推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布局的同時，應注重人群普惠與區域間協調，增加欠發達地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縮小地區間數字化基礎設施供給差距，打通連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動脈”；最后，政府通過轉化角色，充當領路者與監管者，引導地方產業發展投資基金更多地投入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廣泛吸引多元化主體與資源，加快我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速度。

二是提升我國信息化水平，提升我國數字經濟領域關鍵核心信息技術創新能力。在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中，核心信息技術的突破是關鍵，也是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目前我國信息化水平仍然低于全球信息化指數，需要加大對核心信息技術的突破以帶動全局的突破。首先，加強關鍵性核心技術攻關，進一步加大研發力度，優先解決我國在高端芯片、工業軟件、人工智能算法、高端工業軟件等領域存在的“卡脖子”技術難題；其次，建立一系列區域創新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基地等產學研合作實驗平臺，加強對基礎性技術的開發創新，推進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共享；最后，提升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圍繞工業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展開重點攻關，推動前沿技術突破。

三是推動工業智能化改造，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我國數字經濟智能化水平雖然表現較好，但是與世界領先水平仍然存在差距。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加快推進工業智能化改造，一方面，要不斷完善要素市場化機制，將數字技術與制造業、服務業相融合，切實推動各類智能制造工程與企業數字化轉型行動實施，促進企業與產業組織數字化重構，引致前沿數字技術、應用場景與商業模式的創新，為我國傳統產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通過發揮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疊加倍增效應，培育數字化管理、智能化生產、平臺化銷售、個性化定制以及網絡化協同等經濟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不斷提升我國實體經濟質量效益與核心競爭力，助推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共同發展。

四是積極融入數字經濟國際合作，一方面積極融入全球數字貿易網絡體系，借助“一帶一路”等平臺提升欠發達地區的數字化水平，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的“數字”力量。立足于國際視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既具有劣勢也具有優勢，共享世界數字經濟發展“紅利”，我國需要積極對外開放，融入全球數字貿易網絡體系，積極推動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進程，強化與其他國家在數字經濟發展政策、標準與技術上的協同，構建良好的數字經濟合作、交流環境。另一方面，承擔大國使命擔當，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幫助欠發達經濟體完善相關數字基礎設施體系，彌補數字鴻溝，打通兩國數字貿易聯通，共享發展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