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
——基于農村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分析

王偉婷, 程 莉,2

(1.重慶工商大學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 2.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院,重慶 400067)

生態振興作為鄉村振興建設的重要支撐點,要發揮“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優勢,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奠定堅實基礎。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數字鄉村建設”[1],為推進鄉村生態振興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以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建設,打造數字農業、數字生態、數字治理,開啟了鄉村綠色低碳發展的新模式。因此,將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相結合,打造鄉村生態資源數字化、生產智能綠色化、環境治理高效化,形成百姓富、生態美的美好生活愿景,對于促進鄉村生態振興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一、文獻綜述

數字鄉村建設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激發鄉村生態活力,賦能鄉村生態振興的有效手段,也是釋放數字紅利激發鄉村內生發展動力,助力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學界關于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生態振興的研究主要圍繞鄉村生態振興,以及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等2個方面展開。

1.鄉村生態振興。學界關于鄉村生態振興的研究側重于從理論分析、定量測度和影響因素等層面展開。在理論分析方面,如趙金科和趙磊等分析指出,生態振興是鄉村“五大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改善鄉村生態環境、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和綠色崛起的關鍵舉措,是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必然要求[2-3];張遠新基于我國鄉村生態振興進程中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和村容村貌面臨的生態問題,提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加強鄉村生態保護和修復等措施[4];張俊飚等研究鄉村生態振興的實現路徑,提出弘揚生態文化、完善鄉村生態振興體系、提高生態意識、美化鄉村生態環境等措施[5]。在定量測度上,如王曉君等采用熵權法,基于PSR模型構建了壓力—狀態—響應等3個維度評價體系對我國2000—2015年的農村生態環境質量進行評價研究[6];孫鈺等基于投入—產出角度,采用BCC模型對2016年我國31個省份(港澳臺地區除外)的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效率進行評價分析[7];余威震等從生產—生活—生態角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對2005—2014年我國農村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和研究[8];武永霞從自然—生產—生活—社會環境等4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層次分析法對2020年我國113個鄉村的生態宜居水平進行測度分析[9]。在影響因素上,如黃國勤和陽盼盼分析指出,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管理松散、村莊衰減,以及資金、技術、人才等不足,是制約鄉村生態振興的主要因素[10-11];彭超等采用Tobit模型和分位數回歸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村莊的經濟特征、環境治理,以及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具有重要影響[12];袁久和采用影響度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資源與環境承載力、農業經濟綠化度、政府政策支持度以及農村社會發展水平等均會影響我國農村綠色發展水平[13]。

2.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學界關于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研究側重于從理論分析層面展開。如袁建雄和徐佳慧等分析指出,數字技術是實現鄉村生態宜居、推動鄉村生態振興以及整治環境污染的有效手段,其運用可以提升生態治理決策的科學性,從而優化生態資源利用率以及促進生態文明建設[14-15];盧鑫平和何壽奎等分析指出,運用大數據進行鄉村環境治理,可以提高環境監測效率、厘清環境污染傳導路徑、明確治理對象,從而增強環境治理決策的科學性[16-17];Young和沈費偉等分析指出,數字技術在鄉村生態建設中的應用可以增強其可持續性和生態活力,實現數字生態建設,且有助于促進鄉村生態資源數字化、生產智能綠色化、環境治理高效化,從而形成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發展環境[18-19]。

綜上所述,學界關于鄉村生態振興的研究較為豐富,側重于從理論分析、定量測度和影響因素的角度展開研究。但關于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研究較少,且多見于其他文獻之中,較少直接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和作用路徑,也較少進行實證檢驗。鑒于此,本研究基于2013—2020年中國30個省份(港澳臺地區及西藏除外,下同)的面板數據,構建數字鄉村建設和鄉村生態振興的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基準回歸和分維度回歸檢驗二者之間的關系,并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農村經濟增長在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影響中的中介效應,以期為數字鄉村建設助力鄉村生態振興提供參考。

二、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機理

(一)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直接影響

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改善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環境等3個方面。其中,在鄉村生產環境方面,數字鄉村建設通過大數據技術可以加強對農作物產地環境和農業投入品種的監測,實現農產品從種到收的全過程跟蹤記錄,確保農作物綠色成長;同時,依托農業大數據種植模式可以為農作物營造適宜的生長環境,減少資源浪費,促使農村產業走上綠色發展道路。在鄉村生活環境方面,數字鄉村建設可以改善鄉村人居環境,為監測分析鄉村垃圾收運、污水治理、村容村貌維護和飲用水水源安全等方面提供技術支撐和監管依據。同時,借助數字技術的監督、宣傳、激勵優勢,引導農村居民通過手機、計算機等方式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網絡監督,共同打造綠色低碳的生活空間,為鄉村生態振興貢獻力量。在鄉村生態環境方面,數字鄉村建設將數字技術與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有機結合起來,利用數字技術構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監測平臺、農業生態環境監測平臺、農村生態系統脆弱區和敏感區監測平臺等,對鄉村生態環境質量進行實時監管,為農村生態資源整體保護、系統修復和綜合治理提供數據支撐和決策參考?？梢?通過發揮數字技術在生態治理上的聚焦、保護作用,數字鄉村建設可以為鄉村生態治理提質增效。鑒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1:數字鄉村建設可以直接促進鄉村生態振興。

(二)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間接影響

數字鄉村建設通過激活農村產業、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農村經濟增長,并進一步賦能鄉村生態振興。農業生產過程中數字技術的運用使得數字農業成為數字鄉村產業發展的主攻方向,從智慧農田、智慧牧場到智慧漁場,數字技術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同時,數字技術的高滲透性,使得農村電商、物流配送等數字經營模式快速發展,將農業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整合到同一數字平臺,實現了農產品出村進城、小農戶與大市場的有效銜接,提高了農產品銷量和邊際收益,且農產品借助互聯網平臺實現了標準化、品牌化、價值化,促進了農民增收。農民收入的提升進一步推動了農村經濟增長,而農村經濟增長又為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積蓄了力量,為鄉村生態振興提供了物質支持。鑒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2:數字鄉村建設通過農村經濟增長的中介傳導路徑推動鄉村生態振興。

綜上,本研究構建了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機制圖(圖1)。

圖1 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機制

三、模型設定、變量設置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定

為了驗證假設H1,本研究構建基準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具體模型如下:

Yit=α0+α1Xit+α2Cit+εit

(1)

其中,Yit表示i省份t年的鄉村生態振興水平;Xit表示i省份t年的數字鄉村建設水平;C表示控制變量;α0表示常數項;α1、α2表示回歸系數;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同時,為了驗證假設H2,本研究結合公式(1)進一步構建以農村經濟增長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模型。具體模型如下:

lnZit=β0+β1Xit+β2Cit+εit

(2)

Yit=γ0+γ1Xit+γ2lnZit+γ3Cit+εit

(3)

其中,Zit表示i省份t年的農村經濟增長;β0、γ0表示常數項;β1、β2、γ1、γ2、γ3表示回歸系數。

通過構建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經濟增長,以及農村經濟增長對鄉村生態振興影響的線性回歸模型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具體判斷步驟如下:基于模型(1)的解釋變量數字鄉村建設對被解釋變量鄉村生態振興的系數α1的顯著性檢驗,檢驗模型(2)和模型(3)中系數β1、γ1的顯著性[20]。若α1、β1、γ1均顯著,且γ1小于α1,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若α1、γ2均顯著,但γ1不顯著,則存在完全中介效應。其中,模型(1)中的α1反映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總效應,模型(3)中的γ1反映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直接效應,β1×γ2表示中介效應。

(二)變量設置

本研究將變量分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中介變量和控制變量。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詳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鄉村生態振興。鄉村生態振興是指通過改善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環境,促進鄉村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協調發展,實現鄉村地區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從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其中,生產空間主要涉及農業生產和產業綠色轉型;生活空間主要涉及人居環境的改善和民生福利的提升;生態空間主要涉及森林、水域等生態資源的保護和修復。因此,本研究借鑒王曉君、孫鈺、余威震和武永霞等的做法[6-9],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有效性、科學性,從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等3個方面構建鄉村生態振興評價指標體系(表2),并采用熵值法定量測度鄉村生態振興水平。鄉村生態振興的均值為0.373 3,表明鄉村生態振興的整體情況不是很好,有一定的改善空間和發展潛力。

表2 鄉村生態振興評價指標體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數字鄉村建設。數字鄉村建設是指通過數字技術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提高鄉村信息化水平和數字化能力,推進鄉村實現數字生活、數字發展、數字治理。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鄉村建設的基礎,是指通過智能化設備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升級,提高農村的數字化水平和服務能力;數字服務水平是數字鄉村建設的關鍵,是指通過為農民提供數字化服務來滿足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需求;產業數字發展是數字鄉村建設的核心,是指通過對產業進行數字技術改造和數字化管理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因此,本研究基于《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借鑒齊文浩、朱紅根和李本慶等的做法[21-23],并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有效性、科學性,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服務水平、產業數字發展等3個方面構建數字鄉村建設評價指標體系(表3),并采用熵值法定量測度數字鄉村建設水平。數字鄉村建設的均值為0.371 4,表明數字鄉村建設的整體水平較低,數字化程度較低。

表3 數字鄉村建設評價指標體系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3.中介變量。中介變量為農村經濟增長?？紤]到農業、林業、牧業和漁業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產業,構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農林牧漁業的總產值能夠較好地反映農村經濟發展的整體狀況,也可以比較準確地衡量農村經濟增長,本研究選取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衡量農村經濟增長。同時,為了減弱異方差和極端值的影響,對農村經濟增長進行對數處理。農村經濟增長的均值為7.710 2,表明農村經濟增長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4.控制變量?？刂谱兞堪ㄠl村人口密度、城鄉二元結構、財政支農水平和農村金融發展。其中,鄉村人口密度采用各地區單位土地面積的人口數量進行衡量,為了減弱異方差和極端值的影響也對其進行對數處理;城鄉二元結構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進行衡量;財政支農水平采用農林水事務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值進行衡量;農村金融發展借鑒李鶴等的做法[24],采用涉農貸款余額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值進行衡量。具體來說,鄉村人口密度的均值為8.259 4,表明鄉村人口分布較為稀疏;城鄉二元結構的均值為2.554 1,表明城鄉發展存在較大差異,城鎮和農村的經濟發展較不平衡;財政支農水平的均值為11.599 9,表明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農林水事務支出占比僅11.599 9%,財政支農水平不高;農村金融發展的均值為3.187 5,表明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較低,整體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基于2013—2020年30個省份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的統計年鑒、《中國農村金融報告》、中國環保部數據和中經數據,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移動平均法、線性插值法和灰色預測法補齊。

為了進一步探討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生態振興之間的關系,本研究利用2013—2020年30個省份的數字鄉村建設和鄉村生態振興這2個指標的測算數據構建散點圖(圖2),直觀地反映二者之間的關系。由圖2可知,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生態振興之間整體呈現出增長趨勢,表明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生態振興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即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具有促進作用。同時,為了研究農村經濟增長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機制,進一步構建數字鄉村建設與農村經濟增長、農村經濟增長與鄉村生態振興之間關系的散點圖(圖3和圖4)。由圖3和圖4可知,數字鄉村建設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整體呈現出增長趨勢,表明數字鄉村建設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即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同時,農村經濟增長與鄉村生態振興之間整體也呈現出增長趨勢,表明農村經濟增長與鄉村生態振興之間也具有正相關關系,即農村經濟增長對鄉村生態振興具有促進作用。

圖2 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生態振興的散點圖Fig.2 Scatter plo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圖3 數字鄉村建設與農村經濟增長的散點圖Fig.3 Scatter plo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

圖4 農村經濟增長與鄉村生態振興的散點圖Fig.4 Scatter plot of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實證回歸之前,本研究先對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發現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VIF值最大為1.44,模型整體的VIF值為1.27,均明顯小于10,表明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鑒于此,本研究進一步進行基準回歸分析,模型1為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回歸結果,模型2至模型5為基于模型1逐步加入其他可能對鄉村生態振興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具體詳見表4。

表4 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由表4可知,在模型1中,數字鄉村建設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回歸系數為0.112 2,表明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具有促進作用;在模型2至模型5中,逐步加入控制變量鄉村人口密度、城鄉二元結構、財政支農水平和農村金融發展,數字鄉村建設的回歸系數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鄉村建設確實對鄉村生態振興具有促進作用,驗證了假設H1。究其原因在于:在生產層面,數字鄉村建設能夠幫助農民實現精準種植、施肥、灌溉和防治病蟲害,合理規劃農業施肥方案,減少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避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在生活層面,數字鄉村建設能夠幫助農民實現廢棄物的回收和再利用,如將農村生活垃圾轉化為有機肥料、農作物秸稈做成飼料等,減少資源浪費,降低環境污染,推進農村可持續發展;在生態層面,數字鄉村建設能夠實現對農村生態資源的精細化管理,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推進農村生態保護和修復。

從控制變量來看,鄉村人口密度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鄉村人口密度對鄉村生態振興具有促進作用。這主要是緣于隨著地區人口密度的增加,地區的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資源和要素也相應更為豐富,能夠更有效地調集各方資源來支持生態保護和發展;同時,鄉村人口密度的增加還會刺激鄉村市場需求,促進農業和生態旅游業等產業的發展,為地區發展帶來更多的機會和經濟效益,使鄉村生態振興更具可持續性。城鄉二元結構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城鄉二元結構對鄉村生態振興具有抑制作用。這主要是緣于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鄉在環境保護的資金投入、技術條件、資源分配、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差異,以及城市污染企業為了規避環保法規和監管,逐步向農村轉移,導致農村生態環境受到污染和破壞。財政支農水平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財政支農水平對鄉村生態振興具有促進作用。這主要是緣于隨著我國財政支農水平的不斷提升,地方政府通過加大環保資金投入、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等方式,促進企業節能減排的效果顯著,對鄉村生態振興的促進作用不斷加大。農村金融發展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生態振興具有抑制作用。這可能是緣于農村金融發展較為緩慢、資金供給不足等,難以為鄉村生態環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二)分維度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討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各個維度的具體影響,本研究分別將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等3個維度的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基準回歸。由表5可知,數字鄉村建設分別在5%、1%、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均具有促進作用,從而有助于推進鄉村生態振興,再次驗證了假設H1。同時,通過進一步對比分析可知,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活空間的影響最大,回歸系數為0.289 0;對鄉村生態空間的影響次之,回歸系數為0.223 9;對鄉村生產空間的影響最小,回歸系數為0.157 2?？梢?數字鄉村建設主要是通過推動鄉村生活空間作用于鄉村生態振興。

表5 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影響的分維度回歸結果Table 5 Sub-dimension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三)作用機制檢驗

為了檢驗數字鄉村建設通過農村經濟增長對鄉村生態振興產生影響的傳導機制,本研究基于基準回歸模型,進一步構建以農村經濟增長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具體如表6所示。本研究分三步依次檢驗農村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1)以鄉村生態振興為被解釋變量,數字鄉村建設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2)以農村經濟增長為被解釋變量,數字鄉村建設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3)以鄉村生態振興為被解釋變量,農村經濟增長和數字鄉村建設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具體先檢驗步驟(1)中數字鄉村建設的回歸系數,若顯著,則繼續檢驗步驟(2);反之,則停止檢驗。若步驟(2)中數字鄉村建設與步驟(3)中農村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同時顯著,則中介效應顯著。若步驟(3)中數字鄉村建設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表明具有完全中介效應;反之,則表明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同時,為了保證檢驗結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借鑒齊文浩等的做法[21],進一步采用Bootstrap自助抽樣法對數據樣本進行500次隨機重復抽樣,再以抽取的500組樣本再次進行中介效應回歸分析。經驗證,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間接效用顯著,中介效應存在。

表6 農村經濟增長在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影響中的中介效應Table 6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ur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由表6可知,在模型1至模型3中,數字鄉村建設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同時,在模型3中,農村經濟增長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農村經濟增長在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由β1×γ2=3.116 6×0.044 8得出農村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回歸系數為0.139 6,表明數字鄉村建設通過農村經濟增長可以間接促進鄉村生態振興,且通過了Bootstrap檢驗,假設H2得到驗證。究其原因在于:數字鄉村建設可以激活農村產業,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增長;而農村經濟增長帶來的資金和資源又為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積蓄了力量,為鄉村生態振興提供了物質支持。因此,農村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可以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治理的雙贏,促進鄉村生態振興。

(四)區域異質性分析

由于各省份的資源稟賦、開放程度、經濟發展等存在差異,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可能存在區域差異。本研究參考伍國勇等的做法[25],將中國整體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進一步分析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影響的區域異質性,具體分析結果詳見表7。

表7 區域異質性分析結果Table 7 Result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由表7可知,數字鄉村建設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鄉村生態振興,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東北地區的鄉村生態振興,表明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影響的區域異質性不顯著。其中,東部地區的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系數最大,為0.319 1,表明東部地區的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促進作用明顯高于中部、西部、東北地區。這主要是緣于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科技創新、制度建設等均較為完善,能夠為數字鄉村建設推動鄉村生態振興提供更為充足的資金、人才、政策支持;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數字鄉村建設的資金、人才等較為匱乏,東北地區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較為落后。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上述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分時段檢驗法,以2018年1月數字鄉村戰略的提出為節點,將樣本劃分為2013—2017年和2018—2020年等2個時間段,進行穩健性檢驗。同時,考慮到數字鄉村建設通過農村經濟增長影響鄉村生態振興的傳導機制具有一定的時滯性,本研究采用變量替換法將數字鄉村建設的滯后一階作為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由表8可知,數字鄉村建設和數字鄉村建設的滯后一階的顯著性水平均未發生改變,表明研究結論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表8 穩健性檢驗結果Table 8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五、結論與對策

(一)結論

基于2013—2020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基準回歸、分維度回歸、中介效應模型和異質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實證分析數字鄉村建設、農村經濟增長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數字鄉村建設顯著正向影響鄉村生態振興。數字鄉村建設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鄉村生態振興。其中,數字鄉村建設分別在5%、1%、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鄉村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

2.農村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顯著。農村經濟增長在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影響中具有中介效應。

3.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影響的區域異質性不顯著。數字鄉村建設分別在1%、1%、1%、5%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鄉村生態振興,但東部地區的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促進作用明顯高于中部、西部、東北地區。

(二)對策

為了統籌處理好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生態振興的關系,在推進鄉村生態振興的過程中,應進一步健全農村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字技術與農業融合發展、實施差異化的數字鄉村發展策略等,以強化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生態振興的積極作用。

1.健全農村數字基礎設施。農村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是促進鄉村振興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必然選擇。具體來說:應加大財政資金投入力度和稅收政策優惠力度,鼓勵電信運營商和其他企業加大對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提高農村通信能力;應進一步健全農村數字發展基金,全面布局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設施,提升數字服務能力;應圍繞農村產業、服務、治理、文化等構建以應用場景為核心的數字建設服務中心和數據收集信息共享平臺,構建農村污染防治、人居環境整治、生態環境監測系統,統一、遠程、實時地對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環境進行監測和保護。通過上述舉措促進智慧綠色鄉村、現代農業、智慧農業建設和發展,推動數字技術和農村生產、生活、生態深度融合,從而推進鄉村生態振興和可持續發展。

2.推進數字技術與農業融合發展。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給農業生產帶來了新的機遇,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具體來說:要加強數字技術在農作物從種到收各環節中的應用,在農作物種植環節,建設農產品大數據庫,通過比對往年數據得出農產品的最佳種植規模,做到產銷平衡;在農作物生長環節,使用數字農業檢測儀對農作物的生長情況進行監管,保證農作物的成活率;在農作物收獲環節,使用數字化設備對農作物進行收割,減少對農作物的損害,確保農作物產量穩定。同時,利用數字技術推進農村電子商務發展,進一步使用淘寶、抖音直播帶貨,以及淘菜菜、多多買菜、美團優選等助農平臺拓寬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提升農民收入,為鄉村生態振興注入活力。

3.實施差異化的數字鄉村發展策略。數字鄉村發展策略的制定和實施應向數字鄉村基礎設施較為薄弱的區域適當傾斜,并配套制定和實施優惠的稅收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完善的人才引進機制等,推進不同區域的數字鄉村建設和發展,提升數字鄉村建設賦能鄉村生態振興的包容性和靈活性。其中,東部地區應憑借經濟、制度、人才等方面的優勢,主攻數字技術創新突破和應用拓展,為中西部地區數字鄉村建設提供技術支持和發展經驗。中西部地區應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資源條件,借鑒東部地區的發展經驗,建設大型、超大型數據處理中心,尤其是西部地區要積極承接東數西算工程,加強數據、算力和能源之間的協同聯動,完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要以數字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和促進清潔能源開發,帶動農村經濟增長,為鄉村環境治理提供新動能。東北地區應深挖重要糧食產區和老工業基地的優勢,立足農業發展和農民需要打造特色數字鄉村,推進數字技術與現代農業的融合發展,以農業綠色發展助力鄉村生態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