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學派實學思想對清初及后世的意義

李晨曦

摘 要：思想史與社會史密不可分，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是晚明“天崩地陷”時局的產物，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東林先賢主張“以實祛虛”，試圖以“實學”平息學派紛爭，回歸儒學經世傳統。清初的啟蒙思想家們總結明亡的教訓，無不以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為肇始?！扒宄鯇W風，盡出東林”（錢穆語），明末清初的“經世之風”始于東林，其實學思想對當代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東林學派；實學；明末清初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23）06-0046-05

明朝中后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一方面封建制度日趨腐朽，內亂外患交替不斷，明王朝統治危機迭現。另一方面商品經濟規模發展，社會趨向多元化，急需有新的思想與之相適應。而當時空疏學風對政局和社會風尚產生重大危害：“三教合一”動搖了儒家的統治地位；“無惡無善”“空談心性”使蹈空、頹廢之風泛濫；“現成良知”導致“束書不觀”。學術思想嚴重脫離社會實際。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的一批退休官員聚集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試圖通過端正學術風氣來改變社會風氣。他們反對王學末流空談心性，主張學術由“虛”返“實”；強調學術應該落到實處，力主學術救時救世。他們的這些思想得到廣泛呼應，被稱之為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是明代思想史上不能忽略的存在，對清初“經世之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當代學術也有現實意義。

一、東林學派實學思想對晚明文風、士風、學風的影響

東林學派倡導“有用之學”，晚明學界文風大變，出現了“經世文編熱”。東林學派把“履踐工夫”，看作是“君子小人之別”，使晚明士風為之一變。東林君子面對“閹黨”的殘暴，舍生取義；明亡之時一批東林官員為道殉身，表現出崇高的氣節。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還影響了清初學風，明末清初三大儒就深受東林學派實學思想的影響。

（一）推動了晚明經世文風

東林學派積極倡導能夠救世的實學，萬歷三十七年，顧憲成之友、時任巡按宣府大同監察御史的吳亮，搜集了從萬歷初年到萬歷三十七年有關政本、民瘼等方面的奏章，編成《萬歷疏鈔》50卷。該書系統反映了東林人士和其他治國“君子”的經世主張。

天啟年間，董其昌參與了《明神宗實錄》的編纂。在諸多被留中不發的奏疏中，他選出了301篇匯編成《神廟留中奏疏匯要》，想將這些奏疏的內容留給后世作為借鑒。該書中也有關于國本、藩封等與治世相關的內容，也可以看成是經世文編。

崇禎十一年，陳子龍、徐孚遠、宋征壁等編成巨著《皇明經世文編》504卷，這本書以人為綱，按年代先后為序，選錄了四百二十人的文章。內容包括“皇極”“政治”“經濟”“軍事”四大類五十八門類，是明末清初經世實學的巨著。

《萬歷疏鈔》《明神宗實錄》還有《皇明經世文編》都是實學文編，它們成書在晚明時期或者是明末清初時期，這些文編的作者許多與東林“聲氣相投”，或是東林學派實學精神的信奉者。

（二）推動“尚氣節、重操守”的士風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氣節是士大夫的志氣和節操。明朝后期，氣節不明，社會風氣每況愈下，部分士子熱衷于談空說玄，不管不顧百姓疾苦。另外一些士子追求聲色犬馬，驕奢淫逸，“好精舍美婢，好鮮衣美食，好梨園鼓吹”。而東林學派提倡士人應該不失士人的本色，要有高風亮節。他們在實際行動中表現出士大夫的氣節，比如在爭國本中敢與皇帝據理力爭，在斗閹黨的過程中不畏強暴，不顧生死，東林學派的氣節和操守得到社會的肯定，名人和賢士們都同聲相應，都以他們為榜樣。明末清初的復社就受到東林學派很大的影響，有著“小東林”的稱號。在清軍南下時，許多復社成員堅持抗清，不惜以身殉國。

東林學派倡導以天下為己任，這對士風有很大的影響。高攀龍說：“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盵1]既要為君憂慮，也要為民憂慮，這是儒家傳統的士大夫精神。

（三）經世學風的形成

心學的衰落和實學的興起都是有其必然規律的。心學發展到后期，其弊端已經很大，必然會受到人們的否定。東林學派實學的興起，并不是簡單的“由王返朱”。東林學派既否定王學的“蕩”，又否定朱學的“拘”，注重實踐，反對王學末流對心學的過度解讀，形成了經世致用的學風。

東林學派注重學習，堅持“學而知之”“學以致用”，他們的這種思想影響了當時的學風。明末清初就有三位學者傳播經世致用的學說，他們分別是孫奇逢、黃宗羲和李顒，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孫奇逢提出了“躬行實踐”“經世載物”的思想。黃宗羲則認為“致良知”中的“致”是“行”的意思。李顒則主張“明體適用”，其中的適用就是要學會經濟實學。毫無疑問，這三人的思想深受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的影響。

二、東林學派實學思想弘揚儒學傳統，推動儒學轉型

東林學派重新弘揚儒學“經世”的傳統，倡導“格致”之學與“治平”之學的結合，反對王學末流空談心的學說，重新發展了體用說，倡導體用合一，還重新發揚了儒家“內圣”與“外王”結合的傳統。

（一）格致之學與治平之學相結合

儒學自孔子創立開始，到明代萬歷已有二千多年，學說的發展與歷朝歷代的政治、經濟發展緊密相連，東林學派適應晚明時代需要，推動儒學由虛返實。

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是深受朱熹理學思想影響的，朱學就強調格物窮理，而東林學派提倡致知的過程必先格物，和朱熹所說的格物窮理是類似的。高攀龍說：“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盵2]東林學派不僅認同朱熹的格物，還將格物的精神發揚到了極致，認為連一草一木都是有“理”的，需要去思考和研究。

東林學派還講求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學的一貫傳統?！傲⒊余l，無念不在國家，無一言一事不關世教”[3]，他們憂國憂民的精神正符合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所以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既強調格物致知，又強調治國平天下。

從明朝中后期直至清朝，中國仍然處于封建王朝時代，而儒家學說主要就是適用于中國的封建王朝的學說。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在他們的時代重新提倡“格致”與“治平”之學相結合的儒學傳統，對當時當代以及后來的清王朝都有一定的意義。

（二）創新體用說

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發展了“體用”之說，并且強調“本體”與“工夫”的合一。顧憲成將性善作為本體，實質上是復興孟子的性善論，只是孟子并沒有將性善論當作為本體論。顧憲成的創新就是將性善作為本體，重新把性善論作為儒家學說的根本理論。在當時當代，理學和心學發展使得人們開始重視本體論的探求，東林學派把性善當作本體，既迎合了人們對本體論的探求欲，又重新深化了儒家原本就有的性善論的價值觀，同時也發展了體用說。

中國哲學“體”與“用”的范疇出現較早，在《論語》中就有“禮之本”和“禮之用”的說法。在《易經》中也有“體”“用”二字出現。而東林實學的體用說與他們之前體用說很不相同。東林實學的體用說不但強調了體和用兩者合一，還將性善論加入到了體用說之中，發展了體用說。并將為善去惡作為“工夫”的內容，這是東林實學對體用說的一大創新。東林學派實學思想的體用說提倡體用合一，為后世的體用說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范例。

（三）“內圣”與“外王”的結合

儒家學說在宋代和明代分別發展出了“理學”和“心學”，“理學”和“心學”都有各自的本體論，但是不論是“理學”還是“心學”都是內圣之學，強調要向內進行修養。而東林學派恢復儒學傳統，重新將“內圣”和“外王”結合起來。

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不否定要進行個人修養，高攀龍說：“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而不氣節，這一種人，為世教之害不淺?！盵4]顯然高攀龍是極度看重個人修養的，把氣節看得重于學問。他先是否認了“學問而不氣節”的人的存在，之后又認為如果有“學問而不氣節”的人，那這樣的人就會成為大害?？梢姼吲数堅诘赖律蠌氐追穸恕皩W問而不氣節”的人，也可見高攀龍對個人修養的極度重視。

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不僅僅重視個人修養也就是“內圣”，還重視“外王”，也就是對外施王者之政。東林實學“外王”的表現在于他們繼承和發揚儒學的經世傳統，“士之號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他們把救世看成是自己的責任。他們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思想家一樣，期望君王能夠效仿圣賢之道，并且能夠知曉義理。

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和孟子就曾經周游列國，宣揚他們的儒家學說?？鬃有麚P的是他的“禮”的學說，孟子宣揚的是他的“仁政”學說，兩者的學說都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也都提倡個人修養。東林學派實學思想和孔孟一樣志在世道，并且將“內圣”和“外王”結合起來，重新弘揚儒學“經世”的傳統，對當時的儒學的傳承有著積極的意義。

三、東林學派實學思想影響了我國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想家

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對后來之人起了很大的影響。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的實學思想中都有東林學派實學思想的影子。東林實學志在世道，和顧炎武認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理念相近。東林實學還認為治國必須兼顧百姓利益，這種思想對后世的封建王朝也有借鑒意義。

（一）推動明清之際實學思潮

明清之際，實學思潮興起高潮，出現三大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后人認為他們不忘記自己的種姓，且有志于經世。他們的思想與東林實學思想有著緊密的關系。

黃宗羲實學思想與東林實學高度契合。黃宗羲是“東林七君子”之一的黃尊素的兒子，親自參加了反對宦黨的斗爭。學術上開創浙東學派，傾向“經世致用”。黃宗羲深知明代學術空虛的危害，其實學思想認為“本體”就是工夫所能達到的地步。明確指出“學貴踐履”“工商皆本”，與東林實學可謂一脈相承。

顧炎武強調尊經，和東林實學的理念不謀而合。顧炎武認為明代學術空疏原因是“當世之務”脫離了“六經之指”，主張“士當求實學”，君子求學是為了了解道和救世，重視考據、訓詁，號召回歸儒學原典，學風嚴謹，人稱“樸學”。這與《東林會約》以“尊經”號召士子異曲同工。

王夫之反對純主觀的玄談，和東林實學反對王學末流有相似之處。王夫之于明崇禎朝獲高攀龍侄子高世泰識拔，與東林學派有學術淵源。與黃顧二人相比，其持論更加深刻，更接近唯物主義。談“道器”，他認為“道”是“器”的道，有“器”才有道。談“體用”，他認為由“用”可以獲得“體”，比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又進了一步。

（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睎|林書院的名聯就是要提醒人們關心國家大事。東林學派在書院講學時積極地言政議政，并且還在《東林會約》中要求讀書人胸懷大志，救國救民。

東林學派把濟世救民當作講學中的一個任務。他們的講學，不僅僅只是探求理論，而是要聯系實際，議論朝政。他們活動是為了“救世”，這和儒家的“經世”思想是相吻合的。儒家提倡積極入世，治理天下，建立功勛?？鬃泳驮浿苡瘟袊?，到處去宣揚他的政治主張。他的學說的核心是“仁”和“禮”，他希望通過推行“仁”和“禮”能夠創造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亞圣孟子也和孔子一樣，周游列國，推行他的“仁政”主張。

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繼承了儒學的經世傳統。東林學者身處“天崩地陷”的時期，深刻地意識到了當時的社會危機，因此提出了救世。顧憲成說“士之號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5]，高攀龍也說“吾儒學問，主于經世”[6]。這說明東林學派把“經世”和“救世”看成是自己的責任，把天下的興亡看成是和自己切身相關的事情。顧憲成說過自己有憂世癖，而憂世正是東林學派實學思想中的一大特征。他們用不同于世俗眼光的行為來處世，就是為了矯正世道。他們矯正世道正是為了救世。他們所說的“救世”是以儒家傳統思想指導下的救世，他們期望君主能修養自己的德行，心中能夠長存義理。所以東林學者的各類奏疏之中都向君王陳述局勢的危急，并且懇求君王能夠好好處理政事，同時也對當時的朝政進行批判并且要求改正。

東林學派志在世道，他們認為念頭不在世道上，沒有救世之心的人是為君子所不齒的。東林學派這種憂世的精神和后來明清之際憂國憂民的思想家們如出一轍，顯然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對后代憂國憂民的啟蒙思想家們有重大影響?！疤煜屡d亡，匹夫有責”其語意出自東林學派之后的思想家顧炎武，而這八字的語型出自顧炎武之后的思想家梁啟超?！疤煜屡d亡，匹夫有責”這句話和東林學派提倡人們去關心國家大事理念是相通的。

顧炎武所處的時代正是清軍入關，明朝即將覆滅之際，明朝正經歷嚴重的劫難。而梁啟超所處的時代正是清朝末年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顧炎武和梁啟超都和東林學派一樣身處重重社會危機之中，因此他們有著類似的思想，他們都志在世道，并且深切地關注天下的命運，也都認為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天下興亡。所以說顧炎武和梁啟超所認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東林學派提倡人人關心國事天下事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三）治國必須兼顧百姓利益

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認為治國必須兼顧百姓利益，他們在晚明水深火熱的時局中，提出了要救世和救民。高攀龍說：“君子在救民，救不得民算不得帳！”[7]這說明東林學派把百姓的利益看得很高，他們呼吁朝廷、官員們拯救處于水災中的三吳地區的災民。

明朝的統治者們常常是不管百姓疾苦的，比如萬歷皇帝派出礦監稅使大肆搜刮百姓民脂民膏。東林學派深刻地認識到了百姓的疾苦，堅決反對萬歷皇帝向各地派出礦監稅使，反映出東林學派重視百姓利益。

高攀龍把為官之道說成是“為民”“為天下”，同時他也強調孔子所提出的“仁”?！榜闾煜轮^仁，執一人之謂己。推己而人之則仁，執人而己之則不仁?！盵8]“仁”是儒家所提倡的一個理念，高攀龍把為天下百姓當作是“仁”，也就是把為天下百姓當作是處世和治國的準則，那么像那些因一人之私而損害天下利益的人就是不“仁”的。高攀龍在強調“仁”的同時也強調了治國必須注重百姓的利益。高攀龍把憂民當作是士大夫的實事，認為士大夫行事必須要在為君的同時也為民。

高攀龍又說：“有益于民而有損于國者，權民為重，則宜從民。至于無損國而有益于民，則智者不再計而決，仁者不宿諾而行矣?！盵9]這說明東林學者把百姓利益放在極高的地位，如果遇上了有益于百姓卻有損于國家的大事，即使會對國家產生損害，也應該滿足百姓的利益。如果遇上了無損國家而可以有益于民的事，就應該不去考慮就去做。

在封建王朝的時代，尤其是在皇帝高度集權的明代，統治者常常在決策的時候不顧百姓的利益。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在這個時候強調百姓的利益是難能可貴的，且這種“民本”思想對于后來的清朝、民國以及我們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國都有借鑒意義。

四、東林學派實學思想對當代的意義

東林實學思想中有許多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這些是我們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基因”。

（一）“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和“理論聯系實際”

東林學派批評前人（王學）的講學大多是迂闊而不切實際的，而且高遠難行。而且他們所講內容不適用于實際行動，而實際的行動又不是他們所講的內容。東林學派倡導“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10]，這和我們黨一貫提倡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是一致的。

我們黨高揚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強調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就是不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教條，而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馬克思主義。而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馬克思主義，就要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因為我們所面臨的實際情況是不斷地改變的，而指導我們的理論可能對于實際情況來講有一定的滯后性。

我們黨內曾經出現將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這種錯誤的產生就是因為沒有將理論聯系實際。馬克思和列寧沒有辦法預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情況，所以馬列主義也不能生搬硬套到中國革命中去。蘇聯在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時所面對的國情也和中國當時所面對的國情不相同，所以蘇聯的經驗也不能生搬硬套到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當中去。

理論聯系實際對于我黨的發展來講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不僅僅要吃透理論，還必須聯系實際，無數事實證明，只有經過實踐檢驗過的理論才是真理，而用理論指導的實踐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實事求是”與“反之于實”

我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東林學派提出“反之于實”，就是要重視實踐檢驗，在實踐中驗證真理。他們反對王陽明用“正心”和“誠意”來替代“格物”，因為“正心”和“誠意”只是主觀的認知，沒有從客觀事物出發，不能稱之為格物。東林學派“格物”的對象很廣，既包括“物理”，又包括“事理”，即社會實踐，要“格物窮理”?！案裎锸侵备F到底，斷知天下之物”[11]，高攀龍這句話體現了東林學派的認識論。

東林學派中人意識到王學末流只重“本體”忽視“工夫”具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強調工夫的重要性。強調工夫，就是在強調實踐?！笆ト酥畬W所以與佛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儒者之學，每入于禪者，以致知不在格物也?！盵12]高攀龍認為致知是靠格物來完成的，并且認為儒學和禪學有著根本的不同，儒學強調格物致知而禪學強調致知“求于心”。東林學派中人反對禪學中致知不在格物的觀點，認為必須格物才能致知，而強調格物就是在強調工夫，也就是在強調實踐。

東林學派中人強調的“反之于實”和我黨“實是求是”的認識路線是相通的，都重視事實和實踐驗證。所以東林學派的“反之于實”的思想對于我們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三）東林學派實學的局限性和對當代的借鑒意義

東林學派的實學思想雖然在學術上有其獨特的見解，但是其理論的創新性不足，主要還是在重新弘揚儒家傳統的思想觀念。他們的“性善”論思想源于孟子和朱熹的“性善”論，并沒有更深入一層的理論建樹。他們信奉的還是儒家傳統的道德至上的基本思想，希望通過修身來救世，但是孔子和孟子在他們的時代周游列國去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已經遭遇到了失敗，而東林學派在社會矛盾激烈的明朝中后期仍然在努力復興傳統的儒學思想，希望以此來救世并不符合實際。

東林學派效仿儒家先賢仍然將“修身”和“治國平天下”結合起來，但是通過修身來達到治國平天下并不是可行的方法。因為修身只是強調人的道德修養，并不能實際提高人的“治國平天下”才能。而東林學派想通過修身來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是過分地高估了道德的作用。

東林學派雖然有自己的一套實學思想，但是他們的實學根基還是性善論和個人修養的結合，這種學說過于簡單，一味地強調復興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是挽救不了一個危機深重的國家的。他們雖然對王學末流的虛玄學說進行了批判，但還是沒有提出能夠挽救時代的新思想。

今天我們提倡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就要吸取東林學派實學思想的教訓，一方面我們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另一方面，我們要站在先賢的肩膀上創新，把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合理地融入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早日實現我們心中的強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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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顧憲成.顧端文公年譜[M].北京：中華書局，2010：690.

〔5〕顧憲成.涇皋藏稿[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1108.? （責任編輯 王大奎）

Abstract： The practical thought of Donglin school is the product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collaps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Later thinkers also studied the practical learning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in order to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death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practical learning thought of the Donglin school also had a great impact on later people. Donglin school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atmospher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also carried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Their thoughts have affected future generations and have a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Keywords： Donglin School； Practical Learning； Later Gene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