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視域下我國對外漢語傳播政策分析

魏琳雯 楊華

【內容摘要】在倡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之下，漢語國際傳播與教育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本文以“多源流”理論為基本框架，在梳理對外漢語政策的基礎之上，從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個方面進行政策剖析。經分析得出：數據指標顯示我國在經歷“漢語熱”的同時存在對外漢語教學人才的供需矛盾，與多起熱點事件共同匯聚為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本文還從對外漢語傳播的困境著手，以解決措施為現實反饋，試圖透過三流匯聚共同開啟“政策之窗”。

【關鍵詞】“一帶一路”；漢語國際傳播；政策；多源流理論

一、多源流理論概述

“多源流”理論，以決策的“垃圾桶模型”為濫觴。20世紀中后期，美國管理學家科恩（MichaelD.Cohen）、詹姆斯·馬奇（Johan.G.Glsen）等人通過觀察組織行為，并從組織中的決策過程總結出，“社會組織是大量競爭性決策的聚合”，而組織決策往往決定于四股“流”（streams）。最后出臺的決策實際上是那些全部處在垃圾桶里最優的政策。該模型從偏好角度，強調了政策決策過程中的“非理性因素”。

20世紀末期，在科恩“垃圾桶模型”的基礎上，美國政治家約翰·W·金登（John Kingdon）提出了“多源流”理論分析的框架。①作為一種富有創造性與發展潛力的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政策決策過程系統中存在著三種“源流”（Streams），即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三種源流可以匯聚成“一窗”，即“政策之窗”。

從問題源流來看，社會環境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但并非所有問題都能被列入政策議程。是否能引起決策者的注意，主要取決于問題本身的性質。為何決策者會關注某些問題而忽略其他問題？這主要視官員如何了解并界定實際情況。約翰·金登明確表示，問題的界定應該包括明確的、可以衡量的因素。

從政策源流來看，它是創建、辯論、改革和提出建議的過程，通常在由特定政策專家組成的政策社區中產生。圍繞著“政治原湯”，存在著由官僚、科學家與學者組成的在原湯上“漂浮”著的政策支持者，他們對如何解決政策領域的問題形成了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從政治源流來看，與上述兩個源流不同，其流動規律具有獨特性。該源流涉及三個因素：公民情緒、壓力集團的活動以及行政或立法權力的變化。公民情緒意味著在某個國家，相當大部分人傾向于朝著同一個方向思考，這種情緒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并且很容易推動提案納入政策計劃。決策者的理解則可能成為政策規劃的積極驅動力和障礙。

作為西方經典理論模型，多源流理論應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之下必須作出適時性調整。該理論中政治源流部分中的“壓力集團”“財團”在我國并不存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也并不會發生立法權的變化，立法權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來行使的。此外，在金登的經典理論模型中，問題源流、政策源流與政治源流是彼此不相干的三類因素，在三流匯聚之前并不會相互影響；而在我國利用辯證法的思維分析社會現狀，三種源流所裹挾的因素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

二、對外漢語傳播政策演變

漢語的國際傳播形式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政府力量為主導的傳統傳播，另一種則要借助于大眾傳播媒介。在政府主導方面，教育領域最突出的便是在世界各地興辦孔子學院，形成權威、系統教授漢語的學習場所；再者，由中國駐外使館與孔子學院等聯合舉辦的諸如“漢語橋”等世界級中國文化賽事，截至2022年已吸引150多個國家與之結緣，②在全球產生了非凡的影響力。在借助大眾傳播媒介方面，互聯網與信息科技的飛速發展使得媒介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電視、電影、網絡媒體等不僅僅是提供娛樂的平臺，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傳播載體，一些發達國家已然能夠熟練運用網絡與影視載體來塑造文化軟實力、提高國際形象。

漢語國際傳播政策主要分為三大類型：一是對外交流政策（包括國關外交與人文交流），二是來華留學生培養政策，三是對外漢語教育體系建設政策。③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漢語國際傳播事業正式開始，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開創期（1949～1978年）

在這一時期，我國語言規劃的關鍵是我國通用語言文字（即普通話）的普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起點，以改革開放為節點。

（二）發展期（1979～1994年）

這一時期的重點放在了對外漢語教育事業上。此時，來華學習漢語的留學生數量與日俱增，截至1984年已達到了1293人。④對此，我國開放了大批高等院校招收外國留學生，成立了“漢辦”等統一的領導協調機構。

該階段以改革開放為起點，以1994年國家“漢辦”等機構共同召開“對外漢語教學的定性、定位、定量問題座談會”為節點。

（三）深化期（1995～2013）

這一時期，對外漢語傳播已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該階段中國經濟迅猛發展。1996年實施的“九五”“十五”等規劃對于發展我國的社會科學有著重要建設性意義，故而劃分為該階段的起點。進入21世紀，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紛繁復雜，習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也對新時期漢語更高水平的對外傳播提出了要求。

（四）“新常態”時期（2013年至今）

根據孔子學院官方網站的統計數據，2013年至2018年期間，孔子學院、學習漢語的外國留學生和中文考試的數量漲幅相對較低，只有孔子課堂的數量增長較為迅猛。⑤過去幾十年我國漢語國際傳播事業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眼下面臨著可持續發展與內涵深度建設的問題，符合“新常態”發展特征。

三、基于多源流理論的對外漢語傳播政策出臺過程

2013年9月7日、10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先后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倡議。九年來，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合作質量日益攀升，發展前景不斷優化，已成為當今世界規模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國際合作平臺。

（一）問題源流：對外漢語傳播的困境

1.數據指標

隨著我國綜合實力的穩步提高，世界范圍內的“漢語熱”現象也隨之升溫。自從2004年韓國首爾開設了全世界第一所孔子學院以來，截至2018年，全球累計已有15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548所孔子學院、1193個孔子課堂，⑥許多國家都面臨著漢語教育人才缺口。從國內狀況來看，我國2022年已有292所高等院校開設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如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大學等。然而該專業的就業率卻不容樂觀，存在著畢業人數較多而就業人數較少的供需矛盾。⑦北京語言大學漢語教育研究所的張黎于2022年發表研究文章，稱根據前人針對該專業畢業生去向已有的調查研究，表現出該專業對口就業（從事對外漢語教學、海外教師志愿者等相關職業）比例較低，甚至有不斷下降趨勢。若將近十年的各公開發布的調查數據合并計算，這個比例數字將會低于10%。

究其原因，一是國內就業市場縮小，二是出國難度較大。國內就業市場的縮小意味著更多的漢語國際教育畢業生可能無法在國內從事專業相關工作，雖說對外漢語教學的主要需求在國外，但由于國際形勢、安全、公共衛生等突發問題難以預測，以及從業者個人的經濟狀況是否足以維系，這些問題都成為影響從業者出國的因素。

2.熱點事件

（1）抖音App的國際版“Tik Tok”于2017年正式上線海外，并在短短一年時間內爆紅東南亞地區，多次登頂日本、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越南的App下載總榜，全球下載量已逾千萬次。不少“老外”通過“Tik Tok”了解到了中國的城市面貌與風土人情，進而一步步走向真實的中國。這一現象不禁讓我們思考，到底怎樣才能進行更好的對外傳播？長久以來，我國將文化輸出的著力點都放在孔子學院的興辦上，而我們在堅定支持、肯定孔子學院作用的同時也必須要意識到：漢語傳播促進文化輸出，那么文化輸出是否也是對外漢語傳播的重要借力？除政府支持的教育活動與官方交流活動外，中國應該怎樣打造強有力的文化輸出產品與模式？

（2）自2018年美國發動對華貿易制裁后，中美“貿易戰”拉開序幕。經濟形勢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了文化、政治領域，美國多家孔子學院關停，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國防預算法案，停止資助與孔子學院有合作教育項目的大學?？梢哉f，中美貿易戰的打響，極有可能逐漸改變對外漢語事業未來的發展方向；與此同時，貿易戰所帶來的其他影響，如人民幣的貶值，則會直接降低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成本。而深化“一帶一路”政策后，中國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為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前來中國學習漢語提供便利。

（3）2019年俄羅斯首次在國家統一考試中納入漢語科目。一些東南亞國家，例如泰國，很早就將漢語納入了中小學教育體系，歐洲、日、韓等發達國家的漢語學習者則更多是憑借“愛好”。中國“一帶一路”網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項目金額總規模近48萬億人民幣，進行項目合作通常需要能夠使用漢語溝通的技術型人才——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東南亞、非洲、南美地區，學好漢語或許能夠抓住更多就業機會，從而改變命運。

（二）政策源流：各類解決措施

1.政策實踐

以提出“一帶一路”構想為背景，我國政府出資用于項目啟動的400億“絲路基金”，⑧并于2015年初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框架進行布局和規劃。其中，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為關鍵抓手，⑨在社會層面以鼓勵擴大來華留學人數、建設“一帶一路”沿線旅游產業鏈、科技攻關與民間交往為主，構建“語言命運共同體”。

從“一帶一路”戰略到“十四五”規劃，隨著新亞歐大陸橋與“海上絲綢之路”逐步建立，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交流日趨成熟?！耙粠б宦贰睉鹇酝瞥鲋?，我國對外漢語傳播的主要陣地放在美國與韓國，隨著戰略沿線國家合作的深化，新興的市場與陣地必然會朝著“一帶一路”及東南亞地區的國家推進。

2.相關領域專家建議

國家漢辦原主任許琳認為，要發展好新時期的對外漢語傳播事業，必須革新發展理念與制度設計；要從“請進來學”變成“走出去教”；從簡單的“語言教育”變為“文化傳播”；從政府主導逐步轉向市場導向；教學方法也應與時俱進，充分利用互聯網與媒介平臺的優勢，實現“多元化”對外傳播。⑩

學者Wang Hao等于2021年發表研究文章認為，孔子學院對中國企業國際化（CMA）產生了積極影響，并且在“一帶一路”倡議之后，這種影響在“一帶一路”國家變得更強，東道國越早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互動效應越強。學者張志國提出一帶一路“核心區域語言戰略規劃”，由硬件、軟件兩方面著手，打造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語言互聯互通機制，頗具前瞻性。

（三）政治源流

1.公眾態度

為了便于分析民眾對于漢語國際教育相關政策的態度，筆者選取教育部官網的政策咨詢留言板作為文本，該留言板為公民提供與教育部進行政策咨詢和溝通的渠道。目前，教育部留言板共收到并回復了1644條留言（數據獲得時間截至2023年3月），用關鍵詞“漢語”過濾后余17條結果，人工篩選出與漢語國際教育相關咨詢文本8條。

從選取結果看，民眾與對外漢語的政策互動自2007年開始，11年來主要集中在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考試、出國實習機會、漢語國際教育碩士招考調劑等方面，僅有一條留言內容詢問到教育部“對于漢語推廣作何態度”，并且留言之間年份間隔較大，表明整體而言，關注漢語國際教育領域政策的民眾仍局限在相關專業學生群體。

從對外傳播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對外交流政策的實施效果，一部分會受到沿線國家對中國態度的影響。多年前中國游客在境外旅游負面新聞頻發、對外貿易誠信問題曝光等事件，很不利于打造良好的中國形象，由此，合作國家公眾對于“一帶一路”外交政策的信任程度也會隨之大打折扣。近年來，我國國民參與對外交流的熱情和意識不斷加深，從理論上講，任何中國公民都有可能成為對外傳播的主體和主人公，故而需要增強國民的“全球化”交流思維，懂中國、會交流，為中國文化的傳播做好自己的貢獻。不過現實層面來看，出國從業者、高校師生、涉外人員是參與對外傳播的主力軍。

2.政治基礎

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公信力正處于上升階段，文化的對外傳播相較于發達國家而言還存在著差距。由于意識形態、文化內容和社會制度的不同，西方國家過度關注中國的負面情況，加之中國國際傳播話語體系尚未完全成熟，在國際輿論中一直處于比較被動的劣勢地位。這樣的國際形勢，對我國的對外漢語傳播事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責任與更嚴峻的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強調“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加強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的深層次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是不斷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我國國民文化自覺和自我修養，加快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3.社會組織

近年來，互聯網的對外漢語“創業熱”也逐步興起。2015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首批對外漢語互聯網的創業者出現，這些早期的創業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完全不懂對外漢語”。到2018年，不少做K12（學前教育至高中教育）對外漢語的商業機構拿到了融資，開始開辟市場。

（四）政策之窗開啟

當數據指標浮現、熱點事件凸顯造成問題源流涌動，基于公眾態度、政治基礎與社會組織的政治源流，連同政策源流三流耦合，共同匯聚一溪，“政策之窗”開啟。

首先，2022年底，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了新版研究生專業目錄，明確規定在“教育學”學科門類下設“國際中文教育”專業學位，并于2023年開始實施。新的學科名稱用“中文”一詞取代了原名稱中的“漢語”一詞，表明新時期我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應跳出“教會一門語言”局限的政策導向，走向范圍更大、層次更深的中國文學與文化教育。語言教學與文化教育的深層次區別在于，中國文化教育的目標不僅僅是學會四聲平仄、偏旁部首，而是在潛移默化之中令學習者受到中國優秀文化的浸潤與滋養，從而激發其對于中國文化本身的興趣。

其次，2021年3月24日教育部與國家語委共同發布了《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以下簡稱《標準》），以三級九等的標準注重考查學習者的語言交際能力，成為對外漢語傳播發展的“奠基石”?！稑藴省钒l布意味著完善漢語國際教育標準體系建設，從而推動全球傳播的政策導向。

再次，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建設中文傳播平臺”，從而構建“中國語言文化全球傳播體系”。此項規劃可以說是政府通過出臺政策引導、以大眾傳媒為傳播手段的一項對外漢語傳播的重要嘗試。具體措施有：

創建網絡孔子學院，實現“互聯網+漢語國際教育”融合的遠程傳播。千余條豐富的教學案例與原創微課堂，極大程度上便捷了世界各地人民接觸漢語。通過各類社交平臺與媒介網絡，多方位呈現中國文化內容，創新傳播途徑，提高傳播速率。

支持“漢語橋”等官方舉辦的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和夏令營系列活動，在中國語境中學習漢語，在“茶藝”“書法”課程中給予更多外國青年親身體驗中國文化的機會，從而增加他們對漢語乃至中國文化的認同感與親切感。

同時，2022年4月教育部出臺了《來華留學生高等教育質量規范（試行）》，文件規定了不同專業來華留學生必須達到《國際漢語能力標準》特定等級才能予以畢業。解讀這項政策，不難發現國家對于在華留學生的漢語水平進行了強制性要求（此前一些高校實行留學生全英文授課方案），雖強化了留學生的學習難度，但對于開拓國內對外漢語教育事業無疑是利好的。

四、結語

漢語國際傳播的研究對于我國國際形象構建具有深遠意義。通過“多源流”理論梳理我國對外漢語事業的政策過程，展現整個政策議程中的多元因素作用，同時分析“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能夠從中窺得我國語言教育工作思路與對外傳播的發展規劃，同時深化對于我國公共政策分析的認知與理解。

參考文獻：

①〔美〕約翰·W·金登：《議程、備選方案與公共政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29頁。

②“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漢語橋”百科詞條，https;//baike.baidu.com/item/漢語橋。

③鄭惠文：《新時期我國漢語國際傳播政策研究》，2021年湖北工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④王若江：《近三十年中國對外漢語教育政策的變化》，《國語教育研究（韓國語教育雜志）》2014年34卷。

⑤吳應輝：《漢語國際傳播事業新常態特征及發展思考》，《語言文字應用》2015年第4期。

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8年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moe.gov.cn/s78/A19/A19_ztzl/baogao，2019年5月31日。

⑦張黎、王志尚：《本科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畢業生去向及相關情況調查——以北京語言大學為例》，《國際漢語教學研究》2022年第1期。

⑧楊榮國：《“一帶一路”公共外交戰略研究》，蘭州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

⑨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生態環境部、商務部：《關于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官網，https：//www.ndrc.gov.cn，2022年3月28日。

⑩許琳：《漢語加快走向世界是件大好事》，《語言文字應用》2006年S1期。

張治國：《“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語言問題》，《語言文字應用》2016年第4期。

Hao Wang， Yonghui Han， Jan Fidrmuc， Dongming Wei，Confucius Institut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Volume 71，2021， 237-256.

習近平：《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每日電訊，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2-10/26/c_1310671143，2022年10月1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門戶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xxgk/ghxx/gjfzzlhgh.htm，2022年3月12日。

（作者魏琳雯系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本科生；楊華系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陳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