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職建構：背景、原因與策略

楊雪云 陳勁竹

［摘 要］在三孩政策實施的背景下，老齡化問題突出、女性低生育率等問題更加凸顯了現代社會中父職建構與轉型的重要性。文章以育齡夫妻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了當代家庭中母職焦慮與父職缺位的問題與矛盾，認為經濟因素、分工結構、社會政策是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并提出了父職建構中建立相關認同、社會積極示范與健全生育政策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父職；母職；女性生育意愿；家庭分工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292（2023）03-0051-05

［收稿日期］2023-02-25

［基金項目］安徽大學2022年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國家級創新訓練項目“建構父職：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新路徑”（202210357204）

［作者簡介］楊雪云，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性別社會學 ；陳勁竹，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學生，研究方向：社會學。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作出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三個子女的政策決定。這是近年來繼單獨二孩與全面二孩后第三次重大人口生育政策調整。人口增長率在二孩政策推行后的短時間內有所反彈，但發生短暫作用后，人口出生率便重返低谷。持續老齡化的人口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其背后所埋藏的長線隱患將是國家與政府在日后不得不面對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并沒有解決老齡化、低生育率等人口問題。如今研究還需要聚焦于現代人類生育觀念的改變及其深層因素以及配套措施等問題。本研究訪談了126個安徽城鄉家庭，以育齡夫妻為主要研究對象，輔以對已生育家庭中兒童的訪談調查，在分析女性的生育成本、生育觀念與研究父職缺位在家庭分工中的表現的基礎上，建構出基于現代女性生育焦慮上的父職，促進家庭分工的合理化與現代化，并給予相關政策分析與建議，以促進家庭層面女性更加寬松溫和的生育育兒環境，緩解女性的生育成本、職業與育兒壓力等，促進當代女性的生育觀念的轉變。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三胎政策正式實行，女性的生育意愿問題再一次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這關系到三胎政策的具體實施情況和成效。社會發展中多數女性早已擺脫了傳統女性角色定位的枷鎖［1］，通過自身努力取得了基本獨立地位，可以擁有獨立的職業、生活甚至家庭。在家庭關系當中女性的地位相較于傳統家庭也獲得了提高，因此女性在生育問題上表現出更強的自主性，近年來女性生育意愿趨勢性下降也成為了全球面臨的焦點性問題之一。在當前對于女性生育意愿低下問題的研究當中，原因的分析是多樣化的。外部環境和內在因素兩方面的共同作用造成了現代女性生育意愿趨勢性下降的現狀。在外部環境當中，有學者從尊重女性權益、一孩性別以及有無長輩照顧等角度探討了對女性再次生育意愿的影響［2］［3］。在內部因素中，職業、教育對于育齡女性生育意愿呈現出較強的負相關性［4］，生育成本的提高以及后續女性就業質量的下降都會導致女性生育意愿的進一步下降［5］。綜上所述，外部客觀環境存在的困難以及女性在追求獨立生活、獨立職業過程中對于生育行為的主觀考慮都會導致女性生育意愿趨勢性下降的現狀。

中國傳統的社會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內”，男性作為“家庭的頂梁柱”，必須要為家庭的經濟來源以及自身在家庭中的權威地位奮斗［6］。而隨著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到如今現代文化的發展與變化，父親角色經歷了從嚴格的一家之主到與妻子共同照顧孩子的變化，父親角色更加全面。國外父職領域研究中，美國對于父職的解讀和分析可以代表世界較為先進的水平［7］，這是因為美國對父親在家庭教育之中的參與研究得較早，而且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相對比可以說國內針對父職領域的分析研究極少，且基本處于起步狀態。大多研究集中到父親參與（或缺失）對子女身心發展的影響等方面上，比較多地關注父親參與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的作用，如父親對子女性別角色發展的作用［8］與父親對子女道德發展的影響［9］。有學者提出經濟因素和照料因素為主要原因，不管是一孩還是二孩家庭，家庭照料義務都主要由女性來承擔［10］，提出子女照顧責任應實現雙親化，賦權男性［11］。對于低生育率問題，研究大多從女性自身的生育觀念及生活態度轉變等方面入手，而忽略了男性在家庭中育兒等作用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對于父職研究更多側重于家庭教育方面。國家與社會對父職的構建仍主要從公共領域入手，社會也并沒有發展出對父職撫育工作的強烈期待。因此，本研究將對家庭分工現狀、社會政策措施等方面進行分析，以期對現代父職提供實踐建構，提供提升女性生育率的新思路。

二、家庭現狀：多角度矛盾激發

在對安徽省城鄉家庭的走訪調研的過程中，筆者最為明顯的感受就是“喪偶式育兒”現象。在擁有一個及以上孩子的家庭中，85%家庭中的孩子由母親承擔主要的教育、陪伴及照顧生活等養育責任，在育兒過程中父親角色有顯著缺失。在育兒過程中，雖然夫妻雙方有著持續的婚姻關系，但是父親卻很少參與日常中撫育孩子的工作。

（一）焦慮母職——職業追求與性別懲罰

多數女性表示，如今社會中女性生育責任與職業活動發展的矛盾沖突極大，在社會上常常面臨著“性別懲罰”。

在分娩前，懷孕極大程度上會影響工作效率，甚至面臨直接丟掉工作的風險，更別提身體上的痛苦；在分娩后，除了工作，還需要承擔絕大多數育兒職責與家務，分身乏術。

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既有因生理性別先賦、社會性別后致的“性別懲罰”，又有因生育行為而來的“母職懲罰”［12］，造成了母職焦慮，極大程度影響了“二孩”或者“三孩”的出生。此外，高教育培養訴求下沉重的家庭經濟擔負、幼年子女照料與陪伴問題等也都成為制約多生多育的關鍵要素。然而，女性對父職長期缺席的不滿人群正從已婚育女性擴展至未婚或未育女性?，F有對生育、撫育問題的討論多將女性與母職經驗綁定，所以未育女性不斷觀察社會中已育女性生育及撫育孩子過程中的實踐行動進行自我建構，其重要動因就是未婚女性以已婚育齡女性的焦灼境遇為參照，不停地審視現代母職定義背后身為女性所面臨的共同的性別所帶來的挑戰與困難。如此一來，造成了未婚女性恐婚、已婚女性恐育的現象，生育意愿低迷，生育率低下。

（二）缺席父職——經濟分工與家務分工

中國父親的職責和特權主要體現在經濟分工、階層地位、姓氏傳承、財產繼承、家庭權威等方面。在對孩子的日常照顧上，不管是與孩子母親的婚姻存續時，還是婚姻解體后，中國父親的缺席程度都普遍很高。在訪談中，我們尤其注意到的是當女性群體被問及“是否愿意生育/再次生育”的問題時，女性大多數面露憂郁與難色，并如上文所述般表示出恐育等畏懼生育的想法，這值得我們注意。被問及原因時，女性表示非?？謶钟齼汉螵氉砸蝗恕爱數之攱尅被蚍艞?、半放棄職業的辛苦生活。在如今的傳統家庭分工中，父親承擔的是外出工作養家的“經濟分工”重擔，經濟撫養基本被認為是父親和家庭的個體責任，這導致父親對孩子日常照顧的缺席。而父親在育兒行為中的低參與率迫使女性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經常要一人身兼二職，使得女性為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生活而不得不無限壓縮自我職業、生活空間。教育水平的高低反映的是女性的獨立思維能力，這也正體現了當代女性更愿意追求獨立生活的主觀趨勢。而如今的家庭分工結構顯然不符合現代數量愈發增多的職業女性、獨立女性的生活觀念。

（三）關愛父職——育兒需求與育兒負擔

人類社會自家庭誕生之日起，父親作為男性的一種基本身份，在社會發展中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部分學者認為男性照顧兒童具有優勢地位，可以更好的幫助男性兒童發揮男性氣質與幫助女性兒童發揮果敢、堅韌等優秀品質。對于此種觀點，采訪對象中有一定數量的女性提及，例如“父親對于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父親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參與可以幫助孩子健全人格與性情”等一些相關話語頻繁被育齡女性提及?？梢娫趥鹘y認知中，父親往往是以家庭權威的價值性標準、家庭經濟收入來源的工具性角色而健全家庭中的父職功能，因而理所當然的，傳統分工使這一系列特定類型的父職參與行為習慣于被認定為理想父職角色中應該具備的功能。就算父親在家庭中承擔了部分育兒工作，具有較好的育兒參與行為，社會價值觀念也普遍認為父親應該對兒童的行為進行較為嚴厲的管理（與母親的溫柔溺愛相對）。在如今現代社會父職轉型中，兒童對于父親的職責以及在家庭中的分工大多數沒有什么概念與認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從兒童視角來看，“玩伴”父親，即對自身的陪伴與關愛成為了他們對父親角色和功能的最為普遍的需求和期待［13］?？梢娫诟嘎殔⑴c和父職實踐中，年輕父親面臨的第一大難題是如何平衡傳統“經濟分工”賦予的職責與現代父職轉型期陪伴的職責。

三、原因追溯：“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之道

針對現代育兒理念下的“父職”，女性家庭角色轉變推動著現代育兒理念不斷滲透，新舊父職話語與父職實踐正在同一時空上演。這與鼓勵生育大背景和社會政策推動等息息相關。但是社會雖然對父親的角色進行了重新的定位，當前父親參與親職的情況仍不容樂觀。

（一）經濟因素——巨大生活壓力

調研過程中筆者發現家庭經濟需求的客觀因素是造成兒童在成長期中父職缺位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位父親完整的講述了從妻子懷孕之后的個人經歷：

我們兩口子干一家理發店，老婆懷孕之后就沒法干什么活了，因為害怕染發膏里有對孩子不好的東西。在生孩子之前我一般就是在店里一個人從早忙到晚。生孩子之后老婆坐月子，再加上孩子兩歲之前也離不開媽媽，這就相當于幾年來都是我一個人賺錢養家。生活壓力大，我也就只能晚上結束工作之后回去看看孩子，但是經濟壓力太大，我也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實在是分身乏術。

還有一位二孩父親向我們傾吐了“內卷育兒”下的巨大壓力：

如今的孩子從一出生就要比，從吃的奶粉到用的尿布，再到上幼兒園、小學開始上興趣班、補習班，一樣比別人不好都不行，可是這些錢如流水一般的花出去總要有人去掙，何況還是兩個孩子。孩子的媽媽在家里帶娃干家務之外還有工作，我在外面每天工作，兩個人加一起都掙不夠花……

可見在大部分情況下，父親們由于家庭巨大經濟壓力，需要持續工作，因而缺乏陪伴孩子的時間，普遍未參與撫育工作。父親如何兼顧家庭與工作是一個尚未解決的難題，多數家庭都生活在如何平衡巨大開銷與內卷育兒的高壓之下。

（二）分工結構——傳統家庭觀念

隨著傳統文化到現代文化的演變，社會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生產力發展與教育水平的提高改變了傳統社會的文化觀念，女性地位逐步提高，父親在家庭中的角色與功能也從單純的經濟分工與權威樹立發展變化到與妻子共同照顧孩子的現代理念。但在采訪中，筆者驚訝于家庭分工傳統帶給男性的固有觀念所帶來的“禁錮力量”。大多數男性還持有著中國傳統社會家庭分工的保守觀念，認為男性必須要為家庭的經濟來源以及社會地位而奮斗。如果他在這方面是不怎么成功的或者完全失敗的，那么就會有損于其在家庭中的“威嚴”，從而“在家里和工作單位中抬不起頭”，形象也要在社會中遜色許多，遭到外界“貶低”。一位受訪者提到：

如果在家照顧孩子我會覺得自己沒有面子，男人就應該賺錢養家。之所以古往今來都是這樣，那就自然有這樣的道理，男人如果在家帶娃當奶爸，女人出去賺錢，那肯定是不合規矩的。女人要生娃，休產假，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在職場上也不占優勢。

可見有些家庭中，男性認為父親的職責僅限于為家庭提供經濟來源。社會也并沒有發展出對父職撫育工作的強烈期待，甚至呈現出“女性就應該照顧家庭”的絕對觀念。

（三）社會政策——制度保護不完善

生育關乎家庭的穩定和幸福，關乎人類社會的持續和發展。所以針對生育政策，國家和社會高度重視，在三孩政策出臺后陸續有陪產假、育兒假等政策的出臺與完善。生育假制度能夠給與生育行為承擔者相應的休息時間和經濟補貼，降低生育風險，保障生育順利進行，是生育保護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21年8月國家出臺三孩生育政策以來，各地相繼啟動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改工作，密集出臺鼓勵生育措施，增設或延長男性陪產假就是其中一項，各地修訂政策后男性陪產假天數在15～30天不等，多地為15天［14］。然而通過訪談，筆者發現我國現行生育假制度的法律規定還存在不少問題。在采訪中，一些女性表示企業的休假時間安排不夠靈活，如女職工產前統一休假15天的規定無法滿足女性的不同的身體生育生產需求；一些企業對于女性生育休假帶有十足“歧視”，甚至對于男性休陪產假也十分不滿，處處苛待；男性反映陪產假享受主體僅限符合生育政策的男性，與生育家庭普遍需要陪產假的現狀不相適應；職工應休未休生育假時能否獲得經濟補償，法律未有明確的規定，因而職工休假權益受損時難以獲得相應的經濟利益補償等等問題。

生育政策調整影響了家庭的生育行為和生育意愿，這就代表著也提升了女性的預先計劃的和現實生活的生育成本，又進一步影響了女性的就業質量。生育成本的提高以及后續女性就業質量的下降都會導致女性生育意愿的進一步下降。在如此情況下，社會方面對男性的保障就顯得尤為重要。陪產假有助于緩解育兒家庭的負擔，使男性更好地參與到育兒過程中，這與我們的研究目的不謀而合。但需要注意的是，“帶薪休假”是目前各國應用最廣泛且行之有效的措施，其次分別是津貼補助、托育服務、保障就業權益、稅收減免。我國對于配套生育政策也基本集中在上述幾個方面，可見我國還并未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體系。

四、父職建構：相關舉措建議

（一）父職轉型下的身份認同

在中國社會中，筆者意識到傳統觀念的影響是深遠的、根深蒂固的。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影響形成的價值觀念背景下，形成了中國歷代傳統父親的典型形象，且這種形象到此時今日仍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它具有廣泛性、潛在性和頑固性。

然而，伴隨從傳統文化到現代文化的演變，父親意象也發生了巨大的嬗變?，F代社會要求父親要做一個更加全面化、細致化與人性化的角色，父親角色要扮演、覆蓋的更加完整和以人為本。但人的意識觀念的改變太過于緩慢，這種不可抗因素在于父親往往不愿意放下“面子”回歸家庭，更不用談去承擔“育兒”、“分擔家務”等更加細致繁瑣且在傳統觀念下歸于女性的擔子。所以筆者在此呼吁男性可以簡快轉變傳統觀念帶來的“枷鎖”，成為“新時代父親”。

（二）社會積極示范導向作用

有學者提出觀點，認為在家庭分工中的兒童照顧上，年輕父親的同伴帶動效應尤為明顯。筆者認同這一觀點，育齡男性作為在年齡、興趣愛好、職業地位和心理特點等方面較為相似的同伴群體，相互的同質性較高，他們有著相近的價值觀與共同話題，所以往往在社會心理與社會行動方面會展現出一定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從而引發帶動效果。在如今社會中，也不乏男性在家庭中承擔著部分家庭職責與育兒職責，甚至有“全職奶爸”等群體不斷涌現。政府、主流媒體等應該多多宣傳此類代表性事件，利用輿論宣傳與社會積極導向作用，倡導男性建構起健全的父親職責，在工作之余幫助女性分擔家務與陪伴孩子，給予妻子與兒童最全面的呵護與關愛，緩解母職焦慮，從而提升女性生育率。

（三）盡快健全配套生育政策

在2020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舉辦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表示，日前三孩政策施行時長并不久，配套的積極生育擁護辦法也在逐步推出的過程中，相關配套方案在短期內很難展現出顯著成績。新出爐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家庭戶規模為2.62人，家庭撫幼養老功能在逐步弱化，而全國0至3歲的嬰幼兒如今約有4200萬人［15］。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其中三分之一的家庭有著相當高的托管與照料需要，但與之相對比，現實層面的供給量僅滿足了5.5％左右的需求份額，供給和需求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失衡。

相對于二孩政策，三孩政策不僅僅是一項簡單的放開型人口政策，更是社會經濟發展和改善并保證民生質量的全局性體系工程。因而本次優化生養政策不只是單純地從兩個孩子到三個子女的數量調整，關鍵在于配套支持政策的全面布置。因此，如何構建家庭內外部支持體系，使父母雙方都能夠在兒童成長時期，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進而獲得照顧兒童的時間，是國家分擔兒童養育責任、建設生育友好型文化、提高生育率的一項重要政策工具。其有效途徑之一就是假期政策，主要包括產假、育兒假以及照顧假等等。非常關鍵的一點在于，國家本次提出的生育優化政策，并非單純的通告性文件，也不是簡單的放手交予地方推行，還釋放出了完善生育政策相關配套支持體系的指導性思維。配套辦法其中一條即為要健全生育保險和生育休假制度，增強住房、稅務等支持政策，保證女性合法的就業權利。針對陪產假等相關政策，也有相關學者提出生育假期延長會不會抬高女性就業的“隱性門檻”，成為她們的“甜蜜的負擔”？如何在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的同時保護職場權益？這個問題仍然任重道遠。

總體而言，我國已有配套生育政策仍然比較側重女性，尤其是在“全面二孩”政策推出后續，政策調整主要體現在延長產假上，既缺乏不區分性別的、籠統的育兒假，也缺少對工作—家庭平衡的系統性支持，且覆蓋范圍仍然不夠廣泛。對于家庭支持，我國生育政策較為薄弱，制度性的生育假期發放將重心放在女性的產假和哺乳假期間，沒有全國法定的提供給父親的陪產假，也沒有普惠性育兒假。因此，制定全國性的男性陪產假、推行普惠性育兒假是生育配套支持政策的重要政策之一，也是建立家庭內外部支持體系、分擔家庭養育時間成本的應有之義［16］，并按照一定科學標準測算生育、養育、教育等育兒成本，在此基礎上，合理劃分各主體分擔之比例。推動形成政府主體、家庭主責、各部門統籌、全社會認可的配套生育制度。

五、結語

父職是一種具有社會建構意義的實踐。隨著現代育兒理念的不斷滲透，新舊父職話語與父職實踐正在同一時空上演，父親參與兒童照顧的現象和行動越來越多?！瓣P愛型父職”、“玩伴父親”、“全職奶爸”等新的父親形象與父職實踐不斷涌現。在照顧兒童的過程中，父親職責參與的增多與角色扮演的全面性與三孩政策的實施、同伴群體的示范帶動、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動、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競爭和男性照顧的優勢地位發揮等息息相關。更好地促進兒童健康成長，需要喚醒兒童照顧上的父職自覺，如果要為中的父職實踐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和文化塑造，積極營造兒童照顧父職參與和實踐的社會土壤，構建父職參與的友好型社會政策，那就必須給予兒童照顧中父職參與以制度支持和政策支持。只有當個體認同、家庭支持和社會政策等因素均具備時，參與兒童照顧的父職才會越來越多，現代新型父職角色和形象才會躍然而出。相信在未來的父職研究中，我國學者可以將父職研究置于個人與家庭之外更加廣闊的社會群體、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中，把父職研究發展得更加完善、具體，這也是未來筆者的研究方向。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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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fathers position： current situation， path and way out

YANG Xue-yun ， CHEN Jing-zhu

（Anhui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the prominent issue of aging and the low fertility rate of women are imminent， which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ternity in modern society. This paper， based on 126 urban and rural families in Anhui Province， and taking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of parental anxiety and parental vacancy in contemporary families， and gives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establishing relevant identification， social positive demonstration and improving fertility polic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ental position.

Key words：paternity;motherhood;female fertility desire;family division

［責任編輯 常延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