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末門閥變遷考

趙健廷 馬彪

［摘 要］以往學界關于晉末政局變遷的研究十分豐富，但是從士族性格以及從權力格局的組合與變遷作為視角研究晉末門閥政治的則比較欠缺。以皇權、門閥集團、士族性格為視角對這段變遷史進行細微考察，可以發現孝武帝及其集團恢復皇權失敗實際上對晉末格局產生了嚴重的破壞，而桓玄集團篡位舉動也并非復興東晉門閥社會。

［關鍵詞］東晉門閥；士族性格；皇權；桓玄集團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292（2023）03-0125-06

［收稿日期］2023-03-10

［作者簡介］趙健廷，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史；馬彪，無錫太湖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吳文化。

學界關于晉末士族政治的研究十分豐富，在傳統史學領域，田余慶分析了孝武帝后期東晉門閥的斗爭情況，指出主相之爭結束于孝武帝之死［1］（P260-277）；?？偙髣t認為桓玄篡晉是士族階級為挽救門閥政治的最后一次嘗試［2］（P75-86）；王永平指出孝武帝盡管與司馬道子之間存在主相之爭，但是他們抑制門閥的勢頭是不變的［3］（P25-34）；王心揚認為桓玄實際上是加強了普遍皇權，其所作所為實則打擊了士族門閥［4］（P12-13），該觀點與本文有相似之處；薛君立則指出孝武帝通過擴張禁衛軍的方式來增強皇權［5］（P53-58）；李濟滄以京都學派貴族制度研究為視野，指出東晉末年門閥政治的崩潰是由于貴族階級喪失了“清靜”統治的政風與共同體精神，從而走向了“貪殘”的政風［6］（P251-259）；與傳統史學針鋒相對，李文才質疑了田余慶有關門閥政治的定義，提出了門閥政治根本不存在的觀點［7］（P93-108）。綜上所述，傳統史學對于晉末門閥的研究觀點趨于一致，大致圍繞田余慶、?？偙蟮慕Y論進行散發式研究。

盡管學界研究豐富，但是從士族性格以及中央權力運作層面對東晉末期的政治研究尚有可塑之處。本文立足于東晉末年的門閥斗爭，通過從士族性格心理及士族斗爭的角度對孝武帝時期的皇權運作以及對桓玄篡晉和其集團的性質進行更細微的探索，從而進一步豐富與完善學界關于晉末門閥變遷的認知。

一、孝武帝虛假皇權的樹立——兼論王珣清靜方針

在謝安死后，孝武帝為恢復皇權，對中央以及地方的人事安排做出了一些調整，其大致內容是內引王珣，外引王恭、殷仲堪為援。關于王珣，《晉書·王珣傳》記載：

安卒后，遷侍中，孝武深杖之……征為尚書右仆射，領吏部，轉左仆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8］（P1756）

孝武帝單獨對王珣“深杖之”，除了王珣身為“王導之孫”的時望之外，其主要原因恐怕還是王珣曾經與謝安交惡［8］（P1756），因此征王珣為“尚書右仆射，領吏部”，使其擔任重要的職務。不過對于孝武帝而言，他的皇權恢復真的會如此順利嗎？或者單獨倚靠王珣，就能幫助其恢復衰弱的皇權嗎？

答案固然是否定的，這不僅同王珣本人的政治性格有關聯，更與當時的權力格局有關聯。雖然傳統史學對孝武帝的功績稱之為“威權己出”。但是實際上孝武帝之皇權恢復之效果甚至都不如“曇花一現”。

在謝安死后，孝武帝在實權上似乎有一定程度的擴張，不過這也只是對于門閥社會不痛不癢的碰撞，孝武帝并沒有做到傳統學術界普遍認為的“威權己出”。在謝氏衰落之后，孝武帝引王珣、王恭等人為援的行為使得皇權與宗室門閥［9］（P251-267）［10］（P215-222）、中央與地方門閥［11］（P34-39）、中央與中央門閥［6］（P251-269）、地方與地方門閥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2］（P75-86）?！锻醌憘鳌份d：

及王國寶自媚于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后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8］（P1756）

可知此時的中央內部以及形成了種種派系，原本同孝武帝一道對抗門閥社會的宗室司馬道子也逐漸成為了阻擋孝武帝恢復皇權的一股政治勢力。不過這段史料惹人生疑的是，此時的孝武帝正值春秋鼎盛，怎么會考慮死后的事情呢？又《王雅傳》：“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干，慮晏駕之后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保?］（P2181）同記載孝武帝考慮死后的事情，因此筆者斗膽推測此時孝武帝已經有預感自己很可能被害。再比如《司馬道子傳》也有相似的記載：“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兗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仆射，王雅為太子少傳，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保?］（P1735）然而，孝武帝并沒有因此布局而高枕無憂。這里的“逼于太妃”是值得考證的。孝武帝為太妃所逼，史載司馬道子為太妃所愛［8］（P1734），因此孝武帝恐怕并非為太妃所逼，而是受到了司馬道子的牽制。又《晉書》多次提及孝武帝考慮到他死后的事情，故很有可能司馬道子和太妃暗地里欲謀害孝武帝，亦或司馬道子在后宮中擁有自己的支持者。再聯系到孝武帝之死又是后妃張貴人所為，這里是否也存在著些許的關系呢？可惜由于史料欠缺故不能考證。

在面對如此緊張的政治斗爭，其他士族們的政治傾向不可能非常堅定，這當然談不上他們不忠君愛國，只是明哲保身的政治性格使得他們在忠君與門戶之間尋求利益的平衡。如《王雅傳》載：“（王）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保?］（P2180）可知王雅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之性格，此性格是當時士族社會的共識。再透過王雅看王珣，《王珣傳》載：

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后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保?］（P1757）

這里王珣勸諫王恭讓其不要殺害王國寶的行為，當然有王雅一樣“明哲保身”的思想在起作用。但王珣身處高位，是當時中央的宰相，不可能不對政局有著清醒的認知。透過政局來看，王珣的施政策略正是王導“清靜思想”的進一步延續。所謂無為而無不為，以待時局的變化，最大限度保持士族社會的安定，避免因為戰爭動亂而使得現有的權力格局做出大的調整，這就是瑯琊王氏的政治性格的精華體現，而王珣也很好地繼承了這種政治性格。以至于王恭對他說：“比來視君，一似胡廣?！保?］（P1757）胡廣為東漢三公，以中庸之道而聞名，既不戀權也不冒險［2］（P79），王恭將王珣比喻成胡廣，乃是暗諷王珣處事之中庸，甚至類似其祖父王導之“憒憒”了。又比如《王國寶傳》載王珣勸王國寶一事：

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旣至，而不敢害，反問計于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8］（P1972）

《資治通鑒》記載得更為詳細：

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于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眹鴮氃?；“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12］（P3451）

兩處記載所云王國寶因為王珣之時望而不敢謀害，亦可見王珣乃當時瑯琊王氏頭等代表無疑。而王珣不僅勸諫王恭不要起兵，也希望王國寶等人不要起兵破壞現有的政局模式。至于所謂“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云云，這正是王珣為了維護現有的權力結構，希望雙方都能言和而歸于清靜 王導推行的“憒憒之政”，日本學界多稱之為“清靜政治”，相關內容可參（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收入《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該文指出清靜思想來源于儒釋道的兼修，反映了六朝時代的精神。。?？偙笙壬赋鰱|晉士族不愿意冒險，唯唯諾諾，見風使舵，唯利是圖的特征［2］（P79-82）。祝先生的研究當然正確，但是這里商榷的則是在“憒憒”與“清靜”的政治性格背后的深層原因，而王珣的“清靜思想”正是適合了士族社會得以延續的需要。換言之，在矛盾尖銳下的晉末局勢之中，只有這樣的“清靜思想”才是維護門閥政治的必然，只有維系皇權與門閥、中央內部、地方內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使其達到動態平衡才能維系住搖搖欲墜的東晉王朝，王導是這樣做的［1］（P52-69）［6］（P122-154）［13］（P57）［14］（P248-271），王珣也是這樣做的。而孝武帝、王恭還是桓玄，都因為打破了這種平衡而最終讓門閥社會走向了衰亡。

孝武帝為恢復皇權打破了晉末清靜格局的第一層窗口，在中央權力共同體內部形成了孝武帝同司馬道子的矛盾，在外則加劇了地方王恭集團與中央的司馬道子之間矛盾。然而孝武帝還沒有對現有政局的權力結構做出進一步的回應，就如他往日所擔心的“慮晏駕之后皇室傾?！币粯?，突然暴死了?！稌x書·孝武帝紀》載：

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辟F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8］（P242）

又《魏書》載：

昌明妙列妓樂...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姝少矣?！睆埵蠞撆?，...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絕而懼，貨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15］（P2104）

孝武帝之死十分荒唐，以至于讓后人懷疑，我們可以從“司馬道子當權，無治罪于張貴人”可以看出其中些許微妙的關系，一者是主相矛盾的白熱化，二者則是張貴人很可能受到司馬道子指使而弒殺孝武帝。如《司馬道子傳》載：“疏奏，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無所廢黜”［8］（P1735）。又同傳載：“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保?］（P1734）實可知司馬道子同孝武帝后宮的關系實在是不一般，故孝武帝很有可能是司馬道子與王國寶等人利用后宮的親信網絡而謀殺［16］（P279）。

綜上所述，孝武帝并沒有從實際上恢復皇權政治，他手中的皇權是王謝門閥主動退讓與人才凋零后的曇花一現的產物，他手中的權力也很難和藩鎮的軍事長官抗衡。伴隨著孝武帝的暴亡，他的遺愿成為了門閥之間相互爭奪的工具，率先打起為司馬氏復興家國口號的就是荊州的王恭、殷仲堪集團。

二、王恭起兵時期的政局變遷

王恭確是當時士族社會普遍政治性格中的一個例外，王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8］（P2183）“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8］（P2186），死后亦“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8］（P2186）；殷仲堪與孝武帝“甚相親愛”。［8］（P2194）可見他們二人從根本上是“公”的一面大于“私”的一面的。且太原王氏本身的斗爭實際上則是以王恭為代表的忠于司馬氏皇權的集團同以王國寶為代表的司馬道子宗室門閥集團的斗爭［1］（P251-267）。因此不能把王恭等人算作一般意義上的士族門閥，因為他們與孝武帝屬于同一個集團。在孝武帝死后，他們依然承擔著孝武帝遺命以匡扶司馬氏皇權的責任，并且終于將暗地里進行的主相矛盾由帶到了戰場上，《王恭傳》載：

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宜早圖之?！惫б詾槿?，復以謀吿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克期同赴京師。［8］（P2185）

田先生曾指出主相之爭結束于孝武帝之死［1］（P251-259），但是本文則認為太原王氏的家族戰爭實際上仍然是主相之爭的延續。王恭起兵之旗號正是忠于孝武帝，故司馬道子集團對此的反應就顯得十分的底氣不足。

不過王恭所舉并非挽救了士族社會，也非挽救了孝武帝振興皇權的美夢。在本身矛盾尖銳的晉末政治格局之中，王恭幼稚的政治舉動很快就毀壞了王珣等人為求清靜而做的努力。王恭第一次起兵后，雖然中央與地方暫時達成了妥協關系，但是實際上清靜的局面已經被打破了，《王恭傳》載：

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保?］（P2185）

又《資治通鑒》載：

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于情義何有！”［12］（P3477-3478）

可知此時的司馬道子集團并沒有太多過分的舉動，而是力圖維持清靜的局面與王恭妥協。此時的天下人心漸安，打破清靜的局面，勢必會帶來動亂，而動亂則是桓玄等有野心的人想要推行的。但是王恭之舉已經破壞了原有的政局，進一步激化了現有的矛盾，最終使得現有的政局破碎。盡管王恭第一次舉兵之時尚有人心支持，但是第二次舉兵后則很快失去了人心，這并非王恭背叛了孝武帝，而是王恭一意孤行起兵，使得士族社會更加的動亂。因此不能不說王珣看得比王恭遠很多，東晉朝廷最佳狀態就是保持各勢力的平衡，一旦某個地方突破限制，必然會越來越嚴重，所以王珣向來主張“清靜政治”，只不過這種清靜是靈活的，不是死的。

綜上所述，孝武帝振興皇權與王恭起兵的行為進一步破壞了搖搖欲墜的東晉政局，王珣為挽救東晉王朝的努力也隨之付之一炬。本文進一步指出王恭與殷仲堪的失敗實質上應該是司馬氏為恢復皇權所做最后一次嘗試，而非是為了恢復門閥社會。只不過他們最終敗給了司馬道子為核心的宗室門閥，因此不能簡單認為此二人僅僅代表門閥的意志，他們實際上也是孝武帝遺志的繼承人，包括桓玄集團都是打著繼承孝武帝遺志的名號來延續“主相之爭”而插手中央政治的。不過桓玄此舉并非為了恢復門閥社會，也并不是如傳統史學界所認為是為了門閥社會所進行的最后一次反撲［1］（P270-276）［2］（P83-86）。

三、桓玄集團成員再考

桓玄集團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失意的荊楚集團的成員，而非屬于建康中央的士族集團。徐芬研究后指出桓楚政權的建立是以桓玄、桓氏家族為代表的荊州地方勢力向建康中樞擴張勢力的結果［17］（P126-128）?？梢?，桓玄集團的核心應該是荊楚集團而非是建康任職的士族，下舉詳例證之。

擔任錄尚書事的是桓沖之子桓謙，自是桓氏家族的人。尚書仆射是王愉，然而王愉對于幫助桓玄設壇“甚恥之［8］（P1790）”，故其心并非忠心桓玄，只是迫不得已，且王愉及其子王綏都是桓氏家族的親戚，因此不能算是獨立的士族，更不能用這層關系來單獨斷定所有的士族熱情都支持桓玄?；感ρ蓝际潜宸吨?］（P2596）、郭銓［18］（P2625）、馮該［8］（P2063）、刁逵［8］（P1845）等人，這些人都屬于荊楚土著或其他次等士族，不能代表建康核心圈士族的權益 《晉書》載卞范之為濟陰宛句人；郭銓則根據《法苑珠林》載：“宋順陽郭銓?！彼侮枌俸鼻G州管轄，故其當屬于桓玄荊楚土著勢力；馮該籍貫不詳，大概率是此等士族或寒門子弟；刁逵則是刁協之孫、刁彝之子，屬于次等士族而非高門?？蓞ⅲ海厶疲莘啃g：《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45、2596、2603頁。釋道世撰：周叔嘉、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625頁。。此外，真正掌握桓楚政權的還是桓氏家族以及荊楚故將，桓偉任都督荊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安西將軍［8］（P2590-2600）；桓石生任司徒左長史，侍中，累遷江州刺史，前將軍［8］（P2590-2592）；桓石綏任司徒左長史，黃門侍郎，左衛將軍［8］（P1479）；桓謙任尚書令，散騎常侍，領揚州刺史衛將軍［8］（P2591-2592）；桓石康任荊州刺史，西郎中將［8］（P1479）；桓修任都督六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8］（P2589-2596）；桓振任揚武將軍［8］（P2597）；桓胤任中書令、吏部尚書［8］（P2592）。綜上可見重要的中樞要職以及禁衛軍任職全部由桓氏家族成員所擔任，而非廣施恩澤于建康的世家大族們。盡管中書省的成員多有士族擔任，如庾悅擔任中書侍郎，但是確實清官而無實權，最多被拉起來裝點桓玄的門面。而他本人并非桓玄之爪牙，更談不上是核心人物。又比如王謐領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等職務，實際上除了中書監外也都是散職。王謐本人出身瑯玡王氏，桓玄任命他也無非是粉飾門面，拉攏人心。更重要的是，王謐本人也私交于劉裕，早年曾言：“卿當為一代英雄?！保?］（P1758）因此說他沒有意識到劉裕背后北府兵的力量是不太可能的。此外，桓玄的諸多心腹與高門士族在發覺出桓玄欲擴張其權勢后亦進行反對，又《晉書·桓玄傳》載：

玄將出居姑孰，訪之于眾，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愿靜根本以公旦為心?！毙破鋵Χ荒軓??！保?］（P2591）

通過這段史料，可知桓玄所作所從違反了清靜的本質，進一步破壞了本就已經十分殘破的政局。又可知王謐所要求的實乃“愿靜根本”而非“支持桓玄篡位”。而此時桓玄還沒有篡位，依然打著孝武帝的旗號，故士族社會還與桓玄有合作的余地。所以王謐依附于桓玄只是權宜之計，其中也體現了門閥衰落后的無奈之舉。

綜上所述，桓玄并沒有得到士族社會的普遍支持。再聯系到桓楚政權僅半年不到就亡國，可見其不得人心，如果得到士族階層的普遍支持，豈不是很難滅亡？故當時桓玄篡權時，士族階層手中無可以對抗的士兵，因此只能茍且保命，根本談不上支持與否。加之桓玄親信卞承之所謂：“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保?］（P2597）云云可知，雖然祭祖大概率和楚德無關系，但是可以看出連自己最親近的大臣都認為楚德不長，是故桓玄一定沒有得到士族階級的普遍支持。

四、外部士族心理的真相——論桓玄篡權不代表門閥意志

在建康任職的高門士族也并非真心支持桓玄集團。?？偙笙壬赋?，東晉末年的士族集團逐漸衰落，在現實政治中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2］（P83-86）。這種觀點當然正確，但是毋寧是說門閥的衰落意味著他們只能隨波逐流，手中無權也就意味著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因此了解桓楚集團的性質，更需要從非荊州派的外部士大夫的實際情況與內心世界出發，下舉例證之。

泰山羊氏羊欣，雖然也出任于桓玄政權，但是他主動疏遠桓玄，泄露機密，就職了幾天就辭職隱居［19］（P1662），這很顯然是與桓玄集團不合作的表現。再如?？偙笙壬赋龅呐矢交感x裕，謝裕曾與劉裕共食［20］（P528），時劉裕尚且附屬于桓玄，也在尋找時機不敢輕舉妄動，更何況手無縛雞之力的謝裕呢？且此時的不少高門與劉裕交好，如果說當時的士族沒有對劉裕背后強大的北府軍的實力有認知的話則是不可靠的，因為桓玄在篡位之前都不得不考慮劉裕的想法［19］（P4），故此在這種情況下高等士族對桓玄更不可能是死心塌地的跟隨，他們更像是窺望時機，明哲保身。后來劉宋建立，謝裕為劉裕所器重，倘若謝裕真的死心塌地的跟著桓玄，何不殺身成仁而要忠心于劉宋呢？再比如謝純，自起家開始就是劉毅手下的別駕［19］（P1495），也不是附屬于桓玄的人；又比如陳郡袁氏袁豹，也是在劉裕集團下劉毅、孟昶手下某事［19］（P1498）；又比如袁湛，劉裕討伐桓玄時就是劉裕的參軍，而非投靠桓楚集團［19］（P14978）；又如出身潁川庾氏的庾登之，早年跟隨劉裕起兵討伐桓玄［19］（P1515），庾登之身為庾冰之孫，自是高門出身，他選擇依靠寒門出身的劉裕而非是依靠桓楚集團也可證明，桓楚集團或并不是受高門士族的廣泛擁戴，也或根部不能代表高門士族的集體利益。再如潁川庾氏的庾楷，也是在朝廷反對桓玄的斗爭中被桓玄殺害的［8］（P2187）；再比如陳郡謝氏謝方明，《宋書》載桓玄心腹卞范之曾權傾朝野，想要把女兒嫁與謝方明，但謝方明始終并未答應［19］（P1523）。與其說謝方明是為了設置所謂的門第門檻，毋寧說是謝方明對桓玄政權的極度不信任，謝氏的不反抗是因為實力的缺失導致其在軍事斗爭中始終趨于弱勢的一方，而非真心忠心于桓玄并熱情與其合作，當桓玄對他們的禁錮被劉裕打破后，他們依然是悉心依附于更強的劉裕集團，這也是門閥士族衰弱后寄生于強權的表現。但是需知道，寄生不等于認同，更不等于支持。至于曹靖對桓玄說的“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8］（P2598）這里的“輦上諸君子”，也很顯然不是擔任閑職輕差的高門士族，應該是桓玄集團下的掌軍權者，是桓玄自起兵時的心腹們。再加之所謂“攆上諸君子”不勸諫還是因為桓玄不聽取建議，又經常發怒，史載其“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系馬省前，禁內讙雜，無復朝廷之體。于是百姓?？?，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保?］（P2597）既然如此，那些士族又何必冒著被處死的風險去諫言呢？更何況攆上諸君子并非全是士族階層，或是代表士族階層的人物，很有可能是依靠桓玄而獲得寵信的次等士族或寒門子弟。

況且，桓玄篡位以后，本身就存在許多打擊士族社會的舉措，其是否代表士族社會的利益是很值得商榷的，王心揚先生指出了桓玄同其父桓溫一樣，并非為了士族社會謀利益，歸根結底是為了自己的皇權［4］（P205-220）?！妒勒f新語》載其打擊其他士族勢力：“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21］（P317）。又《桓玄傳》載：

于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郞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郞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尙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于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8］（P2591）

可知桓玄為加強自身權威而對士族門閥進行殘酷的鎮壓。又同傳載：

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賢，君子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后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8］（P2591）

這里正是總結了桓玄之興是因為其打起了孝武帝忠臣的旗號，其滅亡是由于要實施篡逆“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眾務繁興?！庇郑骸盎感敶畚?，語卞鞠云：‘卞范，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保?1］（P354）這里所謂的“禁吾此意”，當指的是羊孚勸諫桓玄篡位一事，之所以羊孚不讓桓玄篡位，是因為桓玄一旦篡權就會丟掉孝武帝忠臣的大旗，從而成為士族門閥的眾矢之的。但是桓玄卻沒有聽得進羊孚的忠言，而倒行逆施，篡位奪政，以門閥的身份終結了門閥社會。

綜上所述，晉末的權力格局經歷了搖搖欲墜的門閥統治之后?；感瘓F是以荊楚土著集團為核心的，吸收了次等士族支持的并逐漸向建康吞噬的政治集團。由于建康高級士族的衰落，高門無兵權，在被利刃控制下只能任其擺布，茍延殘喘?；感瘓F在建康的統治并非受到了大部分的建康高級士族的熱情支持，很多高門士族僅僅只是由于手無縛雞之力只能暫時附屬于桓玄而尋求生機，因此桓玄集團并非由建康高門士族廣泛并熱衷參與的階級政權，也更不能說桓玄篡晉是門閥士族集體為復興門閥的最后一次嘗試，因此傳統史學界有關“桓玄集團受到多數建康士大夫熱情支持”［1］（P270-276）［2］（P83-86）的論述與定義或許有待商榷。畢竟桓楚集團僅僅是以桓玄為核心的荊楚士族為從門閥社會中取得領導權及其欲望膨脹的結果。

五、結語

孝武帝的皇權并沒有得以恢復，更談不上結束門閥政治的局面。在謝氏退出政治前臺之后，晉末的格局因為孝武帝內引王珣外引王恭、殷仲堪而形成了一個新的權力結構，但主相之爭隨著孝武帝的暴死而進一步白熱化，最終在執行孝武帝遺志的王恭集團的覆滅而告一段落。繼王恭之后，桓玄雖然打著繼承王恭“衣缽”進一步匡扶司馬氏的旗幟，但實際上是荊楚集團的趁亂擴張，但在建康的核心士族中，大部分的士族并沒有熱情支持桓玄集團。最終，在劉裕為核心的北府軍集團打著光復晉氏的旗號下，桓玄集團立刻樹倒猢猻散，士族又緊緊依附于劉裕的集團之中。至此，門閥社會也徹底的結束了。本文正是立足于晉末的門閥變遷與士族心理角度，從微觀層面對晉末門閥解讀進行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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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Questions on the Change of Gatekeepers at the End of Jin—— From Imperial Power， Gatekeeper Groups and the Character of Shi Clans

ZHAO Jian-ting1，MA Biao2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China；2.Wuxi Taihu College，? Wuxi 214026，China）

Abstract：Previous 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changes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 are abundant， but there is a lack of studies on the gatekeeper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scholarly clans and the combin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power pattern.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is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 power， gatekeeper group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scholarly clan reveals that the failure of Emperor Xiaowu and his group to restore imperial power actually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late Jin pattern， and the usurpation of the throne by Huan Xuan's group was not a revival of the Eastern Jin gatekeeper society.

Key words：Eastern Jin sectarians;scholarly character; imperial power; Huan Xuans group

［責任編輯 薄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