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然書寫生態倫理流變

［摘 要］臺灣自然書寫始終探求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倫理。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寫作者從認識土地的角度出發，展現出內在生態倫理的流變。具體表現為從初期強訴求性的報導文學，到中期強調觀察的多元知性書寫，再到試圖打破人與自然主客分野的“還魅書寫”。一代代的書寫者們將對生態的關懷，與臺灣現代社會的現實問題相結合，豐富了臺灣自然書寫的思想內涵與現實功用。

［關鍵詞］自然書寫；生態倫理；工具理性；返魅書寫

［中圖分類號］20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292（2023）03-0120-05

［收稿日期］2023-02-27

［基金項目］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臺灣自然書寫研究”（FJ2020C074）

［作者簡介］魏雪慧，武夷學院講師，蘇州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降的臺灣，因政治環境的松動和經濟生產形態的現代化轉型，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趨向多元，加之世界性環保運動潮流的興起與生態意識的廣泛傳播，作家們不斷開拓文學疆域，自然書寫漸成風潮。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它已由七十年代末零星、非自覺的思想火花，逐漸轉變為自覺的群體書寫，由鮮有完整哲學表述和系統論證的感性抒發訴求，成為有系統、有內核的哲學闡發，由服膺工具理性的生態倫理，向“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茖W與文學、科學與自然間的二元對立，在不同世代作家們的不斷嘗試與銳意拓展間逐漸削弱，被彼此間的相輔相成與互相融合取代。

一、為土地發聲：以污染、公害、環境保護為訴求的自然書寫

從1895年日據時期開始，臺灣便被視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資源庫，自然資源在50年間遭到毫不饜足的掠奪，淪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附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臺灣急速工業化，在經濟掛帥的政策主導下，生態環境始終處于幾無任何保護措施的狀態，完全成為經濟開發的犧牲品。依附型工業的過快發展，不僅造成生態環境惡化，最終導致民間環保運動浪潮高漲，也同時惡化了臺灣的人文生態環境，使民眾的精神生態不斷荒蕪。此時，一批生態意識警醒的先覺者出現，自發呼吁喚醒臺灣人民的本土意識，使環境保育的呼聲日益壯大。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鄉土文學”的方興未艾，以及世界性綠色環保運動的廣泛開展，臺灣文壇也掀起了以“強烈控訴，熱情呼吁”為主要內容的“報導文學”。臺灣學界將高信疆于1975年《中國時報》開辟的“現實的邊緣”專欄，作為臺灣報導文學的起源，隨后臺灣的兩大報業《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紛紛設立報導文學獎，各大媒體也因此大量采用報導文學的形式，加上當時醞釀著變動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環境，使報導體的書寫形式風靡一時，環保議題、古跡保護、弱勢群體保護等主題屢見不鮮，報導語言也日趨豐富，共同推動了報導文學體裁與社會環境的契合。媒體的大力推介和自由化的言論空間，鼓舞了大批有觀察力的作者借“報導體”發聲。報導文學作為介于文學與新聞的中間文類，有的放矢的目標性是其主要文類特征。以心岱的《大地反撲》、韓韓和馬以工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等為代表的一系列文學作品勇敢介入社會，沉痛地扒開當時自然環境因開發不當而遭受嚴重破壞的事實，這些作品以強烈的現實感、政論性和與現實的血肉聯系，奠定了自然書寫的基本品質。

女作家心岱是兩屆“時報文學獎”的得主，她從1978年起投入臺灣報導文學行列，足跡踏遍寶島，其文字情感深厚，用耐心和膽識一次次地挑戰嚴肅的環境議題，報導被淹沒在尋常生活下的慢性毀滅危機。她的《大地反撲》共分為11篇，用銳利的目光記錄下目所能及的環境破壞現象：《大地反撲》涉及林口發電廠的隨意排放對海岸的污染；《美麗新世界》聚焦臺灣南部恒春半島的環境變遷；《綠色大廈》關于宜蘭哈盆地區的植物；《生金蛋的鵝》強調臺灣野生動物的價值……

由于報導文學強烈的目的性，使它既偏離了傳統文學希冀的自由性和想象力，也對新聞報導要求的客觀中立場有所欠缺，造成當時使用這一文體的自然書寫出現了幾個明顯問題。首先，生態專業知識不完整。雖然這些作品中不乏科學數據和理性思辨，如韓韓、馬以工在《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中搜集了不少相關的自然科學知識：“南洋紅樹林固然很多，但水筆仔卻不多。紅樹林共有十一科十六屬五十五種之多，在臺灣記錄上共有三科六屬六種，分別是水筆仔、五梨跤、海茄苳、紅茄苳、細蕊紅樹、欖李等六種，其中紅茄苳及細蕊紅樹因高雄港的擴建及中鋼中船的建廠，目前已絕種”［1］（P51）。但因兩位作者均非專業人士，也未曾進行長期的自然觀察，與劉克襄、王家祥等積累了豐富的田野經驗，再落筆成文的書寫者不同，她們的生態資料主要援引自書本、圖鑒，或轉述專家說法，有時在書中引用的生態知識不盡準確，遭到不少生態學者的質疑。同為自然書寫者的吳明益就曾揶揄報導型自然書寫者們生物知識與生態觀的成熟度：“文風較理性冷靜的馬以工也會寫出為了保持一個穩定、平衡的生態系，要‘盡量保護稀有及瀕臨種屬及不斷地再培育新的種屬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句子。新的生物種、屬難道是可以‘培育出來的？而為了保持一個繁復的生態系人們就要‘不斷培育新的種屬？”［2］（P39）

其次，作者們主要采用呼吁式、空洞式、道德式的情感導向，未能深入探討工業化造成的生態危機，也欠缺冷靜思考人地關系、土地倫理的生態關懷。偶爾能發現潛藏于作品中的生態思想，但往往被大聲疾呼的熱切，沖淡了它的理性況味與文學之美。作者們的剖析層面還停留于對破壞環境舉動的竭力制止，對何以產生這些現象的社會深層動因并沒有多加筆墨挖掘，造成了熱情過后的空洞和浮于表面的濫情，美學意義與文學價值都存在缺席。此外，大多數作者的生態觀念仍以“人類中心主義”為評價標準，如：“這所有未登錄地、河川、海洋，甚而空氣都是我們大家的，也就是‘公有的，并非政府所有，亦非私人所有，是屬于全體國民的。這樣一來，誰破壞了這些東西，就是破壞了全體人民的財產，這樣我們才能理直氣壯、義正嚴辭地說：工廠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經濟算盤把毒氣放出在‘我們公有的大氣之中。同樣的，發電廠也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發電成本，把冷卻用的熱廢水排放到‘我們公有的海洋來破壞‘我們公有的軟珊瑚群落”［1］（P39-40）。在報導令人痛心的污染事件時，作者并未對此進行理性的深入分析，而是立刻以自然環境的實用價值為標準，丈量“東西”的存在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筆下的“我們”指代臺灣地區的公民，而非與人類共處地球的自然界萬物，在對工廠破壞環境口誅筆伐的同時，已經犯了將自然資源據為人類所有的謬誤。借著環保浪潮，這些初期的自然書寫者們懷著無比的熱情，噴發出大量文章，對臺灣島內大大小小的環境問題發聲，質量卻難以保證。

但不可否認的是，報導文學以其感染力激起了民眾的生態覺醒，在臺灣自然書寫的草創時期發揮了可觀的現實功用。例如，《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不僅收獲了讀者的喜愛，再版多次，更充分發揮文學對社會的反作用，擔負著本地環境意識發聲者的先鋒角色，改變了臺灣自七十年代經濟騰飛后，一味追求出口導向的工業成長，而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有效的環保法令可以防止生態環境持續被破壞的狀況。在作家的大力宣傳和潛移默化的教育下，社會環境運動開始持續發熱，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保護措施：恒春的候鳥保護被列入地方行政、紅樹林被禁止開發……隨著生態保育觀念逐漸深入人心，臺灣民眾也愈發積極地投入到社會環保運動中，大量反公害組織和環保團體出現：1985年4月臺中縣大里鄉成立第一個民間反公害團體“臺中縣公害防治協會”；1986年3月彰化縣鹿港鎮“反杜邦事件”，當地居民反對美國杜邦公司在當地投資生產二氧化鈦，成為臺灣首件環?？範帉е峦馍探K止投資計劃的事件；1986年臺灣反核運動逐漸開始蓬勃發展；1987年高雄市民反對中油公司與政府增設第五輕油裂解廠……

作為自然書寫初試啼聲的早期嘗試，報導式自然書寫由于自然知識的貧乏，以及對造成環境問題動因分析視野的狹窄，往往容易導致大眾產生審美疲勞，而自然書寫則應該對作者有更高的要求，在書寫自然的文字經脈中盡可能多地蘊藏文學美的質素。但不可否認七、八十年代的報導文學熱潮，潛伏著臺灣社會變動的可能，報導文學家通過挖掘迫在眉睫的環境問題，加之紙媒的配合，產生了令人滿意的傳播學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人們對于環保議題的重視，不斷為民眾敲響生態保護的警鐘。

二、 多元趨勢：探索知性、強調觀察的自然書寫

在報導文學作家們汲汲于描述自然生態環境的問題時，其他類型的自然書寫者也正在興起。其中，以田園隱逸為主要內容的“隱逸書寫”格外引人注目，它們以逃避現行社會體制、工業文明壓力為背景，親身力行隱士生活，遠續陶淵明式的思想。陳冠學的《田園之秋》正是此類作品的代表，它具有梭羅《瓦爾登湖》的特質，作者以日記體重整自己回歸大武山下的新埤過農耕生活的經歷。陳冠學以拒斥物質文明侵略、選擇遠離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為旨歸，倡導重返田園，遠離現代都市文明。人類是自然國的一員，受著自然萬物的滋養，但隨著人類貪婪的索取，現代社會不但“天予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更演化為“人毀萬物于天”，陳冠學以清醒者的眼光，批判著現代人的貪得無厭，將人類對于其他物種而言的侵占者、迫害者身份暴露得一覽無余。陳冠學觀察自然的視角從“人類中心”的維護者轉為嚴厲的批判者，并且透過生態環境破壞的表象洞察問題本質：“現代國民，自飲食熱力，全在政府操縱控制之下，尤其大都會數百萬乃至千萬以上的人口，連出入通道都受到管制，這確是專制政治、軍閥政治、財閥政治的絕好溫床，人民個個成了工蟻，從空中俯瞰，可見到滿窩里黑壓壓地爬著。這是我拒絕現代文明的理由，我不愿意受到政治的壓榨、經濟的壓榨?！保?］（P216-217）他認為生態與政治在現代文明的關照下，越來越密不可分，在經濟和生活的供給上無法自給自足的都市人，相較于對物質需求極低的農人，更容易受到政府、財閥和權利機構的操控。從這個層面看，遠離都市的隱逸書寫者們是用看似淡泊名利的文學形式，抗議政府對生態不當的方針政策，以自覺踐行簡樸生活，擺脫都市文明的異化，還原自然本身的運行秩序。

但這些以隱逸為生活方式的作家們，仍未完全擺脫“人類中心主義”桎梏，陳冠學在日記中寫道：“花兒不是為人開，蝶兒不是為人唱，還為誰呢？老天把各種珍饈擺設在世界的任一角落，隨時等著人去品嘗，唯恐人饑乏失味”［3］（P281）。另一位代表作家孟東籬在其《濱海茅屋札記》中也透露類似想法：“這蜥蜴，其誕生也不知道自己的誕生，其死也不知道自己的死，而它的活著也不知道時歲的過往?？梢哉f，它活著，只是它活著，這里面根本沒有悠久與短暫的問題；它死，只是它經過一段時間的痛苦與窒悶，然后就沒有了，什么都沒有，了無遺憾與追悔?！保?］（P172）作家以此否認“萬物有靈”的觀點，將人之外的其它生物皆視為無意識的自然存在物，與德國哲學家史懷哲“敬畏生命”的環境倫理相左，也與現代自然書寫所推崇的“生態整體觀”相去甚遠?？梢钥闯觥半[逸書寫”的作家們對生態自然的認識尚處探索階段，還未形成應有的現代生態倫理觀，離成熟的自然書寫仍有距離。

在專業知識方面，此類作者較常在書寫中提及日常所見所聞的生物種類，部分書寫者已經具備一定程度的生態知識，并努力朝著博物的方向努力，陳冠學提到：“故園里有一樣東西叫不出名字來，我總覺得難過，仿佛自己是外人。在植物方面，我一直努力著要成為真正是老友老相識”［3］（P198）。隨著簡樸生活模式和生態觀念的日趨成熟，他們除了展示個人化的極簡生活外，也正努力讓這種小眾的生活方式在整個社會發揮積極作用，比如，以“生態團體”推動“綠生活”“綠建筑”“綠活”等節能低耗的新生活姿態，這些舉動在現代都市中的功用遠比鼓勵人們隱逸于山林要現實得多。這種“現代陶淵明”式的文學導向，遭到其后出現的“觀察記錄”型自然書寫者們的否定?！坝^察記錄”型書寫者以自然科學和人文關懷為經緯，以生態觀察、自然記錄和自然志等文學形態為特征，提倡以客觀真實還自然以本來面目，將現代自然書寫的發展推向新的高度。

八十年代后期以降，臺灣的自然書寫開始逐步走向成熟，除劉克襄、王家祥、徐仁修等已經具備完整理論系統的作家外，還出現了一大批注重觀察的自然書寫者，如陳列、陳玉峰、陳煌、凌拂等人。陳列的《永遠的山》是他在玉山國家公園歷時一年的觀察記錄，共計八篇文章，每一篇都以單獨的地域為書寫對象。作家風雨無阻地攀爬峰巒，觀察玉山境內垂直分布，卻又變化萬千的林相和野生動植物的生態環境，其中既有對動植物、自然景觀的細致描繪，也有對如何與自然建立和諧共生關系的思考，為自然書寫提供了一種文學性的思維方式。陳列的觀察之旅在剛開始時，也陷入了非專業化帶來的窘境，于是他開始下苦功，大量閱讀有關山林自然的書籍和圖像，從簡易的解說詞到復雜的學術調查報告，他一遍遍背誦、識記各種動植物的名字、相貌特征、分布狀況……功夫不負有心人，對自然知識有意識的涉獵，造就了作者專業化的觀察視角，陳列在書中常常對自然掌故、地理人文信手拈來，亦飽含文學深情：“常綠，是樹木不必因需年年更換新葉而消耗掉寶貴的能量，而且在初春一有足夠的陽光時，不凋的綠葉能立即吸收陽光中大量的熱，立即進行光合作用，堅硬細長的針葉，則既能抗風又不易積雪，且因為內含的汁液甚少，在酷寒的時節不致有結凍之慮。針葉表面另有一層厚厚的蠟質，更可使葉表細胞不至于流失水分”［5］（P55）。

從陌生、無知到熟稔、熱愛，“觀察型”的自然書寫者們用作品，感召了更多懷抱綠色理念的讀者去了解那些等候著人類去了解的“永遠的山”。伴隨專業化、多元化的趨勢，臺灣自然書寫者們用日趨系統的生態知識武裝自己的文字，深耕臺灣的足跡遍布全島，使自然書寫呈現繁茂景象。

三、走向縱深：探索新土地倫理

當西方社會從宗教神權中解放，向現代化世俗社會逐漸轉型后，人類世界完成了馬克斯·韋伯筆下的“祛魅”（disenchantment）過程。宗教性的世界觀土崩瓦解，生命的神圣性、宇宙的神秘性以及世界本源的魅惑性褪去神秘的面紗，工具理性、經濟基礎和科學知識成為現代社會和知識精英群起追逐的對象。顯微鏡和解剖臺將自然萬物的發展始終，事無巨細地陳列在人類眼前，世界成為具體可感的客觀存在，而非虛無縹緲的主觀想象，人類逐漸忘記自己仍是自然國的一員，遠非萬物之主。

作為一個業已“除魅”的世界，人們逐漸將自然的靈性視為某種形而上的幻想，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缺席，成為一道空洞的回音，理性最終戰勝了靈性，科學的理性思維將一切事物“還原”為本質的純粹形式。馬克斯·霍克海默與西奧多·阿多諾有力地批判道：“在通往現代科學的道路上，人們放棄了任何對意義的探求，他們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規則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動機?！保?］（P3）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到了現代科學視域下的工具理性思維，使人類在與自然相處時唯一的目的便是如何利用自然，如何全面地成為自然和他者的最高統治者。

現代社會用“工具理性”割裂了人類與自然的傳統關系，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歷史中，人與自然始終處于疏離與對立的尷尬狀態。自然書寫者們預見了此不良關系必將引發災難性后果，一直試圖用筆建造現代性與自然世界間的新氣象，緩解現代病的癥候。自然書寫正是一種現代性的“返魅書寫”方式，它以文學作為現代巫術，以祈喚回自然的靈性，讓那些在純粹工具理性思維中遭到物化的事物，再次復活于人類的精神視野。透過思想的解放，打破人與自然之間橫亙著的鮮明主客分界，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聯系。在自然書寫中，科學與文學、理性與感性相互交融，體現了一種全新的創作意識——超越二元論。在此超越式的書寫中，科學不再是溫度全無的純理性思維，文學也不僅表現為純粹的感性抒發，二者不再截然對立，而是并行互啟。如此一來，科學的發現讓人們更加理解自然的形貌與運作，而文學則以審美的態度、詩化的言說，轉化了自然作為一種他者對象物的意義，表現出自然的詩意與美感。自然從一個客體對象，轉化為意識的主體，超越了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下，文學長期以來對“自然”本體的遮蔽。

土地倫理（Land ethic）概念，由奧爾多·利奧波德在代表作《沙郡年記》中首先提出，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引譯進臺灣后，對臺灣的自然書寫者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早在尚未引譯前，韓韓、馬以工、洪素麗等人就已通過直接閱讀英文原著了解相關理論。所以，當臺灣自然書寫者們最初形成自己的土地倫理時，免不了局限于利奧波德的表述，往往成為利氏思想的轉述者，如利奧波德的原文為：“土地倫理改變了人類的角色，從土地征服者一變而為其中的一位成員和公民。也暗示著對于其他一起生存的成員，以及對這樣的土地國的尊重?！谌祟惖臍v史中，我們已經學到（我希望），征服者的角色是不利于已的”［7］（P312）。王家祥在1992年出版的《自然禱告者》中有類似表述：“我們人類已扮演了非常久的征服者，在地球的歷史中，我們已經學到征服者的角色是不利于自已的，土地倫理改變了人類的角色，從土地國征服者一變而為其中的一位成員?！保?］（P105），陳煌在1989年出版的《人鳥之間·冬春篇》說法也十分相似：“施與受，在自然律則中是一體兩面。所以，人類應該知道，去作為自然征服者的角色將十分不利于己，這點在人類過去的歷史教訓中屢見不鮮……”［9］（P251）從以上片段可以看出，在臺灣自然書寫者們建立土地倫理的初期，西方的前行者對他們影響頗深。

隨著創作者們實踐與思考的縱深，思想漸漸脫離模仿狀態，產生了獨立性思考，越來越多的本土生態倫理思想誕生在臺灣土地。被稱為“臺灣土地哲學家”的陳玉峰，既是一名專業的生態學者，也是環境運動的參與者，著手創立了“臺灣生態研究中心”，還領導搶救棲蘭山檜木林運動。但他在使用“陳情、抗爭、演說、運動”等不同方法不斷從事“悲劇的揭露”后，發現收效不甚明顯，于是開始向社會的文化根源思考，提出“隔代改造”的生態教育改造思想。他認為在臺灣社會長期缺乏土地倫理和自然情操的艱難處境下，唯有進行“隔代改造”的改造與實驗，才有可能在民眾的靈魂中注入自然基因，改造現代人的頑固思想，復蘇潛藏在每個人心靈基因中的“土地密碼”。他試圖喚起年輕世代生命基因中的自然元素，著眼下一代，樹立正確的生態倫理，把“宣揚、說服、教育”當作改變環境現狀的奧義。陳玉峰將“隔代教改”的自然生態教育看作整合性的藝術，在沒有圍墻阻礙的自然教室中學習，并由“師徒制”長期互動傳遞，見人所未見，為如何實現人地協調提供了新倫理。

1985年在一場由《臺灣文藝》舉辦的對談中，劉克襄提到當時臺灣的自然書寫缺乏一種“根”（basis）的意識，造成文章中反應的問題十分外在，局限于呼吁保護生態環境的膚淺，尚未提出系統完整的生態倫理觀念，并且存在內容大同小異的通病。同時，因為讀者也缺乏“根”的培育，所以只能最多停留在愛惜、保護的層面，沒有深入了解、探尋的欲望。劉克襄正是從“根”的建立去構建自己的土地倫理，他的文字中沒有迫切的空洞疾呼，而是以平等之心深入觀察記錄一個議題或區域，以同理心對待“自然國”中的其他成員，從文字中透露出成熟的土地倫理觀是他的文字常態。劉克襄首先肯定了踐行簡樸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因為在進行自然觀察時，簡陋的生存條件與簡樸生活不得不緊密互動。而簡樸生活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如“隱逸書寫”者般逃避現代社會，選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居生活，另一種則是“都市簡樸生活”，于紛擾的都市中自覺踐行簡樸生活。劉克襄由此闡發了都市簡樸生活的觀念，并提出“都市自然公園”的構想，建議讓都市四處有荒原的存在。此處的“荒原”不是人為刻意建造的公園，也不是廢地，而是留有自然原貌，能從中看到臺灣物種自然生長的自然公園，它的存在時刻提醒著現代都市人，珍惜生命中最質樸、最本質的自然事物。劉克襄的土地倫理不止眼于眼前客觀存在的自然萬物和環保議題，指向的是終極人文關懷，提供了現代都市人與自然重建聯系的可能。

隨著實踐和思考力的成熟，王家祥的土地倫理也從完全服膺、模仿利奧波德，到逐漸有自己的闡發?；囊霸谒劾锸巧Φ膩碓?，他在荒野中尋求生命與想象，明凈自己的心靈。他體會到人只有重新擺正自己的位置，轉變為“謙遜的生活者”，才能得以保留荒野的活力。同時，他擴大了利奧波德“荒野”的范圍，提出“文明荒野”概念，認為賞自然之美不必求遠，在生活中的近處平凡景色中也能體會。但前提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生靈萬物：“內心里寸草不生的人，當然所處的環境也會寸草不生。假若你想和一株樹成為朋友，最重要的前提，是你必須看得見它”［8］（P72）。至于如何經營文明的荒野，他提出城鄉應該設立荒野保育區，保持荒野的自然狀態，讓里面的各種生物自然競爭生長，禁止農耕及商業活動，最多只供生態步道存在，前提是盡量不干擾任何野生動植物的生活，

四、結 語

自然書寫不是普及自然科學的文類，也不是倡導歸隱荒野的“隱逸文學”，而是在現代文明的前提下，探求人與自然重建緊密聯系的“土地倫理”，自然書寫者們以文字引導受眾如何尊重土地、尊重其他生命形式。他們從認識土地的角度出發，構建土地倫理觀念，為土地倫理振臂高呼，表達強烈的守護、愛護土地情懷，把土地和文學間的關系具體呈現，并通過種種重返自然的努力和實踐，重建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自然書寫者們將自己對生態的關懷，與臺灣現代社會的現實問題相結合，豐富了臺灣自然書寫的思想內涵與現實功用。

［參 考 文 獻］

［1］韓韓，馬以工.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M］.臺北：九歌出版社，1983.

［2］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BOOK2：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作家論［M］.臺北：夏日出版社，2012.

［3］ 陳冠學. 田園之秋［M］.臺北：草根出版公司，1994.

［4］ 孟東籬. 濱海茅屋札記［M］.臺北：洪范書店，1985.

［5］ 陳列. 永遠的山·序：告別與承諾［M］.臺北：玉山社出版社，1991.

［6］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多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M］.渠敬東，曹衛東，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奧爾多·利奧波德. 沙郡年記［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

［8］ 王家祥. 自然禱告者［M］.臺中：晨星出版社，1992.

［9］ 陳煌. 人鳥之間·冬春篇［M］.臺北：光復書局，1989.

The change of Taiwans nature writing internal ecological ethical

WEI? Xue-hui1，2

（1.College of Humanity and Education，Wuyi University，Wuyishan 354300， China；??? 2.College of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The nature writing in Taiwan， always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the writ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land， shows the change of internal ecological ethic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re from the reportage with strong appeal in the early stage， to the multi-intellectual writing emphasizing observation in the middle stage， and then to the reenchantment trying to break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Generations of writers have combined their concern for ecology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aiwan's modern society， enrich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function of Taiwan's natural writing.

Key words：nature writing; ecological ethic; instrumental reason; reenchantment

［責任編輯 張 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