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歷程研究

巫 海， 張三萍

（武漢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武漢 430070）

馮友蘭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為我國傳統哲學研究以及中國哲學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的貢獻?？v觀其整個學術生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馮友蘭哲學思想的變化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馮友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早期，馮友蘭就對唯物史觀的個別觀點有所吸收和運用。之后的中年和晚年，馮友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也有著不同的特征。

一、馮友蘭早期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與援引

20 世紀，由于中國共產黨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決心，加之一批蘇聯留學生的歸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成了當時學術界的一股思潮，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風靡整個哲學界，各種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反杜林論》《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等相繼在中國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在知識分子間廣為流傳，在大學中也成為一門課程，甚至連中學生也受到了影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大勢所趨”對馮友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1949 年之前，馮友蘭就曾多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史觀的觀點來開展學術研究。

馮友蘭對唯物史觀個別觀點的吸收和運用比較集中體現在《中國哲學史》（上下卷）、演講稿《秦漢歷史哲學》以及《新事論》中。在《中國哲學史》中，對于哲學與時代的關系，馮友蘭認識到某個時代的哲學與當時的情勢及各方面的思想狀況是互為因果關系的?！吧现^一時代之情勢及其各方面之思想狀況，能有影響于一哲學家之哲學。然一哲學家之哲學，亦能有影響于其時代及其各方面之思想。換言之，即歷史能影響哲學；哲學亦能影響歷史?！⑿墼鞎r勢，時事造英雄’；本互為因果也?！盵1](254)這些認識明顯帶有唯物史觀的傾向，既從社會存在出發解釋思想變動的原因，也承認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起反作用。馮友蘭對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歷史背景的解釋也有著明顯的唯物史觀傾向。他說：“自春秋迄漢初，在中國歷史中，為一大解放之時代，于其時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及經濟制度，皆有根本的改變?！盵1](262-263)馮友蘭認為，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不同的人會擁護不同的制度，擁護不同制度的人都需要一定的理論作為支撐。因此，在重視理論、發展理論的過程中，哲學便興盛起來。春秋戰國時期哲學興盛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變動的必然結果。

在游歷蘇聯歸國后，馮友蘭作了題為《秦漢歷史哲學》的演講。其中，對唯物史觀的運用最為明顯。馮友蘭此時對于歷史演變的觀點可以簡單概括成：歷史是發展的、變化的，并且不是依托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個別人的力量可以加快或減緩歷史發展的速度。社會制度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并且社會制度最基礎的是經濟制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經濟制度取決于物質發展水平。按照馮友蘭的話，“歷史中所表現的制度是一套一套的”[2]，因此不能離開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來評判一段歷史或是一種制度的好壞。最后，歷史發展的模式是循環的，但是方向是前進的。這也表明馮友蘭還吸收了辯證法的“螺旋式上升”的觀念。

二、馮友蘭中期對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認識和吸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歷史揭開了新的篇章。馮友蘭在黨的引領下充分學習和吸收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從總體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對《實踐論》有一定的認識與思考。除此之外，馮友蘭還在國際學術活動中積極傳播和宣揚馬克思主義，體現了馮友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一）馮友蘭對《實踐論》的認識與思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秾嵺`論》是毛澤東寫于1937 年的重要著作，其中闡釋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系統理解，是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懊飨住秾嵺`論》就是辯證唯物論底認識論底結晶。它‘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3](8)?？梢?，馮友蘭對于《實踐論》有一定的認識。在對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問題上，馮友蘭總結了認識論的四個特征：第一，實踐是理論的基礎。第二，認識可以更好地指導實踐。第三，實踐的結果決定認識或是理論的正確與否。第四，實踐和認識相輔相成，實踐和認識的循環往復能夠讓它們不斷地演進到一個更完善的程度。

馮友蘭在系統學習完《實踐論》后認為，不僅要從性質上去把握《實踐論》，同時也要從業務上去把握它。馮友蘭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是研究“天人之際”的，“天人之際”指的是社會與自然或是人與自然的交互關系即中國傳統哲學中經常討論的知與行的問題，而知行問題，就是認識論的一方面。在中國哲學史中，宋代的道學家們是最先系統研究、討論知行問題的。馮友蘭嚴格貫徹階級分析法，對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們的思想當中的知行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他提到了在宋明哲學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哲學家：程頤、朱熹以及王夫之。馮友蘭提出，程頤在知行問題上的觀點是：知是在行之前的，知為重，行為輕，有知則有行，無知則無行。朱熹的觀點則在程頤理論的基礎上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認為知在行之前的同時，還提出知和行是可以互為先后的。馮友蘭認為朱熹雖然把程頤的理論提高了一定的程度，但他們都錯誤地認為知和行是可以分開存在的，在馮友蘭看來這些思想家的知行觀都是唯心主義的。相比之下，馮友蘭認為王夫之是中國哲學史中對知與行關系認識比較正確的思想家，王夫之從樸素唯物論的角度出發主張知行合一，且行先知后。

該時期馮友蘭對中國古代哲學家們的知行觀的分析是嚴格按照階級分析法進行的，馮友蘭認為他們雖然在主張上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大都屬于封建社會中的地主士大夫階級，“這不同的認識，正是由于他們底階級立場與觀點所決定的”[3](16)。因此，馮友蘭認為宋明時期的哲學家、思想家們除了極個別幾位之外，其余基本都是脫離生產、輕視勞動、忽略群眾的，這同時也就決定了他們對于知與行關系的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實踐論》則不然。首先，《實踐論》是站在廣大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的，它所代表的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其次，《實踐論》表現了辯證唯物論的兩個特點：第一是《實踐論》從生產方面的活動出發，展現了辯證唯物論的實踐性，強調了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但同時又能更好地為實踐服務。第二是辯證唯物論的社會性，“《實踐論》從‘人的社會性’，從‘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它注重‘社會的實踐’，‘社會的人’。因此，它對于知行問題的討論，不僅可以應用于個人，而且可以應用于社會”。[3](21)

馮友蘭認為，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所以是正確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階級性，“勞動人民生活于生產程序中，也生活于生產關系中。他們對于自然作斗爭，也對于剝削階級作斗爭。他們底實踐，就是斗爭?！@樣的認識，是真實的，而且是全面的”[3](22-23)。而正是因為《實踐論》對于認識有著真實而又全面的認識，《實踐論》以全新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發展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解決了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問題?！秾嵺`論》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相結合的產物，馮友蘭說：“《實踐論》這樣就把中國哲學提高了一步。它是以馬列主義底內容，表現于中國底民族形式，這種表現是馬列主義底發展，同時也是中國哲學底提高?！盵3](25)在學習了《實踐論》后，馮友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時也對毛澤東哲學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馮友蘭認為《實踐論》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為他的哲學工作建立了一條正確的途徑，同時發揮了強大的模范作用。

（二）馮友蘭在學術活動中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

20 世紀50 年代，馮友蘭曾受邀參加了一些國際學術會議或是作為中國的文化代表團前往國外交流。在國際交流中，馮友蘭在介紹起新中國的發展狀況以及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時，無不充分展示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與運用。

馮友蘭作為代表團的一員于1951 年前往印度、緬甸進行文化訪問。期間，有一位印度學者向他拋出疑問，表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若是人人平等那豈不是沒有人勞動？馮友蘭則表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人人平等并非人人都不勞動，而是人人都勞動，“這位朋友，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認為不勞動是當然的，……資本主義是沒有前途的，是歷史發展所要淘汰的”[4](121)。馮友蘭在國際活動中解答了國際上其他人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疑問。同時，在了解到中國與印度在爭求獨立的道路上有所不同時，馮友蘭說道：“中國走的是武裝革命的路，印度走的是和平過渡的路?！袊慕夥烹m然比印度晚了一些，可是中國現在已經是遙遙領先了?！盵4](121-122)對比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道路，馮友蘭認為，雖然和平道路沒有流血犧牲，但卻丟失了使社會迅速發展的動力，武裝斗爭雖然免不了流血犧牲，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換來的是中國快速發展的條件。1956 年，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文化交流會上，面對各國學者，馮友蘭強調了社會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優越性以及資本主義的問題所在，表示新中國的和平政策、民主制度、科學研究是中國傳統的繼續和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則受到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沖擊。對于在會晤中西方學者的發言，馮友蘭認為他們“談過去的多，談將來的少；引經據典的多，結合實際的少”[3](82)。

同年，馮友蘭在參加巴黎羅耀蒙哲學討論會時作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的講演。當時的世界局勢正處于一個劇烈變動的時期，雖然一些帝國主義者并不承認新時代已經到來，但馬克思主義的橫空出世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該次哲學討論會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討論的主題。馮友蘭在會上向世界各國的哲學家們談了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認識，同時也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狀況。馮友蘭飽含著對新中國深切的自豪感介紹起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盛況：“我來自新中國。在那里，我們的全體人民，正在以極高的熱情和極高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建設，只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和進一步的發展?！盵3](97)馮友蘭介紹道，在新中國成立前自己曾經是一個唯心主義的哲學家，現在已經轉向了馬克思主義，除此之外他的舊同事中的大多數，以及數以萬計的廣大的知識分子們也都在轉向馬克思主義，他表示： “這種事實的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一個例證?！盵3](97)馮友蘭認為，中國經過了此前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革命從而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整個中國社會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人的意識也隨之起了根本的變化，“這種事實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理‘存在決定意識’的一個例證”[3](97)。

馮友蘭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講演中繼續表示：“作為一個職業的哲學家，馬克思主義對于我的說服力，在于它在改造世界的事業中所發生的作用?！盵3](97)黨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各項方針、路線、政策的成功實施，使得馮友蘭更加深切地領悟了“哲學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的經典名言。與此同時，馮友蘭也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不斷地以新的革命經驗，新的科學知識豐富自己，使自己不斷地發展”[3](98)。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各項顯著成果便是最好的例證。

三、馮友蘭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與創新

區別于之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與把握，晚年馮友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晚年的馮友蘭，在認識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之上，結合中國傳統哲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有了新的闡釋。同時，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為指導，創新性地結合中國傳統哲學的方式方法，撰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

（一）馮友蘭對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闡釋

隨著時間的推移，晚年的馮友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在《中國哲學史》中，馮友蘭運用“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兩個概念來標示春秋戰國時期和秦漢時期之后的中國哲學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強調了哲學思想在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的表現形態和各自的特殊性。在之后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則更加強調哲學史和社會史之間的統一。馮友蘭在自序中說道：“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特殊的精神面貌。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貫穿在各個時代之中?！盵5](50)

對于社會變革、歷史發展的力量，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指出：“社會生產力是不斷發展前進的?！m應于舊的生產方式的社會制度，為適應于新的生產方式的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這就是社會大轉變?！盵5](51)在這里，馮友蘭認同社會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著重強調了社會制度更替的關鍵因素是在于其配套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與革新。緊接著，馮友蘭還提到了春秋時期的“初稅畝”制度。馮友蘭認為，“初稅畝”制度的提出與實行的根源同樣也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并指出生產力在生產方式變革中的決定性力量。馮友蘭對于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論述清晰地表示了馮友蘭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良好認知。同時，馮友蘭在分析辛亥革命失敗根源的問題上，也引出了他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解。馮友蘭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不相適應，故其失敗的結果是必然的?！叭绻蠈咏ㄖ浜笥诮洕A，這就要有社會革命。如果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比較起來太先進了，那它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是不能存在的?！盵4](45)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是構成馮友蘭社會觀、歷史觀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馮友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與理解也在不斷加深。

馮友蘭對唯物辯證法的重新理解，體現在他對發展觀點的認識上。他表示，人們認識事物的過程，是一個由感性理解發展到理性理解，再到感性理解的過程，即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再回歸于具體的過程。同時，馮友蘭認為：“認識的前進運動是無窮的。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長河的總名?！盵5](28)誠然，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樣認為，認識的過程是有限與無限的統一，是具有循環往復的特征的。

馮友蘭對事物發展的觀點同樣也應用在了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與當今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這一問題之中。馮友蘭反對對歷史的割裂，他認為對于歷史文化的傳承應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新舊的交替是不可割裂的。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文化在過去創造出了絢爛的價值，但隨著歷史事件的不斷發生，舊的文化會被新的文化所取代，但舊的文化不會就此完全消逝，舊的文化會成為新的文化的起點。因此，馮友蘭認為：“在這個意義上，現在應當包括過去的一切精華?！盵4](310)馮友蘭肯定了發展過程的辯證運動，即否定之否定的運動，同時也指出，新事物的發展必然是對舊事物的揚棄。

（二）馮友蘭融會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撰寫中國哲學史

步入晚年的馮友蘭，除了對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有了新的闡釋之外，還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的開頭就說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揚起來。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盵5](3)

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都多有體現。除此之外，馮友蘭還在書中論述了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式方法，這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容。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方法，馮友蘭梳理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特征，并且始終貫徹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中心思想，具體分析了中國哲學史中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以及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發展歷程，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馮友蘭在接受階級分析的方法的同時，還對階級分析法有了新的創新性理解。馮友蘭認為，階級分析法不僅僅指的是在一個民族內部存在不同的階級，這些不同的階級之間會產生矛盾，因而就會引發階級斗爭。除了在一個相同的民族內部會有階級斗爭之外，兩個或多個不同的民族的斗爭，同樣是階級斗爭的內容之一。此種論述不難看出，馮友蘭在運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的同時還結合了民族的要素，這也就是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提出的階級與民族的觀點。馮友蘭指出，中國哲學史，重點在“中國”，哲學與數學等學科不同，數學不會有“中國的數學”，但哲學會有僅僅屬于“中國的”哲學[5](43)。由此可見，馮友蘭提倡的是將階級觀點和民族觀點相結合的做法。例如，馮友蘭在文中論及對孔子的評價時提出，若是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出發，孔子作為奴隸主階級“……基本上是個反對社會前進，阻礙歷史發展的思想家”[5](45)。與此相反的是，若是從民族角度出發的話，“孔子后來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最高代表，‘至圣先師’。他的形象和言論，在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5](45)。晚年馮友蘭對于孔子的認識是較為客觀、較為符合歷史本身的。他將階級的觀點與民族的觀點相結合、一分為二地分析事物和人，也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求的科學性。

馮友蘭晚年嘗試將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方法同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唯物主義辯證法、階級分析法等，撰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論述了自商、周時期至現代中國的哲學思想史，對學術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四、總結與啟示

縱觀馮友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歷程，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對唯物史觀的個別觀點有所吸收。在之后與馬克思主義互動的40 余年，馮友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晚年，馮友蘭融會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方法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的鴻篇巨制。馮友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歷程以及馮友蘭融會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嘗試為我們提供了兩點啟示。

（一）馮友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折射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馮友蘭在《秦漢歷史哲學》《新事論》《中國哲學史》中運用了唯物史觀的觀點。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前，馮友蘭的哲學思想從本體論的角度來說是客觀唯心主義。此時的馮友蘭雖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卻認識到了唯物史觀對于歷史演進規律、社會發展更替規律的正確闡釋，并將其中觀點結合進自己的學術研究之中，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具有的科學真理性所致。新中國成立后，馮友蘭主動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黨的引領下充分學習、吸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為指導撰寫中國哲學史。作為一名非馬克思主義者，馮友蘭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積極轉變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吸收和運用，也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事實上，1949 年后，許多知識分子轉變立場，積極接受、學習馬克思主義，歸根結底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所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性強有力的例證。

習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6]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在中國取得偉大的勝利？歸根結底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性所致。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光輝，驅散了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陰霾，為中國人民實現自立自強提供了理論基礎，指導黨和人民開展工作。正如馬克思的經典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7]馮友蘭也正是被這種思想所啟發、所吸引，同時也認識到自己過去的思想停留在了“分析”這一階段上，意識到哲學的任務主要在于改造這個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正確、客觀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也不是空穴來風，中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一個個舉世矚目的成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應有機融入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經過了幾千年的風霜醞釀而成的，它不僅僅是一種風俗、一種禮儀或是物質的文化遺產那么簡單，它更多的是我們國家、人民的根和靈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想要取得更大的進步、獲得更大的發展，就離不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入。毛澤東思想也正是結合了中國實際和中國傳統中的優秀部分而形成的。而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思想才能使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同時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重大歷史性飛躍。馮友蘭在《中國哲學新編》中曾提到：“‘中國哲學史’講的是‘中國’的哲學的歷史?！盵5](43)為什么這么說，馮友蘭意在表達，哲學和數學不同，中國的哲學是有“中國的”特點的，文化亦是如此。進而，透過馮友蘭對“中國哲學史”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到馮友蘭致力于融會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嘗試，以及他“舊邦新命”的學術追求。中華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堅持其意識形態地位不動搖，而且要與時俱進地深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之處。與此同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入也更能展現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性與生命力。

習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盵8]文化如何自信，就需要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機融入馬克思主義。對待傳統文化，我們需要做到的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傳統文化中好的部分有機地結合進社會主義文化中，同時積極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相融合，形成獨一無二的中華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