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宣傳動員方式探析

肖小華

（1.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 教務部，江西 井岡山 343600；2.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 行政辦公室，江西 井岡山 343600）

黨的理論、主張、綱領、政策只有得到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能轉化為革命的力量。否則 “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1]。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十分重視黨的宣傳動員工作。中央蘇區時期，黨明確提出，要爭取革命的勝利，必須“一方面和封建思想、富農意識、地方主義……等不正確思想作意識斗爭；一方面擴大政治影響到全國去；另一方面對群眾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動，使群眾堅決執行擴大斗爭的路線”[2](554)。這一時期，黨堅持從實際出發，圍繞黨和紅軍的中心工作，創新宣傳動員方式方法，綜合運用利益拉動、思想帶動、情感驅動、組織推動等宣傳動員模式，加大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黨的性質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力度，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覺醒了蘇區群眾的階級意識，強化了他們的政治認同，提高了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有力地推進了根據地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進程。

一、利益拉動

馬克思認為，人們所奮斗爭取的一切，都與他自身的利益有關。這種利益既來自人們的物質利益，如衣食住行、金錢等人類最基本的利益，也來自建立在物質利益基礎之上的精神利益，如身份地位、人格尊嚴等高于物質層次上的精神利益。

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與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高度一致，只是在不同的時代，這種需求呈現出不同的具體內容。但不管任何時候，黨對人民群眾需求的滿足度，決定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度。所以在“革命伊始，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用農民最迫切及具體的利益，而不是崇高的意識形態來動員農民”[3](36)。中央蘇區時期特別是初創期間，黨主要通過厲行土地革命、廢除債務和苛捐雜稅、打土豪分浮財、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優待紅軍及紅軍家屬、提高人們社會地位等方式來滿足人們的利益需求，以此推動黨的宣傳動員工作。

（一）厲行土地革命

土地是廣大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會廣大農民受苦受難的根子。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徹底擺脫地主階級的剝削，既是黨踐行初心使命的重要內容，也是更好地宣傳動員廣大農民投入革命隊伍的需要。據調查，中央蘇區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階級手里（祠堂寺廟富農也在內），尤其肥沃的土地更是完全為地主富農所有，但人口的階級比例，則以貧農為最多，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4](394)。因此，“解決土地問題，深入土地革命實在是目前蘇區最中心的問題。這問題的解決之正確與否，立刻影響到群眾對蘇維埃政府的信仰”[4](396)。

在總結井岡山土地革命經驗的基礎上，中央蘇區時期的土地革命進一步規范化、制度化，大部分農民分得了或多或少土地，圓了世代夢想?！懊尊熡蟹接钟袌A，歡迎分田眾委員，米馃香來米馃甜，分田分地笑開顏。綠擂茶來甜小酒，貧苦農民家家有，分得田地奪豐收，你敬茶來我敬酒?！盵5]土地革命的開展，極大地激發了農民對黨和紅軍的認同性以及參加革命的積極性。

同時，在土地革命運動中，黨還領導人民開展了債務廢除和免除苛捐雜稅運動，明確提出“廢除一切債務”“廢止一切高利貸形式的借貸”“廢除國民黨軍閥政府的一切田賦、丁糧厘金苛捐雜稅”等口號，創造性地建立完善了一系列保障民生、促進蘇區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

（二）打土豪分浮財

打土豪分浮財，能給蘇區群眾帶來最直接的利益，是宣傳動員人民群眾投入革命最有效的辦法。蘇區群眾在打土豪分浮財中，不僅打出了物質利益，從中獲得或多或少的財物，而且打掉了土豪劣紳的威風，報了階級之仇,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求，從而最有效地爭取了民心。1927 年7 月，張世熙在莫斯科向中共“六大”報告時說：“在暴動以前，群眾對共產黨漠不相干，并無何等正確之認識與深刻之信仰。自暴動發動后，黨的主張能普遍達到群眾中去，尤其是實際行動中，使群眾認識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是真正擁護工農利益的，于是黨的地位，在群眾中提得極高?！盵6]張鼎丞在回憶中央蘇區斗爭時說道：“斗爭中團結教育了群眾，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黨的威信提高，與群眾更密切，且組織發展了斗爭積極的分子，增長到七百多人，農協由四五千發展到七千?！盵7]

（三）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困難

1934 年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明確指出：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依靠群眾才能贏得戰爭。要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8]。中央蘇區時期，黨通過著力解決蘇區群眾的生產生活、衣食住行、就醫就學等實際問題，凝聚了蘇區軍民人心、意志，為革命戰爭提供了有力支撐。如，黨針對糧食緊缺問題，號召蘇區群眾興修水利、墾荒造林、改良土壤，著力提高根據地糧食產量；針對勞動不夠等問題，號召蘇區婦女積極參軍參戰、參加農業生產；針對農具、耕牛不足等問題，組織成立“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各種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展勞動互助合作，調劑勞動力余缺；針對蘇區群眾生病害瘡等問題，在積極醫治蘇區群眾的同時，加大衛生基本知識、疾病預防等方面的宣傳力度，有力地保障了蘇區軍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權益，等等。

（四）優待紅軍及紅軍家屬

為鼓勵蘇區青壯年參加紅軍，減輕他們參軍參戰的后顧之憂，黨、蘇維埃政府頒布了一系列優待紅軍及家屬的綱領性文件，如《中國工農紅軍優待條例》（1931 年11 月）、《紅軍撫恤條例》（1932年2 月）、《關于優待紅軍家屬的決定》（1934 年1 月）、《優待紅軍家屬禮拜六條例》（1934 年1 月），等等，這些文件對紅軍及其家屬的土地分配、耕種、子女讀書、婚姻、撫恤等待遇進行了詳盡的規定，不僅提高了紅軍及其家屬的身份地位，保障了他們的利益，而且營造了“當紅軍非常榮耀”的社會氣氛。如《中國工農紅軍優待條例》明確規定：紅軍戰士不僅享有分田分地的權利，而且紅軍及其家屬免納一切捐稅、免交房屋租金、子弟讀書免交一切費用、家屬每年可享受50 個以上的勞工，以及紅軍服役期間其妻離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否則，不準離婚[9]。

（五）提高蘇區群眾社會地位

社會地位表面看是一個人在社會中的等級排列，是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本質上是個人價值的體現，是人們在解決基本生存基礎上的更高一級的精神需求。中央蘇區時期，黨在領導人民打土豪分浮財、開展土地革命、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困難的同時，還著力提高蘇區群眾的社會地位。1931 年“一蘇大”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規定：“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盵10]蘇維埃政權的性質，決定了蘇區的勞苦大眾是社會的主人。為保證根據地人民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力，中央蘇區先后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蘇維埃暫行選舉法》，對根據地軍民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選舉程序、方式等進行了詳細的規定，用法律制度固化根據地軍民的社會地位和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蘇區廣大軍民從過去被壓迫的地位上升到社會“主人翁”的地位。與此相反的是，過去那些在人們頭上作威作福的地主富農統統被打倒，成為了蘇區勞苦大眾專政的對象。蘇區軍民社會地位的變化，喚醒了他們的民主意識，增強了他們參加根據地建設的積極性。

二、思想帶動

利益拉動雖然能較快地把蘇區群眾動員起來，但這種來自外力的動員方式持續時間不長，同時，蘇區群眾可能也會獲得一定的利益后，因貪圖安逸的生活而放棄革命。因此，要真正把蘇區群眾動員起來，關鍵還是要向蘇區群眾“灌輸”“滲透”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覺醒他們的階級意識、破除他們的思想桎梏、增強他們的政治認同，在思想上激發他們參加革命的內驅動力。

（一）“灌輸”

“灌輸”，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強制性地向受教育者施加影響的教育方式。這一方式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重要觀點?！肮噍敗崩碚摬粌H在俄國革命中發揮出了巨大作用，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方法指導。為破除蘇區群眾參加革命的思想桎梏，覺醒他們的階級意識，強化他們對革命的認同，提高革命的自覺性和自愿性，中央蘇區時期，黨通過印發馬列主義著作、刊發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以及演講、會議、政治課等形式，加大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灌輸”力度。如，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革命導師的誕辰日或忌日，黨以相應的紀念活動為載體，宣傳介紹他們的生平、功績，并通過發表演講、文章以及翻譯、刊發、推介他們的著作。在印刷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央蘇區先后編輯翻印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ABC》《革命領袖傳略》《馬克思主義淺說》《階級斗爭》《馬克思傳》《列寧傳略》等理論通俗讀物[11]。

同時，為使蘇區軍民“在政治上了解目前斗爭?粉碎敵人大舉進攻?的意義，這一戰爭與他本身的關系，然后使他在這個斗爭中認識自己應該做些什么工作，盡些什么責任”[12](750)，黨還加大了對國際國內形勢以及黨的基本主張、基本策略的宣傳力度，以使蘇區群眾理解、認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堅定他們的信心，統一他們的思想、行為。如在1933 年的春耕運動中，臨時中央政府明確要求“政府及各群眾團體，依照各自系統自上而下去召集鄉代表會、貧農團、雇農工會、少先隊、兒童團等開會，在會議作報告，發動他們討論”?！鞍l動每個代表及貧農團、雇農工會同志，用談話方式，在群眾中去個別宣傳討論?！盵12](999)

（二）“滲透”

“滲透”是與“灌輸”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指以一種漸進、不易為人察覺的形式向受教育者施加影響的教育方式。中央蘇區時期，為提高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宣傳效果，黨、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在認真做好馬克思革命理論“灌輸”的同時，還把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教育、把黨的宣傳動員工作滲透于蘇區軍民的生產、生活、學習、娛樂之中。如在動員蘇區群眾購買公債的運動中，時任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明確提出：“我們要應用一切方法，利用一切機會，在文字上、會議上、談話上，向廣大的工人、農民及紅色戰士群眾宣傳鼓動，使他們明了經濟建設公債的偉大意義?！盵13](1792)同時，黨和蘇維埃政府還巧妙的運用歌謠、戲劇、標語、口號等群眾熟悉的方式加以宣傳動員，如書寫“努力推銷經濟建設公債”“努力經濟動員充實革命戰費，加緊節省運動一切給予戰爭！迅速完成推銷二期革命公債！”“開辦信用合作社，實行低利借貸”。為使根據地群眾知曉國家銀行的意義、作用，一些宣傳工作者還創作了《購買公債掀高潮》《節省歌》等歌謠，以歌謠傳唱的方式開展公債購買動員，歌中唱道：“人人都來節省錢，節省錢來買公債。人人都來買公債，人人保衛蘇維埃?！盵14]

通過“灌輸”“滲透”這兩種基本的宣傳動員方式，黨對根據地軍民加大了馬克思唯物史觀教育，在他們頭腦中植入了民主平等意識，同時揭露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軍閥政府的滔天罪行，講清貧苦工農為什么災難深重，求生不得，以及要不受壓迫，只有起來革命的道理”[15]。

（三）榜樣引領

榜樣具有強烈的號召、感染、引導、規范作用。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從宣傳動員的現實需要出發，從根據地的斗爭實踐中樹立先進典型，營造積極向上的革命氛圍，發揮了榜樣在宣傳動員中獨特的引領功能。如在擴紅工作中，興國縣被稱為“擴大紅軍的模范”“慰問紅軍的模范”；在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中，興國縣婦女主任李玉英被評為勞動模范。同時，黨和蘇維埃政府，經常圍繞擴紅工作、生產勞動、籌款籌物等中心工作開展競賽活動，以競賽的方式激發大家的積極性。如，1933年4 月9 日，中央局組織部在《準備和組織五一勞動節示威》的通知中明確要求：“要用競賽的辦法，各隊加緊訓練，以爭取檢閱的優勝，檢閱時同樣應組織黨員和團員號召他們加入紅軍?！盵16]

為發揮榜樣的先進引領作用，《紅色中華》等中央蘇區的重要報刊還專門設置了“紅板”等欄目，專門刊載蘇區擴大紅軍、農業生產、勞動互助、籌糧籌物、節約運動、購買公債等工作中的先進事跡和先進人物。如，1933 年3 月30 日第65 期《紅色中華》第2 版，連續刊發了《春耕運動中的紅軍突擊隊》《沖鋒比賽》《忙做一團》《春耕隊的模范隊！》《組織春耕突擊隊》《關于春耕運動的號召》《在田野里?春耕運動的實際材料》[17](1172-1174)等文章，專門報道中央蘇區各地春耕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事跡。再如，1933 年6 月23 日，第88 期《紅色中華》第5 版刊載了《為達到并且超過退還八十萬節省三十萬而斗爭?百戰百勝的紅三軍團，紅五月又突破三萬》《退還公債的偉大成績?勝利縣一個月退還一萬八千多》《建寧城市工人商人的熱烈動員?三天退還八千余元》

《退還公債的響應聲》《于都嶺背區三千多公債全部退還》《官莊群眾熱烈退還公債》[17](1635-1638)等系列新聞，報道公債發行中的先進典型。

三、情感驅動

情感，反映著人的精神面貌，是認知和實踐轉化的重要媒介。有學者認為：“大部分農民參與革命是在革命洪流裹挾下的不自覺反應?！盵3](41)這種革命洪流，從某種角度可能理解為情感氣場?！爸袊陌咐_實可以讀解為這樣一個文本,它闡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實現革命宏圖?！盵18]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善于激發蘇區軍民的情感因素，注重發揮情感在宣傳動員過程中的催化作用。

（一）激發蘇區群眾對統治階級的仇恨

早在1929 年10 月紅四軍前委編寫的《宣傳須知》就明確指出：“暴露帝國主義、軍閥、國民黨、國民政府、豪紳地主階級的罪惡，壓迫民眾的事實和手段，以增高群眾對他們的憤恨，而同情于推翻反動統治?！盵19]為激發蘇區群眾對統治階級的仇恨，黨一方面通過會議、標語、文章以及通知、通告、決定、告大眾書等載體痛斥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如第200 期《紅色中華》“八一”紀念專欄中，同時刊載了《日本帝國主義橫行華北?。?！》《日軍招誘大批華工出關》《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奴役東北民眾》等系列文章[20]。1933 年7 月14 日，《紅色中華》刊發了潘漢年撰寫的《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社論，揭露國民黨暗殺民主人士楊杏佛的罪行，同時配發了漫畫《打倒屠殺工農的劊子手?國民黨》，畫面中的國民黨舉著滴血的屠刀，踏著一堆革命民眾的髏骷，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與人民為敵的丑惡本性[13](1752-1753)。

另一方面，黨還通過文藝作品激發蘇區軍民對統治階級的仇恨。李伯釗在《歲月磨不去的記憶》一文中回憶，中央蘇區的戲劇大多數是以“暴露舊社會的黑暗面，歌頌新社會的光明”為主題，并生動地記述了專為寧都起義將士創作的話劇《為誰犧牲？》的演出效果：“全場一片靜寂，看不見觀眾的反應，偶爾，臺下傳來飲泣聲或發出使人氣悶的長嘆，直至幕落……突然，從部隊中迸發出一聲: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一剎時，全場就像燒開了鍋的水似的沸騰起來了，此起彼伏的口號聲，響徹云霄，與松林發出的松濤聲相呼應，發出驚人的吼！”[21](304-307)類似的文藝作品還有話劇《打土豪》《活捉蕭家壁》以及《農民苦》《工人苦》《長工苦》《可憐的船夫》《擔工歌》《可憐我們婦女們》《可憐的白軍》《窮人嘆》等大量的“訴苦”類歌謠，這些文藝作品反映了“有錢之人食酒肉，無錢之人食菜根”“有錢之人食不盡，無錢之人餓斷腸”“路上幾多凍死骨，發財人家酒肉香”的主題，凸顯了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之間的矛盾，激發了窮苦大眾對富人的憎恨，萌發了改變命運的強烈愿望。

（二）凝聚蘇區群眾的階級感情

情感是凝結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無形紐帶。受地方觀念、宗族觀念、家庭觀念等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在中央蘇區開創之前，蘇區群眾之間的關系和感情主要以血緣、地緣、宗族為紐帶，“在黨的工作中只有私人的感情，沒有階級的感情、黨的感情、爭斗的感情”[22]。為打破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構建以階級為基礎的個人關系和感情，進而更好地凝聚蘇區群眾的階級感情和革命力量，黨和蘇維埃政府通過多種形式，如群眾大會、戲劇、歌謠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強化蘇區軍民的政治觀、階級觀、價值觀教育，著力“灌輸”和“滲透”“窮人好似親兄弟，工農原是一家人”“工農是儂親兄弟，槍支是儂好朋友”等觀念，加強了同處社會底層、同要改變命運、同有“共產”信仰的廣大軍民之間的凝聚力，從而提升了黨和紅軍對工農大眾的向心力和吸引力，凝聚了革命力量。梁必業在回憶中央蘇區的生活時說：“盡管當時的生活是艱苦的，但是部隊非常重視在艱苦環境里解決戰士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特別注意開展部隊群眾性文娛活動……晚會上大家樂樂，笑一笑，精神非常愉快?！盵21](285)這些文藝活動不僅放松了戰爭環境下帶來的緊張與恐懼心理，而且豐富了軍民之間的政治情感。

（三）迸發蘇區群眾的革命激情

勒龐認為：“在既定的條件下，……聚集成群的人，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到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受群體精神統一律的支配?！盵23]中央蘇區時期，黨、紅軍、蘇維埃經常通過集會、文藝活動等載體營造宣傳動員所需要的氛圍，使蘇區軍民從中受到感染，形成情感共鳴，激發黨所需要的革命激情，推動完成不同時期的宣傳動員任務。據紅軍劉寶聯回憶：“白天晚上，田頭山崗，村前屋后，大會小會到處都可以聽到《擴大紅軍》《十送郎》《莫念家》《十勸妹》等動聽感人的山歌?！薄把赝静使鉄粽找缤兹?，口號聲、唱歌聲、鑼鼓聲、琴簫聲、喧天震地?！盵24]第75 期《紅色中華》也報道：在1933 年“五一”節紀念活動中，會場上設有“擴大紅軍報名處”，“群眾在熱烈鼓動之下，去報名的非常擁擠”[17](351)。

四、組織推動

一般來說，宣傳動員的基本環節是：上級組織提出宣傳動員目標和要求?下級組織響應，制訂具體工作方案（制度）?基層組織和群眾性組織傳達宣傳動員精神?對違反宣傳動員精神者進行組織處理?實現動員目標。從宣傳動員的環節來看，宣傳動員的主體即各級各類組織在宣傳動員中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完善組織機構

中央蘇區時期，黨在治國理政的試驗中不僅建構了“政黨?國家?社會”的組織體系，而且隨著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中央蘇區組建了大量的群眾性組織，“各地的群眾組織和群眾工作基礎都非常堅固,每個村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參加了群眾組織,有黨的支部、青年團的支部、少年先鋒隊、赤衛隊、兒童團、互濟會、反帝大同盟、貧農團、雇農工會、識字班、合作社等等各種各樣群眾組織”[25]。組織體系的完善，不僅為根據地群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而且暢通了黨的宣傳動員渠道，確保了宣傳動員目標得以實現。如，1933 年6 月毛澤東主持通過的《八縣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員查田運動大會所通過的結論》強調：在查田運動中，“鄉一級的動員方式應注意：①鄉代表會，②工會，③貧農團，④婦女代表會，⑤赤衛軍與少先隊，⑥其他革命團體，⑦村屋群眾大會,必須經過這些機關、 團體和群眾大會,才能動員最大力量加入查田運動”[2](486)。

（二）健全制度法規

制度推動是中央蘇區宣傳動員機制的核心部分，也是中央蘇區宣傳動員的堅強保障。為推動中央蘇區的宣傳動員進程，實現宣傳動員的目標，黨和蘇維埃政府圍繞不同時段的宣傳動員任務，頒布了一系列的相關制度。如在動員蘇區婦女參加革命過程中，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等法律法規，賦予了蘇區婦女與男子一樣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人身權利和社會地位。此外，在農業合作社的宣傳動員過程中，中央蘇區先后頒布了《勞動互助社組織綱要》（1933）、《勞動互助社組織綱要》（1933）、《保障春耕運動的順利進行組織犁牛站的辦法》（1933）、《關于組織犁牛合作社的訓令》（1933）等綱領性文件。在擴紅宣傳動員過程中，先后頒布了《蘇區中央局特別緊急通知?動員準備第三次戰爭的問題》（ 1931）、《中國工農紅軍優待條例》（1931）、《中央執委會關于擴大紅軍問題訓令》（1932）、《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二號命令?關于戰爭緊急動員》（1932）、《中共中央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為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而斗爭！》（1934）等文件。

（三）發揮組織的強制力量

由于政治和歷史的原因，黨和蘇維埃在宣傳動員過程中，也會受到敵對分子破壞，如有組織地策反紅軍逃跑。據記載，西江縣在總結紅五月擴紅突擊中的經驗時提到：由于“在上半個月的突擊中西江縣的領導機關對于肅反工作放松了，所以赤鵝，洛口，小密，莊埠等區反革命分子便大大的活動起來，他們公開的破壞突擊運動，造謠說：‘白軍快要來了，大家不要去當紅軍呀！’……便有許多群眾被欺騙而逃跑了……全縣群眾逃跑的共有四五百名”[26]。

同時，受舊思想舊觀念的影響，一些蘇區群眾可能會出現應付、逃避、抗拒的態度，如不愿加入紅軍、開小差。如寧都縣經過擴紅，有80 余人去前線，但在20 天內全部開小差回來，個別黨員為了躲避上前線，竟把全家帶到山上躲藏起來[27]。

為此，黨和蘇維埃政府一方面通過上門耐心細致地做思想工作，力所能及地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發揮婦女、兒童等特殊群體的獨特動員能力，發動婦女、兒童對開小差不歸隊者、不購買公債的頑固分子進行恥笑等補救措施來提高宣傳動員工作成效。

另一方面以國家政權為后盾，對破壞、抗拒宣傳動員者施以懲罰，為黨的宣傳動員工作掃清障礙，以威懾、教育其他人。1933 年12 月20 日第136 期《紅色中華》第1 版刊發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關于紅軍中逃跑分子問題〉》，命令明確規定：“持槍逃跑者一經捕獲一律就地槍決”，“組織逃跑……的領導分子，一經捕獲經公審槍決” ，“頑固不歸隊者……要他賠償國家及群眾損失，并剝奪其選舉權”[28]。

結 語

如前所述，中央蘇區的宣傳動員工作有力地推動了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方針的貫徹執行，較好地解決了當時的擴紅、征糧籌款、農業生產等現實問題，同時又覺醒了蘇區群眾的革命意識，提高了蘇區群眾的綜合素質。當然在一切服從戰爭的背景下，中央蘇區的宣傳動員工作過多地強調服從和奉獻，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群眾的利益。但從總體上說，中央蘇區的宣傳動員工作是成功的，其成效是顯著的。

中央蘇區的宣傳動員工作之所以能夠取得歷史性貢獻，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模式的科學性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中央蘇區宣傳動員常用的利益拉動、思想帶動、情感驅動、組織推動四種模式，構成了“四位一體”的宣傳動員模式，從而較好地把發揮黨的領導與體現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把“灌輸”與“滲透”、把解決實際問題與解決思想問題統一起來，從而實現了“知、情、意、行”的統一，提高了宣傳動員的有效性。正因如此，中央蘇區時期宣傳動員的基本模式不僅在長征途中和延安時期得到了繼承，甚至對新中國成立后的宣傳動員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用。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戰爭的風云早已煙消云散。新時代宣傳動員的目標任務、內容方式、對象特點與革命戰爭時期相比，出現了許多變化，但宣傳動員工作的主體沒有變，宣傳動員工作始終是黨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組織群眾的重要方式，因而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宣傳動員工作的功能沒有變，始終是黨凝心聚力、有力推動黨和國家在不同時期中心工作的重要途徑，因而必須堅持守正與創新，不斷提高宣傳動員工作的實效性；宣傳動員的工作基本規律沒有變，始終是一項群眾性工作，因而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場，遵循宣傳動員工作的機制原理，等等。中央蘇區時期宣傳動員工作的基本模式，不僅反映了這一時期宣傳動員的實踐探索，而且蘊含了豐富的宣傳動員工作經驗，總結分析中央蘇區宣傳動員的模式及經驗做法，對加強和改進當前的宣傳動員工作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