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孤兒”故事在十八世紀歐洲的傳播
——以《趙氏孤兒》的改編為核心
2023-08-08 06:01譚淵
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3年2期
譚 淵
(華中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 武漢 430074)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元代作家紀君祥創作的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占有重要地位。該劇以歌頌“忠義”精神為核心,講述春秋時晉國大將軍屠岸賈陷害駙馬趙盾,將其滿門殺害,只有公主剛剛生下的男嬰被草澤醫生程嬰救走。面對奸臣的追捕,程嬰不惜用自己的親生兒子換下趙氏孤兒,并眼睜睜看著屠岸賈將其殺害,而武士韓厥、義士公孫杵臼也先后獻出了生命。20年后,長大的孤兒終于平反冤獄,殺死奸臣,為全家報了仇。1735年,耶穌會在巴黎出版了四卷本巨著《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ph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chinoise),《趙氏孤兒》法譯本也被收入,該劇由此成為第一部被譯介到歐洲的中國戲劇。作為東方戲劇的范本,《趙氏孤兒》在18世紀的歐洲引起巨大反響,在法、德、奧、英等國出現了至少六部以“中國孤兒”故事為原型的戲劇和小說。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本名F. Arouet)、德國文學家維蘭德(Christoph M. Wieland)、維也納宮廷劇作家梅塔斯塔西奧(P. Metastasio)均加入改編者行列。同一時期,耶穌會還在德國南部上演了以“中國孤兒”為主題的戲劇。目前,學界對《趙氏孤兒》在啟蒙時代英國和法國的傳播已多有研究,但對其他“中國孤兒”故事還少有關注。為何“中國孤兒”故事會在18世紀的歐洲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故事中所蘊含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在異國之旅中是否發生了變化?本文將以《趙氏孤兒》“走出去”的歷史為核心,探討“中國孤兒”故事在世界文學之旅中與啟蒙時代歐洲各種思潮的融合,進而通過文學史與社會史的相互印證,“從作品內外上升到大千世界,探索世界文明的形成規律”(1)葉雋:《德國文學里的僑易現象及僑易空間的形成》,《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4頁。。
一、 《趙氏孤兒》西傳與英法作家的三部《中國孤兒》
最早翻譯元雜劇《趙氏孤兒》的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74—1736)于1698年來到中國,在華生活長達38年。在僑居中國的歲月中,馬若瑟對中國典籍、文字、文學進行了廣泛研究,被19世紀法國著名漢學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贊譽為歐洲第一位“從書本了解中國而成功地掌握了有關中國深廣知識的學者”(2)馬伯樂:《漢學》,《漢學研究》第三集,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年,第48頁。。馬若瑟在1728年完成的拉丁文著作《漢語札記》(NotitiaLinguaeSinicae)則被漢學界譽為“19世紀前歐洲最完美的漢語語法書”(3)李聲鳳:《中國戲曲在法國的翻譯與接受(1789—187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54頁;第57頁。。在為《漢語札記》尋找語法例證時,元雜劇《趙氏孤兒》引起了馬若瑟的注意。1731年12月4日,他向法國科學院銘文與美文研究院院士、漢學家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寄去了《趙氏孤兒》的法譯本L’OrphelindelaMaisondeTchao,希望對方能夠意識到《漢語札記》對理解《趙氏孤兒》等中國作品的重要價值。(4)李聲鳳:《中國戲曲在法國的翻譯與接受(1789—187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54頁;第57頁?！囤w氏孤兒》譯本抵達巴黎后輾轉落入了耶穌會長老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之手。馬若瑟與編撰《耶穌會士書簡集》(Lettresédifiantesetcurieuses)的杜赫德早有書信往來,而且兩人在“禮儀之爭”中都站在支持中國文化的一邊。馬若瑟曾在1724年的一封長信中明言,要說服耶穌會的反對者,“最好是簡要地介紹中國人著作的精髓”,以便“從中看到中國人的道德所追求的是什么”。(5)Compagnie de Jésus,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XIX Recueil, Nicolas Le Clerc, 1729, p. 497.因此在耶穌會看來,這部宣揚“忠義”觀念的戲劇展現了中國作為“道德倫理之鄉”的形象,非常符合他們在“禮儀之爭”中的觀點。(6)魯進、魏明德:《舞在橋上——跨文化相遇與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7-148頁。杜赫德在將該劇收入《中華帝國全志》時還特地配發了按語:“他們(中國人)戲劇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取悅他們的同胞,通過戲劇去打動他們,讓他們產生對道德的熱愛和對罪惡的厭惡之情?！?7)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III, P.G. Le Mercier, 1735, p. 341.
由于不懂得雜劇“曲白相生”的特色,馬若瑟在翻譯《趙氏孤兒》時舍棄了大量他認為法國讀者還沒有能力領略的唱曲和隱喻,但同時將凸顯中國人價值觀念的段落都保留了下來。如在第一折中,草澤醫生程嬰將趙氏孤兒放在藥箱中夾帶出宮,負責在宮門口盤查的武士韓厥見程嬰行色匆匆,于是將他叫回,通過一段唱詞道破了天機:“你道是既知恩合報恩,只怕你要脫身難脫身。前和后把住門,地和天那處奔?若拿回審個真,將孤兒往報聞,生不能,死有準?！?8)紀君祥:《趙氏孤兒》,《元曲選》,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1481頁;第1482頁。馬若瑟完整地譯出了韓厥的這段唱詞,一方面渲染了程嬰所面臨的巨大風險,另一方面也從韓厥的視角點明了程嬰救孤的動力來源于“知恩圖報”的心理。但是,程嬰隨后在對白中指出:趙氏一家是晉國的忠良賢臣,而屠岸賈殘害忠良滿門,眾多義士不惜犧牲生命來搭救趙氏孤兒,歸根結底是為國盡忠。至于韓厥到底是助紂為虐還是匡扶正義,則只在一念之間。程嬰所說的大義名分打動了韓厥,其隨后在一曲《金盞兒》中回復道:“你既沒包身膽,誰著你強做保孤人?可不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9)紀君祥:《趙氏孤兒》,《元曲選》,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1481頁;第1482頁。最后,受到感動的韓厥放走了程嬰和孤兒,并為保守秘密而自殺明志。馬若瑟將這段唱詞完整地翻譯出來,準確傳達了原作所要弘揚的“忠”“義”觀念,強化了耶穌會在“禮儀之爭”中所要塑造的正面中國形象。(10)譚淵、張小燕:《禮儀之爭與〈中華帝國全志〉對中國典籍與文學的譯介》,《中國翻譯》,2021年第4期,第49-56頁。英國評論家赫德(Richard Hard)在1751年發表的《賀拉斯致奧古斯都詩簡》(Horace,EpistlestoAugustus)中曾積極評價這些唱詞,指出《趙氏孤兒》中“滲雜著歌曲,提煉而為壯麗的詩句,有些像古代希臘悲劇里的和歌”(11)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134頁。,并認為該劇在許多方面與古希臘悲劇相近,是模仿自然的成功作品。(12)葛桂錄:《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英國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2-43頁。
《趙氏孤兒》出版時正值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時代。(13)參見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59-152頁。法國的德·阿爾讓侯爵(Marquis d’ Argens)很快就撰寫了對該劇的評論,并在1739年發表的《中國人信札》(LettresChinoise)的第23封信中引述了兩位義士商議舍子救孤的對白。推崇儒家思想的伏爾泰更是盛贊《趙氏孤兒》,認為該劇“使人了解中國精神,有甚于人們對這個龐大帝國所曾作和所將作的一切陳述”(14)范希衡編著:《〈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頁;第193頁;第41頁。,并將其改編為“五幕孔子道德劇”《中國孤兒》(L’OrphelindelaChine,1755)。伏爾泰將故事背景改為成吉思汗率領蒙古大軍入主中原,孤兒則被改成皇室的后裔。為拯救遺孤,劇中的忠臣臧悌(Zamti)說服了自己的妻子,準備獻出他們的親生孩子代替皇子赴死。最后,成吉思汗被臧悌和他的妻子伊達美所表現出來的堅貞不屈、自我犧牲等美德所感動,最終放棄了殺戮孤兒的打算。伏爾泰設計出這樣一個征服者被文明所征服的情節,一方面來源于他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另一方面是為了在劇中注入啟蒙思想,宣揚文明對野蠻的勝利,傳輸仁愛精神。(15)陳宣良:《伏爾泰與中國文化》,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4頁。在《中國孤兒》序言中,伏爾泰明白無誤地宣稱他要用這部“五幕孔子道德劇”在歐洲舞臺上“大膽傳授孔子的道德”。(16)孟華:《伏爾泰與孔子》,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年,第153頁。在全劇最后,當成吉思汗被問到是什么使他發生轉變、放棄野蠻屠殺時,他的回答是:“你們的道德?！?17)范希衡編著:《〈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頁;第193頁;第41頁。,并將其改編為“五幕孔子道德劇”《中國孤兒》(L’OrphelindelaChine換言之,伏爾泰別具匠心地讓野蠻的征服者因受到先進文明的精神感召而放下屠刀,從而體現了道德倫理對人類社會擺脫蒙昧、走向進步的引領作用。
1755年8月20日,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在法蘭西劇院首演并大獲成功,此后一連演出十六場,為“中國孤兒”故事贏得了很高的聲譽,馬若瑟的《趙氏孤兒》譯本也得以于同年以單行本形式在巴黎再版。(18)范希衡編著:《〈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頁;第193頁;第41頁。,并將其改編為“五幕孔子道德劇”《中國孤兒》(L’OrphelindelaChine此外,法國印度公司武官布歇(Boucher)還模仿該劇創作了獨幕詩劇《瓷菩薩:戲擬〈中國孤兒〉》,其于1756年3月首演?？梢?“中國孤兒”故事已逐步成為中國文化品牌,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在法語世界的傳播。
《中華帝國全志》出版后同樣在英語世界引起了關注,1736年(即出版次年)便有了英語節譯本《中國通史》(TheGeneralHistoryofChina),1738—1741年又有了全譯本《中華帝國及韃靼地方志》(ADescriptionoftheEmpireofChinaandChinese-Tartary),《趙氏孤兒》故事也由此傳入英語世界。1741年,英國人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根據《趙氏孤兒》改編出版了《中國孤兒》(TheChineseOrphan),并在標題后配以說明:“一出歷史悲劇,根據杜赫德的《中國通史》中的中國悲劇范本改編,配有按中國式樣創作的歌曲?！?19)William Hatchett, The Chinese Orphan: An Historical Tragedy. Alter’d from a Specimen of the Chinese Tragedy in Du Halde’s History of China, Interspers’d with Songs, after the Chinese Manner, Charles Corbett, 1741.從內容來看,哈切特的改編本在主要情節上與原作基本一致,但對作為反面人物的大將軍屠岸賈(劇中改為首相蕭何)的刻畫卻遠勝原作。前輩學者陳受頤、范存忠、葛桂錄等對此都曾有詳細研究,認為這一改編本旨在諷刺當時的英國首相沃爾波爾(Sir Robert Walpole)玩弄權術,朝政腐敗,其“政治意義遠超過了它的戲劇意義”(20)轉引自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142頁;第145-146頁。。例如,哈切特的《中國孤兒》第二幕中這樣說道:“蕭何(首相)得勢,中國受苦,他有辦法擊敗國內的敵人,可是他是韃靼與莫臥兒的傀儡?！边@是在諷刺沃爾波爾統治時期(1730—1742)英國政府對內專制,對外卻無所建樹。哈切特在第四幕第三場中還借此影射了英國內政的腐敗:“文官好比螟蝗,武人好比雄蜂?各項債,各項稅,還不是高可沒頂?……中國!你到了怎樣的田地?！痹搫〗Y尾則對首相倒臺拍手稱快:“海洋曾由他訶責,大地曾受他脅迫。如今他倒臺了,大家都開懷了?！?21)轉引自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142頁;第145-146頁。事實上,該劇發表之后僅一年,沃爾波爾就黯然下臺了。
在伏爾泰改編本和馬若瑟譯本的基礎上,1756年愛爾蘭劇作家亞瑟·墨菲(Arthur Murphy)也改編創作了一部《中國孤兒》(TheOrphanofChina),該劇在多次修改后于1759年正式上演。墨菲雖然沿用了伏爾泰劇中蒙古南下滅亡宋朝的歷史背景,但為了使孤兒在劇中承擔更為重要的戲份,他把“舍子救孤”的情節跨度恢復為《趙氏孤兒》中的設置,將征服者鐵木真下令搜捕孤兒的時間推遲了20年,使孤兒有足夠的時間成長起來,從而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像在《趙氏孤兒》中那樣被完全邊緣化。在墨菲劇中,韃靼征服者鐵木真攻入中原,把皇族屠殺殆盡,皇室僅存的一個男嬰被忠臣臧悌收養,藏在自己家中。20年后,鐵木真再次南侵,攻陷了京城。為斬草除根,鐵木真抓住臧悌進行拷問,并威脅他:如果抓不到皇族遺孤,就要殺光所有20歲的青年。最后,臧悌為保住皇室遺孤,將自己的親生兒子交給了仇敵,自己則像《趙氏孤兒》中的義士一樣獻出了生命,其夫人也隨之自盡。但他們一家的犧牲也喚醒了民眾的反抗意識。最終,已經成長起來的孤兒與忠臣義士奮起抵抗敵軍,突襲敵營,殺死了殘暴的敵軍統帥。全劇以“大報仇”作為結局,謳歌了正義對邪惡的勝利。從故事的最終走向來看,墨菲版《中國孤兒》更側重于突出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以愛國和正義精神激勵國民,這使得這部《中國孤兒》比伏爾泰和哈切特的版本更加具有政治意味。
為什么墨菲會顛覆伏爾泰作品中彰顯儒家仁愛思想的結局,設計出政治色彩如此濃郁的劇情,將文明對野蠻的感召改為人民反抗暴君的勝利?這其實與作家墨菲作為愛爾蘭人在英國受到的壓迫密不可分。(22)Jesse Foot, The Life of Arthur Murphy, J. Faulder, 1811, pp. 7-9.歷史上,自12世紀開始,英格蘭人就曾多次入侵愛爾蘭,對愛爾蘭人實行殘暴的殖民統治,甚至多次造成大饑荒。(23)羅伯特·基:《獨立之路:愛爾蘭史》,潘興明譯,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第87-121頁。墨菲在《中國孤兒》中所刻畫的韃靼的暴政實際上正影射了英國對愛爾蘭人民的侵略、剝削和奴役。因此,該劇也格外受到遭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喜愛,很快就被搬上愛爾蘭和北美舞臺,并在觀眾中引起了巨大反響。
二、 “中國孤兒”故事在奧地利的接受——《中國英雄》
在“五幕孔子道德劇”《中國孤兒》獻詞中,伏爾泰寫道:“著名的麥塔斯塔西約長老曾為他的一篇詩劇選了一個差不多和我相同的題材?！?24)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88頁。伏爾泰所說的便是維也納宮廷作家、阿卡迪亞詩派詩人梅塔斯塔西奧創作的歌劇《中國英雄》(L’eroeCinese),不過該劇并非直接來自《趙氏孤兒》,而是與耶穌會創作的中國題材戲劇《召公》(Chaocungus)以及《中華帝國全志》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
1736年,即《趙氏孤兒》法譯本發表后的第二年,耶穌會就在德國南部城市英戈施塔特上演了戲劇《召公》。該劇講述的是與《趙氏孤兒》題材類似的召公舍子救周宣王的故事,其源頭是《史記·周本紀》中的一段記載:“(厲)王行暴虐侈傲……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o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25)司馬遷:《史記》第一卷,中華書局,1959年,第142-144頁。1659年,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在《中國上古史》(Sinicaehistoriaedecasprima)中首次向西方介紹了這段歷史,1735年的《中華帝國全志》第一卷中的《歷代帝王志》也轉載了這部分內容,耶穌會士改編的《召公》便是取材于此。該劇共分三幕,編者按拉丁語的拼寫方法將召公稱為Chaocungus,將被救的王子(后來的周宣王)稱為西維努斯(Sivenius)。全劇情節如下:厲王(Lius)的殘暴統治導致國都西安(Sigan)發生暴動,結果厲王逃走,起義者便轉而追殺王子。危急時刻,大臣召公將王子西維努斯救回家中,并讓相貌與之相仿的兒子坦古斯與西維努斯交換了紋章,使西維努斯得以悄悄逃走。但起義者隨后趕到,由于他們一定要殺死王室成員泄憤,冒充王子的坦古斯在起義者面前自殺,才平息了眾人的怒火。最后真相大白,起義者被召公的犧牲精神打動,于是讓西維努斯登基做了國王。(26)Anonymus, Chaocungus: Tragoedia, Johann Paul Schleig, 1736, S. 3-4.該劇在情節上雖然與《趙氏孤兒》不盡相同,但是同樣歌頌了臣子對君主的“忠”以及英雄人物舍己救人的“義”,兩部“舍子救孤”戲劇所體現的價值觀念完全一致。借助于《趙氏孤兒》為中國戲劇創下的威名,《召公》也曾在德國多地上演(27)Adrian Hsia, “The Jesuit Plays on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rofane Literature”, Adrian Hsia, Ruprecht Wimmer ed., Mission und Theater: Japan und China auf den Bühnen der Gesellschaft Jesu, Schnell &Steiner, 2005, p. 218.,這使得“中國孤兒”故事在德語世界迅速傳播開來。
同樣是在1735年,受“中國熱”的影響,維也納宮廷御用文人、意大利劇作家梅塔斯塔西奧創作了以中國為背景的戲劇《中國女子》(LeCinesi),奧地利宮廷中的許多貴族應邀在戲中出演角色,當時身為神圣羅馬帝國皇位繼承人的瑪麗亞·特蕾西婭公主(Maria Theresia,1717—1780)還親自在劇中扮演了一位中國公主。1748年,梅塔斯塔西奧再次受托創作有中國韻味的戲劇,于是他改編創作了以“舍子救孤”為母題的戲劇《中國英雄》,該劇于1752年春作為對女大公瑪麗亞·特蕾西婭35歲生日的慶祝在維也納美泉宮的花園劇院首演,演員均為宮中的年輕貴婦與騎士,觀眾也是宮廷貴族。該劇本用意大利語寫成,其中有多個詠嘆調,由合作者博諾(Bonno)配樂,曾在18世紀重印過多次,后譯成德、法、英等語言,1771年還出版過一個意大利語德語對照本。在梅塔斯塔西奧筆下,全劇雖然有中國風格的布景,但所有人物都取了意大利語的名字,其中孤兒原名西維文戈(Svenvango,即宣王),后被養父改名為西維諾(Siveno),與1736年出版的《召公》中的拉丁語名字Sivenius幾乎一樣,僅僅是詞尾按意大利語規則進行了一點改動,這恰恰是兩劇之間具有承繼關系的重要標志。但新故事的時間跨度達到了20年,舍子救孤也發生于孤兒還在襁褓中時,這又明顯與《趙氏孤兒》中的時間跨度和孤兒遇險經歷相似。由此可見,作者在創作中并非只參考了一個“中國故事”,而是將《趙氏孤兒》與《召公》結合在一起,對兩個情節相近的“舍子救孤”故事進行了綜合及改編。(28)參見張帆、張晗:《意大利歌劇〈中國英雄〉改編源頭考辨》,《讀書》,2022年第5期,第94-100頁。
與紀君祥在《趙氏孤兒》中用大半篇幅謳歌主人公程嬰、公孫杵臼的忠肝義膽、自我犧牲不同,為適應當時歐洲戲劇界流行的“三一律”,《中國英雄》將故事壓縮在一天中,僅僅通過第一幕第六場的一段獨白道出了20年前皇族慘遭屠戮、主人公利昂戈(Leango)“舍子救孤”的義舉,并將重點放在了親情與友情的沖突上。全劇主要內容如下:在一場暴動中,皇帝利維亞諾(Livanio)為自保而被迫出逃,皇室成員大都被趕盡殺絕。面對暴民的殘暴搜殺,忠臣利昂戈設計了一場騙局,他從皇室襁褓里取出小皇子,將自己的親生子裹進去并交給劊子手,從而保全了皇室遺孤西維文戈。利昂戈目睹刀劍砍到嬰兒頸上,強忍著喪子之痛,將小皇子藏了起來,改名西維諾并帶在身邊養大,并且20年始終保守著秘密。被利昂戈所犧牲的親生兒子蒙代奧(Minteo)其實也并未喪命,而是被大臣阿爾辛格救下來,當成皇室遺孤悄悄撫養成人。蒙代奧長大后與西維諾結為好友,對身為攝政王的利昂戈也很忠誠。由于原來的皇帝已死,皇位不能長期空懸,民眾中讓利昂戈繼位的呼聲很高。西維諾也來勸父親登基,但卻被斥退。而阿爾辛格堅信被他收養的蒙代奧才是真正的皇子,并想為他奪回王位。但蒙代奧欽佩利昂戈作為攝政王所表現出的高尚品德,他不僅拒絕發動政變奪回皇位,而且還發誓忠于與西維諾的友情,在騷亂中救下了好友的性命。最后,利昂戈從皇宮大廟中取出先皇的手諭,證明西維諾才是被他救下的皇位繼承人,蒙代奧也通過頸上的傷疤和利昂戈的追憶發現利昂戈正是自己的父親。全劇最終以真相揭開、誤會解除、父子團聚、西維諾繼承皇位圓滿結束。全劇結尾的詠嘆調就此唱道:“在這普天之下,世世代代,都將銘記:一位帝國英雄,耿耿忠心,曠古未有?！?29)Peter Metastasio, Der Chinesische Held: ein Musicalisches Schauspiel, übers. von L. L. von C., Krausens Buchlanden, 1755, S. 64.從唱詞中可以看出,《中國英雄》主要歌頌了主人公利昂戈的忠心耿耿和犧牲精神,這自然非常符合宮廷對臣子們的期盼。
在改編“中國孤兒”故事時,作為宮廷劇作家的梅塔斯塔西奧對人物關系、情節發展都作了歐洲化處理。在元雜劇中占據大部分篇幅的核心情節——“舍子救孤”由于與后面的內容有20年的時間差,被按照歐洲當時流行的“三一律”壓縮成了對話中的內容,這令故事減色不少。因為劇情被壓縮至一天之內,并且瑪麗亞·特蕾西婭規定劇中不能有兇殘或令人厭惡的場面出現(30)葛桂錄、余晴:《中國英雄·中國公主:意大利作家筆下的中國故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第81頁。,所以劇中并無屠岸賈那樣讓人憎惡的反面人物登場,這導致作家只能完全放棄《趙氏孤兒》中的“忠奸斗爭”線索,故事從“大報仇”變成了以“報恩”為主題,高潮部分也從“舍子救孤”變成了因眾人誤解忠臣而導致的皇位之爭。作家通過構建起“孤兒之謎”和“皇位歸屬”兩個新懸念,使劇情變得更為緊湊、更具吸引力。另外,他還插入了西維諾、蒙代奧兩人的友情,兩位青年與兩位韃靼公主的戀情,兩對養父與養子之間的拳拳深情,使劇中充滿了種種對“愛”的刻畫,既謳歌了品格高尚的“中國英雄”,也贊美了戀人、友人、父子之間的忠誠與博愛。
從人物塑造來看,梅塔斯塔西奧筆下的“中國英雄”并未能跳出歐洲戲劇的常見套路,如英雄人物之間的情感沖突、個人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戀人之間的感情糾葛、父子通過追憶和傷疤相認等司空見慣的套路都被插入其中,這顯然是由維也納宮廷以及歐洲上流社會的審美觀所決定的。由于該劇聚焦于英雄人物利昂戈為國為君的忠肝義膽和自我犧牲精神,在歌頌他和周邊人物的忠誠、英勇、舍己為人品質時,也營造了一種正面的價值引領,這與作為藍本的“中國孤兒”故事中所歌頌的“忠義”精神完全一致,也符合18世紀“中國風”時期歐洲社會對儒家思想的印象,向歐洲社會傳播了正面的中國形象。在舞臺布景上,作家特意設置的中式工藝品、建筑園林、宮殿寺廟無不折射出18世紀“中國風”對歐洲社會的影響,而作家為增強舞臺表演效果而加入的大量詠嘆調又在有意無意間對應了元雜劇中“曲白相生”的特點?？偠灾?《中國英雄》中所蘊含的道德教化意義與儒家倫理觀念相當吻合,它以舞臺表演的形式向歐洲社會傳遞了一幅富于異域情調的中國風情畫,也傳播了儒家的道德觀念。
三、 “中國孤兒”故事在德國的接受——《金鏡》與《中國人或命運的公正》
1772年,德國啟蒙思想家維蘭德接受魏瑪公爵的招攬,到魏瑪宮廷擔任兩位小殿下的家庭教師。同年,維蘭德發表了以君主教育為主題的著名國事小說《金鏡或謝西安的國王們》(DergoldeneSpiegeloderdieK?nigevonScheschian, 1772)。在小說開頭處的一段所謂“給太祖皇帝的獻辭”中,維蘭德寫道:君王要得到一雙慧眼,最為穩妥有效的辦法便是“到人類世世代代的歷史之中去領悟智慧與愚蠢、睿見與激情、真理與欺騙之道”(31)Christoph M. Wieland, Der goldne Spiegel oder die K?nige von Scheschian, Bd. 1, Johann Georg Fleischhauer, 1774, S. X-XVI.,從而為培養賢明君主提供鏡鑒,這也是小說被命名為“金鏡”的原因。從維蘭德在小說中留下的注釋可以看出,他非常熟悉《中華帝國全志》一書,而實際上連“金鏡”之名也同樣來自《中華帝國全志》第二卷,其源頭便是提出“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的中國君主典范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金鏡》一文。
維蘭德在小說《金鏡》中虛構的謝西安國位于中國和印度之間,歷史上幾經興替,特別是在賢明君主梯芳統治的時代達到了鼎盛。梯芳早年險些被篡權奪位的叔父所殺,曾有過一段類似“趙氏孤兒”的童年經歷。小說中寫道:
依斯方達登基后不久,便把自己所有的弟兄以及他父親阿佐爾唯一的兄弟特莫爾留下的子孫鏟除殆盡,梯芳便是其中的幼子,當時年僅七歲左右,由他父親非常喜愛的一位老臣照看。人們稱這位大臣為成吉思,他有一個獨生子,恰好和特莫爾親王的這位小兒子同齡;為了拯救年幼的梯芳,他唯一的辦法就是將自己的兒子假扮成梯芳獻給依斯方達派來的刺客。成吉思的美德使他毅然做出巨大的犧牲,他獻出了自己的孩子,帶著如今被視同己出的小梯芳隱居到了謝西安南疆的一處無名之鄉。(32)Christoph M. Wieland, Der goldne Spiegel oder die K?nige von Scheschian, Bd. 3, Johann Georg Fleischhauer, 1774, S. 143-144; S. 141-142; S. 141; S. 142-143.
此處的“成吉思”并非直接取自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大名,而更可能是受到了伏爾泰版《中國孤兒》的影響。但伏爾泰為表現“道義戰勝暴力,理性征服野蠻”的主題,放棄了幼子被殘殺的情節,因此“舍子救孤”故事的原型應當還是直接來自杜赫德編撰的《中華帝國全志》。維蘭德筆下忠心耿耿的老臣成吉思與《趙氏孤兒》中的草澤醫生程嬰的形象也頗為相似,兩人最初都是出于對故主一家的“忠”,接受了照看遺孤的任務,但隨著危機加深,他們又激于道義,毅然犧牲了自己年幼的兒子,救下了孤兒。兩人都體現出了“忠義”的精神,即維蘭德所贊揚的“美德”。但《趙氏孤兒》對程嬰在此后20年中如何撫養孤兒只是一筆帶過,相比之下,《金鏡》中對孤兒如何被教育為賢明君主的描寫可謂不遺余力。在此,維蘭德將歐洲啟蒙時代流行的“自然之子”母題與“中國孤兒”故事結合了起來。(33)鄧深:《指涉現實、反思自身、訴諸道德——從維蘭德小說〈金鏡〉中的〈自然之子故事〉看18世紀下半葉的德語啟蒙烏托邦文學》,《國外文學》,2020年第3期,第86-96頁。書中寫道,老臣成吉思為躲避暴君,帶著梯芳來到謝西安國南部邊陲“一座肥沃但尚未開墾的山谷”中隱居,而這種原始的成長環境恰恰是對梯芳最重要的,因為“中國皇帝中最優秀的那位(舜)正是在草房中長大的?！赖赂呱械霓r夫舜又怎會成為不了最好的帝王呢?關鍵在于:他最初的境遇已然決定,他將被培養成為一個‘人’。那些在搖籃里就被當作未來統治者教導的君主中,有幾人能自詡享有這般得天獨厚的優勢!”(34)Christoph M. Wieland, Der goldne Spiegel oder die K?nige von Scheschian, Bd. 3, Johann Georg Fleischhauer, 1774, S. 143-144; S. 141-142; S. 141; S. 142-143.對此,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也有記載,如:“舜耕歷山,漁雷澤,……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35)司馬遷:《史記》第一卷,中華書局,1959年,第32頁。在《中華帝國全志》第一卷對中國歷代帝王的介紹中,青年時代的舜也被描寫為一個具有各種美德的“普通農民”, 維蘭德在小說中以編者身份為“舜”所作的注解便明確指向該書中的這段內容。(36)Christoph M. Wieland, Der goldne Spiegel oder die K?nige von Scheschian, Bd. 3, Johann Georg Fleischhauer, 1774, S. 143-144; S. 141-142; S. 141; S. 142-143.隨后,小說以舜為榜樣,讓未來的明君梯芳在遠離宮廷的農園——一塊“大自然本身所鑄就的圣地”里成長起來:
梯芳——國家的重建者、法律的制訂者、英雄、智者、人民的慈父,是所有帝王中最受愛戴和最幸福的一位?！诖笞匀坏膽驯е薪邮芰私逃?遠離了大千世界陰霾的污染,在近乎荒野的環境里,生活在一群純真樸實、勤勞能干并且溫良恭儉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小團體中,哪怕面對最卑微的人也沒有一絲優越之感,他就在這種狀態下度過了自己人生的前三十年,不知不覺之中,他的內心中也孕育出了所有君王當具備的美德。(37)Christoph M. Wieland, Der goldne Spiegel oder die K?nige von Scheschian, Bd. 3, Johann Georg Fleischhauer, 1774, S. 143-144; S. 141-142; S. 141; S. 142-143.
從這段描寫中可以看到,維蘭德在引用中國上古明君故事的同時,也受到了同時代啟蒙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名著《愛彌兒:或論教育》(émileouDel’éducation)的影響,因而將“重返自然”——讓孩童在天性指引下順性發展為善良的人——視為培養未來明君的途徑。而身為魏瑪小公爵導師的維蘭德本身也是一位教育家,堅信教育對于構建一個良好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他才不厭其煩,用“自然之子”以及舜的故事彌補了“中國孤兒”故事中缺乏對孤兒成長描寫的缺憾,實現了中國故事與歐洲成長小說的融合,也實現了中西方政治文化的交融。
1774年,德國哥廷根還有一位筆名為弗里德里希的大學生根據《趙氏孤兒》改編完成了《中國人或命運的公正》(DerChineseroderdieGerechtigkeitdesSchicksals.Trag?die),全劇用六步抑揚格寫成,并加入了女性角色。作者在前言中寫道:“中國人是東方最為文明的一個民族,他們自古以來就有了戲劇……其大多都是悲劇,他們那豐富的歷史為此提供了大量素材。他們借此重新證明了一件事,即:良好的禮儀和美好的未來密不可分,總是相輔相成?！?38)Friedrichs, Vorrede“, Der Chineser oder die Gerechtigkeit des Schicksals. Trag?die, Victorinus Bo?iger, 1774, S. 1.顯然,作者曾閱讀過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從中了解了中國戲劇藝術的特點。除引用《趙氏孤兒》中的對白證明中國戲劇“不乏理性和真情實感”之外,他還借用《中華帝國全志》中收入的明代小說《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介紹了中國人對“天命不可違”“善惡有報”的理解。而杜赫德也曾在按語中贊揚中國小說“充滿訓誡,包涵非常適合用于教化品行的格言,并幾乎總是教導人踐行美德”(39)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III, P.G. Le Mercier, 1735, pp. 291-292.?！吨腥A帝國全志》中所選的中國故事大都帶有教人向善的道德訓誡色彩,并體現了儒家將“天”視為至高神靈、天命不可違的觀念(40)譚淵、張小燕:《禮儀之爭與〈中華帝國全志〉對中國文學與典籍的譯介》,《中國翻譯》,2021年第4期,第49-56頁。,這些因素都對《中國人或命運的公正》一劇產生了影響。
《中國人或命運的公正》對“中國孤兒”故事的情節進行了很大改動。劇中主人公坎布爾是奸臣韓同的養子,并與韓同之女莉莉發相愛。由于這兩層關系,他一度助紂為虐,陷害朝中大臣。尤其因為大臣蘭福要與他爭奪莉莉發,他便搶先誣告了蘭福,導致情敵被皇帝賜下“三班朝典”,被逼自盡。但坎布爾良心未泯,目睹蘭福之死后內心深感痛苦。而他所謂的生父蘇倫年事已高,在去世前告知坎布爾,他其實是趙氏家族遺孤,害死他全家的仇人正是韓同,當年全靠蘇倫用尚在襁褓中的親生兒子頂替坎布爾,坎布爾才免遭毒手。得知真相后,坎布爾找到韓同,假稱自己發現趙氏孤兒未死,當韓同解下匕首,要坎布爾去除掉孤兒時,坎布爾卻將利刃刺進了韓同的身體,為家人報了仇。但坎布爾此時既無顏面對莉莉發,也無法承受命運的重壓,于是逃出韓府。而莉莉發在得知父親是被未婚夫所殺后也無法承受打擊,最終用同一把匕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該劇特地選取“中國人”和“命運的公正”作為標題,改編者顯然十分欣賞中國文學作品中善惡有報、天網恢恢的觀念,因此著力描寫人物在命運面前的無力感,讓奸臣韓同被自己的屠刀所殺,在反復呼喊“命運啊!上天!”中死去(41)Friedrichs, Der Chineser oder die Gerechtigkeit des Schicksals. Trag?die, Victorinus Bo?iger, 1774, S. 99.,渲染了天理昭昭、善惡有報的主題。但在人物刻畫方面,作者進行了完全歐洲化的改寫?？膊紶柌粩喟@自己的命運,在感情與復仇之間猶豫徘徊,這些都使人不由聯想到名劇《哈姆雷特》中優柔寡斷的主人公,而莉莉發也與哈姆雷特的戀人奧菲利亞相似,從對婚禮的憧憬一下跌入父親被戀人所殺的痛苦,最后自殺身亡?？傮w來看,劇中大段慷慨激昂的獨白具有典型的歐洲舞臺劇的特點,給人以希臘式命運悲劇之感,但同時弱化了“中國孤兒”故事對“忠義”的推崇,削弱了故事的精神感召力。
四、 結語:僑易之旅中的“變”與“?！?/h2>
作為第一部傳播到西方的中國戲劇作品,元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在18世紀歐洲文學界中激起的“中國故事”改編熱潮至今都是一座難以逾越的豐碑(42)還有學者推測,歌德的未竟之作《埃爾佩諾》(Elpenor)也受到了《趙氏孤兒》的影響,這一說法來自德國著名歌德研究者彼得曼(Woldemar Freiherr von Biedermann),20世紀30年代經陳銓在《中德文學研究》中介紹而在中國廣為人知,但這種說法目前基本上已被中德比較文學研究界否定。參見衛茂平:《歌德〈埃爾佩諾〉是〈趙氏孤兒〉的改編本嗎?》,《中國比較文學》,1988年第1期,第97-99頁。,其成功原因發人深思。
第一,“中國孤兒”故事中凝聚了中華傳統美德,本身具有強大感召力,而戲劇則是極佳的傳播載體。有研究者指出,戲劇的形式使得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在《趙氏孤兒》中“得到生動體現”,甚至“比教條式的儒家經典更通俗明白和富有感染力”(43)張國剛、吳莉葦:《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5頁。,這也是《趙氏孤兒》引起耶穌會士和伏爾泰關注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改編者所注入的時代精神與地域特色功不可沒。分析“中國孤兒”的僑易之旅不難發現,“變”與“?！痹诖顺尸F出辯證統一的關系:雖然各國改編“中國孤兒”故事的側重各不相同,但其“舍子救孤”的母題一直恒定不變,其中蘊含的正義、忠貞、自我犧牲等核心價值在文本傳播中也始終葆有強大的感召力;同時,“中國孤兒”故事在僑易之旅中也隨著文化環境和政治語境的變遷發生了“精神質變”(44)葉雋:《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99頁;第18頁;第20頁。,無論是法國思想家融入的啟蒙思想、英格蘭作家植入的政治諷刺,還是愛爾蘭劇作家注入的反抗精神、維也納宮廷詩人加入的博愛觀念,抑或是德國文學家寄托的君主教育理念、青年學生對天命難違的渲染,都為“中國故事”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其在異國他鄉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礎。
第三,“中國孤兒”故事“通過異質性文化的啟迪”(45)葉雋:《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99頁;第18頁;第20頁。拓展出了廣闊的改編創作空間和全新的思想維度,在“通過精神漫游不斷獲得異文化的補給”(46)葉雋:《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99頁;第18頁;第20頁。的僑易過程中,中國故事中所蘊含的潛能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挖掘,如伏爾泰作品中對儒家道德的呈現甚至較原著更為豐富。因此,《趙氏孤兒》不僅向18世紀歐洲人揭開了中國戲劇的面紗,而且激發了啟蒙運動時期西方知識分子對儒家思想和中國文學的興趣,促進了中國文化和價值觀念在世界上的傳播,同時也為世界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貢獻。
作為中學西傳歷史上的經典案例,“中國孤兒”故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從精神層面來看,“中國故事”除具有文學性外,還積聚了豐富的道德倫理和政治歷史意涵,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觀念和精神氣質。而西方文學所改編的“中國故事”盡管受到同時代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折射出西方在他者視角下對中國文化的不同理解,但它們傳播了中國價值觀,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徑,也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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