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參與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環境探究

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摘 要：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呈高速發展趨勢，數字經濟發展對網絡刑事司法帶來新問題和新挑戰，檢察機關面臨理念尚未完全轉變、“四大檢察”尚未有效融合、協同治理體系尚未完善等問題，在參與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環境過程中，需要轉變司法理念，全員樹立大數據思維，構建數字法治環境的檢察服務體系、加強數字法治環境的技術治理機制建設、完善數字環境協同治理機制建設。

關鍵詞：網絡犯罪 數字經濟 法治環境 協同治理 技術治理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吨袊ヂ摼W發展報告2022》發布，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占GDP比重39.8%。高速發展的數字經濟給社會的各行各業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挑戰，對檢察機關的司法工作也提出了新課題。一方面，數字經濟對傳統法律觀念形成挑戰。傳統刑罰以法益為保護對象，如財產權、人身權、社會秩序等都是法律明確保護的對象。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重要的資產。數據兼具財產、秩序、公共利益等多種屬性，在數據具備多重屬性時，如何適用罪名就會產生爭議。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對傳統司法辦案形成挑戰。傳統刑法以刑事檢察為主，通過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來實現法益保護的功能。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收集行為具有無差別覆蓋性，已經從單個人員的信息搜集變成了對公共權益的一種隱性侵犯。侵害對象的復雜性、證據審查的多樣性亟需改變傳統的司法辦案模式，強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的協同發力。

一、檢察機關參與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環境的基層實踐

在服務數字經濟、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環境具體舉措方面，國家級層面在企業合規、大數據監督等方面的努力已經初顯成效，部分檢察機關切實發揮了作用，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等地走在了參與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環境的前沿。以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人民檢察院為例，聚焦該區打造“數字化發展第一區”目標，縱深推進“數字經濟·檢察賦能”品牌建設，以能動履職助力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參與營造良好的數字經濟法治環境而不懈努力。

（一）建立專業團隊，實現檢察機關辦案一體化模式

針對網絡犯罪的集團化、證據的數據化，形成辦案合力、執法與技術要素緊密融合。建立一體化網絡犯罪辦案機制，強調部門聯動。聚焦專業化人才建設，從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技術部門抽調7名業務骨干，組建“數蘊匠心”專業化辦案團隊，共同承擔數字經濟案件辦理、檢察研究、機制創新等工作。在系統梳理相關案件的基礎上，研究制定《涉數字經濟案件工作流程指引》，對線索收集、案件受理、調查取證、案件辦理等各個環節進行詳盡規定，為辦好涉數字經濟案件提供規范化、全流程指導，建立“四大檢察”一體化辦案模式。注重“外聯內?！?，組建專家智庫，為辦案團隊提供專業智力支持。

（二）梳理辦案要點制發偵查指引，探索建立涉數字經濟協同治理機制

針對涉虛擬貨幣犯罪高發的特點，向公安機關制發《涉虛擬貨幣案件偵查指引》，進一步強化偵訴配合，共同解決辦案難題，該項工作得到省市級領導的肯定。聯合公安分局、金融監管等部門建立《數字經濟領域辦案協作機制》，明確涉數字經濟的案件范圍、線索研判、偵查取證、法律適用、企業合規等事項，合力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發展協同治理環境。聯合網信辦、公安分局、市場監管等部門制定《關于加強互聯網個人信息安全監督管理協作辦法（試行）》針對個人信息保護難題，建立聯席會議、案件協作、聯合懲戒等機制，凝聚互聯網個人信息保護合力。

（三）拓展檢察職能，共同構建完善的數字經濟法治環境

結合新出臺的《蘇州市數據條例》，研究制定《企業數據司法保護工作細則》，強化企業數據安全管理。在數字經濟標桿企業建立檢察聯系點。依托工業互聯網助力企業合規，幫助企業實現“智改數轉”。針對售樓處人臉識別亂象，開展相應公益案件辦理，典型案事例入選省院人大報告。發揮公益訴訟職能，對全市公共場所視頻監控開展摸排，參與市人大常委會立法論證，提出完善立法建議。積極護航智能車聯網產業發展，圍繞行業痛點和司法需求，推動省人大代表在兩會提出立法建議，為產業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推進溯源治理，發揮“檢察預診”機制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科學研判涉數字經濟案件發案規律及特點，對產業創新中的法律政策風險提出針對性建議，編發涉加密貨幣犯罪、新型職業培訓等多篇決策參考信息。

（四）通過大數據應用促自身監督能力提升，檢察一體化職能初顯成效

依托檢察業務應用系統提升監督質效，自主研發數智監管系統，通過數字化手段對檢察業務數據進行分析比對，提升數據質量，強化內部監督。注重將區塊鏈技術引入檢察工作，利用政府平臺創新研發“監管鏈”平臺，對社區矯正、取保候審、不起訴非刑罰處罰等工作實行“云端監督”“一鏈通管”，有效破解疫情期間羈押監管難題。借助蘇州市檢察院大數據法律監督平臺，研發網絡詐騙刑民評價競合民事類案監督模型，設置規則路徑和模型運用場景，相關典型案例被江蘇省檢察院推送至最高檢，入選蘇州市檢察院第一批大數據法律監督辦案指引。

二、檢察機關參與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環境存在的不足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1］檢察機關作為數字經濟法治環境的服務者、保障者，要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將檢察力量融入數字經濟的法治環境建設中。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在參與營造數字經濟的法治環境中尚有一些不足。

（一）司法理念尚未完全轉變

信息網絡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對刑事司法部門自身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基層司法機關的司法理念還沒有完全適應，仍將網絡犯罪、信息犯罪作為普通的刑事案件來進行處理，無論是對罪名的適用，還是案件事實的認定，甚至包括前期的偵查行為，均沒有脫離傳統辦案模式的窠臼，辦理數字經濟案件被動式、碎片化情況較多，從服務數字經濟發展、推動營造法治化數字經濟環境出發辦案的司法理念還不夠明確。

（二）“四大檢察”尚未有效融合

隨著技術的發展，信息、數據承載內容越來越多，與民眾的生活關聯度越來越緊密，以往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數據信息已經成為了影響我們生活的重要方面，并由此會產生對其他權利的影響。例如面部識別信息案件中，產生對財產權的侵犯。從個人電話、快遞信息中產生的對個人隱私權的侵犯，更勿論大數據信息搜集產生的殺熟行為等。檢察機關往往將此類案件僅按照刑事案件辦理，同一案件有時可能會涉及刑民交叉情形、矛盾實質性化解，有的案件會涉及眾多消費者，需要提起公益訴訟等，民事、行政、公益訴訟這三大監督職能銜接不暢，融合度不夠，各自作用發揮不夠。

（三）協同治理體系有待完善

數字經濟法治環境是個復雜系統范疇，涉及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方面，涉及多個法律關系和多個法律部門，目前數字經濟網絡犯罪協同治理體系尚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如越來越多的犯罪是在境外發生，跨國間的刑事打擊聯合行動難度很大，使得這類犯罪無法或者不易被懲處。以電信詐騙為例，鏈條性、跨地域性、涉眾性特點突出，追贓挽回涉及公安、銀行等多個部門，追贓挽損難度很大，往往案子破了，但沒有追回受害人損失。

三、檢察機關參與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環境的優化建設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3］。雖然檢察機關參與營造數字經濟法治環境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效，但依法能動履職服務經濟發展在法治軌道上運行［4］，頂層設計加強的同時各級檢察機關的履職優化建設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一）轉變司法理念，全員樹立大數據思維

要順應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就要將數據思維貫穿于服務數字經濟全過程，各層級檢察機關及時轉變傳統的案件辦理理念，增強運用大數據服務數字經濟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審慎辦理涉科技創新案件。一方面，要通過培訓、組成專業化辦案隊伍等形式培育、提升檢察人員分析數據、駕馭數據、運用數據的能力，使數字監督思維成為習慣自覺。另一方面，要用好用足現有信息平臺，增強發現線索的能力，善于從個案中挖掘類案監督線索，運用數據分析推動類案辦理，能動做好辦案的“后半篇文章”。

（二）構建數字經濟法治環境的檢察服務體系

1.全面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首先，當嚴則嚴，加強數字經濟領域刑事犯罪案件辦理，保障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要強化檢察擔當，對于利用網絡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及嚴重暴力、涉黑涉惡等重罪案件，必須嚴懲，該捕則捕，依法追訴。對于運用數字科技和信息網絡等破壞網絡秩序的新類型犯罪，要繼續保持高壓打擊態勢，保障網絡空間和諧清朗。其次，當寬則寬，保障數字經濟發展活力?！澳軇訖z察既包括能動的犯罪化，也包括能動的非犯罪化?！保?］審慎啟動司法程序、作出檢察決定、采取司法措施，審慎監督數字產業新興業態，審慎辦理數字經濟人才涉罪案件，為數字經濟發展留出空間。積極推動涉數字經濟不起訴案件非刑罰處罰的規范化，探索將企業合規作為從輕處罰的附加條件。

2.全力推動市域治理現代化。檢察機關要聚集新興業態和未來產業發展，發揮好決策參謀作用，往前想，抓源頭，去未病，做好檢察服務社會治理的“全篇文章”。依托典型案例分析研判，全面透視數字經濟糾紛中存在的問題，積極向有關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檢察情況反映，幫助查堵漏洞，防范風險，實現訴源治理。落實好普法責任制，深入開發區、產業園等數字經濟企業集聚地，開展法治宣傳、預防咨詢，幫助促進企業增強規范發展意識，承擔社會責任，回應社會對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關切。要立足數字經濟領域司法辦案實踐和調查研究成果，巧借代表委員力量，積極推動促進數字經濟地方立法，為數字經濟提供法律指引和法治保障。

（三）加強數字經濟法治環境技術治理機制建設

1.充分發揮檢察內部上下一體優勢。在優化數字經濟法治環境方面，檢察機關應通過整合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等“四大檢察”，推動形成上下一體、橫向聯動的技術協作工作格局。加強一體化辦案系統數據在檢察法律監督中的運用，建立完善檢察大數據中心，用好內部數據資源，做好內部數據挖掘應用，推動現有數據充分開發、運用，進而發現監督線索、辦案規律。

2.優化對外信息數據共享共通。檢察機關要消除數字經濟領域監管盲區，主動承擔數據協同責任，加強與行政、公安、審判機關等部門的聯系，建立健全執法司法領域跨部門信息共享機制，打通內、外部數據壁壘，實現刑事立案、行政執法、不起訴、刑事、民事裁判數據等執法司法信息的深度共享、雙向移送，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海量數據的整合、比對、碰撞，發現可能涉及法律監督線索和社會治理漏洞。

3.強化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實效。要深入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通過精準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來服務保障數字經濟發展。因此，需要強化大數據在法律監督中的作用，運用大數據破解辦案難題、挖掘案件線索、證明案件事實。在各類案件辦理中，深入實踐“個案辦理-類案監督-系統治理”的數字檢察之路，引導辦案人員注重運用大數據將監督觸角延伸至刑事案件辦理前端，借助技術手段發現類案中的共性問題。發現個案監督線索后，針對業務應用場景設定相關監督規則打造檢察監督模型，從而實現類案監督，形成檢察業務和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的“場景式監督”。

（四）完善數字經濟法治環境協同治理機制建設

1.健全完善多主體協同治理模式。首先，要爭取立法機關支持。推動立法機關出臺相關文件，在互聯網侵害公益、個人信息保護等互聯網公益訴訟領域提供制度保障。其次，要加強與公安、法院等司法機關的協作。通過成立聯合辦公室、建立聯絡員制度、簽署協作意見、召開聯席會等方式，完善線索挖掘、信息共享、證據移交、案件協調等協作機制，激發法律共同體的協同力。最后，要加強與市場監管、政府科技信息等數字產業相關部門的工作聯系，通過建立健全聯席會議、定期通報、共同調研等常態化工作機制，準確了解把握司法需求，在職責范圍內積極主動地為數字產業發展排憂解難。

2.有效借助“外腦”智力支持。數字經濟領域案件專業化程度高，面對新型疑難復雜案件，“最為有效的手段就是在辦理疑難復雜案件時，適當借助外腦，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輔助辦案”［6］，提升案件辦理質效。要深化與高校、科研機構、行業專家的溝通合作，充分利用檢校、檢企合作機制，探索組織技術辦案人員去相關企業、院校參加培訓，以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提升司法護航的精準性、有效性。大膽探索組織專家證人、專家咨詢、技術鑒定等參與案件辦理和出庭作證，為辦案提供智力支持和幫助。

3.加強數字經濟國際刑事法治合作。隨著數字經濟法治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國家、區域之間的跨境數據流動監管已成燎原之勢。但是嚴重跨國犯罪特別是網絡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全球公害，跨境抓捕犯罪嫌疑人、追贓挽損、調查取證都需要國際上的通力協作。面對數字經濟領域犯罪，檢察機關應積極參與國際犯罪治理和國際司法協作，加強信息溝通和交流培訓，探索形成犯罪信息情報共享和分析預警機制，推動形成預防打擊電信詐騙、網絡洗錢等領域長效合作機制。